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被杀的消息，使赴宴者那猜拳的手软绵绵地缩了回来，行令的口齿惊异地张开着，挨到嘴边的酒杯被放回到桌子上，夹在筷头上的美味也退回到菜盘里。
“华南地区的代表，不是住在你们七十六号吗？怎么会有两个代表在公馆马路遭到杀害？又怎么会有四个代表失踪了？”汪精卫虽然已经镇定过来，但两边太阳穴里的动脉，如同两只铁锤似的在急剧地敲打，从心胸里呼出来的气息，好像从山洞吹过来的风声。他像丢了魂似的，阴郁的目光里透露出心中的痛苦和迷惘。忽然，他不由得愤怒起来，冲着吴四宝打着官腔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严重事故？你们警卫大队干什么去了？”他虽然横眉立目，但这种愤怒的表情，由眉清目秀变化过来，并不凶恶可怕，但声调却令人生畏。
“我们警卫大队有责任，我这个大队长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恳地接受汪主席给予我们的严厉处分。”吴四宝垂首立正，战战兢兢地说，“但是，有个情况必须向汪主席如实禀告，这六位代表怎么也不听劝阻，非要去公馆马路探望两个大学时代的同学不可。当然，这也怪我粗心大意，一时疏忽，事先没有向汪主席和周先生，或丁先生和李先生报告。”
“被害和失踪的是哪六位代表？他们去探望的两个同学又是谁？当时对你说过吗？”周佛海痛苦地问。他见吴四宝浑身落水狗似的微微发抖，想到他在建立警卫大队中的汗马功劳，心也就软了下来，手指身旁一张凳子说：“请坐下来说。”
吴四宝端端正正地坐下来，两手搁在大腿上，好像一个接受审讯的罪犯。他嗫嚅地说：“被害的是福建的刘绪行先生和广东的李省三先生。失踪的四位先生是福建的张卓之和李振寰，广东的舒静吾和王镇章。他们去探望的同学是孙克明和郭子善两位先生。这两个人分别为中学校长和报馆编辑。”他用老鼠窥探猫一样的目光望了汪精卫一眼，正好四只眼睛的光芒碰在一起，又胆怯地把头低下去，“这六位代表在下午两点离开七十六号时，说五点以前赶回来吃晚饭，可是等到七点钟还不见他们的踪影，我意识到事情不妙，就派第一分队长张国震带二十名警卫队员去公馆马路一带寻找。他们先找到孙克明先生，但孙先生矢口否定刘绪行等六位先生去探望过他。于是，他们去找郭子善先生。但是，郭家的大门敞开着，空无一人。他们从倒在地上的桌椅板凳，从打碎在地上的茶杯中知道出事了。他们将郭家的楼上楼下检查一遍，结果在距离后门口不远发现刘、李二位的尸体。”
“后来的情况怎样呢？”丁默邨想到自己是特工组织的头目，感到于心有愧，心跳脸烧地望着吴四宝问道。
“后来，张国震一边打电话向法租界警察局和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求援，一边派人回来向我报告，我马上带了十个警卫队员赶到出事地点。”吴四宝仍然低着头，仿佛对自己的脚尖说话：“在法籍警察和日本宪兵的协助下，已经将刘、李二位的遗体运回七十六号。现在，日本宪兵继续协助我们侦察事故发生的原因，寻找失踪者的下落。据我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军统干的。”
“对于你们和刘绪行先生他们的身份，法租界警察局知道不知道？”汪精卫不安地问。
“他们不知道。”吴四宝见紧张的气氛已经缓和，才敢把头抬起来，“张国震还有点头脑，他说被害的和失踪的是《大美晚报》的工作人员，说他自己是被害者的亲戚，说二十个警卫队员是从公共租界请来的包探。”
“这就好。”汪精卫放心地点点头。他向坐在左右两旁的萧叔萱和陈维远各望了一眼，抱歉地说：“二位初来乍到，本应尽情痛饮，纵情欢乐一番，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偏在这个时候出事。不得已，今晚的酒宴只好停止，敬希原谅。”
“酒宴的时间虽短，但已经充分体现了汪主席的真情实意。”萧叔萱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对军统的暗杀十分反感，接着愤怒地说：“我一向反对老蒋用暗杀剪除异己！‘明人不做暗事，强者不搞阴谋’。老蒋搞暗杀，搞绑架，说明他阴险，虚弱，卑鄙无耻！”
“汪主席的情意已经尽到了，深为感谢！”陈维远微笑着对汪精卫点头致谢，然后咬牙切齿地说，“老蒋搞暗杀，更加坚定了我投奔汪主席的信心。我真想马上带支队伍杀到重庆去把老蒋的脑袋砍下来，以解心头恨！”
“感谢叔萱、近思二兄对和平事业的忠诚！”汪精卫深情地望望萧叔萱，又望望陈维远，接着宣布说，“宴会到此结束，请诸位到二栋二楼小会议室开会。吴四宝先生也去。请诸位考虑，面临军统的严重挑衅，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对付！”
