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沼内阁的倒台，发生得这么突然和意外，使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感到心慌意乱。在座的七个主席团成员和担任会议记录的徐珍，除了褚民谊与何世祯，都曾经受到过平沼的热情接待。现在，他们无不感到这位七十五岁的老者是那么和蔼可亲，是那么可敬可爱。想到他出任首相才七个月又二十三天就下了台，又感到他是那么可怜可惜。他们想到平沼内阁往日的热情支持和今日的倒台，每个人的心里又产生一种唇亡齿寒的悲伤。好在已经受过一月四日近卫内阁倒台的波折，多少受到一点锻炼，没有像上次那样惊慌失措。他们很想打听一下平沼内阁倒台的原因，不知是感到涉及日本内政，还是想到土肥原和影佐身居异域不知内情，终于没有开口。
其实，关于平沼内阁倒台的原因，土肥原和影佐已从三天前自东京来上海的犬养嘴里知道得一清二楚。犬养是八月二十二日从上海回东京的。这时，东京因日本在中国黑龙江境内的诺门坎向苏联发动武装挑衅，屡吃败仗而闹翻了天。日本发动这次武装挑衅的目的，出于对苏联给予中国的抗日援助的报复和牵制。可是，事态的发展适得其反。双方从五月十三日全面交战以来，日军屡战屡败，到八月中旬共伤亡一万二千二百多人，在溃败中又有六百三十多人失踪。这使得日本朝野一批法西斯分子恼羞成怒，一边向天皇裕仁告状，一边散发传单，指责平沼内阁无能，迫使他辞职。正当裕仁犹豫不决时，又响起一声晴天霹雳。八月二十三日，作为日本同盟者的德国，不顾日本的多次劝阻，竟然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不仅使日本处于一种尴尬的外交地位，而且使它的北方领土和它扶植的伪满洲国，失去了安全保障。同时，打破了日德法西斯的反苏统一战线，对日本军国主义北进侵苏计划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日本举国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平沼内阁外交政策的惨败，反对的声浪一下子席卷全国。不得已，平沼内阁于二十七日下午向天皇提出辞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天皇正式批准。
这些情况，土肥原和影佐见在座的中国人不便问，他们也不便说。
“平沼内阁虽然辞职了，但我们与它的成员，特别是内阁五相会议成员，有着很深的感情，今后仍然思念和敬重他们。”汪精卫兔死狐悲，语调充满了伤感。
“我们将会与敬重近卫、平沼两任内阁一样，敬重即将组成的新内阁。”周佛海感情真挚，但心情沉重，不胜悲伤。
“谢谢，谢谢！”土肥原的秃头轻轻点了点，以主人的身份表示谢意。他见汪精卫等人忧郁的脸色中，隐藏着不可言喻的重重心事，用不容置疑的语调安慰说：“我们相信，不论由什么人组成新的日本内阁，他们在支持汪先生在中国主政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必将像平沼内阁忠实执行近卫内阁的有关方针政策一样，忠实地沿着前两任内阁走过的道路走下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内阁对日华和平运动的支持，将比前任内阁的支持更具体，甚至有新的发展。”土肥原进一步安慰说，“因为早日实现日华和平，是天皇陛下的意志，是日本国民的意志，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登上这个历史舞台，谁就希望自己能够在日华关系史上书写流芳百世的一笔！”他怪笑了一声，嗫嚅地说，“我土肥原，就希望自己能够给后人留下这么一笔呢！”
每个法西斯分子，一旦疯狂到丧失理智时，不可能对自己的下场做出正确的判断。土肥原自然不可能知道六年后，他会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战犯，处以死刑，遗臭万年。
汪精卫虽然感到土肥原贤二的话是一种鼓舞，也令人置信，但在未与新内阁交往之前，他那颗心依然被悬在半空中。他的脸色在不断变化，茫然和豁然，失宠和希望，不安和慰藉，像晴空里的云彩，随着风势，轻快地在他眼里和嘴唇边交替着掠过去。他强打起精神，虔诚地说：“但愿如此！我们殷切地期望贵国新内阁给予我们更多更实际的支持。”
周佛海很想早点了解新内阁对他们的态度，转弯抹角地说：“贵国新内阁组成之后，我们要求派代表去东京一趟，向新内阁介绍我们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以及今后的具体打算，以求得新内阁的具体支持。”
