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是受他人的肯定还是非议，范用都显得很坦然，他曾这样说道：“人家说范用是个光拉车不看路的人。我说我是个实干家，我不大懂政治。”的确，范用一生喜好读书，热爱文学，又引导别人读书，热爱文学，用心出版，不问政治，“光拉车，不看路”，他是干实事的思想者，一生为他人圆梦。也许我们无法通过他自己的作品来直接了解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作品来感受他的思想和人生，感受他和他的出版事业带给这个时代的巨大推动力。
1． 为出版交朋友
离休以后的夏衍很喜欢和范用聊天，甚至还会亲自打电话赋予范用“特权”——不必通过“姑奶奶”。“姑奶奶”是夏衍女儿沈宁的昵称，她侍奉夏衍，严格安排他的日常活动，为了保证每天的休息时间，夏衍和谁见面都必须得到她的许可。范用得到不必通过“姑奶奶”这一特权，可见夏衍的盛情。
然而，范用始终认为不宜过多打扰夏衍，所以还是通过沈宁约定了时间才去拜访夏衍。范用会向夏衍请教出版工作，也会带好书给夏衍看。只要见到范用，夏衍总是很高兴，他也常常给范用一些指点，比如：提醒范用团结作家，尊重作家，才能办得好出版社；要给某某作家出书，不要让读者忘记他们；李一氓30年代在上海写过不少文章，要收集出版；叶灵凤死在海外，留下来的作品可以整理出版；曹聚仁是个自由主义者，独来独往，但是学术渊博而深厚，始终爱国，“比我们强得多”，“骨头是硬的，当得起晚节可风的赞誉”。
范用总是可以从夏衍那里得到许多善意的提点，这令范用受益匪浅。即便他在工作中有所疏忽，出了纰漏，范用也能从夏衍那里听到批评意见。夏衍有一封给三联书店的信，措辞严厉，是范用从未见过的：来信及“合同”均收到，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不平等条约，等于卖身契，我不愿签字，听凭处理可也。合同一份退上，另一份立此存照。尽管当时范用已经退休，夏衍也表示此事与范用无关，但范用认为这本书是经他之手出版的，出版合同的事是他没有交代清楚，处理不当。后来才知道，对此事有意见的还有好几位作者。范用为此而深深自责。
他敬佩离休后依然关心出版事业的夏衍，也会记住夏衍的鼓励和批评，学会谨慎谦虚，兢兢业业地做好出版工作，成为一个干实事的出版人。言谈中，夏衍曾笑着对范用说：“你哪里是办出版社，我看你是交朋友。”而范用说：“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只是我都做得不够。”
的确，通过做出版工作，范用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这和范用尊重作者和他们的意见是分不开的。和夏衍一样，给予范用“特权”的还有李一氓先生。李一氓对范用说：“你随时来，不用通报，按一下电铃就进来。”就这样，他们从字画到古董，从古董到版本，他俩无所不谈。
李一氓一生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到苏区后担任过国家保卫局长，编过《红色中华报》。这之后，两万五千里长征北上。到达陕北以后，他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他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皖南事变后到香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六年之久。
坐在李一氓的书房里听他娓娓道来，对范用而言是一种享受，真是“听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李一氓的人生经历如此丰富多彩，范用就想到请他写部回忆录。李一氓被范用说动了，开始动笔写。每写完一章，范用就亲自去取，或者李一氓派人送去给范用。1992年，这部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模糊的荧屏”，而范用正是这部书的第一个读者。
范用还请求李一氓将文章、题跋编集交三联书店出版，先后印了两集：《一氓题跋》和《存在集》。李一氓去世后，又印了一本《存在集续编》。这三本书都由范用设计版式，正文用四号仿宋体竖排，行距疏朗，比较悦目。封面也由范用设计，是用李一氓的印章组成的，精雅别致。
2． 干实事的思想者
范用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时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
朴实的话语给人带来浓浓的暖意。而在话语的背后，范用自己承受了多少凄苦和波折，恐怕鲜为人知。
1994年8月，噩耗传来，范用的恩师陈白尘先生去世了，范用哀痛不已。范用记得他是经沙名鹿老师介绍认识陈白尘的，第一次见到陈白尘是在穆源小学。陈老师第一次见到范用就有说有笑的，说范用长得像个小姑娘似的——陈老师留给范用的第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此后，他们交往频繁，陈老师在范用身上也花了不少心血，他订了三份杂志给范用看，还支持范用办儿童剧社。有一次在四川的座谈会上，陈老师当众表示“范用是我的学生”，这与会人员感到很奇怪：你这个学生怎么搞出版啊？没有搞学术、搞话剧。
陈白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身心的折磨，这段痛苦而悲惨的遭遇真实地记录在陈白尘上百万字的日记中。陈白尘从这上百万字日记中编选出“五七干校”的部分，取名《牛棚日记》，交给一家出版社，但被退了稿。
