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默邨兄详细说说，重庆方面又派人与日本代表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可靠不可靠？”汪精卫感到自己如同一片可怜的枯叶，正被暴风雨随意吹打和蹂躏。他两眼好比火一样通红，眼睫毛一上一下地跳动着，仿佛眼里掉进了沙子，一副狼狈的苦相。
“报告汪主席！消息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分局采访主任吉村先生告诉我的，绝对可靠。”丁默邨脸上流露出一种类似报丧的表情。
丁默邨任军统第二处处长时，曾经在上海活动了半年多时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同盟社上海分局记者的吉村光雄结成好朋友。当时，军统上海区正在缉拿上海纺织总工会主任张维祯，而吉村的身材、长相和衣着，与共产党的叛徒说的情况很相似，因此被逮捕，并被打成重伤。后来，丁默邨审讯了吉村，发现是一场误会，亲自送他去医院治伤，以后又多次携带高级营养品去医院看望他，使他很受感动。吉村出院后，写了篇题为《有这样一位中国朋友》的短通讯，在《日本广宣报》发表，表达了他对丁默邨的一片感激之情。从此，两人成为知己。这次，丁默邨去香港行刺高宗武和陶希圣，知道吉村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就带着二十斤上等烟土去看望他，请他帮忙打听他们的住址。老朋友有求，加之他又诚心支持汪精卫集团，自然愿意效劳。
“前天晚上九点多钟，接到吉村先生的电话，说有重要情报告我，要我立即去他家里。”丁默邨心情沉重，也有几分兴奋，“结果，既了解到高、陶的情况，也了解到老蒋又一次派宋子良出面，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铃木卓尔秘密会谈的情况。”
“你先说他们秘密会谈的情况。”汪精卫焦急万分。在他心灵的天平上，这件事的分量要重得多，弄得不好，他将会因此丧失儿皇帝的宝座。
“好。”丁默邨说，“重庆方面除了宋子良，还有章友三，此人我们都认识，他是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还有陈超霖，我们也都认识，他是重庆行营参谋处长。我听吉村先生说宋子良正与日方代表秘密会谈，大吃一惊，忙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干我们这一行，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消息灵通，我当然知道。不过，这是绝密消息，因为我一贯支持汪先生，加之你丁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才冒着风险将情况告诉你。’”
“日方除了铃木，还有哪些人？丁先生！”影佐急不可耐地打断丁默邨的话。
“据吉村先生说，还有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臼井茂树，首相府大东亚省参事今井武夫。”丁默邨说。
“有今井武夫？”影佐心里一怔，“他怎么会倒向重庆一边？”
“是呀！”汪精卫也大惑不解，“去年五月我从河内回上海不久，听说宋子良与铃木举行秘密会谈，今井先生还自告奋勇赴香港处理问题，结果只发现宋子良与铃木有过接触，并没有正式举行会谈。这回，他怎么会直接参与会谈了呢？”
那次，今井接受孔祥熙三千块银元、三万元港币和三十斤烟土的馈赠，把其中的港币转送给铃木，两人为蒋介石争夺中日和平运动的中方领袖地位，与冒充宋子良的军统特务曾广、樊光和姚瑛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后被当时在香港的李圣五发现。土肥原认为这是“天皇的忤逆臣民从中捣鬼，绝对不能容忍”，“应该向帝国政府彻底揭露”，吓得今井赶忙赴香港与铃木研究对策，以中共香港特区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传单，披露了这一秘密，迫使曾广、樊光和姚瑛停止会谈，慌忙离开香港回重庆。然后，今井又捏造事实，说宋子良与铃木只见过一次面，他希望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但遭到铃木的严词拒绝。就这样，他骗取了汪精卫、土肥原和影佐等人的信任。
“当然，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汪精卫沉思良久，若有所悟，“也许是今井先生的立场观点变了，或许是日本政府的立场观点变了，指派他为日方代表，他不能不去。”汪精卫推测对了，不仅今井在金钱的诱惑面前转变了态度，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对支持汪精卫也产生了动摇。