“请二位将军马上向贵国政府反映我们这一要求。”汪精卫感到周佛海的脑子挺灵活，欣然接腔。
“可以。”土肥原爽快地回答，“请影佐君立即向帝国政府报告。”
两个日本人走后，汪精卫等人尚未恢复正常的平静，丁默邨和李士群来了。丁默邨气急败坏地报告说：“汪主席和在座诸位先生看了昨天的《大美晚报》没有？唉！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大美晚报》和《中美日报》是两家以美国人的名义为发行人的报纸，都保持抗日立场。特别是《大美晚报》的中文副刊《夜光》，锋芒直指那些投靠汪精卫集团的民族败类，指名道姓，骂得淋漓尽致。汪精卫抱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态度，也订了这两种报纸。但是，每天上午和傍晚，桂连轩将报纸送到他手里之后，他没有勇气打开它们，不管报纸上的文章怎么写，肯定不会给他带来愉快。于是，他把阅读报纸的任务交给徐珍。可是，徐珍见到鞭挞汪精卫集团或直骂汪精卫的文章，担心刺痛丈夫的心，有时轻描淡写说几句，有时干脆隐讳不说。唯有丁默邨和李士群忠于特务职守，凡是对这两家报纸采取必要的恫吓或暴力之前，必须获得汪精卫的首肯，不得不直言相告。汪精卫头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对徐珍责备了几句，而徐珍却嫣然一笑，深情地说：“保证先生每天都愉快地度过，是我的神圣职责。我愿意让那些气炸心肺的语言，给我带来痛苦和愤怒，而不忍心让它引起先生的烦恼。”汪精卫心里痒痒的，爱昵地说：“你在代我受罪啊！”从此，他不再责备姨太太，也就等于把阅读报纸的任务交给了丁默邨和李士群。
“因为事忙，昨天的《大美晚报》我还来不及看。它是怎么骂我们的？”汪精卫大惊失色，如同大祸临头一样望着徐珍，“把晚报拿来给我看看！”这是徐珍意料之中的事。她走到那厚厚的一叠报纸前，一伸手，准确无误地抓起那份晚报，回过头来递给丈夫。
汪精卫好像在排除一颗定时炸弹，惶然打开报纸，目光在《夜光》副刊上搜索了一遍，五个可怕的字眼赫然出现在眼前：改汪精卫诗。他习惯地先看作者是谁，恼怒地暗暗骂道：
“什么‘陈剑魂’？一定是化名！他娘的，把我当成鬼魂了！”
“陈剑魂”是化名还是真名，且不去管他。但他只加了八个字，巧妙地将汪精卫那名噪一时的五言诗改成七言，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汪精卫的卖国贼面目：
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愧“不负少年头”。
诗下边还有朱惺公的署名杂文：《绝妙好诗》。他写道：“现在是彻底剥掉汪精卫氏的英雄画皮，还他卖国贼的真实面目的时候了！”
这诗和杂文，仿佛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进汪精卫的心坎里。他痛心疾首，头脑里嗡地响了一下，眼前金星四迸。他恨不得用炸弹将《大美晚报》夷为平地，恨不得将这两个作者剁成肉酱！也悔恨他的五言诗这么广泛地流传开来。因为是谩骂他个人的，他不好怎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把报递给周佛海，尴尬地笑了一声，痛苦地说道：“请周先生和在座诸位都看看！我汪兆铭未必就是作者笔下所描绘的丑恶形象！”他声音低沉，仿佛来自一口深井。
周佛海看了诗和杂文，感到骂在汪精卫的头上，痛在自己的心上，咬牙切齿地说：“面对《夜光》的辱骂，的确令人无法容忍！再不能迁就金雄白先生的意见了，对朱惺公不能不杀之以立威！”
朱惺公是《夜光》副刊主编。他是江苏丹阳人，现年三十九岁。小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七年书，因天资聪明而又勤奋，后来自学成才，写得一手好杂文。一九二八年他二十八岁时，被《浙江商报》聘请为副刊编辑。一九三二年带着妻子来上海，在中国化学工业社负责设计广告，并兼任《时代日报》编辑。上海沦陷后，商业萧条，化学工业社紧缩机构，撤销广告科，朱惺公失业。不久，他以微薄资金，与友人合办机杼出版社，但书生从商，不善经营，加之当时市面冷落，不到一年便告失败。为了糊口，在法租界大马路骑楼下摆一旧书摊，所得收入仍难维持生活。不得已，他写信向化学工业社老同事林汝康求援，信中说：“弟家八十八师为难，请兄接济。”林汝康想了半天，才明白“八十八”是“米”字，“八十八师为难”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意，马上派人送去五斗大米援助。