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在明朝行省制度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督抚提镇治理地方的格局。督抚提镇治理之下，省设置其派出机构“道”，由它监察其下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土司）等地方二、三级行政区。在这样一个网格状结构之中，在全国大环境之下一度迁居不定的西南边疆各族系少数民族，最终被固化安居下来，承受着日益被弱化的西南边疆土司制度的治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能够从总体上有效地捕捉到区域现象的变化，笔者一改清史学界视顺治、康熙时期（1644～1722）为清前期，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1723～1850）为清中期，以及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为清晚期（1851～1911）等时段划分法，以王朝国家盛衰为脉络，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1644～1795）定位为清前期，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1796～1874）定位为清中期，光绪、宣统时期（1875～1911）定位为清晚期，以此为基点逐段观察清朝时期借助土司制度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实况。

    第一节 清朝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

    清中、晚期的疆域与清早期的比较，处于不断地缩减之中。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行政区却在不断增加。全国的省级行政区，由最初的15个逐步增加为18个，最后增置为23个，这还不包括一将军二办事大臣辖区在内。此时西南边疆，分属于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治下。三省隶属的行政区，除府级（直隶厅、直隶州）、县级（散厅、散州、县、土州、土县、土司）行政区之外，还有位于省与府之间的省级派出监察机构“道”。处于三省边缘地带的各府级（直隶厅、直隶州）行政区之内，保留了大量的土司，这些土司包括土州、土县在内，内部虽有类型差异以及等级区分，然而在清代的王朝国家看来，其土司区仅为与县平级的国家行政区。现试以清朝西南边疆为视点，对清朝的行政布局进行分层观察。

    一 清朝的疆域

    民国人所修《清史稿》较为明确地记载了清朝的疆域。

    有清崛起东方，历世五六。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籓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籓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太宗之四征不庭也，朝鲜首先降服，赐号封王。顺治六年，琉球奉表纳款，永籓东土。继是安南、暹罗、缅甸、南掌、苏禄诸国请贡称臣，列为南服。高宗之世，削平西域，巴勒提、痕都斯坦、爱乌罕、拔达克山、布哈尔、博洛尔、塔什干、安集延、浩罕、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及坎车提诸回部，联翩内附，来享来王。东西朔南，辟地至数万里，幅员之广，可谓极矣。洎乎末世，列强环起，虎睨鲸吞，凡重译贡市之国，四分五裂，悉为有力者负之走矣。[1253]

    从这则记载看来，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太宗（皇太极）时期，具体时间是后金（清）太祖天命元年（1616）至清崇德八年（1643），清作为区域性的地方政权，已逐步将关外的满蒙诸部合并到了一起。自从世祖（顺治帝）进入关内以后，历经圣祖（康熙帝）、世宗（雍正帝）、高宗（乾隆帝）的疆域拓展，清朝的版图达到了极盛，赶上甚至超过了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与此同时，周边许多小国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截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的疆域：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诸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江心坡、南坎地区及缅甸北部；西跨葱岭，包括今新疆及中亚巴尔喀什湖（北岸）；东临太平洋，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一带；东南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的钓鱼岛、赤尾屿[1254]；总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以上主要只是反映咸丰八年（1858）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之前的中国疆域现状。其实，清朝疆域在清前期（1644～1795）的中俄《瑷珲条约》之前就曾发生过变化：康熙二十七年（1689）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使兴安岭及额尔古纳河以西约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丧失；雍正五年（1727）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使贝加尔湖以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丧失；乾隆五十五年（1790），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的库页岛被沙俄占据。进入清中期（1796～1874）以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使香港岛丧失；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混同江以西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丧失；咸丰十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使清朝不仅丧失了九龙而且丧失了混同江、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一带约4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治三年（1864）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丧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到了清晚期（1875～1911），光绪七年（1881）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及相关的勘界议定书，使清朝丧失伊犁一带的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光绪九年签订的中俄《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使清朝丧失额尔齐斯河及斋桑泊附近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光绪十三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使清朝丧失澳门；光绪二十一年，清朝不仅因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而丧失台湾、澎湖，而且被沙俄与英国瓜分帕米尔高原约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光绪二十三年签订的《中英滇缅境界及通商修正条约》（又称《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使清朝逐渐丧失对云南省南坎、江心坡的控制；光绪二十六年，清朝被沙俄强占了江东六十四屯。如此一来，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朝的疆域就被大大地缩减了。[1255]

    如上所见，藩属国在盛清的辽阔疆域之外为数众多，它们有东边的李氏朝鲜、琉球，中南半岛的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南洋的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喜马拉雅山西侧的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和西亚的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汗（阿富汗）等国家。然而，这些藩属国在清中、晚期与清朝丧失领土相关联，逐步被他国占据。如布鲁特、布哈尔、浩罕等国，先后于道光二十年（1840）、同治七年（1868）和光绪二年（1876），就被沙俄吞并。

    二 清朝的省级行政区划

    伴随疆域的缩减，清朝的省级行政区划亦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顺治、康熙、光绪三朝，表现明显。

    在清早期的顺治时期，由于清军刚刚入关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农民起义军势力与明朝残余势力等反抗激烈，因而，清朝中央政府没有时间与精力对地方行政区划做出调整，基本上是在明朝13个布政使司、13个都司与3个行都司的基础上做出微调。这样一来，设置了直隶省（顺天府）、江南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广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贵州省等15个行省。在这15个行省中，南直隶与北直隶在明朝时期属于南北两个京师重地，因而顺治二年（1645）设置省级行政区之时，将之改称为江南省和直隶省。这些省级行政区，包括后来康熙初年甘肃、安徽设省的两地，一律设置巡抚实行军政管制。

    康熙初年，对省级行政区进行了局部调整。其调整省级行政区的时间，密集于康熙元年（1662）、康熙三年和康熙六年之间。其调整之法，就是将新设之省从原来的行省之中分出，并且更改了某些省的省名。具体而言，康熙元年，将安徽、甘肃分别从江南省和陕西省分出，单立为省级行政区；康熙三年，在原湖广省的基础上，单设湖北省和湖南省；康熙六年，又将江南省改称为江苏省，进而结束了江南省的历史。新设之省，依然添设巡抚进行省级地方治理。如此一来，清早期的行省就由顺治时期的15个，增至18个。这就有了“清朝十八行省”之说。这十八行省一直持续至清中期，直到清晚期才发生变化。

    为了真实了解地方实情，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治理，清朝雍正帝在十八行省设置巡抚的基础上，正式将总督实化为行政主官。从雍正二年（1724）起到乾隆中期，清朝在全国布设了直隶、陕甘、两江、湖广、四川、闽浙、两广、云贵等8个总督。这些总督除直隶总督和四川总督仅下辖一省，不设置巡抚之外，其他六总督均辖制2～3个省及其巡抚。未设总督的山西省、山东省和河南省，仅设置巡抚进行治理。地方督抚治理地方均可以直接向皇帝负责，被称为地方封疆大吏。其中的总督权力更大，他们有的在清中期的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设置后，直接兼理涉外事务。如从同治五年（1866）、九年开始，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就分别兼任清中央政府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

    十八行省持续至清晚期，在数量上再次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信息已被《清史稿》捕捉到了：

    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与腹地同风：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昏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余年，无敢生异志者。[1256]

    从这则材料来看，数量变化始于“同治中兴”之后，具体时间是在德宗（光绪）时期，具体事件是新设了新疆、台湾以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

    从清晚期设省规律观察，这新设省份位于中国的东北、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它是边疆新危机、中法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等一连串事件发生后，出于边疆安全的考虑，所出现的必然现象。在清晚期新设的五省中，新疆像内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一样被视为藩部[1257]，台湾本来隶属于福建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被视为满族“龙兴”的特区，然而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介入，这些地方的安全稳定极令包括清朝上层统治者在内的国人担忧。正因为此，光绪九年（1883）、光绪十三年（1887）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先后设置了新疆省、台湾省和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新设五省，一律设立巡抚进行治理。这样一来，晚清时期的省级行政区，由清早、中期的18省增至23个。另外，加上一将军二办事大臣辖区，共计26个省级行政区。

    三 清朝在西南边疆的行政布局

    今西南边疆范围内的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在清朝时期分属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监管。两广总督驻广州府，而云贵总督则初驻贵阳府，后移云南府。清朝时期，三省均设巡抚，其中广西巡抚驻桂林府临桂县，云南巡抚驻云南府昆明县，贵州巡抚驻贵阳府贵筑县。在省一级的督抚之下，设置布政使司（藩司）和按察使司（臬司），由其分掌本省的财赋、民政与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以此观之，清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地方行政机构，至少依次有省、府、县三级。现试以总督管区为视点，分别对三省的行政布局进行观察。

    （一）清朝在广西的行政布局

    《清史稿》对于广西省的督抚异动、政区四至、府厅州县设置等，进行了详尽的史料整理。据其《地理志》记载：

    广西：禹贡荆州南徼之域。元置广西等处行中书省，明改承宣布政使司。清初建省，置巡抚、布政共治焉。置两广总督。康熙二年，广东西分设总督，四年复故。雍正元年，复分设，明年复合。六年，以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十二年，仍复故，驻广东肇庆府，后移治广州府。初领府九。桂林、柳州、庆远、思恩、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顺治十五年，升泗城土州为府，寻改为军民府。雍正三年，升郁林、宾州为直隶州。五年，泗城复为府。七年，置镇安府。十二年，降宾州隶思恩府，升西隆州为直隶州。乾隆七年，降西隆州隶泗城府。光绪元年，升百色厅为直隶厅。十二年，升归顺州为直隶州。十八年，升上思州为直隶厅。东北距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东至湖南道州；三百七十里。西至贵州普安；二千五百五十里。南至广东信宜；九百四十里。北至湖南城步县；三百二十里。广二千八百十里，袤二千九百六十里。宣统三年，编户百二十七万四千五百四十四，口八百七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七。领府十一，直隶厅二，直隶州二，厅八，州十五，县四十九，土州二十四，土县四，土司十三。在庆远者曰长官司。其名山：越城、临贺、句漏、阳海、大容。其巨川：漓江、黔江、郁江、湘江。驿道：东北逾越城峤达湖南永州；西南逾昆仑关达龙州；东南达广东封川。电线：东北达长沙，东南达广州，西通庆远。铁路：自龙州出镇南关达安南谅山。[1258]

    从这则材料来看，广西省不仅隶属于两广总督，而且与云贵具有渊源关系，其辖区总体上位于东至湖南道州、南至广东信宜、西至贵州普安、北至湖南城步县之间，在广大的辖区范围内设置了11个府、2个直隶厅、2个直隶州、8个厅、15个州和49个县，以及24个土州、4个土县和13个土司。这就是说，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已将贵州兴义府南段的贞丰、册亨、王母（望谟）等数地，从广西省划入贵州省。

    在省与府、直隶厅、直隶州之间，广西省设置了“道”。广西省共设置了4个“道”，即桂平梧郁道、左江道、右江道和太平思顺道。这些道分驻梧州府、南宁府、柳州府与太平府，似乎节制其下的府、直隶厅、直隶州，这些均在《清史稿》的广西地理志之中有所反映。对于“道”的属性，《清史稿》另有模糊的说明。

    道员正四品。粮道。江南、苏松、江安、浙江、云南各一人。其山东、湖北、湖南、广东、贵州，俱光绪、宣统间省。……

    分守道：……湖北武昌道，广西桂平梧道，俱盐法道兼，驻省。……分巡道：……广西左江道，驻南宁。右江道，驻柳州。太平思顺道，驻龙州。以上二员，并控制汉、土。云南迤东道，兼驿传，驻曲靖。迤西道，兼驿传、关务，驻大理。迤南道，兼驿传，驻普洱。贵州贵东道，兼驿传，镇苗疆，驻古州。贵西道，驻安顺。宣统二年省。……

    布、按二司置正、副官。寻改置布政使左、右参议，是为守道；按察使副使、佥事，是为巡道。时道员止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也。顺治十六年，谕各道兼带布、按二司衔，著为例。康熙六年，省守、巡道百有八人，厥后渐次复置，有统辖阖省者，有分辖三、四府州者，省置无恒，衔额靡定，均视其升补本职为差。如由京堂等官补授者为参政道，掌印给事中、知府补授者为副使道，由科道补授者为参议道，郎中、员外郎、主事、同知补授者为佥事道，守、巡皆同。乾隆十八年，罢参政、参议、副使、佥事诸衔，特峻其品秩。初制，参政道从三品，副使道正四品，参议道从四品，佥事道正五品。至是俱定正四品。嗣是守、巡诸道先后加兵备者，八十余人。四十一年，诏道员署布、按二司者，许上封奏。嘉庆四年，以道员职司巡察，诏复雍正间旧制，许言事。德宗以降，别就省会置巡警、劝业二道，分科治事，议省守、巡道，酌留一二带兵备者，未果。……[1259]

    从上述这则材料来看，道不只是设于广西省，在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全国其他省份均有设置。在西南边疆三省，道有粮道和分守道、分巡道之分，前者驻省，后者驻府，它们只是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派出机构，并非地方行政机构，仅仅是为省有效地管理当地的钱粮、巡察地方、及时通达地方信息提供便利。这种道制从乾隆十八年（1753）开始有所变革，不仅兼任原有的职事，而且负有兼理当地兵备等事务之责，亦即负有当地发展之责任。以此看来，“道”尚不为行政区，仅为监察区。如果将之与明朝时期的职能做一对比，可见它基本上是承袭了明朝的道制。

    “道”以下，为地方行政实体。以清代广西省的个案来观察，桂平梧郁道下设3府，左江道下设3府、2直隶厅、1直隶州，右江道下设4府，太平思顺道下设1府、1直隶州。这些府、直隶厅、直隶州，应为省以下的地方平级的行政区，其下面再设散厅、散州、县、土州、土县、土司。据《清史稿》所列材料来看，隶属于桂平梧郁道的桂林府“领厅一，州二，县七”，平乐府“领厅一，州一，县七”，梧州府“领县五”；隶属于左江道的泗城府“领州一，县二”，南宁府“领州二，县三，土州三”，镇安府“领州一，县一，土州三”，百色直隶厅“领县一，州判一，土县一，土司一”，上思直隶厅“领土司一”，郁林直隶州“雍正三年，升为直隶州。旧隶桂平梧郁道。光绪十三年，改隶左江道……领县四”；隶属于右江道的柳州府“领州一，县七”，庆远府“领厅一，州二，县三，土州二，土县一，长官司三”，思恩府“领厅一，州一，县三，土司七”，浔州府“领县四”；隶属于太平思顺道的太平府“领厅二，州四，县一，土州十六，土县二，土司一”，归顺直隶州“领县一，土州一”。[1260]

    可见，清代广西省省级以下地方行政实体，区分为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县、土州、土县、土司）两级，“道”仅为介于省与府之间的一种省级派出机构。尽管包括土州、土县在内的土司，内部多有类型的差异以及等级的区分，但在清代的王朝国家看来，土司区仅为与县平级的国家行政区。具体而言，左江道南宁府的土忠州、归德土州、果化土州，镇安府的向武土州、都康土州和上映土州，百色直隶厅的上林土县、下旺土司，上思直隶厅的迁隆峒土司，右江道庆远府的南丹土州、那地土州、东兰土州、忻城土县、永定长官司、永顺正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思恩府的白山土司、兴隆土司、定罗土司、旧城土司、都阳土司、古零土司、安定土司；太平思顺道太平府的太平土州、安平土州、万承土州、茗盈土州、全茗土州、龙英土州、结伦土州、结安土州、镇远土州、都结土州、思陵土州、土江州、土思州、下石西土州、上下冻土州，罗白土县、罗阳土县、上龙土司，归顺直隶州的下雷土州[1261]，它们之间一律被视为与县（散厅、散州）平级的国家行政区。看来，清代广西的土司，主要密集于左江道和太平思顺道，也即当今所言之桂西地区。当然，有的土司可能自视甚高，然而在清早期确定下来的体制之下[1262]，他们仅为国家底层的朝廷命官。不仅如此，这些国家底层的朝廷命官，还要“见官低一级”，极尽叩拜之礼。

    （二）清朝在云南、贵州的行政布局

    透过广西省行政布局个案的解读，不难在清王朝国家体制下进一步观测到云南省和贵州省的行政布局。尽管两省与隶属两广总督的广西省不同，分属于云贵总督。在此，按云贵总督这种命名惯例，先看云南省，然后再观察贵州省。

    1.云南省的行政布局

    《清史稿》依然对云南省的行政布局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其整理结果如下：

    云南：《禹贡》梁州徼外地。清初沿明制，置承宣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治云南府，并设云贵总督，两省互驻。康熙元年，改云南总督，驻曲靖。三年，裁贵州总督并云南，驻贵阳。二十二年，移驻云南。雍正五年，定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十二年，停兼辖广西。乾隆元年，设云南总督。十二年，改云贵总督。光绪中，裁巡抚。领府二十，直隶州一。康熙五年，降北胜直隶州为州，隶大理。八年，降寻甸府为州，隶曲靖。三十七年，升北胜州为永北府，省永宁。雍正三年，改威远土州为直隶厅。四年，割四川之东川府来隶。五年，以四川乌蒙、镇雄二府来隶。六年，降镇雄为州，属乌蒙。东川、镇雄，元属云南，明属四川。乌蒙，元属四川，明初属云南，后改属四川。七年置普洱、八年置开化二府。九年，改乌蒙为昭通府。乾隆三十一年，永北降直隶厅。三十五年，广西、武定、元江、镇沅四府降直隶州，景东、蒙化二府皆降直隶厅，省姚安属楚雄，改鹤庆府为州，属丽江。嘉庆二十四年，升腾越州为直隶厅。道光二年，改分防同知，又改镇沅直隶州为直隶厅。光绪十三年，置镇边抚夷直隶厅。二十四年，升镇雄州为直隶厅。东至广西泗城；七百五十里。南至交阯界；七百五十里。北至四川会理；四百里。西至天马关，接缅甸界。二千三百一十里。西南：英领缅甸。光绪中，曾纪泽谋与英勘界，索八募，复我太平江以南汉龙、天马、虎踞、铁壁四关侵地，议未决。薛福成继之，力持前画。腾越西以伊洛瓦谛江源流为界，江东野人山地概归中国，尚可由大盈江之新街入伊洛瓦谛，经阿瓦至仰光海口行轮，又索还故壤二千余里。及中东事起，俄、法、德居间，后赠法以红江瓯脱及孟俄地，英借口改薛约，割科干，复许以滇缅铁路，而边事日棘，片马不守矣。广二千五百一十里，袤一千一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三十分至二十一度四十分。京师偏西十度二十九分至十九度十分。宣统三年，编户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一十四，口六百四十万三千九百三。共领府十四，直隶厅六，直隶州三，厅十二，州二十六，县四十一；又土府一，土州三，土司十八。驿路：东达贵州普安，东南达广西百色，西达缅甸八募，西南达缅甸景东。铁路：滇越。电线：东北通重庆，西通八募，东南通南宁。[1263]

    从上述整理结果来看，云南省最初也是清承明制设承宣布政使司，置巡抚，一度设云南总督，还在清雍正时期设置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省。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才正式设置云贵总督辖治云南、贵州两省。云南省的辖区四至，东至广西泗城，南至交趾界，西至天马关，接缅甸界，北至四川会理。辖区设置14个府、6个直隶厅、3个直隶州、12个厅、26个州和41个县，以及1个土府、3个土州和18个土司，进行地方治理。像广西省一样，这里在清晚期依然构建了连通邻省的交通与通信网络。

    进一步观察云南省境内可知，云南省内设五道一府。这5个道，即云武分巡粮储道（粮道）、迤西道、迤东道、临安开广道、迤南道；一府，即后来从四川省划入的眧通府。在五道一府中，云武分巡粮储道辖1府、1直隶州，即云南府、武定直隶州，其中，云南府为“云武分巡、粮储道治所。……领州四，县七”，武定直隶州“领县二”；迤西道辖5府、3直隶厅，即大理府、丽江府、楚雄府、永昌府、顺宁府和永北直隶厅、蒙化直隶厅、景东直隶厅，其中大理府“领州四，县三，长官司一”，丽江府“领厅二，州二，县一”，楚雄府“领州三，县四”，永昌府“领厅二，县二，土府一，土州二，宣抚司五，安抚司三，长官司二。……腾越厅……迤西道驻”，顺宁府“领厅一，州一，县一，宣抚司一”，永北直隶厅“领县一，土府一，土州一”，蒙化直隶厅和景东直隶厅下面既无州县又无土司；迤东道辖3府、2直隶州，即曲靖府、东川府、澂江府、镇雄直隶州和广西直隶州，其中曲靖府为“迤东道治所。……领州六，县二”，东川府“领厅一，县一”，澂江府“领州二，县二”，广西直隶州“领县三”，镇雄直隶州没有辖州县与土司；临安开广道辖3府，即临安府、广南府和开化府，它们依次“领州三，县五”，“领县一，州一”，“领厅一，县一”；迤南道辖1府、2直隶厅、1直隶州，之中的普洱府为“迤南道治所。……领厅三，县一，宣慰司一”，元江直隶州“领县一”，镇沅直隶厅和镇边直隶厅下面不设州县。除五道之外，眧通府“领厅二，县二”[1264]。

    从上可见，被简称为云南“三迤”的迤东道、迤西道和迤南道下辖9府、5直隶厅、3直隶州，在云南省辖地面积最广。笔者以为，用“三迤”代指清代的云南省比较符合实情。“三迤”是清代云南土司最为密集的地方。就迤西、迤南二道而言，这里有迤西道大理府的十二关长官司、永昌府的孟定土府、湾甸土州、镇康土州、潞江安抚司、孟琏长官司、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盏达副宣抚司、陇川宣抚司、芒市安抚司、猛卯安抚司、户撒长官司、腊撒长官司、顺宁府的耿马宣抚司、永北直隶厅的永宁土府、蒗蕖土州，以及迤南道普洱府的车里宣慰司。这些土司，与广西省境内的道、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县、土州、土县、土司）一样，无论品级有多高以及自视身份有多高，仍被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视为与县平级的地方官长。

    2.贵州省的行政布局

    贵州省在清代，与云南省一样最终隶属于云贵总督之下。它虽然像云南省一样曾经单设过总督，但是在清早期一些行政区仍然从邻省东拼西凑而来。从时间序列上看，“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省在明清历史上，是一个东拼西凑的极难治理的省份。对于这样的省份，《清史稿·地理志》做如下说明：

