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智慧有如源泉，行为堪为模范，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慧可以抵砺他人，行为可以辅佐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做良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越轨的事，这样的人可做官吏；还有一种人，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仆。最好的领导用堪为导师的来辅佐自己；中等的领导用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领导用官吏来辅佐自己；失败的领导用奴仆来辅佐自己。

    事业是人才创造的，人才的能力有大小、高下之分，人才的智慧有贤能、不肖之分。任用的人才能力不同，取得的成就就不同。用人不仅要对大德、大贤之人委以重任，而且要选用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对之委以重任。

    姜太公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帅有五种品德，即“勇、智、仁、信、忠。”将帅“勇敢者不敢冒犯；明智者心绪不可扰乱；仁慈者会爱人；诚信者就不欺骗人；忠实者就会忠心为国”。管仲在《管子·立政》篇中说，朝廷使用人才，需要审惧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唐代杜佑也认为，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仁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许多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司马光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还是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用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也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人，而不是做事所需的人才。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不但本人是大德大才的旷古奇才，用人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蒋琬、费袆、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丰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的能力和德行，便为之说情。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相以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袆代之，费袆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实现，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袆、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王才得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45年，但早在17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28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27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真正的诚实之人，真正的忠臣，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表现出他们优秀的品质。所以，以近知远，以微知明，也是识人用人必不可少的良策。

    惟才任用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看出人才的能力。对有能力的人，应当马上让他开展工作，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能更进一步深刻地识人、知人。

    1946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从战火硝烟中退下来的日本青年——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不甘虚处乱世，以五百美元为资本，雇请了二十个人作帮手，在一座百货公司的废墟上成立了一家公司。五十余载过去了，这家公司业已发展为日本着名的电子设备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也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下设七十二个子公司，共有三千多家工厂分布在七个国家，整个企业拥有四万多名职工，年销售额高达五十亿美元，这就是日本的索尼公司。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携手创业，风雨同舟几十年，使索尼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事业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独到的管理艺术。

    索尼公司信奉惟才是用，尤其是对科技和管理人员的考核使用，主要是看他们的实际才能如何，而不是仅仅重视学历。公司录用人员不管什么工种，提升职务无论职位高低，都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公司给一个人分配什么工作或提升什么职务时，主要依据他本人考试成绩的好坏和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大小来确定，这在高度重视文凭的日本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盛田昭夫曾写过一部书，书名叫做《让学历见鬼去吧》。书中，他据事论理，斥责了日本流行的以名牌大学出身来评价人的观点和做法。他说，他宁愿将索尼公司的所有人事档案统统烧毁，以杜绝公司因学历问题而产生的任何歧视。盛田昭夫是这样说的，也真的这样做了，他的魄力和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也因此而博得了勇于打破传统框框的赞誉。

    这样，索尼公司逐渐形成了成龙配套的人员结构体系。当公司发展到一万七千多名雇员时，科技人员已达到三千五百多人，22%；管理人员有一千多人，约占6%，科技人员中，科研人员、设计人员、制造技术人员各占1/3，力量大体均衡。总公司设有中央研究所和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不仅负责开发研制新产品，还要在理论上加以探讨提高。索尼公司每年的科研费用占总销售额的7%，而许多其他公司只占3%到5%，难怪索尼公司开发新产品总是遥遥领先呢！

    索尼公司不仅拥有众多的科技人才，还特别重视选拔和配备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经理班子。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在选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时从不雇佣仅仅能胜任某一具体职位的人，而乐于启用那些具有不同经历，喜欢标新立异的闯将。有一次，索尼公司聘用了一名职员，完全是因为他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公司从来不把人才定死在一个岗位下，而是坚持合理流动，为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提供机会。在这样一个人才管理的制度下面，索尼公司的人们特别乐于承担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人人积极进取奋勇争先，整个企业始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不能在庸才中选人才

    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自身的特殊而伟大，而在于善用特殊伟大的人才而伟大。以自己单方面的才能来做事，只能成就一个有限的伟大；以用人为主体来做事，就能成就一个无限的伟大。荀子说：“有才能的君主，是会使用官员们的才能而使自己也成为能人。平凡的人，总以自己为能人。”

    汉高祖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镇守国家，安抚人民、发响送粮保障军队，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军队，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位，都是人中豪杰，因为我能任用他们，所以我能得到天下。”从这里完全看得出用人的重要性。

    赵武灵王50岁之所以饿死在沙丘，就是因为他任用了李兑；同是一个齐桓公，用管仲而使自己称霸诸侯，用坚刁、易牙、开方，则使自己身死虫蛆，尸体几天都得不到安葬；伍子胥是楚国人，楚国不用他而吴王使用他，吴国便打败了楚国；商鞅是卫国人，卫国不用他而秦孝公使用他，秦国便强大起来。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所以古人说得好，得到人才国家就会昌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败亡。用人的紧要之处在于善取天下人才中的贤才为己所用，而不能选用庸才、奸人为己所用。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做事应当在人才中选人才，不能在庸才中选人才。在庸才中选人才，等于在庸才中选庸才，还自以为选的是人才。

    历史上的帝王君主之中，因不能任用贤才导致失败的例子很多，他们多数选用的人是庸才，还自以为选到了人才，这样怎么会不败亡呢？所以孟子劝谏齐宣王应广招天下的贤才，辞退不肖的庸才。孟子认为：“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有才干，再任用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好，不要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的不好，再罢免他。”这完全是一副大严谨的样子、大客观的样子。取舍进退，一点都不依凭个人的见识。只要按照孟子说的去做，就能选出真正的人才。然而，孔子比孟子说得更精深。

    《论语》中记载：“子贡问道：‘地方上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不可以。’子贡又问：‘地方上的人都讨厌他，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也未必可以。不如地方上的善人喜欢他，恶人讨厌他。’”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善人称赞他，恶人诋毁，他才算得上是最大的善人。

    做事总要以知人用人为首要。《白虎通鉴》中说：“天是最大的神，它有日月之光；地是最大的灵气，它有山川之化；圣人有万人的德行，仍离不开贤能的人来辅佐他。”领导人物的事业是伟大的，是无限的，不能得到圣贤的辅助，即使能做到伟大，这种伟大也是有限的。如果能得到圣贤的辅助，这种事业就会更加伟大乃至于无限。如若左右都是庸才，终究会丧失自己本来的伟大，而使自己的才能黯然无光了。历史上本身贤明，而又才华横溢的领导人物，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而不得天下的大才，以致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对待工作的态度看人

    人们在自然而然中都会将自己的性格特征表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上，所以若想认识和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他对工作的态度上进行观察。

