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三国时期，疆域虽总体仍保持东汉时期的水平，但内部已有曹魏、蜀汉、东吴三国的分割。今西南边疆的各个少数民族群体，分布于蜀汉与东吴两国之内。这一时期，边郡属国制仍为治理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要制度形式。
一 三国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布局
220～229年，曹丕、刘备、孙权先后称帝，分别建立曹魏、蜀汉和东吴。这样，中国历史就进入三国时期。三国以东汉时期的十三州为基础，割据一方，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之中，曹魏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占据司州（今陕西关中、河南黄河两岸和山西西南地区）、豫州（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淮河以北地区）、兖州（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部地区）、徐州（今山东东南部和江苏长江以北地区）、青州（今山东东部地区）、凉州（今甘肃、宁夏地区）、秦州（自凉州分出）、并州（今内蒙古沿黄河两岸地区、陕西东北部地区、山西大部地区）、冀州（今河北南部地区）、幽州（今河北北部地区、辽宁铁岭以南大部及朝鲜西北地区）、雍州（今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安地区）、荆州（今河南南部、湖北和湖南地区）以及扬州（仅为今安徽淮南局部）13州，以黄河为内河，在三国之中控制地域最广。蜀汉定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占据益州（今陕西汉中、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一带），疆域以今天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为中心，在三国之中版图最小。东吴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占据扬州（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和苏南、浙江、江西、福建一带）和交州（今广西、广东及越南中北部地区），疆域以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中心，面积次于魏国。[170]在三国之中，荆州是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先是曹魏占据荆州，之后为蜀汉所占，最后由东吴夺得荆州。
三国时期，与今西南边疆相关的国家为蜀汉和东吴。蜀汉在今西南边疆设立的郡县有益州的巴郡（治所在今重庆市区）、江阳郡（治所在今四川泸州）和牂柯郡、朱提郡（治所在今云南昭通）、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建宁郡（治所在今云南曲靖）、兴古郡8个郡，其中，后面7个郡的范围总称为“南中”地区，为蜀汉末年执行“南抚夷越”政策的最高军事机构——庲降都督（治所在今云南曲靖，管辖今天的川西南、黔西北和整个云南）的管区。东吴在今西南边疆设立的郡县有荆州的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零陵）、交州的郁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林）、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合浦郡（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部）、九真郡（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广平省南部）。这就是说自东北绕西南，今贵州沿河、务川、德江、思南、施秉、台江、榕江，广西河池、凤山、百色、靖西和云南富宁、马关、金平一线为蜀汉和东吴的边界线，以东以南属于东吴，而以西以北则属于蜀汉。[171]
二 三国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三国时期，在今天的西南边疆分布有蛮、僚、叟、夷（越）等少数民族群体。具体而言，今云贵高原东缘为蛮族聚居区，云贵高原腹心地区的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北部分别为僚族、夷族（越族）、叟族聚居区，云贵高原南缘及其以南为越族（山越）聚居区（即南北朝时期的俚族聚居区）。其中，僚族、夷族和一部分越族分布于当时的“南中”地区。处于各聚居区接合部的这些少数民族郡体，笔者认为，他们被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称之为夷僚、俚僚、僚蛮。[172]
云贵高原东缘为今湘西山地。这里位于长江中游，以武陵山、雪峰山等山脉为标志。三国时期为东吴的荆州武陵郡、零陵郡辖区。这里自北而南聚居着巴人后裔和苗瑶族系民族或苗蛮后裔，他们被统称为“荆蛮”[173]，有盘瓠蛮、廪君蛮和板循蛮等分支。
“南中”北部即今云贵高原北端，聚居着叟族（嶲）。这些叟族主要分布于蜀汉的巴郡和江阳郡南部。其首领被称之为“叟帅”“叟大帅”[174]，其祖先在春秋时期为蜀国王族，秦汉时期仍为“西南夷”的君长、王、侯，三国时期在北上和西进受西羌后裔所阻的情况下，接受庲降都督的招抚，从今云南昭通迁居于巴郡和江阳郡南部。
武陵山和雪峰山一线以西、叟族聚居区以南的“南中”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为僚族聚居区。因三国时期的史料匮乏，笔者只能依据离三国不远的两晋时期学者的作品《三国志》《益部耆旧传》《博物志》等做出群体的空间定位。
《博物志》：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175]
《益部耆旧传》：（马忠、张嶷）平南事讫，牂柯、兴古僚种复反，忠令嶷领营往讨，嶷内招降二千人，悉传诣汉中。[176]
《三国志》：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177]
上述三则史料均指向了僚族聚居区。“荆州极西”是以荆州的治所为中心说的，回归到三国时期当指荆州武陵郡、零陵郡以西。这里的庲降都督招抚区牂柯郡、兴古郡、永昌郡一线聚居着僚族，他们被人贬称为“僚子”。这就是说蜀汉的僚族至少呈“上弦月”状镶嵌在庲降都督招抚区的东部和南部，从东南两个侧面直接面对东吴势力的渗透。
“南中”南部及其以外的地区，广泛分布着夷族（山越）。据费孝通先生的结论，他们是先秦时期的东夷沿东南沿海南下并沿着五岭西进的结果。[178]有人研究，三国时期的山越，分布在东至大海、南至交州、西至湘水、北抵长江的范围之内。[179]江南和岭南的这些地方均为东吴的疆域，生活在这里的越人因西汉南越国以来的长时段的累积而家资殷富，势力雄厚。以今广西为例，从三国时期开始的“豪猾大姓”就有合浦郡的陈檀和宁猛力，苍梧郡的陈坦和李光略，零陵郡的李光仕、钟士雄和邓马头等。[180]他们越语方言甚重，有的保持生食习惯，被时人称为俚人甚至是“食人族”。[181]在当时的“南中”及其以西以南的地区均可见其身影。按照陈连开、胡绍华两人的观点，“南中”地区有两大政治势力：一种是土著贵族“夷帅”，另一种是外来贵族“大姓”。夷帅是秦汉时期“西南夷”君长、王、侯延传下来的，而被称为“耆帅”“豪率”的大姓则是东汉末年以来从中原地区迁来的汉人移民贵族。[182]以此观之，上述合浦、苍梧、零陵三郡的“豪猾大姓”仅从姓氏上看，应属于后者。这些夷帅、大姓的生存、渗透与发展能力极强。据《三国志》的注引：“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183]盘越国是滇越人所建立的国家位于今缅甸掸邦北部和印度阿萨姆一带，他们在“中国人”亦即中原人眼里，身材上自越王下至民众均比较矮小。可见，夷族（山越）在三国时期，不仅分布于今西南边疆的三个省区，而且已进入了边疆的西南部。
三 三国时期西南边疆边郡属国制的变化
三国时期的蜀汉和东吴两国，围绕军事斗争的需要，继续在今西南边疆推行两汉时期以“羁縻”为特点的边郡属国制，以此加强对分布于此的民族进行治理。
（一）边郡制的创新
如前所言，三国时期的蜀汉和东吴两国在今西南边疆范围内设置了15个郡。这些郡分布于蜀汉的益州和东吴荆州、交州，它们一般采取了两汉时期的边郡治理形式。兹主要以益州的庲降都督、交州的交趾太守为例，予以进一步揭示。
蜀汉的庲降都督辖区被成书于东晋的《华阳国志》称之为“南中”，大致相当于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地区以及云南、贵州两省大部分地区。庲降都督是蜀汉末年为执行“南抚夷越”政策而设，其所辖7郡主要聚居着僚、夷族（山越）等少数民族群体，郡下设县，未发现郡下设道。作为蜀汉政府的四个常置的镇戍都督之一，该机构设于从今四川宜宾穿越乌蒙山系、通往云南昆明的“僰道”上，是稳定“南中”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其以武力为后盾，具有对“南中”绥抚夷僚、镇压反抗、征集兵员和军国物资，对外防御东部、南部、西部外敌入侵的功能[184]，是蜀汉后期北伐不可或缺的战略大后方，集中反映了三国时期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完善边郡功能的军事目的。