事情的起因来自铃木的一份报告。
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第二次派曾广冒充宋子良，携带五百两黄金抵达香港。因为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已经撤销，总领事田尻已经回日本，曾广将黄金送给领事铃木，再一次请他出面活动，争取日本政府放弃支持汪精卫组织新政权的主张，与蒋介石的代表进行停战和谈。铃木收下黄金，吸取去年七月上旬那次与田尻一道受贿，两人赴东京为蒋介石效劳，差点被撤职的教训，写了个不表示个人主见的报告，将蒋介石的要求客观地反映给米内首相。
想不到，铃木的报告引起新上任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成员的浓厚兴趣。他们见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之后，英国和法国虽然于去年九月三日发表了对德国宣战声明，但是，除了九月二十六日，法国第四集团军在德国的萨尔布吕肯地区与德军进行一次局部战争，英国海军于十二月八日在阿根廷的拉普拉塔湾击沉德国军舰“施比海军上将”号以外，并没有正式与德国交战。因此，希特勒更加胆大妄为，正准备进攻北欧和西欧诸国。与此同时，苏联于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发动了对芬兰的入侵战争，经过近两个月的交战，芬兰的灭亡危在旦夕。这一切，使日本新内阁五相们十分眼红，跃跃欲试，巴不得马上将陷在中国战场上的一百多万军队拉出来，向东南亚诸国进攻，实现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进而独霸亚洲的美梦。
可是，他们若主动地无偿从中国撤兵，进行两年半的中日战争，等于败在中国人手里，面子上过不去。只有当中国接受他们提出的诱降条件时，他们才能善罢甘休。汪精卫虽然能够满足他们的贪婪要求，但仍然不能实现停战的目的。用武力迫使蒋介石屈服，又很难如愿。现在，蒋介石要求和谈停战，如果他真正能够接受他们提出的诱降条件，既能达到他们侵略中国的目的，又能结束中日战争，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派臼井和今井赴香港，与铃木一道作为日方代表，与中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谈。同时，派外务次官谷正之赴南京通知西尾，这次中日停战和谈，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负责指导。因为领事馆秘书川岛幸太郎与吉村是大学时代的要好同学，二十九日下午，两人在吉村家里闲谈时，川岛无意中向吉村透露了这一情况。就这样，蒋介石的代表刚从重庆飞抵香港，双方的会谈尚未正式开始，情况就被丁默邨掌握到了。
“不会吧！日本政府支持汪主席在中国主政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影佐想到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将会给他带来的荣华富贵，心中燃起熊熊理想的热火，“米内先生出任首相后，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同样表明了这个观点。再说，有田外相知道汪主席与王、梁二位赴青岛开会，研究撤销临时、维新两政府和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事，担心王、梁他们从中作梗，还特意要我与汪主席一道去青岛哩！”
“同意影佐先生的分析。”周佛海的心之一隅总有一种顽强的自信，“不过，既然吉村先生提供的情报绝对可靠，虽说不是贵国政府的旨意，但这次日蒋会谈，也一定是受到贵国政府某些大臣的支持。”
“我也同意周先生的分析。然而，个别大臣支持蒋先生，绝不可能左右局势，扭转乾坤。”影佐根据过去蒋日会谈并非日本政府出面，只是小范围的秘密接触而判断着。
“前年十二月十九日和去年五月中旬、七月上旬，我们与蒋介石较量过三次，现在又得进行第四次较虽量了。”褚民谊惆怅，疑惑，纳闷，“世界上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复杂，这样曲折！唉，真是好事多磨。”