    一般来说，外向型的人多勇于承担责任，在工作中，没有机会的时候会积极地寻找机会、创造机会，有机会的时候会牢牢地把握住机会，他们多很容易获得成功。

    内向型的人在面对一件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该负担的责任、后果等问题，总是担心失败了会怎样，所以时常会表现出犹豫不决的神态。因为顾虑的东西实在太多，行动起来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最后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

    工作失败了，不断地找一些客观的理由和借口为自己开脱，以设法推卸和逃避责任，这种人多半是自私而又爱慕虚荣的，他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

    工作上一出现问题，就责怪自己，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多胆小。

    失败以后能够实事求是地坦然面对，并且能够仔细、认真地分析失败的原因，进行归纳和总结，争取在以后的工作中不犯类似的错误，这样的人多是真正成熟的人。他们为人处世比较沉着和稳定，具有一定的进取心，经过自己的努力，多半会取得成功。

    工作比较顺利，就非常高兴，但稍有挫折，便灰心丧气，甚至是一瓶不振，这种人多是性格脆弱，意志不坚强的类型。

    用人不可以有私心

    姜子牙回答周文王“领导如何展开工作”这个问题时说：“要安详稳重而心气平静，要宽柔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听取意见而不固执己见，谦虚谨慎而正直，处事公正而不怀私心。”

    领导应做到公、正、明、大。领导能公，他的心自然没有私欲；领导能正，他的心自然不存偏见；领导能明，他的心自然没有隐情；领导能大，他的心自然深涵广博。领导自己的心不同于常人的心，让它与万物同体，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行，这样就基本做到了“公正明大”。人心之所以无法和天地一般大，就在于存在私欲。抛弃私欲，心中就只有一个公字了。

    伤害领导者形象的，莫过于私心莅事，私心断事，私心处事。平常人可以有私心，他的私心只局限在一人一身而已；领导者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失去了公心。理天下大事的人，首先要以大公无私来应付天下。澄清己心来审理，平静己心来论事，公正己心来待人，宽大己心来应物，镇定己心来处变，这是领导人物的无上心术。

    在大道理上谈论大公无私容易，在实际中做到大公无私困难。生活中，真正能舍己为人，舍己成就别人的领导有多少呢？公正就会无私，无私就会宏大。私心为己的人，常以人为私，常以物为私，但最后往往身与物相违，人与己相违，心与理相违，事与行相违。“大道之行，以天下为公。”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三无私？”孔子回答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按照这三条去做，是三无私。”舍己为人，别人就信服；舍己为国，国家就信服；舍己为天下，天下就信服。历代的圣君贤主，清官廉吏，无不以牺牲精神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服务于人类。人生当以服务为目的，不以索取为目的。为朋友服务，就会得到朋友；为社会服务，就会得到社会；为国家服务，就会得到国家；为人类服务，就会得到人类。这是永恒的道理。

    范仲淹当宰相时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件事：他挑了一批精干的官员，到各地去检查看看那里的官员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就在名册上画一个圈，结果有不少官员的名字被圈起来了。他的手下知道范仲淹要把画圈的人都免去官职，就劝他说：“您勾掉一个的人名字是件容易的事，可您知道，这一笔下去，他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千家万户哭要好。”原来，那时官风败坏，一人当官，他的子孙跟着当，而且当官的只知道敲诈勒索百姓，不管百姓死活，范仲淹就是不让这样的人再当官，他们一家人当然要哭了。但不在他们管理下千家万户的百姓都要笑了。范仲淹的公正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者首先忧虑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天下的大事；等到天下人都快乐了，领导自己也就快乐了。将自己的快乐和众人一起分享，众人将快乐着他的快乐；将众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众人将忧愁着他的忧愁。乐以天下之乐为乐，忧以天下之忧为忧，能这样做的人，很少有不能成为领导的，很少有不能领导别人的。

    用人应以无为而治为原则

    从古至今研究领导学的人，无不认为“无为而治”是领导学的最高标准，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人，是天下第一流的领导。从儒家经典《易经》到孔子，从道家经典《道德经》到庄子，以及后代许多权威学者无不认为“无为而治”是天经地义的领导原理。

    作为最高领导，必须具备这些道德修养，即：大公、大诚、大忠、大寿、大智、大仁、大勇、大义、大和、大忍。具备这10种道德修养的同时，又必须具备远大的眼光，淡泊的心境，浩然的正气，超凡的毅力，博大精深、继往开来的学识，努力奋斗、敢于冒险的精神，持之以恒、贯彻到底的习惯。另外，使用人才、运用谋略，都能随机应变，也是不可缺少的才华。

    孔子说：“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呢？最后都回到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但人们都有种种的思考；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呢？”无思无虑，就是顺应之功，自然之至，无为之极。无为，能达到寂然而应、感通于神的境界，自然有所成就。

    老子说：“道永远是顺其自然而无形态的，没有一件事是它做不到的。君王如果以道的准则来从政治国，万事万物都会自然地潜移默化，充分地向前发展。”又说：“深深地懂得道的人，不出门就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抬头看窗外就能推演出宇宙的自然规律，不用奋力打拼就能有所成就。”又说：“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会潜移默化；我镇静，人民就会走上正道；我无事，人民就会富裕丰足；我无欲，人民就会纯真质朴。”又说：“圣人顺从自然规律，无所作为也就无所失败，无所把持也就是无所丢失。”又说：“要想治理天下却又违背自然规律，我看他不会达到目的，天下的百姓是神圣的，对他们不能使用强制的统治，不能违背他们的志愿和本性，否则他必定会失败；强制地统治天下，则必定会失去天下。因此，圣人由于顺其自然而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强制则不会被抛弃。世人的本性各不相同。万事万物有的前行，有的跟随；有的缓慢，有的急躁；有的坚强，有的软弱；有的安全，有的危险。因此圣人顺其自然而除去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

    无为并不是一件事情也不做，而在于尽到做领导的职责。无为的人并不是引他不来，推他不去，而是说他能依从规律办事。我们必须理解“为无为”和“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两句话的深刻的含义。老子的理论不是平常人所说的清静无为的消极思想。老子的学问，就是领导做事学，就是指导领导怎样处上，怎样蓄下，怎样保存自己，怎样做好管理工作，怎样用人。让人才各安其位、恪尽职守，就看领导是不是“无为而无不为”了。

    《金刚经》上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领导用人，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只有无为的领导，才拥有大智慧、大眼界、大气度、大胆略。有大智慧，就能看得透彻；有大眼界，就能看得长远；有大气度，就能容纳万物；有大胆略，就能提得起，放得下。体道明理，要靠大智慧；知人善任，要靠大眼界；容人信人，要靠大气度；提得起，放得下，要靠大胆略。知人困难，用人更困难；容人困难，信人更困难；提得起难，放得下则难上难。