东吴对越族的征服、控制与利用，可以说是两汉以来边郡制的一种创新。东吴建国初期，山越势力在江东、岭南一带极为强大。按时人陆逊的说法：“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185]为此，东吴从建安五年（200）到嘉禾六年（237），花了很大力气才最终征服山越，之后，将他们控制在扬州的庐江郡、新都郡、鄱阳郡、临海郡、建安郡、丹阳郡、吴郡以及交州的一些郡县。东吴按照“强者为兵，赢者补户”的原则对山越人分别利用，其中的壮丁编入军队，余下的或迁置于郡县与汉民杂居，或赏赐给有功将领、豪族充当僮仆、部曲或佃客。[186]迁置于平原地带郡县的山越人，尽管在与汉民杂处中经济文化水平有所提升，便却要承受郡县官吏的“威服”。本来，东吴对那些有少数民族群体的郡县执行的是一种“县官羁縻，示令威服”“无赋税”的笼络政策，然而，这些官吏由此过上了“优游终世”的自在生活。据《三国志》，交州交趾太守士燮两兄弟的生活是这样的：
（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孙）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权辄为书，厚加宠赐，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187]
由这则材料看来，东吴地方按照郡设置太守，太守如要拥有率性威服郡内“百蛮”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就必须坚定地认同东吴，平常每年向东吴进贡地方珍物，时常从敌对国家招诱“豪姓”归附就能立功受赏。如此看来，东吴虽无边郡之名，但有边郡之实，地方依然是按“治民比郡”“不改其本国之俗”“毋赋税”行事。它实际上与东汉的边郡制度并无二致。
（二）属国制的推行
三国时期的蜀汉和东吴继续在今西南边疆及其周边推行两汉时期的属国制，并且将属国制度首次拓展到岭南地区。有人研究，它们沿袭和建立的属国，有蜀汉的广汉属国、涪陵属国和东吴的九真属国、合浦属国。[188]
蜀汉的广汉属国和涪陵属国，保留了东汉时期的原有设置，有的只是改名而已，具体而言，就是保留了东汉安帝时期设置的广汉属国，于蜀汉章武元年（221）改汉献帝时期由益州牧刘璋设立巴东属国为涪陵属国。从蜀汉延熙十三年（250）涪陵属国改为涪陵郡之后下领的县来看，原巴东属国可能下领汉葭、涪陵、汉平、丹兴、汉复5县。蜀汉之所以这样推行属国制，是因为刘备在东汉末年被称为“刘皇叔”。
与蜀汉原“刘皇叔”的做法不同，东吴的合浦属国、日南属国和九真属国属于新设，而且它们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新设于岭南地区的一批属国。在这里，合浦属国只是他称，其本名为吴永安三年（260）从合浦郡析出并予以单设的合浦北部都尉。日南属国（治所在今越南顺化市北）新设于吴赤乌十一年（248），仅下领卢容县1个县。九真属国新设于东吴末帝孙皓时期，它是由“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陶璜在武力解决“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僚劲悍，历世不宾”问题之后设置的，当时的陶璜“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189]。从只征服之后才能设置属国这一现象看来，东吴的属国设置手段已与东汉时期的完全不同。
小结：三国时期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之后的第一个分裂割据时期。在这一时期，今西南边疆处于蜀汉与东吴两国的割据之下。为了服务于军事联合与军事斗争的需要，蜀汉与东吴两国对东汉时期的边郡属国制予以适应形势变化的改革与创新，以此治理分布于这里的僚、叟、夷（越）等少数民族群体。
第二节 两晋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两晋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短暂“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今西南边疆新增州郡明显增多，民族流动加快。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控制，两晋中央政府一方面在郡之上设置与州平级的夷府，另一方面加速属国郡县化的进程，进而导致了早期属国制的消亡。
一 两晋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
魏咸熙二年（265），晋王司马炎（236～290年）迫使魏元帝禅位，建立西晋。西晋建立后，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掉东吴，封东吴末帝孙皓为归命侯。这样，中国疆域重新统一。统一后西晋王朝因分封诸王而导致持续十六年之久（291～306年）的“八王之乱”。其间，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主体的“五胡内迁”达到高潮，他们乘机起兵，先后建立成汉（氐）、前赵（匈奴）等少数民族国家，危及西晋的都城洛阳。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6～311），京师洛阳最终被焚于兵灾，民众的生命财产无法保全，遂致西晋北方世族大量南迁，史称“永嘉南渡”。之后，西晋北部处于前赵的军事威慑之下。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前赵攻克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晋灭亡，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190]西晋灭亡的次年即317年，远房宗室、琅琊王司马睿被江南吴姓世族王氏等拥立为晋元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重建中央政府，改元建武，史称东晋（317～420）。
西晋时期，除建立西域长史府和乌孙、鲜卑等部管区之外，还划分了司州、豫州、兖州、冀州、并州、幽州、平州、秦州、雍州、凉州、梁州、益州、宁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交州、广州19个州。而设于今西南边疆的州有梁州、益州、宁州[191]、荆州、交州和广州，州下所设的郡，有梁州的巴郡（治所在今重庆市区），益州的江阳郡（治所在今四川泸州）、牂柯郡、朱提郡（治所在今云南昭通）、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宁州的云南郡（治所在今云南祥云）、建宁郡（治所在今云南曲靖）、兴古郡（治所在今云南砚山）、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荆州的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交州的合浦郡（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部）、武平郡（治所在今越南境内）、新都郡（治所在今越南境内）、九真郡（治所在今越南清化）、九德郡（即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荣市东），广州的临贺郡（治所在今广西贺州市南）、始安郡（治所在今广西桂林）、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柳州）、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郁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东北），共计21个郡。
东晋时期，疆域大大萎缩，仅设置徐州、扬州、豫州、江州、荆州、广州、交州、宁州8个州。其中位于今西南边疆的州，为荆州、广州、宁州和交州。这些州下设的郡，有荆州的武陵郡、临贺郡、始安郡，广州的苍梧郡、郁林郡、桂林郡、晋兴郡（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宁浦郡（治所在今广西横县南），宁州的牂牁郡、平蛮郡（治所在今贵州毕节）、夜郎郡（治所在今贵州关岭）、西平郡（治所在今广西西林）、朱提郡、建宁郡、兴古郡、建都郡（治所在今云南武定）、晋宁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梁兴郡（治所在今云南开远）、河阳郡（治所在今云南下关）、兴宁郡（治所在今云南姚安）、云南郡、西河阳郡（治所在今云南云龙）、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狄马），交州的合浦郡、交趾郡、武平郡、九真郡、九德郡、日南郡，共计29个郡。[192]与西晋时期比较，东晋时期的州有所减少，郡有所增多。这一现象表明，东晋中央政府对所能控制的州郡布局曾做出过重大的调整。
二 两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流动
两晋时期，不仅北方有大规模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胡内迁”现象，而且在今西南边疆也出现了民族移动。在此，笔者试以东晋人常璩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成书的《华阳国志》为视域，对分布于云贵高原包括今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在内的民族进行观察。据观察，蛮、夷、僚、濮、越“五夷”在今西南边疆是各自聚居一方的，其中，蛮居东北部与东部，夷（本为“戎”）居西北部与西部，僚、濮居中部，越居南部。