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二十分，但汪精卫一伙由于心情紧张，一个个毫无倦意。大家闷闷地坐在小会议室里，依靠香烟的尼古丁刺激脑神经，就连从不抽烟的陈璧君和徐珍，也向人要支香烟叼在嘴边。他们思考的问题茫然无绪，好像弥漫在房间上空那纷乱的缕缕烟雾，看得见，却摸不着，抓不住。两个死者和四个失踪者来上海之前，其中有四人是大学教授，两人是专员。他们是安藤利吉派手下的联络部长前田裕义经过几天的策动，才被拉拢过来的。他们来上海前夕，受到安藤的接见，他一再说明来上海之后的安全有绝对的保障，并派军用飞机送他们来上海。现在，刘绪行等人遭此厄运，怎样向安藤交差？从各地报来的赴会名单是四百五十八人，可是决定二十八日开会，到二十六日傍晚为止，前来上海报到的不足二百人。也许还有一批人在赴会途中。但是，他们一旦听到刘绪行等人被暗杀的消息，会不会半途畏缩不前，甚至惶惶然返回原地？那么，不足两百个代表，能够称为国民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吗？如果全会不能如期召开，他们粉墨登场的时间将拖延到何年何月？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啊！纵使四百多人都到齐，若开会时遭到军统的突然袭击又怎么办？烟瘾大的人已经点上第二支香烟，但尼古丁也失效，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来。
这是一个沉重的夜。汪精卫集团所追求的投敌事业能否开张鸿发，关键在于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如何，而这次大会能否按预定计划顺利召开和圆满完成，关键又在于这一夜。胜利和失败，都近在咫尺。
“诸位该思考得差不多了吧，谁先发言？”汪精卫平日很少抽烟，支气管被尼古丁刺激得又辣又痒，呛得连咳几声，烦躁地把半截香烟丢在地上，又狠狠地踩了两脚。
“开会讨论问题，总得有人先说话。好吧，我抛砖，希望把玉引出来。”褚民谊经过一番恣情肆意的构思，终于开了口，“我提两点建议。第一，加派力量，想方设法找到四位失踪者的下落。既然没有发现……”他顿了一下，把“尸体”这两个可怕的字咽下去，“既然没有发现其他迹象，他们很可能被军统抓走了，要千方百计营救他们。第二，对两位代表的被害和四位代表的失踪一事，必须严密封锁消息。但是，军统为了破坏这次大会的召开，为了打击和平事业，会抓住这件事大肆宣传，一边在大街上张贴有关传单，一边在与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中美日报》发消息。因此，建议马上派人对付军统的煽动。”
“重行兄的意见非常之好，我完全同意。”汪精卫两眼在与会者中间搜索一会，把目光停在李士群那圆胖的脸上，“刚才褚先生说的两项任务，请士群兄具体落实和具体指挥，由吴四宝先生协助你。”
“遵命！我坚决负责到底。”李士群的表情严肃认真，“考虑到曼云兄对上海的情况比我熟悉，建议请他与我一道执行这两项任务，请汪主席斟酌。”
“可以，曼云兄，那就有劳你了！”汪精卫对汪曼云投去殷切的目光。
“绝对服从汪主席的派遣。我一定当好李先生的助手。”汪曼云心里泛起重任在肩的豪迈感。
李士群、汪曼云和吴四宝正起身要走，陈维远霍地站起身来，自告奋勇说：“汪主席！我愿意协助士群、曼云二兄工作。因为陈恭澍的母亲是我的姨妈，我与他是姨表兄弟。如果四个失踪者落在军统手里，营救中我也许能够起点作用。”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近思兄！”汪精卫怀着感激和理解的心情说，“近思兄初来上海，请士群、曼云二兄为他的活动提供方便。”
李士群、汪曼云、陈维远和吴四宝走后，周佛海阴沉着脸说：“在册的四百五十八名代表，减去刘、李二位先生，加上叔萱、近思二兄，还是这个数字。这些代表，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诸如有些人与重庆的关系不能一刀两断而产生动摇，或因战争造成交通阻塞，或因生病，或因临时出现的特殊情况，不可能全部到齐。因此我建议，马上采取特殊手段和非常措施，临时在上海地区代表团增加一批代表。如果汪主席同意，此事由默邨兄负责执行！”
周佛海说的“特殊手段和非常措施”，除了新来的萧叔萱以外，其他人都心领神会，都知道是“软硬兼施”的代名词，因为他们已经采用这种手段拉来了一批代表。
“周先生的意见很好，请默邨兄带领特工组织的同志立即行动。”汪精卫凄苦地说，并请默邨兄马上与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联系，请他们派个宪兵营配合我们的特工组织行动，一是在上海机场和各车站码头布防，保证赴会代表的绝对安全，二是在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周围布防，保证大会顺利召开。他沉思一会，扭捏作态地说：“原来决定大会地址设在日本宪兵司令部，他们也极表欢迎。但反复考虑，这样有损我们的声誉，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全会是在日本宪兵的刺刀支持下召开的。因此，我的意见，这次大会改在七十六号召开。”
现在，已是二十七日凌晨两点，万籁无声，只有那清凉而沉默的黑暗将大上海团团围着。在英租界、日租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虽然有各自的警察队伍在巡逻，但他们习惯地迈着捕捉异动的神秘脚步，仿佛担心踏碎上海人那脆薄的梦似的，钉着铁跟的皮鞋在轻轻地走动。本来，大自然的夜变幻无穷，多姿多彩，有银光如注的月夜，有苍穹深邃的星夜，有沉闷混浊的雨夜，有凛冽明快的雪夜，有昏暗凝重的黑夜。但是，对于夜间出巡的警察，每一个夜晚，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单调和寂寞，静谧和疑惑。
