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人生如梦。那些坎坷不平、奔波劳碌，那些聚饮风流、纵谈高论，随着时间的脚步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永恒不变的却是那一世情缘，它们晨昏相伴，忧乐相随，即便是到了生命的黄昏也不离不弃。
1． 嗜书如命
“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因为他完全被书柜给包围了。他是书的奴仆，又是书的主人。”这是友人戈宝权对范用的评价。一辈子和书打交道的范用自然范用在家中
是一个爱书之人，而他爱书的程度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正如戈宝权所说，他是“爱书如命”，既是“书的奴仆”，又是“书的主人”。
范用和友人见面或打电话，谈论的主题永远跟书有关，不是谈他编的书，就是他想借什么书，或者推荐什么好书。退休后的他除了书以外，几乎很少关注其他的事情。每日倚床看书，那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一卷在手方可入睡，真的比安眠药还要灵。退休后的他最大的爱好也就是看书看报，一天不看就浑身难受，真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迷，他觉得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书成了他的“通灵宝玉”。
至于范用的家，与其说这是居室，不如说这就是一个图书阅览室。他的两间书房四壁皆书，堆满了中外文史图籍，书架顶天立地，架间的隔板却还是不堪重负，被满架子的书压得弯了腰，可见其藏书之多，真的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黄裳称范用的书房是“宝库”，上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书籍，别人有的，他几乎都有；别人没有的，他可能也有。范用的藏书，因令人大开眼界而闻名遐迩。据说，范用藏有一本《大堰河》的初版本，当时连艾青先生自己手中都没有。上世纪70年代末，老诗人见之，喜不自胜，题诗一首于扉页：“好像一个孤儿，失落在人间，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经历了多少折磨苦难，相隔了四十多年，终于重相见——身上沾满了斑斑点点，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可真不简单！”并写道：“题赠藏书的范用先生，以志感激。”
有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需要展览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但是图书馆的书都统一另做了封面，失去了书的原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找不到红封面的初版本，展览工作遇到了困难。幸好范用有此藏书，于是博物馆方面不得不向范用“征借”。此书扉页上竖写着“叶琛，1940年”字样，“叶琛”正是范用的党名，那是入党时组织上为保守秘密起见而给范用起的名。扉页上方有两行外文字，那是斯诺夫人的签名。书中还夹有两张发黄的斯诺老照片，那上面有斯诺自己的签名。范用收藏的斯诺《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这两本书称得上是海内的孤本，弥足珍贵。
范用的藏书
在范用的“图书馆”里还可以找到许多名家的手稿。比如，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手稿便完好地保存着，竖写的蝇头小楷，两厚本，字迹娟秀遒劲，近似鲁迅。此稿本原来一直藏在柯灵先生手中，70年代，柯灵推荐三联出版此书，出版后，范用要把原稿还给柯灵，但柯灵却表示让范用留着做纪念。
其实，范用一生的藏书何只于此？！“文化大革命”中曾三次被抄走的书就已经不计其数了，可见他一辈子积存下来的书该是多少？无论是自己花钱买的，还是友人赠送的，范用的藏书已经多到在书架上无法存身，只好暂放到方凳上、圆桌上，甚至地板上也放置了一摞又一摞的书。由于三联书店在香港有分店，所以范用还通过香港的朋友引进了不少港台书刊——在范用的藏书中，港台出版物也引人注目。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范用的家全都是被书环绕着的。范用就在他的“图书馆”里享受着藏书的快乐，也享受着读书的愉悦。和他的藏书一样，范用的借书必索也是闻名遐迩的。朋友说笑话，借范用的钱可以不还，借书他是必索的。范用自己也说他最怕的就是书一借走，不知何日归来。
有一回，一友人借读范用藏的《志摩日记》，用毕准备还他，他却不让寄，怕万一寄丢了麻烦，再三嘱咐友人进京时带还给他。范用在《怀念书友家英》一书中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套《艺林丛录》，一共六本，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的汇编。田家英很喜欢，借去看了一两年，就是不见归还。范用跟他要，田家英才不得不还给范用——每本书上田家英都已经盖了图章：“家英曾读”，可见田家英和范用是同道中人，都嗜书如命。
既然大家都喜欢书，所以朋友向范用借书，他总是有求必应，范用在家中书架前
但为了委婉地提醒朋友归还，他印了一个别致的藏书票，上面画一个书架，有个空档在那儿，等着书回来，边上是范用亲笔书写的“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范用把这枚藏书票贴在每一本书上，让借书人不忍赖账。