“这并不奇怪。”汪精卫毕竟是个政治老手，他如同一个有经验的航行舵手，面临惊涛骇浪沉着地把舵，“我们与蒋介石的四次较量，并非简单的重复。生活，就像大江东流，总是波涛汹涌般地前进。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命运就是如此。命运，命运，我们只有跟命运搏斗，才能成为命运的主人。那么，这第四次较量，我们能否如过去的三次较量一样获胜呢？”希望从他的心中冉冉升起，“这就全靠影佐先生和西尾总司令了。”他果断地采取措施，“在这关键时刻，往往事业毁于一旦，也往往事业振兴在一瞬。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因此，请影佐先生立即赴东京，探听是什么人从中捣鬼，希望阁下力挽狂澜，同时请祖芬兄与西尾总司令的泰山张卓德先生立即赴南京，希望西尾总司令鼎力相助我们。”他像一颗千年古莲子，因为有一颗不死的心，一碰上适量的水分又会吐露新芽。
“义不容辞，我明天就赴东京。”影佐慷慨激昂地表示，“虽不能说力挽狂澜，但我一定不遗余力。”
“我马上去通知张先生来，请汪主席亲自与他说几句，最好今天晚上我和他动身去南京。”梅思平一种紧迫感涌上心头。
“请稍等一会去通知他。”汪精卫把脸转向丁默邨，“现在，请默邨兄说说干掉高、陶的情况。”他在影佐面前也不讳言，因为，他们对高宗武和陶希圣同仇敌忾。他满腔仇恨，又紧问一句：“还没有动手吧！”大家一齐把目光射向丁默邨，等待着那足以使他们狂喜的一刹那。
“唉！”丁默邨一声长叹，使大家的心顿时冷却下来。
“怎么，还没有发现两个畜生的住址？”汪精卫愣住了。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刚打听到两个畜生躲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正准备动手，吉村先生从香港《大公报》一个记者那里获悉，陶希圣一家已由杜月笙陪同去了重庆，高宗武和他的妻子已经去了美国。”他停了停继续说，“我二十九日晚上十点过五分告别了吉村先生，仍不甘心，立即由两个英籍香港警察配合行动，但亚叙里道已不见两个畜生的踪影，证明吉村先生掌握的情报完全正确。”
陶希圣到了重庆以后，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让陶希圣当他的侍从室副主任兼《中央日报》总编辑，并为他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一书，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此书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为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一次制造反共摩擦，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高宗武因近一向心情过度紧张，肺病又复发了，到香港后大咯血，他通过戴笠和杜月笙联系，获得蒋介石的批准，携带由蒋介石提供的经费和护照，偕同施桑奴去了美国，先是治病，并愈后在美国考察外文事务，一年后回重庆任外交部次长。但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越来越坏，旋又出国，再也没有回来。
“便宜了这两个畜生！”汪精卫仇未报，恨未消，脸上堆满了无可奈何的苦意。他很想责备丁默邨几句，想到他带回来“宋子良”与日方秘密会谈的重要情报，也就功过抵消了。
“我没有完成行刺高、陶的任务，请求汪主席和中央常委会给予我以处分。”丁默邨从汪精卫的表情意识到了什么，自责地低下了头。
“默邨兄怎么这样说呢？”汪精卫见他心情沉重，反而变得宽容了，“你这次赴香港，若论功与过，功远远大于过，应该好好褒扬你哩！”
“默邨兄从香港带回的情报，关系到拯救中日和平运动的命运问题，就是用‘价值连城’这句成语，也不能反映出它的确切价值来呢！周佛海进一步夸赞说，诚如汪主席所说，的确应该好好褒扬你哩！”
“谢谢，谢谢！但是，我总觉得没有干掉高、陶不能原谅自己。”丁默邨有一股说不出的欣慰，从肺腑中涌了出来。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梅思平和张卓德乘坐日本驻沪海军的飞机抵达南京。西尾按照汪精卫在电报中约定的时间，偕姨太太张素娟驱车来机场迎接他们。
在西尾的会客室里，宾主刚落座，梅思平不安地说：“汪主席特地派张先生和我来南京，有紧要事情向西尾总司令报告。”
“正因为事情紧要，所以梅先生和我连夜赶来。”张卓德望望西尾，又望望女儿。
“一接到汪主席的电报，我就意识到你们一定有紧急要事来。”西尾沉思着说。他接到电报后，做过种种推测，也想到蒋介石的代表与日本代表在香港会谈的事。因为他听谷正之说双方会谈是绝对保密的，脑子里一闪念就否定了。他微笑着问道。