这时，巡逻在法租界保健路的十名警察，职业的敏感，发现一种其他人不可能察觉到的声响，正从远处传来，并已经判断出是小汽车在运行。于是，他们加快步伐迎上去。果然，很快就有六辆吉普车飞驶过来，昏暗的路灯，帮助警察们辨认出是日本的六辆军用吉普车。
“请停车，接受检查！”十个警察手端步枪横在马路上，为首的警察班长波特士用生拗的汉语吆喝道。
六辆吉普车戛然停住，从车里走下两个日本宪兵军官模样的人。他们是李士群和陈维远。跟着他们下车的是十名日本宪兵。李士群手指陈维远，不慌不忙地说：“这位是江户重力大佐，宪兵团参谋。”又手指他自己胸前的日本宪兵营长符号，“鄙人是中佐村恒一郎，宪兵营长，两个钟头前，我们有六个华籍职员，因公差路过保健路时失踪了，特地前来寻找他们的下落。”李士群说的六人是个估计数，他灵机一动，把郭子善夫妇也列入失踪者之内，“这六个人有五男一女，年纪都是四十岁左右。请问，贵部知道不知道？”他从语气到神态，尽量装得叫人相信他的伪装和所说都是真实的。
对方果真置信不疑。波特士耸耸肩膀，微笑着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一个钟头前，上一班向我们交班时，他们也说一切正常。”“事情发生在法租界，希望能够得到贵部的协助。”陈维远故意把汉语说得很生拗，俨然像个日本人。
“没有任何线索，我们无法协助贵方，更何况我们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不可能腾出时间来，请原谅。”波特士又耸了一下肩膀，“当然，你们可以在我们租界地内寻找贵方的人。不过，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随意进入住户家里。这一条规定，贵方的日租界也有，请遵守。”
“我们一定遵守。”陈维远说，“据《大美晚报》一位记者透露，住在保健路附二十五号的邹继宗先生可能知道一点线索，我们要求立即访问他。”邹继宗是陈恭澍潜入上海的化名，这个化名，除了陈恭澍的妻子之外，只有陈维远知道。“对！邹继宗先生住在附二十五号，他是位中学教师。”波特士对法租界的住户了如指掌，“贵方可以访问他，但是，请充分尊重邹先生的人身自由。”“应该如此。”李士群马上接腔。
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军统局成立起，陈恭澍就在军统任职，七年多来，他干了许多暗杀和绑架的亏心事，所以当陈维远他们敲他的门时，他满以为是冤家对头暗算他来了，不禁大惊失色，慌忙扭亮床头的电灯，一边抓起枕头边的无声手枪，一边按动直通亲信保镖余志鸿床头的报警器，然后警觉地问道：“是谁？”
“恭澍！是我，陈近思。我因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刚从香港赶来。”陈维远沉静地说。
“是近思哥？”陈恭澍每天晚上要换三个地方睡觉，先与妻子睡两个小时，就转移到二楼五号房间，凌晨两点以后再转移到三楼八号房间。这个秘密除了他的妻子和余志鸿，只有上个月来过上海的陈维远知道。但他仍然不放心，迅速检查了装着子弹的枪膛，接着问道：“随同你来的还有谁？近思哥！”
“与上个月来上海时一样，有我的副宫、秘书和几个随身卫士。”陈维远慢条斯理地说。
陈恭澍穿上衬衫和长裤，趿拉着鞋子，把门一开，见是一批日本宪兵站在门口，顿时吓得毛骨悚然，用手枪对着站在前面的陈维远，惊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怎么不认识我啦？”陈维远微笑着摘下日本宪兵军官帽，“随来的都是我的朋友，不用害怕。”
“近思哥怎么是这副打扮？”陈恭澍把陈维远让进门，仍然惊慌不已，但已将手枪插回腰间。
“请坐下来听我说。”陈维远把陈恭澍按在木沙发上坐下，回头对同来的李士群招招手，“诸位请进，都请坐。”
余志鸿睡在一楼八号房间。他房间里装上报警器五个月来，还是第一次在深更半夜听到它那可怕的呼唤声，出于麻痹大意和不习惯，一听就乱了方寸。他光着脚丫走出门来跑了二十余步，才发现忘记拿手枪。返回房间拿起手枪，就直奔二楼，将五号房间的门敲了几下，不见里面有动静，才意识到陈恭澍已转移到三楼八号房间。等他来到这里，陈恭澍已被李士群、陈维远和十个日本宪兵围坐在中间，顿时被吓得胆战心惊。
陈恭澍见余志鸿打着赤脚，只穿件无袖纱背心和短裤衩的狼狈相，又见他这个时候才来，心想今晚若真的碰上有人暗算，我早就没命了！你这个保镖等于形同虚设。但是，他当着李士群和陈维远等人不好发作，只生气地盯了余志鸿一眼，手指李士群和陈维远说：“这二位是戴局长的好朋友，由戴局长介绍前来与我商量一个重要问题。你回去睡觉，没有你的事。”
“是！”余志鸿立正回答，然后尴尬地走了。
“恭澍！你对我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吗？”陈维远望着装在床头旁的报警器按钮，明白了余志鸿的来意。
“我，我是疑心多暗鬼，请近思哥原谅。”陈恭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
“我并不见怪，如果我干你老弟这一行，也可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你。”陈维远宽解地一笑。他手指李士群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日本驻沪宪兵营长田村值一郎中佐，我特地陪同他来拜访你。”
