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汪精卫集团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小会议室举行。天气闷热，又面临盼望已久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否在明天召开的恼人问题，人人心情烦躁，脸上布满密细的汗珠，呼吸都感到困难。
“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不能再推迟了。”一阵沉默之后，周佛海以顾盼自雄的神态说话了，“凡是拥护和平运动的国民党员和中国民众，以及日本政府和赞成中日和谈停战的友好国家，都殷切盼望我们这次大会早日召开。再说，这次大会是个纲，纲不能举，目不能张。具体地说，大会不开，政治会议也开不成，国民政府改组和还都南京或建都广州，也是纸上谈兵。”他想到参加全会的人那么少得可怜，在心底里发出一声喟叹，但他能够自圆其说，“代表的确少了一点。但是，我们看问题，总不能离开时代背景。我们正处在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或者说处在非常时期，绝不能死抱常规不放，以老眼光来看待代表的多寡。从某种意义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召开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的代表拥有更大的凝聚力，即使只有一百人，也能代表全党做出一切重大的决议。”他显得谦虚地望了汪精卫一眼，“这是我的一点浅见，对不对，请汪主席裁定。”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汪精卫，出现一种期待的静默。
“周先生说的不是浅见，你的话，寓意着很深的哲理思想，殊属高见！”汪精卫紧皱着的脸，像用熨斗熨过一样慢慢地舒展开来，“不能犹豫了，大会一定要在明天召开。正因为我们处于非常时期，会议速战速决，会期缩短到只开一天。”他奸笑一声，“为了避免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讽刺挖苦，恶意中伤，会后发消息，不报道代表人数，会期可以写成三天。这并不是我们弄虚作假，而是斗争策略。如同古往今来人们评论打仗一样，谁最能蒙蔽和麻痹对方而打了胜仗，就赞颂谁的战略最高明，从来没有哪位军事理论家说这种手段是虚假，是狡黠。”世界上任何人的存在和所作所为，总是有道理的，这也许是人类的天赋吧！
从他喜悦而带有几分倨傲的神色看，他对自己的高谈阔论很自豪。他目光炯炯地扫了大家一眼，把视线停在金雄白的脸上：
“金先生是写新闻的专家，大会召开的消息请你来写。”他没等金雄白回答，就“噢”了一声，“听说邀请你当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还有点犹豫，是吗？”
原来，金雄白连国民党员也不是。昨天下午，当林柏生将与会通知书送给他时，他岂止是犹豫，简直是惊异，是滑稽可笑！今天上午，周佛海找到他，对他说，“你过去不是国民党员，现在可以是，我马上介绍你入党，请填入党申请书。”金雄白大惑不解：“当大会代表不是需要六年以上党龄吗？”周佛海说：“没有关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这个新党员不仅可以马上当代表，而且可以马上当中央委员哩！”金雄白虽然感到这样做很荒唐，但想到将从此扶摇直上，也就高兴地填了入党申请书。
现在，金雄白见汪精卫提起这件事，感到脸上有几分不光彩，担心把事情真相说出去，被人传为笑柄，隐讳说：“开初之所以有点犹豫，主要是感到自己不够资格，后经过周先生的关怀和勉励，我也就不揣冒昧，欣然同意了。至于这次大会的消息报道，我一定遵照汪主席刚才说的精神把它写好。”
“好同志，我们的好同志！”汪精卫称心如意地笑着。他把脸转向周佛海，“下面，请周先生宣读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成员，以及大会正副秘书长名单。”
周佛海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名单，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表示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正经地念道：“主席团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祯等九同志组成。汪精卫同志为中央临时主席，周佛海同志为大会执行主席。公博同志因病、璧君同志因探望卫老太太，都在香港不能与会，明天实际上主席台的是七位同志。全会秘书长由梅思平同志兼任，罗君强、陈春圃、卢英三同志副之。”他若有所思地顿了一下，“开会前，已将何世祯同志向诸位介绍过了。我开始讲话时，卢英同志才到。他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可能有些同志不认识他，那卢英同志站起来与大家见见面。”