想起和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和他多灾多难的一生，范用不禁潸然泪下。他觉得《牛棚日记》比较真实地记载了陈老师当时的思想和状况，应该把它印出来让大家都看看。所以，当时已经离休五年的他，仍然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陈白尘的女儿陈虹。一天上午，范用约好与陈虹见面取书稿，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一辆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把范用撞飞了，他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医生诊断为粉碎性骨折。范用在医院躺了近五个月，骨头总算接上去了，但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从此左腿短了一点，走路有点跛。
陈虹把《牛棚日记》书稿交给范用，范用躺在床上一口气把它看完了。后来，在范用的努力下，陈白尘的心愿终于变为现实，书印出来后，范用还拄着两个拐，把它送到陈白尘的图书展览会上。在一般人想来，这时候的他大可以委托别人把书送过去的，何必亲自艰难地跑一趟？但是范用觉得应该自己亲自送过去，亲手交给师母陈白尘夫人。他想，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慰了。
离休后，范用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出版界。他享受着出版工作给他带来的快乐。对于出版，范用说过他看重的是纯正的动机、良好的愿望、认真的态度。这大概也与他为人坦直密不可分，他厌恶说假话，厌恶势利眼，因此做出版工作也实事求是，力求真诚。
他曾对《三联生活周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贴近生活，贴近社会，与人民共呼吸，讲大众想讲的话，是办刊物的宗旨。这是一份高品位的严肃的刊物，它有一批精干得力的记者，能够密切关注国际问题、社会问题，乃至像贪污腐化这样的政治问题，善于捕捉题材，经过调查采访，迅速反映到版面上，文章都比较扎实，反映人民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泛泛之论。在肯定这本刊物价值的同时，他也坦言其存在的不足：连载的漫画毫无看头，庸俗，与这个刊物极不相称。
范用就是这样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始终热爱自己的出版事业。他热爱这份高尚而又庄严的工作——唯有热爱，才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的源泉；唯有热爱，才能在奋斗之路上感到自我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也唯有热爱，才能在与困难搏斗的过程中不气馁，不退缩，不迷失方向。因此有一句话深得范用之心：做出版，必须感情用事。
3． 为人做嫁衣
范用一生注重传统文化，善于发现人家忽略的好作品。他的出版视野相当开阔，而且一旦他认为好的东西，就会坚持出版。所以，没有范用，就不会有经久不衰的《傅雷家书》、不删一字的《随想录》、全本的《牛棚日记》和图文并茂的王昆仑新版本《红楼梦人物论》的；没有范用，也就没有风靡文化圈的《读书》《新华文摘》；没有范用，也就不会推出黄裳的《珠还记幸》、丁聪的《昨天的事情》、姜德明的《书味集》、董乐山的《译余废墨》、董鼎山的《西窗漫笔》、梅志的《往事如烟》、杨绛的《将饮茶》、陈白尘的《云梦断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和金克木的《天竺旧事》等；没有范用，也就没有开风气之先的《朱自清序跋书评集》《叶圣陶序跋集》和《俞平伯序跋集》等；没有范用，更不会有聂绀弩、夏衍、唐弢、徐懋庸、胡风、柯灵、廖沫沙、秦似、曹聚仁等现代杂文大家的杂文集流传于世。
著名画家韩羽曾感慨：“范公筹划出版过多少好书？谈过多少书？说句文词，汗牛充栋。”难怪一些文化人也来“声讨”范用，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倪墨炎就这样说过：“我最向往的就是来自范用那里的书。和我阅读兴趣相同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被范用弄得‘破产’。他们有时买到心爱的书，会兴高采烈地说：‘范用这个老头策划的书，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范用是一位有意思的文化大家，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人做嫁衣。我们可以通过别人的作品来感受他的思想，感受他的人生，感受他和他的出版事业带给这个时代的巨大推动力。在出版方面，得推崇的不仅是他对选题的把握和开拓，还有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讲究和痴迷。张中行说：“在书的版式、装帧设计方面，非专业的，我最佩服两个人，南方是钟叔河，北方是范用。”
范用小学时就爱好美术，进出版社后，耳濡目染，对书籍装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社里没有让他设计封面，他就下了班偷偷地干，终于有了他的处女作《抗战小学教育》。令范用庆幸的是，当时自己有机会拜丰子恺为师，受到丰子恺的鼓励，丰子恺还为他设计封面题签。而令他伤感的是，他为李公朴设计《社会大学》，与李公朴通过好几封信，书还没出版，李公朴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可以说，在出版社同仁的培养和鼓励下，15岁的范用就开始在工作之余进行封面设计和书籍装帧工作。