陈恭澍一惊，难道陈维远已投靠了日军？他不敢多想，强装着笑脸，用生拗的日语说：“田村先生前来拜访，不敢当，实在不敢当！”他说完，惊疑地望着李士群。
李士群自从投靠日本侵略者以来，为了便于与日本人打交道，苦心学习日语，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居然能用日语与日本人交谈。他用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有的那种神态，傲慢地瞟了陈恭澍一眼，用日语说道：“你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深更半夜来这里，因为有重要事情找你。”
陈恭澍又一惊，怔怔地说：“田村先生有重要事情找我？好，好，请田村先生直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只要可能，我一定尽力而为。”
“今天下午，我们司令部有六个华籍工作人员，在公馆马路郭子善先生家里做客时，你们为什么将其中的刘绪行、李省三两位先生打死？又为什么将其中的张卓之、李振寰、舒静吾和王镇章四位先生，以及郭子善先生夫妇抓走！请先将原因说清楚，再谈其他问题。”李士群两眼喷着怒火，并敏捷地卸了陈恭澍的手枪。
陈恭澍的心猛地紧缩作一团，几乎停止了跳动。他责怪陈维远引狼入室，也意识到陈维远不是投靠了日军，就是投靠了汪精卫。“误会，误会，这完全是误会，田村先生！”他惶恐不安地望着李士群和陈维远。
“误会？我们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能够在深更半夜找你吗？”李士群气愤地说，“你们中国还有句俗话，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那就请陈先生去我们司令部走一趟，先去那里，见见棺材再说。”他向身旁的日本宪兵挥挥手，“把他押走！”两个年轻力壮的日本宪兵各抓住陈恭澍一只胳膊，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他从木沙发上提起来，齐声喝道：“跟我们走！”陈恭澍完全是副惊慌失措的神态，望着陈维远哆嗦说：“近思哥！这，这是怎么回事？”
“请原谅表哥我的直率，你问这是怎么回事，说明你在装糊涂。”陈维远吓唬说，“你们无缘无故打死和逮捕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和郭子善先生夫妇，问题非同小可！我是从你老弟的切身利害关系着想，才特地陪同田村先生前来规劝你，希望你能够识时务，”他转过脸微笑着对李士群说，“请田村先生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给他三分钟的时间，容许他做最后的考虑。”
两个宪兵根据李士群的示意松开了手。陈恭澍颓然坐在原来的地方，已经陷于混乱之中，失去了安宁，失去了分辨和判断事物的正常理智，不知道该遵循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行动。
“已经过去了两分钟。”李士群精明老练地瞥了陈恭澍一眼。
李士群的话传进陈恭澍耳里，像丧钟似的震撼着他的心。“今天下午，我们的确在公馆马路郭子善家里打死两个人，也的确抓了六个人。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华籍工作人员。”陈恭澍尽量做出不急不躁的样子说。接着，他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原来，刘绪行等六人去公馆马路探望的孙克明和郭子善，都是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探望的目的是想劝说这两个同学投靠汪精卫，与他们一道参加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是，孙克明和妻子马婉琼是军统的暗探。他听了刘绪行等人说明来意之后，想到抓捕一个参加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从军统上海区获得三千元法币的奖赏金，不管同学不同学，就暗示马婉琼向秘密住在半里远的军统行动组第三小组报告。刘绪行等人见孙克明满口答应投靠汪精卫，就一齐高兴地来到郭子善家里。郭子普和妻子王素芬热情地接待他们。但是，刘绪行等人还来不及说明来意，主人泡的茶还来不及喝一口，就闯进来八个暗藏无声手枪的军统特务。因为戴笠有过吩咐，为了掌握汪伪召开这次大会的详细地址，以便将赴会者一网打尽，要求尽可能地抓活的。又因为双方是八对八，经过一阵相互厮打之后，被捕对象和郭子善夫妇才从后门逃跑。刘绪行是高度近视，眼镜在厮打中被打碎，刚跑出后门就迷失了方向；李省三曾经患过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大方便，跑不快，两人走出后门不远就被无声手枪击毙。其他四人与郭子善夫妇因心慌意乱，跑了不远就进入一条死胡同，结果都被活捉了。
陈恭澍想到日本宪兵是支持汪精卫的，在陈述上述情况时，隐讳了事情的性质，说他们打击的人是一伙贩毒犯。
