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静悄悄的，唯闻条墨与石砚台的磨擦声，并散发出一股很好闻的墨香味。李励庄比丈夫小两岁，虚岁四十五，但依然胸脯丰腴，腰肢窈窕，风韵不减。她穿得体的艳蓝色丝绒旗袍，罩件西装式的墨绿色毛线衣，显得十分和谐，看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脸上的皮肤白皙，五官的形态适宜，布局得当，即使是画家的眼光，也毫无挑剔的余地。她在年龄相近的异性面前，如同一块吸铁石，见到她，保管你骨头都酥软了。但她对爱情无限忠诚，在私生活上循规蹈矩。然而丈夫却不同了，尽管她那样富有魅力，却无法约束他，仿佛一只吃惯野食的馋猫，总觉得人家的鱼，比自家的鱼腥味浓，吃起来才够滋味。不过，他从不进妓院，专找未婚的，或夫妻长期分离的年轻女性为暗妾。他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住上一两个月，就忍不住了。初来香港时，他害怕做被暗杀的曾仲鸣第二，不敢外出，一天到晚躲在家里读书，做卡片，写文章。深山的禽鸟不挨枪，他逃脱了军统的暗算。这样过了三个多月，他与蒋介石之间有了某种默契，胆子就大了，过不了三五天就过海去香港，与何玳姑、何珊姑姐妹俩厮混。
因此，这个家庭总笼罩着一种不愉快的气氛。二十年前，李励庄第一次发现丈夫在私生活上的不轨行为时，曾经哭哭啼啼吵闹过，也曾经用最大的努力，修补这残缺的爱情，但丈夫本性难改，依然故我。慢慢地，她似乎对这一切都麻木了，不在乎了。她把“烈女不嫁二夫”视为信条，也不离婚。只有一条路，听之任之，原谅他。但她毕竟是个有灵魂的女人，心中的阴影怎么也驱散不了。
现在，李励庄站在书案旁，手握足有两厘米粗的条墨，悬着膀子，使着暗劲，在石砚里旋转地磨着，仿佛要把心中的凄楚统统磨掉似的。随着膀子的旋转，胸脯有节奏地颤动着，臀部也有节奏地摆动着，又像是按部就班地绕着命运注定的圈子，走着她迂回曲折的人生之路，不能越雷池一步。
“励庄，墨磨好了没有？”陈公博放下手中的报纸，身子由斜躺变成直坐，把浅褐色长衫的前襟往膝盖上一撩，两眼望着妻子那线条优美的背影。
“噢，磨得太浓了，我再掺点水。”李励庄想这想那，墨汁已磨成为糨糊状。
“你呀，心不在马（焉），在想什么呢？”陈公博故意把“焉”念成“马”，淡淡一笑。
“我难道还想别的什么？我的整个思想感情，还不是每天围绕你的写作和生活转，磨墨，查资料，油盐柴米酱醋茶。”她掺了点水，又磨了几圈，让水和墨融为一体，从笔筒里拿出支鸡狼毫小楷，蘸上墨汁，“让我试写个字，看浓淡怎样。”她本能地在一张三十二开的白纸上写了个“何”字。字写得不错，体现了她十年寒窗的根底。她面对“何”字沉默着，心中充满了敌意。
她镇定一下，然后对丈夫说：“可以了，浓谈适宜，继续你的著书立说吧，我的大手笔！”
陈公博见妻子称他为“大手笔”，很满意。他的确天资聪明，很有才华，十五岁就在报纸上发表论文和律诗。也很有文采，翰墨流丽，语言生动。留学美国时，几乎靠卖文维持生活。他在写作上很自负。他写的文章，连汪精卫要改动几个字，都要争论几句，往往是出于对汪精卫的尊重才同意。
在陈公博身上，正好应验了流传在中国知识界的一句俚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
陈公博在烟斗里装上金黄的南雄烟丝，擦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两口，起身来到书案前，见到妻子写的那个“何”字，特别敏感，神经质地想到在香港的两个暗妾，反感地说：“你写个‘何’字是什么意思？”
李励庄见心中的秘密被丈夫发现，心里一怔，后悔刚才没有将那张纸片撕毁。但她聪颖机灵，略一思考，显得忧悒地说：“近一向来，我老是在想，而且越想越发愁。我们来香港一年了，你既不愿意重返重庆，也不愿意去上海，更不愿意亡命异域，到底何处是我们的归宿？就这么想着想着，刚才几乎把一盘墨磨干了，也不由得写了个‘何’字。”
陈公博的眼睛判断地缓缓转动两下，把一只手搭在妻子的肩上，以示亲切和谅解，然后心情沉重地说：“这是你的忧虑，也是母亲的忧虑。几天前她老人家对我说过不愿久留香港的话。孩子们也都开始做事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有时从他们的一两句话里，也流露出不愿意长期待在香港的情绪。”他长长叹息一声，“其实，我又何尝愿意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样一来，无意中使夫妻俩的感情趋于一致了。他们面对面坐下来，都陷于沉思。