    贵州，禹贡荆、梁二州徼外之域。清初沿明制，设贵州布政使司，为贵州省。顺治十六年，设巡抚，治贵阳，并设云贵总督，分驻两省。康熙元年，改贵州总督。四年，仍为云贵总督，驻贵州。二十一年，移驻云南。旧领府十。康熙三年，增置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二十二年，大定、平远、黔西降州，隶威宁府。雍正五年，增置南笼府。六年，割四川遵义来属。七年，复升大定、降威宁。乾隆四十一年，升仁怀，嘉庆二年，升松桃，均为直隶厅，改南笼为兴义府。三年，降平越府为直隶州。十四年，升普安为直隶州。十六年，改厅。东至湖南晃州；五百四十里。西至云南沾益；五百五十里。南至广西南丹；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綦江。五百五十里。东北距京师七千六百四十里。广一千九十里，袤七百七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分至二十八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三分至十度五十五分。宣统三年，编户一百七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口八百五十万三千九百五十四。共领府十二，直隶厅三，直隶州一，厅十一，州十三，县三十四，土司五十三。驿道：一东出镇雄关达湖南晃州；一西逾关索岭达云南平彝；一西北渡六广河达四川永宁。电线：北通重庆、毕节，又分达威宁至云南。[1265]

    从这则表述所显示的场景来观察，贵州省是清承明制而设，虽一度单设贵州总督，但仅为昙花一现，后来所设的云贵总督，也仅仅是短暂地驻节贵州省，随后马上迁往云南省去了。其新设的遵义府，是雍正六年（1728）从四川省划拨过来的。清代贵州省的辖区，它的四至，东至湖南晃州，南至广西南丹，西至云南沾益，北至四川綦江，其东西近1100里，南北不足800里。这是一个相对狭长的大山林立的南方高原地带，在清末总共设置12个府、3个直隶厅、1个直隶州、11个厅、13个州、34个县以及53个土司，当然也有交通与通信与邻省相连。

    贵州省与云南省的行政体制一样，在省与府（直隶厅、直隶州）设置省一级的派出机构“道”。清代贵州省的“道”曾设三个，即粮储道（粮道）、贵西道和贵东道。由于《清史稿》所列具体史料仅列出1个直隶厅，漏掉了当属于贵西道的普安、仁怀2个直隶厅，因而，笔者在此结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略作增补。增补之后，清代贵州省行政布局的图景，亦仅止于模糊地呈现。

    模糊呈现的清代贵州省，粮储道下隶2府、1直隶州，即贵阳府、石阡府、平越直隶州，其中贵阳府有“巡抚、布政使、提学使、按察使、粮储道同驻。光绪三十四年裁粮储道，设巡警道、劝业道。宣统元年改按察使为提法使。……领厅一，州三，县四”，石阡府“领县一”，平越直隶州“领县三”；贵西道下隶4府2直隶厅，即安顺府、遵义府、大定府、兴义府和普安直隶厅、仁怀直隶厅。这之中的安顺府“领厅二，州二，县三”，遵义府“领厅一，州一，县四”，大定府“明，贵州宣慰司及乌撒军民府地。……领厅一，州三，县一”，兴义府“领厅一，州一，县三”；贵东道下隶6府、1直隶厅，即都匀府、镇远府、思南府、思州府、铜仁府、黎平府和松桃直隶厅，其中，都匀府“领厅三，州二，县三”，镇远府“领厅二，州一，县三”，思南府“领县三”，思州府“领县二”，铜仁府“领县一”，黎平府“领厅二，县二”，松桃直隶厅无县可领。[1266]

    小结：清朝历经早期、中期和晚期演变，其疆域不断缩减。然而行政区却不断增加，仅从省级行政区而言，就从最初的15省增至18省、23省，这还不包括一将军二办事大臣辖区。此时西南边疆分属于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治下，省以下设其派出机构“道”，由“道”监察其下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土司）等地方二、三级行政区。贵州省与广西省比较，没有土州、土县；然而与云南省比较，却仅无土州的设置。由于贵州省的土司在正史之中被隐藏于这些府（直隶厅、直隶州）之间难以洞悉，因而，脱离了贵州省境内的方志，就无法对土司进行精准的观察。正因为此，贵州省作为中国土司大省，在研究上未能紧跟甚至跃居全国前列，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节 清朝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清朝东北、北方、西北边疆以及东南海疆，交错杂居着朝鲜、满和通古斯族系民族，蒙古族系民族，突厥族系、汉族族系和蒙古族系民族，印尼族系、百越族系和京族族系民族。这些区域民族众多，因各地自然与民族政策的差异而发生过局部迁居，但最终安居下来了。

    一 清朝全国其他边疆地区的民族分布

    从明末至20世纪，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接触、融汇期。到民国时期为止，大量汉人开始成规模地移居海外。据陈连开研究，约5000万的海外华人与华侨，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移居出去的，他们大部分为汉人。[1267]伴随着聚居于中心地带的大量汉人向海外的流动，聚居于全国其他边疆地区的民族群体，明显地以“族系”的凝集形式出现。具体体现在：朝鲜、满和通古斯三大族系出现于东北边疆，蒙古族系从北方边疆向西北、东北展延，突厥族系、汉族族系和蒙古族系汇集于西北边疆，印尼族系、百越族系和京族族系交汇于东南海疆。

    （一）东北边疆的三大族系民族分布

    东北边疆在清朝以前，聚居着朝鲜、满和通古斯三个族系的少数民族群体。朝鲜族系民族，由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前来中国东北境内挖参、狩猎和开荒种地的朝鲜国北部山区的山民构成。

    满和通古斯族系，由女真人演化而来。清朝以前，南迁的女真人逐渐形成了两大聚居区，出现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其一，是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生女真的一支，分布于今辽宁抚顺市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至长白山东麓，北达图们江，南抵鸭绿江边的今辽宁桓仁县。他们又分8部，其中，苏克苏浒河部（今苏子河一带）、哲陈部（鸭绿江支流浑江）、完颜部（今辽宁新宾县浑河上游地区）、浑河部（今辽宁市东南浑河流域）、董鄂部（董鄂河流域）被称为“满洲五部”，鸭绿江部（鸭绿江上游）、纳殷部（今吉林安图县松花江上游）、珠舍里部（二道江流域）被称为“长白山三部”。其二，是海西女真。海西女真是熟女真的一支，因聚居于大海（日本海）及其以北的鄂霍次克海以西地区而定名，具体分布区在黑龙江、松花江上中游和乌苏里江地区。他们内部分为四部，自称扈伦（忽剌温）四部，即哈达（今辽宁西丰县小清河）、乌拉（乌拉河流域）、叶赫（叶赫河流域）、辉发（辉发河流域）四个集团。其三，是东海女真。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明朝时期，他们分散活动于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直抵日本海（东海）和鄂霍次克海沿岸一带的外兴安岭、锡霍特山脉、库页岛。由于他们不常向中央政府朝贡而被称为野人女真，其内部分为吉列迷、苦夷、女直野人、野人等四个部落，大都是元明之际南迁的通古斯部落。

    由上可见，女真族群发展极不平衡。其发展较快的那一部分演变成了新的民族“满族”，而发展较慢的那一部分则分化为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他们的族属有所区分。这之中，隶属于满族族属的有满族、赫哲族和锡伯族，而隶属于通古斯族属的则为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在当时，赫哲族被称为“鱼皮部”“使犬部”，他们世居于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沿岸和乌苏里江一带，隶属于东海（野人）女真。与之相反，锡伯族被称为“鞑靼”，视为蒙古人，他们以吉林扶余为中心，活动于东起吉林，西至呼伦贝尔，北至嫩江，南抵辽河流域；鄂温克世居于贝加尔湖地区及其以东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上游一带，自称“鄂翁喀拉”（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被他称为“索伦部”、“喀木尼堪”（使鹿）、“通古斯”和“雅库特”，属于“野人女真”的一部分；由鄂温克分离出来的鄂伦春，世居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以东广大地区，被视为“北山野人”[1268]。然而，东北边疆各民族的世居格局，伴随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统一战争、清前期对东北的封禁与平叛战争、清中晚期对东北的解禁与周边邻国形势变化等一连串事件发生，被彻底打破了。

    一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统一战争。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打败了有锡伯族参与的九部联军，使之臣服，完成建州女真的统一。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清崇德八年（1643），后金十七次用兵，征服鄂温克族、赫哲族，基本统一了包括海西女真在内的女真各部。万历四十三年（1615），后金组建八旗部队，将各部编入其中，分散到各地驻防。在此基础上，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后金（清）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组建八旗蒙古，宣布废除“诸申”（女真）族号，定名为“满洲”（后简称满族）。至此，一个新的统治民族“满族”就此形成。三大族系的民族成员被编入八旗之后，随军迁徙，南征北战，分守各处。如鄂温克族的一部南迁至嫩江一带；鄂伦春族南迁到以嫩江流域为中心的大小兴安岭地区，与达斡尔、索伦等族交错杂居；锡伯族后来更是分散到东北三省、云南、新疆等地驻防。

    二是清前期对东北的封禁与平叛战争。清前期出现了“康乾盛世”大好局面，然而，清朝中央政府对被称为“关东地区”的东北边疆实行封禁政策。实行封禁政策之后，东北边疆出现了诸多人烟荒芜之区。在这样的区域，一方面是一些少数民族的称谓特征，如根据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称谓特征，被显现出来；另一方面，造成境外各民族群体流居东北边疆更为隐秘而已。如生活于朝鲜北部山区的朝鲜贫民，依然采取“朝耕暮归”的方式前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耕种谋生。这就是说，清前期对于东北边疆的封禁仅止于局部区域，基本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充其量仅能限制关内的居民移居关外。除此之外，某些世居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群体应调从征，参与平叛战争，进而流居全国各地。如前面所述的锡伯族在乾隆三十年（1765）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其官兵1016人携家属2000余人，先后调防于新疆塔城、伊犁河南岸一带，进而造成该群体后来分别聚居东北与西北两地。

    三是清中晚期对东北的解禁与周边邻国形势变化。进入清中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去中国东北边疆国土的条约，因而，以沙俄居民为主体的境外各民族群体，进一步地从边境地带向国土面积正在不断缩小的中国东北边疆垦殖。正因为此，据《清实录》咸丰朝、同治朝实录所见，方有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人受朝廷之命东奔西突地前往拦截，并且针对沙俄官方和民间行为据理力争。如此一来，朝廷考虑到特普钦的上奏，允准对东北边疆的开禁放垦，招募关内居民大规模地进入被称为“关东”的东北地区，前往垦种定居。在此背景下，关内的民众以及边境以外的外国人，持续不断地向东北边疆移居。这种移居潮流，历经清中期的咸丰、同治朝和清晚期的光绪、宣统朝，甚至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在移居东北边疆的各民族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清政府主动招募而来。如光绪年间朝鲜居民进入东北，有一次就系清政府有计划地招募而来。应招而来的朝鲜居民，被安置在嘎牙河、延边、图们江一线垦荒。从方位上看，这一带位于东北边疆的东部，与今天我国56个民族之一的朝鲜族聚居区基本重合。

    （二）北方边疆的蒙古族系民族分布

    蒙古草原是蒙古族系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清军入关以前，蒙古草原对于中原人而言，属于充满发财希望与路途艰险之地。此时，游牧于明长城一线之外的蒙古族，逐步归附于后金与清。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对日常生活所需的中原腹地的资源形成依赖，同时也为一批又一批的中原人通过“走西口”的方式往来于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创造了良机。在与中原和蒙古之间互通有无的同时，后金及其后来的清加紧了对蒙古草原地带的抚慰与控制。后金（清）天聪九年（1635），后金在归附的蒙古人基础上，组成蒙古八旗。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蒙古八旗演化为札萨克旗，之后又于崇德七年（1642）正式成为地方政治制度。

    在蒙古草原之外的西部、东部地区，亦即西北、东北边疆地区，这里分散聚居着蒙古语族的其他各民族。这些民族，有聚居于西北地区的土族、东乡族、保安族，以及东北边疆地区的达斡尔族。（1）土族。在当时，土族称为蒙古尔、察罕蒙古，他们根据聚居地的不同略有分别。其中，聚居于今青海省互助、大通、天祝县一带的称为“蒙古尔”、“蒙古尔孔”（蒙古人）和“察汗蒙古尔”（白蒙古），聚居于今青海民和县三川地区的称为“土昆”，聚居于今甘肃卓尼地区自称“土户族”，藏族称其为“霍尔”，汉、回等称其为“西宁土人”“土民”。（2）东乡族与保安族。无论是东乡族还是保安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的后裔。其中的东乡族，主要聚居于今甘肃省临夏自治州东乡自治县（当时称为河州）；而保安族，则主要聚居于今青海省黄南自治州同仁县，其因聚居区曾设置过保安站、堡、保安城而得名。（3）达斡尔族。“达斡尔”族之名始见于清康熙六年（1667），最初称为“打虎儿”，他们聚居于东至牛满江（今称布利亚河）、南至黑龙江中上游的北岸、西起石勒喀河、北抵外兴安岭的东北边疆地区，与鄂温克、鄂伦春的先民一道被称为“萨哈尔察”（黑色貂皮），之后称为索伦部，拥有18个部落。[1269]

    综上可见，北方地区的蒙古族系民族主要分布于明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地区，而该族系的土族、东乡族、保安族、达斡尔族等其他各民族则分布于大兴安岭北端和青藏高原的东北缘。这种分布格局，反映了蒙古族系民族在清朝以前曾经以蒙古草原为中心，向西、向东进行过势力拓展。

    （三）西北边疆的三大族系民族分布

    清朝时期，西北边疆主要分布着突厥族系和汉族族系等两大族系，此外还有蒙古族系在西北地区的展延部分。这就是说，清朝时期的西北边疆，呈现了突厥族系、汉族族系和蒙古族系交汇的分布态势。

    在三大族系之中，族属最多的是突厥族系。突厥族系下面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撒拉族、塔吉克族等7个族属，他们实行伯克制度。

    其一，维吾尔族。隶属于突厥族系的维吾尔族是在明中期所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该汗国的疆域东至嘉峪关，南至昆仑山、阿尔金山，西边包括帕米尔及希瓦和瓦罕地区，北至天山，其内部区分为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等两大政治文化区，到了明晚期，维吾尔族最终形成，并基本实现了全民族的伊斯兰化过程。进入清前期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设置伊犁将军，并对其下面的厄鲁特蒙古、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札萨克制”，在南疆地区实行传统的“伯克制度”。到了清晚期的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最终废除伯克制度。

    其二，哈萨克族。哈萨克族是在明朝中晚期所建立、壮大的哈萨克汗国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成于明晚期。哈萨克汗国以锡尔河流域及其城市为中心，一度控制了东北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东南至七流河地区、西至玉雅克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从清早朝的乾隆时期开始，沙皇俄国势力积极向我国西北边疆渗透，他们强迫伊犁将军辖区的“小玉兹”（小帐）中的5万哈萨克人迁往“内区”（今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居住。然而，哈萨克人认同中国，其中的黑宰部落3000多户，于同治二年（1863）迁入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同治十年，又有1000余户哈萨克人迁入伊犁，他们被清政府安置在托古斯塔柳（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游牧。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哈萨克族像维吾尔族一样处于新疆省政府管辖之下。

    其三，柯尔克孜族。柯尔克孜在我国汉唐以来的史籍中，曾有鬲昆、坚昆、契骨、纥骨、黠戛斯、辖戛斯、吉利吉思、乞儿吉思、布鲁特、纥里迄斯、纥迄斯、黠戛司等之称呼。他们从明朝时期开始，不断从叶尼塞河上游向南迁徙，并成为准噶尔部的属部。在清前期的“康乾盛世”时期，柯尔克孜被称为“布鲁特”，他们在沙俄的军事打击下被迫迁居于萨彦岭、唐努山、额尔齐斯河、伊塞克湖、费尔干盆地、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一线，以游牧、狩猎为生。在清朝中、晚期，聚居于这一带的柯尔克孜族，先后分散处于中亚的浩罕国、沙俄、英国控制之下，仅有1/20的族人留居于帕米尔高原东部的色勒库尔（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

    其四，乌孜别克族。乌孜别克族的族名来自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汗王乌孜别克汗。明晚期，乌孜别克人南迁到中亚绿洲农业区，并长期与此地操突厥语的居民融合，逐渐形成一个新农业民族——乌孜别克族。清朝时，一支乌孜别克人从中亚迁入我国新疆地区。

    其五，塔塔尔族。“塔塔儿”是突厥人对蒙古人的他称，它是在蒙古建立的金帐汗国、喀山汗国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其族体大约形成于明朝时期。清朝中、晚期，中亚塔塔儿人迁入我国新疆地区，主要分布于我国新疆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地。

    其六，是撒拉族。撒拉族史称与他称为“撒喇”，自称为“撒拉尔”。据说“撒喇”原为西突厥乌古斯部落的撒鲁尔人（聚居于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境内）。元晚期由于尕勒莽、阿合莽兄弟不堪忍受满撒马尔罕贵族的排挤，遂用一峰白骆驼驮着《古兰经》、饮水和当地泥土，率部离开其世居之地，辗转迁徙到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自治县、化隆自治县一带的黄河谷地。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可能是因为沿途定居的缘故，撒拉族人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自治州（伊宁县）、乌鲁木齐市、甘肃省临夏自治州（积石山自治县）、甘南自治州（夏河县）、青海省西宁市及黄南、海北、海西等州一线，亦有散居。定居于今循化自治县一带的“撒喇”在元明时期作为河州“招茶中马十九族之一”，曾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其首领被任命为“世袭达鲁花赤”（长官）和副千户、世袭百户，获得金牌与信符的赏赐。清前期，仍像明朝一样在“撒喇”聚居区设置“尔最”（世袭总掌教）、“哈尔”（长老、头人）与土司，然而其内部的教派械斗难以调和。这样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最终酿成了苏四十三（属哲赫忍耶派）领导的回教反抗政府叛乱，该叛乱于七月最终被平定，然而其后人“为先人复仇”的行动一直持续到清中、晚期的同治、光绪年间。

    其七，塔吉克族。“塔吉克”系民族自称。清前期，散居于塔什库尔干（色勒库尔）深山幽谷之中的“塔吉克”人，成为叶尔羌汗国的属部。乾隆二十四年（1759）农历七月，清军进入葱岭追捕大小和卓时，总兵杨宁招抚沙尔呼勒（指色勒库尔）等处，设置色勒库尔回庄（色勒库尔城）。回庄居民500户，由一名五品的阿奇木伯克进行管理。进入清中期，许多塔吉克族人从色勒库尔迁往莎车、泽普和叶城等县。

    除突厥族系民族外，西北边疆还有汉族族系民族，以及如前所述之蒙古族系民族。其中，汉族族系民族主要是指“回回”族属，蒙古族系民族主要指土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三个族属，他们与突厥族系民族一起，交错杂居于西北边疆。清朝以前，由于政府对分布于西北、云南、沿海和大运河两岸的回回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同化政策，因而，“回回”乘机发展，甘肃、云南等地成为回回人的主要聚居区，出现更多的回回村屯。[1270]

    （四）东南海疆的三大族系民族分布

    清朝时期，在我国东南海疆的台湾岛、海南岛和龙门海（北部湾）沿海，分布着印尼族系、百越族系和京族族系等三大族系的少数民族群体。这三大族系的少数民族群体，分别指向了高山族、黎族和京族。

    首先是高山族。高山族在我国史籍中被称为“东番夷”“土番”，他们主要聚居于台湾省，另外在福建省亦有散居。分布在台湾省的高山族，主要聚居于台湾岛的阿里山、东南沿海纵谷平原以及兰屿之上，自称“阿眉斯”“百宛”“泰耶尔”“取美”，史称或他称为“高山九族”和“平埔十族”[1271]，以种植水稻、小米、红薯等为主，农业是其主要的经营方式。[1272]从民族族系上来看，台湾岛位于印尼族系（南岛语系）的北端。印尼族系（南岛语系）体系庞大，是全球主体上分布于海岛地带，尤其擅长于航海的族系，与其周围各大陆及半岛地带的各族系民族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它分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东至智利的复活节岛、南至大洋洲南端的新西兰岛、西至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北至中国的台湾岛和美国的夏威岛的广大区域。

    其次是黎族。黎族为百越族系民族，聚居于后来的海南省，散居于贵州省。海南岛（今海南省）的黎族有“哈”“赛”“杞”“美孚”“润”等自称，在唐宋时期的史籍里被称为“俚僚”“俚”“黎”。这些史称或他称表明，黎族与百越族系民族具有渊源关系。事实上也是如此：秦汉之交，秦将赵佗建立南越国，曾利用岭南的骆越人与中原人开发海南岛，并为西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置郡县制造先机，进而也使西进至岭南的骆越成为海南岛黎族的最早先民。清朝以前，海南岛黎族的农业与手工业由于汉人的示范作用，已达较高水平。清朝时期，处于广东省琼州府治下的海南岛五指山地区一带的黎族，像元明时期一样继续实行土官统治，依然从事农业，种植经济作物。[1273]

    再次是京族。目前，京族在中国未确定属于哪一个族类，只是确定它为京族族系，其属下民族仅有京族一个。然而京族在越南被称为“越族”，属于越南的主体民族，从语系上被划入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越语支。清代的京族聚居于广东省廉州府南部的巫头、山心、尾（今属广西防城港市）三岛，亦即“京族三岛”。他们自称京族，曾被称为越族、越南族。据20世纪50年代组织的三次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证实，京族是明朝中、晚期为了追逐“大鱼群”，从越南北部的桃山（涂山）、清花、宜安、花丰、瑞溪、芒街、万柱、角白等地陆续迁居而来的少数民族群体。[1274]他们以“打鱼做海”为生，是清朝唯一的逐鱼群而居的海洋民族。[1275]

    此外，在东南沿海，还有一个属于汉藏族类的民族。该民族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另外在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亦有分布，史称为“畲民”[1276]，在这一带毗连的山区以游耕为业。

    由上可见，清朝东北、北方、西北边疆以及东南海疆，交错杂居着朝鲜、满和通古斯族系民族，蒙古族系民族，突厥族系、汉族族系和蒙古族系民族，印尼族系、百越族系和京族族系民族。这些区域民族众多，因各地自然与民族政策的差异而发生过局部迁居，但最终安居下来了。