    用人以简单为美

    有人说：“天下的事情，都以单纯为美好的德行，都以简易为最高的境界。”会做事、会用人的领导，他们工作起来，都显得雍容肃穆，沉静温良，朴质无华，简易单纯。思想上的简易单纯，欲望上的简易单纯，心性上的简易单纯，生活上的简易单纯，这些是成为成功领导者的主要因素。领导最高的艺术，就是“一切归于简易”的艺术。

    《易经》揭示的简易原理，就是人生原理、领导原理。做事没有其它的妙方，无非就是化艰难为容易，变繁琐为简单。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真理，都是简易又单纯的。释迦牟尼为众生说法49年，留下了许多佛教经典，可是他涅盘时却告诉弟子，他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有说。孔子说，他的学说只有一个“恕”字贯彻始终。越简易的越高明，越单纯的越伟大，越简易单纯的越流传久远。

    《易经·系辞》中说，乾的功能在于职掌伟大的创始，坤的功能在于完成有形的生命。乾的功能是自发的、无休止的、没有阻碍的，因而就能容易地达到创始的使命。坤的功能是被动的、静止的、顺从着乾，因而就能简易地生成万物。乾的功能是自发的行为，所以称做“知”；坤的功能在于结果，所以说是“能”。容易，就便于了解；简易，就便于遵行。容易了解，就会使人亲近；容易遵行，就会见到功效。有人亲近，就能保持长久；见到功效，就能伟大兴盛。能够保持长久，这是有才能的人的智慧；伟大兴盛，这是有才能的人的事业。了解了容易与简易的原理，就能领悟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领悟了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就能在天地之间确立人的地位，从而与天地并立。这就是简易原理。这个简易原理，能够修德，能够亲近，能够建功，能够立业，能够伟大，能够长久。

    天地是包罗万象、变幻莫测、不可穷尽的。天地之中，有它的规律存在；交易之中，有它不变的因素。以此来策划天下的大事，自然简易而不繁琐；以此来顺应天下的变化，自然简单而不混乱；以此来修养人生，自然简易而不失去根本。领导力求简易，制度力求简易，法令力求简易，用人力求简易，管理力求简易。简就不会繁琐，易就容易成功。因此说，容易、简易的完美性与天地至高无上的德行能互相配合、照应。

    老子说：“追求学问的人，探求外界的知识（政教礼乐）每天都有所长进；追求大道的人，探求事物的状态而情欲每天都在减损。减损又减损，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则无所不为。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者，要以不惊扰百姓作为治国的根本，如果以苛政来惊扰百姓，那么这位领导人就无法治理天下了。”所以，由简易的人生，便可达到无为的人生；由简易的领导，便可达到无为的领导。今天的世界，是科学家、改革家、策划家、实业家的世界，而思想、计划、工作都应遵循系统化、合理化、简易化的原则。

    简易的原理用俗话来解释，就是简易化原理、单纯化原理。简，即简单、单纯；易，即平易、统一。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道理，不能过多的繁琐、复杂，最后都会归于简易、单纯、统一；放，可以通达于宇宙之间；收，可以聚集于一点之上。所以，简单化到了极限，就回归于“一”了。《易经》中又说：“天下万物的一切活动，都本着同一的道理，那就是善则喜恶则凶的常道。”老子也说：“天获得一就会清明，地获得一就会安宁，神获得一就会灵验，河谷获得一就会盈满，万物获得一就会生长，君王获得一就会成为天下的领导。”《尚书》中说：“人心准危，道心准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以圣人贵在守一，贵在行一。如同山岳耸立、江河奔流、天地运转、日月周行，无一不达到至善至美，无一不达到简易单纯。简易至极，朴素至极，纯化至极，就达到了一的境界。

    从人生修养上看，心一则明，性一则清，神一则灵，气一则雄，德一则正，行一则贞。一个人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慢慢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每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必须在内在心性上追求简易化，在外在行为上追求简易化的极境。人生简易化，就能达到清静淡泊；领导简易化，就能达到无为而治。

    简易化的功夫，于禅宗就是减的功夫，一切不可加只能减；于道家就是损的功夫，一切不可添只能损。

    用人要先树立威信

    孔子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陆宣公曾经说：“贤能而迷茫的威仪不是真正的威信，威严而慈悲的领导使人怀念。”所以说威仪与信誉，是领导用人的两大支柱，至于恩惠则是小的方面。

    《论语·为政篇》中说：“做人不能不讲信誉。”《左传》中说：“人失去了信誉就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天玄子说：“领导没有信誉就会失去人们的支持，就会失去人们的拥护。”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开始实行变法。商鞅深知推行新法的关键在于民心，必须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于是就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3丈高的木桩张贴告示说，如果有人把这根木桩扛到北门去，重赏10两黄金。但围观的群众只是用猜疑和好奇的眼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扛木桩。商鞅知道百姓不相信他下的命令，便又下了一道命令，把赏金提高到50两黄金。果然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决定试试。他真的把木桩扛到了北门，得到了50两黄金的赏赐。老百姓为此都说：“左庶长办事认真，下的命令一点不含糊。”从此，他下的命令和推行的新法令，没人敢不执行的。第二年，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故意唆使太子犯法，给商鞅出难题。为保证新法的推行，同时因为太子不便施刑，商鞅说通了秦孝公，遂将公子虔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将公孙贾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从此秦国国内大治，没有贵族、大臣敢触犯新法了。

    陆赞说：“执行法治先从贵族开始，再远及卑下的人，就使他们不敢违犯了；执行奖赏先从卑下的人开始，再到贵族，这样功劳就不会有遗失之处。”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精论。

    孙武有这样一则轶事。孙武将《兵法十三篇》进献给吴王阖庐后，吴王忽发奇想，想试试孙武治军的实际本领如何。吴王从宫中选出宫姬180人，让孙武操练演兵。孙武把这180个宫娥分为左右两队，选取最受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分任队长，让她们身着士兵服，手执兵器，向她们宣布战场纪律后，开始操练。可是这些官娥以为孙武只是和她们开开玩笑，谁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开始时，她们乱七八糟地站着，几个人还凑在一起说起了笑话。孙武不急不恼，不动声色。请出军中执法官，让他现场监督。孙武三令五申，击鼓三次后，令这些惯纵的宫女们向左向右地演练，可是她们仍旧嬉皮笑脸，视同儿戏。孙武见此情形问执法官：“按照军法，不服从军令该判何罪？”“斩！”执法官吐出一个字。孙武于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这时一直在看台上看热闹的吴王慌了手脚，忙派人传话给孙武：“寡人已经知道先生能用兵了。这两个宫姬是我最宠爱的，没有她们我连饭都吃不香，饶了她们吧。”孙武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授”的原则推辞了吴王的请求，下令斩了那两个美人。然后，他又任命两个次一点的美人为队长。当孙武再一次发号施令时，两列队伍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队形变换都循规蹈矩，没人敢再触犯军法了。在孙武的指挥下，这些宫女被他训练成了有名的娘子军。吴王因此了解了孙武的军事才能，用他为将，和伍子胥一起主持吴国军事。

