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
（一）
在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后，托尔斯泰的心情也无法平静下来。他强烈地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认为“我们这些不但富有而且享有特权的所谓有教养的富人，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我们要猛醒回头”；“一个人如果真的不喜欢奴隶制，也不想奴役别人，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通过为政府效劳的方式，不通过占有土地的手段，也不利用金钱的手段享受别人的劳动”。
1882年2月，托尔斯泰曾返回莫斯科小住，但几天后就又返回了波良纳。托尔斯泰的这种近乎狂热的精神追求给他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索尼娅希望丈夫对宗教问题的热情能冷却下来，重新做一个关心孩子的父亲、体贴妻子的丈夫和撰写传世巨作的作家；而托尔斯泰则希望索尼娅同情并认同自己的信念，理解自己的追求。但是，他们却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
由于妻子的一再要求，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城里又买下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位于城市的西南角，距离莫斯科河不远的织匠巷。在经过一番装修整理后，10月，一家人迁入了新居。
很快，这所房子里也像亚斯纳亚·波良纳一样，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在以后的岁月里，许多来自国内外的人士都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拜访他们景仰的作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画家列宾就是这里的常客。
托尔斯泰与列宾于1880年秋天相识，从此两人便建立起终身不渝的友谊。他们常常一起交谈，列宾后来回忆说，托尔斯泰的“谈话充满热情，极其激烈，让我感到不安，脑子里常常萦绕着他那对陈腐生活的尖刻评论”。
1882年4月，托尔斯泰从格里格洛维奇那里得知屠格涅夫患病的消息，感到非常不安。由于想和屠格涅夫会面，托尔斯泰甚至筹划动身前往巴黎。
然而遗憾的是，屠格涅夫的病情不断恶化，终于不治。1883年6月底，在病危期间，屠格涅夫勉强支撑着，亲手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尊敬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因为我，照直说吧，已经卧床不起，快进坟墓了。我不可能痊愈，无需指望了。我现在写这封信，是特别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能够做您的同时代人，同时也是为了向您陈述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要知道，您的文学才华是上天赋予您的。啊，要是我能知道，我的请求对您起了作用，我将会多么幸福！
……我的朋友，俄国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接受我的请求吧。如果您收到这封信，请让我知道，并请允许我再次紧紧地拥抱您、您的妻子、您家中所有的人。我不能再写了，很疲惫。
这是屠格涅夫的最后一封信。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与世长辞。他要求将自己葬在彼得堡别林斯基的身旁，人们照作家的要求办了。
噩耗传来，托尔斯泰的心情极其沉重。那些天，他总是念叨屠格涅夫，还四处打听屠格涅夫患病和逝世前的详情。
不久，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学会筹备举行屠格涅夫纪念会，并邀请托尔斯泰参加。这次，托尔斯泰欣然答应，并准备在会上作公开的演讲。
消息传出后，整个莫斯科都为之轰动。然而，政府当局十分担心托尔斯泰会在演讲上发表过激的自由思想言论，因此，莫斯科总督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要求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学会主席尤里耶夫用“体面的理由”宣布该会筹备的屠格涅夫纪念会“无限期延迟”。
（二）
沙皇政府和东正教教会对托尔斯泰的言行感到害怕和不满。1882年9月中旬，当局传令各地，密切注视托尔斯泰与分裂教派关系上的“有害活动”；9月底，莫斯科警察局开始派特务秘密监视托尔斯泰。
这年的12月和1883年的9月，托尔斯泰又分别拒绝担任克拉皮文县贵族长和法庭陪审员职务，更加引起当局，包括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本人的愤怒，认为“政府应该给予无条件谴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类似的、非善意的现象发生”。
1883年夏，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脱稿，9月底付印。但他照例又重新改写了一遍，直到1884年1月底才最后定稿。
然而，这篇文章也遭到同1882年问世的《忏悔录》一样的命运：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印行。最终，文章是以胶印和油印本的形式传播出去的。
在《我的信仰是什么》中，托尔斯泰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正教，明确承认耶稣的不以暴力抗恶是他的指导原则。在这篇文章里，他写道：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有一段话：“你们曾听见有这样的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这段话是我为人处事的圭臬。我茅塞顿开，领会了这段话的涵义。耶稣基督的话说得直截了当。刹那间，并非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挡住真理的翳障统统消失，真理的全部涵义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面前。