头带黑色宽边大盖帽、身着黑色制服的卢英站起身来，右手举在帽檐上，转动着开始发福的身子向大家敬礼。
“大会主席团和大会职员这样安排，大家有意见吗？”汪精卫照例问了一句。
“没意见！”“同意！”“拥护！”对汪精卫的走过场，大家照例通过。
林先生和春圃负责找各代表团谈话，进行完了吗？汪精卫又问。
“进行完了！”林柏生和陈春圃同声回答。
汪精卫为了使到会的人都有卖国投降的思想准备，开会前三天，由林柏生和陈春圃找各代表团谈话，极力鼓吹汪精卫为了和平事业不畏艰险，从重庆逃到河内遇刺幸免，以及日本政府派影佐等人帮助他脱险，潜回上海的所谓英雄气概，介绍了汪精卫赴东京谈判的主要内容和《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基本精神；宣传日本朝野一致支持汪精卫在中国收拾残局，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大好形势和有利条件；灌输汪精卫“对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结”，“要化敌为友”，“战必大败”，“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实现和平反共建国”等汉奸言论，促使与会者接受和通过汪精卫制定的一系列反动的方针政策。
“各代表团对你们的谈话反应怎样？”汪精卫兴致勃勃地问。“反应很好，大家对汪主席的和平救国主张极表赞成。”陈春圃欣然地说。“大家对汪主席为和平事业冒死不辞的精神深为感动，有些代表边听边抹眼泪。”林柏生显得很激动，装出一副鼻子发酸的样子。“嗯，哦！”汪精卫表情淡然，但很陶醉。过了好一阵，心情才平静下来，望着褚民谊问道：“褚先生！到今天傍晚止，前来报到的代表有多少人了？”“二百三十一人。”褚民谊的话声又低又粗，仿佛勉强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想必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还会有代表来，该会超过二百四吧！”汪精卫仰望天花板，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喃喃自语。
褚民谊心领神会。但他估计不可能再有人来报到。散会后，他以全会筹备组长的名义，通知他的妻侄陈国琦、陈国璋、陈国丰和陈常焘当代表，通知李圣五的妻子、妻弟、表弟和表侄也当代表。他屈指一算，还只有二百三十九人。于是，灵机一动，又把他的妻子陈舜贞和罗君强的妻子孙艳梅也拉来凑数。好了，汪精卫希望超过二百四，多一个也算超过。
已是深夜十二点了，丁默邨、李士群和陈春圃还坐在汪精卫家里，为汪精卫的安全绞脑汁。本来，已经安排一批日本宪兵和特工组织的特务潜伏在七十六号周围，又因沪西一带的租界防务由意大利军队负责，通过土肥原特务机关出面，与意大利驻沪军司令部联系，已派出三十名意大利士兵，在相距七十六号大院半里远、一里远的地方日夜巡逻，已经无懈可击。但是，对汪精卫来说，毕竟目标太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势必树倒猢狲散，前途不堪设想。
“为了防止意外，建议汪主席提前去七十六号，最好现在就去，睡在我家里，可以保证您的绝对安全。”李士群语意恳切。“为了防止意外，也建议汪主席比代表们迟一天离开七十六号。”丁默邨的话也出自内心。“不必这样大惊小怪吧！”汪精卫沉思着说。
“俗话说：‘胆小天下可去，胆大寸步难移’，希望六姑爷接受丁、李二位先生的意见。”陈春圃恳求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先生！”徐珍深情地望着丈夫。
汪精卫虽然不愿意，但又不能不迁就大家的意见。于是，他带着徐珍、陈春圃、桂连轩和六个亲信卫士，驱车去七十六号，当晚，他和徐珍睡在李士群夫妇睡的床上，李士群和叶吉卿转移到隔壁房间里睡觉。陈春圃、桂连轩和卫士们架几块木板，睡在汪精卫睡房门口的走廊上。
二十八日的黎明，在闷热和波涛汹涌似的乌云中降临。每天从七十六号大院门口过往的市民们，发现它的两扇高大的铁门紧闭，门口高高地搭起一座彩色牌楼。牌楼上端用红色灯泡组成一个三尺来高的“寿”字，满以为住在里面的主人做寿。这正好中了汪精卫一伙的诡计。忽然，大风乍起，牌楼被吹得摇摇摆摆，扎在上面的松枝和彩色纸花颤颤抖抖，红色灯泡战战兢兢。人们望着这凄凉情景，暗自思忖：不吉兆，寿不上。
七十六号的大门整天没有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也就是只有地位较高的人住在七十六号。住在外边的其他人，凡是有小汽车的从后门进入；步行者，先到七十六号西边的华邨巷，接受守在两头巷口的特务检查。昨天傍晚时，特务们以日军将在华邨巷进行为时三天的一项秘密化学试验为由，将住在这里的三十多户市民吓跑，所有的房子成为日本宪兵和特务们的隐蔽场所。华邨巷与七十六号大院只一墙之隔，昨天晚上，特务们临时在墙上开了个两尺来宽、四尺多高的洞作为通道。从这里赴会的人，经过特务的严格检查之后，就从壁洞钻入七十六号，个子较高的人只能弯着腰进。七点左右，集聚很久的雨终于落下来，雨点密得像一铺帷幕，又像一堵呈现出无数斜纹的雨墙。有二十多个没有带雨具的步行赴会者，被淋成落汤鸡。雨一下，气温骤然下降，都冷得浑身像筛糠。好在冷的时间不长，李士群就拿来衣服给他们换了。