    司马穰苴是齐国一个普通的人，有一身文武本领，公元前531年，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司马穰苴，听了他谈论的兵法后，景公便拜他为将军，令其率500乘战车，驱逐晋燕之兵于国门之外。穰直受命之后，感到自己一向出身微贱，惟恐威名不着，难以统驭将士，他遂向景公请求派一个有权有势深得宠信的大臣当监军，也好壮壮威势。齐景公即派他的宠臣庄贾为监军与穰苴一道出征。二人领命，辞出朝门，庄贾问穰苴出征之期，穰苴约定明日午时，并郑重地重申，届时他将在军门专候，万勿误了时辰。第二天穰苴来到军中，立表造册等待庄贾的到来。庄贾自恃显贵，平时又得景公之宠，根本没把从市井里提拔上来的将军放在眼里。在司马穰苴等候他的时候，他却在家里正与亲戚饮酒话别。穰苴派使者来催，庄贾不以为意，饮宴如故。直到傍晚，庄贾才醉醺醺地在左右陪同下来到营门，一脸傲气地登上将台。穰苴面色如铁地问道：“监军为什么迟到？”庄贾满不在乎地说：“今天远行，亲朋好友携酒相送，一时脱不开身，所以迟到了。”穰苴正色地以“大凡为将之人，受命之日，即须公而忘家。到了军中，就得忘其亲旧。闻战鼓声响，在枪林箭雨中挺进，则必须忘其身”这几条军规来责备他，可是庄贾仍然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穰苴大怒，问军法官：“军法规定，迟到该当何罪？”军法官回答说：“当斩！”庄贾听到“斩”这个字，酒被吓醒了，连忙派人飞报景公，自己也准备下台逃走，穰苴哪里容他逃走，喝令手下将庄贾拉出去斩首。这边斩了庄贾，那边景公特赦令也到了，可是使者来晚了，庄贾的人头已经被砍下来挂在了辕门之上。全军将士见此情景，人人都对穰苴产生了畏惧之心。以后，在战场上，穰苴的命令无人不敢听从。这就是穰苴认为他的威信未立之前，就凭借显贵之人的鲜血来树立威信的故事。

    杀一儆百，何况斩杀的是一个显贵之人，还有谁不敢服从命令？威信树立起来了，号令就行得通。号令行得通，就能指挥，威严因之而树立。古代许多帝王君主、英雄豪杰，无不是借助权力来驱使众生、面临天下的。没有权力就是尧舜也不能诛杀一个匹夫，有了权力就是桀纣也能残暴万民。这是威信的特点。

    用人要学会赏善罚恶

    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善罚恶，此乃军中要律。用人与之同道，兵法之理，应时刻记在心中。对于有突出贡献者，或者付出额外劳动者，要及时奖励，尽管他们口头说“这是应该的”，但还是盼望领导能给予奖励。奖励多少，形式可不一，但总该有的，如果奖励不及时也起不到太大的效果。

    赏善罚恶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才行动的方向，强化了正当的进取，弱化了错误的选择。赏罚是聪明的领导用来驾御、节制人们心灵与行为的锁链。赏驱使人们建功立业，罚禁止人们作奸犯科。这是他们利用人们通有的弱点，而制造出了这种锁链；利用人们的虚荣心理、物欲心理、畏惧心理、羞耻心理的弱点，而制造出了这种锁链。但是，站在做事的原则上来看，用罚不如用赏，罚是消极的，而它最大的限度是避免、防止自己事业的毁败；赏是积极的，能驱使人们赴汤蹈火，出生入死。

    周文王问姜太公说：“奖赏是为了劝善，惩罚是为了治恶。我想奖赏一人以鼓励百人，惩罚一人以警戒众人，应该怎么办？”姜太公说：“用赏贵在守信，用罚贵在必行。如果对眼见耳闻的事都做到守信、罚必，那么对于未见未闻的事，也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了。诚心可以畅行于天地间，上达于神灵，何况对于人呢！”姜太公这番话不仅阐明了赏罚的原则，并且毫不遗漏地说明了赏罚的功用。

    （1）赏罚的标准在于法度

    古今中外，不论是创业的领导，还是守业的君王，都会利用赏罚来节制人们的心灵与行动。尤其在赏方面，他们更是毫不吝啬地赐与臣下，他们利用“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与军队中各种衔位、称号，以及勋章等等美物作为钓饵驱使人们为他们卖力。

    赏罚的标准在于法度，运用的适当与否在于领导个人。赏罚运用得当，就是成功的动力；运用不当，就是失败的媒介。因此，对它们不得不谨慎地行使。从前陆宣公的两句话，可以说是使用赏罚的一大原则。他说：“行使罚，先从亲近贵族开始，然后到全国百姓，这样就没有人敢违犯了；行使赏，先从全国百姓开始，然后是亲近贵族，这样功绩就不会遗漏了。”

    这个意思是从姜太公回答武王的问话里演变出来的。武王问姜太公说：“主将凭什么来树立威信，用什么来体现严明，怎样来实现令行、令止呢？”姜太公说：“主将用诛杀地位高的人来树立威信，以奖赏地位低下的人来体现严明，以奖惩来实现令行、令止。因此，杀一人能使三军震惊的就杀他；赏一人能使万人欢喜的就赏他。诛杀贵在从职位高的人身上下手，奖赏贵在从地位卑微的人身上做起。诛杀有权有势的人物，说明刑罚能行于最上层；能奖赏到牛僮、马夫等饲养人员，说明赏赐能达到最下层。这就是主将威信能够树立的原因。”

    （2）赏罚在于公正严明

    赏罚在于公正严明，所以《韩非子·有度篇》中说：“法度不偏袒地位高贵的人，墨绳不迁就弯曲的东西。法度施加的制裁，聪明的人不能用言辞狡辩，勇猛的人也不能用武力抗争。惩罚罪过，不因他是大臣而回避；奖赏善良，也不因他是普通人而遗忘。”所以能公就无私，无私就无过，无过就无怨，无怨就无恨。如果有难以明断的事情和疑点，稍有疏忽就会失去公正严明的原则。处在这样的境地时，只有依照经书中记载的“有疑点的罪过要轻处，有疑点的奖赏要慎重”这一说法作为行使赏罚的标准。另外，还要注意奖赏不能因怨仇而废弃，惩罚不能因亲人而不行。

