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

    （一）

    1889年初，在托尔斯泰身上出现了回归艺术创作的迹象。在这两年，他除了为农民兄弟写的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和《伊凡·伊里奇》以外，已经很久没有从事这项工作了。

    在这之前的两年中，托尔斯泰的生活更加平民化，甚至有人戏谑地称他为“农民伯爵”。他经常在烈日炎炎、晴空万里的天气里，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白色贴身衬衫和一条肥大的、几乎没有样子的家织亚麻布做的裤子，脚上穿一双笨重的小牛皮制的靴子，扛着农具到田间去劳动。

    对于这时的托尔斯泰来说，除了生活简朴之外，参加体力劳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必需。为此，他甚至占用了大量的创作时间。他认为，体力劳动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他已经将体力劳动，特别是“同农民一道劳动”视为平息自己良心的呼喊的必要手段了。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着他的宗教道德的探索。他先后写下了《我的信仰是什么》、《论生命》、《关于两性之间的关系》等长篇论文。但到了1889年初，他想重新创作的欲望才再一次迸发出来。

    托尔斯泰一直都在构思一部有关两性主题的作品，只是书名一直没有定下来。在1888年春天的夜晚，托尔斯泰在莫斯科住宅里来了几位客人，其中有画家列宾，有演员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有提琴家拉索多和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

    在聊天中，大家要求托尔斯泰的大儿子谢尔盖与提琴家拉索多一起演奏几支曲子。于是，这两个年轻人就怀着特殊的激情演奏了贝多芬献给克莱采的奏鸣曲。

    托尔斯泰对贝多芬的这首奏鸣曲特别欣赏，特别是对奏鸣曲的第一部分印象最为强烈。在场的人对托尔斯泰在欣赏过程中的专注感到惊讶。于是大家议论纷纷，说如果由托尔斯泰写一篇以克莱采奏鸣曲为题材的小说，由列宾作插图，让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演出，那将多么完美啊！

    可惜的是，这个想法当时并没有实现：因为不久，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就去世了。但在托尔斯泰的脑海中，酝酿已久的小说题目基本上就这样定了下来。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托尔斯泰一直在对《克莱采奏鸣曲》进行构思。

    1889年上半年，托尔斯泰开始提笔创作《克莱采奏鸣曲》。3月14日，他在给乌鲁索夫的信中说：

    “关于中篇小说的传闻是有根据的。两年前，我就草拟了一部确系谈论两性问题的中篇小说，但写得很草率，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这个构思再拿出来，那么，就要从头开始才行。”

    这部中篇小说的创作颇费周折，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托尔斯泰时而对小说很冷漠，甚至感到厌烦；时而有充满激情和创作的欲望。

    《克莱采奏鸣曲》这部小说，整篇都包含了对肉体爱欲的猛烈抨击，对上流社会中充满虚伪、堕落与罪恶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婚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甚至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他借小说主人公波兹尼雪夫之口说：

    “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我们上流阶级的全部生活，连同它种种的无耻现象，简直就等于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妓院。”

    同托尔斯泰的其他小说一样，《克莱采奏鸣曲》中的一些情节也源自于托尔斯泰自身的生活。比如，托尔斯泰在描写主人公波兹尼雪夫的生活时，反应了他自己与妻子关系的某些方面：柔情和冷漠阶段、不和、争吵。这一切都源自于两人的家庭生活。

    不过，由于这部小说中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言辞和观点都过于激烈，因而未能通过政府书报检察官的检查，没有公开出版，但石刻本却开始在民间流传。托尔斯泰在两性关系上的看法如此尖锐，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说：

    “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完全可以同莎士比亚的作品相媲美。”

    罗曼·罗兰也称，《克莱采奏鸣曲》是“压缩了的真正的心理剧”。

    然而同时，这部小说也对托尔斯泰的家庭关系产生了影响，因为托尔斯泰在《克莱采奏鸣曲》中阐述的许多思想是索尼娅无法接受的；而且，许多读者也都认为托尔斯泰描写的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生活。结果上至俄国沙皇，下至他们家的亲朋好友，都可怜起索尼娅来。

    索尼娅也自认小说中的锋芒就是冲着她来到，结果令她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都失去了尊严，破坏了她与托尔斯泰之间残存的爱情。因此，自从小说完成之后，索尼娅就对托尔斯泰心存芥蒂。

    （二）

    1890年，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几个农民砍伐了托尔斯泰种的几棵树，并将他们从树林中运走。索尼娅一起之下，将这件事报告了官府，结果几个农民被判处了6个星期的监禁。

    这件事令托尔斯泰十分痛心，并最终爆发了11月16日两人之间的一次剧烈争吵。直到凌晨5点，两人都互不相让。托尔斯泰觉得因为他的私人财产而令农民被判刑，心中十分难过，他甚至不能入睡，也无法工作。

    在这次事件后，托尔斯泰摆脱私有财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决定向政府提出一份声明，表明他不承认私有制，放弃自己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让家庭成员按照他的办法来处理财产。