雷鸣电闪，接着是一场滂沱大雨。站在会堂四周的五十多个腰插手枪、身着雨衣的警察，笔挺挺地伫立在雨里，经昏暗与闪电不断交替的背景衬托，仿佛一群时隐时现的幽魂。
丁默邨、李士群和梅思平等人早已来到会场。他们见光线不足，把场内的电灯全部开亮。主席台上空，悬挂着一段黄布横幅，上面贴着写在四方菱形白纸上的墨笔大字：“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无孔不入的风，从瓦槽里挤进来，从窗户口冲进来，将横幅吹得飘飘忽忽，有如一片飘零的大落叶。
八点整，全体与会者已进入会场，一齐端坐在一排排木靠背长椅上。接着，召开了二十分钟的预备会议，由梅思平宣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职员名单，宣布大会应注意事项和保密纪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没有宣布大会闭幕，任何人不得离开七十六号大院外出。
八点二十分，大会在哗哗雨声中开幕。汪曼云司仪，他生怕雨声嘈杂，大家听不见，伸长着脖子，张开喉咙喊道：“大会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大会执行主席和主席团成员就位。”
汪精卫首先起身，周佛海等人依次跟在他后面走上台去，面对孙中山遗像和国民党党旗及国旗，垂手立正站着。汪曼云喊道：“奏国歌！”留声机里传出以《总理训示》为词的国歌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当响到最后一句：“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时，静听者们的心胸里都有一种肩负重任之感，觉得跟随汪精卫独辟蹊径很不容易。唯有一个人不同。他就是坐在第五排座位上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李时雨。他虽然也深有负重感，但感情迥然不同。他想到的是潜伏在汪精卫集团里，不仅不能让他们有任何怀疑，而且要充分取得他们的信任，及时掌握他们的投降内幕，巧妙地密报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务相当艰巨。
接着，由大会执行主席周佛海领读《总理遗嘱》。这时，汪精卫的思维，伴随着一股自豪和光荣的感情，退回到十四年前的三月十一日上午，北平铁狮子胡同十一号孙中山行馆的病榻前。孙中山因晚期肝癌已经病危，守护在他身边的几个国民党元老和宋庆龄、孙科等人，都希望他留下一篇遗嘱。
中山神志清醒，同意写遗嘱，但说话已经很困难，不可能口述了，他深情地望着宣传部长兼他的高级文学秘书汪精卫，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声音。他之所以寄希望于汪精卫，因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汪精卫是他的得力助手之一，特别是在宣传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汪精卫会意，俯下身子对孙中山说：
“我与在场诸位磋商一下，我负责执笔，写好了再念给总理听。”孙中山艰难地点了一下头。汪精卫观点明确，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不到两个钟头，一篇仅用了一百四十五个字，既概括了孙中山伟大的一生和他的革命学说，又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战略思想和奋斗目标的遗嘱写出来了。这使孙中山称赞不已，汪精卫一边念，他一边点头。然后他由孙科扶起来，宋庆龄双手托起他的右手腕，欣然在上面签了字。汪精卫也因此捞到了一份政治资本。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渴望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当上国民党的领袖。但事与愿违，以后他虽然两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但国民党的领袖职务一直没有到手，只在去年四月才当了个副总裁。今天，一定是孙中山在天之灵，念及他汪精卫代写遗嘱的功劳，果然要当国民党领袖了。他想到这里，用激昂的声调，跟着周佛海朗读着《总理遗嘱》，似乎要感动孙中山的英灵，保佑他官运长久。
念完遗嘱，向孙中山遗像默哀三分钟，又向抗战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和跟随汪精卫投敌而送了命的人也默哀三分钟之后，大家才坐下来。