这时，年逾古稀的陈老太，正独自一人坐在她的卧室里戴上老花镜，默默地阅读最近汪精卫发表在《华南日报》上的《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一文。她眼睛很少眨动，手拿铅笔，不时地在字里行间圈圈画画，读得认真而入迷。正在度寒假的孩子们，有的上街溜达去了，有的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温习功课。
整个寓所静得出奇，静得可怕。公博夫妇此时的思想感情，仿佛正漂泊在遥远的，杳无人烟的异乡，眼前举目无亲，不胜凄苦和孤寂。
“不过，近一年来，聊以自慰的，也聊以安慰母亲的是，面临香港的物价飞涨，由于你的声望，各方面给予经济援助，生活水平与在四川时比较，不仅没有降低，而且有较大的提高。”李励庄沉思良久，见丈夫神情悲戚，宽慰地微笑着说，“对这一点，孩子们高兴，母亲抚今追昔更高兴。”
陈公博来香港之后，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都赠以巨款，蒋介石通过宋子良，转送给他一笔数字可观的法币，汪精卫按月派人给他送钱来，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分局，也从有限的活动经费中，抽出一笔钱来支援他。富人比穷人更需要钱，他已经在香港汇丰银行有了很大一笔存款，但依然来者不拒，照收不误。所以，陈老太太欣悦地说：“我最怕老来穷。宁肯年轻穷十年，不愿老来穷一天，可喜的是，来香港的这一年，我不是老来穷，却是老来富，而且越来越富了。”
“说到朋友的援助，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前天你外出买东西之后，同时收到两个朋友托人送来的提款单，一张是庸之（孔祥熙）的，八万元法币，一张是向华（张发奎）的，五万元法币。”陈公博掏出钥匙，打开书案抽屉的锁，拿出两张提款单递给妻子，“你抽个时间过海去金城银行香港分行将钱取出来，然后一起存到汇丰银行。”其实，他最近还收到余汉谋托人送来的六万元法币的赠款，已在妻子面前打了埋伏，那钱已塞进了何玳姑、何珊姑的腰包。
李励庄接过提款单，沉思着说：“我们虽然不愁吃穿，但我总是为何处是我们的归宿而发愁，你得当机立断拿主意呢！”
“我不是没有考虑。”陈公博谨慎地说，“我的写作计划已经快完成了，今天再稍加增删和修改就定稿。这样吧，明天，就去重庆还是去上海的问题慎重考虑一下，听听你的意见，也听听母亲的意见。”
“母亲对蒋先生很反感，你千万别在她面前提去重庆的事。”妻子提醒说。
“那么，你的意见呢？”丈夫怔了一会问道。
“我倾向母亲的意见。”她不假思索地说。
“不能盲目，一定要慎重。”他又一次陷于沉思。
妻子走后，陈公博面对书案坐在藤椅上，闭着双眼，默默地镇静一会，把千头万绪的思路集中到写作上来。接着，开始阅读和修改那厚厚的一叠书稿。这是他的回忆录，记载了他从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的亲身经历，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之作，但也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他叼着烟斗，认真地阅读着，很少有改动。阅读到自己满意的地方，禁不住摇头晃脑吟诵起来。当他阅读到一九二八年冬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时，猛然想到当时的《社会新闻》对改组派的批判，提起毛笔，余恨未解地加上一段话：
“这个《时代新闻》（他记错了，应为《社会新闻》），每次都系统地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他们的眼中把改组派和共产党等量齐观，似乎我们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我就实业部的职才三个月，这个杂志登载一段消息，说上海没收的日货值八千余万元，我把它变卖，完全充做改组派经费。上海的日货，根本就轮不到实业部过问，要查究如何变卖，只有上海市党部才知内幕。这个《时代新闻》是有背景的，他的背景就是蒋介石先生手下的人。”
陈公博越写越得意，心境亢奋，笔不由己，正要洋洋洒洒写下去时，他的儿子陈干走来报告说：“爸爸！汪伯伯来了。”
“哪个汪伯伯？”陈公博没有想到汪精卫会来，但儿子尊称为伯伯的汪氏人物再没有第二人，又见儿子脸上的亲切和喜悦神情，紧接着问：“是汪兆铭伯伯来了？”
“是的。随汪伯伯来的，还有李叔叔和林叔叔，就是李圣五叔叔和林柏生叔叔，以及两个不认识的叔叔。”陈干说，“他们在楼下会客室，妈妈正在接待他们。”他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噢！妈妈领他们上楼来了。”