    黄石公说：“小的怨恨不宽赦，大的怨恨就会产生。”又说：“念旧怨而废新功的人必无好结果。”所以成就大事的人，必须首先有宽容的度量，然后才能赏罚严明。每一位正直的领导，对待他的下属，只要有功劳就是仇人也奖赏；只要有才能，就是旧怨也任用。

    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后，大封功臣，对那些功劳不大的将领，未得行赏。一日宫中传言有许多将领要谋反。刘邦大吃一惊，连忙找张良商量。张良说：“陛下起于布衣，靠这些人取得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中所亲爱者，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者。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这些人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担心见疑生平过失而被诛，故而相聚谋反。”刘邦要求张良想个办法解决此事，张良得知刘邦生平最恨雍齿后，立即劝封其人。刘邦信其言，封雍齿为什方侯，果然使许多将领放弃了谋反的念头。

    赏罚的应用是，在某种时机，不能一味拘泥于原则原理，而应该判断出这人这事怎样处理才合适。不能仅仅在公平的字义上做文章，还要了解到赏罚只有放在事业功绩上才能发生作用。刘邦是最了解、也善于运用这个原则的人。苏询评论刘邦行使赏罚这个问题时说：“从前的人，例如汉高祖刘邦，经萧何介绍后就封韩信为大将……遇见鲸布后就封他为淮南王……遇见彭越后就封他为相国……当时，这些人都没有为汉朝立下功劳。刘邦看出他们的志向大，不安定天下是不会放弃追求的，所以就对他们进行赏赐。”苏询又说：“刘邦对待樊哙、滕公、灌婴等人就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则是，只要谁攻下一座城池，打胜一场战争，就对他进行加封，否则就别想晋升。因为刘邦知道这些人才小、志小，只有对他们施以小小的恩惠，他们才会尽力而为之。

    《韩非子·主道篇》中说：“群臣向君主陈述主张，君王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违，就加以惩罚。贤明的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子陈述的主张与实事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就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猛得就像雷霆一样，即使是神仙圣人也不能逃脱。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予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赏赐，功臣便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如果确实有功劳，即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赏赐；如果确实有过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懈怠，而亲近喜爱之人不敢骄横了。

    因此，赏罚必须有规定的原则，没有规定的原则，就难以希望他们能公正无私而且正确。不能做到公正无私而且正确，就会生出怨恨的心理。

    （3）先罚再立威

    赏罚是管理的手段，是用人的法宝。就像飞鸟的翅膀，走兽的爪牙，缺少了它们，鸟儿就无法飞翔，野兽就无法捕食。对赏罚的运用是轻是重，是宽是严，是领导者应该掌握的分寸。

    齐王问文子：“君王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文子回答说：“将赏罚原则当成国家的利器，国君暗中掌握它，不轻易拿出来显示给人看。”实际上，历代的明君贤相都十分重视赏罚这个原则，在具体运用时，希望能使之发挥最大的效能。

    舜接受尧的禅位后，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兜流放到崇山，将三苗流放到三危，将鲸杀死在羽山脚下。处罚了这4个人之后，天下人民无不心说诚服。商汤王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因而国家得到治理。周公秉公诛杀管叔、蔡叔，因而周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孔子拆毁三都，诛杀少正卯，因而鲁国得到最好的治理。又如姜太公斩华士，管仲斩付里乙，郑国子产斩邓析、史付，刘邦斩丁公，诸葛亮斩马谡，都是先罚再立威。

    韩非子说：“如果没有马鞭子的威胁，没有马嚼子的约束，即使造父这样的驾车能手也不能制服骏马；没有圆规和角尺，没有绳墨，即使王尔这样的能工巧匠也不能自成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制度，即使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又说：“严刑，是百姓所畏惧的；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了严刑以禁止邪恶，设置了重罚以防止奸诈，因此国家太平而没有暴乱之事。”所以商鞅行使严厉的刑罚后，秦国从而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局面。

    （4）勤考核，严责任

    用人始终不能违背“宽猛兼施，恩威并用，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个原则。对于事业与功绩，着重在严责任，勤考核。严责任就能防范奸伪，勤考核就能求取实功，当赏当罚，也就是陆宣公所说的考核实对的原则。

    李斯说：“只要督察责求认真，属臣就没有邪恶之心；属臣没有邪恶之心，天下自然安定；天下安定，君主就显得尊严；君主显得尊严，督察责求必然确实；督察责求确实，君主的要求就能满足，那么国家一定富强；一等国家富强，君主就会拥有无比的快乐了。所以只要建立用严刑峻法来督察责求，那就没有不事事如愿的了。这样一来，君臣百姓想拯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谁还会有心思图谋叛乱呢？这样就具备了帝王的统治术，可以说是能明了君主驾驭臣属的手段了。”

    人们常说慈母养败子，严门无格虏（强悍的奴仆），弱君有叛臣，严师无歹徒。人的劣根性是欺弱畏强，侮柔怕刚，好逸恶劳，损公肥私，趋利避害。李斯又说：“连轻微的罪过尚且受到严厉的督察，何况有了重罪呢？所以这样一来，百姓就不敢贸然再触犯法令了。因此韩非子说：‘几尺长的布帛，平常人见了却都想要偷盗，可是百镒黄金，连盗跖那样的巨盗也不敢攫取。’这并不是一般人好利心重，几尺长的布帛价值高，而盗跖的欲望淡薄，品行高尚，根本没把百镒黄金看在眼里。事实上是因为只要攫取人家的财物，就会受到刑罚，所以盗路跖当然不敢夺取百镒黄金。可是一旦刑罚不去认真执行，常人即使是看到几尺布帛，也是想偷盗的了。因此高不过是5丈的城墙，只因为峻峭难登，楼季就不能轻易攀越；可是虽然是百仞高的泰山，只因为坑谷平坦易走，即使跛脚的牧羊人也可到山顶上放牧。楼季对5丈高的城墙都感到为难了，难道跛脚的牧羊人对百仞高峰会感到容易吗？这只是峻峭难登和平坦易走的分别啊！明主圣帝所以能够长久处在尊贵的地位，把握重大的权势，而且独自擅有天下的利益并没有别的特殊办法，只是由于能独断专行，切实利用严刑峻法来督察责求别人，处罚务求深重，所以天下人不敢犯法了呀！”

    百姓爱戴严肃而有作为的领导，胜过爱戴懦弱无能的领导千百倍，从古到今，领导统治官员、百姓没有比严肃更合适的原则了。所以对下属宁可过严而不可过宽，宁可过威而不可过恩，宁可重事而不重名，宁可深罚而不厚赏，宁可督责过严、考核过勤而不让法纪有半点废弛。当然这里所说的严肃，是指制度内的严肃，而不是制度外的严肃；只是用严肃来对待官员，防止他们作奸犯科，残害百姓，而不是用严肃来对待百姓。