“现在，宣布大会议程。”周佛海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向坐在台下的人环视一周，“一、由中央临时主席汪精卫同志致开幕词，二、通过《修改中国国民党章程》和《整理党务案》，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三、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提名第六届中央委员交大会通过，其中委员未足额人数由主席随时提名，交中央常委会通过后，分别通知与会代表，四、通过《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宣言》和四个决议案。下面，请汪主席致开幕词。”
会场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也很热烈。每个人都把自己将由此青云直上的激情，集聚在掌心里，许多人激动过后才感到手掌麻痛不已。李时雨也显得很激动，不过手掌没有麻痛感。
汪精卫满面春风，喜笑颜开，缓缓起身，也用热烈的鼓掌表示谢意。他想，有时候，人生一世，最激动人心的良辰佳时，往往得之于瞬间。他开口了，没有讲稿，是即席抒情。由于前天晚上通夜未睡，昨天晚上又因为过于兴奋而失眠，声音有些沙哑，也显得粗重，但听起来仍然相当悦耳。
“同志们！我们开会时，乌云满天，狂风暴雨，现在，雨停云散，阳光灿烂。诸位看眼前的自然气候，与我们这次大会的政治气候多么融洽！这象征着我们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召开的，也就是在中日战争的风云中，在好战分子和共党分子那群鸦乱噪般的咒骂声中，在冲破重庆当局给予我们的种种暴行之后召开的！这象征着这次大会之后，我们所坚持的和平事业即使会遇到许多艰难险阻，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明媚春光，将是康庄大道，将是紫微高照！”
大家又热烈地鼓起掌来。不知是谁发明用这种方式向人表示敬意或拥护，又最能博得接受者的欢心，又不用花钱。
掌声停止，会场里出现短暂的安静，气氛也恰如其分地带几分严肃，汪精卫的脸上，也浮现出恰如其分的兴奋。
“也许有些代表认为出席这次全会的人数太少，会议开得很冷清，不热闹。本来，在册代表是四百七十三人，正由于全会是在恶劣环境中召开，这必然给代表们来沪带来诸多的困难和阻力。因此，只到了二百四十多人。”汪精卫语调和目光的真诚，使与会者恻然心动，感到心悦诚服了，“但是，不论办任何事，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精者，精华也！诸位是燎遍原野之火星，是绿遍原野之良种，是代表中之代表。诚如周佛海同志昨晚所说，在你们身上拥有更大的凝聚力，”又一阵掌声之后，他口若悬河似的说了一通卖国有理之类的话，接着说：“兆铭我，与诸位的关系，是休戚相关的关系，是荣辱与共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相依为命的关系！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亲爱精诚，团结一心，为肩负起拯救中华民族之伟任而奋斗！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汪精卫说完，周佛海宣读《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政纲》分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五章，共二十八条，其基本论调是鼓吹与日本友好合作“以奠定东亚和平”，“联合反共国家，共同防制第三国际之阴谋”；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除共党分子外，人民之一切合法自由应予以充分保障”，“抚辑流亡，力谋人民之还乡和复业”，“确定文官制度，登庸各方面行政人才”，“军队国家化”，“抚恤伤亡，擢叙功勋”，“解散游击部队”，“不分派系，登庸各方面军事人才”，“整理币制，安定金融”，“力谋人民负担之平均及减轻，并注意人民生活之改善”，“改革教育制度，重编教材，以适应新中国建设之需要”，等等。
从表面看，有些条款的确能蒙蔽一些人。于是，一致举手通过。“现在，宣读《整理党务案》。”周佛海念得浑身是劲，香烟一支接一支，“一、自民国二十八（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起，本党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已经丧失行使职务之权力，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无效；二、原中央党务机关和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于同一个时候停止活动，听候改组；三、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四、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五、由本届全会电请尚在重庆或其他各地受共党胁持之中委、监委立即集中来上海，共商国是，否则其职务不予承认。整理党务案念完了，请诸位付表决。”他自己也把手举起来，“好，一致通过。”