“他们贩什么毒？”李士群动怒了，目光冷峻地盯着陈恭澍。
“海洛因。”
“赃物呢？”
陈恭澍笨拙地说，脸开始发烧。李士群厉声追问。“已连夜派人送往重庆去了。”陈恭澍尽量使自己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很自然。
“难道你老弟真的要去宪兵司令部见见棺材，才肯说真话！”陈维远的话既有气愤，也有关怀，“别跟田村先生兜圈子了，有话直截了当地说吧！只有用诚恳的态度把问题说清楚，才能求得宪兵司令部的谅解。”
“好！我直说。”陈恭澍感到已经无可奈何，“据我手下的人向我报告，他们是汪派人物。”
“他们是汪派人物吗？”李士群瞪着眼睛吼叫着。
“唉！这是一场误会。”陈恭澍感到自己如同关在铁笼里的一只野兽，脸上呈现出因无能为力冲破铁笼的无限悲伤，声音里充满了痛苦，“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皇军宪兵司令部的华籍工作人员。为此，我深深感到内疚！”
“这事怎么了结？”李士群脸孔板得很紧，但心里却十分得意。
“我们马上释放他们，并通过田村先生，对日本宪兵司令部表示深深的歉意。”陈恭澍用讨好的语气说，“好在我们只审问过他们一次，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汪兆铭手下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没有折磨他们。当然，如果田村先生今晚不来，明天，难免不对他们用刑。”
“活着的人你们马上释放，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对两个死者呢？”李士群一副凶神恶煞相，“难道不要偿命吗？”
李士群的话，已经足够打击陈恭澍的心了。他感到心口像被铁锤狠狠地捶了一下，一阵阵气紧，一阵阵剧痛。恐怖，懦弱，贪生怕死控制了他的整个神经，扑通跪在李士群面前，发出死里求生的哀鸣：“我们不是有意杀害皇军的工作人员！请田村先生回司令部之后多多包涵。对两位死者，我愿意各付给二百块银元的安葬费。”
陈维远见目的已经达到，按照预定计划，已是由他出面打圆场的时候，显得十分正经地说：“田村先生！我这个表弟毕竟不是直接杀害刘、李二位先生的凶手。只要他能够马上交出四百块银元，又在一个钟头内，把肇事者孙克明夫妇交给你们，请求饶他一命。”
“我保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孙克明夫妇交给你们。”陈恭澍心里一喜，找人替死，千金难买，而由这两个人当替死鬼不需要花费一分一毫，他说得很爽快，也很大方。真是乱世人命贱如狗！
李士群故意迟疑了一会，装出一副勉为其难的神态说：“好吧，看在老朋友陈维远先生的面子上，我回司令部以后，尽可能地为你这位亲戚说情。现在，请陈先生起来。”
“感谢田村先生的救命之恩！”陈恭澍从地上爬起来，对李士群深深地鞠了一躬。
接着，陈维远带着四百块银元，和六个被释放者一道，由六个日本宪兵陪同，准备回原地，由李士群带领四个日本宪兵，押着陈恭澍去逮捕孙克明夫妇。
“请近思哥与我去公馆马路，好吗！”陈恭澍担心与李士群同往有去无回，甚至是活去死回。
陈维远与李士群早有商量，决定不杀陈恭澍，以便利用陈维远和他的亲戚关系，控制军统上海区的活动。但陈恭澍是狡猾的，三天以后，当他知道陈维远确实投靠了汪精卫，就马上转移了住地，以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现在，陈维远见陈恭澍惶恐不安，安慰说：“我向你保证，田村先生绝不会扣留你，更不会伤害你，你只管放心去。”
挂在小会议室北墙上的三五牌圆钟，自鸣得意地响了四声，阵阵清爽的微风，穿过严实的黑色夜幕，吹进一一三六弄，吹进小会议室。正在听取汪曼云汇报的汪精卫、徐珍，周佛海、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都有一种肉体上和灵魂上的舒适。
“一切诚如褚先生所说，大街上的确张贴有两位代表被害和四位代表被捕的传单，二十七日的《中美日报》也刊登了同一内容的消息。”汪曼云高兴地从黑色皮料提包里掏出一张四边残缺的油印传单、一张完好的《中美日报》，起身递给汪精卫。
传单的标题是：《且看六个来沪参加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可耻下场》，落款为“中华锄奸义勇队上海支队”。《中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传单的全部内容，不同的是在传单的标题之上，加了一道肩题：《锄奸队为中华民族灭奸除害》。
汪精卫看了传单和报纸上的那则消息，仿佛被人打了几记耳光，脸上一阵发烧，心里涌起一股怪滋味，说不出是酸，是辣，还是苦。他愤愤地骂道：“什么鬼义勇队？他娘的军统，乔装打扮，狡猾已极！”他将那刺目的标题和落款向同伙们念了一下，就把传单和报纸撕得粉碎，“印在上面的详细内容，大家不必看了，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
“传单已发现一百二十八张，我要吴先生带人继续检查，无论如何要在天亮以前，将所有的传单撕毁。”汪曼云说，“至于二十七日的《中美日报》，已被全部烧毁了。”
