——托尔斯泰
（一）
托尔斯泰对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渴望为自己找到一种可以摆脱精神危机的信仰。这种痛苦的求索过程后来在他1882年问世的《忏悔录》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5年之前，我开始遇到一些非常奇特的情形：起初，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我似乎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活着，该做些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已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
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而且来时总是以同样的形态。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表现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生命已经让我厌烦，某些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不能说我想自杀，诱使我摆脱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强大、更充沛，也更带有一般性。这种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罢了。我竭尽全力要抛弃生命，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为了避免贸然实现这种想法，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巧妙的方法来对付自己。
……
慢慢地，托尔斯泰心头的迷雾开始散去。
……我一直以为，有钱、有学问、有闲的小圈子里的人就是人类的全体，我自己就属于这个小圈子，而千百万生活过的、正在生活着的别人却有些像牛马——并不是真正的人……很久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并且发问：“在千百万生活过的、正在生活着的平常人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得到过什么意义呢？”
我本能地感觉到，如果我还要活，还要了解生命的意义，我一定不能在这些已经失去生命意义的、正在盘算自杀的人们中间去寻找，我必须在过去和现在的成百上千人群中去寻找。他们了解生命的意义，他们担负他们自己生活的重担，甚至还担负着我们生活的重担。
托尔斯泰逐渐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信仰、宗教信仰。
我发现了成千百万的人类早就有过，现在也有着一种对生命的意义的知识，那种知识就是他们的信仰。
……然而，信仰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可理喻，但我又不能不承认，只有信仰给人类答复了生命的问题。而使得人们生活下去成为可能，也是因为有信仰。
……信仰是生活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活着，他就是有信仰的。如果他看不到、认不清有限事物的虚幻，他就信仰有限；如果他看到了有限事物的虚幻，他必然要信仰无限了。没有了信仰，他就不能活。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在70年代末，托尔斯泰对宗教问题异常关注。他定期到教堂做礼拜，严格进行斋戒，甚至当医生因为他的健康问题而劝他放弃斋戒时，他都要跑到修道院去征求意见。直到从有名的修道士列奥里德那里获得允许后，才放弃斋戒。
1879年下半年，为了对宗教信仰有更深的了解，托尔斯泰接连走访了俄罗斯的几个着名修道院。6月，他去了基辅，那里有着名的基辅山洞修道院，是俄罗斯的主要圣地之一。
9月，托尔斯泰去了莫斯科，会见了莫斯科宗教界的首领人物阿列克谢大主教和马卡里主教。10月，他又走访了谢尔盖三一大教堂，与教堂主持列昂尼德进行了交谈。12月，他又与图拉的尼坎德尔大主教会面。
然而，这一系列访问和交谈却令托尔斯泰深感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
尽管我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当做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些其他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
……我清楚地感到，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像我一样，除了能活着便是活着，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不放过，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义。……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只是生活中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安慰。……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途。
由此，托尔斯泰对东正教以及东正教教会的信念动摇了。1879年10月，他第一次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从3世纪末以及更早的时期开始，教会就是一连串的谎言、残忍和欺骗。”
在同年的11月和12月间，他还写了《教会与宗教》、《基督教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两篇文章，强调了官方教会与福音教义的南辕北辙。也是在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决定整理自己的思想，着手写作《忏悔录》和《教诲神学批判》。
（二）