    （5）明法度，严刑罚

    韩非子认为治理官员主要在于明术数，审参验，正法度，核功罪，尊名实，施刑罚。他说：“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从而取得亲近和宠爱。因此君主所喜欢的，奸臣也跟着赞美；君主所憎恶的，奸臣也跟着诋毁。人们的一般情况是，是非好恶相同，就互相认可；是非好恶不同，则互相反对。如今奸臣所赞赏的，正是君主所认可的；奸臣所诋毁的，也正是君主所反对的，这就叫做君臣有共同的是非取舍标准。是非取舍标准一致却互相对立产生冲突的，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奸臣之所以能取得信任和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君主信任和宠幸而形成的权势来称赞或诽谤、提拔或罢免群臣，是因为君主没有驾驭他们的手段，没有审察他们的办法，必然根据过去彼此认识一致、观点相同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就是那些得宠的奸臣之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只要在上面受到欺骗，臣子就必然在下面握有重权，这种臣子就叫做控制了君主的臣子。”

    韩非子又说：“懂得治国法术的人作臣子，能够提出正确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牵制奸臣，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所以如果能把治国的法术提前献给君主，那么赏罚就可以施行在后了。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按照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根据对事实的检验结果审查其主张是否正确。这样，君主身边的宠臣就知道虚伪狡诈是不可能得到安乐了，他们一定会说：‘我如果还不抛弃奸邪谋私的行为，还不尽心尽力侍奉君主，仍然以互相勾结和妄加毁谤吹捧来求取安乐了，就像背着千钧重担陷入无底深渊还想求得生存一样，一定是不可能了。’各级官吏也知道行奸谋私不可能得到安乐，就一定会说：‘我如果不能清正廉洁正直无私奉公守法，却怀着贪婪卑污的念头谋取私利，就像登上了高高的山顶后又坠落到峻峭的山涧而想求得活命，一定没有希望。’安乐与危险的道理如此清楚，君主的近臣还怎么能以假话空话迷惑君主呢？各级官吏又怎敢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呢？所以，巨子能够表现他的忠诚而不蒙蔽君主，各级官吏能够。信守自己的职责而毫无怨言。这就是管仲用以治理齐国、商君用以使秦国强盛的措施。”

    韩非子还说明了以明严刑作为治理的理想境界，他说：“圣人能够判别是非曲直的真相，明察是治是乱的实情。所以他治理国家，能够严明法令，设置严刑，以解除民众可能遭受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使强者不欺侮弱者，大国不欺侮小国，老人得享天年，幼孤得到抚养，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亲密相处，父子互相护养，没有死于战场或沦为俘虏的忧患。”

    韩非子主张严刑罚，让官员与百姓都能有所勉励，有所禁止，而大众也能相互勉励而善于邀功请赏，防止罪行而免于刑罚。他极力主张要以威严的姿态面对天下，本着明察考核的制度，以严厉的法度制止人们做恶，以严厉的刑罚矫正奸邪。

    （6）赏罚分明，功过不抵

    赏罚分明，就是有功劳的一定奖赏，有过失的一定惩罚。赏罚分明，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或抑制，它通过奖赏，肯定了人才的劳动价值乃至人生价值；通过惩罚，否定了一些错误行为和消极因素。有功劳而不奖赏，谁肯卖力奉献？有过失而不惩罚，谁会谨慎处事？只有切实做到赏罚分明，团体的纪律才能获得有效维护，团体中的每个成员才会尽心尽力。相反，做好事得不到奖赏，做坏事受不到惩罚，每个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胡作非为，那么整个纪律会遭到破坏，管理会陷入混乱。

    赏罚分明，是人的利益所在，如果赏罚不明，就会产生相应的危害。商鞅说：“领导赏罚不明，就好比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舡楫。”他指出赏罚不明就等于失去了事业成功的基础和希望。唐代元结《辩惑》强调了赏罚并用的重要性：“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则乱。”指出了赏罚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赏罚分明，不但指对不同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还指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事件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能功过相抵。理由是：第一，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如果功过相抵，就容易导致功过混淆，毫无界限。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宋朝京师洛阳，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灭亡。在金兵的逼迫下，朝廷众官打算立张邦昌为国君，但遭到秦桧等人的坚决反对。秦桧因此也被金人俘虏。秦桧的这个举动称得上是大功，一时受到全国上下的赞誉。可是，秦桧到金国后，一反前态，除了替宋徽宗操刀写乞和书，投靠金人外，还卖国求荣，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留下万世骂名。此刻，是否能因秦桧有前功而抵其后罪呢？历史做出了公正判决：秦桧罪不可赦。第二，功过相抵，容易造成特权。有的人因为做出了成绩，或立有功勋而得到一官半职，如果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又加上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们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法律、制度、规章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所以，要做到功过不相抵，必须：

    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于前，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按律施惩。一个大功臣杀害无辜的人和一个地痞无赖杀害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不去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之，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

    法不可玩弄，刑不可赦免；罪不可放纵，贪不可滋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以这样的原则来用人，领导不因个人情感而行赏罚，赏善罚恶，赏罚分明，自然事半功倍。

    广泛接纳有用人才

    人才的得失去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小到一个单位、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民族。所以每个有作为的领导者都注意广泛地招纳人才、延揽人才、扩大人才队伍，尽量做到帐下人才荟萃。

    韩非子在《主道篇》中写道：“英明的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略，君主根据他们的谋略来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要使有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贤名，犯下的过失，就由臣子来担负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可以做贤人的老师，君主没智慧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子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就是贤明的君主治国的法则。”

    用人应当以他的才能为选举的标准，不论资历，不论出身，不论地区，只论做事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看他能否为我所用。这好比用鸡司晨，用猫捕鼠，充分发挥它们的技能和特长。驾驭人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他能为我所用。不管人才的地位、才能、名声是在我之上，还是在我之下，或者与我并驾齐驱，只要以我的事业前途作为中心，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就行了。

    汉高祖为了管理上的需要，就利用萧何与张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就利用韩信与彭越。刘备为了帝业，就极力依赖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众人的才力。广泛接纳有用人才，事业才会成功。

    （1）不论资历

    荀子说：“对于那些贤能者，不应按照常规的升官次序提拔，而应破格选用；对于那些软弱无能不称其职的人则要立即罢免；对于那些大奸大恶者，无需再对他们进行教育感化，立即得而诛之。”只有这样，才能“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因为论资排辈主要看的是资历，没有德才的资深者可能会被提拔重用，有德才的资浅者反而不能被选用，这就等于是非不明。不论资排辈，以德才作为选用贤能惟一标准，才能避免优劣混杂，做到是非不乱。