这时，坐在第八排座位上的傅式说将右手举起来。这本是周佛海亲自导演的一支小插曲，但他却故意亮着嗓子问：“傅式说同志有何意见？”不明真相的代表，一齐用惶惑的眼光望着傅式说，以为他反对《整理党务案》。“报告大会执行主席！我们有两件临时动议，特提请大会通过。”傅式说激动地叫道。“请将你们的临时动议交上来看看。”周佛海向傅式说招招手。傅式说手拿两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从代表中挤出来，走到主席台前，将两张稿纸递给周佛海。
周佛海先看了看，又将它转给早知内情的汪精卫等主席团成员一一过目，最后又回到周佛海手里。周佛海爽朗地说：“由傅式说、何炳贤、金雄白、叶蓬、冯治安、吴四宝、王海波、王素芳、张乙声等四十八位代表同志，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两件临时动议，主席团同意向全体代表宣读。第一件临时动议是：汪精卫同志倡导和平，艰苦奋斗，挽救危亡，解壶倒悬，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当由主席团及全体代表起立，向汪精卫同志鞠躬致敬！”
没等周佛海说出“同意不同意”，一些已经从汪精卫集团捞到油水的人，就唰地起身，迫不及待地把腰弯下去了，其他人这才陆陆续续起身。周佛海见台上台下的人都站起来了，高声喊道：“向尊敬的领袖汪主席鞠躬致敬！”他对着汪精卫的左侧身深深一鞠躬。因为两人之间的距离那么近，周佛海腰的弯度又那么大，他的脑袋触及了汪精卫的左腹部，不知是被触得发痒，还是被触得不舒服，汪精卫弹跳了一下。好在都把头俯下去了，没有人发现。从右边向汪精卫鞠躬的褚民谊虽然有所觉察，但他满以为是汪精卫过于激动。只有周佛海明白，他抬起头来，与汪精卫相视一笑，也是彼此理解的一笑。
“谢谢，谢谢！向尊敬的全体代表同志鞠躬致敬！”汪精卫鞠躬答谢。
周佛海念道：“第二件临时动议，提请全体代表推选汪精卫同志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现在，请付表决。”
会场里，除了汪精卫，都把手举起来，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汪精卫起身，连连向大家点头致意，诚恳地说：“感谢全体同志对我的尊重，对我的信任和爱戴！我一定忠诚地遵循总理遗训，与全党同志‘亲爱精诚’，‘和平奋斗救中国’。”“大会进行第三项议程，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同志拟定第六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人选。”周佛海宣布，“现在休会。下午两点三十分举行第二次大会，请诸位准时到会。”
大家见距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有四十分钟，就纷纷去后院小花园散步，活动一下坐酸了的筋骨，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李时雨与同道来的天津代表高凤舞并肩走着。他西装革履，仪表堂堂，风度潇洒，显得轻松愉快，悠闲自得。
“参加上午的大会，有何感想？李先生！”高凤舞的表情和语气都是淡淡的，说不出是什么印象，但也令人难忘。
“很受启迪，也很受教育。”李时雨精明老练，没有放松应有的警惕。因为高凤舞一再向他表示跟随汪精卫走到底，又补充一句：“汪主席真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残局的收拾非他莫属。”他瞟了高凤舞一眼，“高先生有何感想？”
“我的感想与李先生一样。”高凤舞的表情仍然是淡淡的。
李时雨警惕而不慌乱，机灵地瞟了高凤舞一眼，许许多多类似高凤舞这样的不阴不阳的面孔，又一一浮现在眼前。但是，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判断出他们的或阴或阳，驭使他们为己使用，胜利完成一项项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他虽然年仅三十，但在敌营里纵横捭阖已经五年了。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党组织派他打入张学良的东北军任中尉办事员。
这段时间，他出色地完成了宣传中国共产党有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主张的任务。一九三七年六月，受党组织的派遣，打入天津高等法院任检察官之后，成功地躲开国民党机关和日军的检查，将两箱电台机件运送到党组织指定的地点，巧妙地将关押在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冯骥营救出来。现在，他遵照党组织的安排，为了直接掌握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内幕，冒充国民党员和改组派成员，取得汪精卫派往华北地区拉代表的周化人的信任，当了汪精卫的六次全会的代表。李时雨深信他很快就会把高凤舞的真面目判断出来，让其为自己效劳。他之所以警惕而不慌乱，除了机智勇敢和经验外，还因为有从中搭桥的好朋友朱晶华的帮助。朱晶华是真正的国民党和改组派成员。他受蒋介石的军政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派遣，于半年前打入汪精卫集团，已经得到汪精卫和陈公博的信赖。朱晶华一再安慰李时雨说：“你放心吧，跟着我打进去，没有错，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我身上系着蒋介石、汪精卫给予的两根保险带。”