陈公博想到自己的何去何从，尚未考虑成熟，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与汪精卫见面。他刚想到这里，汪精卫、李圣五、林柏生和一个不相识的人已经跨进书房来了，只好慌忙起身迎接。
“没想到汪主席、圣五兄、石泉兄和这位先生来，有失迎迓。”陈公博忙乱地应酬着，“诸位坐，请坐。励庄，快泡茶，拿香烟来，拿点心来。”
“陈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忠诚的日本朋友影佐祯昭少将。”汪精卫手指影佐说。
“久仰久仰！今天能在敝舍见到将军阁下，非常高兴。”陈公博亲切地握着影佐的手。他接着面向汪精卫问道：“刚才陈干说，除了他认识的汪伯伯、李叔叔和林叔叔，还来了两位他不认识的叔叔。那么，还有一位是谁，怎么没有上楼来？”
“是连轩。”汪精卫说，“就让他在楼下会客室休息吧！这里的情况很复杂。”陈公博会意地点点头。他想了想，问道：“你们是乘出租汽车来的吗？”“不。”林柏生摇摇头，“因为圣五兄与麦思利先生是很要好的同窗，我们乘坐他提供的小汽车来的。”“眼下的香港是英国的天下，这就很安全了。”陈公博宽心地微笑着，“当然，我们不能大意，诚如汪主席所说，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汪精卫是昨天（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乘西尾提供的小型客机，先从上海到广州，然后于下午五点从广州飞抵香港。他的四个随员是经过周密思考的。万一在香港发生什么意外，可以通过李圣五找麦思利帮忙，可以利用林柏生在香港办报期间，与这里三教九流的密切关系开展活动，可以通过影佐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出面交涉，至于桂连轩，因为他的机智勇敢不怕死，自然少不了他。
“汪主席一行什么时候抵香港的，住在哪里？”陈公博问。
“昨天下午到的，住的地方也是麦思利先生帮忙安排的，就是他们的对外接洽处。”汪精卫回答。除了李圣五，他们都改名换姓，以中国沦陷区的大学教授身份住在这里的。这里戒备森严，军统特务不敢来，他们的安全有保障。
汪精卫坐的地方靠近书案，很快发现那摞书稿，顺手翻了几页，知道陈公博在写回忆录，又见他红光满面，似乎对他称病不能去上海有几分怀疑，以关怀的语调对陈公博说：“陈先生出院才一个多月，就写了这么厚厚的一部著作，可别把身体累坏了啊！”
陈公博这才想到自己的疏忽，没有把书稿收藏起来，窘了片刻，马上编出一些话来应付说：“这是去年在成都时写的。我觉得自己在民国十四年至二十五年这十一年间，有许多感受，想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当时工作比较繁忙，写得比较粗浅，现在想到身体健康基本恢复了，于今天早饭后翻出来看看，当增删的增删，当修改的修改，把稿定下来，也便了却一桩心愿。”他斜了汪精卫一眼，继续说，“翻阅不到一个小时，正看到我们成立改组派与蒋介石做斗争一节，加了一段话，你们就来了。等到还都南京之后，汪主席稍微清静一点，请您指教指教，看书稿的史实和论点正确不正确。”
汪精卫想到陈公博在写作上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笑着说：“你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不必看了。这种体裁的著述，可以说自古以来，都是文责自负。噢！叫什么书名？交哪里出版？”
“书名为《苦笑录》。”陈公博说着，一声混浊的苦笑，“考虑稿中涉及当代中国许多上层人士，想等到其中的人物三分之二以上作古了才付印。汪主席和李、林二位先生看这样行不行？”
“书名取得非常之好，又含蓄，又真实，又深刻。你记载的这十一年，是中国政治上错综复杂，十分混乱的十一年，《苦笑录》无疑是传世之作。”汪精卫夸赞几句，笑着说，“只是大作等到那个时候才付印，恐怕我也作古了，看不到了！”
“恐怕我自己也作古了！”陈公博又苦笑一声。《苦笑录》定稿后，陈公博亲自誊写一遍，将原稿交给陈干保存，将誊清稿交李励庄保存。一九六七年李励庄定居美国后，将书稿赠给丈夫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九七七年，陈干将原稿交给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的确，这时候，在座的人，包括影佐在内，都早已呜呼哀哉了！