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李祖范得知此事，带了笔钱前往朱家看望。当他知道朱惺公的儿子取名“庸庸”时，感到不好理解。惺公没有直接回答，先念了苏东坡的《洗儿诗》：“别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子愚又庸，无灾无忧到公卿。”然后叹息一声，诙谐地笑道：“我儿子取名庸庸，只求无灾无忧而已。公卿，岂敢望也。如今，国事危难，庸庸的出生，真是‘亡国又添一小奴’耳！”李祖范见朱惺公潦倒困顿，向时任《大美晚报》总编辑的留美同学张似旭推荐，朱惺公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进晚报主编《夜光》副刊。饱经忧患的朱惺公，在国难当头，敌伪咄咄逼人之际，大义凛然，坚持宣传抗日爱国，揭露汉奸们的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自然会遭到汪精卫集团的仇视。早在七月十八日，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就主张把朱惺公杀掉。当时，金雄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极力从中劝阻，他说：“我对朱惺公比较了解，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个狂士。狂士，本质上还是个才士，所以他的狂是狂放，而不是癫狂。他平日喜欢喝点酒，酒后兴会淋漓，则写点愤世嫉俗的文章，以博得读者们的喝彩，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对这样一个神经质的狂士，汪主席和周先生可以不必计较。”
“再也不能迁就金先生的意见了！”周佛海又加重语气重复一句，“什么神经质，什么狂士，他朱惺公为什么不骂蒋介石和共产党？为什么老是把矛头对准我们？说明他神经很正常，说明他爱憎分明得很哩！”
“纵然朱惺公有神经质，也不能老是让他这么咒骂来咒骂去，发情的蛤蟆不咬人也噪人呀！”褚民谊满脸愠色，“这家伙是我们心腹之患，对我们的新政权的建立是个严重威胁，已经到了非杀不可的时候了！”
陶希圣、梅思平和高宗武一一发言，都认为对朱惺公不能心慈手软。只有新投靠过来的何世祯，也许是多了点书生气，也许是初听到汪精卫集团搞暗杀，思想感情一时适应不了，喃喃地说：“《夜光》上的那些文章，我没有兴趣去读它，估计是一些讨厌的东西。但是，我们毕竟不同于蒋介石的军统，动不动就是暗杀，很不得人心。依愚见，还是‘先礼后兵’，先分别给《大美晚报》社和朱惺公本人写信，规劝规劝，教训教训，甚至用点恫吓语言也未尝不可，其目的是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他想得很天真，以为汪精卫的特工组织与军统有区别。
“何先生才来几天，有所不知。其实，这些手段我们都使用过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周佛海又是叹息，又是摇头，脸上浮现出愤怒和痛苦的表情，我们早就发现《大美晚报》和朱惺公对我们不怀好意，一到上海就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实话相告何先生，从六月初开始，我们不仅给报馆和朱惺公写过信，而且对报馆进行过一次袭击。但是，他们对我们依然骂之如故。
“啊，噢！”何世祯眨巴着眼睛，好像不懂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似的。不知是汪精卫出于对这个新来的伙伴的尊重，还是为了求得意见的一致，他对何世祯宽解地一笑，把脸转向周佛海，说道：
“我看，不妨请周先生将有关情况，扼要向何先生说说。”
周佛海点点头，喝了口茶，悻然地说：“我们与朱惺公的矛盾，说来话长。”