（一）蛮在东北部和东部的活动
三国以来尤其是两晋时期，以武陵郡为中心的西南边疆东北部与东部有蛮的活动。蛮被《华阳国志》混称为“蛮夷”，其活动被《巴志》《刘先主志》记录下来。据《巴志》：
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因表以宗为武陵太守，住南浦，诱恤武陵蛮夷，得裙蓉初附民。……迄吴平，巴东后省羊渠，置南浦。晋太康初，将巫、北井还建平，但四县。去洛二千五百里。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有奴、獽、夷蜑之蛮民。……涪陵县郡治。……诸县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193]
从《巴志》的记载来看，生活在武陵郡等西南边疆东北部与东部一带的蛮，民风淳朴，他们一直是两晋地方政府争取的对象。这些蛮支系清楚，有板楯蛮、奴、獽、夷蜑和濮、賨、苴、共、蟾夷等分支。早在蜀汉时期，当他们的平静生活受到东吴政权的冲击时，一度向蜀汉政权搬兵自救，留下了“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194]的记录。
（二）僚、濮在中部的活动
聚居于云贵高原腹心地区亦即今西南边疆腹心地区的僚、濮，在从益州到宁州的江南山地均留下了他们足迹。他们在《蜀志》的记录中又称僚僰，沿着穿越乌蒙山系、贯通长江与滇池的僰道，与滇、賨等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195]南中为僚、濮的主要聚居区，僚、濮在这里亦与部分夷、越交错杂居。僚、濮的这一分布格局，在《南中志》中有所反映。
朝廷以广汉太守魏兴王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遥举建宁董敏为秀才。郡久无太守，功曹周悦行郡事，轻敏，不下其板。逊至，怒，杀悦。悦弟秦臧长周昺合夷叟谋，以赵涛父混昔为建宁，有德惠，欲杀逊树涛。逊诛之，并杀涛。夷晋莫不惶惧。表钊为朱提太守，治南广，御李雄。时荒乱后，仓无斗粟，众无一旅，官民虚竭，绳纪弛废。逊恶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徼厌乱，渐亦返善。劳来不怠，数年克复。以五茶夷昔为乱首，图讨之，未有致罪。会夷发夜郎庄王墓。逊因此遂讨灭之；及讨恶僚刚夷数千落，威震南方。……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有穿鼻、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有大竹，名濮竹，节相去一尺，受一斛许。……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建宁郡治，故庲降都督屯也，南人谓之“屯下”。……谈槁县，有濮僚。伶丘县，主僚。……章武初，（永昌）郡无太守。值诸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义，表曰：“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以凯为云南太守，伉为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凯子祥太康中献光珠五百斤，还临本郡，迁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去故郡千里，遂与州隔绝。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蜻蛉县，有盐官、濮水。……兴古郡……多鸠僚、濮。……句町县，故句町王国也。其置自濮王，姓毋。[196]
从上述材料来看，在以宁州云南郡、建宁郡、永昌郡、兴古郡等郡县为中心的南中地区，聚居着大量的闽濮、越濮、裸濮、濮与濮僚、鸠僚。除此之外，还有越、僄越、身毒、上方夷、下方夷与之交错杂居。之所以形成“宁州之极西南”成为濮僚主要聚居区的格局，是因为蜀汉时期被迁居于云南、建宁两郡的“数千落”濮民的繁衍。繁衍之中遂有滇濮，他们在地域分隔上与闽濮存在差异。与此同时，僚在濮僚之中似乎最具反抗力，他们由此留下了比“刚夷”名誉更臭的“恶僚”名声。为了有效控制僰道一线东部的“恶僚”，两晋时期于此设置南夷府，由南夷校尉兼任宁州刺史。正因为此，才有王逊担任南夷校尉之后改革宁州人事制度之举，他一度对与夷叟、恶僚、刚夷一起图谋不轨的官员进行严惩。尽管如此，也无法改变僚在南有越族的情况向北挺进的态势。僚的北进，被《李特雄期寿势志》和《后贤志》无意捕捉到了。据记载：
晋康帝建元元年，寿卒，势立……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197]
侯馥，字世明，江阳人也。察孝廉，平西参军。……表馥为江阳太守，住江阳之沘源，抚恤蛮僚，克复江陵，清通长江。雄征东大将军李恭已在江阳。馥招降夷僚，修缮舟舰，为进取调。[198]
将上述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云贵高原北端蜀郡、江阳郡最初并没有僚的大规模的活动，但随着僚的北进，他们竟然与西进的蛮和东进的夷（本为“戎”）交错杂居在一起了。这样一来，为稳定地方，“抚恤蛮僚”和“招降夷僚”就成了晋朝地方官员的重要行政指标。
（三）夷在西北部与西部的活动
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的“华夷五方”结构性的图示中，东部为夷，南部为蛮，西部为戎，北部为狄。[199]今西南边疆本为蛮戎交会之区，但由于东夷从东部沿海的南进以及沿五岭的西进，因而这里就出现了夷。该夷族为司马迁《史记》所捕捉，遂有“西南夷”之说。西南各族称“夷”的传统似乎为常璩《华阳国志》所继承，他习惯在《华阳国志》之《蜀志》《南中志》和《先贤士女总赞上》等篇目中称今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以西的各族为“夷”，而不称其为“戎”。在此，笔者仍借用常氏的视野观察夷的活动。
及晋建西夷府，太守多迁为西夷校尉，亦迁益州刺史。……汶山郡[200]……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牛马、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也。……又讨叛鄙，降夷人，安种落，蛮夷率服。……（益州越雟郡）定筰县，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县在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201]
在此，常氏受两晋时期在西羌聚居地设置西夷府的影响，称益州这里的西羌及其混血为夷，而且是夷、狄、戎混淆不清，他称羌为羌胡、羌虏，显然把羌列入了北狄系列。好在他援引了各州郡以地名称夷的说法，这对于我们借助“夷种”了解两晋时期西夷府的管辖范围以及各民族支系交错杂居的情况提供了帮助。通过观察，位于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之交的两汉时期汶山郡和西晋时期益州汉嘉郡、越雟郡等一带的，有羌胡、羌虏、氐、笮夷、汶山夷、昆明夷，邛夷、摩沙夷等“六夷”和“九种之戎”。益州的这些“夷种”形态在宁州的动态描述中，似乎更为清晰：
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群，庲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咸宁五年，尚书令卫瓘奏兼并州郡。太康五年，罢宁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每夷供贡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属；其供郡县亦然。南人以为饶。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里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比喻物，谓之《夷经》。……部永昌从事江阳孙辨上南中形势：“七郡斗绝，晋弱夷强。加其土人屈塞，应复宁州，以相镇慰。”……夷愈强盛，破坏郡县，没吏民。……永昌元年，晋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阳尹奉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将军。奉威刑缓钝，政治不理。咸和八年，遂为雄弟寿所破获，南中尽为雄所有。惟牂柯谢恕不为寿所用，遂保郡，独为晋，官至抚夷中郎将、宁州刺史、冠军。……建宁郡治，故庲降都督屯也，南人谓之“屯下”。……味县，郡治。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永昌郡）值南夷作乱，闽濮反……[202]
在常氏的动态描述中，宁州亦即三国时期的南中为夷越之地。这里是僚濮、夷越等各民族交错杂居之地，处于两晋时期南夷府的控制之下。南夷府所统的“五十八部夷族”，有大种（昆）与小种（叟）之别，头部装饰具有“曲头，木耳环，铁里结”的特征，动辄乐意在明月社盟誓，他们已有自己的管理者及文字成果，平时虽然向南夷和郡县交纳贡赋，但必要的时候也会乘机“作乱”，并引其他民族族系的响应。主要分布于汶山、汉嘉、永昌、建宁诸郡的这些西羌混血的种种表现，造成了南夷府难以控制的“晋弱夷强”的局势，进而也为他们赢得了“刚夷”的名声。每遇这些“刚夷”“倡乱”之时，则“南疆”形势会变得急剧恶化。
蛮夷猾扰，倡乱南疆。子恭要传，丑秽于攘。杨竦，字子恭，成都人也。元初中，越巂、永昌夷反，残破郡县，众十余万。刺史张乔以竦勇猛，授从事，任平南中。竦先以诏书告喻，不服，乃加诛。杀虏三万余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万，降夷三十六种；举正奸浊长吏九十人，黄绶六十人。南中清平。会被伤卒。乔举州吊赠，列画东观。……永昌、越巂夷谋欲反……[203]