1883年秋，托尔斯泰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切尔特科夫。切尔特科夫出身于一个富有而自由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的娘家与十二月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母亲的叔父车尔尼雪夫曾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的姑母嫁给了着名的十二月党人穆拉维约夫——他曾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她的妹妹嫁给了一位有钱的地主帕什科夫。1874年，帕什科夫放弃上流社会的生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帕什科夫派”的教派。
所以，切尔特科夫在母亲及其家人的影响之下，具有越出专制主义和东正教框框的观点。1881年，他不顾父亲反对退了伍，并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托尔斯泰的观点跟他相近后，前来拜访托尔斯泰。两人很快就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后来，切尔特科夫成为托尔斯泰着作的编辑和出版者。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着作虽屡遭查禁，但还是得到了广泛流传。这一点，与切尔特科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托尔斯泰逝世后，切尔特科夫成为出版托尔斯泰全集的主要委托人。托尔斯泰的90卷版本纪念全集大部分都是经切尔特科夫编辑出版的。
到了1884年时，托尔斯泰仍然全神贯注地研究这些，但此时他已经不再花太多的精力研究西欧哲学了，而是开始研究东方民族的哲学。他津津有味地阅读中国思想家孔子的着作，研究中国的各种谚语，并进行摘录，尤其是摘录与他的思想和观点相近的谚语。
但是，先哲们的伟大真理并不能令托尔斯泰摆脱头脑中那些对人民的悲痛、贫困和苦难的各种思虑，而且这些先哲们也不能对那些折磨他的关于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给以解答。
因此，他又开始转向研究经济学着作，并对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论土地国有化》一书赞不绝口。
（三）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生活日趋平民化，他尽量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并更多地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为了替自己一生所过的贵族生活赎罪，从1884年起他不再吃肉，连烟酒也都戒掉了。家人对他的举动都非常不理解，他的关于改变家庭生活方式的谈话也常常遭到家人的反对和嘲笑。托尔斯泰与家人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1884年6月，托尔斯泰提议将萨马拉庄园农民还的债都就地分给农民，索尼娅坚决反对。6月17日傍晚，夫妻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当晚，托尔斯泰第一次离家出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托尔斯泰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的日记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拯救自己摆脱痛苦，拯救她摆脱她正全力以赴的灭亡……我不离家出走也是枉然。看来，此事尚未了结。”
作为托尔斯泰的妻子，索尼娅对丈夫的文学事业给予过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并且也一直深爱着他。同时，她也看到了世界观激变后的托尔斯泰的内心世界：
“他为人民所受到的不幸和不义而痛苦，为人民的贫困而痛苦，为桎梏于监牢中的人们而痛苦，为人民的愤恨、沮丧而痛苦——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地作用于他那敏感的心灵，让他的生命受到煎熬。”
但是，索尼娅从内心怀疑托尔斯泰提出的道德准则和实行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她表示，自己对这些准则持赞许态度，也许“500年后，人民会走上他指出的道路”，但现在，它们不可能“在生活中付诸实施”。
索尼娅的话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她仍然无法理解托尔斯泰的精神追求，不理解托尔斯泰的创作，乃至他的生命，与这种追求都是分不开的；而她自己也无力改变已形成的生活准则和生活道路，这就决定了她与托尔斯泰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矛盾和冲突，也成为托尔斯泰晚年家庭危机和悲剧的序曲。
在此时期，托尔斯泰还对农民出版物的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时在俄国，适合民众特别是农民阅读的通俗读物非常少。即使有一些，也多维粗俗低劣的小册子。于是在1884年秋，托尔斯泰与他的合作者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媒介出版社，旨在为民众发行一些廉价的书籍、图画等，将那些浅薄、粗俗的出版物从市场上排挤掉。
为了创作和出版大众读物，托尔斯泰研究了大量浅显易懂的读物和民间故事，还阅读了《俄罗斯民间传说集》，以及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荒凉山庄》和《奥列弗·特维斯特》。他建议切尔特科夫改写上述作品，然后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为了向平民百姓介绍世界伟大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想在媒介出版社出版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的所有名着，如伏尔泰、卢梭、斯威夫特、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
媒介出版社最早推出的是托尔斯泰创作和改编的民间故事，为此他也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艰辛，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事情”。
他先后写成了《两兄弟与黄金》、《人靠什么生活》、《蜡烛》、《放火容易熄火难》、《伊利亚斯》、《傻子伊万的故事》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表面上看，这些出版物与以往那些粗俗出版物相似，但内容却完全不同。
（四）
媒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内容通俗，价格低廉，很快就赢得了读者的青睐。后来，不少作家和青年学生都自愿加入到媒介出版社，进行对世界各国着名作家的作品的改写工作。