1880年春，屠格涅夫回到俄国参加纪念普希金诞辰80周年的庆典活动。受主持此次活动的委员会委托，屠格涅夫专程前往波良纳庄园，邀请托尔斯泰一起参加这次文坛盛会和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
与以往几次一样，屠格涅夫受到了托尔斯泰一家的热烈欢迎，但他的使命却未能完成，托尔斯泰断然拒绝了邀请。拒绝的理由，不仅在于托尔斯泰向来对这种充满做作的热心的纪念活动缺乏兴趣，还在于这时他对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国文学开始有了新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托尔斯泰觉得这件事与他正在进行的生命意义的研究和探索比起来显然不是重要的。
托尔斯泰的此举令屠格涅夫和俄罗斯整个文学家都感到震惊。格里格洛维奇更是干脆扬言：
“托尔斯泰几乎疯了，也许已经完全疯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再次到波良纳庄园去劝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劝阻了他，说托尔斯泰现在只关心宗教问题，对任何谈话都不感兴趣。所以，拜访他可以，但动员他参加典礼，那就想都不要想了。
1881年6月，托尔斯泰第二次前往奥普京修道院，随行的是他的仆人阿尔布佐夫。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托尔斯泰身穿布衣，脚蹬树皮鞋，肩背布行囊，完全一副农民的打扮。这一次，他追求的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在与那些“贫穷、朴实、没有学问但又有信仰”的农民广泛接触中，接近他们的朴素生活，了解他们那些有益的见解，目的是最终与那个纯真的境界即上帝的世界融为一体。
一路上，托尔斯泰饱经辛苦，但对这次出行却毫不后悔。他认为，这是一次对于确立生活观点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旅行。
然而，到达修道院后，接待他们的修士见他们的样子不像有钱人，便没有让他们进较好的食堂，而是把他们送到最破烂的流浪者吃饭的屋子里。吃完饭后，他们到三等客栈去住宿，负责接待住宿的修士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就不给他们房间，而要将他们送到又脏又破的普通客栈去过夜。
第二天，托尔斯泰参观修道院的书店，想看看那里有什么精神食粮供给人民。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她向书店的修士要一本福音书送给她的儿子，但书店修士却说，对于他们那样的人，福音书是不合适的，于是就找了一本描写修道院和圣者行迹的书给她。
托尔斯泰实在看不过去，就自己花一个半卢布买了一本福音书送给老妇人。这令书店修士很惊讶，因为一个穿得像贫民的人居然出手如此大方。他马上派人将此事告诉修道院院长，院长派一名修士前来询问。恰好这名修士来自亚斯纳亚·波良纳，因此立刻认出了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只好换了衣服，去见阿姆夫罗西长老。两个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谈，但并不愉快。
托尔斯泰在奥普京修道院并未久留，他对长老们深感失望，然而对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却越来越赞赏和钦佩，普通人民的智慧和善良更令他赞叹不已。从这次以后，托尔斯泰同东正教离得更远了。
从奥普京修道院回来后，托尔斯泰又于同年7月到萨马拉草原去进行马奶酒治疗。在萨马拉草原，每天一大早，托尔斯泰就起床，然后骑马外出，找老年人聊天，或者愉快地打水鸭子。
不论是路途的艰辛，还是行旅中的困难，抑或年龄，都没能让托尔斯泰停下脚步。索尼娅说他“像个疯子一样寻找着风暴”，托尔斯泰对这句话表示赞同。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宗教道德观念上发生了变化，这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和，导致他与妻子之间关系日渐紧张，并且让他在精神上感到更加孤独。
（三）
1881年秋，托尔斯泰一家迁居到莫斯科，这是孩子们小时候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长子谢尔盖已满18岁，想报考莫斯科大学；长女塔基亚娜17岁，爱好绘画，想进莫斯科美术雕塑学院深造；二儿子伊利亚和三儿子列夫也该上中学了。而夫人索尼娅早已在乡下呆够了，非常渴望城市生活。
托尔斯泰虽然不愿住在大城市里，但拗不过一家人的要求，只好在莫斯科租了一套住宅，于当年9月全家搬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刚刚住了一个月，托尔斯泰就感到十分痛苦。10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臭味、瓦砾、奢侈、贫穷、腐化，掠夺民众的恶棍集合在一起，他们招募士兵，雇用法官，以保护他们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生活。人民再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利用这些人的欲壑，把被夺走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农民对这种事最机灵，他们把妻子留在乡下，而他们就给我们的地板打蜡，在澡堂里给我们搓背，还要充当马车夫。
一个月过去了，我生平最痛苦的一个月。迁居莫斯科，大家都忙着布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过日子呢？这一切的安排都不是为了过日子，而是为了排场。真是不幸。这不是生活。
为了摆脱苦闷，托尔斯泰乘船渡过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远离城市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求得休息。当他在树林中遇到做活的农人，就愉快地与他们一起锯木头、劈柴，长时间地交谈。
托尔斯泰还从莫斯科前往特维尔省去会见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农民修塔耶夫。这位农民同托尔斯泰一样，否定一切暴力，不承认私有制，否认官方的教会和宗教仪式，宣扬兄弟情谊与博爱，还认为基督公社是实现“按上帝方式生活”的理想形式。他说：