    但由于索尼娅及家庭成员的反对，托尔斯泰没有这样做，只是在1891年3月10日向索尼娅表示，他要放弃近几年作品的一切权利。对此，索尼娅也坚决反对，最终着作权问题也未能解决。但是，对现有家产的分割却是势在必行。

    4月17日，托尔斯泰签署了财产赠予书，将他的财产分成9份，每份约5万卢布。除了女儿玛莎和父亲一样，拒绝接受财产之外，其余的人各得一份。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财产归索尼娅和最小的孩子万尼奇卡共有。

    这年7月，托尔斯泰又提出放弃1880年以来他所写着作的版权的打算，再次遭到索尼娅的激烈反对，甚至争吵闹到索尼娅要自尽的地步，最终此事再次被搁置起来。

    这让托尔斯泰很难过，他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她不明白，孩子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花的每一个用书挣来的卢布，都是我的痛苦和耻辱。耻辱我只好接受，但为什么要削弱那些真理可能发生的作用呢？看来只好如此。没有我，真理也会发生它的作用的。”

    1891年9月16日，经过长时间的争执和争吵，索尼娅被迫做出让步，托尔斯泰放弃了近年来着作的版权。《俄罗斯新闻》和《新时代报》刊出了托尔斯泰的如下声明：

    我向一切愿意在俄国出版我的着作的人，向一切愿意在国外翻译我的着作的人，同样，向一切愿意上演我的剧作的人，无偿地提供他们出版、翻译和上演的权利。这些着作包括1886年出版的文集第12卷和今年即1891年出版的文集第13卷中所有作品，以及从今往后我将写出的尚未发表的一切作品。

    这次，索尼娅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因此托尔斯泰放弃版权的声明发表后，她并没有与其争吵。

    （三）

    1891-1892年，俄国中部多省爆发了罕见的大旱灾。托尔斯泰听了目击者讲述了灾荒的情况之后，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呆不下去了。他马上同女儿玛莎一起前往梁赞省别吉切夫卡村，在村里开设赈灾施食点。

    为了吸引舆论界对灾民的关注，托尔斯泰撰写了《论饥荒》一文，对受灾的贫民寄予了同情，对老爷们则给以无情的揭露。

    10月中旬，在完成这篇文章后，托尔斯泰将其寄给《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准备发表。可是，刊载此文的该期杂志却被当局查禁了，后被大量删改，才以《援助受饥荒的农民》为题发表在次年的《一周读物》上。

    但是，这篇文章的全文却早已刊载在欧洲的许多报刊上，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国国内广泛流传。在文章中，托尔斯泰揭露了导致人民饥荒的原因，并愤怒地谴责了那些漠视人民痛苦的“有钱人”：

    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我们吃得太饱了。当人民在目前的生活环境中，换句话说，在这种捐赋繁多、土地缺少的情况下，还必须负担全部繁重可怕的工作，好令都会、城市和有钱人聚居的村镇中心来吞噬它的果实的时候，叫他们怎么能够不饥饿？

    ……难道现在，正如大家所说的，人民正在饥饿而死的时候，地主、商人，会不藏起粮食来静候物价的进一步上涨么？

    在我们和人民之间，除了敌对的关系、老爷和奴隶的关系之外，再没有第二种关系。我越好，他们就一定越坏；他们越好，我就一定越坏。

    这篇异常大胆和尖锐的文章自然又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恐慌。内务大臣在给沙皇的特别报告中认为，这篇文章“就内容来说，应该跟那些最可恨的革命号召一样看待”。《莫斯科公报》的编辑部评论则称，托尔斯泰的文章“是在公开宣称推翻全世界目前存在的全部社会和经济制度”，“是一种罪极端、最大胆的社会主义宣传，甚至我们那种秘密的地下宣传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虽然沙皇当局对托尔斯泰的言行相当不满，但慑于托尔斯泰巨大的声望，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梁赞省的别吉切夫卡村，托尔斯泰办起了18个赈济食堂。到了次年的4月，这样的食堂周围4个县已经有187个了，5月份又增加到212个。这些食堂每天帮助近万灾民渡过难关。

    索尼娅从丈夫和女儿的来信中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后，不仅理解了丈夫的行为，而且认为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11月2日，她一大早便给《俄罗斯新闻》报社写了一封致全社会的公开信，号召为饥饿的人慷慨解囊。

    第二天，该信就被刊登出来了。随即，俄罗斯各大报章纷纷予以转载，国外的报刊也做了报道。从11月3日开始，捐款便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也有人送来了食物和衣物等。不到两个星期，索尼娅就募集到1.2万卢布，然后将这些财务寄到灾区。

    1892年1月下旬，索尼娅也来到了灾区，并亲自参加了救济灾民的工作。她与当地的妇女们一起用捐献来的布料缝制衣服。托尔斯泰对索尼娅的行为表示感谢，并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自己和妻子的关系“好像从来没有这般情投意合过”。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还在这期间接连写了《可怕的问题》、《论救济灾民的办法》、《关于救济灾民最后报告的鉴定》、《天国在你心中》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托尔斯泰描绘了农村饥馑的惨状，指出“可怕的危险已经极为严重，假如人们赖以活命的粮食不论什么价格都买不到，这危险就更可怕了”。