李时雨想到这里，已与高凤舞来到一棵白兰树下，泰然地与他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他装出一副羡慕的样子对高凤舞说：“周化人先生很信任高先生，你今后一定前途无量啊！”
周化人是广东花县人，十二年前他二十五岁时，已成为改组派的主要骨干，并深得汪精卫的宠信。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周化人先后担任过外交部专员级秘书、行政院经济专员、经济部秘书主任。今年三月，他参加蒋介石派出的经济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六月上旬的一天，他从法国报纸上看到汪精卫由河内回到上海，准备组织新政权的消息后，在一个华侨的协助下，秘密脱离考察团，回到上海投靠汪精卫。六月下旬，他怀着即将当上中央执行委员的喜悦心情，带着朱晶华和邓一舟赴华北地区拉代表。他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威，曾经向被拉拢者透露了汪精卫对他的封官许愿。
“如果周先生真的当上中央执行委员，也许我还有点希望。”高凤舞终于改变了淡然的表情，眉开眼笑地说，“其实，周先生对你的印象也不错呢，李先生！”
“但我毕竟不如你啊。”李时雨终于拨响了对方那隐蔽的心弦，“今后全靠周先生多多关照。”
“你我都是天津代表，那还用说！”高凤舞显得很得意。
这时，一阵近似争吵的声音从花园出入口处传来，打断了李时雨与高凤舞的交谈。他们静静地一听，传过来的声音越来越高。“走！咱们看看去。”高凤舞一把拉着李时雨的手就走。李时雨出于掌握情报，高凤舞出于好奇，一齐迈着急步走过去。
原来，有些知道卢英那出身流氓、当过侦缉和作恶多端底细的人，当梅思平在大会上宣布他为副秘书长时，想到他两年前投降日本侵略者，因多次刺探中国的抗战情报和参与绑架活动，受到敌人的青睐，于去年八月让他当了上海警察局长，被《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撰文，指名道姓骂臭了的那段丑恶历史，心里十分反感。上午的大会一散，上海的蔡洪田等人就串联浙江的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和湖南的戴策，一同去找汪精卫。他们刚走了几步，就碰到了周佛海，向他打听汪精卫在哪里休息。
“几天来，汪主席十分辛苦，他正在小憩，不要惊动他。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周佛海见蔡洪田等人面带怒容，心里一怔，镜片后面那双幽深的眼睛，带着几分严厉的神情望着他们。
“今天上午，我们听梅先生宣布卢英为大会副秘书长，都感到很惊异！”戴策气愤地说，“当时，为了维护大会的严肃，我们只好忍耐到休会之后才说。”
“你们对他有什么意见？”周佛海已经明白了一切，但却装着不理解。
“卢英是汉奸！”沈尔乔列举了报纸上揭发的事实之后，不满地说，“这样一个严肃的大会，居然让一个汉奸当副秘书长，真令人费解！”
“让卢英当副秘书长，是对全体代表的一种侮辱！”王敏中一副怒不可遏的表情。
“而且严重影响了全会的声誉！”章正范恼怒地补充一句。
“以汉奸充当大会副秘书长，我们羞与为伍！”蔡洪田的话像放炮。
周佛海越听越感到刺耳，眉头也皱得越紧，好像反胃似的，只觉心口里涌起一股酸水。他两眼在围观的人群中搜索一遍，还好，卢英没有在场。接着，他把目光停在蔡洪田那瘦长的脸上，心想，你原来是蒋介石手下的上海市党部书记长，不是也向日军提供中国抗战的情报吗？《中美日报》不也骂过你吗？你也是受到日本人的信赖之后，再由他们介绍到我们这里来的吗？要说卢英是汉奸，那么我周佛海也是，你蔡洪田也是，你们这些人都是。你蔡洪田说羞与卢英为伍，恐怕卢英也羞与你为伍呢？真是“马不知脸长，人不知自丑。”哼！不过，这些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请诸位冷静一点，不要冲动。”周佛海感到这些人的表现很煞风景，很恼火，但却心平气和地微笑着，“卢英是否是汉奸，后世自有定论。把与日本人友好合作的人，把从事中日和平运动的人说成汉奸，这是抗战分子和共党分子的诬蔑语言。再说，汪主席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是卢先生。他为了赶去虬江码头迎接汪主席从河内归来，半途翻了车，险些丢了生命。以后，他为保卫汪主席的安全，又出过很多力气。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他加重语气说，“还有，保卫这次大会的警察都是卢先生派来的。你们这么一闹，若传到卢先生耳里，他将作何感想？万一因此发生误会，汪主席的安全谁负责？全体代表的安全谁负责？请诸位三思。”