原来，近一年多来，朱惺公写过许多宣传抗战的文章，汪精卫和周佛海最早读到的是他发表在《华美》月刊上的《首先做除奸工作》。文章说，“要抱定宗旨，敌忾同仇，绝不与汉奸们妥协合作。假使人人都能把汉奸当作最大的敌人，而时刻注意他们的行动，揭露他们的罪恶，万夫所指的汉奸们，必将陷入他们的绝路上去。”汪精卫和周佛海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他们准备秘密逃离重庆的前夕。两天以后，他们在《大美晚报》的《夜光》上读到朱惺公的《菊花礼赞》。朱惺公写道：“我歌颂菊花，我钦慕菊花，我以为菊花生来就是一个战士。它挺起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菊花的百折不挠精神。”“菊花一名节花，又名更生。它真像现在的中国将从抗战中求取更生。菊本作鞠，花的抗逆精神是鞠躬尽瘁，至死不屈。”四月初，周佛海由晴气陪同来上海时，又在《夜光》版上读到了《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它连续介绍了汉朝不降匈奴的苏武、宋朝以死抗元的文天祥、明朝誓不仕清的顾炎武等十余位义士的高风亮节，以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热忱。五月的《夜光》上，发表了《中日关系史参考》十八篇文章，论述中日两千余年的关系，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中日和平，呼吁团结御侮，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同时，发表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的通讯。这些褒扬鞭挞，爱憎分明的文章，对广大读者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对敌伪真是芒刺在背，恨之入骨。因此，六月五日周佛海嘱咐丁默邨和李士群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名义，分别给《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和朱惺公发出一封同一内容的恫吓信。信中写道：“自今伊始，台端主编之报纸，如再发现反汪拥共及反中日和平之文章，不论是重庆中央社电讯，还是贵报自撰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断难容忍，则不再做任何警告和通知，立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训诫。如必欲一试我等力量，悉听尊便也。”
可是，《大美晚报》和朱惺公一如既往，毫不退缩，他们对汪精卫集团的谴责和揭露，更为尖刻和激烈。六月到七月，《夜光》刊登了《汉奸史话》，并加编者按说：“我们连载汉奸史话，是借古讽今。今天，有个比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汉奸更加阴险凶恶的大汉奸群，正盘踞在上海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汪精卫和周佛海为了出出这口恶气，由丁默邨和李士群指挥，派警卫大队第六分队长潘公亚带领二十个武装特务，于七月十五日下午袭击《大美晚报》编辑部及其编辑人员。特务冲进报馆后，不清楚编辑部设在哪间房子，临阵又有些慌张，便手枪乱打，手榴弹乱丢，编辑们一下子从后门跑个精光。特务们找不到攻击对象，就冲进排字房，将铅字架盘全部打翻。来不及躲避的五个排字工人，都受了重伤。这时，报馆外面的天主堂路上警笛四起。原来，正在巡逻的法租界警察闻到枪声迅速赶来了。特务们不敢久留，从报馆侧面的爱多亚路逃跑了。
“看来，《大美晚报》遭到袭击之后，它的《夜光》副刊仍然与我们势不两立，这就充分说明朱惺公的胆大妄为。”何世祯听周佛海讲到这里插言说。
“是的。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朱惺公身上，又先后给他发去四封信。”周佛海阴沉着脸说。
他们给朱惺公发去的第一封信是包裹形式，里面是一百张五元大钞，信笺上只有一句话：“劝君跟着我们走，荣华富贵无尽头。”第二封信里，除了一番恐吓话之外，还有一颗锃亮的子弹，第三封信没有只言片字，只装着一块沾满紫黑色血迹的破布；第四封信只有一把撕得粉碎的钞票，意思是“撕”。这是土匪惯用的黑话。绑票的土匪因勒索金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把绑去的人杀掉叫做撕票。朱惺公收到这些信，毫不客气，在《夜光》上一一回敬。他的第四封复信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信中说：“对卖国贼我一定要骂，纵然是死我也要骂到底。