“你们走后，明天的报纸他们会不会再印？”周佛海忧郁地问。“他们的两台印刷机已被我们捣毁，排字房也被我们打得七零八乱还再印个屁！”汪曼云兴高采烈地大笑一声：“好！痛快。”褚民谊为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而得意，而自豪。汪精卫两片嘴唇张了张，正想说什么，桂连轩前来报告说：“陈维远先生他们回来了！”
汪精卫和周佛海一齐起身，亲热地与张卓之和郭子善夫妇等人握手。他们好像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重逢，双方都怀着一种特殊感情欢笑着，交谈着。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听完了陈维远的详细汇报。
王素芬是第一次见到汪精卫，不时地望他一眼。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心有所思，目有所传。她自从初中时代读过他“不负少年头”的五言诗以来，就一直对他怀有钦敬之情。今天，又搭帮他派人营救，才使她夫妻俩化险为夷，更是钦敬万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形成，都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而有些人习惯于从某个单一的侧面去观察、认识和看待某一特定的人和事，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或彻底的否定。王素芬对汪精卫的无比钦敬也不例外。
汪精卫发现王素芬对他眉目传情，又见她满脸激动神色，亲切地问道：“郭夫人在哪个单位供职，工作还顺心吗？”
“在上海青年中学教英语。”王素芬洁白的脸由于汪精卫的注视，渐渐变成了玫瑰色，“我本是学法律，但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干过本行。为了糊口，只好改行教书，说不上工作顺心呢！”她咯咯一笑，轻声的，有贵夫人风度。
她笑的时候，整齐的一口雪白牙齿，很有风韵的眼睛，眼睛四周的细微皱纹都显得那么好看。
“我们正需要一批学法律的专家和学者，如果郭夫人愿意与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十分欢迎。”汪精卫不知是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话既和善，又亲热，“今后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了，请你到行政院当司法专员。”
王素芬自然十分愿意。她那发自内心的学以致用和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像股热火炙烤着她。更何况是专员级。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它使一个并非糊涂的人在十字路口做出了冒险前进的选择。但是，她遵循夫唱妇随之道，手指郭子善，微笑着说：“他往东我绝不朝西。”
“我一定迎着早晨的太阳往东走！”郭子善已经明白了一切，装腔作势地说，“我与卓之、振寰、静吾、镇章四兄是志同道合的同学，与素芬是志同道合的夫妻，现在又能够与汪先生志同道合，真是三生有幸！”
“好！欢迎，非常欢迎！”汪精卫满面春风，笑纹从嘴角荡漾开去，两眼炯炯有神地探问，“郭先生夫妇是国民党员吗？”
“都是。”郭子善不明白汪精卫的用意，迟疑一会，似乎意识到什么，肃然地说，“我加入国民党已经十年，她也有八年党龄了。”
“我批准你们夫妇为出席国民党六次全会的代表。”汪精卫说。
“我是个报馆编辑，贱内是中学教师，只怕不够格哩！”郭子善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
汪精卫考虑的是凑数，忙说：“够格，够格！凡是具有六年以上党龄，只要忠于和平运动都够格。”他一下子把党龄降低了四年。停了停，转过脸对陈春圃说：“请陪同近思先生和六位代表去客房休息。”
陈维远和张卓之等人走后不久，李士群回来了。他刚坐下，汪精卫就问：“那两个人抓到了没有？”“抓到了，不费吹灰之力，哈哈！”李士群开怀大笑，“他娘的孙克明和马婉琼，正睡在床上做着发财的美梦，知道喊门的是陈恭澍，满以为给他们送钱来了，夫妻俩赶忙披衣起床。孙克明边开门边说：‘陈区长送钱送得这么急，你是担心我明天没有早饭米吗？真是。’哈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得一点也不错！”他喜笑颜开地问：“我把他们关在七十六号，看怎么处置？”
“周先生的意见，是杀还是不杀？”汪精卫问周佛海。他仍在考虑代表的凑数，想把孙克明夫妇争取过来。
“由于孙克明夫妇告密，使刘绪行、李省三两位先生丧生，应该杀！”周佛海愤恨地说。
“应该杀！”褚民谊满腔怒火，“不把孙克明和马婉琼杀掉，感到对不起刘、李二位先生！”
“那就交给士群兄的特工组织去执行，时间最好在天亮之前。”汪精卫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沉思一会，心情沉重地说：“刘、李二位先生的遗体，暂时停放在万国殡仪馆，明天派人分别去福建和广东，把他们的遗孀和遗孤接来，再举行安葬仪式。如果他们的遗孀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应该很好地安排她们。这事也请士群兄具体考虑。至于安藤将军那边，我负责写信，向他说明原因，相信他不会有意见。”