从这则材料可知，北自越巂郡南至永昌郡的“夷变”，空间定位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之交的僰道一线的西部，他们之中仅“三十六种”就能出兵“众十余万”，对郡县的冲击力及破坏力极强。这“三十六种”夷占据“五十八部夷族”的62％以上，具有强大的凝集力和感召力。
（四）越在南部的活动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遂成为立国之本。刘备为获得这样的人才，与其“桃园三结义”的兄弟一道“三顾茅庐”，最后见到了旷世奇才诸葛亮。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谈到了今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格局：“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天下孰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204]可见在诸葛亮精准的战略思考中，他对西南边疆民族格局的认识十分清晰，即西部为“戎”，南部为“夷、越”，并且认为包括越族在内的这些西南民族均为刘备争夺天下不可或缺的资源。然而这些多民族聚居区在常璩眼里，基本被视为九服之外的要服、荒服之地。正因为此，他对南中之外的两晋时期的越族基本不做记录。唯一的记录是：“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然，要荒之俗，不与华同。……交趾虽异州部，事连南中，故并志焉。”[205]这对于笔者观察两晋时期越族的活动，无疑是一个缺憾。不过，借助该记录还是能使人感觉到，交州包括交趾郡在内的越族诸郡的习俗，与中原汉族存在差异。
三 两晋时期西南边疆边郡属国制的改革
两晋时期，在内地继续实行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然而对三国时期蜀汉和东吴设置于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边郡属国制进行了改革。这种所谓的改革，既是指两晋中央政府改变了边郡制又是指它们革除了属国制。
（一）边郡制的改变
两晋时期边郡制的改变，主要是吸取了蜀汉政权庲降都督管理的成功经验，即在过去庲降都督管理的基础上另外设置西夷府，随之又改庲降都督为南夷府。两府设置以后，加强了对以“羌夷”为首的西南边疆民族的控制。据《华阳国志》的《蜀志》《南中志》和《大同志》之所记：
及晋建西夷府，太守多迁为西夷校尉，亦迁益州刺史。[206]
（太康）三年（282），更以梁、益州为轻州，刺史乘传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州别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长史、司马。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廉良。[207]
太康五年（284），罢宁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每夷供贡南夷府，入牛、金、旃、马，动以万计，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属；其供郡县亦然。南人以为饶。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永昌元年（322），晋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阳尹奉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将军。奉威刑缓钝，政治不理。咸和八年（333），遂为雄弟寿所破获，南中尽为雄所有。[208]
从上述三条记载来看，西夷府和南夷府分别设置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和五年，西夷校尉和南夷校尉均由各郡太守中选拔，分别迁任益州刺史和宁州刺史，各自管理蜀地和南中军政事务，他们拥有荐举本州各郡县秀才、廉良为官之权，同时也是各夷族的都监。也就是说，在益州和宁州各郡县，凡是与西南边疆民族有关的军事、行政和文化教育事务，统归西夷府和南夷府管理。
管理之下，境内的蛮、僚、濮、夷等西南边疆民族，如前所言，需要向夷府以及所在的郡县缴纳贡赋，甚至被编入蛮军参与屯据、戍守、征战。[209]不过其管理并不严格，诸如“奉威刑缓钝，政治不理”而导致辖地丧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正因为此，有人认为这只是“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210]。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公允的。
（二）属国制的废除
西晋从建国初期起，在今西南边疆逐步掀起势不可挡的“属国郡县化”潮流。在这一潮流中，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日南属国改为日南郡，下领的卢容县划归日南郡管辖。[211]与此同时，据沈约依据《太康地志》所云：“晋改合浦属国都尉，立郡。”[212]这样一来，从西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延续四百余年的早期属国制度最终在西南边疆南部极边的交州，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早期属国制度之所以在两晋时期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是因为：（1）国家控制力孱弱，难以守土，更难以形成开疆拓土的影响力。两晋时期的139年间，疆域极速萎缩，其根源在于官员的贪腐以及国家政权机关与边疆少数民族群体的关系没能处理稳妥。（2）在封王、封爵、封侯等分封问题上过于泛滥。为了强化政治人和政治实体的力量，两晋时期对上自皇族下至走卒的体系内人员大加分封，进而导致内郡与边郡官民的心态严重失衡。（3）分县设州置郡过于率性随意。两晋时期，为了安置有勋爵的官员，在县级行政区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大肆分州置郡，导致一、二级行政区的新设极为频繁。（4）外服的内服化过于急躁。体系内关键人员安置上所导致的边郡与内郡数量的严重不足，最终关联到外服的内服化。这里有借周王饮酒自娱说事的两晋文本《尚书·酒诰》记录为证：“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213]这等于说外服虽然自在，但不如内服体面。为求有体面的安置，需要人为地划外服之地为内服之地。
小结：两晋时期，在极速萎缩的疆域内，州有所减少，郡有所增多，它表明中央政府对所能控制的州郡布局曾做出过重大调整。在有限的州郡内，西南边疆的云贵高原腹心地区出现了民族流动，它主要是蛮、夷、僚、濮、越“五夷”在各自聚居一方的基础上，形成了从高原向盆地的北向流动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两晋中央政府设置夷府试图改变这一局势，结果又起到相反效果。与云贵高原腹心地区益州与宁州一带的民族控制与反控制不同，西南边疆极边的交州形成了属国的郡县化潮流，它使延续四百余年的早期属国制度被迫宣告结束。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南北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南朝中央政府为了借助境内的蛮左、俚（越）族和僚（獠）族来阻挡北朝的南进，一度设置左郡左县、俚州俚郡俚县和僚州僚郡僚县等特殊行政区，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这些郡县的长官，赋予行政自治权。
一 南北朝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
自从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发生“刘裕代晋”的政治事件之后，南方原东晋疆域依次出现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四个朝代，它们被称为南朝。与此同时，北方原十六国区域则相继出现北魏（398～534）、东魏（534～550）、西魏（535～557）、北齐（550～577）、北周（557～581）四朝，被称为北朝。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420～589）。
南朝的疆域是以东晋为基础的，其北部疆界大致以秦岭、黄淮一线以南为界，不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变化。
（一）刘宋时期的疆域
刘裕北伐以后，将疆界推进到大巴山、秦岭、黄河、渤海一线以北地区，疆域较东晋有所扩大。之后北魏反击，刘宋的疆域又回复到东晋时期原有的状态，大致以秦岭、淮河、山东半岛一线为界。到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时，刘宋在疆域内设置扬州、南徐州、徐州、南兖州、兖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幽州、荆州、雍州、梁州、秦州、郢州、湘州、益州、宁州、广州、交州21州，管郡251个，领县1283个。其中，设置于今西南边疆的为广州、越州、交州、郢州、湘州、益州、宁州7个州。