这年头，到死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既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人何？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两天以后，《夜光》发表了该报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章的诗：《生挽不怕死之惺公》，其中有这么两句：“坚贞不屈乃英雄，志士仁人终得仁。”第二天，朱惺公在《夜光》上欣然唱和道：“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充分表达了他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周佛海介绍到这里，已经气得脸色发青，愤然地说：“我们对朱惺公真可谓刚柔相济，仁至义尽。可是他，却越来越肆无忌惮，我们还能够容忍吗？何先生！”
“噢，朱惺公真是自己在讨死！”何世祯也愤愤然了，“他如此狂妄，的确令人难以容忍！”
周佛海望了汪精卫一眼，见他有难言之隐，就面向丁默邨和李士群阴沉沉地笑一声。这笑声从鼻孔里发出来，既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威严，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紧绷着脸，愤怒地说：
“那就请丁、李二位先生具体部署，立即行动。一定要干得巧妙，不能让法租界有任何空子可钻。时间，限制在两天之内。”他那坚定的语气仿佛钉子被牢牢钉进木板里，没有回旋的余地。
暗杀朱惺公的任务落在吴四宝、茅子明和张国震身上。三个特务在接受任务时，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现在他们默默地坐在吴四宝家里，却感到棘手难办，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见过朱惺公，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宝哥，你们不用发愁。”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把三杯热茶放在丈夫和茅子明、张国震面前。她认为陈璧君以哥称夫，既体现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和恩爱，又体现女性的文化素养和涵养，也学着这么称呼。她若有所思地说：“我记起来了，干娘家的女佣石嫂，两年前在化学工业社当过女工，她一定认识朱惺公，也可能知道他住的地方。”她喜欢在身上喷香水，喜欢把脸上的脂粉抹得浓淡相宜，喜欢穿件能充分表露身上各条曲线的紧身旗袍，以加强女性的诱惑力。
“我的好太太，你真是雪里送炭。”吴四宝两撇粗黑的眉毛惊喜地一扬，两只大眼睛睁得更大了，粗大的鼻孔驴子似的咴咴作响。佘爱珍与他的匹配，好像鲜艳的花朵开在粗陋的岩石上。
茅子明听佘爱珍这么一说，脑子里弹琵琶，惊喜交集，高声叫道：“我的好嫂子，你给我们解了围！”
张国震也兴奋得血往上涌，好像在观看一场三起三落的足球赛，最后与自己感情相关的一方蓦地踢进一个球，惊喜地叫一声：“好！”
于是，由佘爱珍出面找季云卿的遗孀金宝，说要石嫂陪同吴四宝去化学工业社找位朋友，把石嫂接来了。为了避免石嫂的怀疑，茅子明和张国震没有与她见面。石嫂名玉英，年约四十，身穿阴丹士林布衣服，过多地刻在脸上的皱纹和粗糙的手，记载着她大半辈子的劳累。她与佘爱珍并肩坐在皮沙发上，双手扣在腹前，望着吴四宝，话声从略显宽大而仁厚的嘴里发出来：“姑爷去化学工业社找谁？不知我认识不认识？”
“找朱惺公先生，石嫂你该认识他。”吴四宝沉静地说。
“朱先生是画广告的，我认识。”石玉英不认字，也无暇关心社会上的言传，不知道朱惺公痛骂汪精卫集团的事，也不便打听吴四宝找他干什么，憨厚地说：“听人说，朱先生早已离开化学工业社，到《大美晚报》专门写文章去了。他住在北河南路二十五号，不知后来搬地方了没有。”
“噢！北河南路二十五号。该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吧！”吴四宝琢磨着说，“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被人诬告为共党分子，关押在上海市警察局，因为朱先生与警察局长卢英先生是好朋友，想请他出面在卢先生面前说说情。”“这可找中了！朱先生心地善良，待人诚恳，他一定会帮忙的。”石玉英爽朗地一笑，“先去报馆，还是先去朱先生家里？姑爷！”