汪精卫即使对陈公博装病的怀疑消除了，但对他与重庆保持某种联系或默契，是怎么也消除不了的。近一年来，蒋介石开除了一大批追随汪精卫的国民党员，唯独没有宣布开除陈公博的党籍，这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可是，汪精卫以陈公博与他的关系，陈公博与蒋介石的关系，反复进行比较之后，得出一个很自恃的结论：他与陈公博之间的关系天衣无缝，而蒋介石与陈公博之间裂痕累累，蒋介石要把陈公博拉过去相当困难。所以，他手下的人对陈公博的骑墙姿态产生怀疑时，他总是开导大家说：“陈先生与我同事二十多年，我很了解他。他不论办什么事，都有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犟劲。从事中日和平事业，他会一往直前的。”然而，陈公博自从三月底与他在河内分手以来，至今连封信都没有给他写，想到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就感到惶惑不安了。他想到陈公博与他二十多年的肝胆相照和今后共事的投机，如果这样一个能干而又贴心的亲信倒向重庆，那么，对他还都南京之后，工作上的损失无法估量，在他的集团里造成的政治影响实在太大！于是，他只好风尘仆仆亲自来香港劝说陈公博去上海。
“在上海的中国同志和日本朋友都惦记着陈先生的健康。本来，我和影佐将军早就相邀来香港看望陈先生，由于我忙这忙那，总是抽不出身来。”汪精卫感情真挚地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但考虑还都南京已指日可待，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与陈先生磋商，非来不可了！动身之前，我们几位商量，如果陈先生的健康状况仍然不佳，我们就在香港多待几天，与陈先生磋商有关问题，如果健康状况有好转，就请陈先生与我同道回上海讨论！”他欣然一笑接着说，“今天见陈先生的健康恢复得比较快，真感到由衷的高兴了。”
“衷心感谢大家的关怀。”陈公博显得很激动。
“帝国政府把汪主席、陈先生、周先生视为日华和平运动的华方三巨头，所以帝国朝野一直对陈先生的健康很关心。”影佐微笑着加油添醋地说，“今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帝国外务省在给我的一份秘密电报中，特地问及陈先生的病情，希望陈先生早日康复去上海，与我们合作共事”。
“谢谢贵国政府的关怀，谢谢影佐将军及日本朋友的关怀。”陈公博点头致谢。七月底汪精卫派傅式说去香港看望陈公博时，也是这么对他说的，“傅式说先生已及时将贵国政府的一片深情转告了我。谢谢，谢谢！”
汪精卫知道陈公博在犹豫，就委婉地劝说道：“一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时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对我们的和平事业更加有利了。蒋介石的彻底垮台已不是遥远的事了。越是胜利在即，我们的工作势必越加繁忙，而有些重大任务的完成非陈先生莫属，请与我们一道回上海吧！”
陈公博虽然蛰居香港九龙，但经常关心汪精卫集团的事业，对汪精卫从河内去上海之后的情况很清楚，知道还都南京已不是纸上谈兵，也知道汪精卫对他的器重，他的地位必在周佛海之上。他也关心时局，窥测风向，只是对蒋介石是否很快就会彻底垮台，一时还拿不准。这是他脚踏两只船的症结所在。但是他具有应变的本领。与汪精卫见面，就揣摩到对方的来意，思考着对策。现在，他装出一副要拿定主意的样子，神情恳切地说：“面对当前的大好形势，我既兴奋又愧疚！汪主席回上海之后的七个月，是中日和平运动最艰苦的时候。而我重病，未能尽到自己的一分绵薄力量，实在是愧对汪主席，愧对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愧对日本朋友。”稍停他把皱拢的浓眉一下子松了开来，显得略宽的嘴唇一张，好像要把许多话并成一句，提高嗓子说道：“我理所当然要跟随汪主席走！请汪主席再给我几天时间，把《苦笑录》重看一遍之后，马上去上海。”
“可以，希望陈先生一家能在年底抵达上海，去那里度新年。”
汪精卫豪爽地笑了起来，“至于陈先生感到愧疚，大可不必，俗话说：‘天子不差病人’，人们可以怨这怨那，但谁也不能怨病人！你年富力强，很快就会把因病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感谢汪主席对我的理解！”陈公博笑吟吟地说，他接着问：“我们大约什么时候还都南京？”