早在30年代，范用就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读到一篇《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从此对藏书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林林总总，至今依然兴趣不减。
范用回忆，他最早见到藏书票原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当时他在上清寺旧书店买到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民国二十四年版），书内除盖有国立中央大学的藏书章外，还贴了一枚单色印刷的藏书票，画有旭日与青松。
1933年日本兵库县小塚省治氏编刊的《藏票趣味》，是范用最早见到的藏书票刊物，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份用蜡纸刻印的小刊物，每期只有十页，却贴有六枚设计者或票主提供的藏书票。其中一期贴有叶灵凤的书票，乃叶灵凤本人设计的，图案是繁花丛中一凤凰。
70年代，范用到香港见到了叶灵凤夫人，也有幸见到了叶灵凤先生的遗物——叶先生收藏的藏书票数量可观，有好几百张。使范用十分惊奇的是，叶先生的藏品中竟然有范用自己设计的一张藏书票。那是1946年在上海，范用在读书出版社工作，老板黄洛峰是个爱读书，并且鼓励职工读书的人，出版社不惜花钱买书供大家阅读。为此，范用设计了一张“一斋图书馆”藏书票——已故的郑一斋先生和他的胞弟郑雨笙是读书出版社的主要资助者，故用“一斋”命名以示纪念。在这张藏书票上，有一行用拉丁化新字拼写的话：“人人都应当有书读。”范用诧异的是，叶灵凤远在香港，他是如何得到这张藏书票的？真是神通广大！更令范用激动万分的是，叶灵凤夫人慨然相借，让范用把叶先生收藏的书票带回北京。于是范用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展出这批藏书票，邀请朋友们来参观。藏书票展览在北京还是头一回，范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从那以后，范用有幸得到不少作家签名赠送藏书票，签赠者为巴金、施蛰存、戈宝权、赵瑞蕻、曹辛之和董桥等。对范用而言，票如其人，万分珍贵，一张小小的藏书票里包含了多少思想、情操乃至追求啊！范用爱好藏书票，虽然谈不上收藏与研究，但是睹票思人，总有往事浮现，令人神驰，堪可玩味！
对书本和藏书票情有独钟的范用还喜欢与朋友共享读书之乐。他认为作为出书、卖书的人，自己就应该爱书、读书、懂得书，要有一点书卷气，惟其如此，才能和读者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语言。若是珍贵的书有破损处，范用都会自行修补。
范用嗜书如命，爱书若此，令人敬重。
2． 故人情多
“书多，酒多，朋友多”的“三多先生”范用名不虚传。范用告退编席后，老友黄永玉赠巨幅画作，画上题字：“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此言活画出一个书痴、酒痴的范用。至于“朋友多”，范用自己也“供认不讳”：“毫不夸张，三联可以说到哪里都有朋友，所谓得道多助。”就连夏衍先生也曾经感慨：“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
范用很喜欢交朋友，他认为交友不分年龄，不分尊卑。跟年长的人在一起，他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跟年轻人在一起，他这个老年人也年轻了。
端木蕻良与范用就是忘年交。除了沙名鹿老师外，他是范用的又一位文学老师，范用还在他的鼓励下写起了小说。一旦小说发表了，拿到稿费，范用就约上几个朋友，到小梁子一家叫做“老乡亲”的北方馆子吃水饺，这时端木蕻良和沙老师都很高兴。几十年过去了，范用和端木蕻良一直保持联系，端木蕻良曾写诗赠范用，慨叹“范用年甫十六，余曾嘱其从事文艺创作”，“诗情似水四十年”。
吴兴文则是与范用因藏书票而相识的，可以说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成就了他们这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友谊。后来，吴兴文从台北来北京，曾两次到范用家里拜访，请范用欣赏他收藏的藏书票，其中不乏刚从伦敦以高价购得的精品、珍品。不仅如此，他还慷慨赠送他编著出版的有关藏书票的专著：《票趣》《图说藏书票》《藏书票世界》《我的藏书票之旅》，范用也欣然为友人的专著作序。
“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投机。”君子间以同道为朋，范用与张伯驹、张佛千两位长者也交情颇深。
范用存有张伯驹的《春游琐谈》（六集）、《丛碧词》、《京剧音韵》、《素月楼联语》等稿本。《春游琐谈》后来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春游记梦》——不过，范用认为还是“琐谈”较为贴切，书名不改为宜。随后，张伯驹又以《平复帖》珂罗版印本题签见贻，前面有张伯驹的题记：“以项子京收藏之富，清高宗搜罗之广而独未得此帖，余何幸得之敢以自私，爰付印公诸同道”。此印本有董其昌、恭亲王溥伟以及傅增湘的题跋，书前复有张伯驹两页手书，实乃珍本。