“先去他家里。”吴四宝沉思着说，“如今办事既看人情，也看面子。为了引起朱先生的重视，与他见面时，你就说我是你的妹丈，是大华洋行的总经理喻明哲。爱珍也去，她自然成了你的表妹。如果朱先生问你现在干什么，就说在大华洋行做事。”
老实的石玉英，自然不明白其中的奸诈，欣然地说：“记住了，我按姑爷的吩咐说。”
接着，吴四宝来到他的办公室，对等候在这里的茅子明、张国震交待几句，要他们耐心等待。然后转回家来，换上米黄色纺绸长衫，带上深灰色的博士帽，将无声手枪塞进右边裤袋里。佘爱珍在绿色旗袍上，罩件没有里子的浅灰色西服，戴上金耳环，对着镜子照了照，感到自己的确像个阔太太之后，才依照丈夫的吩咐，把别人送来的好酒、食品和水果选了一批，装进一个皮料提袋里。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他们乘坐小轿车离开七十六号大院，直奔北河南路。一路上，吴四宝依靠香烟的刺激助兴，沉醉在夺取头功和独吞三百块银元奖赏金的乐趣里。轿车穿过数条大街，在北河南路二十五号门口停住了。吴四宝走下车来，对驾驶员吩咐两句，就带着提着礼品的妻子和石玉英进入院内。这里住着十多户人家，吴四宝暗暗提醒自己，可得慎重。经向一个老太太打听，朱惺公住在最后一栋平房的东头两间房子。
“哟！那不是朱太太吗？快两年不见了，你还认识我吗？”石玉英刚转到平房的西头，相距三十余步，就一眼认出了正在门口洗衣服的年轻女人是朱惺公妻子。
朱太太赶忙起身，向石玉英望了望，欢笑地说：“嗬呵呵，是你呀，今天是什么风把石嫂你给刮来了！”她三十出头年纪，不高不矮，胸脯高耸，腰肢浑圆，脸颊丰腴，配上朴素的衣着，给人一种女运动员的健美感。她望着穿戴阔气的吴四宝夫妇，“这两位是……”
石玉英赶忙介绍说：“这位是我的表妹，这位是我的表妹丈喻明哲先生，大华洋行的总经理。他有事相求朱先生，特地要我陪同来拜望朱先生夫妇。”
“噢！朱先生吃了午饭就上报馆了，他说只看一篇文章的校样就回来。估计快回来了。”朱太太热情地说，“喻先生，喻太太，石嫂，都快进屋，进屋喝茶。”她原来只有初小文化，与朱惺公同床共枕十二年，如今也能在报纸上发表笔触生动的杂文了。潜移默化的熏陶，竟有这等神奇的力量！是的，韩愈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就下了断言：“目濡耳染，不学以能。”无怪乎许多人，总希望找个有学问的人做配偶。
这是朱惺公夫妇的卧室兼书房。里面没有时新的摆设，只有一个床铺、一张书桌和数架书籍。朱太太让吴四宝等人围着书桌坐下，然后把三杯茶摆在书桌上。她从书架上拿起一包香烟，感到质量太差拿不出手，又难为情地把它放回原处，轻轻推开里间门，低声喊道：“庸庸！快过来，去街上买包好烟。”
庸庸放下手中的连环画，蹦跳着走过来，闪着两只水灵灵的眼睛问道：“买什么牌的？钱呢？”“不用了，朱太太，我身上带的有。”吴四宝从口袋里掏出盒金锡铂香烟，抽出一支，擦根火柴，点燃吸起来。“来来来，好宝宝，几岁了？”佘爱珍起身，亲亲热热地把庸庸拉到她身旁，夹在她的两条大腿间。“七岁。”庸庸回答很自然。他成长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知识分子家庭，见过的客人多着呢！“吃糖，吃梨，好吗？”佘爱珍打开提袋，拿出三盒糕点，两斤干荔枝，二十多个天津鸭梨，还有两斤干银鱼和四瓶酒。
“哎呀！还麻烦喻先生和喻太太破费，带这么多的礼物来，实在不敢当哩！”朱太太感到受之有愧，又却之不恭，不知如何是好。她埋怨丈夫这时候还不回来。如果他在场，该收该谢绝，会处理得情理相当。她毕竟是个见世面不多的家眷呀！母亲还在作难，儿子已经接过一个梨子，来到她的怀抱里。庸庸从来没有见人给他家送来过这么多的礼物，不时地望佘爱珍一眼，感到她是那么亲切。
“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朱太太收下。等朱先生给我帮忙之后，再好好地酬谢朱先生夫妇。”吴四宝跷起二郎腿，喷着烟雾，派头十足地说。他默默地思考着，朱惺公一回来，让他坐在什么位置上，才使无声手枪的弹头发出去最有射击力。
“那就更加不敢当了！”朱太太端坐在床沿上，真情地说，“孩子他爸倒是个肯帮忙的人，亲朋戚友，街坊邻居，有什么事找他，总是尽力而为。哦，他也该回来了。看，让三位久等了，真是。”她沉思一会，“本来，报馆的同仁为了避免汉奸们的暗害，都劝他在家里躲避几天。他想到今天出版的晚报副刊上，有篇痛斥汉奸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要改一下，改得更加一针见血，吃了中饭就到报馆改校样去了。”