    二 清朝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格局

    清朝时期的西南边疆，分布着汉藏族类的各族系民族，以及南亚族类的孟-高棉族系民族。之中的孟高棉族系民族，也像汉藏族类的各族系民族一样产生过土司现象。现就上述两大族类民族，主要聚焦于有土司民族分别予以观察。

    （一）清朝西南边疆汉藏族类民族的分布格局

    李世愉先生曾以清代“改土归流”为视角论及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问题。他说：

    改土归流涉及的民族也很多。以现在西南各民族的名称来统计，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主要有贵州的苗族，镇远、黎平的侗族，广顺州长寨的布依族，都匀、黎平的水族，乌蒙、镇雄、建昌的彝族，丽江的纳西族、独龙族、傈僳族，普洱（包括今西双版纳）、元江的傣族、哈尼族，大理、姚安的白族，镇沅的拉祜族，攸乐的基诺族，茶山、里麻的景颇族，四川、云南维西的藏族，松潘的羌族。[1277]

    从上述讨论来看，这里所指的“西南各民族”，具体是分布于清代贵州省、云南省和四川省的民族。从民族族系来考察，它们分属于苗瑶族系、百越族系和氐羌族系，是汉藏族类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如第七章第二节所言，西南边疆汉藏族类民族包括汉族、氐羌、苗瑶、百越、仡佬等五大族系民族。该族类民族之中，氐羌族系民族的体系最为庞大，它们不仅包括藏族、羌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独龙族、景颇族，而且还包括怒族、阿昌族、羌族、普米族和土家族等。[1278]仅次于氐羌族系的是百越族系，它既包括侗族、布依族、水族、傣族又包括壮族等。比百越族系民族的族系规模要小的是苗瑶族系，它们操苗瑶语，包括苗族、瑶族、畲族等民族，其中的苗族曾设置过土司。该族类民族，仅仡佬族的族系未定。

    1.清代氐羌族系民族分布

    氐羌族系民族在清代的西南边疆，主要分布于云南和贵州两省。

    （1）清代云南省境内氐羌族系民族的主体分布

    主体上分布于云南省的氐羌族系民族，自北而南有纳西族、白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拉祜族、景颇族、阿昌族、基诺族和哈尼族，共有11个民族。这些民族呈C字形态势，分布于滇西北、滇西和滇南一线。一是纳西族。清朝时期的纳西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丽江府，散居于与之相邻的四川省宁远府。其散居的纳西族，主要分布于今四川省的盐源、盐边、木里一带。纳西族在历史上被称为摩沙夷、摩些蛮、摩沙、摩些、摩梭，他们自称纳西、纳日，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信仰东巴教，某些地方还盛行母系制。二是白族。清朝的白族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大理府的洱海地区，另在贵州省和湖南省亦有散居。散居于湖南省的白族，主要集中于永顺府的桑植县。他们自称白尼、白子，在历史上被称为白人、棘人、民家。生活于大理府洱海地区的白族主要从事农业，并以畜牧业为副业，散居于其他地区的白族基本上也秉承了这一传统。三是傈僳族。清代的傈僳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迤西道丽江府怒江流域的山区，散居于四川省西部山区。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栗粟两姓蛮、力些、栗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的过着半农半猎的生活。四是普米族。清代的普米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丽江府（兰坪、维西）和永北厅（宁蒗），散居于四川省的宁远府（木里、盐源）。他们与纳西族等交错杂居，处于当地土司的控制之下，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玉米、青稞等农作物。五是怒族。清代的怒族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丽江府西部怒江、高黎贡山沿线的山区，自称怒苏、阿怒、阿龙，史称怒人，主要从事旱地农业，兼营狩猎与采集。六是独龙族。清代的独龙族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丽江府高黎贡山以西独龙江的河谷之中，自称独龙、迪麻，他称为撬、俅、俅人、俅曲、曲人，刻木结绳记事，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采集和狩猎是其重要的生活方式。七是拉祜族。清代的拉祜族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丽江府澜沧江流域的山区，历史上被称为昆明人、倮黑，自称喇乌（拉祜）、烤虎肉，从事农业生产，兼营狩猎、养蜂与采集。八是景颇族。清代的景颇族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腾越厅（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山区，历史上被称为山头、山头人，自称景颇、喇期、浪峨，实行山官制度，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农业与狩猎兼营。九是阿昌族。清代的阿昌族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腾越厅（今云南省德宏州）与永昌府交界地带，在今陇川、梁河、潞西、龙陵一线。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中居住于户撒一带的阿昌族，擅长打铁与制作刀剑。十是基诺族。清代的基诺族聚居于云南省迤南道普洱府车里宣慰司的攸乐山（今基诺山），这里盛产普洱茶。基诺族在清代被称为攸乐，自称三撮毛（基诺），刻竹木记事，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尤其善于种植普洱茶。十一是哈尼族。清代的哈尼族聚居于云南省临安开广道临安府、迤南道普洱府和元江直隶州，也即今红河、元江、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历史上被称为和蛮、和尼、窝尼，自称哈尼、卡多、雅尼、白宏，在土司治理下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家禽饲养、药材生产等。[1279]

    （2）清代贵州省境内氐羌族系民族的主体分布

    贵州省境内氐羌族系民族，呈“哑铃”分布态势自西南向东北斜跨整个贵州省。他们是彝族和土家族。其一，是彝族。清代的彝族，人口众多，主要聚居于四川省宁远府与叙州府交界地带的大、小凉山地区，云南省云武分巡粮储道武定直隶州、昭通府、迤东道东川府、镇雄直隶州、迤西道楚雄府的哀牢山地区，以及贵州省贵西道大定府、安顺府和普安厅一带，其在广西省的左江道泗城府北部亦有散居。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倮罗、罗罗，自称阿细、诺苏、聂苏、纳苏、罗婺、阿哲、阿西泼、撒尼、扑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畜牧业为副业。其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的如凉山彝族，仍处于奴隶制阶段。其二，是土家族。清代的土家族，主要聚居于湖南省永顺府与湖北省施南府、四川酉阳直隶州、石砫直隶厅、重庆府、贵州贵东道思南府、铜仁府、思州府、松桃直隶厅交界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土人、土丁、土民、土家，自称毕兹卡。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家庭畜牧业，并以采集、狩猎贴补生活。[1280]

    2.清代苗瑶族系民族分布

    苗瑶族系民族在清代，主要分布于西南边疆的贵州省和广西省。其中，贵州省以苗族为主，而广西省则以瑶族为主体。

    （1）清代苗族的分布

    清代的苗族主要聚居于贵州省的“新疆六厅”（或称“新设六厅”）[1281]、松桃直隶厅，湖南省永绥直隶厅、乾州直隶厅、凤凰直隶厅，湖北省施南府，广东省海南府，另外在云南省、广西省和四川省亦有散居。他们支系繁多，号称“百苗”，其自称蒙豆、蒙瓜、蒙是、蒙培、蒙绸、蒙刷、蒙刹、蒙不阿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2）清代瑶族的分布

    清代的瑶族主要聚居于广西省平乐府西部的大瑶山以及广西、湖南和广东交界的五岭之中，并在云南省、四川省亦有分布，他们自称秀门、金门、尤勉、过山瑶、瑙格劳、布努、拉珈、炳多优。由于各地“瑶变”频频发生，因而史载瑶族称呼繁多，大约有30多种称谓。他们在土司治理之下，深入高寒山区的深山密林之中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以玉米、红薯、稻米为主食，兼事采集与狩猎。[1282]

    3.清代百越族系民族分布

    百越族系民族在清朝时期，在西南边疆的三省均有分布。其中，主体上分布于广西省的为壮族和毛南族，主体上分布于云南省的为傣族，主体上分布于贵州省的为布依族、侗族和水族。

    （1）清代广西省境内百越族系的主体民族

    如上所言，清代广西省境内百越族系的主体民族为壮族和毛南族。一是壮族。壮族在清朝时期，属于民族群体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聚居地主体上在岭南地区，它东至广东省的连山直隶厅，南至广西省的太平府、南宁府和郁林直隶州一线，西至云南省的开化府，北至贵州省的黎平府。其中，广西省的南宁府、太平府、思恩府、庆远府、柳州府、平乐府、浔州府等七府为壮族聚居的核心区，隶属于左江道、右江道和太平思顺道之下。除此之外，五岭北部的湖南省永州府，以及境外的越南北部，亦有壮族散居。壮族在清朝以前，被称为西瓯、骆越、乌浒、僚、俚、撞人、撞丁等，清朝时期被称为僮人、良人、土人，他们在左、右江流域主要从事稻作农业，敬奉蛙神，兼事家畜饲养。二是毛南族。清代的毛南族聚居于广西省庆远府的茅难山一带，在贵州省亦有散居，自称阿难，从事稻作农业，养牛业十分发达。[1283]

    （2）清代云南省境内百越族系的主体民族

    清代云南省境内百越族系的主体民族为傣族。清代的傣族，聚居于云南省迤南道普洱府和迤西道永昌府、顺宁府、腾越直隶厅，并散居于中国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地带。他们信奉小乘佛教，在历史上被称为滇越、掸、金齿、银齿、黑齿、白衣、摆夷，自称为傣、傣那、傣雅，在本族土司的治理之下，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种植普洱茶，兼事家畜饲养。

    （3）清代贵州省境内百越族系的主体民族

    清代贵州省境内百越族系的主体民族，有布依族、侗族与水族。一是布依族。清代的布依族聚居于贵州省贵东道都匀府、粮储道贵阳府与贵西道安顺府、兴义府的南部一线，另外在云南省迤东道曲靖府亦有散居。他们在清以前被称为西南蛮、蕃、仲家蛮，清朝时期被称为仲蛮，主要从事稻作农业，饲养家禽。二是侗族。清代的侗族主要聚居于贵州省贵东道都匀府、黎平府、镇远府和湖南省晃州厅、靖州，同时在广西省柳州府亦有散居。他们自称为“甘”，在清朝以前被称为骆越、仡伶，清朝时期多称为洞、峒蛮、峒民、洞苗、峒人、洞（侗）家。该民族从事稻作农业，进行家畜饲养，喜种糯稻，田间养鱼养鸭，形成“稻鱼鸭”共生的农业生产模式。三是水族。清代的水族聚居于贵州省贵东道都匀府、黎平府的都江、古州江一带，散居于广西省的庆远府。他们属于骆越的一支，讲水语，自称隋人、睢人，从事稻作农业，擅长稻田养鱼。[1284]

    4.清代仡佬族系民族分布

    仡佬族系民族在清朝时期，主体上分布于广西省和贵州省。这之中，仫佬族主体上分布于广西省，而仡佬族则主体上分布于贵州省。

    （1）仫佬族。清代的仫佬族聚居于广西省柳州府西北部和庆远府东部的山区，在与贵州省相邻的区域亦有分布。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僚人、仫佬、绵，在土巡检司的治理之下，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水稻、玉米、红薯、小麦等农作物，饲养家畜。

    （2）仡佬族。清代的仡佬族聚居于贵州省遵义府与思南府的北部交界之地，另在贵州省铜仁府、大定府、安顺府以及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等地亦有散居。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仡僚、葛僚、僚、仡佬，主要生活在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地带的山区，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玉米与水稻，饲养猪、牛、羊、马等家畜以及鸡、鸭等家禽。仡佬族与今越南河江省的拉基族一样，属于濮人的后裔，为操壮侗语系的民族。[1285]

    综上可见，清代的西南边疆，氐羌族系民族主要分布于云南和贵州两省；苗瑶族系民族主要分布于西南边疆的贵州省和广西省，其中贵州省以苗族为主，而广西省则以瑶族为主体；百越族系民族在西南边疆的三省均有分布，不过各有主体民族；仡佬族系民族主体上分布于广西省和贵州省，其中仫佬族主体上分布于广西省，仡佬族主体上分布于贵州省。

    （二）清朝西南边疆南亚族类民族的分布格局

    南亚族类孟-高棉族系民族在清代，主要聚居于云南省的滇西、滇南地区。他们在滇西南，从北到南而为布朗族、德昂族和佤族，是从唐宋时期的哀牢夷（濮人）演化而来的。

    1.清代布朗族的分布

    清代的布朗族聚居于云南省迤南道普洱府、迤西道顺宁府和永昌府一带的山区，另在贵州省亦有散居。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濮、朴子蛮、扑子、扑、蒲满、蒲人，自称布朗、乌、阿佤。在傣族土司及本民族土司治理之下，他们信奉小乘佛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旱谷、茶叶、棉花等作物。

    2.清代德昂族的分布

    清代的德昂族聚居于云南省迤南道普洱府和迤西道永昌府、顺宁府、腾越直隶厅，在缅甸的掸邦、克钦邦等地亦有聚居。他们信奉小乘佛教，自称德昂、尼昂、纳昂，在清朝以前被称为扑子、茫人、蒲人，清朝时期称为崩龙、红崩龙、黑崩龙、花崩龙。德昂族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擅长种植茶叶、旱谷、薯类等作物。

    3.清代佤族的分布

    清代的佤族聚居于云南省迤西道顺宁府与永昌府交界的阿佤山区，自称佤、巴饶克、布饶克、阿佤、阿卧、阿佤莱、勒佤。他们在清朝以前，被称为望蛮、望苴子、外喻、朴子蛮、赤口濮、黑焚濮、生蒲（野蒲），清朝时期，称为嘎喇、古喇、哈喇、哈瓦、卡喇瓦、哈喇枉、卡佤。由于这里地处潞江（喳哩江、滚龙江）与澜沧江（九龙江）之间的怒山山脉向南延伸地带，少有平坝，因而，处于傣族土司治理之下的佤族居民居处不定，挖山种地，种植杂粮作物，饲养家畜，兼事狩猎与采集。[1286]

    综上所述，清朝的西南边疆，南亚族类孟-高棉族系民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其中，布朗族分布于迤南道普洱府、迤西道顺宁府和永昌府一带的山区，德昂族分布于迤南道普洱府和迤西道永昌府、顺宁府、腾越直隶厅，佤族分布于迤西道顺宁府与永昌府交界的阿佤山区。

    小结：清代的西南边疆，分布着汉藏族类的各族系民族以及南亚族类的孟高棉族系民族。其中，汉藏族类的氐羌族系民族主要分布于云南和贵州两省；苗瑶族系民族主要分布于西南边疆的贵州省（苗族为主）和广西省（瑶族为主）；百越族系民族在西南边疆的三省均有分布，各有其主体民族；仡佬族系民族主体上分布于广西省（仫佬族）和贵州省（仡佬族）。云南省是南亚族类孟高棉族系民族的聚居区，其中的布朗族分布于迤南道普洱府、迤西道顺宁府和永昌府一带的山区，德昂族分布于迤南道普洱府和迤西道永昌府、顺宁府、腾越直隶厅，佤族分布于迤西道顺宁府与永昌府交界的阿佤山区。

    第三节 清朝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制度治理

    在明朝土司制度的基础上，清朝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制度治理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职官制度、赋贡制度、“从军自效”制度方面均有明显表现。

    一 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职官制度

    土司职官制度是土司制度体系的基础，正是有此土司职官制度，方有土司赋贡制度与土司征调制度的构建。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职官制度，包括土司的设置、土司的承袭与隶属关系、土司的升迁与惩处等诸多内容。在明朝土司制度基础上，清朝不仅进一步降低西南边疆土司的品秩（指挥使系列未变），而且在承袭制度方面建立和完善了降等分袭制度。这样一来，逐渐使西南边疆三省的土司失去了其政治生存土壤。

    （一）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设置

    据龚荫先生统计，清代共有1779家土司，其中以“原官授之”者1078家，新设的土弁、土屯及未入流的文职土司701家。这一数据，在李世愉、吴永章先生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据李世愉先生统计，清雍正时期首先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等五省革出土司220家，然后又在这些省份新设流官152处。[1287]这就是说，五省土司在李世愉先生看来共有372家。又据吴永章统计，清乾隆时上述五省土官尚存708人，其中文职土官112人、武职土官596人。[1288]如果将上述三人的统计数据作一平均，则清代西南和中南五省的土司，大约为950家。这一数据如果减去四川、湖广两省所占的数额，将会更少。所以说，清代西南边疆三省的土司设置，充其量在600家左右。

    1.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设置条件

    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设置，主要集中于清前期，亦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一时段土司的设置与否，应与清军对云贵高原及其周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有关。

    （1）清前期顺治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设置条件

    顺治二年（1645）二月，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退入湖北省，清军尾随进入湖北省。同年，控制四川省的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开始向云南省进逼。顺治三年（1646），清军占领四川省北部的保宁，之后与大西农民军和南明势力争夺整个西南地区的控制权。十二月，清军在李成栋率领下进入广东省。顺治四年（1647）正月，李成栋率部进入广西省。三月，清军平南大将军孔有德等率部进入湖南，十一月，几乎占领湖南全境。顺治五年（1648），清军攻破全州，三月，向桂林进兵，湖南防守空虚。此时清军将领李成栋因不满满洲贵族的凌辱，叛附南明政权。顺治七年（1650），清军进入桂林，南明永历政权逃到崇左一带。顺治九年（1652），孔有德占领广西大部分地区。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正式下达三路进军西南边疆的诏谕：一是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勒根、侍卫李国翰率领所部由陕西汉中南下四川，进攻贵州；二是任命原定驻防江宁的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南下湖南，由经略洪承畴拨给部分汉兵，取道广西会同定藩下提督线国安部北攻贵州；三是任命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等统兵前往湖南，会合洪承畴节制的汉兵一道由湖南进攻贵州。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初九日，清廷又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节制三路清军的进攻。[1289]二月，清军分东、北、南三路向贵州大举挺进。东路：二月，洪承畴由湖南长沙出发与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会师湖南常德，三月，他们指挥清军占领湖南沅州、靖州等地，迫使长期在湘西与清军相持的南明军队全线西退，清军一路尾追，占领贵州镇远、黄平、平越州（今贵州省黔南自治州福泉市），四月，占领贵州省省会贵阳。北路：二月，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由陕西汉中率部南下四川，三月初四日，到达保宁（今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十四日，经南部县、西充县南进至合州，四月初三日，攻占重庆，十三日，率主力部队南渡长江，二十五日，进抵贵州省桐梓县，三十日，占领遵义，五月初三日，经息烽、扎佐到达贵阳，与罗托、洪承畴部会师，十一日又回师息烽、开州（今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返驻遵义，招降南明官员及川黔一带的土司。南路：二月初一日，赵布泰率部从武昌出发，二十日，到达湖南衡州，三月初五日，与张国柱部进入广西，同线国安部会合，经南丹州、那地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进入贵州丰宁司（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境），五月，攻占独山、都匀。至此，清军实现了三路大军会师贵州的战略目标。九月，多尼率领八旗部队由湖南进入贵州。十月初五日，在平越州东南的杨老堡召开军事会议，洪承畴由贵阳，吴三桂由遵义，赵布泰由都匀赶来参加。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进攻黔西、云南：罗托与洪承畴率部暂住贵阳，镇守新定地方，料理粮饷；中路由多尼统率，由贵阳进攻安顺、安庄卫（今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普安进入云南；北路由吴三桂率领，由毕节、七星关入滇；南路由赵布泰统领，由都匀经安龙、黄草坝入滇。十二月下旬，吴三桂率部由乌撒府（今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今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交水（今曲靖市沾益县）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会合，迅速向昆明推进。[1290]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初三日，清军进占云南省省会昆明。此时，南明永历帝早已由昆明经禄丰、楚雄、大理、永平逃往永昌府（今云南省保山市）。二月二十一日，尾追南明永历帝的三路清军横渡潞江，进逼腾越州（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闰三月下旬，进抵南甸宣慰司区，因大军乏粮，回师昆明。[1291]十月初九日，在清军控制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基础上，吴三桂率部攻克元江土府。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清廷在吴三桂请求下决定出兵缅甸，迫使其交出南明永历帝。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二十四日，清军由昆明兵分两路西进，十一月初八日，马宁率部由姚关进至木邦，十二月初一日，清军迫近阿瓦城[1292]，初二日，缅甸国王被迫交出南明永历帝，初九日，清军班师回滇。

    从清前期顺治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军事行动观察，清军最初控制的广西省，然后采取三路大军合围的方式控制贵州省，最后控制云南省。就是在控制西南边疆三省过程中，清政府设置了大量的土司。其设置的条件，在《清世祖实录》所记顺治帝发布的谕旨中有所反映：

    诏曰大一统之业，礼莫重于配天。通孝思之诚情，莫切于尊祖。谨于顺治五年十一月朔八日冬至，恭祀天于南郊。……院部诸大臣集议具奏：……一，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一，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受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1293]

    己丑，敕谕安远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征南将军固山额真赵布泰等曰：朕以南服未定，特命王等率大军进讨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处地方。所有土司等官及所统军民人等，皆朕远徼臣庶，自寇乱以来，久罹汤火，殊可悯念。今大兵所至，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令其得所，秋毫无有所犯；仍严饬兵丁，勿令掠夺，其中有能效力建功者，不靳高爵厚禄，以示鼓劝。王等即刊刻榜文遍行传谕使土司等众，知朕轸恤遐陬臣民至意。[1294]

    从上述两道谕旨发布的时机来看，它先后发自清军进入广西省东北部和进入云南省东北部之时。这两道谕旨讲了两层意思：对土司而言，只要不附从叛逆，前来归附投诚，仍袭原职，如果“擒执叛逆来献”立功还有升赏；对清朝“督抚按官”等而言，需要加快对土司授职步伐，并且要求主动前往土司区进行安抚。这就是说，在清前期的顺治时期，由于西南边疆军事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因而，清中央政府对于土司是继承明朝的土司制度，能够设置的，尽可能地进行设置，旨在全力稳定土司地方，服从清朝对西南边疆的统一大业。