《素月楼联语》有两本，是印花宣纸的手稿，蓝色封皮已破损，粘贴上的书名已残缺，只有“联语”两个字，那是张伯驹先生的手稿。后来陈凡借去《素月楼联语》，在其主编的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连载，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范用戏称张伯驹的字是“蚯蚓体”，但他对这位大名士却充满了敬意，张伯驹先生曾以万金收藏两晋陆机《平复帖》等一大批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全捐给国家，为人所敬仰。“我是小字辈，能帮张老先生做什么，只是陪他喝喝茶，聊聊天。伯驹先生就把这个赠我了。”对于此手稿的由来，范用似乎说得很轻松，实际上此书后来得以问世，全仗范用。为此，张伯驹先生81岁时曾亲撰嵌名联语赠给范用：范画自成宽有劲用行亦复舍能藏并附两行小注：宋范正中性缓，世人称之曰范宽，但其画笔则苍老有劲。论语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至于张佛千，范用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看过他主编的《十日杂志》，此刊物于1935年在南京出版，最大的特色是其封面封底都是漫画。那时正是民不聊生，国难当头，这些漫画不是揭露社会黑暗，就是哀叹民族多难，大声疾呼：“寇深矣！”这深深打动了范用幼小的心灵。上世纪80年代，张佛千来到北京，听说范用仍藏有这份杂志，于是借去复印了一套带回台湾，由此，范用和他也成了忘年交。张佛千曾说：“我自少即好交游。我之赠联，乃是我交友最美的媒介，最好的纪念。”他回到台湾后，寄联给范用，联语为：范水模山，胸多丘壑。
用行舍藏，室富图书。与其说是“联缘”成就了友情，不如说是范用的诚意收获了人间至情。范用的朋友遍天下，这自然和他对待朋友的态度有关，因为他待人真诚坦率，大家都喜欢和他做朋友。
1969年9月底，人民出版社近200人被“连窝端”，来到鄂南接受所谓的劳动锻炼。有一天晚上，北京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要调范用回城工作。出人意料的是，当范用听说社里只调自己，没调其他人时，立刻说：“那怎么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他想得更多的是奋战在一起的各位老友。在那个“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年代，范用竟可以为朋友放弃获得自由的机会！
范用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了长长的36年。期间，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520办公室待了30年。由于520房间离卫生间很近，范用被同事们戏称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文史”乃“闻屎”的谐音。范用打趣说，自己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不过客人也得陪闻，他感到很抱歉。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来了，老人家欣然登高，爬上五楼到范用办公室，主动赠给范用一书一画。除了王世襄和郁风，范用从不敢跟人讨字画，更不敢向启功讨。看启功气喘吁吁爬上楼吃力的样子，范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有一年，艾芜要率团到朝鲜访问。他从成都到北京来，七十多岁了，还爬上五楼到范用的办公室。艾芜在30年代就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范用和他是1942年在桂林认识的，他住在郊外观音山，生活清苦。初次见面，他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招待范用，那一年范用刚满20岁。本名汤道耕的艾芜长范用18岁，所以范用叫他“汤先生”。
有时候，诗人卞之琳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爬上五楼，走进范用的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两人只谈书，不谈别的。他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住在中南海，也经常往范用的办公室跑，看到好书就拿走。
总之，范用的办公室虽然地理位置不佳，却吸引了很多故人来这里饮茶神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名流云集，可见范用的魅力。
有段时间，丁聪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每周必到办公室找范用诉苦，说“家长”（夫人沈峻）太怜爱他，不忍看他横向发展，早餐总是定量供应，他只好找范用“反饥饿”。从此，范用和丁聪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买单。范用和丁聪交情深厚，每每忆及那段和好友丁聪一起“反饥饿”的日子，种种往事便蜂拥而至——范用是先认识丁聪的画，然后才认识丁聪这个人的。1946年，吴祖光、丁聪、龚之方办了个刊物叫《清明》，登了一幅丁聪《花街》的漫画。这是丁聪的一幅杰作，在他的笔下，妓女、老鸨、嫖客，人间地狱，惨不忍睹。直到现在，种种场景还历历在目，范用打心里觉得：这幅画了不起，丁聪了不起。
之后，丁聪一直以无畏无惧的斗士姿态出现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上。直到1957年，范用才有机会结识丁聪，两人志趣相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1979年，范用办《读书》杂志，想把《读书》办出特色，范用首先想到了丁聪。从创刊起，丁聪每期都给《读书》画一幅漫画，从不脱期，而且保质保量。不仅如此，他还为《读书》设计封面，画版式。由此，两人往来更为密切。