（二）萧齐时期的疆域
萧齐时期的疆域与刘宋后期相同，其北疆大致位于大巴山脉、秦岭、淮河一线以南。齐明帝建武四年（497）时，设置扬州、南徐州、豫州、南豫州、南兖州、北兖州、北徐州、青冀州、江州、荆州、司州、雍州、宁蛮府、梁州、秦州、广州、交州、越州、郢州、湘州、益州、宁州22州，下管373个郡，领1444个县。其中，设置于今西南边疆的为广州、越州、交州、郢州、湘州、益州、宁州7个州，下设的郡有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的齐熙郡（治所在今广西融水）、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柳州）、晋兴郡（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宁浦郡（治所在今广西横县）、郁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永平郡（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越州（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一带）的北流郡（治所在今广西北流）、陆川郡、南流郡（治所在今广西玉林）、定川郡、龙苏郡、封山郡、合浦郡、临漳郡、安昌郡、北梁郡、盐田郡、高兴郡、齐康郡（治所在今广西徐闻），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的宋寿郡（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一带）、宋平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一带）、武平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一带）、新昌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一带）、九真郡（治所在今越南清化西北）、九德郡（治所在今越南荣市），郢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的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湘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的营阳郡（治所在今湖南道县）、始安郡（治所在今广西桂林）、临贺郡（治所在今广西贺州市），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的涪陵郡（治所在今重庆涪陵南）、巴郡（治所在今重庆市区）、东江阳郡（治所在今四川泸州纳溪区南）、越嶲僚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宁州（治所在今云南陆良）的南广郡（治所在今四川盐津）、北朱提郡、永宁郡、云南郡（治所在今云南永胜）、西河阳郡（治所在今云南云龙）、西阿郡（治所在今云南大理一带）、东河阳郡（治所在今云南大理一带）、兴宁郡（治所在今云南大姚）、建都郡（治所在今云南武定）、夜郎郡（治所在今贵州关岭）、东朱提郡（治所在今贵州六盘水）、南牂柯郡（治所在今贵州凯里一带）、西平郡（治所在今广西广南北部）、梁水郡（治所在今云南开远）、益宁郡（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安宁郡（治所在今云南昆明）、晋宁郡（治所在今云南滇池）、建宁郡（治所在今云南陆良）、永昌郡、兴古郡（治所在今云南文山）。[214]
（三）南梁时期的疆域
南梁初期一度趁北魏衰弱向北拓展疆域，几近恢复到刘宋初期的状态。在此基础上，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设置扬州、东扬州、南徐州、南兖州、北兖州、泾州、武州、西徐州、东徐州、南谯州、豫州、南豫州、湘州、霍州、北徐州、安州、安丰州、义州、汴州、仁州、睢州、潼州、建州、光州、西豫州、淮州、朔州、郢州、湘州、沙州、楚州、华州、南荆州、陈州、青冀州、南北二青州、江州、广州、衡州、嬴州、新州、高州、成州、建州、双州、静州、黄州、崖州、兴州、利州、明州、荆州、宜州、新州、北新州、北郢州、定州、土州、富州、洄州、泉州、濠州、应州、义州、北江州、北司州、南司州、雍州、宁蛮府、北梁州、东梁州、南洛州、洵州、岐州、绥州、益州、东益州、北益州、南梁北巴州、黎州、华州、巴州、东巴州、渠州、邻州、信州、西益潼州、绳州、万州、并州、罗州、合州、石州、东宁州、龙州、南定州、桂州、安州、越州、交州、爱州、德州、郢州、湘州、戎州、泸州、雟州、宁州109州，下管郡405个。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后，在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前后攻击下，加之西南边疆宁州爨氏势力的兴起，南梁的疆界北至长江一线，西至今宜昌、吉首、铜仁、河池、百色、靖西、河口一线，南至海南岛和越南宣化[215]一线。上述各州，设于今西南边疆的有罗州、合州、石州、东宁州、龙州、南定州、桂州、安州、越州、交州、爱州、德州、郢州、湘州、戎州、泸州、雟州、宁州18个州。
（四）南陈时期的疆域
南陈时期基本维持着南梁后期疆域状态，它是南朝疆域最小的王朝。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时，南陈设置扬州、吴州、东扬州、丰州、南徐州、南豫州、北江州、吴州、江州、巴州、湘州、武州、荆州、雍州、祐州、信州、广州、新州、高州、东衡州、西衡州、崖州、宜州、利州、明州、郢州（沅州）、南合州、罗州、越州、桂州、东宁州、成州、静州、建州、双州、石州、南定州、安州、龙州、黄州、兴州、交州、爱州、德州44州，下管145个郡，领568个县。其中，设于今西南边疆的有郢州（沅州）、南合州、罗州、越州、桂州、东宁州、成州、静州、建州、双州、石州、南定州、安州、龙州、黄州、兴州、交州、爱州、德州等19个州。[216]
值得指出的是，南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之后，分布于今西南边疆的南朝疆域，被北周兼并而去。北周在这些地方，设置了戎州（治所在今宜宾，下管六同郡）、泸州（治所在今泸州，下管东江阳郡）、西宁州（治所在今西昌，下管宣化郡、定筰镇）、恭州（治所在今昭通）、南宁州（治所在今曲靖，下管益宁［今云南昆明］）、濮部（在今腾冲、瑞丽、沧源、西盟、景洪、勐腊、普洱、元江、景东、昌宁一带）等6个州部。[217]做一对比可以看出，北周在今西南边疆的这些州郡设置密度是很难赶得上官满为患的南陈的州郡设置密度的。
总之，南朝的疆域在朝代的演替中越来越小，其中，刘宋时期疆域最大，萧齐时期有所萎缩，南梁时期出现回复，南陈时期疆域最小。与疆域越来越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州郡等行政区的设置越来越密。
二 南北朝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今西南边疆在南北朝时期分布着蛮左、俚、僚等少数民族群体，其分布由于当时少数民族郡县的设置一直成为学者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在此，笔者拟从南北朝时期的原始材料出发，逐一解读“蛮左”、俚族和僚族的分布问题。
（一）“蛮左”的分布
南北朝时期的蛮族，被称为“蛮左”。然而，历代学者对其含义不甚其解。[218]其实，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必然要依据当时人的材料回归当时的历史场景并追溯该词的词源，如此，方能破解“蛮左”的真正含义。“蛮左”一词，首出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219]
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山即蕲柳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历蕲山，出蛮中，故以此蛮为五水蛮。五水谓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蕲水其一焉。蛮左凭居，阻藉山川，世为抄暴。宋世沈庆之于西阳上下，诛代蛮夷，即五水蛮也。[220]
上述两则史料，均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武陵郡、江夏郡两个郡。这两个郡在与北魏同时代的南朝各代，均隶属于郢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从上述材料来看，“五溪”和“五水”分别位于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常德）的武陵山以及江夏郡（治所在今湖北武汉）的蕲柳山（属于大别山山系）以南。这两条水系，蕲水（又称浠水）自东北而西南直接流入长江，而作为沅水支流的“五溪”则经洞庭湖最终自北而南流入长江。郦道元之所以将这里夹溪水而居的蛮族称之为“蛮左”，就是根据两水的山水地理形势而说的。在古人的地理文化传统中，不仅称山北水南为阴而且称山南水北为阳。地理上的阴阳与人群的阴阳相匹配，从而区分出了女性与男性，如此产生男左女右或者男尊女卑的联想。因为在朝堂的君臣礼仪中，作为立南朝北的臣子面对坐北朝南的君王，立于左侧的文臣为尊，而立于右侧的武将为卑。人郡中的左尊右卑之分被引入了西南边疆民族的区分之中，如此方有“蛮左”与俚、僚的区分。
北魏郦道元从山水地理形势出发而创造的“蛮左”一词，被北齐人魏收所撰的《魏书》所袭用。据《魏书》之《韦彧传》和《辛雄传》记载：