在前4年里，出版社就发行了1260万册图书。而且，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品种也不少，仅前10年就出版了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迪卡夫-谢德林、契诃夫、柯罗连科、迦尔洵、列斯科夫等作家的250多种作品。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占了44种之多。
在许多作品当中，托尔斯泰都描写了社会的黑暗、人民的不幸，也批判了老爷的贪婪和残暴，但在评判善恶的时候，又往往渗入他的宽恕、顺从以及不已暴力抗恶的观点。
在创作民间故事的同时，托尔斯泰还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在80年代的中后期，托尔斯泰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三部，分别是：188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1887-1889年创作的《克莱采奏鸣曲》和1889年创作的《恶魔》。
同时，在80年代中期托尔斯泰还陆续创作了几部杰出的戏剧作品，这也是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艺术成就。
其实早在托尔斯泰刚刚踏入文坛不久的五六十年代，他就写过《贵族家庭》、《一个感染了瘟疫的家庭》等几部多幕喜剧，但这些剧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尚欠成熟。因此，严格来说，作为剧作家的托尔斯泰应该从80年代中期算起。
晚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对戏剧产生兴趣绝非偶然。在经历了世界观的激变之后，他更加渴望通过直观、形象、平民易于接受的戏剧形式来更好地反映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所创作的戏剧被称为“人民戏剧”
1886年秋天，托尔斯泰完成了五幕悲剧《黑暗的势力》。这部剧本将俄国农村的黑暗面貌以戏剧的形式真实地反映出来。
1861年是农奴制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到80年代初期，农村宗法制瓦解加剧，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风尚开始猛烈袭击者俄罗斯的农村。
托尔斯泰就是从这一时期发生在图拉省西多罗卡佛村的一桩真实事件取材，使之成为《黑暗的势力》剧作的情节基础的。
在1880年的1月18日，图拉省西多罗卡佛村的农民克罗斯科夫在他的继女结婚那天，正准备动身去教堂时，突然良心发现，向村民忏悔自己的罪行：他曾同继女发生过不正当的关系，并生下一个孩子，而他却将这个孩子杀死了，埋在篱笆的下面。他还打算杀死自己6岁的女儿。图拉省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
托尔斯泰从法院检察官那里了解到整个案情。他认为，这件事十分重要，说明俄国社会的黑暗极有说服力。于是，他就以这个案件为基础，写成了剧本《黑暗的势力》。
（五）
《黑暗的势力》这部剧作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无论是人物塑造、戏剧冲突、场景安排，还是对话处理、气氛烘托，都可谓别具匠心。因此，这部戏剧在刚刚完成时，就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艺界传开了。亚历山大剧院着名的女演员萨文娜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他将首轮上演权让给该剧院。
然而在11月底，《黑暗的势力》送交书刊检查机关审查时，审查机关以剧本“淫秽而且没有文学性”为由不准付印。其实他们害怕的是：剧本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表现出人类作出的任何惩罚都是没有道理的；与上帝的惩罚相比，警察、监狱、苦役等都没有什么意义。
《黑暗的势力》不能获得出版，只能在朋友中间传着看，但凡是看过这部作品或听过朗诵的人，都对这个剧本赞不绝口。
消息传到沙皇的耳朵里，他也想读一读这个剧本，于是便差人去要剧本。1887年1月27日，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密友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家中，斯塔霍维奇为包括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几位公主和一些近臣在内的皇家人士朗诵了《黑暗的势力》。
事后，斯塔霍维奇回忆那天的情景说：
“第四幕给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可以看出，他抓住了在座全体听众的心。在朗诵休息时，人们众口一词地加以赞扬。五幕读完，全都默默无语。这时皇帝开口说：‘这可真是佳作！’这一句话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随后，周围便爆发出一片赞美之声。”
有了皇上的赞扬，亚历山大剧院立即准备上演这个剧本，并事先排练了17次。剧院还派人到亚斯纳亚·波良纳考察农民的生活环境。
同时，《黑暗的势力》还收入到托尔斯泰夫人编订的全集中，由媒介出版社出版初版印。出版印制了1.2万册，后来有加印2万册，最后又印了4万册，十分畅销。
就在亚历山大剧院准备上演这个戏剧时，主管宗教事务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给沙皇写信，请求皇上收回成命，禁止亚历山大剧院上演该剧，因为他认为这个剧本“否定理想、贬低道德情感、侮辱趣味，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文学里都没有见过”，而且“该剧于帝国各剧院上演之日，必将是我国舞台急剧堕落之时”。
沙皇虽然也喜欢这个剧本，但他不愿意为了托尔斯泰的一个剧本而得罪东正教最高会议总长，因此只好下令：
“鉴于该剧过分现实且其情节令人恐怖，不准上演该剧。”
剧本虽然在俄国禁演了，但在西欧，从1888年开始便风行于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并广受好评。在英国上演时，着名作家萧伯纳撰文对其予以高度赞扬，认为在所有剧作家中，只有托尔斯泰“才有一支摧毁一切的笔”。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直到1895年，《黑暗的势力》才被允许在俄国上演。这时，已经是尼古拉二世在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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