凡是遇到一本封面设计好的书，范用总是随身带着它，爱不释手，一见到熟人，就情不自禁地掏出来，滔滔不绝地夸赞：“这是一本好书，看，封面设计得多好啊！”在范用眼里，书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丝毫将就不得，否则一本好书就被糟蹋了。因此，一旦让他碰上一本封面设计不成样子的书，他就会很愤怒。主政三联时，范用凡看到不满意的封面设计，或毫不客气地责其重做，或亲自“洗手做羹汤”，躬行示范。当然，他对自己的装帧设计也格外严格，力求完美，花笺、版画、手稿、白描画、框线是他最常用的元素，风格清新、细腻、朴实。
朱光潜的《诗论》、阿垅的《人·诗·现实》、卞之琳的《人与诗：忆旧说新》、袁可嘉的《论新诗与现代化》、赵瑞蕻的《金果小枝·西诗小札》，这些书籍封面各异，环衬装帧却一致，无一不是出自范用之手； 唐弢的《晦庵书话》，赵家璧的《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杨宪益的《译余偶拾》，黄裳的《翠墨集》《榆下说书》和《银鱼集》，曹聚仁的《书林新话》，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一、二、三集）……这些书话随笔类的集子，也是封面各异，而扉页都是由范用亲自设计的，统一的格局和装帧使它们成了一套没有丛书名称的系列大书，可见范用在策划时的独具匠心。
2007年2月，《叶雨书衣》由三联出版社出版，那是范用为三联设计的七十余种图书封面的“自选集”，三联近20年来的人文社科类精品多囊括其中。“叶雨”是范用装帧书籍的署名，也是“业余爱好”的谐音——设计书衣之于范用，确是业余。然而有人这样评价他设计的书衣：纯手工制作，简洁大气，素净淡雅，透着浓浓的书卷气，为很多专业装帧者所不及。也有人说，范用设计的封面，可以下酒。
获得他人如此的认可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范用既不是学美术出身，也没有高学历，设计封面也不是他的正业。可以说，范用的成功取决于他肯动脑钻研，肯不耻下问。
范用记得，曾有人在设计黄裳的《银鱼集》封面时闹了笑话——黄裳将蛀食书页的蠹鱼赐以“银鱼”的美称，而设计者不知道“银鱼”指的是书蛀虫，结果弄得此“鱼”落水，出现在封面上的竟是七八条在水中悠然游动的鱼儿。这个笑话时刻提醒范用每设计一个封面都必须通读文稿，吃透书的精神，把握书的性格，三思而后行。
在为朱光潜先生设计《诗论》封面时，范用把朱光潜手稿中的“诗论”两个字放大了几十倍作书名，作者签名也用朱光潜的手书，下缀一方朱光潜的名章，几乎将封面占满，显得美观、大气。他为李一氓设计的《一氓题跋》，开本狭长的封面上落了十余方李一氓常用的印章，氓公自题的书名肥硕挺拔，腴而有力，书页间开阔疏朗，令人忘俗。范用设计的书话集，封面用作者自己的字，选用一张旧的花笺做装饰，扉页则用一幅作者的手稿，富有个性，形式却基本统一。这设计思路别出心裁，令人拍案叫绝，深受读者青睐，就连行家看了也叹为观止。
多年的装帧设计经验使范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设计理念。他认为三联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多属学术作品，比较严肃，因此，封面的色调宜冷，构图宜简，色彩宜单。这样才富有书卷气，才有韵味，才能典雅而大方。在提倡多样化风格的同时，范用更懂得量体裁衣。他为美国海姆·金诺特的《孩子的心理》一书设计书衣时，就是以孩子的心理特点为旨要，把封面设计得色彩斑斓，鲜亮夺目，用稚拙的儿童画作主体，饰以儿童心中的太阳、花草和鱼等元素，显得生机勃勃，趣味盎然，使形式和内容达到完美的统一。可以说，敢于根据实际情况，颠覆自己的设计套路，这也是“叶雨”设计书衣成功的因素之一吧。
4． 敬业为“范”
杨绛曾在回忆老三联的文章中写道：“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杨绛的话该是道出了许多读者的心声。在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三联书店已成为一块“绿地”，那些范用领衔的自由而民主的日子，那种生气勃勃的书香氛围，那股向上喷薄的活力，铸就了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这种难以复制的风格并未因范用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了一种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范用的出版理念和敬业精神给三联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从范用编辑的一系列书籍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这些深刻而鲜明的烙印。
（1） 《郑超麟回忆录》
在回忆编辑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的始末时，范用提笔坦言：我有幸结识两位世纪老人，一位是董竹君（1900—1997），另一位郑超麟（1901—1998）。
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我买到一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俄国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所著《诸神复活——雷翁那图·达·芬奇》，译者绮纹即郑超麟。当时对绮纹其人一无了解，到后来才知道。