（韦）缵弟彧，字遵庆，亦有学识。解褐奉朝请，迁太尉骑兵参军。出为雍州治中，转别驾。入为司徒掾，寻转散骑侍郎。稍迁平远将军、东豫州刺史。彧绥怀蛮左，颇得其心。蛮首田益宗子鲁生、鲁贤先叛父南入，数为寇掠。自彧至州，鲁生等咸笺启修敬，不复为害。彧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乃表立太学，选诸郡生徒于州总教。又于城北置宗武馆以习武焉。境内清肃。[221]
时诸方贼盛，而南寇侵境，山蛮作逆。肃宗欲亲讨，以荆州为先，诏（辛）雄为行台左丞，与前军临淮王彧东趣叶城，别将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进，彧师已次汝滨。北沟求救，彧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众已集，蛮左唐突，扰乱近畿，梁汝之间，民不安业，若不时扑灭，更为深害。王秉麾阃外，唯利是从，见可而进，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专裁。所谓臣率义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后有得失之责，要雄符下。雄以驾将亲伐，蛮夷必怀震动，乘彼离心，无往不破，遂符彧军，令速赴击。贼闻之，果自走散。[222]
上述材料是说韦彧担任东豫州刺史后，推行文化羁縻政策，强化文治武功，赢得境内少数民族头领的拥戴，最后取得了东豫州稳定与发展的良好效果。与韦彧面临的状况不同，荆州蛮左（山蛮）突然起事之后，攻城略地，导致相邻的梁、汝等州民心不稳，而临淮王彧却不予以施救，为此，行台左丞辛雄说服临淮王进兵，最后平定了蛮左（山蛮）的骚乱。表面看来，这里只是州郡官员与蛮民互动关系上故事。事实上，透过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到，荆、梁、汝等州有山蛮活动，而且至少在东魏、西魏眼里这些山蛮就是指“蛮左”。
与北朝的人不同，南朝时期的人并不称蛮族为“蛮左”。这在南梁时期沈约所撰的《宋书》和肖子显所撰的《南齐书》中有所反映。
（元嘉二十二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骏讨缘河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223]
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224]
刘道产，彭城吕人，太尉咨议参军简之子也。……袭父爵晋安县五等侯。……元年，除宁远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黄公生、任肃之、张石之等并护纵余烬，与姻亲侯揽、罗奥等招引白水氐，规欲为乱。道产诛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余党。还为彭城王义康骠骑中兵参军。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关中流民前后出汉川归之者甚多。六年，道产表置陇西、宋康二郡，以领之。七年，征为后军将军。明年，迁竟陵王义宣左将军咨议参军，仍为持节、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十三年，进号辅国将军。十九年，卒，追赠征虏将军，谥曰襄侯。道产惠泽被于西土，及丧还，诸蛮皆备衰绖，号哭追送，至于沔口。……道产弟道锡，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为氐寇所攻，道锡保城退敌，太祖嘉之。……初，氐寇至，城内众寡，道锡募吏民守城，复租布二十年。……二十一年，迁扬烈将军、广州刺史。[225]
先是，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远蛮悉归怀，皆出缘酒为村落，户口殷盛。[226]
南陈左郡太守，少帝景平中省此郡，以宋民度属南梁、汝阴郡，而《永初郡国》无，未详。孝建二年以蛮户复立。分赤官左县为蓼城左县。领县二。乐疑大明八年，省郡，即名为县，属陈左县。[227]
（荆州）武宁太守，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蛮立。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匹。乐乡令，晋安帝立。长林男相，晋安帝立。[228]
（沈）攸之围郢城，（刘）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破贼前锋公孙方平军数千人，收其器甲。[229]
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阳蛮梅虫生为高山侯，田治生为威山侯，梅加羊为扞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蛮封应在解例……以治生为辅国将军、虎贲中郎，转建宁郡太守，将军、侯如故。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司州蛮引虏攻平昌戍……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荆州刺史豫章王遣中兵参军刘伾绪领千人讨勉德，至当阳，勉德请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阳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远遂逃窜。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其武陵酉溪蛮田思飘寇抄……蛮自后断其粮。……蛮众以城降。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三年，湘川蛮陈双、李答寇掠郡县，……五年，雍、司州蛮与虏通，助荒人桓天生为乱。六年，除督护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驷路为试守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宁朔将军田驴王为试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蛮也。九年，安隆内史王僧旭发民丁，遣宽城戍主万民和助八百丁村蛮伐千二百丁村蛮，为蛮所败……西阳蛮田益宗……叛投虏，虏以为东豫州刺史。……蛮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贼焉。……交州斗绝海岛，控带外国，故恃险数不宾。……史臣曰：书称蛮夷猾夏，盖总而为言矣。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扨积王府。充斥之事差微，声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怀远，其在此乎？赞曰：司、雍分疆，荆及衡阳。参错州部，地有蛮方。东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远，极泛溟沧。非要乃贡，并亦来王。[230]
上述材料，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南朝南梁时期史家无意中陈列出来的与蛮族事务相关的各种称谓。从称谓所涉及的州来看，有雍州、豫州、南豫州、荆州、宁州、司州、湘川、郢州，其中雍州涉及最多；从所涉及的郡来看，有南陈左郡、武宁郡、建宁郡、武陵郡等；从所涉及的蛮族名称来看，有以地名及自然环境命名的酉阳蛮、南襄城蛮、北上黄蛮、黔阳蛮和缘河蛮、白水氐、武陵酉溪蛮、山蛮，有以州命名的司州蛮、湘川蛮、雍州蛮、郢州蛮，以及以聚落命名的八百丁村蛮、千二百丁村蛮等。这些包括蛮族组织在内的边疆民族群体一般被称为蛮夷、氐寇、远蛮、蛮汉军、蛮、虏、南夷、东夷，没有被称为“蛮左”的。它们固然分布于“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及其周边的山谷之中，但在宁州、豫州、南豫州也有分布。其中，分布于秦岭、淮河一线与长江之间的有雍州、司州和豫州，跨长江南北的有荆州、郢州和南豫州，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则有宁州。
既然南朝不称蛮族为“蛮左”，那么在距南朝不远的东晋末年本地人是否有称“蛮左”的现象呢？不妨依据东晋义熙元年（405）刻石的现竖立于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学校园内的《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的墓志铭作一考察。
君讳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也。君少禀瑰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九皋唱于名响，束帛集于闺庭。抽簪俟驾，朝野咏歌。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情恸发中，相与铭诔。休扬令终，永显勿剪。其词曰：
山岳吐精，海诞陼光。穆穆君侯，震响锵锵。弱冠称仁，咏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宫宇数仞，循得其墙。馨随风烈，耀与云扬。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庶民子来，挚维同响。周遵绊马，曷能赦放。位才之绪，遂居本邦。志业方熙，道隆黄裳。当保南岳，不骞不崩。享年不永，一匮始倡。如何不吊，歼我贞良。回抱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于穆不已，肃雍显相。永惟平素，感恸忾慷。林宗没矣，令名遐彰。爰铭斯诔，庶存甘裳。呜呼哀哉！
