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重用江山人，或许跟他的职业和生性有关。一是在他看来，江山人是老乡，可靠。二是江山方言，别人很难听懂，保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在浙江组建了一个“特务警察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用于情报、保防、安全、警卫等方面的“政治警察”，自任总务处长，并兼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
得知这一消息，江山人毛万里就找戴笠游说，希望他帮忙上浙江警官学校。戴笠说：你这种水平还上什么学校？直接跟我干好了！毛说，我怕我干不好！戴笠一笑，就说，你跟着我，就能干好了！就这样，毛万里真就跟了戴笠，后来也果真“干好了”。
1937年冬，戴笠从上海退到江山老家，给在福建任特警组主任的毛森一份电报，一封亲笔信。嘱他“星夜去江山面商”，以“号召江南豪杰”。戴笠素有文才；其信不但读得毛森“热血奔腾，热泪夺眶”，就连省主席陈仪读了，也不禁大为慨叹，不但允许毛森辞去，还送他汽车两辆和一批枪支、弹药、被服、食米等军用物品。而一批在闽的江山人士，则纷纷“誓同生死，一起北上抗日”。于是，毛森真的星夜兼程，赶回江山。之后，毛森所部被编为教导二团第二大队，因其骨干都是江山人，又被称之“江山大队”。
1941年秋，戴笠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归来，途中下榻在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小旅馆，那时的旅店多是木结构，隔音很是不好；那日戴笠刚一入住，便听到楼上有人在训话，训话者的“官话”明显带有江山口音，但说得有条有理，且很有鼓动力。戴笠便叫人请这位训话者下楼，用江山话一问，此人果是江山人，姓吴名继祖，是国军的一位上尉连长，当时他正在教训手下的几个排长。
戴笠当即亮明身份，问他愿不愿意调到自己的手下工作，吴继祖喜出望外，当然一口答应。抗战胜利之后，吴继祖当上了军统“京沪杭铁路警备处”的上校站长，专门负责南京与上海之间的安保。解放后吴被判徒刑；刑满释放，他回江山时，曾说起过一个关于戴笠的传闻。这就是，凡是军统女特务接受派遣任务之后，戴笠必与她们共度良宵，以体肤之亲使她们更为忠诚！
吴继祖之说，当然不足为信；倘若果真如此，那倒也真是戴笠的另类“用人之道”了！
戴以谦是戴笠的族孙，16岁时在江西铅山顾祝同部办事处做事。1943年，戴笠到铅山办事处一碰到戴以谦，就用江山方言问：你这个小尼鬼（小鬼），为什么在这里？戴以谦回答说：“我有行当做的。”办事处主任不认得戴，戴以谦介绍说，“他是我的十公，戴笠将军。”主任马上请戴到办公室，戴以谦不懂事，竟也就陪着戴笠一起坐着喝茶，而主任却毕恭毕敬在一旁站着。第二天，戴跟主任说他人手不够，便把戴以谦带上了，此后让他担任了自己的机要参谋。
87岁的王庆莲是江山目前健在的最后一个“女军统”。15岁那年她在江山被军统招收，经湖南、贵州、广西辗转到了重庆，先是分配在重庆磁器口的军统训练班当打字员，但她嫌磁器口地方荒僻，便申请调到罗家湾的局本部当译电员，而上面竟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这大概上面看我是江山人吧。”王庆莲说。在译电科，不但八个股长中有七个是江山老乡，她的顶头上司——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也是江山人。王庆莲最小，大家都管她叫“娜尼鬼”（江山方言：小姑娘）。但除了每周的例会，能见到戴笠的机会很少。有时望见大楼楼上“甲室”亮着灯，一辆眼熟的黑色轿车在院子里等候，她猜测戴笠正在局本部办公。一次，戴笠离开重庆，王庆莲和几个同事到戴笠的曾家岩公馆一探究竟。“那所宅子阴森森的，一进门就是暗道，机关，我都忘了怎么走路。”好在她意外发现，宅子里的警卫、仆从、厨师也都是江山人，“那时，随意进出戴公馆，是江山人的特权。”王庆莲回忆说：“戴笠这个人很有口才，有时站在台上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从不用稿子，且很注意仪容仪表，不管多热，风纪扣都扣得严严的。”