“原计划明年元旦，后来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许多工作没有赶上来，只好推迟到明年春。”汪精卫本想说几句埋怨日本政府的话，但当着影佐说不出口，只好自怨自艾了。“还都南京，等于一场新的革命，其任务的艰巨和复杂，不亚于当年总理成立民主共和国。工作繁重，人手又少，而你这位大将偏又害病几个月，总是忙不过来，现在好了，一切工作已大致就绪，中央政治会议一开，把各院、部、委的人选确定下来就可实现我们的愿望。”
李圣五和林柏生随汪精卫来香港，主要是奉陪和应付意外，在陈公博面前不好说什么，一直没有开口，现在见一切都很顺利，更无话可说。但林柏生还有个任务，就是将随身带来的五千元法币交给陈公博。
“这点钱，够搬家的开支了吗？”汪精卫问。“谢谢！够了，足够了。”陈公博接过钞票，起身把它放在书案上。“老太太住在哪间房子？你陪同我们去看望她老人家！”汪精卫想到陈公博很听母亲的话，有意对老人家做做动员工作。
“母亲的住房没有这里宽敞，我去把她请到这里来吧。”陈公博犹豫着说。
“这就不顺礼了！”汪精卫不同意，“那就这样吧，由我代表同来的诸位向老太太致意问安，你陪同我去。”他从林柏生手里接过两个包裹，随陈公博走了过去。
在陈老太太心目中，汪精卫有英雄和救世主的崇高地位。她见他带着两斤人参和一斤鹿茸来看望她，感到十分荣幸，赶忙取下老花镜，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双手握着汪精卫的手深情地说：“我已经是离天的日子远了，离地的日子近了的人，不用滋补了，这些人参和鹿茸，先生你留着自己吃吧！你为了救国救民，日夜操劳，滋补身子才当紧啊。”
“您老人家一定会长寿，今后的日子还长得很，很需要滋补滋补哩！”汪精卫的一腔热血，被“救国救民”几个字激发得沸腾起来，“这是一点小意思，聊表我和璧君对您老人家的一片敬爱之情，请不要嫌弃。”
“哎呀，哪里还敢嫌弃，只是受之有愧！”老太太手指皮沙发，“坐，坐，还是前年在南京见过面，坐一会再走吧。”待儿子和汪精卫在她左右两旁坐下来，亲热地问道：“璧君还好吗？”
“孩子们都还好吗？文惺该做母亲了吧！”
“谢谢您老人家的关怀，他们都好，上个月文惺已做了母亲，生了个男孩。”汪精卫偏着身子握着老人的手。
“汪先生福气好，又做祖父又做外公了。噢！外孙子长得好么，有奶吃么？”老年女人总喜欢问些婆婆妈妈的事。
“长得好，有奶吃。”汪精卫虽然见老人家絮絮叨叨，但还是正经地回答。
“八月底，璧君来看我，说她母亲在香港治病。我的腿脚不方便，只好在第二天打发公博和励庄去医院看望她老人家。他们以后还去过两次。这回汪先生来香港，去看望了卫老太太了么，她身体好一点了么？”老人又唠叨起来。
汪精卫连声说：“谢谢您老人家的牵挂，璧君她母亲的病已经治疗好了，于几个月前回马来亚槟城去了。”汪精卫想起卫老太太在五月间对他的训斥，心里不是滋味，纵然老岳母还在香港，他也不敢去医院看望她。
老太太手指桌子上那张《华南日报》，钦佩地说：“我刚才在读汪先生的大作《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写得真正好啊！”
这是不久前，汪精卫在日本驻华军宣传主任幕僚会议上的演讲词。内容有三民主义的特质、为什么孙先生要提倡三民主义、怎样实行性民主义、三民主义与和平运动等四个方面。他在演讲中极力诋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诋毁共产主义学说，诋毁第二次国共合作，断章取义地从孙中山著述中摘抄有关与日本友好合作的言论，阉割了三民主义学说的核心与灵魂，为他的卖国投敌做辩护，胡说近卫在第三次对华声明中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与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尤其是怎样实行三民主义一章，道理说得十分透彻。”陈老太太似懂非懂地夸说着，“汪先生不愧为国父的继承人，不愧为三民主义的继承人，在国难当头的今天，也只有你汪先生能够拯救中华民族，多难兴邦啊！”
“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勉励，我一定努力工作，为拯救祖国贡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汪精卫乘机驾驭老人的思想感情，“实话告您老人家，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奋斗，新的中央政府即将成立，中日战争可望结束，很快就会出现个国泰民安的新局面。这次，我和李圣五、林柏生先生就是专程来接您老人家去上海哩！”