    南朝周朗针对当时森严的门阀制度，坚决反对论资排辈，一再强调等级、资历和年龄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金世宗完颜雍同宰臣们谈话时也曾指出，取人应不拘资格，及早用之。

    不少人还进一步论述了单纯讲求资格的危害性。北宋孙诛曾尖锐指出，贤能人才之所以居于下位，是资格造成了障碍；官府的职务之所以旷废，是受到资格的牵制；士人之所以寡廉鲜耻，是要为自己争得资格；百姓之所以苦于虐政暴吏，是由于凭资格进用的太多；万事之所以苟且败坏，百吏之所以玩忽职守，法制之所以衰朽溃乱而不能挽救，都是资格造成的弊端。认为资格之法有益的，是愚蠢而滞缓的人；认为资格之法便利的，是老迈昏庸的人。而它对于天下、国家则是大失、大害！

    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对清朝论资排辈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并透彻地分析了它的弊端。龚自珍指出，清王朝的官员，从做官之日算起，要想做到一品官，一般需35年，最少也要30年，有才能的不能提前，无能之辈却可以凭驯服、无所作为而达到，不肖者亦得以驯而达到。龚自珍认为，论资排辈的危害很多，首先，使官吏素质越来越差。因为如果从30岁做官算起，等到升任一品大臣时，已年老体衰，尽管年高德劭，办事稳健，但往往谨小慎微，畏缩不前，以致玩忽职守；同时，长期做官，容易留恋官位，年纪大了又要为儿孙打算，因而终日颓唐却又不肯辞职，即使因故而离宫去职，也不会起用聪明才智之士，仍然论资排辈。其次，使士大夫普遍丧失生气。因为实行论资排辈很难使勇于任事者得到鼓励，玩忽职守者得到惩戒，才干一般者没有侥幸心理，才干出众者消除怀才不遇的怨恨。当然，更谈不上有人能积极考虑国家的长远大计，主动提出有关大政方针的建议。因为资格浅的人会说：我只要熬年头，安分守己，虽然有先有后，过了中年，总有希望任尚书、侍郎，何必在资格不足时，因和上级争辩而断送仕宦前程呢？资格深的人则认为：我已经熬够了年头，一向循规蹈矩，好不容易才当了大官，怎么能去和上级争辩，把过去的辛苦付之东流呢？总之，由于论资排辈，大家都混日子，熬岁月，无所作为。龚自珍的这种揭露真可谓入木三分。

    （2）不论出身

    用人反对看出身的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论着中已有所反映。如墨子主张只要有德才，贱者应使贵，“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韩非子主张从基层选择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他还进一步警告世人：若官职能够因权势而得到，爵禄可以用钱财而谋求，国家就一定要灭亡。甚至孟子也认为，杰出的人才不一定出自达官贵人之家，用人不应当论出身，更不应当计较个人的恩怨。

    （3）不论地区

    唐太宗李世民是运用这一原则的典范。不论在即位前或即位后，他都重视人才的选拔，注意搜罗各方面的人才为己所用，而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他手下的文武大臣既有隋朝的旧臣，如萧等；也有来自李密、窦建德、王世充等集团的人员，如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等。

    宋真宗赵恒善于用人，他对人才的选拔不囿于地域之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景德二年抚州进士晏殊年14，大名府进士姜盖年12，都长得英俊，宋真宗下诏召试。晏殊试诗赋各一首，姜盖试诗6首。晏殊诗赋写得快又好，宋真宗大为赞赏。宰相寇准因晏珠是南方人，欲压低晏殊而取姜盖，宋真宗不同意说：“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如前代张九龄辈何尝以僻陋而弃置耶？”于是，赐晏殊进士出身，姜盖同学究出身。

    取录晏殊这件事，宋真宗比寇准有见识，他反对寇准以区域取人，认为“朝廷取人，惟才是求”。事实说明，宋真宗录取晏殊是对的，后晏殊官至宰相兼枢密使。他性情刚烈，奉养清俭，尤其在培养和推举贤才方面是有贡献的。他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孙道辅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

    李斯《谏逐客书》中说：“从前穆公招揽贤才，从西戎争取了由余，从东边楚国宛地赎得了百里奚，又派人到宋国迎接蹇叔，从晋国聘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并不出生在秦国，可是穆公任用他们，结果并吞了二十多个国家，遂得以称霸西戎。孝公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百姓因此殷实兴盛，国家因此富足强大，老百姓乐于为国效力，诸侯也亲近归顺。”李斯又说：“昭王任用范睢为丞相，于是罢免穰侯魏冉，斥逐华阳君戎，加强王室，杜塞权贵私门，好像蚕吃桑叶般的逐渐征伐诸侯，终于使秦国建立了帝业的基础。以上四位君王都是依靠客卿的力量。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假使过去这四位君王驱逐客卿而不加以采纳，疏远贤才而不加以任用，那么国家就没有富足的国力，而秦国也没有强大的威名了。”所以说，用人不能局限于资历、出身、地区。

    掌握他人的弱点并巧妙运用

    无论是伟大领袖，还是圣贤哲士、凡夫俗子，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被人利用的弱点。用人时，只要你掌握了对方的弱点而利用之，一切都将得心应手，称心如意。

    人们无时不在为名而生存，无时不在为利而生存。世间有为名甚于为利的人，有为利甚于为名的人，有既为名又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名，实际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利，实际是为名的人。你需要做精到细致的观察，使利用的技巧有新的提高。

    自从汉二年（公元前200年）五月开始，楚、汉在荥阳一带展开拉锯战，谁也没有占到多大优势。于是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其西归汉。汉四年九月，项羽解围东撤，刘邦也要引兵西归。张良充分认识到此时的项羽因刚愎自用，到了众叛亲离、捉襟见肘的地步。于是，张良、陈平二人同谏刘邦，希望他趁机灭楚，免得养虎遗患。刘邦从谏，亲统大军追击项羽，另遣人约韩信、彭越合围楚军。