庸庸征得妈妈的允许，正拿着小刀在削梨子。他突然停止动作，紧接着妈妈的话头说：“我爸爸说，有个叫汪精卫的大汉奸，带着很多很多小汉奸，走到日本鬼子那里干坏事去了。他们还写信吓唬我爸爸。哼！我爸爸不怕。妈妈是吗？”
“小孩子不要多嘴。”朱太太嗔怪而爱昵地望着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儿子，又是努嘴，又是瞪眼。
“我爸爸就是不怕嘛！昨天晚上，他还在写文章骂汉奸哩！”庸庸很好强。
这母子俩的话，像一团烈火，烤得吴四宝夫妇浑身灼痛，恨不得斩草除根，将这一家三口都杀掉。
“孩子他爸怎么还没有回来，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事吧？”她不安地说完，从门外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咳嗽声。熟谙丈夫每一声呼吸的朱太太宽心地一笑，欣愉地说：“他回来了！”
吴四宝本能地摸了摸裤袋里的手枪，准备迎接那残暴的一瞬间。可是，他往门外一望，除了朱惺公，还有三男一女四个人，一下子凉了半截。随朱惺公来的客人，是法租界警察局长克洛斯德和他的上海籍姨太太钟珊，以及第三巡逻班班长波特士和一个安南籍警察。
原来，昨天下午，钟珊带着安南籍女佣阮氏月外出买了两件衣服，乘坐公共汽车回家时，在车上遇到两个年轻的女流氓，手持匕首威胁钟珊，喝令她把戴在手腕上的罗马手表和手指上的两只金戒指取下来交给她们。同车的朱惺公路见不平，起身相助，正想夺一个女流氓的匕首，发现她是丹阳老家一个堂兄的女儿，严肃地对她说：“侄女什么时候来上海了？没钱用跟我去拿。这位太太是我的亲戚，你们不能在她面前这般无礼！”另一个女流氓是上海人，她不甘心，用匕首对准朱惺公：“你是什么人？胆敢干涉我们的行动！”朱惺公气愤地说：“我是《大美晚报》的朱惺公！对你们拦路抢劫的不法行为，我非干涉到底不可，直至将你们的可耻行为公诸报端！”顿时，车上二十多个读过朱惺公杂文的年轻乘客，激动地叫喊着：“好家伙！今天碰上大义凛然的朱惺公了！”“朱先生，英雄，英雄！”“刀笔，刀笔，朱先生！”“我们支持朱先生，我们拥护朱先生！”一齐蜂拥过来。驾驶员戛然把车停在路旁，高声喊道：“朱先生！我也支持你。”两个女流氓见势不妙，只得向朱惺公赔不是。朱惺公教训她们几句，然后面向驾驶员：“请司机先生打开车门，放她们走。”然后抱拳称谢：“谢谢，谢谢诸位先生的支持！”
钟珊不忘朱惺公的患难相助之恩，特地买了两支派克金笔，于今天下午三点，与丈夫克洛斯德一道，带着两个随从，驱车来到《大美晚报》向朱惺公表示感谢。而且，非要到他家里看望朱太太和孩子不可。
朱太太领着庸庸在门口与克洛斯德等人见面后，告诉丈夫，石玉英领着大华洋行总经理喻明哲夫妇，因事找他来了。朱惺公一听，想卧室兼书房那么狭窄，已经来了三个客人，新来的四个客人往哪里坐呢？他稍一思考，吩咐妻子去邻居家借凳子，准备把新来的客人领到庸庸的卧室兼厨房去。
吴四宝见此情景，不敢在家轻举妄动，颓丧地走出门来与朱惺公见面。他把一张假名片递过去，简单地对朱惺公说了几句请他帮忙营救什么人的事。不过，他考虑到朱惺公痛恨汉奸，没有提及卢英。他接着说：“我们已经坐了很久了，该说的都向朱太太说了，我们该走了，请新来的客人里面坐。”
朱惺公因忙于接待克洛斯德等人，没有时间做过多的考虑，也巴不得他们快点离开，抱歉地说：“很不凑巧，偏偏碰上法租界警察局长克洛斯德先生夫妇一行，特地前来看望我们夫妇。实在对不起，今天没有时间与喻先生夫妇详谈，欢迎三位改日再来。我马上托朋友打听一下，如果喻先生的朋友关押在上海市警察局，我一定设法营救他。好，好，怠慢了，请原谅。好，三位慢走，恕不远送。”
“朱先生不必客气，请留步招待客人。”吴四宝显得彬彬有礼地微弯着腰，走了几个退步才向后转，然后带着妻子和石玉英驱车回家。一路上，他既为没有达到独吞奖赏金的目的而气馁，又为认准了朱惺公而高兴。
吴四宝、茅子明和张国震对克洛斯德夫妇在朱惺公家里出现，又是特地去看望朱惺公夫妇，不知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因而引起种种猜测，也引起他们的警惕，不敢在朱家下手了。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决定化装成贩卖茶叶的商人，于第二天清早来到北河南路二十五号斜对门的一家旅馆里，定了间面对马路的房间住下来，等待朱惺公外出。可是，一个上午过去了，不见朱惺公出来。现在已是下午三点五十分了，还不见朱惺公的踪影。他们想到周佛海关于两天时间的期限，一个个心急如焚。吴四宝很想再去二十五号了解朱惺公的动静，却受到自己那副打扮的限制。他后悔事先没有做两种打算，只好干着急。