范用曾作文《相约在书店》，见证了和丁聪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和那段有趣的“反饥饿”的日子：十多年前，我还在出版社上班，丁聪每星期必来，老远的从西到东，坐公共汽车，路上要换车。
丁聪老诉苦，不知说的真话还是假话，说“家长”（夫人沈峻则谦称是“高级保姆”）太怜爱他，不忍心看他横向发展，影响健康，早餐定量供应，一片面包，外加一个西红柿，或半根黄瓜。丁聪翘起嘴唇，说面包薄得风一吹就飘走，还用手比划。一九八三年，我们的朋友李黎从美国来，听了，随手画了幅漫画《丁聪先生随风而去的面包》：丁聪笑容可掬，盘腿坐在面包上，仿佛坐着飞毯，飘飘然，一点看不出在受苦受难。
丁聪也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我有办法，到范用那里‘反饥饿’。”
他到三联书店，先看望《读书》杂志的五位女将——人称“五朵金花”，聊一阵，到中午，跟范用下小馆，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吃遍。那时候还不兴高档，两个小炒，一碗汤，外加四两二锅头，花不了几块钱。
丁聪最反感的是，范用总要叫二两米饭，而又吃不下。于是丁聪用语录教育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代我把饭吃掉，一粒不剩。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有时多几个朋友，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碰上叶浅予，那就吃叶老的。
我退休了，没有了地盘，丁聪不来了，说：“不好玩了！”只好两地相思。
现在又好玩了。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侧盖了楼，开设门市，附设咖啡座。我们相约今后在三联见面，看看书，喝杯茶，然后“反饥饿”；我也反，买不起书，饱看一通，也是“反饥饿”。当然，有好书，也还是要买一两本。
以往，丁聪吃完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上王府井新华书店，用他的话说：“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买本书，不能空手而返。实在没有可买的，就买张北京市街道图，家里已经有七八张，还买。书买重了，送给范用。书店欢迎这样的买主。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荟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我的出版社小伙伴闻到煮咖啡的香味，也来喝一杯。不过老年人还是习惯喝茶。
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六年，在520办公室三十年，三分之一的人生在这里度过，由中年到老年。五八年“大跃进”，六六年“大革命”，歌于斯，哭于斯，不堪回首，还有一些可悲可喜、刻骨铭心的事情，留下回忆，难以忘怀。
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文史馆”接待我尊敬的先生、朋友们，向他们讨教，取得他们的帮助，或者随便聊聊，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增长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待人接物。他们的乐观精神，更是感染了我，做人很快活。
半个多月前，丁聪住进医院，上星期动手术，到今天还只能进流质。楼公、君宜大姐住院一年多了，我去看望，他们说了许多，可我一句也没能听出来讲的什么。卞老下不了楼，宝权兄出不了房门。我多了一条腿，三条腿走路还不如两条腿。老了，都老了！只有方成，仍骑车到处跑，宗江还漂洋过海，不服老。
如今，《读书》还在出版，三联门市开张，都是叫人高兴的。十五年来，冯老、小丁为《读书》付出不少心血。冯老每期一篇，为写这篇海外书讯，他每年花一两千块美金订购书刊。小丁画版式，画漫画，从不误时。许多作家都愿意在三联出书，夏衍说，他的文集在三联出版。这都是对三联的支持和鼓励。
丁聪出院，恢复健康，我们每月一定到三联相会，然后下馆子。不过现在得爱惜自己，自觉一点，不大块吃肉，不大口喝酒，让我们的“家长”放心。
十月一日，北京举办“丁聪画展”，丁聪书面答谢说：还可再画十年，也就是说画到九十岁，那真是读者的福音！到那一天，八十四岁的老弟，我一定敬他一杯。范用执笔，物事入文，用朴质健硕的文笔叙述这人世间的真情。夕阳无限好，范用和他的老友们饱经磨难却不改那份对生活的朴实的热爱，他们历经沧桑却始终保持乐观与豁达，他们无法左右时间的脚步却从不在匆匆岁月面前低头，而是相互扶持着前行。无论物质生活多么匮乏，他们都不曾停止过对精神世界和理想的执著追求。正因如此，也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会故人情多的温馨和美好。
有一年的新春，汪曾祺先生寄诗笺给范用，让范用陶醉在诗意中。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汪曾祺附诗一首，见证两人间的“书香友谊”：往来多白丁，绕墙排酒瓮。
朋自远方来，顷刻肴馔供。
偶遇阴雨天，翻书温旧梦。
剪剪又贴贴，搬搬又弄弄。
非止为消遣，无用也是用。唐代韩愈说：“少年乐相知，衰暮思故友。”提起老友，天性耿介、豁达多情的范用也有“衰暮思故友”之感。他曾坦言：想走动，实在不便，大家都老了。范用的友人固然甚众，却奈何不了肃杀的秋风无情地卷走了一枚又一枚的黄叶。
“秋风昨夜过园林。”夏衍、叶浅予、萧乾、柯灵、戈宝权、汪曾祺、新凤霞、丁聪、启功……渐次辞世，就连相濡以沫60载的老伴也先范用而去。那如梭的光阴和自然的铁律有时是这样的令人欲哭无泪，范用只好在书中寻找慰藉。他在《启功韵语》之《痛心篇二十首》中圈点出四句话以求自解：“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