大亨四年岁在乙巳（405年）四月上恂立
该墓志铭刻制时距东晋灭亡仅15年，然而其内容只是叙及爨府君在宁州建宁郡的出生地、担任建宁太守的政绩以及去世时的年纪，而未言及蛮族以及“蛮左”等事务。可见在爨府眼中，蛮汉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唐朝时期，唐人所修的有关南朝的史籍开始出现“蛮左”之称谓。唐人姚思廉等所撰的《梁书》《陈书》和魏徵所撰的《隋书》均叙及“蛮左”。
（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231]
荆雍之界，蛮左数反。[232]
南郡、夷陵、竟陵、河阳、玩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233]
从上述三则史料来看，唐代史家所提及的“蛮左”集中分布于益州北部（武宁郡）、荆州与雍州交界处和雍州、郢州、江州一带。他们的记录与南朝史家有别的，就是益州、江州一带也出现了“蛮左”。这仅为正史的记载。而在唐代及北宋初年的私人著述中，如梁载言撰《十道志》和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仍不称蛮族为“蛮左”。《十道志》载：“‘晋魏以还，蛮僚恃险抄窃，乍服乍叛’是也。至齐，彼夷或来纳款，因为越巂僚郡以统之。”[234]《太平寰宇记》载：“汉置越巂郡，后汉至晋宋皆因之，不朝贡。”[235]越巂郡虽在刘宋、萧齐时属益州，南梁时属巂州，但上述两个文本并不认为越巂郡的蛮僚就是“蛮佐”。
唐人所修的北朝史籍更是大量叙及“蛮佐”。据唐人令狐得棻所撰《周书》和李延寿所撰《北史》记载：
出为利州总管、利沙方渠四州诸军事。沙州氐恃险逆命，（赵）刚再讨服之。方州生僚自此始从赋役。刚以伪信州滨江负阻，远连殊俗，蛮左强犷，历世不宾，乃表请讨之。诏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仪同十人、马步一万往经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刚初至，渠帅惮其军威，相次降款。后以刚师出逾年，士卒疲弊，寻复亡叛。[236]
（保定）五年，（乐）逊以年在悬车，上表致仕，优诏不许。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邑四百户。民多蛮左，未习儒风。逊劝励生徒，加以课试，数年之间，化洽州境。蛮俗生子，长大多与父母别居。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237]
郭彦，太原阳曲人也。……彦少知名。周文帝临雍州，辟为西曹书佐。累迁虞部郎中。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除帅都督。以居郎官著称，封龙门县子，进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书，仍以本兵从柱国于谨南伐江陵。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伯。六官建，拜户部中大夫。周孝闵帝践祚，出为沣州刺史。蛮左生梗，不营农业。彦劝以耕稼，人皆务本，亡命之徒，咸从赋役。先是，以沣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自彦莅职，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238]
“梁遣将围广陵，楚城诸蛮，并为前驱”。[239]
上述四则材料，初步反映了分布于信州、湖州、澧州（郢州）、荆州的“蛮左”的一些性格特点，以及这些州郡的官员对之所做的生活方式改变方面的努力。处于南北朝交接地带深山河谷的“蛮左”社会，风习迥异于中原，具有强犷、历世不宾、未习儒风、不营农业等地域特点。正因为此，这些聚居于大别山区、武陵山区与淮河上源、汉水流域、澧水流域等地的山蛮群体往往被地方政府征用为兵，稍加训练之后投入战场进行作战。
可见，“蛮左”是一种南北朝的北朝人对南朝少数民族群体的他称，这种称谓被纂修南北朝史籍的唐朝史家所袭用，这样才被延传下来。“蛮左”主要是指聚居于东至大别山一线，南至武陵山、雪峰山和乌蒙山一线，西至大巴山一线，北至秦岭一线等深山河谷的山蛮群体。南北朝时期，在这些山蛮聚居地分设了荆州、湘州、雍州、郢州（澧州）、司州、宁州、豫州、南豫州、信州、湖州等州郡，按照元朝人胡三省的说法就是设置了左郡。[240]
（二）俚族、僚族的分布
如果说聚居于左郡的山蛮可以称为“蛮左”的话，那么，生活于俚郡的少数民族群体就能称之为俚族。据南梁时期肖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反映，萧齐时期曾在越州（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一带）设置过吴春俚郡。[24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吴春俚部的治所目前仍无法准确定位。按照胡阿祥等学者说法，该俚郡分布于今广西玉林地区及钦州地区东部，或者分布于今广西钦州和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或在广东的吴川。[242]如果抛开地望不谈可以肯定的是，吴春俚郡分布于五岭以南的越族地区。换言之，俚族分布于岭南，俚族其实就是指越族。
僚族相对于俚族，在南北朝的典籍中记录较多。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南梁李膺《益州记》记载：
又东南过巴郡阆中县。巴西郡治也……其水东北，经武都、阴平、梓潼、南安入汉水。汉水又东南，经津渠戍东，又南径阆中县东。阆水出阆阳县，而东经其县南，又东注汉水。……汉水又东南，得东水口，水出巴岭，南历僚中，谓之东游水。李寿之时，僚自牂柯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其水西南，经宋熙郡东，又东南经始平城东，又东南，径巴西郡东，又东入汉水。汉水又东，与濩溪水合，水出僚中，世亦谓之为清水也。东南流，注汉水。汉水又东南，经宕渠县东，又东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南郑县巴岭，与盘余水同源派注……水出东北小巴山，西南注之。又东南流，经宕渠县，谓之宕渠水。[243]
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纵旁郡户三千以上，以实成都。又从牂柯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獠遂挨山旁谷与土人参居。居家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居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244]
从上述两则材料看来，僚（獠）在西晋及其以前主要聚居于益州的牂柯郡，东晋十国时期从今云贵高原东部被迁徙于今四川盆地周边，到了南朝时才广布于今四川盆地的北部和西北部一带。正因为此，南齐时期为了有效地治理这些僚族，曾在益州的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带设置了宕渠、越巂、沈黎、甘松、始平等大量的僚郡。[245]
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的“蛮左”是关注度最高和分布面积最广的民族，其次是俚（越）族，再次是僚（獠）族。今西南边疆的山地民族分布格局如下：两湖平原和南阳盆地周边山地分布着“蛮左”，岭南的丘陵和半岛地带分布着俚（越）族，四川盆地的周边分布着僚（獠）族。他们呈“蛮左”居东、俚（越）族居南和僚（獠）族居北的半环形态势聚居于今云贵高原周边。
三 南北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制度革新
南朝时期尤其是刘宋、萧齐时期，中央政府对分布于今西南边疆各州的蛮左、俚、僚等少数民族群体的治理，采取了一套军事与行政并行的管理系统。军事方面是继承两晋时期的传统，在州级行政区设置由皇室担任的中郎将（如平越中郎将）和由郡太守升任的校尉（如宁州的镇蛮校尉、益州的平蛮校尉、荆州的南蛮校尉、雍州的宁蛮校尉等），在州以下的郡级行政区设置护军（如武陵郡的安远护军、豫州各郡的镇蛮护军）和督护（如广州各郡的西江督护、南江督护和南江督护），由他们分别兼任州刺史和郡内史、郡太守。[246]行政方面主要是在以往边郡制度基础上进行革新，区分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分别设置左郡左县、俚州俚郡俚县和僚州僚郡僚县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在“蛮左”、俚（越）族和僚（獠）聚居区，分别设立左郡左县制、俚州俚郡俚县制和僚州僚郡僚县制。
（一）“蛮左”聚居区左郡左县制的建立