    汉五年十月，汉军追至固陵，却不见韩信、彭越二人前来驰援。项羽回击汉军，刘邦又复败北。刘邦躲在山洞中，不胜焦躁，询问张良道：“诸侯不来践约，那将怎么办？”张良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略家，他时刻关注着几个影响时局的重要角色的一举一动，探索着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并筹划着应对之策。当时，虽然韩信名义上是淮阴侯，彭越是建成侯，实际却只是空头衔，没有一点实权。因此，张良回答刘邦道：“楚兵即将败亡，韩信彭越虽然受封为王，却未有确定疆界，二人不来赴援，原因就在于此。您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若不能，成败之事尚无法预料。我请您将陈地到东海的土地尽划归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尽划归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军将会很容易被攻破。”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听从了张良的劝谏，不久，韩信、彭越果然率兵来援。十二月，各路兵马会集该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大阵，与楚决战。项羽兵败，逃至乌江自刎。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在处理韩信、彭越索要实惠这件事情上，张良做得十分周到，也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好名、好利。划分一些封地给他们，就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各自为战，尽力而战。人没有不自私的，与其让他为你办事，不如让他为自己办事。后者比前者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周文王在渭水北岸见到了正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太公说，用人的道理和钓鱼有相似之处：一是禄等以权，即用厚禄聘人与用诱饵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用重赏收买死士与用香饵钓鱼一样；三是官等以权，即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像用不同的钓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接着说：“钓丝细微，饵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饵食味香时，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饵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吃。鱼贪吃饵食，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饵钓鱼时，鱼就被捕杀；用爵禄收罗人时，人就会尽力办事。

    姜太公说的不错，但具体到用人时，还要因人而异。为名的人，就给他以名；为利的人，就给他以利；为名又为利的人，就给他以名，给他以利；名义上是为名，实际是为利的人，就给他以虚名，并给他以重利；名义上是为利，实际是为名的人，就给以名义上的利，而暗中为他显扬名声。做到这些，自然使人乐于让你使用而且会尽力为之。

    一个人有特殊的欲望，这个特殊的欲望，就是他特有的弱点，你抓住了他的弱点，并满足了他的欲望，他就乐于效用，乐于效力。利用人们心中真正的欲望去制约他，使用他，就没有不鼎力而为的。

    培养后继人才

    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周朝，被他们的后代延续了800年的悠久历史。因此，周文王和周武王被人称为英明的领导。秦始皇统一天下，打下秦朝江山，如果他不是选择胡亥作为他的继承人，使秦朝基业毁于二世之手，那么，秦始皇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英雄。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他的理想、计划、制度、行动，以及他的气魄、才略、见识、毅力，就他个人而言是超古越今的。可惜他的事业落到了无能的第二个儿子胡亥手中，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像流星般划过天空后就什么也没有留下。

    管仲是我国先秦时代着名的齐国相国，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统天下，如果他在去世前能培养出“第二个管仲”来继承自己已经成就的业绩，不仅齐桓公不会丧身于竖刁、易牙、开方这样的小人之手，并且齐国霸业规模也可能会更加宏伟、延续的时间也可能会更加悠久，而管仲本人也会与周公齐名了。又如杨坚开创的隋朝基业，也只延续了炀帝一代，这样，他在历史上的影响不仅没有秦始皇在历史上的影响那么大，而且和项羽、陈胜吴广、张角等这些豪杰之士的区别，也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分而已。

    一个超越时空、无穷无尽的伟大理想、伟大事业，需要依靠超越时空、无穷无尽的后来人去继承扞卫、发扬光大。但事业的继承扞卫、发扬光大与事业的开创者所选择的继承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选择培养后继人才是领导者用人时重大的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每一代新的领导人是天生而不是培养出来的，他们认为新领导人一出生就是领导人，只等到年纪够大接管社会上适当的位子。结果，很多领导人只愿意制造追随者，期待新的领导人在时机成熟时就当场现身。那些领导人不知道他们限制自己多少的潜能以及他周围人士的潜能。正如美国着名企业资深顾问约翰·麦司威尔所说，生产追随者的领导人，限制他的成功于指示、个人影响所及的地方。当他不再领导时，他的成功也就结束了。另一方面，培养其他领导人的领导人，加倍他的影响力，他和他的人有将来。他的组织继续建构和成长，即使他个人不再能承担领导的角色。

    李光耀是新加坡前总理，在他执政期间，十分重视接班人的培养。早在1967年，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才8年，年方44岁，他就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当时他称之为“创造一种自我延续的权力结构”，也就是后来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的“自我更新”问题。它显示了李光耀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国家建设思路。20世纪70年代初，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开始在政府机构中广泛物色人才，吸收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参加1972年9月的大选。前几年活跃在新加坡政坛上的第二副总理、人民运动党主席王鼎昌等人是这期间被选中的新秀。1976年又是新加坡的一个大选年，人民行动党从国营公司、政府拥有股份的银行中发掘人才。曾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就是这一年脱颖而出的。1985年1月1日，新加坡由年轻一代担任重要角色的内阁组成，12名内阁成员中有7人是40多岁，表明新老两辈人已进入交接阶段。李光耀虽然担任总理，但他已放手让年轻领袖充分发挥领导才能，以确保新老两代领导人交替工作顺利进行。1991年，李光耀不再担任新加坡总理，进入幕后工作，但他依然为新加坡的繁荣而做着贡献。

    在李光耀培养接班人这件事情中，美国前总统里根评论说：“李（光耀）的良好判断使美国许多领袖包括我（指里根自己）本人受益不浅”；菲律宾红衣主教领导人海梅平说李光耀“是一位好领袖，他治理国家是个好榜样”。

    约翰·麦司威尔提醒准备培养继任者的领导，在任时要做好4件事：

    第一，维持积极的环境。还不具备领导技巧的人，必须有一个积极的环境帮助他们的成长。没有那种环境，他们会害怕成长。有了它，他们会愿意学习和尝试新事务。提供环境，然后维持他们在你近旁，他们因此可以学习你如何思考。

    第二，高度信任他们。不是天生喜好领导和没领导经验的人，很容易泄气。因为没当过领导人，他们会犯错。他们在开始时可能犯很多错，他们的培养可能是漫长的过程。高度信任他们，即使事情变得很糟糕，依然鼓励他们坚持做下去。

    第三，一步一步授权。你先陪着他们做，并以你的名义给他们权威。等他们获得经验运用你的权威，开始给他们自己的权威——先处理小事，然后处理较大的事，一步一步地在别人心目中塑立新领导人的形象。最后，人们会因为他们的权威而承认他们。

    第四，运用他们的优点。在培养领导人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他们本人的优点很重要。优点能加大培养的过程，为新的领导人增加动力。

    作为领导人，你必须使培养新的领导人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当你过上了这种生活时，你生活里的成功会以乘方的形式增加。你的影响才会超过你的想像。不培养后继人才的领导人，有一天会发现他们的成功在前进时受到了阻拦。无论他们多么有效率和方法多好，都终将时不我予。哈瑞·弗莱斯说：“我们只有培养他人，才能永远成功。”领导人在生活中得到的所有肯定，都将逐渐消失。领导建立的纪念碑会崩朽，奖杯会腐蚀，但是，领导为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将产生恒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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