    事实也是这样，就广西省而言，顺治时期，其政务型土司就表现得比较顺服。顺治七年（1650）清军进入桂林，南明永历政权逃到崇左一带。顺治九年（1652），孔有德占领广西大部分地区，准予东兰土州知州（今河池市东兰县）、那地土知州（今河池市南丹县）和忻城土知县（今来宾市忻城县）袭职。顺治十三年，永历政权与大西农民军退入云南地区，清廷开始建立在广西的统治。此时，清廷准予龙州土知州（今崇左市龙州县）世袭。顺治十五年（1658），迁隆土知州（今崇左市宁明县）袭职；泗城土知州（今百色市凌云县）岑氏因从征滇黔有功而获准世袭。顺治十六年（1659），江州土知州（今崇左市）黄廷杰、罗白土知县（今崇左市）、安平土知州（今崇左市大新县）李长亨、罗阳土知县（今崇左市扶绥县）、思明土知府（今崇左市宁明县）、思明土知州（今崇左市宁明县）、凭祥土知州（今崇左市凭祥市）、结安土知州（今崇左市天等县）、镇远土知州（今崇左市天等县）、龙英土知州（今崇左市天等县）、茗盈土知州（今崇左市大新县）、全茗土知州（今崇左市大新县）、思（恩）城土知州（今崇左市大新县）、上下冻土知州（今崇左市龙州县）、太平土知州（今崇左市大新县）、万承土知州（今崇左市大新县）和都结土知州（今南宁市隆安县）等[1295]，获准袭职。顺治十八年（1661），泗城州升为泗城府，岑继禄世袭为土知府[1296]，七月初八日，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疏言“分设土司巡检，准令世袭，听其土俗自治，仍节制于县官，并将姓名报部，以便后裔承袭”[1297]。同年，按照“其治粤夷也，先改土司，次治土目”[1298]的惯例，广西镇安土府岑氏实行了改土归流。

    就贵州省而言，顺治时期，其抚慰型土司、政务型土司、羁縻卫所土司、土弁型土司均有不同的表现。

    一是贵州省的抚慰型土司。清军三路大军进攻贵州省之前，贵州省抚慰型土司归顺者很少。顺治元年（1644）清兴明灭，乌撒无嗣，其地（乌撒府）被水西安坤兼并，安坤使其子安重圣、安重乾入据[1299]；同年，覃恩加封葛彰葛商长官司（石阡府）为葛主府，挂印总兵。顺治二年（1645），提溪长官司长官（铜仁府）杨通祯卒，因乱未袭，顺治十五年（1658）奉准袭职。乌罗副长官司（松桃直隶厅）长官冉氏袭职。顺治四年（1647），潭溪长官司正副长官石氏、八舟长官司长官吴氏、欧阳长官司长官阳氏、欧阳副长官司副长官吴氏、亮寨长官司长官龙氏、湖耳长官司正副长官杨氏、中林长官司长官杨氏、龙里长官司长官杨氏（均在黎平府）授职；平头副长官司副长官田氏（松桃直隶厅）投诚。清顺治六年（1649），移治查城，西领募设长官司，西南领盘江河巡检司，北领顶营长官司；三郎长官司长官杨氏（黎平府），顺治六年受职，无嗣。[1300]清军三路大军进攻贵州省之后，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顺治十四年（1657）底，清军30万人分兵三路进攻云贵，其中，洪承畴、洛托沿湘黔驿道进攻贵州，吴三桂、墨尔根等率部自四川进攻贵州，卓布泰、线国安部由广西进攻云南、贵州。[1301]顺治十五年（1658），经略洪承畴率师至沅洲（今湖南省怀化地区芷阳）之际，李定国遣将艾能奇、刘文秀等扼守其地，致使清军受阻，不能继续前进。于是，洪承畴便遣使“以阿画、霭翠故事”招抚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坤（今贵州省毕节地区），安坤派遣汉把曾经、熊彦圣二人至军前缴印投诚[1302]，贵州宣慰使安坤、乌撒土知府安重圣出降，仍袭宣慰使、土知府职。[1303]接着紧邻湘西的镇远府属的岩门长官司长官何氏、重安司土吏目张氏，也因归附清朝而获授原职。如此一来，洪承畴占领贵州，取代了南明政权在贵州的统治，各地土司随之归附。这一年归附的抚慰型土司，主要有贵阳府属的中曹长官司谢氏、贵阳府属的白纳长官司周氏、白纳副长官司赵氏、虎坠长官司宋氏；定番州属的程番长官司程氏、上马桥长官司方氏、小程番长官司程氏、卢番长官司卢氏、方番长官司方氏、韦番长官司韦氏、卧龙番长官司龙氏、小龙番长官司龙氏、金石番长官司石氏、罗番长官司龙氏、大龙番长官司龙氏、木瓜长官司石氏、木瓜副长官司顾氏、麻乡长官司得氏、大革副与外委土舍；开州属的乖西长官司杨瑜、乖西副长官司刘氏；龙里县属的大谷龙长官司宋氏、小谷龙长官司宋氏、羊场长官司郭氏；贵定县属的平伐长官司庭氏、大平伐长官司宋氏、小平伐长官司宋氏、新添长官司石氏。[1304]如新添长官司长官宋鸿基降附清朝之后[1305]，仍授为新添长官司长官，世袭传承。同年，贵阳府的龙里长官司长官（后降外委土舍）何氏、底寨长官司长官蔡氏、底寨副长官司副长官梅氏、养龙长官司长官蔡氏、洪番长官司长官（改为外委）洪氏、牛路长官司长官（改为外委）龙氏、上马桥副长官司副长官（改为外委土千总）方氏、大华副长官司副长官（后降外委土舍）黄氏、卢山长官司长官（后降外委土舍）卢氏、木官长官司长官（后降外委土舍）唐氏，归顺清廷。[1306]此外还有：凯里左副安抚司何氏迁司署于黄平岩门（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改称岩门长官司。[1307]中坪长官司（今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降为外委土舍，[1308]平州六硐长官司（今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杨民从因归顺清廷而获赐花翎蟒服一套、纹银六百两，并封为扬武将军。[1309]安顺府属的十二营长官司长官（后改外委土千总）陇氏、顶营长官司长官罗氏、募役长官司长官礼氏、沙营长官司长官沙氏归附清朝。兴义府属的马乃营土营长龙氏归附清廷。平越直隶州属的草塘安抚司安抚使（后降土县丞）宋氏因与知县董梁构怨、赴部揭控不得直、最后滋事而被停袭迁徙，杨义长官司长官金氏、白泥副长官司副长官（后改土主簿）杨氏归附清廷。[1310]都匀府属的独山州服色土同知蒙一龙、都匀长官司长官吴氏、都匀副长官司副长官王氏、邦水长官司长官吴氏、平浪长官司长官王氏、平舟（州）长官司长官杨氏、乐平长官司长官宋氏、平定长官司长官吴氏、丰宁下长官司长官杨威远（以上均在今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投诚清朝。[1311]黎平府属的古州长官司长官杨氏、洪州长官司长官李氏、新化长官司长官欧阳氏归附清朝，仍准世袭。铜仁府属的省溪长官司长官杨氏、省溪副长官司副长官戴氏、提溪副长官司副长官张氏归附清朝，仍袭前职。思南府属的印江长官司长官（后改土县丞）张氏[1312]，镇远府属的邛水副长官司，准袭前职。[1313]同年，水西宣慰司安坤、蔺州宣慰司奢保受、兴宁伯王兴及其部下七千余人在贵州遵义归附了平西王吴三桂。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任命赵廷臣为云贵总督，卞三元为贵州巡抚。他们一面布防重兵，加强军事控制，一面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裁卫并县，对贵州行政区重大调整，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这时的贵州省，领贵阳、思州、思南、镇远、石阡、铜仁、黎平、安顺、都匀、平越等十府，新添、毕节、赤水等三卫，以及普市所[1314]，共有土司170余个。“闰三月，题袭定番州十二土司世职，请颁印信；四月又题袭贵阳中曹、养龙二土司，定番州属麻向、大华、木瓜正副四土司世职；五月又题袭贵阳、思州、都匀、平越、石阡、黎平府属各正副土司五十八员世职；八月又题袭安顺、铜仁、平越、思南、镇远五府属正副土司三十九员。于是，各土司略定”。而马乃土司却在清军平定西南过程中对抗清军而被改流。[1315]夭坝土司（今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夭朝玉因缴印归顺而袭职如旧，管理夭坝司地。[1316]乌撒府属的乌撒、乌猛等部因悉附清廷，安重塞续任乌撒知府。[1317]平越直隶州属的高坪长官司长官（后降土舍）李氏被巡抚赵廷臣改授为高坪土千总职衔，管理高坪土务，中坪长官司长官孙氏则降为外委土舍。[1318]镇远府属的邛水长官司长官杨胜梅[1319]、邛水副长官司副长官袁氏因归附清廷而仍袭前职。思南府属的思南府随府办事司长官田氏、水德江长官司长官（后改县丞）张氏、蛮夷长官司长官安氏、沿河佑溪长官司长官张氏、沿河佑溪副长官司副长官冉氏，因投诚清朝而获授原职。顺治十七年（1660），黎平府属的洪州副长官司副长官林氏仍袭前职[1320]，六月，黎平府曹滴长官司（今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长官杨华如，因收纳孙可望部将陈洪金、曹尚等，并“造器具，阴谋不轨”，拒不接受知府张思房、推官王文绅的招抚，最后，副将高承旦发兵进讨，擒诛杨华如、陈洪金等，剿灭了曹滴长官司，并以其地附隶黎平府经历司经营，后又隶属于开泰县。[1321]清顺治十八年（1661），广顺州土司（今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金应北与明军刘鼎起兵抗清[1322]，清军招安隆长官司岑继禄为导败明师。[1323]

    二是贵州省的政务型土司。在今贵州黔东南自治州，有少量的政务型土司分布。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清军分三路向贵州大举挺进，镇远府土同知何大昆[1324]、镇远府土通判杨氏[1325]、镇远府土推官杨氏（今黔东南州镇远县）、安顺府盘江巡检司土巡检李氏[1326]归附清军，获准世袭原职。

    三是贵州省的羁縻卫所土司。由于清军大军过境并未在云贵高原建立稳固的统治，因而大军一过，反清势力乘机再起。顺治十八年，清廷并关索岭千户所入州[1327]；贵州省兴义府属的马乃营营长龙吉兆，遥结明将李定国，与鼠场营营长龙吉佐、楼下营营长龙吉祥同盘，云贵总督赵廷臣讨平之。顺治十八年（1663），马乃、鼠场土司故绝，改贵州马乃土司地为普安县[1328]，如此仅存楼下营。[1329]

    四是贵州省的土弁型土司。清军进入贵州之时，明代安逸土目陇安清、陇安仁等因随征有功而分别被授为安逸营（今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县）、阿计营（今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土把总。[1330]顺治十五年，安顺府属乐坝土守备（后降土舍）王氏归附清朝[1331]，罗斛黄氏、昂亭王氏归附清朝分别授为罗斛土千总、昂亭土千总（今均在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1332]。这一时期，清朝时的土目黄煜授为黄平寨土守备，管黄平诸寨。[1333]

    就云南省而言，顺治时期，清三路大军未进入云南省之前，这里的土司区时有动乱。如顺治二年（1645），占据四川的张献忠进逼云南，黔国公沐天波派李大贽率部驻防会川。李大贽性贪，引起了元谋土县（今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知县吾必奎、县民王清、刘升等人不满，他们率领当地土民进行反抗。沐天波命禄永命、龙在田率部征讨，并令沙源之子沙定洲协剿，吾必奎兵败自杀。沐天波招抚吾必奎之子安世先，令其仍袭父职。而沙定洲率部向昆明开拔的过程中，发动了持续十余年的叛乱，自称安南王。当清军三路大军准备挺进云南时，云南省的土弁型土司、政务型土司、羁縻卫所土司、抚慰型土司均望风归附。

    其一，是云南省的土弁型土司。顺治十三年（1656），复授曲州印札，之后其子那天宠袭和同州土官，那天宠之子那魅照土舍管事。到那德洪时，授把总，捐助县丞。那德洪子那嘉猷袭禀生捐贡承管慕连，那嘉猷继子那显宗袭捐州同知衔，那显宗之继子那振兴承袭土职后还因功赏军功六品顶戴，那振兴之子那仁安袭任慕连土舍。

    其二，是云南省的政务型土司。顺治十六年（1659）初，清军进入云南，芒部（今昭通市镇雄县）土知府龙鸿勋、沾益州土知州（今曲靖市宣威县）归附清朝，准袭原职，芒部土知府龙鸿勋还被加授按察副使之职。这年春，清军控制昆明以东地区。为追击南明政权李定国、白选文所部，赵布泰、吴三桂率领清军西进。兵锋所指，今楚雄州境内的炼象关土巡检、南平关土巡检（今禄丰县）、楚雄县土县丞（今楚雄市）、定远县土主簿（今牟定县）、姚安府土同知（今姚安县），以及今大理州境内的邓川州土知州、普陀崆土巡检、凤羽乡土巡检、上江嘴土巡检、下江嘴土巡检、青索鼻土巡检（今洱源县）、云南县土县丞、土主簿（今祥云县）[1334]、箭杆场土巡检（今云龙县）、定西岭土巡检（今大理市）、南涧土县丞（今南涧县）等政务官土司望风归附，一律获袭原职。然后，清军进攻滇中地区。元江军民府土知府那嵩（今玉溪市境内元江县）归附后暗通李定国，企图谋反，被铎尼、吴三桂剿平[1335]；前来归附的山习峨土知县（今玉溪市峨山县）、宁州土知州（今玉溪市华宁县）、南硐土巡检（今玉溪市新平县）、纳更山土巡检（今红河州建水县）前来归附，被授予原职世袭。之后，清军挺进滇西。保甸土巡检（今思茅市景东县）、三岔河土巡检（今思茅市景东县），板桥驿土驿丞（今思茅市景东县）、景东土府土知府、土知事（今普洱市景东县）、镇沅土府（今普洱市镇沅县）、镇康土州（今临沧市永德县）望风归附，被授予与原职相当的印信号纸。之后，清军进攻滇北，丽江军民府（今丽江市）土知府木懿望风投诚，永宁土知府（今丽江市宁蒗县）、蒗蕖土知州（今丽江市宁蒗县）、北胜土知州（今丽江市永胜县）前来归附，授予原职。顺治十七年，吴三桂颁给木懿印信，授为土知府世职。之后向南进攻缅甸，追击南明永历皇帝。广南府土同知侬氏（今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富州土知州（今文山州富宁县）前来归附，授予原职，还对元江军民府改土设流。顺治十八年（1661），又对广南府土同知实行改土归流。[1336]

    其三，是云南省的羁縻卫所土司。顺治十六年（1659）之后，清军攻入云南，剑川州土千户（今云南省大理自治州剑川县）赵震归附清廷，仍授原职。

    其四，是云南省的抚慰型土司。顺治十七年（1660），云南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木祷投诚，清廷立即“铸给车里宣慰使印”。然而，在云南边地，诸多土司与李定国“私援扎印，歃血为盟”，并将政区提供给李定国作为抗清根据地。如干崖宣慰使刀定边、刀镇国父子坚决抵抗入滇清军，战败被俘后仍当面骂吴三桂为卖国贼，结果被吴三桂分别剥皮、磔死；陇川宣抚使多安靖归附清朝，其夫人朗线弄随即宣布断绝夫妻关系，结果被清军磔死。相反，明代羁縻卫所土司因配合清军镇压其他土司的反抗活动，而受到转封。如腊撒土官盖俗因协征干崖有功，被授为腊撒长官司长官，管辖今云南陇川县户撒区腊撒一带。

    拥有“明朝情结”的西南边疆土司之所以在清前期的顺治时期归顺清朝，除清军的大军压境以及顺治帝两道谕旨发生作用外，主要是因为军政官员依照顺治帝的谕旨对他们的主动抚慰。这在《清史稿》以及一些方志中有所反映。据反映，顺治五年（1648），孔有德率军“旁取贵州黎平府、广西全州，招降铜仁、全州、兴安、灌阳苗峒二百九十有奇”[1337]；顺治九年（1652），李国翰“招降水西土司”[1338]；顺治十五年（1658），洪承畴“招南丹、那地、抚宁诸土司”；[1339]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请拊循南甸、陇川、干崖、盏达、车里诸土司”。[1340]由此看来，无论是军队将领还是地方官员，在清前期顺治时期进入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区域的时候，执行顺治帝的旨意，“推示诚信，化导安辑”，最终促成了西南边疆土司的积极归附以及清政府的清承明制式的土司设置格局。

    （2）清前期康熙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设置条件

    进入清前期的康熙时期，康熙二年（1663），随着南明势力的消失，清朝统一了我国大陆地区。到“三藩之乱”爆发前的十年，可以说是清廷在我国土司区巩固政权的十年，一方面清廷着手镇压少数土司的叛乱，另一方面，考虑到三路大军进军云贵地区以后清朝遗留于此地的典型卫所过多，不利于地方稳定，因而开展所谓的“改卫入县”“裁卫并县”运动。这种“裁卫并县”工作，因“三藩之乱”波及西南、西北、中南、华南各地而被暂时打断，之后又在善后时期继续进行。在清军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包括土司政府在内的全国的政治目光均关注吴三桂后周政权的军事进展，这既在无形之中给蒙古噶尔部在清朝的后院——西北地区的兼并活动留下了空间，又造成云贵两省土司设置的巨大变化。

    云贵两省在清朝康熙时期，属于平西王吴三桂的势力范围。正因为此，西南边疆云贵两省的土司设置与否，在很大程度受到吴三桂势力与清朝中央政府博弈的影响。先看康熙时期云南省的土司。

    一是云南省的抚慰型土司。康熙四年（1665），清军镇压了云南省宁州、山习峨等地土司抗清活动。[1341]

    二是云南省的政务型土司。康熙四年，阿迷州（今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土目阿则因协助朝廷平定沙定洲之乱有功而授为土知州；宁州土知州（今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纠合迤东诸酋同反，山习峨县（今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土知县与土主簿一起叛乱，南硐土巡检（今玉溪市新平县）附王耀祖、禄昌贤发动叛乱，一律诛杀。康熙六年（1667），对云南土县实行改土归流。康熙九年（1670），吴三桂颁给富州土知州州印，并将丽江军民府中甸一带割给控制西藏的和硕特蒙古。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三藩之乱”爆发。开化移民首领周应龙被吴三桂部裹胁至湖广硐口，之后率部逃往广西，屯兵于泗城，拒不接受伪将马宝招抚。康熙十九年（1680），他向征南将军赖塔投诚，因从征石门坎黄草坝有功而获得总兵札付。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督抚会议改授为开化府土经历（今文山州文山县），获颁印信号纸。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后，大力招抚蛮夷。康熙二十七年（1688），在临安知府黄明与总兵招抚之下，鲁魁山夷目杨宗周率各夷目投诚，他本人被授为鲁魁山土县丞（今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李尚义授为杨武坝土巡检，方从化授为结白土巡检司，普为善授为了味土巡检。康熙二十九年，李尚义发动叛乱，唯独杨宗周能够约束族众，无一人附从叛乱，因而获得世袭之权。[1342]康熙三十五年（1696），阿迷州土知州被废除。[1343]为了加强对政务型土司的控制，康熙三十七年（1698）改北胜州为永北府，以永宁土府隶属之[1344]，从而使政务型土司“见官低一级”。康熙四十三年（1704），云南蒙自土县丞被废。[1345]康熙五十四年（1715），猛猛土巡检司（今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进贡大象，表达归附之意，获授世职，颁给钤记。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十一年，丽江土知府木兴、木崇父子一千土兵随清军出师西藏，企图收回巴塘、里塘一带土地，结果先后染疾去世。木氏土司后继无人，族人将远在姚安为婿的木兴四弟木钟接回，暂管土府事务，等待袭职。然而木钟“自姚安回丽，日夜奔忙军务，无有停息，管理府事，仅四十余日”，“族人阿知立等见兴、崇父子相继病亡，印篆封固，乘公尚未题袭，以旧事翻为新题，控告胞兄任内头人，列款名曰五虎十四彪……头人任意指公派私”[1346]。

    三是云南省的羁縻卫所土司。康熙时期，清朝在消灭南明政权及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大力“招抚土司番夷”，才使西南羁縻卫所土司迟迟不归附清朝的局面迅速改观。康熙二十二年（1683），改剑川州土千户为土州通判。康熙三十四年（1695），阿兴土人安永长因劝导苗蛮投诚有功而授为土千户，获颁桧溪阿兴土千户（今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印信。

    四是土弁型土司。康熙三十四年，华坪李氏因从征四川中所番夷有功而保授为华坪土千总（今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康熙四十六年（1707），定南等里龙那甲因从征孟连有功而授为土千总（今云南省普洱市墨江自治县）。康熙五十六年（1717），授予廖盛魁元江土千总委牌（今云南省红河州元江县）。