    同时托尔斯泰也意识到，包括捐款在内的种种赈灾活动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苦难和屈辱的处境，富人的“慈善”行为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想“以自己的恩赐来拯救自己”，而“这种恩赐的企图本身就有某种极为可怕的东西”。

    出路到底在哪里？托尔斯泰否定用暴力抗恶，他再次走向自己心爱的宗教道德学说。他认为，“天国在你心中”，只要“人人承认真理，信仰真理”，不再作恶，那么《福音书》中的幸福生活就会成为现实。

    从1892年秋天开始，托尔斯泰将别吉切夫卡地区的灾民救济领导工作交给了他的信徒波夏·比留科夫，他自己则动手为这一年多的救济工作做总结。

    在整个救济灾民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体验是很复杂的。他从心里讨厌那些慈善机构，也厌恶有钱人的慈善行为；但当饥荒来临时，看到成千上万的灾民面临饿死的危险，需要刻不容缓地进行救济时，他又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是一个“悲哀但真诚的人，自始至终以他的整个心灵希望成为真正善良的人，即成为上帝的高尚仆人”。

    （四）

    1893年秋，农民终于有了一个好收成，灾荒结束了，托尔斯泰的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之前的15年，是他的生活和观点发生巨大斗争和变化的时期，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的新思想开始沿着固定的方式，平稳地发展下去，直到他走到生命的尽头。

    自从赈灾的后期，托尔斯泰与妻子索尼娅的关系重新微妙起来。索尼娅不喜欢托尔斯泰的学说，也不喜欢托尔斯泰在思想发生转变后接触的人。

    1895年，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主人和仆人》脱稿后，他将其寄给了《北方信使》杂志。在俄罗斯的许多杂志中，托尔斯泰最称心的就是《北方信使》杂志。此前，他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小故事《因果报应》，那时他就答应将《主人和仆人》也给该杂志发表。

    然而，这让索尼娅感到不快，她要求托尔斯泰允许她抄写这部作品，并将其收入全集的第13卷中。托尔斯泰没有答应，结果两人再次争吵起来。托尔斯泰甚至跑到楼上，穿好衣服，大声对索尼娅说，他要永远离开这个家，再也不想回来。

    第二天，争吵再次升级，索尼娅甚至因愤怒而病倒，医生们给她开了很多药。但这些药并不能治好索尼娅的病，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治疗和安慰。

    最终，托尔斯泰做出让步，在将《主人和仆人》交给《北方信使》杂志的同时，把这篇作品也交给了索尼娅，允许其收入到全集的第13卷中出版。同时，他还将这部作品交给了媒介出版社。

    托尔斯泰夫妇因为作品的发行权问题产生的风波刚刚平息，一场噩运再次降临这个家庭：他们最小的儿子万尼奇卡因患猩红热去世了。

    从1894年冬，万尼奇卡就一直在闹病，经常发烧，拖了好久才渐渐好转。然而，一场可怕的急性猩红热又突然将他击倒。1895年2月22日早晨，万尼奇卡开始发病，23日晚上便被死神带走了。

    万尼奇卡的死，给托尔斯泰全家带来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万尼奇卡是索尼娅生命的全部寄托，现在他竟然离她而去了，丧子之痛对索尼娅的打击可想而知。

    小儿子的死，以及身边一些老朋友的相继离世，让托尔斯泰再次严肃地思考起生与死的问题。该年3月，他在日记中第一次立下了遗嘱：

    第一，把我葬在我死的地方，如果死在城市，就找一处最廉价的公墓，用最便宜的棺材，要像葬叫花子那样。不摆鲜花和花圈，不致悼词。如果可能，也不请神父作安魂祈祷……

    第二，不在报上公布我的死讯，也不写悼词。

    第三，我所有的文字都交给我的妻子、切尔特科夫、斯特拉霍夫以及我女儿塔基亚娜和玛莎审阅和整理……

    第四，请我的继承人将我以前的作品，即10卷文集和识字课本的出版权转交社会，也就是说，我要放弃版权。

    第五，主要的是，我请求所有的人，与我亲近或疏远的人，不要赞扬我（我知道会这么做，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他们已经以最不好的方式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想整理我的着作，请研究那些我深知上帝之力通过我立言之处，并请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利用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吹捧我。

    在万尼奇卡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索尼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经常烦躁不安，很少待在家里，而是经常打扮起来出去参加各种宴会和音乐会。对于这样的变化，她自己也感到很不满。她说：

    “我的生活有点骚乱不安，像个堕落的女人，但我不能过另外的生活。”

    托尔斯泰对索尼娅的变化也感到很不满，但索尼娅依然如故。这也意味着，托尔斯泰夫妇感情上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并最终酿成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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