人到暮年，范用最愁的就是怕别人抢在他前面先走，怕接到讣告，怕午夜接到电话。要是午夜电话铃一响，多半又有老友离别了。但有一回的午夜铃声却是令范用虚惊一场——那是日本的一个朋友忽然打来电话，陡然冒出一句：“听说苗子先生去世了。”黄苗子是范用的好友，他曾作诗如是描画范用：“书中沉醉心常乐，床上纠缠耳不闻。一事未曾夸耀过，祖宗原是范希文。”“苗子先生去世了”犹如五雷轰顶，使范用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直到清早时他确定此事是讹传，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为此，黄苗子在给范用的传真中调侃说：“各位应写的给黄苗子的挽联悼词，一个都没有交卷，生前看不见这些‘荣哀’，死不瞑目。所以目前正在犹豫，是死是活，听候发落。”几句调侃，尽显他们名士般的风流神交，多情而豁达。
总而言之，重情的范用最承载不了的就是丧友之痛，因此他只愿夜夜平安，电话铃不响，睡个好觉，醒来时朋友一个不少，都在享受天伦之乐。
1989年，范用体检时疑患胰腺癌，他就给单位写了个报告，表明自己死后不要发讣告，不要写行述，由子女出面通知亲朋好友。他还做好了告别准备，自拟了几句告别词：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范用写的告别词要言不繁，豁达别致，诚恳真挚，其对待朋友之豁达洒脱而又率真多情，一至于斯，令人称道。
人有福寿，有惊无险，后来范用躲过了此劫。年老的他虽不免有人生疲惫之感，但是想到渐次离开人世的友人，就觉得应当问问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才不至于虚度余年和愧对亡友！
3． 漫画情缘
范用自幼喜好漫画，那时，叶浅予的《王先生》、黄尧的《牛鼻子》带给了他极大的快乐。这个小小漫画迷，早在30年代上小学时就大量阅读和选编了漫画作品，还自办了一本私下传阅的“漫画刊物”。他曾在《最初的梦》一文中自述了这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
当时，范用买来图画纸，把它们折成课本那样大小，用铁丝骑马订，从报纸、杂志、画报选一些漫画，描在这本刊物上。原来是黑白线条，范用用蜡笔、水彩、粉画笔着上颜色，以使画面更加好看。这本手工漫画刊物在同学之间传阅，深受好评。范用回忆此刊一共出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蒋委员长”的漫画头像，戴着德国式的钢盔——那时，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
新中国成立后，范用又从旧书店购藏了当年读过又无钱定期购买的漫画刊物合订本。购藏这些合订本纯粹出于兴趣爱好，为的是把少年时代热恋漫画的这段情愫珍藏起来。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后，他又与当年的这批老漫画家交上了朋友，尤其是与主编过《时代漫画》的鲁少飞交上了朋友。“劫后”新交，抚今思昔，引发了他筹划重印《时代漫画》的念头。
范用在《时代漫画》选印本前言中自叙他与漫画的种种情缘——1992年，廖冰兄先生画了一幅范用漫画像赠送我，并题词：“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
算来我爱上漫画，总有六七十年了。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就爱看报刊上的漫画。最早看到的是丰子恺先生的漫画，知道“漫画”这个词儿。
子恺漫画先是以儿童生活为题材，例如画小朋友用两把大蒲扇做脚踏车轮，给凳子的四条腿穿鞋，等等。后来转向社会生活，他在《社会相》漫画集的序言中说：“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人间之不调和相，不欢迎相，与不可爱相。”这就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从漫画中得到更多的感受，认识社会。
后来又在报刊上看到叶浅予的《王先生》和黄尧的《牛鼻子》，觉得很有趣，牛鼻子的造型更是吸引了我。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了几种漫画刊物：《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独立漫画》《漫画生活》《漫画界》等，漫画题材与风格越来越多样化。其中最特出的是《时代漫画》，作品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批判性。正如《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所说：“有不平我们就要讲话，有丑恶我们要暴露，有战争我们要反对。”“漫画是为良心为正义活着的，为公道拿画笔是我们的天命。”
当时，鲁迅先生在《漫谈“漫画”》一文中指出：“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
对这一时期漫画的成就，黄苗子尝谓：“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漫画家群，在形式上接受了十九世纪末西方美术风气的影响，并从我国绘画的夸张造型与线条中，吸取养料形成了足以与世界漫画同其光辉的艺术成就。”
