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们有的是戴笠的江山籍旧部，有的是当年“忠义救国军”的幸存者，有的则是“忠义救国军”的研究者。这次他们时隔半个多世纪，组织了“忠义同志会还乡团”，从台湾来到江山，为的是拜访戴笠故居，并赠送戴笠铜像。
来者都是客，因此，江山统战部门专门为他们组织了一次座谈会。笔者也忝陪末座。
应当说，对于“忠义救国军”，笔者知之甚少。印象最深的是《沙家浜》中那些个被阿庆嫂耍得团团转的胡传魁、刁德一之流。似乎一无是处，似乎个个是草包。但时隔七十多年，笔者却从这些耄耋老人口中听到了不一样的“忠义救国军”。
一位孙姓“还乡团”成员说，取名“忠义救国军”，是戴笠倡导“忠义救国”。抗战时期，戴笠曾要求同志们每天早上阅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等，并选读唐宋各大家的古文与韵文，且强调读书要高声朗读，以养浩然之正气，从中学到“动心忍性”，能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另一位俞姓成员则回忆说：在淞沪之战中，戴笠白天要指挥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还经常要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分析情报。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笠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他对日寇汉奸的诛杀绝不留情，令日寇闻风丧胆。因此，日寇也忌恨戴笠，动用各种力量手段，悬赏重金要他的人头。
吴姓成员说：戴笠写字的时候，总是慢条斯理，把信纸用手掳平，压上镇尺，一笔一笔地写，写得很工整。就是起稿，也是如此，一笔不苟，决不潦草，这种认真的态度，在他的生活中办事中表现出来。
又一位刘姓成员回忆说，1941年，戴笠到郑州召见公密单位的同志训话。他指着一位青年同志问叫什么名字？几岁？在哪个单位工作？此人回答：报告主任，我叫罗某某，二十二岁，尚未分派工作。此时，戴笠突然话锋一转，说，你二十二岁就穿皮袍，我四十多岁还没穿过皮袍呢！罗某某回答说，我对父亲说这里生活困难。父亲寄来两百元钱，我就买了这件皮袍。戴笠沉下脸来，说，你年纪轻轻，参加革命，做我的学生，却撒谎欺骗自己的父亲寄钱买皮袍，怎么能接受艰苦的工作锻炼？少顷又说：借给你两百元，马上寄还你父亲，向你父亲认错。说罢，又当面交代随行人员说，“此钱，以后从他的生活费中扣还！”全场无人会猜中如此结果，而罗某某则立即朗声回答：服从主任命令！
刘姓成员又说：那天训话完毕，戴笠又检查了办公室和学生寝室，并和我们一起吃饭，吃的是粗面粉苞米粉夹心馍馍。期间，戴笠随手翻看了旁边的一摞书和若干漫画，站在旁边同学王幼峰一见戴笠此举，脸色都变了。戴笠问：“是你画的？”王答：“是。”“很好！我们什么人才都需要，继续努力。”戴笠走后，我们都凑过去看看：是什么漫画赢得老板当面称赞？但一看，大家都“哇”了一声，原来，这几幅都是讽刺老板的画。俞姓成员又补充说，戴将军可以凭一张便条，向各地的国家银行调拨巨款，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处理了以后再向上报告。
最后一位发言的成员姓王，他回忆说：阎锡山曾经介绍一人到戴笠负责的浙江警官学校谋事，该人刚到，放下行李，见学校军容严整，干部和学生精神焕发，不禁为之气慑，声言不能在此干事，便告辞离去。
又说，有一天早晨，戴笠到培训班食堂视察，发现吃饭的人很少，戴问人到哪里去了，有人回答说还没起床。戴笠大为不满，立即将全部人员召集起来训话：“作为革命军人贪图睡懒觉，足见精神涣散，工作不力，何能担负重任，此归咎于我戴某人领导无方。”说完，他从腰间取出手枪放在桌上，随身面对国父遗像下跪俯首思过自责。当时全体同志见状，场上鸦雀无声。几分钟后，戴笠起身，继续说道：“从今天起，若有哪位同志早晨贪恋床褥而不按时起床，我即是刽子手，而此地为刑场。”从此以后，风气为之一变。
这次座谈会，可说是随意而谈，但笔者注意到在发言中，这些耄耋老人（有的据说军衔比戴笠还高），但只要一提到戴笠，那就会挺直腰板，一派严肃，而且没有人直呼“戴笠”，一开口，不是“戴将军”，就是“戴先生”……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在送走“还乡团”后，一位老同志对我们这些与会者说，今天的座谈畅所欲言，谈的都是抗战时期的事，为此，我们允许他们有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忘记：戴笠毕竟是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特务头子。
这位老同志的话，立即得到了全体的赞同，乃至成为我们撰写本文的初衷。
最后附带交代一下，戴笠的后人，有的定居美国，有的定居台湾，有的还在大陆。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之间有过几次相聚。1992年，郑锡英从台湾寄来三千美元，请戴家族人替戴藏宜重修坟墓新立墓碑，并表达了百年后希望归葬丈夫身旁的心愿。2011年郑锡英在台湾病逝，享年98岁，葬于台湾，其归葬家乡的遗愿最终成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