    再看康熙时期贵州省的土司。其一，贵州省的抚慰型土司。康熙初年，云贵一带土司仍继续抵抗清军，而且有蔓延之势。康熙元年（1662），丹平长官司（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平塘县）长官莫之廉因参与刘鼎反对朝廷而降为外委土舍[1347]，贵阳府属大华副长官司副长官黄氏亦降为外委土舍。康熙二年（1663），松桃直隶厅属乌罗副长官司副长官冉氏、平头著可长官司长官杨氏、平头副长官司副长官田氏，思州府属的都素蛮夷长官司长官何氏、都素蛮夷长官司长官周氏、黄道溪长官司长官黄氏、黄道溪长官司长官刘氏、郎溪副长官司副长官任氏因归附清廷而袭职，而石阡府属的葛彰葛商长官司长官安氏、水西安坤，却被平西王吴三桂裁撤、剿灭。[1348]康熙三年（1664），贵州金筑等地土司附从刘鼎、常金印、水西宣慰司安坤叛乱，吴三桂在平定水西宣慰使安坤与安重圣的叛乱以后，议裁贵州宣慰司，以水西十一则溪地设三府，其中以大方为大定府，木胯、火着、架勒、化各四则溪属之，以水西为黔西府，则窝、以着、雄所三则溪属之，以比喇坝为平越府，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则溪属之，改乌撒为威宁府，析其所领之中曹、白纳、底寨、乖西、养龙、龙里、水东、札佐、青山九长官司来属。[1349]大定、黔西、平远、威宁四府，一度被称为“新疆四府”[1350]。康熙四年（1665），清军先后将贵州省曹滴洞、赤溪南洞、西山阳洞、平州六硐、阿武、苗民、凯里、程番、十二司等长官司革除、改流或降袭[1351]，并废除了教化三部和王弄山二长官司[1352]，丹平长官司土官莫大成被谷令苗民杀于猛枯。[1353]康熙五年（1666）二月，清廷正式“以土司安坤故地比喇为平远府、大方为大定府、水西为黔西府，改比喇镇为平远镇”。九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隶贵州省统辖”。同时，郎岱土官陇安藩因安坤、安重圣被诛，收纳安坤余部陇胜及安重胜妻陇氏。吴三桂等索求不予，下令逮之。陇安藩被逼反叛。吴三桂发滇黔之兵进行讨伐，擒斩陇安藩。如此一来，长期统治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彝族土司势力，从此一蹶不振。[1354]康熙六年（1667），平州长官司杨武功设分司于六硐，称六硐分司，由其弟杨武韬把守，仍隶属于都匀府。[1355]康熙八年（1669），清朝对土司提出更严格的规定：“凡苗民劫杀者，初犯者，该土司罚银二十两，五起以上罢职，另选袭替。”[1356]康熙九年（1670），佟凤彩疏请制定土司考核条例。他把土司之乱此起彼伏、延绵不绝，归因于“皆由无考成所致”，“苗蛮或以其所得私赂土官，及官吏密捕，则私传信息，致令远扬，百无一获”。因而他提出的“凡苗蛮仇杀，有一处者，该土官罚银二十两，责令拿获，一年不获，再罚银二十两。事发之后，能拿获一半者，免罚令缉。若失事至五处以上，不能缉获，土司罢职，另选族中才能袭替”的主张，得到了朝廷采纳。康熙十年（1671），清廷还对贵州省抚慰型土司进行改卫入县。如宋鸿基传子绳组之后，新添长官司由新添卫改隶贵定县管辖[1357]，黄平千户所并入黄平州（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1358]；都匀卫改置为都匀市，隶属于都匀府，由都匀市领都匀正、都匀副、邦水、平浪、夭坝、丹行、平州7个长官司及4个乡63个堡，首次形成都匀县一级政权机构以下的基层组织。[1359]同年，思州府属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长官何氏承袭土职。[1360]康熙十一年（1672），夭坝长官司划归都匀府[1361]，丹竹司先后划属清平县与都匀府[1362]，定南所及西堡、宁谷二土司划入县属[1363]，石阡府属石阡副长官司副长官杨氏袭职。[1364]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反清，整个贵州皆陷吴军之手。[1365]水西安坤妻禄氏及其子安胜祖因助清讨吴，而被清廷复任为宣慰使。二月，都匀辖地之苗民反叛，夭坝长官司夭应禄奉令带兵镇压，反被苗民围困杀死于杀茶。[1366]同年，思州府属施溪长官司长官刘氏袭职[1367]，苗民长官司苗族汪氏（均在今贵州省铜仁地区思南县），向吴三桂上缴其正长官江洪祚之符券，接受了吴三桂之符券。[1368]康熙十三年（1674），广顺州土司金应北因反清而被杀。[1369]康熙十八年（1679），安顺府属十二营长官司长官陇氏被降为外委土千总，兴义府属普安州土同知隆（龙）氏因归附清廷随征吴三桂有功而获赐总兵关防。[1370]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初四日，定远平寇大将军固山贝子章泰等疏报“黎平府伪知府刘应、伪副将周鼎等率伪文武官及土司等来降”[1371]。贵阳府属龙里长官司长官何氏被降为外委土舍。[1372]古州等司吏目被裁革。[1373]平越直隶州属瓮水安抚司安抚使（后降土县丞）犹氏袭任原职。[1374]康熙二十年（1681），都匀府划属贵东道[1375]，葛彰葛商长官司长官安氏被裁。[1376]康熙二十一年（1682），安胜祖复任水西宣慰使；[1377]烂土长官司张大统、张宏谟因争袭长官之职而上诉到抚院，其辖地被檄令一分为二，大河以北纵横60里之地设置普安土舍，大河以南153寨仍属烂土长官司（今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由张大统实行无印而治。[1378]安顺府属西堡副长官司副长官温氏、都匀府属凯里安抚司安抚使（后降长官司长官）杨氏、思南府属郎溪长官司长官田氏袭职；松桃直隶厅属乌罗长官司长官杨氏获颁号纸，仍以乌罗六品长官任事。[1379]九月六日，丰宁上长官司杨懋功因归顺清廷而颁给号纸一道。[1380]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因安圣祖用粮济官军平协剿吴三桂有功而复设水西宣慰司，以安圣祖为宣慰使[1381]，又设大定府属阿武长官司长官阿氏。[1382]当年因胜祖无嗣而废除宣慰司，阿武长官司亦废，“均系报亩入册，与齐民等，无所谓土司，无所谓土目也”。[1383]十二月初十日，刑部议复道：“土司陆道清同王辅臣投诚，给与总兵札付，令招抚吴三桂，复受吴三桂伪将军职衔，后在永宁势迫投诚。”[1384]在平叛的过程中，清廷切实感到加强土司及其子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就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癸亥，削藩之后首任云贵总督蔡毓荣疏言：“土司世相承袭，不由选举，罔知礼义，嗣后土官族属子弟内有通晓经义，志图上进者，请酒郡邑一体应试。……其土司隶贵州者，附贵阳等府学；隶云南者，附云南等府学。不准科举，亦不准补廪、出贡。”[1385]之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了改土归流和改卫入县的力度。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平息吴三桂叛乱后，贵阳府属中曹副长官司副长官（后降土千总）刘承兴、安顺府属西堡长官司长官沙氏准予承袭，而广顺州末代土知州（原金筑安抚司）金式美被免除世袭权，世袭自此中断[1386]；汪洪祚上缴了吴三桂所颁之符券，并废除汪氏世袭了12代历时285年的苗民长官司正长官的职务[1387]；被废除的还有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赤溪楠洞蛮夷长官司（均在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1388]、丹平长官司（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平塘县）[1389]、贵阳府属喇平长官司长官宋氏（今贵筑县）、曹滴长官司长官杨氏、黎平府属赤溪楠洞长官司。[1390]安顺府属十二营副长官司副长官肖氏因议叙土司等事案内而不准承袭，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长官汪氏亦被废除。[1391]同年，湖耳副长官司（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锦屏县铜鼓乡新寨村高寨）、欧阳副长官司（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中黄乡中黄村）与其正长官司分地而治。[1392]康熙二十五年（1686），废除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长官韦氏，以其地划入永从县（今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1393]，同时裁并的还有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设置的黎平府属三郎司土舍（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1394]。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卫并县[1395]，改贵州前二卫为贵筑县，改敷勇卫为修文县，省新添卫入贵定县[1396]，俱隶贵阳府。与此同时，移贵定县治于新添卫城[1397]，由平越府改属贵阳府，领新添、平伐、把平、大平伐、小平伐等五个长官司，将丹行长官司改隶都匀府管辖。同年，给丰宁上长官司长官杨氏颁发康字六千九十三号丰宁正长官司印。[1398]与此同时，还对土司进行清理，许多土司再次归附清廷，但多被革职查办。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宋绳组传子宋源[1399]；康熙二十六年（1687），新添长官司来属。康熙三十三年（1694），都匀府属里乐长官司长官乐氏降为外委土舍。康熙三十五年（1696），贵阳府属木官长官司长官唐氏、卢山长官司长官（后降外委土舍）卢氏，因罪革职而降为外委土舍，卢山长官司被废除，思州府属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长官周氏却获准承袭。[1400]康熙三十八年（1699）冬十月，因与其母禄氏主动参加平定吴三桂叛乱有功而恢复为水西宣慰使的安圣祖病故，宣慰使之职承袭无人，被总督王继文奏请停袭，所属地方改归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1401]，土司衙署由此荒芜，仅存遗址。康熙四十一年（1702），裁撤凯里安抚司，并之入县，设知县、县丞各一，分驻凯里。[1402]康熙四十二年（1703），石阡府属石阡长官司长官安氏袭职。[1403]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二月二十日，凯里长官司因“杨国兴大恶案”被革除，杨氏家族被遣送东北辽宁安置，其粮赋归清平县流官管理。[1404]康熙五十年（1711），石阡长官司[1405]、八番卢山司[1406]、都匀府属平舟（州）长官司长官杨氏[1407]、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今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尧民乡）[1408]、石阡府属石阡长官司正长官安氏等，因特参贪庸案内而被改土归流。[1409]康熙五十二年（1713），丹竹长官司土司官罗拱辰死，因朝廷催报承袭未至而被改土归流。[1410]康熙五十三年（1714），都匀府属养鹅长官司长官王氏降为外委土千总。康熙五十四年（1715），安顺府属宁谷长官司长官顾氏被废除。[1411]康熙五十五年（1716），安顺府属西堡长官司沙毓奇因与汉夷民人争地殴毙人命而革职，以其地入清镇、安平县。[1412]同年，平州司改土归流。[1413]康熙五十六年（1717），贵阳府属丹行长官司长官罗氏降为外委土舍。[1414]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初六，定番州（今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属大华长官司土官狭守亭因挟仇射死麻响司土官得君佐而被“永行裁革”，地方钱粮归并定番州管辖。[1415]

    其二，贵州省的政务型土司。康熙九年（1670），思南府属覃韩偏刀水巡检司土巡检陆氏改授文职世袭。[1416]康熙二十三年（1684），石阡府属龙泉市土主簿朱氏因议叙土司等事而不准承袭，连带一起的还有土县丞、副土主簿（今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等。康熙三十九年（1700），普安土舍张宏谟攻打夭坝司（今黔东南州丹寨县），占领阳基一带。[1417]康熙四十一年，普安州土同知龙氏因病故无嗣而改土归流。[1418]康熙五十二年（1713），镇远府土同知何毓杞无印承袭，实际结束了土司统治[1419]。康熙五十四年（1715），安顺府属安顺土州同知被废除。[1420]其三，贵州省的羁縻卫所土司。康熙二十三年（1684），石阡府属龙泉土百户冉氏、龙泉土百户何氏被裁。康熙二十四年，青岩指挥同知班氏降为贵阳府属外委土舍（今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1421]。康熙二十六年（1687），兴隆卫裁并入黄平州，同时将卫属白泥附近军屯土地划归余庆，移州治于卫所，使两城隶于同一行政区，改兴隆为新州，原州治所改称旧州。[1422]其四，贵州省的土弁型土司。清廷平定“三藩之乱”期间，一些土舍、土目因功而授为土弁型土司。康熙九年（1670），安顺府属乐坝王氏因功授为乐坝土守备（今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1423]；兴义府属黄坪营土营长黄氏拒不接受吴三桂所授总兵一职。[1424]康熙十二年（1673），贵阳府属大平伐土舍宋三纲因从征普安有功而授为西排土守备（今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后改为外委土舍。[1425]康熙十九年（1680），安顺府属乐远哨王氏因随征吴逆有功而授为乐运哨土守备（今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乐举屯王世美因功授为乐举屯土千总[1426]（今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副将黄壁因平定吴三桂之乱有功而授为兴义府属黄平营土营长世袭。[1427]康熙四十四年（1705），烂土司之土舍张宏谟授为普安土千总（今贵州省黔南州三都县）[1428]。

    此外，是康熙时期广西省的土司。由于西南边疆的广西省不处于平西王吴三桂的势力控制之下，因而，土司设置对广西省影响不大。其一是抚慰型土司。康熙五年（1666），上林长官司（今广西百色市西林县那劳乡那劳村）被改土归流，以其地设西林县。其二是政务型土司。康熙时期，安平土知州李长亨被清廷授以巡抚衔。康熙十九年（1680），颁给迁隆土州印信。康熙五十八年（1719），思明土知州黄氏因“不法”而被革职改流。[1429]

    从康熙时期土司设置史可见，西南边疆土司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中，属于各方面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那些对清王朝国家认同存在偏差的土司虽然暂时得以设置，但迟早会被革除。由此可知，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土司的设置与否事关国家边疆稳定的大局。关于这一点，可在以下三则材料之中得到印证。

    敕谕松潘土司番民：朕抚御寰区，恒期中外臣民各得其所，绥乂之怀，遐迩初无异视。尔等俱系世守疆土之臣，尤当鼓励忠义，报效朝廷。自吴三桂叛乱以来，吴之茂盘踞松潘，荼毒肆虐，蹂躏地方，困苦已极。念尔等皆系国家赤子，今被其迫胁，虽素怀忠荩，莫能自伸。朕心深为悯恻。兹湖南、广西、汉中、兴安诸处俱经底定，各路兵马奋力齐进，贼势摧败，立见荡平。正尔等出离水火之日，不宜坐失机会。今特降专敕，详加开谕。尔等果能感戴国恩，倡义联络，执擒吴之茂以献。建功树绩，朕即优加叙录，宠以封爵。撰给敕命，以酬尔勋庸。大兵到日，尔等若相机策应，协同剿寇，亦尔等之功。尔等宜速乘时会，早奏朕功，以副朕怀远矜全至意。[1430]

    谕差往贵州酌议土司事宜兵部侍郎库勒纳等：曩时逆贼吴三桂，见土司富厚，因起兵收服之，今既归顺，议者往往不同：或云土司系外彝，即令土官管理，易于行事，不可遂取其地；或云土司予以大职，令其管理事务，恐有权柄，不为我节制；或云我所取之地，何复令彼管理，仍取之为便；或云设流官管理，可多得钱粮。朕思土司地方，止有大定、黔西、威宁、平远四府，钱粮亦不甚多，今遣尔等前往，务善为区处，使可永远遵行，尔等即定议来覆，毋得游移两可。[1431]

    贵州提督赵赖疏言：土司安胜祖宜授以文职，若授武职，恐致妄为。上曰：土司事宜，或云宜补流官，或云宜补土官，或云可令管兵，或云不可令管兵，种种陈奏不一。云南、贵州，离京甚远，往来移文，多需时日，遣该部贤能司官一员，前往会同云贵督抚、提督酌量彼处情形，详加定议具奏，则一举可毕矣。[1432]

    上述三则材料，最初形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和康熙二十二年（1683），那时正是“三藩之乱”即将平定之际。前一则材料主要反映康熙帝所希望看到的土司对王朝国家的坚定立场，后两则材料则反映康熙帝对待地方土流问题和土司职衔问题务求精准的慎重态度。其共同指向，是不论流官还是土司，均要在大一统局面之下认同并服从王朝国家的根本利益。

    （3）清前期雍正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设置条件

    到了清前期的雍正时期，发生了改变土司设置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雍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这场具有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特点的运动，从雍正二年（1724）开始于川滇交界的东川等地，之后由鄂尔泰积极倡导，渐次推行到广西省（1725）、贵州省（1726）、湖广省（1726）、川东（1726）、川西（1728）和云南省（1729），前后持续6年（1724～1729）之久。运动之后，早在清以前就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成片的土司区，瞬间就变成了几条屈指可数的土司带。现仍按照云南、贵州、广西的先后顺序，进行逐一观察。

    雍正时期的云南省。云南省“江外”土司基本消失。一是云南省抚慰型土司。雍正二年（1724），裁撤腊撒长官司，划归州管。[1433]雍正五年（1727），将河东宣慰司安瞿氏革职，并收缴印信号纸。[1434]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采取“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之策，保留今德宏州的南甸宣抚司（今梁河县）、芒市安抚司（今潞江市）、遮放副宣抚司（今潞江市）、猛板土千总（今潞江市）、潞江安抚司（今保山市）、陇川宣抚司（今陇川县）、腊撒长官司（今陇川县）、户撒长官司（今陇川县）、干崖宣抚司（今盈江县）、孟卯安抚司（今瑞丽市）等十个土司，并将因远罗必甸长官司并入元江州，马龙他郎甸长官司、钮兀长官司并入他郎厅（墨江），使之隶属于普洱府。

    二是云南省政务型土司。雍正元年（1723），丽江军民府远房族人木知立等在中海池之堤岸集会，对木钟行政一事群起反对，在当地土人资助下，他与阿仲苴、和日嘉、阿宝他等一起“赴省申诉”，向云贵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控告木氏土司，请求改土归流。[1435]三月，高其倬对木氏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将丽江土知府木钟降为土通判，由流官知府节制[1436]，修筑丽江府城。[1437]高其倬在《丽江府改设流官疏》中称，“丽江府原设有土知府一员，流官通判一员，今照云南、姚安等府之例，将知府改为流官，将通判改为土官”[1438]。六月二十九日，此议获得清廷批准，丽江军民府土知府被降为土通判，府内的“五虎十四彪”转化为流府内的六房、乡约，土兵成为汛、塘、哨、卡的守兵。[1439]雍正二年（1724），威远（今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土司刀光焕被改土归流，先由鄂尔泰安置于昆明，后移置江西省。[1440]六月，镇雄土知府陇天侯、乌蒙土府禄万钟年幼，其兵权等操纵于叔父陇联星及禄鼎坤之手，因禄、陇素有姻亲关系而勾结谋反。雍正三年（1725），姚安府土同知高氏因“与土民争讼苴却十马地，营求事发”[1441]而被革职，被安置于江南。[1442]云贵总督高其倬在其奏疏中称，元江、新平以及“威远、普洱、茶山等处，广袤二、三千里，难以控制，请将威远土州改土归流，设抚夷清锏同知一员、经历一员、盐井大使一员，于猛班设巡检一员，分理民事。再添设普威一营，置参将一员，驻扎普洱；守备二员，一驻威远，一驻茶山，千总四员，把总八员，兵丁一千二百名，分汛防守”。“并将所属村寨，编立里甲户口，以凭稽察”。“田亩照地肥瘠，酌定额赋。土地可辟者，见今开垦，照定例水田六年，旱田十年升科。至于土官、普二姓，纠众骚扰，所有二姓土巡检承袭之处，应永远停业”。而在改土归流的丽江土司区，清廷进行清产活动。七月，新任流官丽江知府杨氏奉令没收木氏各地田庄、十二里之房屋，清查庄奴，毁其档案卷宗、祖遗田契。在烧毁档册文书时，木钟的夫人、姚安土同知高映之女高氏寿将历代“敕书诰命及各宪功牌谕帖，紧藏不认”，保存《皇明恩纶录》《木氏宦谱》等文献。经多方努力，木氏才争取到了“赴府四季支领”“土官庄租米京石一百五十石”，自行征收办纳“桥头、刺宝等庄”钱粮的待遇。尽管如此，以前被人恭维的“木天王”还是沦落为受人嘲笑奚落的“木老爷”。雍正四年（1726）春，云贵总督鄂尔泰由京城经湖北襄阳府、贵州镇远府到达昆明，一路上他察访俗情，抵滇后又搜集地方资料，与同僚共商地方政务，向朝廷奏报田土、粮价、钱局、铜盐、税课，尤其是土司不法、苗寨防务、安营设兵、疆界改附等各项边情，逐步形成其改土归流思想。四至六月，鄂尔泰派兵进剿贵州长寨。夏六月，他在云南设计擒获沾益土官安于蕃、镇沅土官刀翰，进行惩治。沾益州土知州安于蕃因罪革职，改流为定威州，迁居江宁[1443]，结果因官府奸占民妻、强夺土地而引起土司土民叛乱，平叛后，清廷升普洱为府，设置流官管理，移元江协副将领兵镇驻。九月，者乐土司刀联斗主动投献，鄂尔泰请授以职衔顶戴，以终身养赡，同时用以钳制安于蕃。冬十一月，鄂尔泰为了实现其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府划归云南的构想，采取“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的办法[1444]，着力解决滇北土司。他在四川总督岳钟琪的配合下，拿获土府禄万钟等，并将敢于顽抗的上百名土官土目处以残酷的肉刑，改四川省东川归云南省管辖。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因不愿归滇而派兵骚扰已改土设流的东川。鄂尔泰命东川总兵刘起元、威宁总兵哈元生进剿，乌蒙土府抵抗。鲁甸土目禄鼎坤献土投附，攻打东川的禄万钟的叔父又投靠了鄂尔泰，其子禄万福认刘起元为义父，率军攻打乌蒙土府，禄万钟被迫携印逃靠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禄鼎坤追至镇雄，禄万钟、陇庆侯逃往四川时被官军捕捉，押解云南受审。乌蒙军民府（今云南省昭通市）禄万钟因“匿奸”而被削职，迁往江西，其地改为昭通府。与此同时，邓川州土知州被改土归流，安插于江西[1445]；阿迷州土知州（今云南省开远）、阿则的后裔李纯因侵盗钱粮而被没收产业，迁往江西[1446]；东川军民府（今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改隶于云南布政司。雍正五年（1727），乌蒙土司禄鼎坤率二子投诚，然“遣使往谕禄万钟等，缴印就质”，禄万钟“支吾违抗，至再至三”，禄万钟又与镇雄土府陇庆侯“合谋拒命，叛逆显然”，鄂尔泰即派兵，将乌蒙、镇雄两土府改土归流。[1447]这期间，与乌蒙土知府禄万钟争权的鲁甸土目禄鼎坤向鄂尔泰提供反叛头目名单一百余名，鄂尔泰按名单捕杀，结果引起大动乱。正月，滇南镇沅刀翰族舍土目首先发难，聚众数百人，焚烧流官衙署，杀死署府事、威远同知刘洪度，不久，威远、新平少数民族也起而抗清。清廷随即采取强硬措施。闰三月，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镇雄土知府陇庆侯，迁往江西安置，实行改土归流。五六月间，鄂尔泰专程赴黔西南安笼镇，与先后任广西巡抚的李绂、韩良辅会审泗城事。他提出，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因距省会成都遥远而鞭长莫及，宜改隶距与滇仅一岭之隔的云南，以此相机改土归流，“永靖边氛”；还建议“黔粤向以牂柯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族”。当时，泗城土府岑映宸屯兵四千驻扎在牂柯江北“以震民夷”，当他听说乌蒙、镇雄已改土归流后，星夜撤兵，缴印纳土，结果使泗城府实行了改土归流。之后，清廷又裁撤马湖府，由屏山县管理原马湖府境，隶属于叙州府[1448]；芒部土府（今昭通市镇雄县）因附从乌蒙叛乱而被削职，迁往江西，土府降为州，隶属于昭通府管辖[1449]；镇沅土知府（今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刀翰因“贪劣”而被削职，安置于江宁省城（今江苏省南京市）；姚安土同知高崇德及其家口因改流而迁往江南。[1450]雍正六年（1728），刚刚平定东川法戛营长伙目之变，乌蒙米米土目禄永孝之妻又起兵反抗，滇川边界土司群起响应。二月初一日，禄氏为报夫仇，联络四川沙马土司及建昌巴布彝民两千余人抵抗鄂尔泰的清军，杀死左协副将郭寿城，并另组织谅山、吞都土司土目兵数千人与官军对抗，遭到清军总兵张耀祖对米贴的报复，许多人被活埋、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筋。之后，清廷在米贴、雷汉卡、阿卢土司地大设营汛，划米贴归云南乌蒙府永善（永善县城）管辖，由归顺土目安永长担任此地土千总。清廷对乌蒙实行改土归流，降镇雄府为镇雄州，隶属乌蒙府，辖镇雄、彝良、威信、母享，在彝良设州司，威信设州判，母享设巡检，派左军守备，千决等分防驻扎，完成了乌蒙地区形式上的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江内江外”[1451]概念，对“江内”尽行改流，相继革除沾益、镇远、威远、盈养、茶山、普洱等土司[1452]，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将车里宣慰使司所辖的江内（澜沧江以东）六版纳包括临沧、景谷、思茅、普洱、元江、墨江、普腾、整董、勐乌、橄榄坝等地以及云南南部边疆的威远、镇远等土州土府划归普洱府流官直辖[1453]，澜沧、西盟、沧源、西双版纳等边疆各地仍保留土司，由西双版纳的傣族宣慰司统属，均置于普洱府统辖之下。如此一来，基本解决了澜沧江[1454]、怒江、伊洛瓦底江“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云南宜治之边夷也”[1455]，在澜沧江以西地区如景东、孟定、永宁、北胜、湾甸、车里、潞江、遮放、盏达、勐卯等地，基本实现了流土兼治目标。如此一来，江东普腾以下各土司，接受普洱府加委的土千总、土把总等职衔，仍为车里宣慰司所属十二版纳的一部分。“惟江外归车里，江内地全改流。于思茅、橄榄坝各设戍兵，以扼蒙缅、老挝门户”。此后，这里新设的土司加上原来的土司有宣慰司一（车里刀氏），宣抚司七（南甸刀氏、干崖刀氏、陇川多氏、耿马罕氏、孟琏刀氏、整卖刀氏、景线呐氏），副宣抚司二（盏达思氏、遮放多氏），土指挥二（孟艮召氏、整贝叭氏），土指挥同知一（猛笼叭氏），土知府二（孟定罕氏、景东陶氏），土知州二（湾甸景氏、镇康刀氏），还有土守备、土千总（如六库段氏）、土把总、土巡检、土县丞、土舍、土便委、土目等。正如尤中所指出的，“靠内地的如蒙化土知府、广南土府同知、富州土知州、北胜州土知州等等，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不再握有地方实权。有实力的边疆土司，有车里宣慰司，耿马、孟连、陇川、干崖、南甸宣抚司，遮放、盏达副宣抚司，潞江、芒市、勐卯安抚司，孟定土府，镇康土州，纳楼、亏容、左能、瓦渣、思陀、溪处等长官司或土目”。[1456]不过，直到清晚期，西双版纳傣族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仍未间断。雍正八年（1730），乌蒙禄鼎坤被派往河南做参将。八月二十四日，各村寨土目借为刘起元祝寿之机，与刘起元的养子禄万福一起入城为内应，让凉山借来的土司土目兵为外援，次日黎明进攻乌蒙府。刘起元逃往济河，被追杀死。鲁甸土目原故地，杀知事及官兵几十人。大关县城被土兵攻陷，通判被杀；永善县土千总安永良全家被吞都土舍、木谷四哥等率兵杀死；镇雄州城，因原土知府陇应侯及庶母二禄氏的工作，才未酿成大乱；东川各土目，举兵反叛，强攻东川府城。贵州威宁、四川凉山、雷波、沙马等地土目，也纷纷响应。事发后，鄂尔泰从威远、新平突入，杀敌千人，拿获叛乱头目，遂使澜沧江内地区全部改流，并由西向东，使威远州、阿迷州、广南府、土富州各土司废除，并在邻近的广西、湖广、四川推行改土归流。安笼总兵哈元生一路出威宁进乌蒙，大败土目兵，进入乌蒙府城，又在昭通、鲁甸一带搜剿土目兵，最后与另一路清军会师东川。另外两路，镇雄营参将韩勋急往奎香，进展较为顺利；临安总兵魏翥国进东川，屡受挫折。最后，哈元生率部进到东川，两军会合，分路攻击，平定东川。韩勋一路由永善巧家入凉山、雷波等地，协同四川官军剿灭这一带的土目叛兵。如此一来，东川、镇雄、乌蒙反叛势力基本根除，禄鼎坤、禄万福父子兄弟被捕获处死。雍正九年（1731），剑川州土通判因遗失号纸而革除。