“什么紧要事，请二位说说。”
“贵国政府一边支持汪主席在中国主政，一边又与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搞得我们非常难堪。”梅思平一脸痛苦，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如果贵国政府以蒋介石为和谈停战对手，我们立即宣布解散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各散五方，各谋各的出路。”
西尾一怔，惊异地问道。“你们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他顿了一会，装糊涂说，“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是呀！这样重大的事，怎么总司令一点也不知道。”张素娟倒的确不明真相，因为丈夫对她严守秘密。
“我们遵照总司令的意见，派了一批特工人员潜入重庆，这情报是他们掌握的。”梅思平担心西尾寻根究底，有意隐瞒吉村向丁默邨提供情报的真相。
“你们的特工人员很厉害，这很好啊！”西尾似笑非笑，说不出是什么表情，“等会我与东京电报联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主观愿望说，西尾的确是热情支持汪精卫的。他计划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以前，用武力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让汪精卫统一中国。但是，理想与现实是一对矛盾，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西尾尚未创造出和掌握住这种条件。历史将证明，他永远没有这份能耐。他担任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的五个月以来，在中国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发动了大小战斗三百余次，战局却一直处于拉锯状态，没有扩大新的占领区。近三个月内，他为第一次长沙战役的失败、阿部规秀的战死、在中国军队发动的冬季攻势中处于被动地位，向天皇和首相府写过三次检讨书。他来南京上任时的那种不可一世，如今几乎变成了不可开交。往日脸上的趾高气扬神色，如今被愁云惨雾所代替。他实在不想再打下去了。
然而，事不由己。那么，继续打下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是胜还是败？是大胜还是惨败？他茫然而又惶然。因此，五天前，当谷正之来南京，将日本政府的决定通知他时，他高兴极了，立即与在南宁指挥作战的坂垣电报联系，于一月二十九日派参谋松田去香港，具体指导这次秘密会谈。
“希望总司令一如既往，鼎力相助汪主席！”张卓德想起他和妻子在汪精卫集团的既得利益，恳切地说。女婿的职位之高，年龄之大，他不能以泰山自居，只好与常人一样的称呼他。“这是汪主席与蒋先生第四次较量了，这一次胜败如何，希望全寄托在总司令身上。”他进一步哀求说。
“汪主席为了中日和平运动，毅然离开重庆去河内，然后辗转到了上海，一年多来，经受了多少惊涛骇浪，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可是，如今，贵国政府中的某些大臣，居然背信弃义，又与蒋介石集团密来密往，这难道近乎情理吗？”梅思平无限委屈，也无限伤心，“请总司令阁下设身处地为汪主席想想啊！”
“这简直是开玩笑，一个天大的政治玩笑！总司令你说是不是？”张卓德望着陷于沉思的女婿。“等会我与东京联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明天再与二位磋商。”西尾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重复刚才说过的话。他面向姨太太，正想说什么，他的助手增冈遵照张素娟的吩咐，领着两个厨师端来了酒菜，请客人宵夜。梅思平和张卓德心情焦灼不安，都不想吃东西，勉强喝了一杯。西尾面对梅思平和岳丈大人的恳求，左不是，右不是，吃喝得很乏味。张素娟听了梅思平和父亲的一番话，对汪精卫集团产生深深的同情，对日本转手支持蒋介石有着极大的反感，也只胡乱地喝了一杯。丰盛的筵席受到冷落，好些美味佳肴，无人青睐，原封未动。
西尾的与东京电报联系纯系托词。但是，汪精卫已经派梅思平和张卓德来了，总得应付他们，还得让他们高高兴兴回去。他躺在床上想来想去，直到二月一日凌晨一点，才打了两个哈欠进入梦乡。