这一天，朱惺公在家里准备三十一日《夜光》版的五篇文章。其中有法国女哲学博士王安娜描写中共中央机关、八路军机关为抗战而日夜操劳的《延安印象》，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访问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捷与李将军》，有苏联驻华顾问团成员康斯坦丁诺夫歌颂中国空军轰炸广州白云机场、一次炸毁十六架日军飞机的《从万里长空传来的捷报》，有美国新闻记者哈利特报道新四军英勇杀敌的《战地通讯》，有智利驻华代办兼上海总领事埃亚莱萨访问中国伤兵营的《他们是中国的骄傲》。为了组织这个版面，朱惺公花了五个晚上的时间查阅各地出版的报纸，选择有关文章，并登门拜访埃亚莱萨，邀请他撰写《他们是中国的骄傲》。
现在，朱惺公用红笔标好字体，计算了字数，尚有三百字的补白，就写了篇题为《鼓励和感谢》的后记，又在这组文章上加道总标题：《国际友人歌颂神圣的中国抗战》。他缓缓站起身来，舒展一下胳膊，然后将稿件装进陈旧的藤编提篮里，来到隔壁房间，对正在缝补衣服的妻子说：“我送稿子去。”
“你不能去，”朱太太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着她这个家，好像随时会发生凶险的事情，胆战心惊地说，“张似旭先生为了你的安全，要你在家里躲避一阵，决定每天傍晚时派人来取稿子。你为什么偏要自己去送呢？要送，让我去。”
“我得亲自去一趟。今天是八月三十了，九月份的《夜光》内容怎么安排，我必须抓紧与张先生研究个大致计划呢！”朱惺公心里很坦然，也很平静，“不要胡思乱想，我会回来的。”
“妈妈！爸爸会回来的。”庸庸正在描红学写毛笔字，他放下手中的毛笔来到父亲跟前，“爸爸！你答应给我买《三毛流浪记》，不要忘了。等会我去大门口接你，爸爸！”
“好，孩子，爸爸忘不了，一定买。”朱惺公在儿子的头顶上轻轻抚摩着，又深情地望了妻子两眼，“我走了。”
这回，朱惺公真的走了，永远走了。下午四点二十分，当他离开二十五号大门，走了十余步，来到北河南路与天潼路交叉处时，吴四宝、茅子明和张国震三个幽灵从背后窜上来了。茅子明和张国震那经过职业训练的两双大手，以准确而狠辣的动作，各握住了朱惺公的一只手臂。朱惺公已经明白了一切，但他岿然不动。在同一时刻，吴四宝已用无声手枪对准他的背部，一扳枪机，这位威武不屈的新闻战士倒下去了！
风，在呼啸，在高楼间旋转，将马路两旁树上的枯叶搅落下来，像在为这位爱国者送葬抛撒纸钱。
三个凶手慌慌张张地拾起掉在地上的藤篮，顾不得看里面装着什么，就钻进早已等候在路旁的小轿车里，一溜烟地向南逃去。
第二天的《大美晚报》登载朱惺公遇难的消息，并发表题为《丧失一位好同志》的社评，它指出：“朱先生为人勇敢，意志坚强，始终忠于报业，从未因恐吓而稍受影响。朱先生是个真正的烈士。他曾竭力求做真实的中国人，并鼓励其读者，亦做真实的中国人。‘东亚新秩序’者杀了这位善良、能干、方正的人以后，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该报同时刊登《致汪精卫的公开信》，控诉他杀害朱惺公的罪行，并对汪精卫集团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大公报》、《中美日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发表社论，一致赞扬朱惺公的民族气节，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卑鄙无耻。在九月一日的追悼会上，悬挂着上海文化界送来的二十多副挽联。其中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的挽联是：“读书明气节，挽士林之颓风，严词斥叛徒，为民族而争光。”商务印书馆同仁的挽联是：“诛伐群邪，挥笔如剑，扶持正义，舍身成仁。”
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读了《大美晚报》的社评和公开信，以及它转载的《大公报》、《中美日报》、《新华日报》三篇社论和选登的挽联之后，心胸里燃烧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一个更加凶狠的凶杀计划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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