（1）根据南梁时期沈约所撰的《宋书·州郡志》和肖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州郡志》显示，左郡左县首见于刘宋时期，在萧齐时期有所增多，在南梁和南陈时期迅速消失。一是刘宋时期。刘宋时期至少在宋少帝景平年间（423～424），开始高置左郡左县。据《宋书》记载：“南陈左郡太守，少帝景平中省此郡，以宋民度属南梁、（南）汝阴郡。……孝建二年以蛮户复立。”[247]这表明设置最早的左郡，当为南陈左郡。整个刘宋时期，共设置豫州的南陈、边城、光城、司州的东随安、安蛮、荆州的宋安、郢州的建宁等7个左郡，以及赤官、蓼城、吕亭、蕲水、东安、建陵、阳唐、阳城、乐化、太湖、始新等40个左县。[248]刘宋的左郡左县主要设置于元嘉、孝建、大明、泰始时期，其中宋文帝元嘉时期设置最多，仅元嘉二十五年（448）准备北伐的这一年，就设置了27个左县。二是萧齐时期。萧齐时期新增方城、北遂安、南新阳、新平、宜人、建安、永宁、东新安、新城、围山、北淮安、南淮安、齐通、齐开等26个左郡，以及义安、东义阳、建陵等71个左县。到萧齐末年，左郡的数量据《南齐书·州郡志》统计，司州12个、豫州1个、雍州宁蛮府领12个、益州2个、郢州6个，共33个；左县共111个，其中：司州16个、豫州6个、雍州66个、郢州21个、江州1个、湘州1个。这些左郡左县多建于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具体是为了安置降附和归附的“蛮左”。[249]三是南梁和南陈时期。南梁和南陈时期左郡左县被完全内化为正郡，正因为此，左郡左县之名不再见于史载。据胡阿祥先生对南梁时期的观察，当时一些左郡左县被改为正郡，如齐通左郡、建宁左郡、北随安左郡和东随安左郡就被分别改为齐通郡、建宁郡、北随郡和东随郡。不仅如此，为了袭扰北朝的南部边境，南梁中央政府任命“蛮左”酋帅为太守甚至是刺史，如田清喜和田官德被分别任命为沔东和边城的郡太守，而雷乱清、田鲁生、田鲁贤、田超秀、文子荣、文僧明则分别担任兖州、北司州、北豫州、定州、荆州、义州的州刺史。[250]不过，这些被内化的州郡是区分等次的。据后来北宋时期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
（梁武帝大同五年己未）散骑常侍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牂柯，南平俚洞，纷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贡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太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251]
上述这则材料所显示的，是南梁武帝时期的州是区分为五等。包括今西南边疆范围内的各州，属于五等中的下等，基本上属于虚设，多是有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之名而无土地和人民。
（2）如前所言，南朝时期的上述左郡左县，基本分布于荆州、湘州、雍州、郢州（澧州）、司州、宁州、豫州、南豫州、信州、湖州等州，这些州可能是因为北伐触动等原因，竟然成了山蛮“蛮左”北向迁徙后的主要聚居区。那些山蛮群体，集中分布于东至大别山一线，南至武陵山、雪峰山和乌蒙山一线，西至大巴山一线，北至秦岭一线的深山河谷之中。以山蛮群体为基础布局左郡左县，可以说是南朝对北朝的一种战略防御布局。这种布局规模在刘宋时期相对较小，在萧齐时期相对较大，到了南梁和南陈时期便极速丧失。[252]
（3）“蛮左”聚居区实行三种制度。一是中央管理左郡左县的制度。南北朝时期，南朝像以前各朝一样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剿抚并用”之策。一方面，对被迫归降的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移京邑，以为营户”[253]的处置政策，另一方面，对主动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采取设左郡左县予以安置的政策。它可以从左郡左县冠以始新、乐安、开化、宋安、安蛮、慕化、仰泽、归德、东安、西安、南安、义安、乐化、遂安、新平、永宁、齐通、齐开等抚慰型名称，[254]可以初步得到证实。两种政策均有一个共同点，即尽量将蛮左迁出原居地，异地安置。在异地安置中，南朝中央政府管理左郡左县的制度是鼓励与北朝交界或相距不远的各州招抚蛮左，并以郡县行政的制度形式集中安置前来归附的蛮左及其各个支系。其安置之法，是以部族或部落聚居地的大小为左郡左县的行政区划。正因为此，左郡左县的规模普遍较小。表面看来，刘宋时期的左郡一般下领一至四县，个别领有七县，萧齐时期的个别左郡如东新安左郡甚至下领九个县，似乎左郡左县规模很大。其实这些左郡左县内部的户口普遍较少，如边城左郡“领县四。户四百一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255]。也就是说，平均一县仅104户、620人。在左郡左县中，南朝中央政府任命蛮左的豪酋、渠帅为左郡太守和左县令，行使本民族的自治权。这在《南齐书》有一定程度的反映：“（永明）六年（488），除督护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驷路为试守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宁朔将军田驴王为试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蛮也。”[256]这些蛮左以户为单位向中央政府“输谷”和提供兵员，不过负担较轻。据成书于唐朝的典籍《通典》《南史》记载：“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人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257]这是说蛮左向中央政府提交赋役不仅很轻而且时有时无。蛮左向中央政府提供的蛮兵，主要用于攻打北朝和平定南朝内部的内乱。二是左郡左县制约左郡左县的契约。由于蛮左系由经制州郡长官招抚而来，左郡左县是以迁出的部族或部落为基础划地设置的，左郡之下蛮左支系的多少决定下领各县的数量大小，因而左郡左县之间多无直接的领属关系，它们仅接受经制州郡长官监察，并通过他们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以蛮攻蛮”。[258]至于未从原居地迁出的蛮左，则由州一级的校尉如宁州镇蛮校尉、益州平蛮校尉、荆州南蛮校尉、雍州宁蛮校尉，以及郡一级的护军如武陵郡安远护军、豫州各郡的镇蛮护军，进行武力威慑或者军事监控。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校尉、护军与左郡左县在时间与地域上不相重复的局面。三是左郡左县管理蛮左的制度。左郡左县是专为招抚而来的蛮左设立的特殊行政区，南朝中央政府除以蛮酋为太守、令长提取赋役外，并不干预蛮左的内部事务。太守、令长仍按原居地的经济形态、语言文化习俗、社会组织形式、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治理蛮左，实行“因俗而治”。
（二）俚（越）族聚居区俚州俚郡俚县制的设立
南朝中央政府除在蛮左聚居区设置左郡左县外，还在俚（越）族聚居区设置俚州俚郡俚县。
设置的过程与范围。刘宋末年析交州、广州之地设立越州，这是南朝历史上所设的第一个俚州也是最后一个俚州。萧齐永明六年（488），越州设置吴春俚郡，下无属县。[259]进入南梁以后以至于南陈，俚郡俚县与左郡左县、僚郡僚县均不再见于史载。
具体制度方面，俚郡俚县除赋役名称不同外，其他管理制度悉同于左郡左县。其所承担的赋役，一为进贡土特产的“贡献”，二为输财赎罪的“租妓”。[260]
（三）僚（獠）聚居区僚郡僚县制的设置
僚郡僚县的设置，仅见于萧齐时期。这些僚郡分布于益州，具体有东宕渠僚郡（领宕渠县、平州县和汉初县，治所在今重庆合川区）、越巂僚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沈黎僚郡（领蚕陵县，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甘松僚郡（治所在今四川茂县北迭溪）、始平僚郡（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县西北花园）。[261]它们分布于四川盆地及其西部山地，其中的东宕渠僚郡、越巂僚郡和沈黎僚郡分别由东宕渠郡、越巂郡和沈黎郡更名而来。进入南梁以后，东宕渠僚郡改为东宕渠郡，越巂僚郡改为雋州并设置越巂郡，始平僚郡改为始平郡，其他僚郡不再见于历史记载。
有关僚郡僚县的管理制度，南朝时期的史籍未见具体记载，然而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对之做了追记。据《太平寰宇记》载：“汉置越巂郡，后汉至晋宋皆因之，不朝贡。故《十道志》云：‘晋魏以还，蛮僚恃险抄窃，乍服乍叛’是也。至齐，彼夷或来纳款，因为越巂僚郡以统之。”[262]这就是说，萧齐时期越巂僚郡一度向中央政府纳款“朝贡”。这一现象表明，萧齐中央政府在僚郡僚县执行了与左郡左县、俚州俚郡俚县大致相同的管理制度。
可见，南朝刘宋、萧齐时期，中央政府在“蛮左”、俚（越）族和僚（獠）聚居区，分别建立了左郡左县制、俚州俚郡俚县制和僚州僚郡僚县制。具体就是，以部族或部落聚居地的大小为少数民族州郡县的行政区划，任命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太守与令长，除要求向中央政府“输谷”和提供兵员外，其他均允许保持部族或部落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实行“因俗而治”。
小结：南朝时期，虽然疆域在朝代的演替中越来越小，但是州郡等行政区的设置却越来越密。在它们有限的疆域内，两湖平原和南阳盆地周边山地分布着“蛮左”，岭南的丘陵和半岛地带分布着俚（越）族，四川盆地的周边分布着僚（獠）族，在今云贵高原周边呈现了“蛮左”居东，俚（越）族居南，僚（獠）族居北的分布态势。在“蛮左”、俚（越）族和僚（獠）聚居区，刘宋和萧齐中央政府设立了左郡左县、俚州俚郡俚县和僚州僚郡僚县等特殊行政区，任命少数民族首领担任郡县长官，允许他们在“输谷”和提供兵员前提下，实行“因俗而治”，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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