“请汪主席放心，我一定认真去办，并努力把事情办好！”李士群感到这是汪精卫对他的信任，愉快地走了。
汪精卫缓缓站起身来，舒展一下两条胳膊，看看手表，一片阴云掠过他的眉梢，焦急地说；“五点多了，丁先生怎么还没有回来。”其实，丁默邨早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回到了七十六号。经过特务的重金收买、恫吓和绑架，已经拉来了十三人。他们的职业是大学校长、教授、中学校长、新闻记者，只有两人是过去当过县长，现赋闲在家的政客。这十三人中，持志大学校长何世祯、沪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王海波、民国中学校长冯一先、侨光中学校长张乙声和新寰职业学校校长张仲寰等五人，是借助手铐的力量拉来的，思想抵触很大。现在，丁默邨正在诱劝加威胁，迫使他们屈服就范。但是，任丁默邨怎样软硬兼施，他们仍不屈从。
“枪毙也好，活剐也好，反正我不当你们的代表！”何世祯望着那被手铐箍得发红的手腕，尽管手铐已被解除，总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既伤心又气愤，胸部不停地起伏，仿佛一团怒火即将喷薄而出。
“俗话说：‘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成买卖’。”“而你们竟然用手铐强迫我们当代表，真是今古奇观！”李海波倨傲地晃了一下脑袋，又冷笑一声。“你们这样做，真是岂有此理！老实说，你们可以用手铐把我们的躯体押来，但是，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押来吗？”冯一先大发脾气。
张乙声和张仲寰相继发言，同样表示死也不当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丁默邨降服不了他们，又不甘心放他们回去，也不想用酷刑对待他们。他无可奈何，只好回到自己的卧室，给周佛海打电话。周佛海听了丁默邨的汇报，与汪精卫商量几句，在电话里交待说：“请用车把他们送到汪主席的办公室来，你也随车来。”
半个小时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与何世祯、王海波等人见面了。“使诸位先生受委屈了！我与周先生和丁先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汪精卫伸出双手一一握着五个目光充满敌意而勉强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是亲切的，温柔的，像是在表达一种无声的安慰。待何世祯等人坐下来，他像和尚念经似的，说了一通中日和谈停战一类的投降言论，然后说：“诸位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都深深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们敦请诸位来探讨拯救祖国之道，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这一点着想，即使诸位受点委屈，相信能够得到你们海涵。”他望了何世祯等人一眼，见他们都低着头，似乎在沉思，在琢磨，就施展他惯用的拉拢之术，和蔼可亲地说：“当然，要救国，要干一番大事业，必须有一定的职权，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如果诸位愿意与我这个不舞之鹤共事，在二十八日的代表大会上，选你们都当中央委员。何先生是大学校长，你来，请你当中央执行委员。话又说回来，如果五位先生认为与我们共事无所作为，而不甘雌伏，我们绝不勉强，马上派车送你们回去。”在对方听来，他的话真挚，不浮夸；自然，不勉强；严肃，不装腔作势。总之，令人感到舒坦，感到悦服。
“请诸位相信，中日和谈停战绝不是一句空话。”周佛海显得感情真切地说。“我虽然不才，但总算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说实在话，我在重庆政府也可谓荣华富贵，但是，我却果断地背离重庆，毅然决然地跟随汪主席，而且冒死不辞，这是因为，我坚信汪主席的政治远见，坚信真理在汪主席手里，坚信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非汪主席莫属。”他顿了一下，继续搜索足以撩拨对方心弦的语言，“经过与汪主席近十个月的接触，深深感到，他既是领袖也是良师益友，在汪主席身边工作，时时催人奋发，天天心情舒畅，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享受。”他吹捧到这里，腾地站起身来，伸开双臂，“过来吧！朋友们。”
“对周先生刚才的评说，鄙人受之有愧。”汪精卫脸部表情十分谦虚，心里却像喝了杯蜜汁那么甜美，“但是，我对周围的同志和朋友，能够以诚相待，能够守正不挠。当然，诸位过来之后，经过一段体验，如果觉得屈才，或者发现我们走的道路不正，发现我这个人是奸雄，你们随时可以离开我们，反正两只脚长在你们身上。”
