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原因，一是戴笠长期在外，他的所作所为，乡人并不知情。二是他每次回乡，总是在村外下车下马，然后步行进村，既不警戒森严，也不前呼后拥；且每次返乡，都会宴请地方尊长。所以，在朴实的乡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架子的大官。但最主要的，恐怕则是他沾了母亲蓝月喜的光——因为蓝氏是当地有口皆碑的好人。
蓝氏早年丧夫，守寡终身，但她这个行动不便的裹脚女人，却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不仅把自家的林地田产收拾得井井有条，闲时还做一些麦秆扇等小物件赶墟叫卖；就连戴笠“发迹”之后，她对雇工也非常客气，常常给迟归的雇工端水舀汤，装饭夹菜，使替她干活的雇工都非常舒心。
85岁的杨增松回忆说：到现在我还能感觉到戴家的红烧肉那个香，我哥增成被戴家雇去耕田，那时候我很小，吃饭的时候，老太太总叫我一起去吃，我们兄弟俩就坐在戴藏宜和郑锡英的对面，老太太老是往我碗里夹肉，叫我不要害怕，喜欢吃什么就夹去吃，大家都是一家人。我现在都在想，老太太是世上难找的好人。
除了短期与儿媳毛秀丛曾在南京住过，蓝氏大多都住在保安乡下，所以乡人一旦遇到麻烦，都会找她这位戴老夫人帮忙。要是可怜人家（贫穷人家）的顶梁柱被确定为壮丁，就会躲进戴家，打一阵子小工，请老太太写信给县“兵役科”要求予以缓役，而县里也不敢不给她面子。一次，保安的杨裕晋被抽了壮丁，由几个乡丁押到乡里，他的母亲闻讯后，赶忙抱了只老母鸡向老太太求救，老太太就赶到乡里，她拍了拍杨裕晋有点驼的背，对那个当官的说：这样一个驼背，连枪都背不动，怎么好当兵呢？于是就被放回家了。
94岁的徐彩莲老人是戴家隔壁邻居。她说：老太太做人好极了，不管你是可怜人还是富有人，是当官的还是种田的，都一样客气。不管你送她什么，老母鸡啊、鸡蛋啊、咸菜啊她都接收，不收，怕人以为看不起他，但她会回（回赠）你更贵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当时乡下买不到的，像洋肥皂啊、洋烟、洋油灯啊、丝光袜啊等等。
不过，乡间虽对戴母极是赞颂，但对戴笠的弟弟和戴笠的儿子却甚是不屑。
戴笠的弟弟名春榜，字云林，早年读过几年私塾，后在万信顺货栈当伙计。他别无长处，但一手毛笔字的确写得漂亮，以致他四处吹嘘，说他的字在保安五百年也出不了一个。而且戴春榜还极为风流，保安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他娶尼姑的故事。戴春榜的妻子管氏是江西广丰人，广丰与江山毗邻，戴春榜闲时常在两地往返。那年，戴春榜听说仙岩庵有位尼姑长得如花似玉，便三番五次前往，也不知他怎么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怎么使尽浑身解数，最后竟把这位尼姑迎娶回家为妾，让保安人大跌眼镜！
戴春榜官瘾很重，戴笠得势之后，他就一心求官，但戴笠就是不允。一次，和戴笠私交很好的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马志超来保安，住在戴家；趁着戴笠不在，戴春榜对马志超软磨硬泡。马碍于情面，保举戴春榜出任甘肃省景泰县县长。戴笠起初不允，后来勉强同意，但经常让马志超对其弟从严管教。而戴云林实在是个混混，能力有限又自视很高，不久就引起当地民怨，所以只做了三个月的县长，就被戴笠勒令回乡，在“京沪杭铁路警备处”挂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少将头衔。
戴春榜还喜欢摆阔，平时身着丝绸长褂，手持文明棍，在保安街上晃荡，样子好像是高人一等。知根知底的乡亲们看不惯他那种架势，见到他常常避得远远的，不与他搭腔。不过每每戴笠回家，戴春榜就会收敛许多，不但一身粗布衣衫，连文明棍也藏了起来。
1944年，戴笠出巡东南，顺便回保安探望母亲，当时毛万里作为随行人员，也一同到了戴家，但刚进门就发现戴春榜对戴笠板着一张黑脸，似乎怨气很大，过不一会儿，两人就争吵起来，声音很大。戴春榜责问戴笠，你现在的权势太大了，竟不允许我在社会立足，你安的是一颗什么心？戴笠回答说，政府要用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不能用你这种不守规矩的人。戴春榜听后更加恼怒，说，既然这样我只好自己去谋求出路了！戴笠立即怒形于色，掏出手枪“啪”地放在桌上，吼道：莫非你想去投奔共党？如果这样，我就一枪毙了你！戴春榜没有回答，悻悻地走了。
戴若椿老人的岳父郑肇武是军统局的中央会计，据若椿老人说，他曾听前辈讲过，戴笠生前很看不起自己的弟弟和儿子，曾在与乡人闲聊中说“保安有三堆扫不出去的垃圾，第一堆是我弟弟戴春榜，第二堆是我儿子戴藏宜，第三堆是保安的张乡长。”