梅思平和张卓德更是悬心挂肚，一夜没有睡好。天刚蒙蒙发亮，两人就起床了。他们很想了解西尾与东京联系的结果，但考虑这时候他还没有起床，只好相对无语地对坐着，一支接一支吸着闷烟，等待着大天亮。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刚洗完脸，西尾和张素娟来了。
“梅先生，爸爸，昨晚还睡得好吗？”张素娟温声柔气地问。
“睡得好，睡得好。”梅思平和张卓德苦笑着齐声回答。
“昨晚已与有田外相联系好了。”西尾说着，与张素娟面对两个客人坐下来，“你们掌握的情报完全准确，蒋介石的确派代表与帝国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谈。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汪主席在中国主政。请二位回去转告汪主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梅思平的眼珠子急转几下，纳闷不解地说：“总司令，贵国政府既支持汪主席，又支持蒋介石，这不是矛盾吗？”
在西尾看来，这并不矛盾。以汪精卫为首的政府可以成立，如果与蒋介石的停战和谈成为事实，再说服汪精卫与蒋介石重新合作，如同撤销王克敏、梁鸿志两个政权一样，宣布汪精卫政权撤销就是，反正汪精卫政权的命运掌握在日本手里。当然，他不能直截了当地对梅思平和张卓德这么说。
“一点也不矛盾。”西尾朗朗笑了一声，笑得很自然，“帝国政府已经考虑好了，如果蒋介石与汪主席一样，接受帝国提出的和谈停战条件，把他的重庆政府改为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于汪主席的新政权的一个临时派出机构，中国的一统江山还是在汪主席手里。”他这些话，是经过昨天晚上一番斟酌才说的。
“蒋介石会同意吗？”张卓德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他不同意，皇军就与他打到底。”西尾豪气十足，“总之，我全心全意维护汪主席！”
梅思平和张卓德放心了。早饭后，两人喜滋滋地乘飞机返回上海。
影佐于一月三十日下午六点左右，乘轮船到达东京。当天晚上就来到半月前回国述职的土肥原家里，与他研究对策。土肥原听了影佐的汇报，大吃一惊。
“这是谁的主张！”他愤愤然了。
“这可能是某些大臣从中捣鬼。”影佐说。
“不见得！没有帝国政府的支持，臼井和今井敢与蒋介石的代表会谈？”土肥原分析着说。
“哦，嗯，是呀！”影佐经过一番思索，转变自己的看法，“土肥原将军处理问题的经验比我丰富，阁下说怎么办好？”他感到凭老经验判断的失误，也感到茫无头绪。
“近一星期内，我几乎每天都与新内阁五相会议成员见面，他们没有向我透露半句你刚才说的问题，看来他们是在绝密中进行会谈的。”土肥原吸着香烟思索着，“如果直接向五相会议成员提问题，他们势必追查你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这对吉村先生很不利。”他右手在秃头上抹了抹，“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立即去见近卫先生，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好，好！”影佐钦佩地点着头。
于是，两人连夜驱车赶到东京附近近卫私邸，会见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麿。
近卫听了影佐的汇报，惊讶地问道：“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影佐君！”
“是汪先生的特工总部刺探到的。”影佐含糊其辞地说，“据汪先生说，消息绝对可靠。”
“他们的特工总部，神通广大，连戴笠的军统也怕它三分。”土肥原赶忙帮腔。
近卫没有深问下去，气愤地说：“支持汪先生，是一连三届内阁的一贯主张，又是禀呈天皇陛下批准了的，米内内阁竟敢擅自改变帝国政府的主张，也太狂妄了！”
“希望议长阁下出面，制止他们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影佐正色道。
“只有阁下出面，才能扭转这种对汪先生的不利局面。”土肥原紧接着说。
“天皇陛下决定明天上午八点召见我，我乘拜谒陛下的机会，问问陛下知道不知道。”近卫沉吟着说。他想起去年七月上旬，徐珍与影佐一道来东京，恳求他制止田尻和铃木支持蒋介石，与徐珍厮混的情景，一股野性的欲火升上心头，问道：“这回，汪先生的二夫人怎么没有与影佐君一道来？她的工作还顺利吗？”
影佐不知道近卫与徐珍那拈花惹草的事，以为近卫很关心她，笑着说：“她病了，住医院了。她的工作很顺利，她的特殊身份一直没有被暴露，每月都向帝国外务省写份报告，密告汪先生和他的中央常委们对帝国的思想动向。”