    三是云南省僧官土司。雍正元年（1723），丽江军民府实行改土归流[1457]，消除了木氏土司对周边寺院的控制。雍正二年（1724），清廷改迪庆中甸县的松赞林为归化寺（位于今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之后，它一直得到云南巡抚及清代皇帝的垂青与赏赐，从而信众如云。

    四是云南省土弁型土司。雍正元年，维西一带上层贵族仍保留着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等土弁型土司，纳西族仍生活在基层土司管理之下。雍正二年，中迪厅境内的两个“迭巴”分别改授为土守备，5个“神翁”分别改授为土千总，16个“迭宾”分别改为土把总（均在今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雍正五年（1727），奔栏子神翁、别马分别被授为奔栏子土千总、土把总（今迪庆州德钦县），其宗喇普王忠授为其宗喇普土把总（今香格里拉市），西路王连因率领夷从征阵亡而追封为西路土把总世职（其后代又获赏蓝翎、加守备衔）；塔城土官王仁率众投诚，授为土把总（今云南丽江市），后因征栗夷有功而授为世袭土把总。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滇南新设普洱府，而澜沧江内外十三版纳地区仍广泛添置土千总、土把总等土弁型土司。儒林等里施腻勒因从征茶山夷有功而授为儒林等里土千总（今普洱市墨江县），猛旺召猛冈因从征橄榄坝有功而升为猛旺土把总（今西双版纳州景洪市）。雍正七年（1729），倚邦曹当斋因从征普思夷有功而授为倚邦土千总（今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猛遮刀细闷纳因从征橄榄坝夷有功而授为猛遮土千总（今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猛笼叭先、猛阿召叭占、猛腊召糯因从征有功而分别授为猛笼土把总（今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猛阿土把总（今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猛腊土千总（今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猛乌召匾因从征橄榄坝有功而授为猛乌土把总[1458]（今老挝国境内）；茄革里土目方国用因从征茶山、江坝有功而由总督授为茄革里土把总（今红河州元江县）。此时，清政府在今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等地则设土把总等职官。雍正八年（1730），元江刀世龙因从征有功而授为元江土千总委牌（今红河州元江县）。雍正十年（1732），普洱土目召音“随师奋勇，甚属出力”，授土把总职衔[1459]；普洪亮、李张保因随征有功，之后分别授为他旦土把总、老是达土把总（均在今玉溪市新平县）；整董召音因从征普洱、思茅有功而授为整董土把总[1460]（今普洱市江城县），斗门磨沙邱国良因从征叛夷杨昌奉有功而授为斗门磨沙土千总（今玉溪市新平县）。儒林等里施糯利因随征镇沅、茶山、威远、普洱、思茅有功而授为儒林等里土守备（今普洱市墨江县）。雍正十一年（1733）八月，土目龙清臣随师效力，经前总兵董芳给予土把总委牌，管理龙朋里夷寨。[1461]此间，纳更司土目龙在渭因随官军进剿有功而被临元镇总兵董芳授以土把总职衔，之后又因随官军进剿有劳，由总督请令世袭土把总之职衔。[1462]六顺刀国辅、易武伍作虎因从征有功而分别授为六顺土千总（今普洱市思茅区）、易武土千总（今西双版纳州勐腊县）。

    雍正时期的贵州省。贵州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然而在黔东南一带，却新设了一批土屯型土司。一是贵州省的抚慰型土司。雍正元年（1723）三月，改贵州中曹土司所辖高坡等处四寨归贵阳府管辖，十月，恢复天坝长官司，增设挪洞长官司（土把总）、杨武长官司（土把总）、永安长官司（土把总），十二月，改贵州洪番土司地归定番州流官管辖。[1463]雍正二年（1724），贵州省安顺府镇宁州所属长官司长官薛世黔因肆行劫掠而处以终身监禁。[1464]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改土归流，收缴土司印信，设立府、厅、州、县等政权机关和镇、协、营、汛等军队编制系统。黔西等地率先实施，贵定县新场、盘江、沿山、平伐等地第一批改土归流。[1465]一些早已归顺的土司留为基层统治机构，原土官被授予比原来较低一级的官职如为土舍、土弁、土目、土千总、土把总、土巡检等。雍正五年（1727），裁革郎城长官司及土吏目，领岩门长官司及重安土吏目[1466]；都匀府所辖平浪长官司长官王秉乾因不法而被革职[1467]；裁革把平长官司，并贵阳府领属平伐、新添、大平伐、小平伐等四个长官司；[1468]顺府镇宁州属康佐长官司长官薛氏因特参溺职案内改土归流，之后以其地设通判，置威远厅。[1469]被废除的还有虎坠长官司宋氏、安隆长官司。与此同时，沿河佑溪长官司正长官张氏辖地设流官吏目一员，加州同知衔，以稽查土司，逐步改流[1470]，省溪、平头著河、潭溪、八舟、欧阳、新化、洪州等长官司亦设立汉官吏目并加州同职衔，加重职守，对土司的监察[1471]，而都坪、都素、黄道、施溪等四个长官司均沿袭明制不变。[1472]雍正六年（1728），贵州省都匀府属夭坝长官司夭世美在随官兵镇压苗民中病故，其子夭建新改任为土把总袭职[1473]；都匀府属永安长官司长官雷氏兼任平苗清军的通事。三月三十日，中曹土司副长官刘崇恩因“土权叠害案内”而被改土归流，其所辖高坡等处四寨划归贵阳府管辖[1474]；十二月十一日，定番州属洪番长官司长官洪国兆因违抗朝命被革职，所辖地方划归定番州流官辖[1475]；该月，都匀府设八寨厅，委任鲁朝聘为首任同知，下设夭坝、杨武、永安（今卓佐）、排调四司隶之。[1476]同年，镇远府镇远县所辖邛水副长官司副长官袁三奇因疏防被革职，之后又准其子袁周佐袭职，无印；思南府属沿河祐溪长官司长官张锡侯被革职，后又准袭，无印。[1477]雍正八年（1730），贵阳府属虎坠长官司长官宋瑞麟被革职，以其地划归贵阳府，直到乾隆后复设；贵阳府龙里县所属小谷龙长官司长官宋洪被革职，后又无印承袭；思南府属蛮夷副长官司副长官因滥刑虐民而被革职安插于安庆府怀宁县，贵阳府贵定县所属把平长官司长官肖来凤因禀报不实而被革职安插于安庆府，石阡府属石阡长官司正长官安氏被裁革。[1478]又裁撤平州、丹平、丹竹三长官司，平州设把总一员，丹平的六硐设土舍一员，丹竹设牙舟汛，其均属都匀府。[1479]此外被废除的还有贵定县属把平长官司、水东长官司、札佐长官司、青山长官司。雍正九年（1731），新添长官司长官宋源之子宋廷玺虽然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宋遐龄，但却未能将司印传承于他[1480]。这等于说，新添长官司实际上被废除。之后，宋氏只是借助家族势力进行土司权力的传承，“遐龄传体祁，体祁传弟辉祁，辉祁传子凯，凯传子兰英”；[1481]在遵义地区划入贵州省的基础上，遵义府仁怀县属儒溪长官司被废。由于鄂尔泰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将土司政区划给同级甚至低一级的流官府厅管辖，因而清朝初期形成了“土官见官低一级”的政治文化传统。雍正十一年（1733），将赤溪南洞二司由黎平府拨入清江厅，移清江镇总兵驻台拱，镇改为协，厅驻镇远府理苗通判。[1482]雍正十三年（1735），包利、红银领导苗族起义军攻占邛水长官司长官杨氏辖地。[1483]鄂尔泰还在贵州三千里“苗疆”取得了重要进展。二是贵州省的政务型土司。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流后，广顺州南境化出另立长寨同知[1484]；南笼厅升级为府，以普安州县并安南县隶之；贞丰州属各兵目皆称业户，上江四甲业户黄姓，下江四甲业户王姓，黄王二姓为州之大族[1485]；三月，清廷批准在长寨仲“化外苗疆”移驻同知，隶贵阳府。雍正六年（1728），贵州省改土归流的重心由黔西北地区转移到黔南、黔东南地区，清廷加紧了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罗甸交界处的开辟，重点是对既无土司管辖又无流官管理的黔东南地区实行武力进剿。这一年，巡抚张广泗平定黔东南八寨之后设置同知[1486]，奉旨划清地界，将玉屏附近沅州、麻阳之沅屯、麻屯拨归沅州、麻阳管辖[1487]；裁汰朗城司土吏一员。[1488]雍正七年（1729），贵州巡抚张广泗在都匀府下设置丹江厅（厅址老丹江），辖丹江卫（左卫）、凯里卫（右卫），置卫千总处理军政事务[1489]，并设丹江通判，清江同知，古州同知。[1490]同年，清廷在康区设置少量土巡检司。雍正八年（1730），南笼府设通判驻归化[1491]；七月，原康佐长官司旧地址设置威远通判，隶属安顺府管辖；遵义府属仁怀县旧治设仁怀厅通判，之后改称亦水厅[1492]；松桃单独设置厅治，但疆界尚待划定[1493]；开清江苗疆，置清江协，同时设厅，设置理苗同知驻其地[1494]；来牛寨故地设置都江厅，驻都匀府同知。[1495]雍正九年（1731），思南府属安化县土县丞张掭璧被革职，之后又准其无印承袭；六月，南笼府在原土司陇氏地置同知一员，驻郎岱，隶安顺府[1496]；又设都江通判。[1497]雍正十年（1732），清廷在八弓汛望月坡设邛水县丞署（今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城），隶属镇远县管辖[1498]；原康佐两长官司辖境及新归附的“生界”，合并设置为归化通判[1499]；合江陈蒙烂土长官司辖地改设三脚州同，隶属于独山州[1500]；威远通判改为归化通判；三月，铜仁府在松桃厅设同知一员管辖原化外红苗，大定府在水城设通判一员治理原水西安氏地。[1501]雍正十一年（1733），哈文生平定高坡、九股苗，镇远府土通判杨氏无印承袭[1502]，清江同知移驻台拱，改为清江通判。[1503]经过五年的经营，至此，黔东南先后设置了八寨（今丹寨）、丹江（今雷山）、都江（今三都）、古州（今榕江）、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六厅（均属散厅），谓之“新辟苗疆六厅”，其分别隶属都匀、黎平、镇远各府。雍正十二年（1734），裁革八舟、龙里吏目[1504]；二月，清廷在平越府黄平州旧州址设州同一员，在都匀府独山州三角屯设州同一员，在清平县凯里设县丞一员，在铜仁府铜仁县松桃设县丞一员，在南笼府普安县设罐子窑驿丞一员，大定府威宁州设得胜坡巡检一员；三月，又于镇远府属镇远县邛水司添设县丞一员。[1505]雍正十三年（1735），凯里县丞下设翁荡（今翁涵）土司与土吏目，隶清平县，之后又改为土外委。[1506]三是贵州省的土弁型土司。雍正五年（1727），罗化黄氏、芭羊黄氏、罗悃黄氏、打拱黄氏、膏亭王氏、长流王氏、罗敖王氏、何往王氏分别授为罗化外委土千总、芭羊外委土千总、罗悃外委土千总、打拱外委土千总、膏亭外委土千总、长流外委土千总、罗敖外委土千总、何往外委土千总（均在今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1507]。雍正六年（1728），黄平营土营长因随征八达州苗民有功而改授为土舍[1508]，乐运哨土守备王定降为乐运哨千总，乐坝土守备王正泰因化诲生苗降为千总职而颁给钤记一颗[1509]，镇远周国相、施秉杨运世、镇远曹应雄因从征苗民有功而分别被授为镇远府属高坡外委土千总（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番江外委土千总（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番陇外委土千总。[1510]雍正六年至八年（1728～1730），其因从征八寨、丹江、来牛、摆调、方胜等处有功而由抚院加授土千总札付一道。[1511]雍正八年（1730），江营参将署（驻大丹江）下设六汛，其中后来所设土司之地均设汛；杨继震、张绳武剿抚来牛等处，杨氏报二等功发放号印，却无号纸，而张氏则由抚院加给土千总札副一道。[1512]雍正九年（1731），湖南赵良佐、施秉王德祖、镇远张士贵、岩门长官司土舍何模、台拱张世卿因从征苗民有功而被分别授为南市外委土千总、乌漏外委土千总、龙塘外委土千总（均在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镰刀湾土千总（今贵州省黔东南州黄平县）、谷山外委土把总（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同年，黎平府属八开土千总林氏的次子林维新继任八开土千总之职，专管八开苗民[1513]；滇省督部堂尹赏给朗城土吏目冯钟俊土千总之职。[1514]雍正十年（1732），清军始设台拱厅，下设高坡、番召、南币、番陇、乌漏、龙塘六个土千总以及榕山、展架两个土把总[1515]，又改清江协为镇，驻总兵，统辖丹江、台拱、铜仁、镇远、黄施、天柱、石阡、平越诸协、营、汛。[1516]闰五月初五日，清廷议复贵州巡抚张广泗条奏古州善后事宜四款，宣布给予有功将士“授以土外委、千、把总札付”[1517]。雍正十一年（1733），镇远张成鉴因随军征苗有功而授为趱架外委土把总[1518]（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乾隆帝深知贵州省的稳定关键是治苗，而土职在治苗过程中必不可少，所以那种因处理治民有功而升任土弁型土司之事在乾隆时期仍然比比皆是。雍正十三年（1735），因随清军平苗有功，镇远府属崖头司、臻洞司、乐榜司分别授为土把总世袭[1519]；九月，都匀府属排调长官司长官王氏获授土把总委牌。[1520]四是贵州省的土屯型土司。雍正六年（1728）五月，清军开始进攻八寨（今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雍正十一年，他们攻占了台拱（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这就实现了以雷公山为中心的苗区改土归流。之后，清廷在此地设立古州、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等六个散厅，称为“新辟苗疆六厅”或“新疆六厅”。雍正十二年（1734），贵州提督哈元生向朝廷呈报了《新辟苗疆图志》。雍正十三年二月，古州厅爆发了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民反清起义，起义迅速扩及“新疆六厅”。事发后，清廷急调滇、黔、湖广、粤东粤西等省之兵分四路进行镇压[1521]，然后设置土屯型土司进行控制。

    雍正时期的广西省。清朝对广西省的“改土归流”，具体聚焦于政务型土司。雍正三年（1725），因为土知州贪婪，龙州土州被废，其地分为上、下龙司。雍正五年（1727），红水河流域的泗城土知府以罪革职，泗城土府改土归流，设立东兰州，隶庆远府；割南盘江北的原泗城土府地给贵州；思陵州八达寨土目颜氏，思明土府八达、邓横二寨土目改土归流。雍正六年（1728），广西西隆州土司兵叛，鄂尔泰被撤职查办。他戴罪立功，大开杀戮，“所获苗皆刳肠，分挂岩树皆满，见者股栗”。雍正七年（1729），东兰土知州韦朝辅因以东院内六哨立州而降为土州同。雍正十一年（1733），思明土知府因罪革职，思明土府降为州，思（恩）城土州亦被改土归流。[1522]此间，龙州、归顺州等土州也被改土归流。

    从清朝时期上述“改土归流”史可见，雍正时期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规模确实很大。其大就大在空间纵深度方面，它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之所以如此，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清前期国家政权稳固后需要依靠地方督抚进行法制建设，以此规范地方下级官员的行政行为。[1523]所以，粗略观察就可以看出，清前期的顺治、康熙时期旨在要求土司认清国内形势，坚定不移地紧跟清朝中央政府，而雍正时期在这方面似乎是不作什么具体要求，更多的是对土司强调“法”或“法度”。这在《清实录》所记载的雍正五年十二月、雍正六年十月的两则关键史料之中，有着具体反映：

    谕兵部：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民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画，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各遵王化。此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并非以烟瘴荒陋之区，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今幸承平日久，国家声教远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剿抚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风归向，并未重烦兵力，而愿为内属者，数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与，一视同仁。所当加意抚绥安辑，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后可副朕怀也。但地方辽阔，文官武弁需员甚多，其间未必尽属贤良之辈，且恐官弁等之意，以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从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属无伤。此等意见，则万万不可。著该督抚提镇等严切晓谕，不妨至再至三，且须时时留心访察，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时调换，并严禁兵丁胥役生事滋扰，务俾政事清明，地方宁谧，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傥有不遵朕旨，丝毫苛索于土民地方者，著该上司立即参劾，重治其罪。即系平日保举之人，亦不可为之容隐。果能据实纠参，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谊。该督抚提镇等可共体朕心，各尽怀保边民之道。[1524]

    谕吏部：湖广土司甚多，各司其地，供职输将与流官无异。其不守法度者，该督抚题参议处，改土为流，以安地方。若能循分奉法，抚绥其民，即与州县之循良相同，朕深嘉悦，何必改土为流，使失其世业。前据湖南巡抚王国栋奏称，下峒长官司向鼎晟恳请改土为流，甚为诚切，朕未准行。今又奏称，土民有控告该土司之案，正在查审。朕思从前该土司改土为流之请，大抵由于土民之怂恿及土司所请，未曾准行，而土民复又列款控告，冀朕严治土司之罪而尽改为流。其所控必非实情，著该抚留心详察。凡属土民，必不敢控告土司，皆由汉奸唆使播弄，冀生事端，以便从中逞奸滋弊耳。若各处土司等因他处已改为流、不得已而仿效呈请者，朕皆不准；若被汉奸唆使控告、俾土司获罪而改土为流者，朕更不忍。该督抚等当以朕内外一体之怀通行晓谕，俾土司等守土奉法，共受国恩，不必改土为流，始为向化。至于土司实在不法、恶迹确著者，该督抚据实参劾治罪。[1525]

    上述两则材料是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晚期所发的两道谕旨，两道谕旨贯穿了“怀保边民”的精神，旨在对“改土为流”进行调整。他谕令兵部和吏部借助云、贵、川、广以及楚省一带的地方督抚提镇等进行“改土为流”的时候，并不能将之绝对化。仅针对不“循分奉法”“不宜苗疆之任”的土司进行“改土为流”，对于能够维护地方安定、“守土奉法”的土司，没有必要进行“改土为流”；地方督抚提镇对土司进行“改土为流”，取消土司设置，必须区分是否有土民怂恿土司、汉奸唆使控告土司、土司仿效呈请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这就是说，雍正帝对“改土为流”的调整，的确与地方行政体制中的“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等级制度和“冲、繁、疲、难”制度的形成存在关联，并对督抚提镇调补土司官员的权力具有限制作用。