戴笠的儿子藏宜，真名善武，藏宜是他的乳名。这“藏宜”其实是江山方言“蚕倪”（春蚕）的谐音——江山人通常将长得白白胖胖的可爱娃娃形容为“蚕倪”。但像戴藏宜这样最后仍以乳名为实名的却非常罕见，而这，也足见当时家人、尤其是祖母蓝氏对他的溺爱。
1931年，戴藏宜17岁时从县立中山小学毕业，就游手好闲，不想继续读书，硬被戴笠让人押往上海，就读于一家私立的大同大学，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竟然没有毕业就回家了。当时戴笠或许忙于国事，无遐顾及儿子，只得听之任之，安排他担任自己创办的保安树德小学教务主任。
戴藏宜自以为有恃无恐，非常意气用事。1941年5月一天，戴藏宜和徐增亮、蔡刚等人在一起喝酒时谈起当年曾任广渡乡长的华春荣与戴笠的过节，又说，每次戴笠宴请地方尊长，华春荣都拒不出席。甚是愤愤不平。其他人立即讨好说：“不如杀了华春荣为你父亲报仇，这样，你父亲说不定还会奖赏你呢！”戴藏宜一听，竟然说好，请他们一起合谋，并最后将华春荣枪杀于江山双溪口的山边沿。
戴笠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气愤，立即回家讯问因果，并当着家人的面掏出手枪，要毙了戴藏宜。但老太太却紧紧抱住他，声称孙子若死，她必先死，戴藏宜这才保住性命。此后，戴笠一提起此事就伤心不已，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老太太又这样溺爱，否则我真一枪把这个孽子打死算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华春荣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戴笠明知华春荣是“共党”，却对儿子的行为如此愤怒，究竟是他认为华春荣只是小地方的一个“共党”分子，掀不起大浪，还是他欲擒故纵，想放长线钓大鱼？也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为了不让戴母获知噩耗，戴家是千方百计，小心应对。一切不露声色，一切照常运转。戴藏宜和郑锡英“南京公祭”后一回保安，就将身上穿的里里外外都换了，戴家人也都不戴孝不悲戚，可保安毕竟是一个有数千人口的乡，又是仙霞古道的要冲之地，商旅往来不断；何况，那时的蓝老太太眼不花耳不聋且行走自如。所以，要想不漏出一丝风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么大的事，保安人居然密不透风隐瞒了三年，以致蓝氏直到过世，也不知道戴笠已死的真相。
按84岁的柴江花老人的话说：戴笠出事，全保安的人都知道。只对蓝老太太一个人封锁，为了做到不露风声，大家在街上都不谈这事，在家里也是偷偷地说，连小孩子都很听话，见了蓝老太太都不讲。老太太这么好的人，大家都不想让她伤心。
而为了造成戴笠仍留在人间的假象，军统专门在保安装了电台，然后由毛人凤模仿戴笠的口吻，逢年过节发电报向戴母问候。戴母偶尔问起戴笠行踪，家人就告之：“他去美国为蒋委员长办大事了”，令戴母深信不疑。
1948年端午节前夕，戴母提出，务必叫春风在五月初五她生日这天回到保安，与她共度七十三岁的生日。于是毛人凤问计于陈诚，最后决定：端午节在保安戴公馆为戴母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并由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亲自将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白崇禧、宋子文、邵力子、于右任、陈立夫等党、政、军显要的26封生日贺信及礼单送至保安，戴母一见，喜上眉梢，备感欣慰，忙吩咐设宴招待，把思子之情，暂抛一边。据说，当天戴公馆张灯结彩，热热闹闹，欢天喜地，大家陪戴母高高兴兴过了一场生日。
1949年元月，戴母病逝。据说弥留之际，她一直在悲切地呼唤着“春风，春风……”又说“刚才看到春风身穿白衣站在床前……看来，春风恐怕早就没人了……”
戴家为戴母办了个风光大葬。保安差不多全村男女老少都按当地风俗自愿为戴母戴孝送葬。酒席摆在戴家的仓库，送葬的人吃过一批接一批，还专门为讨饭人留了好几桌。那一天虽然大雨下个不停，但送葬的那一列白皑皑的队伍仍延绵不断……
料理完戴母的后事，已是春天，戴家叔侄准备逃往台湾。而此时，解放大军已渡过长江，势如破竹，挥师南下。