一日夜间，王庆莲正裹着一袭睡衣踱回宿舍。忽见戴笠在三五随从簇拥下正朝她这个方向走来，她有点畏惧，便躲往路边，不料戴笠和她擦肩而过之时，竟笑着叫了她一声“娜尼鬼！”这是她第一次单独遇见戴笠，虽说等她回过神，戴笠已经走远，但戴笠的这一句乡音，却让她感到了一股浓浓的乡情。“我从来不看现在的谍战片，一看到电视里的人都穿着笔挺的军装，我就看不下去。”又说，每当她去戴笠故居，看到墙上戴老板的照片，她就会不自觉地脚跟并拢、腰板挺直……
“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在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我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这是戴笠常说的一句话，与戴笠有过交往的江山老人也都说，戴笠对下属很有自己的一套。
比如，戴笠呈送蒋介石的甲种情报，都由一个上尉副官抄写的，蒋对这个副官的字体非常满意。于是，戴笠就一直让这个副官负责抄写，直到成了上校，还干这行。又比如，看守张学良的刘光乙，一直做到少将，也是从“看守”这个位置上退休的。
据沈醉回忆：每当除夕，戴笠都要给手下重要干部写一封亲笔信，再附上一点钱，作为给他们的新年“红包”；重要干部很多，也不能疏漏一个，所以，戴笠常常写到深夜。一次，沈醉提出替他代写，戴一笑说：“你懂什么？你写有什么用？你写的能代替我写的吗？”
1942年，军统与美方商谈“中美情报合作”。“合作协议”先由第一处处长鲍志鸿起草初稿，再由戴笠的英文秘书王友竹译成英文；还先后经过另两个精通英语的专家校订。但戴笠仍不放心，又令许念曾做最后的校勘。当时正值“秋老虎”，重庆闷热难耐，又没有电扇，为了避免许念曾校勘时分心，戴笠就亲自在一旁给他打着江山的麦秆扇，让他“聚精会神地一字一句逐条斟酌校正英文翻译”。
这种例子多得很。不过，虽说戴笠平时看来很是随和，无论是与人谈话，还是给人写信，不论对方岁数大小，他一律都称之为“兄”，以示尊重；与部下闲话家常，也不拘形式，甚至自嘲自己儿时的顽皮，早年的荒唐，设法保持一种轻松的气氛。但他驭下极严，一次，戴以谦和一位同事正在偷偷抽烟，被戴笠看到，他立即板脸训斥：“你们如果有钱，应该给老家寄回去尽尽孝，或者自己买点衣服穿穿，不应该这样浪费！”吓得两人从此不敢再提一个“烟”字。又一次，军统兰州特训班举行大会餐，戴笠发现一个女生队长，拿着一只自己的“细瓷”碗来用餐，他当下板起脸来，厉声质问：“我的学生可以用粗瓷碗吃饭，你为什么要用细瓷碗？”吓得那女生队长双腿发软，脸白如纸……
而对共产党人，戴笠更是残酷无情。有一个江山人名叫柴受文，与戴笠是保安同村人，其祖父柴德美还是戴笠启蒙老师柴令望的近亲；柴受文在军统从事“外勤”时，暗中加入中共，不料被戴笠发觉，先“密令”他转入“后勤”，然后秘密逮捕。当时戴笠正在保安省亲，其祖父柴德美听到风声便上门向戴笠求情，戴笠满脸是笑，请老人吃饭，但每当老人刚想开口求情，戴笠就起身敬酒，就是不让他开出口来。柴德美见戴笠如此客气，以为问题不大，便起身告辞了；谁料老人前脚刚走，戴笠就密电南京，“立决”柴受文。而在柴受文被枪毙后，戴笠却照样给他家中发抚恤金，供小孩读书，以让他家人造成一个“因公殉职”的假象……
——这就是戴笠的阴鸷。
戴笠重视对“殉职”者的抚恤，是为了让军统分子死心塌地。他规定“凡本局死者薪俸必须按时寄送其家属，白发黄口无人照顾的，要接到安全地方，予以安置。军统局所办学校，要无条件地先收容遗族子女，并维持其生活。遗族子弟之优秀者，要扶助其升学，至大学毕业为止”；但他也实施着一套极严厉的家规，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他鼓励和重视下级给他递小纸条，打小报告，以使自己的“眼线”无所不在。在军统内部代号“乙地”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看押的大多是有叛变嫌疑的军统特务。戴笠通常以密令的形式，召嫌疑犯到南京。密令甚至常常让嫌犯错觉为他正押送着陪同者到南京领赏，直到被捕才知道真相。由此，虽说学生是他的“三爱”之一（另两爱是手枪和手表），但每当他找学生个别谈话，总有一些学生一见他就害怕得发抖，吓得连姓名、籍贯都说不出来了……
不过，戴笠用人虽不拘一格，他可以借流氓做事情，也可以与流氓交朋友，但他决不会对流氓委以重任，哪怕他们对他言听计从，因为他认定“盖其能为我所用，也能为他人所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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