周佛海这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当汉奸辩护，也为自己卖国罩上了一块遮羞布。他最后的几句话，又是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果然，他这一“军”，“将”得这些自污不觉臭的人面面相觑，一个个哑口无言。他见自己的话生了效，干脆直言相告：“老实告诉诸位，汪主席还内定卢先生做中央委员！”
蔡洪田、沈尔乔、王敏中和章正范都想到自己也被汪精卫内定为中央委员，如果再说羞与为伍，一旦惹怒了汪精卫，将会什么也捞不到，何苦？于是，都不敢再说什么。沈尔乔马上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笑着说：“经周先生这一番指教，使我们懂得了许多深刻的道理。至于卢先生为中央委员，汪主席同意，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据我了解，有不少代表与我们一样，对卢先生存在某种偏见，建议主席团分头疏通一下。”蔡洪田讨起好来了。这话提醒了周佛海。后来，经过贬值式的协商，决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
李时雨高兴地目睹这幕政治丑剧，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是些什么货色，意识到汪精卫集团登台的开场锣鼓刚敲响，就出现了内部的相互倾轧和勾心斗角。这时，进午餐的铃声响了，李时雨一语双关地对高凤舞说：“走，进餐去！我们能够有幸参加这么一次大会，真是大开眼界，大长知识，中午让我们多喝两杯，高兴高兴！”
下午的大会继续由周佛海主持。他一字一板地说：“开会！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同志宣读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名单，并提请大会通过！”
汪精卫神色严肃，语意庄重地说：“经过反复研究和与在座者中的大多数同志反复磋商，拟由下面诸同志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现在，先宣读中央委员名单。”不用说，汪精卫的亲信和最早投靠过来的人，以及汪精卫当面许过愿的人和陈璧君的哥哥陈耀祖、弟弟陈昌祖都封为中央委员。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两个汉奸集团，虽然没有人到会，但为了把他们拉过来，也安排了几个中央委员。因此，当汪精卫念到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的名字时，会上出现了一阵骚动。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发出长长的喟叹声，有的发出响亮的嗤鼻声，有的发出怪声怪气的嘲笑声，整个会场像蜂房一样乱哄洪。还有个名叫吴志宁的江苏代表起身举手，高声叫喊道：“报告汪主席！我要求发言。”
会场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李士群慌了，马上拔出手枪，并示意助手张国震和顾宝林也把手枪拔出来，然后三人一齐从代表中挤到吴志宁面前，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吓人架势。坐在吴志宁前面一排座位上的丁默邨忙扭过脸来，向他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千万不能捣蛋。坐在吴志宁右边的同省代表万景才，用拳头在他大腿上捅了两下，暗示他不要惹火烧身。
汪精卫看到这尴尬场面，仿佛一个无自知之明的蹩脚演员，正在台上表演得洋洋得意和沾沾自喜时，冷不防从台下飞来一只只破草鞋、一沱沱稀泥巴那样吃惊，那样扫兴，那样难堪。
“代表们有什么意见，请会后与我个人来说，随时都可以找我！”他烦躁地站起身来，用异样的声调喊道。说异样，因为凄楚中还带有几分豪爽。
吴志宁好像鸡蛋碰上石头，刚才那点冲动劲头已被彻底瓦解。他木呆呆地站在那里，十分狼狈，眼珠子急转几下，把要说的话强咽下去，支支吾吾地说：“我要说的，刚才，刚才汪主席已经说了。有意见，可以会后提。像刚才那样，嘀嘀咕咕，像什么话？很不严肃嘛！”他苦笑一声，无可奈何地坐下去。
这样一来，反而帮了汪精卫的忙。汪精卫把中委、监委的名字念完，大家只得老老实实一一举手通过。
接着，周佛海宣读长达万言的宣言。宣言的中心内容是继续鼓吹中日和谈停战和近卫内阁发布的善邻关系、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要求同党们“今日之后，更当一其心志，齐其步骤，以致力于和平之实现。”代表们对大会宣言和《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快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汪精卫同志组织中央政治会议案》和《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都一一举手通过。从此，为汪精卫的登台，贴上了一张张合法的标签，抹上了一层层漂亮的脂粉。