5月4日，戴藏宜在江山遇到从杭州撤退的毛万里，就一起逃往福建，谁料中途与毛万里失散，随带的财物，又悉数被国民党败兵抢走；5月12日，没了盘缠的戴藏宜一行人在福建建阳被解放军抓获，但当天夜里，乘看守不严之机，他们又跳窗逃脱，因得知前头的建瓯也已被“共军”攻占，只好潜回江山保安。而此时保安也已被解放，戴藏宜在以前戴家自卫队队长柴春霖家里暂停一夜，第二天便跑到保安附近石鼓的深山腹地，搭起茅草棚，作为栖身之所。7月1日，走投无路的戴藏宜向当时的县委书记苏明、公安局长李春林自首，在他答应缴出武装后就被释放；据说一回家，他就对乡人说：“我的事情已经说清楚，没事了！”可是说虽这么说，毕竟还心虚，一天竟独自一跑了之，结果刚跑到余杭，就被郑锡英派人找到，郑责怪道：“你是一个男人，你走了，我们一家老小怎么办？”于是他只得回到保安，带着郑锡英四处藏身，9月初，戴藏宜逃到大溪滩刘家山，由一个认识的保长暗中接济吃喝，同时派人潜入杭州探听局势，并为他夫妇安排逃往台湾之事。但9月8日晚上，戴藏宜即被江山公安局侦察股长崔益田带队在刘家山抓获。
1951年1月31日，保安召开公审大会，判戴藏宜死刑，而其罪状之一，就是杀害地下党员华春荣。那天屋顶积满积雪，据当年在场的杨增松老人回忆说，戴藏宜好像自知必死，所以当时也不见得害怕，他在判决书上摁了手印后，还把沾了印泥的手指在八仙桌沿来回抹擦。戴家佣人张金枝给他煮了三个鸡蛋，他也吃了一个；押赴刑场时，屋檐的融雪落入他的衣脖，他竟还冷得摆动了一下脖子……保安乡乡长张某，也是这次被执行死刑的其中之一。
当天晚上，族人戴善机等人为戴藏宜收尸，他们用简易的木板拼成棺材，然后在附近山下挖了一个坑，草草掩埋了事。
1949年12月戴春榜也于江西省广丰县鳌峰乡被捕，并押回江山，1951年8月25日在江山三卿口被执行死刑。由此，戴笠口中“保安三堆扫不出去的垃圾”竟都由共产党给清除了！
戴藏宜死后，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衢州城里化龙巷母亲家。然后写信将小女儿戴眉曼托付给戴家的厨娘汤好珠抚养，改名叫廖美秋。不久，郑锡英携子迁居上海，得到在上海灯光厂医务室工作的原戴笠的护士长范娟理资助，最后在徐家汇定居下来。
1953年底，毛人凤受蒋介石之命，派遣江山凤林人周明达进大陆接戴笠后人去台湾，结果刚一进关，周明达就在广州被捕；周是属于那种“收人钱财，为人办事”的，所以，周在如实交代之后，政府也并不过分为难他；但他获释后，不敢再回台湾，选择了定居香港。
不久，台湾又派王牌特工黄铎从舟山潜入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接上头，由他俩办理手续，偷开出口证，将郑锡英改名沈凤英，由黄铎冒名顶替戴以宏，带着戴以宽、戴以昶于1954年1月7日从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再转香港赴台湾。此后，陆秉章又将戴以宏的户口迁至上海郊区的青浦县朱家角，陆被捕后，戴以宏被送往宋庆龄孤儿院，成年后在安徽农场工作。
这里，一件与戴笠有关的事不能不说：
戴笠的发妻毛秀丛，1939年8月因为患子宫癌，病逝于上海。从此，戴笠未再续弦。每逢毛秀丛忌辰，他必默默地燃上一炷香，陈设鲜果，以纪念亡妻。偶或远出，亦常将毛秀丛照片携带在身。
虽说坊间对戴笠私生活的传说沸沸扬扬，但据戴笠身边的江山人说：戴笠除了夫人外，好像只带过胡蝶一人到过戴公馆。沈醉也说：他好几次在戴笠处碰到过胡蝶，他觉得胡蝶待人很得体，也可感觉到，胡蝶和戴笠在一起的幸福感。在沈醉的眼里，胡蝶可能会起初不自愿，但真的和戴笠在一起后，胡蝶也是充满感情的。
戴笠副官贾金南则回忆说：有一次戴笠发烧咳嗽，胡蝶忙前忙后，为戴笠敷毛巾、端痰盂、捶背、倒水、拿漱口水、用丝绸手帕帮戴笠擦嘴边的水痕，又轻轻扶戴笠躺下，掖好被子。胡蝶的一系列细微的动作，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得体，那样利索，仿佛戴笠本来就是她的亲人。而据当时在戴公馆当差的江山人回忆：得知戴笠坠机之后，胡蝶焦急万分，她四处求人，想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出事地点，她找到当时空军司令周至柔，恳求派飞机，周至柔没有理睬；找其他人，别人也爱理不理，这真应验了一句亘古不变的世俗名言：人一走，茶就凉。
在戴笠江山保安的故居，保留着一张胡蝶当年在戴公馆门前的青石板上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胡蝶穿一身朴素的蓝布旗袍，朴素自然，清新怡人，没有一点十里洋场的脂粉味。
1989年4月23日，胡蝶病逝于加拿大温哥华寓所，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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