    （4）清前期乾隆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设置条件

    进一步考察清前期乾隆时期的土司设置，也会粗略地捕捉到“改土归流”调整与“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等级制度和“冲、繁、疲、难”制度关联的信息。现仅以云南、贵州两省的土司设置为例，进行观察。

    先看乾隆时期云南省的土弁型、抚慰型和政务型土司。一是云南省的土弁型土司。乾隆三年（1738），岩旺李显智因随征有功而授为岩旺土把总（今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乾隆五年（1740），喇哺普应祥因从征有功而授为喇哺土千总（今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乾隆六年（1741），普洱镇、普洱府联合授予乌得召斋乌得土把总（今老挝境内）。乾隆七年（1742），澜沧江赵谟因从征岩瓦洛栗夷有功而世袭澜沧江土把总（今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乾隆十二年（1747），漕涧长官司土舍左世英因率领土练征秤戛夷有功而授为漕涧土把总（今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大塘隘刘尔游因从征秤戛夷有功而授为大塘隘土把总（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乾隆十三年（1748），猛戛乡长刀成秀因防匪有功而被镇沅府授为猛戛土把总（今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乾隆十七年（1752），明代土知州的后裔段克勋、段复健因率领土练随总兵官谢岳征称秆夷、招抚鹅毛顶十寨归顺有功而分别授予归化里老窝土千总（今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六库土千总（今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世职；与此同时，茶光周、段承越、段赓华分别授为鲁掌土千总、登埂土千总、卯照土千总（均在今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杨建国、杨德深分别授为明光隘土把总、古勇隘土把总（均在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左正邦因从征称戛夷有功而授为茨竹寨土把总（今缅甸克钦邦）。乾隆二十九年（1764），猛戛土目刀希锦因勤治边夷而由镇沅府请授予猛戛土千总（今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乾隆三十年（1765），橄榄坝土目喇鳅斋因从征普洱有功而授为橄榄坝土把总（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橄榄寨土目喇氏从征普洱有功而授为土把总，之后土目叭氏充补为土把总之职，乌得土把总因军功被兵部授为乌得土把总。[1526]乾隆三十一年（1766），猛勇头目召斋喃、补哈头目噶第牙翁、猛撒头目喇鱼仨细利均被授予土千总衔，景海头目召罕彪、六本头目召猛斋均给土守备衔，儒林等里土千总因从征普洱有功而授土守备衔，召斋喃、猛撒头目喇鱼仨细利、补哈头目噶第牙翁给土千总衔，景海头目召罕彪、六本头目召猛斋均给土守备衔[1527]，猛合头人、九龙江土司庄头叭先捧在官兵剿逐贼匪之时随营效力，后经云贵总督杨应琚奏请而赏给三品指挥之职，令其管辖边外之整欠地方。[1528]乾隆三十二年（1767），倚邦土千总因军功升授守备衔。乾隆三十八年（1773），车里宣慰司刀维屏挈家潜逃，顺利经过土把总刀匾猛管区，因此被革职迁往江西，由土目邵庆充补其职，邵庆因无嗣而由其他的土千总代行其职，之后又由土目刀永和充补。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嘉庆七年，猛笼土目邵庆、土目刀永和、土目刀镇藩先后充补土把总刀匾猛之职。[1529]二是云南省的抚慰型土司。乾隆十年（1745）九月，猛缅长官司长官被土民控告，立即改土；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还革去了对缅甸入侵势力表现“庸懦无能”的车里宣慰使刀绍文职；乾隆三十五年（1770），清廷出于边防需要，重建腊撒长官司，新置户撒长官司。三是云南省的政务型土司。乾隆十年，清廷对滇缅边地的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因地接缅甸的猛缅土司属下五十村寨土民要求改土归流，次年，土司奉廷征被革职，其地改为缅宁厅，奉氏家口远徙江西安置；孟定土知府罕大兴因配合缅甸木梳王朝（雍籍牙王朝）对我国傣族地区扩张而被清廷革职，家口迁往江宁[1530]，职务由其弟罕大亮袭替。乾隆二十二年（1757），北胜土知州因事革职，另立土司。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将听任外军入侵的孟定（今缅甸掸邦景栋）土知府罕大兴革职查办，举家迁往南京。乾隆三十一年（1766），广南府土同知侬氏因调征普洱、缅甸有功而于六年之后获颁土同知关防。乾隆三十五年（1770），武定军民府降级为州（今楚雄州武定县）。乾隆四十一年（1776），猛猛土巡检司确定为经制土巡检，获颁印信号纸。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云南各地土目及眷属五百名迁往新疆乌鲁木齐。乾隆五十年（1785），确定云南政务型土司及其自署职官共156员的官品。如原丽江土知府（土通判）定为正六品，姚州土同知高氏定为从六品，开化府土经历（今文山州文山县）定为正八品土官，楚雄土县丞定为从八品，定远县土主簿（今牟定县）定为正九品，炼象关土巡检、南平关土巡检、青索鼻土巡检定为从九品。[1531]

    再看乾隆时期贵州省的土弁型、土屯型、政务型和抚慰型土司。其一，贵州省的土弁型土司。乾隆元年（1736），姜福海因奉委随查叛苗绝产有功而授为南孟土把总（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为清理苗疆善后事，分别设置凯里土千总、落榜土把总（司署设于落榜）、岩头土千总（司署设岩头河），隶清平县，属凯里县丞直管；还授永安长官司长官雷氏土把总委牌。[1532]这些土弁型土司，均为世职。[1533]乾隆二年（1737），清廷设置40个堡安设屯军，又置古州左、右两卫和朗洞营，开泰县丞因移驻朗洞而称为朗洞县丞，并在属下各苗寨设7个土千总、10个外委土舍以及八开（管五十一寨）、六百（治所三洲）、八卫（治所八妹）、乐乡、琴台、滚仲、高表等6个土把总[1534]；在台拱厅下设高坡、方召、南市等3个土千总，乌漏、方陇、龙塘（道光末年因无嗣而废除）、榕山、掌下等5个土把总[1535]；还设置平江（朗洞镇宰牙）、高表、平江（平江乡平江村）等6个土把总；镇远府邛水司通事曾继美授为柳旁土千总（今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三郎长官司土舍杨昌茂因屡次随征苗民有功而虚授为平江土千总（今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乾隆三年（1738），丹江卫设置黄茅岭司（今老场坝）、鸡讲司（今营上）、乌叠司（今望丰）等三土司[1536]；又设屯堡21个，如此使剑河县全县221寨分由6个土千总、8个土把总、3个土舍、4个土通事统辖。其具体情况是：赤溪南洞司吴氏土千总管15寨（驻上衙寨），赤溪南洞司杨氏土千总管26寨（驻下衙寨），柳利杨氏土千总管9寨（驻柳利寨），格东王氏土千总管35寨（驻格东），雅慕杨氏土千总管20寨（驻雅慕），柳旁曾氏土千总管16寨，范黔杨氏土把总管15寨，鸡摆尾李氏土把总管15寨，平夏杨氏土把总管2寨，柳罗氏土把总管4寨，南孟姜氏土把总管14寨，范美张氏土把总管6寨，范号王氏土把总管2寨，旁洞杨氏土把总管14寨，桃杨张氏土把总管9寨，乌库徐氏土舍管4寨，赖受蒋氏土舍管3寨，绕号杨氏土舍管5寨，南岑吴氏土通事管5寨，乌结王氏土通事管1寨，范哨周氏土通事管1寨。[1537]十月二十三日，臻洞土千总以及镇远臻（剖）（六）洞长官司所属赏郎等21寨就近改属清平县属凯里县丞[1538]，又增设镇远府属臻洞土把总一员，从而形成凯里三司。[1539]乾隆九年（1744），洪州长官司土舍林维新因功获准世袭土千总，专管八开苗民（今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1540]。乾隆十年（1745），裁减贵定县土司都司1员、兵240名，划拨5000兵员防守贵阳营城池，又划拨150人归安化镇标，并将平伐营千总及兵60名划归新添营，从而撤销了平伐营。[1541]乾隆二十四年（1759），授予三郎司长官杨昌茂次子杨承先平江土把总委牌[1542]，专管37寨。[1543]乾隆二十七年（1762），都匀府属普安土千总（后降土舍）张体乾因贪污受苗民控告而革职，之后传袭不详。[1544]乾隆三十年（1765），普安土同知的土舍龙德正授为鲁土营土千总（今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管理土务。[1545]乾隆三十五年（1770），洪州长官司土舍林维新因随征有功而换给土千总委牌（钤记）[1546]。乾隆三十七年（1772），都匀府将谭溪司所辖12寨、古州厅所辖117寨、永从县所辖12寨及开泰县所辖苗芩（今高芩）等9寨划归下江厅辖[1547]；罗化外委土千总、芭羊外委土千总、罗悃外委土千总、打拱外委土千总、膏亭外委土千总、长流外委土千总、罗敖外委土千总均升格为土千总。[1548]乾隆四十年（1775），在“清厘土职案内奏准应留土缺”，打罕哨王胜恒（今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被云贵总督授予委牌[1549]。其二，贵州省的土屯型土司。乾隆元年（1736）九月，在多路清军的围攻下，共斩擒苗民3780余口，“新疆剿抚事宜俱已全竣”。[1550]如此一来，苗区出现了许多被称为“绝田”的无主田地。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主张这些绝田既不能归还苗民耕种也不能抛荒，应招募外来汉民耕种。[1551]乾隆二年（1737）三月，庄亲王允禄提出了招募外地汉民的具体办法。[1552]在得到新疆六厅安设屯军的上谕后，八月，张广泗上报了安屯的具体办法，并在新疆六厅设置卫所，开始屯田。然而到乾隆三年（1738）四月，两广总督鄂弥达主张新疆六厅，“撤兵于外，周围防守以镇抚之，择苗民之稍有知识者设立头人，约束其众。所有苗田尽其种植”。[1553]针对鄂弥达的奏章，张广泗坚持使用屯军，他反奏道：“苗蛮向无酋长，虽有本寨中之强有力者一二人，亦不能约束其众，况苗类众多，统以文武，镇以官兵，尚敢群起跳梁，又岂一二巡检、头目所能约束耶？”[1554]但朝中大臣认为张广泗所报屯军数目太大。七月二十八日，张广泗上奏《屯田章程十二条》时，只好对此数进行调整。后来，清军机处同意实施《屯田章程十二条》，这就使“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1555]有了可靠的政治文化基础。乾隆四年（1739）七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将老能、红银和已故之包利等48名首犯凌迟处死，以新疆六厅苗民起义平定。[1556]从这一年开始，贵州省开始要求屯军每年交纳屯粮。[1557]这些米粮主要用于购置火药、旗帜、器械等，还用于开支屯官的薪俸，“百户每年给工食米十二石，总旗每年给工食米六石，小旗每年给工食米三石”。乾隆十一年（1746），普安屯土舍张极因滥派被革职，由其叔张体乾代理其职。乾隆二十七年（1762），署土舍张体乾因被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控告短扣采买价银而被革职，由张琼顶袭。土舍衙署设普安屯，下辖159寨。[1558]其三，贵州省的政务型土司。乾隆七年（1742），裁革旧州州同，改设为巡检司，之后黄平州改隶于镇远府管辖。[1559]其四，贵州省的抚慰型土司。乾隆二十八年（1763），喇平司宋维新因病辞退而改土归流[1560]，铜仁司长官李氏、乌罗司正长官杨氏却能袭职。[1561]乾隆四十年（1775），丰宁正长官司奉文换给“乾字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五号”印一颗[1562]，水德江长官司正长官张氏仍袭其职。[1563]乾隆五十六年（1791），平头司正长官杨氏因无嗣而由政达代袭其职。[1564]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一日，乾隆帝发布上谕，声称“朕临御六十年来，抚绥中外，一视同仁，从无欲将苗众尽行改土归流之意”[1565]。

    从上可见，尽管清前期的乾隆时期对某些土司区的“改土归流”显得极为仓促，但是，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一些地方仍新设了一批土司。之所以会出现以前土司学界难以从理论上解释的奇怪现象，是因为乾隆朝继承了雍正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使“冲、繁、疲、难”制度与“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等级制度形成了逻辑上的一一对应，进而造成了土司区的新拓展。

    2.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衔号与品秩

    与明朝时期比较，清朝土司的衔号与品秩总体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是维持明朝时期的现状。这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等史籍中，有着比较清晰的记载。

    据《大清会典》记载，文职土司系列分为四个等级的品秩，具体包括：土府六等，土知府、从四品，土同知、正五品，土通判、正六品，土推官、正七品，土经历、正八品，土知事、正九品；土州四等，土知州、从五品，土州同、从六品，土州判、从七品，土吏目、从九品；土县四等，土知县、正七品，土县丞、正八品，土主簿、正九品，土巡检、从九品；土典史、土驿丞，未入流（无品级）[1566]。武职土司系列分为8个等级的品秩，其具体是：指挥使司七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百长、无品级；宣慰使司四等，宣慰使、从三品，宣慰同知、正四品，宣慰副使、从四品，宣慰佥事、正五品；宣抚使司四等，宣抚使、从四品，宣抚同知、正五品，宣抚副使、从五品，宣抚佥事、正六品；安抚使司四等，安抚使、从五品，安抚同知、正六品，安抚副使、从六品，安抚佥事、正七品；招讨使司二等，招讨使、从五品，招讨副使、正六品；长官司二等，长官、正六品，副长官、正七品；土弁8种，土游击、从三品，土都司、正四品，土守备、正五品，土千总、正六品，土把总、正七品，土外委千总、正八品，土外委把总、正九品，土外委额外、从九品；土屯4种，土屯守备、正五品，土屯千总、正六品，土屯把总、正七品，土屯外委、正九品；百长、土舍、土目等，均不入品级。[1567]从上述清朝时期的两则材料来看，无论是文职土司系列还是武职土司系列，其衔号与品秩对应清楚，有从正三品到不入品级不等的划分。只不过，清朝时期文职土司系列4个等级的品秩陈述清晰，可补目前对明朝时期土司衔号与品秩信息摄取的不足。不仅如此，清朝时期武职土司系列的衔号与品秩相对复杂，为我们有效地观察清朝两大土司系列的类型，进一步平息目前土司学界仍然存在的“土司论”和“泛土司论”的争议，提供了口径与观察视角。

    从时间序列观察，清朝时期的土司衔号与品秩，是逐步完善起来的，它在《大清会典事例》之中有所反映。据该文献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覆准，“各省土官向无地方村寨管辖者，将原袭文职改授土官。如土通判改授正六品土官，土推官改授正七品土官，土县丞改授正八品土官，土主簿改授正九品土官，土巡检改授从九品土官”。[1568]这就是说，在清前期的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在文职土司系列的土府、土州、土县这样的土司区，被土司政府派往基层政权和家族村社的职役，虽有衔号但无品秩，并且没有村寨等土司区的控制。这种在土县以下没有村寨的土官，直到清前期的乾隆晚期，才正式承认其行政地位。这同时能够理解，在清朝时期西南边疆三省的行政序列中，省级派出机构“道”以下实设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县、土府、土州、土县、土司）两级机构，而土司即使品秩再高也仅能等同于县级行政机构的真正原因了。其最终原因，就是各民族在政治上存在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换言之，虽然乾隆帝在土司区的基层政权和家族村社一级对没有土司区的土官设置了品秩，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土司政府内部和基层政权、家族村社的下沉，但是放在清朝总体的行政网格中观察，这对于生存于这一层级的土司自身及其家庭仍没有多少实际上的意义。

    从空间序列观察，清朝时期西南边疆的3个省份，从土府、土州、土县到基层政权和家族村社一级的土司衔号与品秩的设置极不平衡。据民国时期所编纂的《清史稿》来看：

    广西土知州二十有五人。归顺直隶州属一人：上映，顺治元年许国泰袭。庆远府属二人：南丹，是岁莫自乾袭；那地，九年罗德寿袭。并古蛮地。南宁府属三人：归德，莫道袭；果化，赵国鼎袭；忠州，黄光圣袭。镇安府属三人：下雷，许文明袭；向武，黄嘉正袭。俱元年授。都康，冯太乙袭，九年授。太平府属十有六人：下石西，闭承恩袭；田州，岑廷铎袭。俱元年授。万承，许嘉镇袭；思陵，韦懋迁袭；凭祥，李维籓袭；太平，唐波州地，李开锦袭；茗盈，李应芳袭，全茗，许家麟袭；结安，张邦兴袭；佶伦，冯家猷袭；龙英，赵廷耀袭；都结，农廷封袭；江州，黄廷杰袭；上下冻，赵应锠袭；镇远，赵秉业袭。俱十六年授。其田州，光绪元年改流，置恩隆县。土州同一人。东兰州，顺治九年韦光祚袭知州。雍正七年，朝辅缘事降普安州。康熙四十一年废。土知县四人。百色厅属一人：上林，顺治元年黄国安袭。庆远府属一人：忻城，九年莫猛袭。太平府属二人：罗阳，黄启祚袭；罗白，梁徵鼐袭。俱十六年授。土州判一人。旧土田州地。乾隆七年析置阳万，一人。光绪五年改流。置恩阳分州。土巡检九人。太平府属上龙司，思恩府属白山司、兴隆司、定罗司、旧城司、安定司、都阳司、古零司，百色厅属下旺司，各一人。从九品土官一人。思恩府辖。其不管理土峒者，正六品土官二人，从六品、正八品、正九品土官各一人，从九品土官一人，未入流土官二人。

    云南土知府二人。永昌府属孟定，古景麻甸，罕宋袭；永宁，阿镇麟袭。俱顺治元年授。后永宁改隶永北。其景东、蒙化二人，俱康熙四年改流。土同知一人。隶广南府，顺治十六年侬鹏袭。土知州四人。永北厅属一人：蒗蕖，康熙间改土舍，道光十七年阿为柱改袭。永昌府属一人：湾甸，古细睒，景文智袭。明史误“刀”姓。镇康州一人：古石睒，刀闷达袭。明史误“刀孟”。俱顺治十六年授。土州同三人。永北厅属顺州，于禄祥袭。镇南州，段光赞袭。姚州，高显爵袭。俱顺治十六年授。州同职衔一人。隶武定州。顺治十六年授那天宠暮连乡土目。雍正八年升那德洪千户。同治元年那康保改袭。土州判二人。镇南州，顺治十六年陈昌虞袭。新兴州，康熙二十二年王凤袭。土知事一人。景东厅，顺治十六年陶启滨袭。土县丞五人。楚雄、平彝、新平、蒙化厅、南涧各一人。土主簿二人。云南、孟远县各一人。土典史一人。浪穹县置。土巡检十有九人。罗次县练象关，禄丰县南平关、汤郎马，赵州定西岭，浪穹县蒲陀崆、凤羽乡、上江嘴、下江嘴，邓川州青索鼻，云龙州箭杆场，临安府纳更山，广通县回磴关、沙矣，旧景东厅保甸、三岔河，顺宁府猛猛、大猛麻，鹤庆州观音山，镇南州阿雄关、镇南关，各一人。土驿丞三人。鹤庆州在城驿、板桥驿、观音山，各一人。其不管理苗裔村寨者，土通判二人，丽江府、鹤庆州，各一人。正八品土官一人。嘉庆三年省经历置。

    贵州土同知二人。镇远府属一人：何大昆袭。独山州属一人：蒙一龙袭。俱顺治十五年授。土通判、镇远府，顺治十五年杨世基袭。土推官，镇远府，顺治十五年杨秀玮袭。各一人。土县丞五人。安化、印江、余庆县，各一人。瓮安县属瓮水司、草塘司，各一人。土主簿二人。安化、余庆县，各一人。土吏目一人。黄平州重安司。土巡检二人。永宁州盘江、安化，各一人。其不管理土峒者，正六品、正七品土官各一人，正八品土官三人，正九品、从九品土官各二人。右文秩凡七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隶吏部。[1569]

    从上述材料看来，在清朝时期西南边疆三省，土府、土州、土县这样的文职土司系列设置残缺不全，极不完整。其基层政权和家族村社一级，土司衔号与品秩仍然存在诸多缺项，那些拥有衔号与品秩的土官并没有土峒、土寨等土司区的控制，只是领有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虚衔。这至少表明，清朝在乾隆时期以后，对土司政府内部、对基层政权和家族村社等层级土官衔号与品秩的授予做得很滥。

    3.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诰敕、印信与号纸

    清朝时期对西南边疆拥有衔号与品秩的土司，授予诰敕、印信与号纸。这些权力符号的给予从总体上来讲，要比元明时期简单得多了。以前在元明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权力符号既有元朝的宣敕（任命书）、印章、虎符、驿传玺书、金字银字圆符，又有明朝的印信、诰命、冠带、纱帽、金带、信符、金字细牌、金字红牌、袭衣、敕谕（书）等物件。然而，到了清朝时期，西南边疆土司仅被授予诰敕、印信与号纸，而且很难见到袭衣的授予。

    清朝前期，比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权力符号的刻画，但到了清朝中、晚期就并没有严格执行了。这些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和《清史稿》之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

    先看《大清会典》和《大清会典事例》对土司诰敕、印信与号纸的记载。在《大清会典》中，对印信号纸和诰敕是这样记载的：“凡土官之职，皆给以号纸，土府厅州县则加以印”；“凡土官之职，皆给以号纸。号纸书土官之职，并载世系及袭职年月。土官袭职者，先缴其原领号纸，改给新号纸”；[1570]“五品以上官，授诰命；六品以下官，授敕命”。[1571]而在《大清会典事例》，却做如下记录：顺治初定，土司承袭，“由部给牒，书其职衔、世系及承袭年月于上，名曰号纸”；乾隆五十年覆准，“各省土官向无地方村寨管辖者，将原袭文职改授土官。……遇袭替时，止准换给号纸，按照品级填写几品土官，不必仍书通判、推官、县丞、主簿、巡检等字样。向有给予印信者，将印信咨送礼部销毁。其有管理地方之土官，仍循旧制，毋庸改职衔”；[1572]“每承袭世职之人给予钤印号纸一张，将功次、宗派及职守事宜填注于后”。[1573]从上述记录来看，无论吏部还是兵部均对土司颁发印信号纸，只不过吏部除颁发印信号纸之外还对土司发放诰敕，而且诰敕的颁发还以五品、六品官为界区分等级，五品以上授予“诰命”，六品以下授予“敕命”。号纸（牒）旨在证明土官的身份，这是入流土官人人均予以颁发的证件，由吏部、兵部分别颁发的号纸，在格式上存在差异，吏部号纸书写职衔（职务、品秩）、世系与袭职年月，而兵部号纸则仅书写功次、宗派与职守。作为权力行使象征的印信，吏部与兵部在称呼上亦有区分，其中吏部的称“印”“印信”，兵部的则称“钤印”。从总体上看，清朝文职土司系列的权力符号，不仅比武职土司系列的要复杂得多，而且在不同朝代的国家权力下沉过程中前后变动较大。