“太好了，太感谢了，”老人心情激动，“我对公博和励庄说过，重庆去不得，因为蒋先生容不得我这一家，美国也不能去，我可过不惯洋人的生活，香港，眼下是英国人的天下、不是久留之地，唯一的出路是跟汪先生走。可是……”
“妈妈！我已经决定了，把这里的东西收拾一下，过几天就去上海。”陈公博担心母亲捅出他三心二意的老底，赶忙打断她的话。
“这妈就放心了。”老人把脸转向儿子，“公博！我多次对你说过，你二十岁丧父，没有汪先生的提携和栽培，你哪里会有今天。所以汪先生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汪先生走前你就后面跟着上。”她旋即又把脸转向汪精卫，“汪先生，我也多次对你说过，公博无兄无弟，你比他大十岁，等于是他的亲兄长，让他跟你走，我死也瞑目了。”
汪精卫等人在公博家里吃了午饭，于下午两点由陈公博陪同，过海去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华南日报》编辑部，听取设在这里的秘密联络站的情况汇报。
秘密联络站的任务是接待从蒋介石手下叛变过来的军队军官和政府官员，负责安排他们去上海，同时负责接收支持汪精卫的海外华侨送来的赠款。联络站原由陶希圣负责，成员有董道宁、陈昌祖、朱始、何玳姑、何珊姑等人，陶希圣当了中央常委之后再没有来过，联络站由陈公博暂管。朱始也跟着丈夫去了上海，从此只留下何玳姑、何珊姑姐妹俩，于是，为陈公博与她们厮混提供了方便。
何玳姑、何珊姑是一对很不幸的姐妹。她们之所以遭到不幸，是因为长得很俊美。姐姐二十六岁，妹妹二十三岁，原来都在北平大学念书，因去年六月遭到日军士兵的强奸，姐妹辍学来到武汉，找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任国际贸易局长的哥哥何炳贤，请他设法转到武汉大学就读，可是，她们在郑州转车时，又分别被国民党五战区的两个连长奸污，以后到了武汉大学，仍然没有逃脱淫乱者的手掌，大凡女人一旦不幸失节之后，不外乎两种结果。有的变得格外谨慎和警惕，使不幸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并将此视为终身遗恨；有的一步失节，二步失慎，三步失态，四步五步就乌七八糟，与妓女无异。何玳姑、何珊姑走的就是后一条路。以后她们无心求学，竟沦落为私娼。今年七月上旬，姐俩随哥哥投靠汪精卫集团。当时，哥哥和嫂嫂委婉地劝她们从良，各找个理想的男人成家立业，凭着她们的文化程度和一品美貌，找个好丈夫并不难。可是，她们感到结婚是一种约束，依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姐妹俩长得很相似，汪精卫在上海与她们见过几次面，仍分辨不出谁是谁。他打趣地说：“你们两姐妹长得一模一样，说话的声音也差不多，最好在脸上做个记号，不然我分不出谁是玳姑，谁是珊姑。”
“我们姐妹还是有区别的，汪主席您多与我们见几次面就分别得出来了。”何玳姑脸上堆满了笑意。“我们姐妹主要区别是，我姐姐长得略胖一点，我长得略高一点。”何珊姑笑着补充说。
“除此之外，玳姑好比在舞蹈学校练过功的姑娘，走路别有一番矫健的风韵，珊姑走路轻盈盈的，但外柔含着内刚，也有一种特殊风韵。”陈公博自然观察得很细，做进一步说明。
“好了，好了，以后多见几次面就分辨得出来了。”汪精卫说，“现在，请你们姐妹俩说说近两个多月以来联络站的情况，哪位先说？”
“这两个多月以来没有什么新情况。”何玳姑沉静地说，“自从十月三日，张斌、刘培绪和缪徵流三位先生从这里去上海之后，再没有人投奔过来。海外朋友的赠款，十月二十日收到泰国华侨张绪行先生汇寄来的三十二万元法币之后，也没有新的赠款来。”
“这里的情况陈先生很清楚。近两个多月来，我和姐姐闲的无事，就帮华南日报馆抄稿子。”何珊姑说，“我和姐姐都想回上海，陈先生说没有得到汪主席的同意不能走。”
“她们在香港玩厌了，只想早点离开这里。”当然，陈公博不让走的真正原因，她们很清楚，也想从他身上获得某种好处，比如几天前，每人各得三万元法币，也就勉强待下来。
“近两个月来，从重庆那边过来的人都直接到了上海，海外朋友的赠款也都从金城银行上海分行转给我了。我看，这里的联络站可以撤了。”李圣五提议。
“李先生的意见值得考虑，汪主席！”林柏生说。
汪精卫不知道这对姐妹那不幸的遭遇和后来的淫荡，也不知道她们与陈公博的这段艳史，想了想说道：“同意圣五兄的意见。陈先生计划近几天离开香港，你们两姐妹与陈先生一道回上海吧！”
接着，汪精卫一行和陈公博接见了《华南日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对他们过去的宣传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赏赐一万元法币，鼓励他们继续为还都南京鸣锣开道。第二天，汪精卫等人乘坐同一架小型客机离开香港，经广州返回上海。