周佛海连喝了几口茶，润润那干燥的唇舌，然后起劲地喊道：“下面，请汪主席致闭幕词！”
汪精卫的闭幕词该怎么说呢？他为了让这冷冷清清的会议开得热闹一点，才挖空心思在致开幕词时说了一通打气的话，才通过周佛海出面搞了两件临时动议。可是，反对卢英和几个老牌汉奸上台的事情出现之后，气氛又冷却下来。仿佛一套破旧的锣鼓，你越使劲敲打，越显得声调浑浊低沉。
然而，也只有汪精卫才有本领当这个傀儡头目。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居然能够从水里说出火来。他说：“我们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主要标志是大家同心同德，同立场同观点，一致通过了各项决议。只有在通过中央委员人选时，少数代表产生某种疑窦。这是因为主席团事先没有做必要的解释，而出于一时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由这些同志组成新的中委和监委呢？说点个人浅见。”他见大家聚精会神地谛听着，又来了劲，“人们不是常用‘政治舞台’这个词吗？是的，政治是个时代的大舞台。有舞台，必须有个戏班子。一台戏，只有扮演皇帝的一个人在台上独来独往行不行？只有一个旦角在台上风风流流行不行？这样的戏，看一两眼还行，久了，谁坐得下去！要演出一台好戏，必须有生、旦、净、丑，必须有主角有配角，必须有跑龙套的兵勇，还必须有敲锣打鼓和弹琴吹笛的人。我们这个班子的组成，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有些中央委员，虽然过去有缺点，甚至有污点，但我们这台戏少不了他，在某些戏的演出时，还非由他扮演主角不可呢！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这个人就有过许多过错。比如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当总理反对议和时，我曾经劝说过他，要他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历史证明，是我错了。一九二三年总理主张国共合作时，我也反对过，但是，总理仍然十分器重我，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国民党第一届全会上，他提议选我当中央执行委员，让我当中央宣传部长。我们容纳人，应该有总理那种海纳百川的度量。”他想到蔡洪田说的羞与和汉奸为伍，沉思片刻，花言巧语又从他两片嘴唇中流出来，“有人诬蔑我们是日本人支持的什么傀儡，是什么汉奸，诸位看看，今天的会场里有一个日本人吗？”他嘴里虽然这么说，但想到会前会后都得向日本主子请示汇报，心里一阵做贼心虚的发烧。
“没有！”“没有！”大家似乎一下子醒悟过来，好像一群启蒙的学生娃娃，回答老师提问那样叫喊着。
“是的，没有，一个日本人也没有。让敌人去诬蔑好了。敌人的诬蔑，从反面证明我们的正确。如果敌人都赞扬我们，那我们也变成了敌人。”汪精卫笑吟吟地说，“只有我们才是真正、正统的国民党员，才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只有我们才有资格、有能力肩负起拯救祖国的历史使命，肩负起多难兴邦的历史使命！谁能够加入我们这支卫国卫民的革命队伍，谁就会感到无上光荣！”在汪精卫的政治哈哈镜里，假恶丑和真善美的形象是相互转化的。
大家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抒发自己的光荣感。
大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正当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主席团成员，聚集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研究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问题时，土肥原和影佐来了，告诉他们：日本平沼内阁于昨天总辞职。
“怎么也是昨天？”汪精卫等人无不暗暗吃惊，都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他们已经在昨天上台，而一贯支持他们上台的平沼内阁却在昨天下台，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继平沼内阁上台的将是些什么人？新内阁对汪精卫集团的态度将是怎样？真想去坐落在安远路口的玉佛寺卜一卦，据说那一米九高的玉雕大佛很显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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