“田地不该分，森林不该分，房屋不该分，这样，房屋就不必上锁，警卫就可以撤消，贸易无需存在，法官无用，战争也不会发生。大家同心同德，不分你我，一切都属于公社。”
托尔斯泰在拜访了修塔耶夫之后，修塔耶夫又到莫斯科拜访了托尔斯泰。在城市里，修塔耶夫的举止淳朴而又得体，同任何人交往都落落大方。当他讲话时，人们觉得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有充分根据的，要动摇他的信念是不可能的。
托尔斯泰说，他同修塔耶夫是不同的两个人，但却悟出了同一种信仰。修塔耶夫的宗教热情对深感孤独的托尔斯泰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
修塔耶夫的儿子因为拒绝宣誓，不去服兵役，被遣送到施吕瑟尔堡感化营。而修塔耶夫在托尔斯泰家中逗留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宪兵们来到托尔斯泰家，要求托尔斯泰解释修塔耶夫的信仰和来莫斯科的目的。托尔斯泰认为自己完全没必要向宪兵解释，并指了指门，请他们离开。
不久后，修塔耶夫就离开了莫斯科，这让托尔斯泰既难过又气愤。
1881年10月31日，托尔斯泰的小儿子阿列克谢诞生了，但这并没有让托尔斯泰爱上在莫斯科的生活。他对上流社会的交际没有兴趣，希望了解城市中贫民的生活。
1881年12月，托尔斯泰顶着凛冽的寒风，访问了莫斯科穷人聚居的希特罗夫市场，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了病弱憔悴的城市贫民，以及他们夜间栖身的廉价夜店。那里的情形让托尔斯泰感到惊讶和愤慨。
市场的周围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缺衣少食、甚至随时可能倒毙街头的流浪汉、乞丐、妓女、失业者和农民。托尔斯泰与他们攀谈起来，了解到这些贫民中不少都是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在农村呆不下去了，就只好流落到城市里打工糊口。可工作没了，就得挨饿、乞讨，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托尔斯泰充满同情地从附近的小贩那里要来几杯热糖水，并掏出自己随身带的零用钱准备给他们。没想到周围的穷人蜂拥而上，“他们的脸一张比一张更可怜、更疲惫、更屈辱”。这一切让托尔斯泰感到不寒而栗。
（四）
回到家后，托尔斯泰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走进铺着布地毯的大厅，脱下他的皮大衣。这时，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有五道菜的晚餐，两个身穿号衣、打着白领结、带着白手套的仆人在一旁服侍着。这道晚餐让托尔斯泰难以下咽，他想到了那些没饭吃、没屋子栖身的穷苦人。在莫斯科，生活着成千上万那样的穷人，而自己却饱食着牛排和鲟鱼，用布匹和地毯覆盖着马匹和地板。“这是一种罪恶——不管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会怎样说它们是必须的——是一种不只犯一次，而且在不停地犯着的罪恶”。
这天晚上，托尔斯泰将自己在希特罗夫市场的见闻说给一位来访的朋友听，不料朋友却不以为然。他说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而且也必须这样，这是文明国家里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
托尔斯泰被朋友的观点激怒了，开始反驳朋友。他讲得那么激动，甚至热泪盈眶，以至于索尼娅从隔壁跑过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托尔斯泰站在那里，冲着他的朋友挥动着隔壁，大声喊道：
“一个人不能够那样生活，不能！”
托尔斯泰开始对自己占有的财产感到痛苦，并开始产生摆脱财产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
“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这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为了做一个罪过比较轻的人。”
此后，他开始广泛地向四周散发钱财。托尔斯泰的这一行为令索尼娅感到十分震惊。她后来回忆说：
“列夫新近的心情，还表现在他突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开始散发出许多钱财，对一切人都有求必应。我也试图劝阻他，对这种施舍也应该有个节制，应该知道你把钱都给了什么人，你为什么要给他。但是，他总是用福音书里名言回答我：‘有求你的，就给他。’。”
索尼娅当然不了解，托尔斯泰这样做是为了解脱自己身上的罪恶，解除私自占有财产的罪恶。自从他经历了心灵和精神的风暴之后，对自己进行自我改造以来，现在是到了他接受、并要去奉行那些确定了的观点的时候，私有财产就成为他不能忍受的了。
托尔斯泰还想进一步了解贫民生活，于是在1882年初，托尔斯泰主动要求参加莫斯科的人口调查。他将此次人口调查看成是一次可以开始慈善救济的大好机会。
托尔斯泰被分配到斯摩棱斯克市场区的普罗多奇胡同，这里是“最可怕的贫困和堕落的巢穴”——勒扎诺夫大杂院。这是按照房产商人勒扎诺夫的姓氏来称呼的。
莫斯科人口普查为期三天，托尔斯泰在《论莫斯科人口普查》一文中说，普查的目的是学术性的，人口普查应该揭示改善人们生活的规律和结论。他认为，“数字和结论将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能看到成千上万无衣无食的人是怎样生活，有多少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濒于死亡。
参加人口普查后，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更加痛恨，对一切被压迫和被奴役者的同情也更加强烈。城市生活令人窒息的气氛让他喘不过气，难以忍受，他渴望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
1882年2月，托尔斯泰独自一人回亚斯纳亚·波良纳去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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