一九八八年前后我在三联书店任职时，出版了一批外国文学传记，《诸神复活》是其中的一本，但无法与译者取得联系。
还是楼适夷先生和我谈起郑超麟，他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和郑超麟关在一起，当时他和郑超麟是不同政见者，一是共产党员，一是托派。监狱“教诲所”所长沈炳铨为了照顾关在牢里的一批“文化人”，让他们翻译德文《军事法典》，名为翻译，实际是跟老师学习，老师就是郑超麟。译稿拿出去出版，得到稿费。郑超麟译得多译得快，拿的稿费也多，买了不少食品、药物和营养品。他自己所需不多，常常大部分分送给难友，不管这些难友是和他同政见或不同政见的。
郑超麟因反对国民党坐了七年监牢。解放以后，又因托派问题被捕坐了二十八年监牢，一九七九年恢复自由，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从适夷先生那里知道郑超麟先生传奇的一生，非常想一见这位毕生为共产主义信念奋斗的老人，一九九六年出差到上海，得便拜访了他。
郑先生住在一所简陋的居民楼里。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十分亲切的印象。我在他面前是个后生小子，郑老却一点也没有架子。
郑老说：我和你是同行。原来早在二十年代郑先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出版机构叫“人民出版社”，而我去拜访他时，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通过不少封信。我竭力鼓动郑老撰写回忆录，因为他是早期党史的见证人，已经很难找出第二个人。郑老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一张一九二三年拍摄的“少年共产党”改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大会留影中，有周恩来、王若飞、陈乔年、郑超麟等人。
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出版《郑超麟回忆录》，只印了一千册，内部发行。
一九九八年我把郑老前前后后写的回忆录，以及《论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加上诗词《玉尹残集》、诗词近作汇编三卷《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数十万言交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编此书，全稿我阅读了三遍：第一遍为初读，第二遍为编选，第三遍是看排印清样。在北京植字排版，制成菲林寄香港付印，力图在郑老百岁大寿前出版。出版社全力以赴，将第一册书赶送到上海，飞机中午到达，郑老却已在当天上午去世，距他心血结晶送达上海仅差数个时辰。令人欣慰的是，郑老生前为文选写了一篇自序，也可说是遗言。
最近，东方出版社作为“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之一，重印此书。我愿借此机会郑重向读者推荐这部有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参考读物。
还需要提到的是，当年我编这部书，香港出版这部书，曾得到罗孚先生的资助，他为此卖了一幅藏画。为此郑老特在香港版的自序中感谢罗孚先生。香港版还附录罗孚的《郑超麟老人最后一封信》一文，记述与郑老之交往。遗憾的是，东方出版社重印本未经我的同意将自序和罗孚的文章全部删去了。我希望罗孚的这篇文章一同刊出，也算是书林史话吧。
范用搜集积存的广告文字和广告式样，以及谈书籍广告的文章，汇编成小书《爱看书的广告》，奉献给做编辑工作的同志参考。此书内容分为三部分，即“广告文字”、“广告式样”和“书籍广告谈”。“广告文字”主要收入鲁迅、叶圣陶、巴金、胡风等名家的作品，以及20世纪30—40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的广告文字。这些广告文字，其实已称得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可供人学习和欣赏。“广告式样”主要收入30—40年代的作品，设计美观，又很实用，处处表现出设计者的才华与苦心。“书籍广告谈”部分收入十六篇文章，主要介绍中国现代书籍广告的掌故，并表达作者对书籍广告的见解。这个三部分内容相互照应，形成立体的效果，非但不失文化趣味，还不乏实际的指导意义。范用在《爱看书的广告》一书中“编者的话”，耐人寻味：我爱书，爱看书的广告。
我看书的广告，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父亲病故，家境困难，买不起书，只能到书店站着看不花钱的书，看报纸杂志上的书的广告。
印象最深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每日新书”广告，印在《申报》、《新闻报》头版报名之下，豆腐干大小的一块。我不大看商务印书馆的书，而是看几家进步出版社：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现三联书店前身）出版的书刊，看它们的广告。这三家出版社的广告，设计新颖，书名用美术字，有的还配图。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光明》、《世界知识》等杂志，底封和底封里都刊登新书广告。
开明书店的广告，文字编排有特点，不留一字空白，我曾刻意模仿。