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使刊物不至于被国民党扼杀查禁，《时代漫画》不得不刊登一点软性的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的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1936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是漫画界的一次总检阅，有人认为是“埋下种子”，是“突出反蒋抗日”的。这次展览组织和团结了全国的漫画作者，推动了漫画事业的发展。此外，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成立了全国漫画家协会。
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漫画史的重要资料，1989年我曾经筹划重印《时代漫画》，得到漫画界前辈叶浅予、鲁少飞、张乐平、胡考、特伟、张仃、丁聪、华君武、黄苗子、廖冰兄诸先生的赞同，并为此题词作画。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实现。时隔十几年，现在经沈建中兄热心奔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予以重印，终于遂了这一夙愿，令人高兴。在重庆工作期间，范用曾参加书业界同仁联谊会下乡宣传抗战，他爱画漫画，他画的大幅漫画贴到乡场的墙头，在市区，联谊会办的壁报贴在好几条马路上，每期都有彩色漫画，且由范用一手包办。对于漫画的风格，范用也有自己的喜好，他认为在外国人物肖像画中，有两位漫画家画得很好：一位是JOSS，范用在塔布衣夫人所著的《国际外交战争》一书中见过他的一组39幅二次大战前国际风云人物的漫画像；一位是Hirschfelo，擅画文坛艺坛精英。前者用笔简练，后者线条流畅，很耐看。
漫画家廖冰兄说“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范用也幽默地自称自己与漫画是“婚外恋”。因为爱漫画，也就爱跟漫画家交朋友，于是范用也到了他们的笔下。在范用家客厅东墙矮矮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旁边墙上则挂着丁聪、方成、叶浅予、廖冰兄、华君武、苗地、黄永玉等众多画家为他画的漫画像。漫画家笔下的范用，神态不一，千姿百态，个性十足。
贺友直与范用同乡同龄，范用和他只见过一面，喝过一次黄酒，即成知交。他曾三次画范用：第一次画范用“下海”——手持篓，肩负渔网，想来是去捞黄鱼回来做黄鱼羹下酒；第二次画范用练摊儿——摆地摊卖书，每斤两毛，卖文每千字二十元，还卖画，每尺二千元；第三次画范用居茅屋——看书喝茶，怡然自得，取名“五柳安居图”。
黄永玉画过一幅《醉酒挟书图》，图中有一位穿着宽袖大袍、趿着草履的像魏晋时代的人物，右手摇折扇，左手拿书，脚下还有一把茶壶，大概是酒喝多了，又觅到了好书，大摇大摆地走着。两句打油诗赫然入目：“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画家意犹未尽，又在左角戏添了两句诗：“挟书又搧扇，想是喝多了。”这位醉酒挟书人是谁？黄永玉在跋中记道：“此作作就，范用兄来舍，以之贺岁，老酒加书，不能再要。黄永玉甲子岁暮于京华三里河。”范用将其悬于客厅，供人欣赏。由此，许多人得知范用还有喝酒的嗜好。
华君武画范用《过关图》：某年范用自香港归来，过深圳，海关警铃大震。原来范用带了一套不锈钢的烧烤餐具，被误为武器。范用摊开双手，不知所措，虚惊一场。
方成画范用手抱一摞书，腾空而起。此画无标题无说明，因此说法不一：一说准是被炒鱿鱼，踢了出来，一说跟老婆闹翻了，要打脱离，范用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书；一说是在书店偷书被发觉逃了出来，又一说可能是抱书仙去，上马克思那里去报到，手中抱的马列经典，以证明自己是好学生。
韩羽画范用坐在酒壶中手持一卷，题曰：“书癖甚可难扁鹊，酒徒何妨让高阳。”此画在湖南《书屋》杂志封三韩羽专栏发表。
此外，叶浅予、鲁少飞、丁聪、苗地、丁午几位画家也都画过范用。
范用在《我很丑也不温柔》一书前言里说他们画范用“千姿百态，竭尽夸张之能事，然后都那么神似逼真，这就合得上美学观点之‘丑即是美，丑中见美’。”于是范用自嘲：我很丑，也不温柔。
一本正经，鬼都不相信。
谨防上当，跟着感觉走。
十足糊涂虫，左右拎勿清。
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老来无事的范用觉得看漫画既能开心一刻，亦是长寿之道。于是他出版此书，把它奉献给读者，让大家看了也开开心。
4． 自得其乐
范用还喜欢音乐，且这爱好同样由来已久。
抗日战争时期，朋友之中几乎找不出有唱机唱片的。范用对西洋音乐知之甚少，只知道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还听说过《田园交响曲》《小夜曲》《圣母颂》，除了提琴、钢琴，其他乐器也一概说不出，简直是个音盲。不过，从此范用对西洋音乐产生了兴趣，开始找机会听，找音乐家的传记阅读。
1942年，范用在桂林，牛宗玮常来新光书店，他爱好音乐，范用和他志趣相投，十分谈得来。牛宗玮会带范用到环湖西路听唱片，欣赏西洋名曲。那时，乐群电影院经常放映美国电影，其中一部华特狄斯耐的卡通片上座很好，鲜艳的色彩、美丽的动画、悦耳的音乐由几首著名的乐曲配成，范用看得如醉如痴，连看两遍还不过瘾。这是范用看到过的最好的卡通片，是好莱坞难得的好片子。
范用在桂林经李凌介绍认识了马思聪。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在一个电影院举行演奏会。大幕拉开，王慕理坐到钢琴前才发觉凳子矮了，范用飞奔回家拿了个枕头给她垫在凳子上，总算救了急。可是电灯又灭了，范用再飞奔去买洋蜡。烛光下，马思聪拉起了《思乡曲》。有一天，李凌告诉范用，马思聪想带个徒弟，条件是供给食宿，跟他学拉提琴，同时帮助老师料理一些家务。李凌想推荐范用，范用经过考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工作也不允许他离开，况且，范用已经20岁了，过了学提琴的年纪了，只好谢谢李凌的美意。