“你返回上海后，代我向她致意，我代表夫人邀请她访问东京。”近卫美美地笑着。“好，好，我一定转告她。”影佐说。“阁下拜谒天皇陛下之后，我们什么时候与你见面。”土肥原问。“明天上午十点以前，二位在枢密院议长办公室等我。”近卫说。
第二天上午，土肥原和影佐来到枢密院时，近卫已于半小时前拜谒天皇回来了。“情况怎样？议长阁下。”土肥原焦急地问。“情况不妙。”一声叹息从近卫胸口挤出来，“米内先生敢于这样做，因为他是通了天的工作。”不过米内是先斩后奏，他派代表赴香港之后，感到这样的大事不能背着天皇干，才于上月二十七日下午向天皇禀告，却意外地获得他的同意。
“天皇陛下支持蒋介石？”土肥原和影佐都一惊。
“现在还不能说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近卫心情沉重地说，“几天前，天皇陛下听了米内首相的禀告，为了早日结束日华战争，集中兵力南下征服东南亚诸国，陛下同意帝国政府派代表与蒋介石的代表会谈。如果蒋介石像汪先生一样忠于帝国，驯服地接受帝国和谈停战条件，可以转过手来支持蒋介石。”
“那么，把汪先生置于何种地位？”土肥原惴惴不安了。“让他与蒋介石重新合作。”近卫绷着脸，摇着头，“不过事情很难办，那一定是蒋介石不欢迎，汪先生不愿意。”“必然如此。”土肥原深深感到问题复杂。“汪先生原计划在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现在看来，一切活动只能停止了。”影佐锁眉蹙额，酸楚地说。“一切工作还是照样进行。”近卫说，“与蒋介石会谈，成功与否，现在尚难预料。”“汪先生会冷了半截，他哪里还有心思考虑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影佐一声苦笑。
“二位返回上海之后，对汪先生只能真真假假。”近卫阴沉沉地说，“这不能说我们对朋友不忠诚，面临当前的严酷现实，不得已，只好如此。”他沉思片刻，继续说，“天皇陛下对我说，暂时要稳住汪先生。今天上午，米内先生遵照陛下的旨意，他和有田先生准备向议会发表讲话，表示全力支持汪先生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米内首相的讲稿我已看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以汪精卫氏为中心之新中央政府成立，为期已在不远，日本当不惜予以全力之支持与协助，俾使新中央政府顺利成立。’他和有田的讲话，明天会见报。明天下午，米内先生计划在议会回答质询，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扶植汪先生成立中国新中央政府，这对于处理中国事变是一大进展，政府将极力支援其发展。”
土肥原和影佐受切身利益的驱使，把汪精卫集团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担心蒋介石与日本和谈达成协议，怀着忧虑的心情与近卫告别。“走！请到我家去好好商量，我就不相信天下有绝人之路。”土肥原思虑着，向往着。“是的，我也不甘心败在蒋介石手里。”影佐感到有土肥原在身旁，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土肥原在东京涩谷大街临时租了几间房子居住。两人一进屋，侯晓霞就端来两杯热茶和一盘高级水果糖。两人各含着一颗糖，陷于苦思冥想。茶由滚热变成温热，又变凉了，都没有喝一口。
忽然，土肥原望着书案上的那摞旧报纸，两眼一亮，仿佛发现一堆黄金，高兴地说：“我看，可以将帝国与蒋介石秘密会谈的内幕在报纸上披露出来，迫使双方停止会谈，怎么样？”
“好！好主意。”影佐脸上的愁云消散，一下子开朗起来，欣喜地说，“不过，这消息刊登在哪家报纸，需要认真研究。”
“登在香港《华南日报》可以吗？”土肥原沾沾自喜，不假思索地说。
“不妥。”影佐摇头。
“为什么？”土肥原一愣。
“帝国政府知道，《华南日报》是汪先生办的报纸，将会引起天皇陛下和帝国政府的严重不满，对汪先生他们不利。”影佐瞻前顾后地思索着。
“对，影佐君说得对！”土肥原感佩地说，“那就找香港《华南早报》帮忙吧！这是一家英文报纸，也是香港英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由这家报纸发消息，帝国政府奈何不得。”
“这种可能惹起政治麻烦的消息，他们愿意刊登吗？”影佐犹疑地说。
“要汪先生派李圣五先生出面找麦思利先生帮忙。钱能沟通一切，无非是多花点钱。”土肥原欣然一笑，“在这节骨眼上，就是花笔大钱，汪先生他们也不会吝啬。”
第二天，影佐急匆匆地乘轮船返回上海。