汪精卫和周佛海的话，对于那些利己主义者，殷切，诚恳，富有人情味。它如同一杯杯浓郁的美酒，一首首动人的抒情诗，一曲曲悦耳的轻音乐，令人思潮起伏，迫人思考，选择未来。
何世祯眉头紧蹙，陷于缜密的思考中。他正在受到四十五岁的人生经历的启迪。他曾经担任过上海临时地方法院院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五年前与朋友集资创办持志大学，但一直郁郁不得志。他经过二十年的宦海浮沉，慢慢悟出一个道理，他之所以在当院长、厅长期间，总是受人排斥，是因为自己是个普通的国民党员。现在，面对汪精卫的封官许愿，他从内心深处感谢特务们的绑架，那使他的手腕皮肉发痛的铁铐也成为有情之物。唐朝的徐世勣，不是被李世民派人绑去，而被封为皇室大臣的么？他想到这里，心头一热，脸泛红光，是一副接受天官赐福的神气。
三十二岁而成为教授的王海波，已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两年来，他发表了近五万字的论文。他感到自己的追求已经沉淀出明亮的晶体，人生的选择更坚定了，决心在研究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复杂关系中度过一辈子。但是，生活绝不是一个划定的小圆圈。有时，一个小小的事件，不论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也往往会改变人生的整个航程。在他的见闻中，即使是攀龙附凤的高手，有谁在他这个妙龄当上了中央委员？经过记忆筛子的筛选，筛下去的是明珠暗投，浮在筛子里的是怀才不遇。顿时，在他心胸里升起一股满足和幸福的情怀。
冯一先已年近半百，见政治舞台上种种尔虞我诈，不愿混迹官场。他也对汪精卫和周佛海的吹嘘半信半疑，但既然允许来去自由，不妨干几个月试试。
张乙声和张仲寰呢？都迷信乱世出英雄的理论，有了汪精卫给予的仕途阶梯，也许能够在国难当头的动荡之中飞黄腾达。可是，谁也不愿意首先表明自己的心迹。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读书人的通病吧！“怎么样？诸位考虑好了没有？是去是留，总得表明个态度吧！”汪精卫还是那么亲热，“请何先生带个头？”何世祯愣了一下，讷讷地说：“我愿意暂时留下来。如果干不好，我再向汪先生和周先生提出辞呈。”“我与何先生的态度一样。”王海波感到何世祯的话不亢不卑，恰到好处。冯一先、张乙声和张仲寰都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王海波的话。“这就够朋友了！”汪精卫满意地欢笑着。他望着隔壁房间，亮着嗓子喊道：“春圃呀！”
“来了！”陈春圃打着哈欠闯了进来。
“你明天，噢，快天亮了，你今天下午领这五位先生去大会秘书处报到，领取会议出席证和两千元车马费。现在，你领他们去客房睡几个钟头。”汪精卫吩咐说。
何世祯等人走后，丁默邨汇报说：“报告汪主席和周先生，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已派一个营的兵力，加上我们特工组织共六百余人，由其中的三百五十人控制了上海机场和各个车站码头，其余的人秘密布防在七十六号周围，能够保证这次大会胜利召开。”
“好！这就万无一失了。”汪精卫的紧张心情一旦松弛下来，疲倦马上涌向全身，他掏出手帕，擦着打哈欠带出来的眼泪，“经过一夜的辛苦，总算扭转了局势。现在，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了。”
夜空开始发亮，黑暗渐渐隐去，天空渐渐地高了。各种早市的叫卖声，大城市的各种喧嚣声，越过高墙传进来。但是，这一切声响都不会影响一个极度疲劳人的睡眠。汪精卫睡得十分香甜，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起床。他还来不及洗脸漱口，周佛海走来向他报告说：“在册的代表四百五十八人，加上昨天晚上临时增加的十五人，共四百七十三人。可是，到今天下午四点四十分为止，报到的代表只有二百二十八人。在重庆工作的代表一个也没有到。代表大会是否如期在明天召开，请汪主席酌定。”
“他们收了三千元车马费，又都满口答应赴沪，怎么又变卦了呢？”汪精卫十分颓丧。
不论是在重庆的何键与贺国光他们，还是在其他地区的被邀请者，本来就爱钱如命，送上门的车马费自然照收不误。但是，他们终究不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来入伙。不知是汪精卫为白费了几十万元车马费而惋惜，还是感到上当受骗，在心底里深深叹息一声。
一个统治四亿人口的执政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只这么一点代表，像话吗？汪精卫陷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像做梦一样，一切都变得迷迷糊糊，朦朦胧胧。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像是泥塑木雕，仿佛他的生命也随之而去了。
好事多磨，坏事更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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