不久，湘桂大撤退，大家各奔东西，唱片欣赏会也告终了，但范用对音乐的喜爱丝毫不减。1946年，范用从重庆到上海，有了个收音机，凡是播放外国名曲，他都收听。范用回忆说当时有个电台每星期日有个固定节目，主办者是永和实业公司，主持人为姚继新，还编印一份《乐曲浅释》，每周一期，免费赠送，函索即寄。《乐曲浅释》编得很认真，介绍外国著名的音乐家，还附有画像。至今，范用还保存着30多期。
出于对音乐的爱好，范用买过丰子恺的《世界大音乐家名曲》和徐迟的《歌剧素描》。有一天，在四川中路一家琴行的橱窗里看到一本厚厚的《贝多芬》，尽管定价很贵，范用也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当时，戈宝权给《中学生》月刊写了《西洋音乐欣赏》专栏，不仅介绍名曲，还介绍交响乐队的组织和乐器，画出乐队演出的位置，对读者大有裨益。遗憾的是《西洋音乐欣赏》后来没有结集出版，但有心的范用从杂志上撕下这些专栏文字，自己装订了一本。这些和音乐有关的书和戈宝权的文章都成为范用走进音乐殿堂的阶梯。
对一个爱好音乐的人而言，若是一下子得到600张日本的西洋名曲唱片，就如同是发了一笔“横财”，范用就发过这样的“横财”。那时，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在上海有个副业机构，用机帆船往来于上海和解放区大连、烟台，从事贸易。有一次运来一大批唱片，是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卖出来的，运到上海卖给酒吧、咖啡馆，最后剩下600张，曹健飞全部给了范用。于是范用大听特听，大饱耳福，欣赏水平也有了提高。
1947年，内战全面展开，范用过起了地下生活。在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批唱片成了范用的重要伴侣。重温旧日时光，在那些漫长的黑夜中，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回响着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的曲子，对范用而言，是唯一的慰藉和幸福。
范用以为，音乐令人思维活泼，长寿健康。人生在世，老来尚能纵情放歌，也是一乐。
有一回，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托人带来两本书和一封信。书是香港一位作家的两本随笔，书中谈的内容跟教育、学校、师生、文学、文字有关，那是范用十年前送给叶圣陶先生看的。信上说：“在抽屉里找到两本借给父亲的书。父亲大概没有看，因为眼睛实在不管事了。我手头实在忙，没法下功夫看，还是早点归还为好。”
令范用意外的是，信里还附有两首手写的歌谱，一首《卜算子》，一首《荆轲》，范用马上按谱放声高歌，当时还惊动了老伴，连声叫范用：“轻点，轻点！”
《卜算子》一阙，系苏轼失意时的“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配的曲子是苏格兰斯科特的《安妮·罗莉》。由邓映易译配的原歌词如下：在美丽的山坡下面，朝露闪闪发光。
就在那里，安妮向我盟心起誓。
她的誓言多真诚，我永远难以忘记。
为了可爱的安妮·罗莉，我愿安息在那里。这个曲子配上苏轼的词唱，范用听出了一种凄清冷寂的味道。
另一首是晋代左思作的五言古诗《荆轲》：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配的曲子是意大利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公爵之歌》，唱来轻佻诙谐，跟《荆轲》大异其趣。可是这首曲子配上左思的诗，倒也给人以激昂悲壮之感。范用想，假如让多明戈来唱，就像我们有的歌手不识外文而能唱外文歌那样，同样会绕梁三日。
范用深感把中国诗词与西洋乐曲相配很不容易。琢磨推敲，得好好花些功夫，词的字数跟曲的节数必须合拍。给古诗词配曲，词不能删，配曲的难度就更大，词意和曲调要相投。不过虽然难度很大，而乐趣大概也就在此。范用曾写《我爱唱歌》表明自己对音乐的钟爱：老妻先我而去，独守空巢，少了个说话的人，久而久之，感到舌头有点不大灵活。可以打电话跟朋友们聊天，但我舍不得花电话费。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吟诵《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再就是唱歌，我爱唱歌。
七十年前，我上小学十分开心，因为有唱游课，不仅唱，还要表演。唱黎锦晖作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
那时，每星期一开周会，要唱《总理纪念歌》，放学唱《夕歌》：“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父母望儿归，一路上切莫徘徊。”
有三首歌我很爱唱。一首是李叔同用美国奥特威的曲子填词《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首是《踏雪寻梅》：“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丁当！”还有一首是赵元任、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后来看电影，又学会了许多歌：《渔光曲》《大路歌》《开路先锋》《十字街头》《夜半歌声》，后一首歌的作者是田汉和冼星海。周璇在电影里唱的《四季歌》，十分动听。
还学会了几首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少年先锋队歌》。那时唱苏联歌曲，是向往光明。
抗战期间，唱的歌就多了。唱《松花江上》，唱《歌八百壮士》《太行山上》。后两首桂涛声作词。那时我在出版社当练习生，桂涛声住在出版社，我们叫他“阿桂”。他写了词，冼星海谱曲，拿回来先叫我唱给他听。我还参加了“海星歌咏团”，冼星海教歌。