陈公博回到九龙寓所不上半个钟头，宋子文来了。他与宋子文曾经有段较好的交情。一九二八年，他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时，每月从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手里领取三千五百元的补贴。今年五月十日，两人曾在宋子良的香港寓所密谈过。这回见面，双方几句客套应酬就进入了本题。宋子文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和三万元法币的提款单交给陈公博，然后直言说：“看样子，公博兄的身体健康恢复得很快，这回该可以与我一道去重庆了吧！”
“请宋先生喝茶，等我看了委座的信，再向你报告我的打算。”陈公博无情无绪地笑了一声，把提款单放在茶几上，急忙看信。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先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向日寇发动冬季攻势取得的胜利——国民党在南宁地区集结了约十五万部队，一边反攻南宁，一边在昆仑关与日军展开激战。十二月十六日，中国军队又以优势兵力向驻在九塘的日军反攻，击毙了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到二十日止，除南宁仍在激战外，收复昆仑关和九塘之战已告捷。在华中，中国军队集中了近八十个师对日军发动进攻，据日方统计，到二十日止，日军已伤亡近一万人。在华北，第八战区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为主力反攻包头，十九日凌晨四点，中国军队已进入包头城区。
其实，在冬季攻势中，八路军在各个战场上击毙击伤日军五千余人，比如在晋南经过四天激战，日军伤亡两千人以上。新四军在苏南地区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在皖东地区歼敌一千八百余人，十二月十八日，日军三十八辆装着枪支弹药的汽车由南京开往上海，在苏州与无锡之间遭到新四军游击队伏击，只十一辆汽车逃跑。这些战况，蒋介石出于偏见，在信里只字未提。蒋介石在信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美国、英国和苏俄进一步援助中国政府，抗战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中国有利。抗战会坚持下去，日军不可能从中国撤走，汪兆铭宣扬的和谈停战是个大骗局。汪兆铭即将成立的所谓新政权，是个典型的傀儡政权。汪精卫的追随者，都将以祸国开始，害己告终。”
最后，他重申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十日两次信中，让陈公博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许诺。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说形势对自己有利，究竟谁说得对，陈公博来不及分析和判断。但他脑子灵活，看完信，应付的话也想好了。他显得庄重地说：“我衷心感谢委座对我的宽容、爱护和栽培！我重返重庆的决心早已下定了。只是时间上，是否还有通融的余地？”
“通融到什么时候？”宋子文认真地问。
“至少在明年元旦以后。”陈公博用恳求的语调说，“如果委座同意，最好在汪兆铭他们的新政权成立以后。”
“为什么？”宋子文脸上出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疑虑和愠色。
“可以掌握到他们政权的组织机构的全部情况，便于委座分化瓦解他们。”陈公博的语调越来越激越，“今天，我当着子文兄，把我的心掏出来！从种种迹象看，姓汪的信任周佛海，已远远超过信任我！周佛海也巴不得我不去上海。在姓汪的心目中，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当然，他们从我过去与姓汪的一段老交情着想，可能给个什么院的院长让我当。但我不会去上海，不到职，等于让我挂个空名。要挂个空名才好。有个空名，他们不能不将整个组织情况告诉我！”
“我同意公博兄的主张！”宋子文信任地一笑，“回重庆后，尽力说服委座采纳你的意见。半个月之内我有信给你。”
“话又说回来，如果委座不同意，我接到子文兄的信之后，立即去重庆，绝不食言！”陈公博的语调十分恳切。