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听了影佐半真半假的汇报，见情况与梅思平从南京回来说的基本上一样，一连紧张三天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他们也完全同意土肥原和影佐的意见，立即把李圣五叫来吩咐：
“钱，请圣五兄去金城银行香港分行提取。”汪精卫显得很大方，“只要《华南早报》能够按照我们的意见发消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把脸转向林柏生，“石泉兄是老报人，是写新闻的高手，这则新闻由你写，篇幅不超过三百字，但要一针见血。”
“好，我写。”林柏生说，“半个小时交卷。”他沉思片刻，把稿纸搁在大腿上写起来。
“听丁默邨先生从香港回来说，陈公博先生的母亲病了。”周佛海两眼望着李圣五，“请圣五兄顺便去看望一下陈老太太，如果老太太的病好了，要陈先生迅速来上海，参加中央政治会议的筹备工作。”
“我一定去。”李圣五干巴巴地笑了一声。
四日上午十一点，李圣五飞抵香港。他上一次来这里，是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自告奋勇来香港迎接萧叔萱和陈维远。因为那时住在香港的施桑奴深深吸引着他。现在，施桑奴已经去了美国，今后还能见到她吗？还能与她同床共枕吗？他感到整个宇宙都是渺渺茫茫，混混沌沌。他一脚踏上香港境地，仿佛失恋一样痛苦，仿佛恩爱夫妻久别一样怀念，又仿佛是为死去不久的亲人扫墓一样悲伤。他为了保住汪精卫的领袖地位，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不得不来香港忍受苦行僧般的折磨。他痴呆呆地在机场出口处的地坪里站了好一阵，又漫无目的在街上走了好一阵，才想到要去见麦思利。
麦思利听李圣五说明来意，深深一笑，说道：“不行，钱再多也不行！”
“学长，你和我是牛津大学三年知己同窗，难道这一点面子也不能给！”李圣五急了，“希望你能够与上一次帮助我营救当时的同志、现在的敌人高宗武一样，全力支持我！”
“喔唷，同志、敌人，真有意思。唉！一切政治都是无情的。”麦思利耸耸肩膀，两手一摊，仿佛一下子明白了一个大道理似的。他笑了笑，回答李圣五的问题：“李学长知道，大英帝国是支持蒋介石先生的。《华南早报》是香港英国政府的喉舌，它不能刊登有损蒋先生利益和声誉的消息。这也是无情的政治，请原谅。”他又笑了笑，“去年一月，你为了营救高宗武来找我帮忙，尽管也涉及到蒋先生的利益，因为是暗中相助，我当然尽力而为！”
“同意学长的观点，政治的确是无情的，但人是多情的呀！”李圣五向他投去渴求的目光，“还有别的办法吗？你得为我拿主意！”
一种沉重的静默，压在两人的心头上。
麦思利思虑了好一会，慢条斯理地说：“可以找家民营报纸发表。”
“是哪家报纸？它的影响大不大？”李圣五眨巴着眼睛问。
“《明星日报》。说影响，是香港几家民营报纸中较好的一家。”麦思利说。
“可以。”沉思中的李圣五欣然点头。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明星日报》代理总编辑唐咏之，接到麦思利的电话驱车赶来了。他六十来岁年纪，长袍马褂，斯斯文文，儒生气十足，听说要他的报纸刊登披露“宋子良”与日本代表秘密会谈的消息，悚然心惊，忙说：“老夫不敢，老夫不敢！弄得不好，军统的间谍分子找上门来，我这条老命也难保呢！”
“是唐先生嫌钱少了吧，那再加五千元，四万港币总该可以了吧？”李圣五笑着说。
“四万港币，足够贵报半年的开办费，数字很可观了。”麦思利自己一万元港币的支票已到了手，便竭力相劝，“至于军统间谍捣乱和报复，有可能，但请唐先生不用害怕。从贵报发表这则消息包一个月内，我派一个班的警察保护你们。”
“好，我登！”唐咏之心一横。
第二天，《明星日报》以《蒋先生与汪先生争夺中日和平运动旗手》为肩题，以《中方以宋子良氏为首席代表与日方代表在港举行秘密会谈》为正题，披露了这一内幕。顿时，轰动了整个香港。
曾广和铃木两方代表读了这则消息，仿佛当扒手当场被人抓获那样狼狈，那样畏惧，只好宣布暂时停止会谈。
宋子良联想起去年五月份以“中共香港特区委员会”名义印发的传单，说他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成员与铃木会谈，气得他马上要去重庆向他的三姐夫蒋介石提出质问，后经二姐宋庆龄劝阻，只寄一份传单给蒋介石，并附一封信，希望以后再不要让人冒充他与日本搞停战和谈。可是，蒋介石不仅又让人冒充他，而且还升格为什么“首席代表”，他五脏六腑都气炸了，忍无可忍，不再征求二姐的意见，立即乘飞机赴重庆，找他三姐夫问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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