我会唱的歌不下上千首。时下的流行歌曲，我不会唱，只爱唱乔羽、谷建芬作的《思念》：“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挚友李黎时常从美国回来探亲，“好像一只蝴蝶”。我越洋从电话里唱这首歌给她听。
我的书架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出版的《民族呼声集》，编者何光山（周巍峙）。有一年周巍峙见到要了去，他复印一本给我保存。
最近买到的两本歌集，一本是王健编的《记得当时年纪小》，一本是钟立民编的《难忘的旋律——献给老朋友的歌》。
唱歌吧，老年朋友们！正如一首歌里唱的：
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
唱歌使我们大伙儿都快乐！除了唱歌，范用还好酒，亦是自得其乐。尽管上了年纪的他对酒量有所控制，对酒的痴迷却有文字为证：我喝酒，跟外婆有关。外婆是绍兴人，随外公到镇江，浙江同乡常在晚间来外婆家喝酒聊天，谈家乡事，他们多是手艺人，银楼的、咸货店的、锡箔庄的。喝的绍兴黄酒。我还抱在手上时，他们用筷子蘸点酒抹在我的嘴唇上，于是上了瘾。后来外婆做起酒生意，从绍兴把整坛的黄酒运到镇江，卖给同乡，半年结一次酒账。
我父亲不会喝酒，来了客人由我替他喝酒。下酒菜发芽豆、咸烤花生，最多剥个松花蛋。
到现在，我算是有了七十多年的“酒龄”。每天都得倒一杯黄酒自酌，上海人说的“小乐惠”。
我的外孙女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做什么事情都快，就是喝起酒来慢慢的。确实如此。我从来不跟人干杯。酒得一口一口地喝，如果不在舌头上打个滚就咽下去，未免糟蹋了酒。喝醉了不仅失态发酒疯，而且有伤身体。
我一生只醉过一回酒，那是一九四一年在重庆，传来皖南事变消息，心情悲愤到极点，跟一位同事借酒浇愁，一碗一碗地喝，结果烂醉如泥，大骂国民党。同事怕声音传出去，用棉被把窗户挡住。我挨了批评。此后我再也不敢放肆喝酒，再也没有醉过。
三年困难期间，根本买不到酒，偶然在药店里发现一种治骨痛牙痛的广东冯了性药酒，于是喝这个，聊以过瘾。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常常一个人到小酒店要碗五茄皮酒。那酒血血红，甜蜜蜜，略带药味。喝完了，在酒店门口摊子上来碗油豆腐线粉，算是一顿。不知道现在上海还有没有五茄皮酒，还想再喝喝。
现在烈性酒不喝了，只喝黄酒、白兰地酒，每天一盅。我乃鲁迅先生笔下范爱农那样的“小酒人”也。大概正因嗜酒如命，范用常戏称稿费为酒钱，言谈中也往往三句话不离酒，但他绝对不是酒徒。针对一些出版社为利益所驱而出版品位低下的书时，范用会深恶痛绝地说：“就是没钱买酒喝，也不出那些无聊的书！”可见其酒品不俗。后来，喝酒喝多了，收集酒瓶也成了范用的一大爱好。在范用家的客厅内书架上的酒瓶方阵，列队如仪，大者状若炮弹，小者形似手雷，高矮不一、方圆不整，因此有人戏称范宅为“范家酒馆”。丁聪、汪曾祺、杨宪益、黄宗江、方成、韩羽、华君武……一群文人墨客往往闻酒蜂至，相聚在“范家酒馆”：汪曾祺披挂上阵，系围裙、捅炉子，亲自掌勺；王世襄更绝，每来下厨，自带全副家什，从炒菜的锅到下锅的菜，与老伴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来赶场子……他们或谈天说地评诗论画，或你唱我和煮酒论英雄，颇有太白遗风。
韩羽说范用：书癖堪可难扁鹊，酒徒何妨让高阳。范用也自嘲：两耳不闻世上事，躲进酒壶成一统。
醉眼朦胧看闲书，管它东西南北中。在他家客厅的北墙挂着一幅神完气足的书法，特别醒目：文酒足风流，杯倾松鹤楼。
几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是1985年春日寒夜，范用与宁沪旧友聚饮都门松鹤楼时，李一氓题赠的。
多年的出版生涯成就了出版奇才范用的一世情缘，书、酒、友、漫画、音乐……这些美好的事物都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往事如烟，人生如梦，那些坎坷不平，奔波劳碌，那些聚饮风流，纵谈高论，随着时间的脚步慢慢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永恒不变的却是那一世情缘，它们晨昏相伴，忧乐相随，即便是到了生命的黄昏也不离不弃。
三更有梦书当枕，老伴过世后，儿女晚间轮流来侍奉陪伴，白天范用则一人独守三房一厅，编书读书，自得其乐，陶心养性，颐享天年。在中国出版界，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岁月磨砺和人事变迁却始终没有离开编辑出版战线的人无疑是可敬的。范用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出版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出版第一线，和他心爱的书打交道，这份热爱与坚持为人所敬仰。
他对书几近痴迷。在他看来，书是有生命的，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尊重每一本书就像尊重每一个人一样。范用爱书敬业的出版精神和由他经手编辑出版的书为中国出版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
他，寄居三联，且做且学，靠自学和勤奋成就终身事业；他，邂逅理想，身体力行，怀抱为大众出版好书的梦想和追求；他，坐拥书城，广交益友，在追梦中收获一世情缘。他，说不完道不尽的是那书香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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