“好！一言为定。”宋子文很激动。
陈老太太从陈干那里知道宋子文来过她家，已经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晚饭后，她把儿子和儿媳叫到身旁，劈头就问：“宋先生劝你去重庆来了？”没等他们回答，生气地说：“要去你去，也带着励庄和孩子们去，我一个人回广州老家。”
陈公博感到事情已经无法回避，笑着说：“妈妈！您老人家别生气。宋先生来是有那么个意思，可是我没答应呀！”
“你与汪先生，还有周先生，一起离开重庆去河内，宋先生为什么没有去劝他们回重庆？为什么只来劝你？”老人已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公博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我近半年多来躲在这里写《苦笑录》，没有随汪先生去上海，宋先生他们以为我对中日和平产生动摇。”陈公博搪塞说。
“不完全是这样。”老人一针见血地说，“妈妈我天天看报，蒋先生早就将汪先生和周先生他们的党籍开除了，为什么没有开除你的党籍？这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这回，宋先生一来，我什么都明白了！”
“妈妈！我实话对您老人家说吧，我的确有过动摇。”陈公博只好直说了，“究竟去重庆好，还是去上海好，这是关系到前途命运的大事，我现在还拿不准哩！”
“你与汪先生、蒋先生都共事二十多年，汪先生是怎样对待你的，蒋先生又是怎样对待你的？难道你对蒋先生为人的奸诈，说话的出尔反尔还没有看清楚？”老人的声音里充满了忧虑，“现在，蒋先生要你去重庆，一定是好言相劝，将来会怎样呢？”
“妈妈的话很有道理，何去何从，必须慎之又慎。”李励庄望着丈夫，往事历历在目，“民国十六（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先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你多次写文章，到处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他，第二年冬天，你成立改组同志会，进一步与蒋先生针锋相对，结果被永远开除党籍，你不服，民国十八（一九二九）年九月到十二月，你先后策动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举兵反对蒋先生，第二年三月，你遵照汪先生的意见，带我去山西串通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以阎锡山为主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民国二十（一九三一）年五月，你与汪先生他们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把蒋先生搞得十分狼狈。所有这些，蒋先生对你有好感吗，他不记你的仇吗？”她顿了一会，接着说，“后来，汪先生与蒋先生重新和好，让汪先生当行政院长，让你当实业部长。汪先生被刺受伤，他辞职出国，你也辞职出国。前年抗战爆发，你与汪先生相约回国。蒋先生屈于政治压力，先后让你当民众训练部长和四川省党部主任。可是，一年以后，你又与汪先生背叛了他。将心比心，如果你是蒋先生……”
“你不要说了好不好！”陈公博暴躁地打断了妻子的话。这些旧事重提，好比揭了他身上一块块伤疤，痛苦不已。
“好！我不说了。”妻子软了下来，“我重述这段历史的目的，是希望你不要忘记。”
“我怎么会忘记！”丈夫还在生气。
“你没有忘记就好。”母亲的语气冷中有热。
第二天上午，陈公博携带简单行李，以赴上海为由来到了《华南日报》社，轮流与何玳姑、何珊姑同床共枕。这对姐妹已经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二字，居然乐意共一个姘头。这样一连四天，陈公博与她们鬼混得精疲力竭，才于十二月三十日带着她们去上海。
陈公博抵上海之后，与须贺会谈了三次，读了周佛海和影佐签字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对日本政府得寸进尺的侵略行为很反感。但木已成舟，无可奈何。他感到跟随汪精卫走，前途十分渺茫。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借口接家属又返回香港，继续与重庆保持联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