有的出版社还编印宣传推广的小刊物赠送读者，如生活书店的《读书与出版》，开明书店的《开明》，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书讯》（彩色版）。我在三联书店编印过名为《书的消息》、《三联信息》的宣传刊物。
十六岁那年到汉口，我有幸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出于爱好，自己学习设计广告。后来，出版社的广告就交给了我，让我包办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读书》杂志，底封和底封里有两面广告，我又有了设计广告的机会。一干几十年，直到离开三联书店。
旧中国几家著名的出版社，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赵家璧主持的良友图书公司、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都很重视广告。鲁迅先生也很重视书的广告，写过不少广告文字。此外，茅盾、施蛰存、胡风、陆蠡等先生，都写书的广告文字。
为了学习前辈怎样做广告，我留意搜集以上诸家撰写的广告文字。用短短的百来字介绍一本书，是很要用心的。出版社的编辑应当学会写广告文字，这是编辑的基本功之一。广告文字要简练，实事求是，不吹嘘，不讲空话废话。
现在我把搜集积存的广告文字和广告式样，以及谈书籍广告的文章，汇编成这本小书，奉献给做编辑工作的同志参考。作家李辉和我有同好，听说我在编书，把他所搜藏的广告文字贡献出来，使本书更加充实，这是不能不提到的。
让我们都来做好书刊的宣传。《买书琐记》
（3） 《买书琐记》
范用爱书，喜欢逛书店，喜欢读别人有关逛书店的文章，于是他把许多篇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本《买书琐记》。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在于每个曾经在书店里流连过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每一个曾在书店挥霍过的人也能在这儿留下自己的影子。在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此书的前言，品味一下书香：我爱跑书店，不爱上图书馆。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太费事，先要查卡片，然后填借书单，等待馆员找出书。
上书店，架上桌上的书，一览无余，听凭翻阅。看上的，而口袋里又有钱，就买下。
生平所到的城市，有的有书店街，如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福州路，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如重庆米亭子、桂林中北路、上海卡德路、河南路。我在旧书店买到鲁迅先生印造的几种书：《海上述林》、《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铁流》、《毁灭》，都是可遇不可求。这几种书印数都很少，《士敏土之图》只印了二百五十本，《引玉集》三百五十本，《海上述林》五百部。还在旧书店买到曹禺签名赠送郑振铎的精装本《日出》，夏衍赠送叶灵凤的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出版的《木犀》，上面有夏衍题词：“游镇江、扬州得此书于故书铺中，以赠此书之装帧者霜崖（叶灵凤）老弟。”还买到过田间签名赠送艾思奇的诗集《中国·农村的故事》。如今都成为我的珍本藏书。
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店员交朋友。还在当小学生时，我和镇江的一家书店店员交上朋友，时隔五十多年，他还记得我，从台湾带上家人到北京看望我这个小友。我写了一篇《买书结缘》讲这件事，现在也印在本书中。
由于有此癖好，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现在我把它们汇编为《买书琐记》，以贡献于同好。在大众的视野里，范用只是一个与铅字和版权打交道的商人，他只是著名的三联书店的老板，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就连范用也承认：“我不是写文章的人，我是给人家出书的。”他一生出版了大量书籍，但是为自己写的书实在屈指可数。不过范用知足了，他说自己从梦想到现实，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可谓不亦乐乎。
在他的回忆录《泥土·脚印》（续编）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我不善于写作。偶尔写点怀旧文字，怀念故乡，怀念母校，怀念同学师友。我是用真情实感写的。我的那本《我爱穆源》，承冰心先生题词：‘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这一本我从巴金先生题词取了‘泥土’、‘脚印’几个字作为书名。我也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封面上巴金的题字清晰可见：“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这大概就是范用一生以出版为业的真实写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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