    再看《清史稿》对西南边疆土司印信与号纸事件的记载。清前期的顺治、康熙时期，西南边疆周边的土司区因时局动荡而变得极不平静。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在此背景下对这一带的土司采取抚慰之策，因而，土司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印信号纸相对容易。如湖广省和四川省的土司就是如此：顺治四年（1647），“（永顺）宣慰使彭宏澎率三知州、六长官、三百八十峒苗蛮归附，十四年颁给宣慰使印”；[1574]康熙四十九年（1710），瓜别安抚司、马喇副长官司、古柏树土千户、后所土百户归附，“皆颁印信号纸”。[1575]这就是说，在土司地方时局动荡、国家权力上浮之时，王朝国家对于土司印信号纸的授予条件并不十分苛细。然而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所有土司区，得看时局在某一区域的变化。具体到位于云贵高原腹心地区、距离中原地区较远的云南省，情况就有所不同：“顺治十六年（1659），明授（临安府落恐甸长官司）副长官司陈玉归附，因号纸无存，给便委土舍，仍准世袭”；康熙四十八年（1709），孟连宣抚司“定为经制宣抚，颁给印信号纸”；“（顺宁府）猛猛土巡检，明末奔窜，失其印信号纸，未能请袭”。[1576]可见，随着时局在某一区域的总体变化，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印信号纸等问题上自然会相机处置，它是从总体上限制授予。当然，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这样处置也有它的好处，这就是印信号纸虽然在西南边疆行政格局中不起多大实际作用，但土司要维持其地方权力的世代传承，就一点也不能因时局的动荡而轻率地对待这些国家权力的符号。

    （二）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承袭与隶属关系

    由于土司承袭在维系其地方权力世代传承以及地方稳定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进入清朝时期，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各级流官政府，对土司的承袭均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与用心。不过，这种关注与用心的限度在清前期的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和乾隆朝，其着力点似乎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最终造成了西南边疆土司区的大面积自然消失。

    1.清朝土官上报“宗图册结（籍）”

    顺治时期，更多地关注原土司被处置之后的替代问题。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初年曾做出这样的规定：“如土官受贿、隐匿凶犯逃人者，革职提问，不准亲子承袭，择本支伯叔兄弟之子继之。若有大罪被戮，即立夷众素所推服者，以继其职。”[1577]从这则材料来看，当时虽然处置犯罪的土司，但不取消土司区，允许族舍即“本支伯叔兄弟之子”和土目即“夷众素所推服者”承袭原土司的职务。结果，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新的土司承袭问题。这一问题，在《东华录》所载贵州巡抚赵廷臣的疏言之中有着清晰的记录：“莫如豫制土官。夫土舍私相传接，支系不明，争夺由起，遂致酿成变乱。今后每遇岁终，土官各上其世履历及有无嗣子，开报布政司。三年当入觐，则豫上其籍于部。其起送袭替时，有争论奏扰者，按籍立办。斯方策既明，而衅端预杜矣。此黔省驭苗极本之图，惟濬鉴敕部履行，下所司议。”[1578]这表明，“豫制土官”会致使土舍或土目谱系模糊，容易引发土司家族冲突和地方变乱。正因为此，它要求土司每年均要向布政司上报“宗图册结（籍）”，并在每三年晋京入觐之时，将其上报至兵部或吏部，以便土司袭职时查验。这实际上基本解决了“豫制土官”因“宗图册结（籍）”而引发冲突的问题。

    2.清朝督抚决定土司承袭

    康熙时期，更多地关注土司的隶属关系、袭职仪式的举办地和应袭土舍袭职年龄等问题。当时的土司，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府（直隶厅、直隶州），但是在军事上的统属关系却不十分明晰，为此康熙朝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试点性的解决。

    四川总督李国英遵旨议覆四川水师总兵官驻扎汛守地方及管辖事宜：查巫、夔、昌、宁等处为诸寇出没之所，而滨江之云阳县首当其冲，总兵官应驻云阳，分屯一旅于白帝城，但川江路远支繁，未免鞭长不及。请上自黔彭，下抵巫山，责令汛守。凡镇臣所驻地方，境内土司，俱应属其统辖。今川东土司已隶重、遵二镇，惟石柱地界滨江，而酉阳错壤黔、彭，当楚逆王光兴入犯之路，应并听该镇节制，以便防御。下部知之。[1579]

    从这则材料看来，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土司不仅在平时隶属于府（直隶厅、直隶州），而且在战时隶属于兵镇。这就是说西南边疆的土司承袭，在地方会受到府（直隶厅、直隶州）与兵镇的双重题报，在中央则可能受到吏部和兵部的双重查验。

    正因为多重题报与查验的复杂性，因而，康熙帝对应袭土舍袭职年龄和土司袭职仪式的举办地进行了限定。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十一年（1672）题准，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未满十五岁者，督抚报部，将土官印信事务令本族土舍护理，俟承袭之人年满十五，督抚题请承袭”；“土官袭职，停其亲身赴京”。[1580]从这则材料来看，地方督抚在应袭土舍“报部”和“题请承袭”过程中十分关键。由于土司承袭年龄底线为15岁，因而，“督抚报部”和“督抚题请承袭”之后，护印土舍不能超越这一底线干预土司执政。与此同时，这样的少年土司进京面圣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而除特别允准与召见之外，少年土司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变成了一种间接的土司关系。这种间接关系，在某些土司的承袭事件中曾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如康熙年间云南孟连宣抚使“（刁）派鼎死，子刁派春年幼，叔祖刁派烈抚孤”[1581]。这表明，地方督抚对少年土司承袭具有最终决定权是客观存在的。

    3.清朝土司承袭制度改革

    由于清朝康熙时期的地方督抚对少年土司承袭具有最终决定权，因而，土司承袭环节在明朝土司制度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简化。但这一简化却给土司政府、土司社会和地方流官各级政府的腐败与冲突留出了巨大的存在空间，有土司存在的地方各级流官政府，不仅决定土司是否可以承袭，而且有权决定土司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和财力才可以承袭。这就有了土司承袭的多种新问题的出现，它均是由地方各级流官政府从中渔利而产生的，当时名之曰“规礼”与“打干”、“打点公事”。该现象在雍正元年（1723）九月云贵总督的奏折和雍正七年（1729）七月二十二日署理湖北巡抚印务布政使臣徐鼎的奏折中，有着清晰的描述：

    窃闻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之事，皆有规礼，上下各衙门，往往供文结之舛错，假驳查之名，为需索之地，故事多迟滞，而土司亦习为故常，每遣头人，串通棍蠹，行贿营求，经年住居省城，名为打干，所费银钱，皆二倍三倍，派之夷民。[1582]

    凡土司衙役头目曰舍把，每扮作客贩潜住省城，与各衙门胥役交接，为伊主打点公事，实则乐其寡端，方可就中取利。或架言恐吓其主，遂将空白印纸，付令带至省城，随事探听，即倩胥蠹代作文书，任意抗辩，以致陷土司于罪戾而不觉。[1583]

    从上述两则材料看来，西南边疆及其周边各省的省城，是上下各衙门收取“规礼”和“打干”、“打点公事”最集中的场所，同时也是公文造假的最为黑暗之地。在这样的场所和地方核实出来的土司，其良善、务实之辈恐怕不是很多。正因为此，笔者也能理解，为何在清朝雍正时期西南边疆各省竟然有那么多地方督抚，处心积虑地恶言描述当地土司的言行。这些，均不得不归因于康熙时期地方督抚对少年土司承袭决定权的授予，以及归因于他们以土司为挡箭牌急于开脱自身受贿罪责的迫切心情。

    为了改革顺治、康熙时期累积下来的有关土司承袭问题上的时弊，雍正三年（1725）九月，吏部等衙门以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折为底本，进行专门的议事。

    吏部等衙门议覆川陕总督岳钟琪条奏：各省土司承袭，例取宗图册结、邻封甘结，由该管地方文武官以次申呈督抚具题。乃地方官往往借此居奇，将其印信封固，勒索陋规，不为请袭，甚有数年不能用印管事者，遂致部族、番目专权生事，互相争夺，酿成仇杀，最为隐害。请定立严限，以除地方官留难勒掯之弊，应如所请。凡土官病故，该督抚于题报之时，即查明应袭之人，取具宗图册结、邻封甘结并原领号纸，定限六个月内具题承袭。其未经具题之先，即令应袭之人照署事官例用印管事，地方官不得将印信封固，致滋事端。再查土司之许其承袭者，原因其祖父向化归诚、著有劳绩之故。今伊嫡长子孙虽得承袭本职，此外支庶，更无他途可以进身，亦属可悯。嗣后各处土司文武官员嫡长子孙，仍令其照例承袭本职，其支庶子弟中有驯谨能办事者，俱许本土官详报督抚，具题请旨，酌量给与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其所授职衔，视本土官各降二等，一体颁给敕印号纸。其所分管地方，视本土官多则三分之一，少则五分之一。庶几本末，各有条理，使势足相维，而情更相安矣。从之。[1584]

    透过上述材料可知，清前期的雍正三年（1725）九月之前的土司承袭，需要经过土司政府出具“宗图册结”“邻封甘结并原领号纸”，流官政府“将其印信封固”“查明应袭之人”“以次申呈督抚具题”等之类的程序，其程序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才能慢慢地走完。等它走完程序，留给土司政府、土司社会和流官各级政府的，自然是地方腐败事件与冲突事件。所以这次廷议之后，雍正帝被迫针对时弊改革土司承袭制度，不仅不封固“应袭之人”使用的土司印信，而且规定督抚必须“定限六个月内具题承袭”，同时实行土司的降等分袭制度（荫袭制度），以显示类似于西汉武帝式的皇恩浩荡。

    雍正三年复准的土司降等分袭制度（荫袭制度），似乎在《大清会典事例》之中描述得更为具体。

    土官之许其承袭者，原因其祖父向化归诚，著有劳绩，故世其官以昭激劝。今土官嫡长子孙虽得承袭本职，此外支庶，更无他途可以进身。嗣后，各处土官支庶子弟有驯谨能办事者，许本土官详报督抚，具题请旨，酌量给予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其所授职衔，视土官各降二等，如文职本土官系知府，则所分者给通判衔；系通判，则所分者给县丞衔。武职本土官系指挥使，则所分者给指挥佥事衔，系指挥佥事，则所分者给正千户衔。照例颁给敕印号纸。其分管地方，视本土官多不过三之一，少五之一。此后再有子孙可分者，亦许其详报督抚，具题请旨，照例分管，再降一等，给予职衔印信号纸。[1585]

    由该则史料看来，土司降等分袭制度（荫袭制度）不仅在文职土司系列中实行，而且也在武职土司系列中予以推行。这样不仅使土司的衔号越来越多，使土司的品秩越来越低，而且使各土司区日益碎片化，进而加速了土司及其管区自然消失的进程。清人余庆远在描述雍正七年云南省迤西道丽江府（兰坪、维西）的降等分袭现象时说，“建城设兵，于旧头目七人，给土千总衔三、土把总衔四，分治其地”。[1586]这等于说，西南边疆存在土司区一分为七的分割现象。这一裂土分割以及一辈又一辈的降等分袭（荫袭）的现象，将会带来更为棘手“宗图册结（籍）”的识别问题。

    4.清朝对土司降等承袭制度的操作

    由于清朝一方面推行原有的土司承袭制度，另一方面推行土司降等分袭制度（荫袭制度），因而到了乾隆时期，土司承袭制度日益混乱，其可操作性被严重削弱。

    本来，原有的土司承袭制度对土司的承袭已有较为周详的规定。如《大清会典》对正常承袭之法的规定是：土司亡故或年老有疾请代，“准以嫡子嫡孙承袭，无嫡子嫡孙则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则以弟或其族人承袭。其土官之妻及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亦准承袭”；“如有子而幼者或其族或其母能抚孤治事，由督抚拣委，至其子年及十五岁再令承袭”。[1587]又如《大清会典事例》非正常承袭之法的记载是：“如宗派冒混，查出参究”；“承袭之人，有宗派不清、顶冒、陵夺各弊，查出革职，具结之邻封土官照例议处”；“每承袭世职之人，给予钤印号纸一张，将功次、宗派及职守事宜填注于后。后遇子孙袭替，本省掌印都司验明起文，或由布政司起文，并号纸送部查核无异，即与题请袭替，将袭替年月、顶辈填注于后，填满换给。如遇水火、盗贼损失者，于所在官司告给执照，赴部查明补给。如有犯罪革职、故绝等事，都司、布政使司开具所由，将号纸缴部注销”。[1588]从这些规定可见，清前期的土司承袭过程，其实是一个土司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土司年龄越来越小、土司宗派冒混陵夺越来越多、土司钤印号纸的填写越来越复杂、土司证照丢失越来越容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司承袭操作日益复杂，可操作性日益弱小。

    在土司降等袭制度实施过程中，一个小地方甚至增设了大量的小土司，有的甚至是非法的“黑土司”。如：乾隆时期，今滇东北永善县桧溪街不仅新设阿兴土千户和巧家拖车阿朵土千户两家，而且增设巧家木期古土千户。一些不能授职的土司“子孙私称为土目”，“土目若死，夷人举其子弟为主，不似土司之必须袭荫印照”。“乾隆七年（1742），（广西省）田州岑应祺请以第三子岑结分治阳万，部议视知州职降二等，给通判世袭”。[1589]从这些信息来看，所谓降等分袭不仅仅只是降一个等级而已，除此以外还有类似于土目那种无等可降的。可见这种土司降等袭制度，在笔者看来，实为一种王朝主导下的国家社会化运动。在这种国家社会化运动中，镇守一方的兵镇似乎在地方稳定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分管省级以下的府级机构。这在《清朝文献通考》有所反映：据乾隆三十年（1765）云贵总督杨应琚奏，“土目倾心，相继输诚。所有猛勇头目召斋召溪喃给土千总衔，归普洱镇普洱府管辖；猛龙沙人叭获给指挥同知衔，归临元镇元江府管辖；补哈头目噶第牙翁给土千总衔，整卖头目召斋约提、景线头目呐赛给宣抚司衔，景海头目召罕彪、六本头目召猛斋，均给土守备衔，猛撤头目喇鲜细利给土千总衔，均照例准令世袭”。[1590]从这则材料来看，相当于县级行政区的各类土司区隶属于府一级机构，而类似于普洱府、元江府等府级机构又分别归属于普洱镇、临元镇等兵镇节制。这就是说，前述之省级派出机构“道”与这里的兵镇之间应具有一定关联关系。在这种关联关系之下，土司荫袭制度实施难度应该更大。事实也是这样。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三十三年（1765）奏准，“如实系土官身故乏嗣，除笃疾残废及身有过犯与苗民不肯悦服之人例不准请袭外，其承继之子仍论其本身支派，如非挨次承袭者不准承袭”；[1591]“土官袭替定例，必分嫡次长庶，不得以亲爱过继为词”。[1592]从这则材料所透露的信息考察，在土司降等分袭制度阴影之下，土司、土目等的袭职已经打乱了嫡庶亲疏的袭职顺序，很多属于越序状态下的非法承袭。这种非法承袭，必然导致地方持续不断的冲突。正因为此，省级行政区存在兵镇管府的现象自在情理之中。

    5.新添长官司的消失

    清朝的新添长官司是由元朝的新添葛蛮安抚司和明朝的新添长官司演变而来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贵州省“裁卫并县”以前，新添长官司和贵定县分别由新添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平越府管辖，当年“裁卫并县”之后，新添卫并入贵定县，贵定县由平越府改隶于贵阳府，贵阳府领新添、平伐、把平、大平伐、小平伐5个长官司，新添卫与贵定县实现了“卫县同城”[1593]。据《皇清职贡图》《百苗图》等图籍反映，贵定县和新添长官司所在的由宋氏土司世管的水东地区[1594]，属于“白苗”、“平伐苗”“谷蔺苗”“花苗”与“木铑”“剪发仡佬”“瑶人”与“蛮人”的交错杂居之区[1595]，实际上是元朝时期的“葛蛮”混居区。该混居区如第六章第四节所述，是湘黔滇古驿道穿越之地，同时也是通往柳州府、桂林府的黔桂古驿道的连接处。清前期，这些古驿道已经使用石块铺路，修筑桥梁、渡口与凉亭。驿道之上，每距30里左右设一驿站[1596]，险要之处有屯兵驻扎的关卡[1597]，设置排夫、马匹、铺司，传递公文，护送或骑马或坐滑竿的官员，并向马帮提供食宿。这些古驿道直到清晚期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仍在使用。[1598]

    即使在这样一个交通便利、地方军政关系和少数民族成分复杂的土司区，宋氏土司世袭亦波动不大。据贵州方志、《清史稿》等史料记载：清早期的顺治十五年（1658），新添长官司长官宋鸿基降附清朝，授为新添长官司长官，世袭传承。[1599]宋鸿基传子绳组之后，康熙十年（1671），新添长官司从新添卫改隶于贵定县管辖。[1600]13年之后，亦即康熙十三年（1684），宋绳组传子宋源。[1601]雍正五年（1727），把平长官司被裁革，新添长官司与贵阳府领属的平伐、大平伐、小平伐等另外三个长官司一道仍被保留下来；雍正九年（1731），尽管宋源之子宋廷玺将新添长官司之位传给了儿子宋遐龄，但长官司之印由他人管护。[1602]之后，“遐龄传体祁，体祁传弟辉祁，辉祁传子凯，凯传子兰英”；清晚期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长官宋兰英任上，新添长官司所管村寨丁粮“已奉文拨归县署征收”；之后，宋兰英并不是将长官司之位传给贵定县的“庠生”、其子宋光龙，而是传位于其侄宋光斗；光绪三十二年（1906），宋光斗去世，新添长官司的历史结束。[1603]从上述新添长官司长官宋氏承袭史来看，虽然宋氏土司世袭总体波动不大，但在中央王朝对土司实现格式化管理，使其与县平级或者领属于县之后，其军事、经济权力被逐渐剥夺，进而形成土司与土司区的自然消失。

    综上所述，清朝时期的土司承袭制度，仅在提供材料证实该土司承袭的真实性方面沿袭明朝的传统，其他方面，如省掉皇帝恩准仪式、改由府县管理各系列和各类型土司、对土司实行降等分袭等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这实际上加重了地方督抚的具题请袭权。清朝中央政府就是通过上述政策调整有意扼制西南边疆的土司[1604]，进而造成它的自然消失。

    （三）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惩处、奖赏与升迁

    清朝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惩处多于奖赏与升迁，不过对于失当之处还是能做到及时调整。

    1.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惩处

    清时期惩处土司的名目繁多。由于惩处的底线是“不革职”，因而对土司惩处最重的，仍为“改土归流”。

    （1）清朝惩处土司的一般原则

    清朝惩处土司的名目，主要有参革、治罪、降调、降职、罚俸、降俸、狱枷、杖责、革职之类，旨在杜绝“土官吓诈部民”而“恣意侵害”，“土官管辖之熟苗为盗”而“该土官明知故纵”，“苗众聚众行劫、侵犯城池”而“该管土官实系失察”，“野苗掳掠百姓”而“该管土官隐讳不报”，“黔楚顽苗生事”“凶苗捉人勒赎”“土苗夷倮有犯命盗、抄抢、争讼等案”，“夷人有抢掳杀伤之恶，而土司对此或无获，或循隐，或庇匿”等有碍事于地方稳定事件的发生。[1605]就其降调、降职与革职规定而言，“应降调三级以内者，皆降一级留任；五级以内者，皆降二级留任；革职者，降四级留任”。[1606]这就是说，土司犯罪尽量使用降调、降职手段，尽量不动用革职处理手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司是“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朝廷命官，动辄进行革职处理，不利于边疆安全和地方稳定。正因为此，土司之职在清代文人眼中有“铁纱帽”之称：“西省别有土司，彼中虽有降罚处分，例不革职”；即使革职，仍及身而至，“子仍袭之，故俗谓土司曰铁纱帽”。[1607]可见，清代对土司一般处罚的底线就是不革职。

    其实，土司的为所欲为在清朝西南边疆刘彬、倪蜕、蓝鼎元、赵翼、鄂尔泰、魏源等官员与文人那里是有目共睹的：

    田产子女，唯其所欲，苦乐安危，唯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儿戏，然莫敢有咨嗟叹息于其侧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于父，必得于子于孙，且数倍蓰。故死则死耳，莫敢与较者。……窃以为在内地之土司可裁也，虽在沿边而实同于内地之土司亦可裁也。……顾使侏异类，深根固蒂，分踞郡县中，岂国家久安长治之善策乎？……若沿边对云南土司，土司则宜存也，彼既不在我腹里之地，与我土地不相错杂，城郭不相逼近，无事则藩篱之用，设或有事，犹可一面御之，非若内地者一有不虞，即在心腹之间也。[1608]

    独是相邻交缅各司，仍须羁縻系属，不宜轻有改更，亦非谓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居荒远，瘴疠特甚，设流官不谙风土，防兵难免瘴病，运粮米又恐劳民，即其渠帅而用之，此固诸葛武侯经营简易之宏谟也。[1609]

    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闻昔年阖村离散，呈请地方大吏改土籍为流官……曾未几时而土司辇赂关税，又复改土属，丁壮举家屠戮，妻子没卖为奴。其他土部不得不啼声饮泣。[1610]

    （田州土司）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于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1611]

    思陵州邓横等寨强暴恣横，积恶多年。通计不过一百九十余户，丁壮不满千人。聚集凶徒，专事劫杀。左有雷蓬，右有那练，暗为党羽，互相勾结。密竹层栅，阳当外卫，深壕险坎，阴设内坑。筑土如城，建台安炮，枪箭能出不能入，兵役敢近不敢前。[1612]

    其（东川、乌蒙、镇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1613]

    从上述六则材料来看，土司在土司区内部治理土民可以根据当地礼俗为所欲为，土民即使再有冤屈也难以向上级流官申诉。从法度上观照，西南边疆土司的这种治民的作为，显然违背了清朝王朝国家的法律，然而，上级流官政府却对此听之任之，更多地似乎出于特殊地域环境下土司世守其地、维护“国家久安长治”的守土需要。

    尽管地方流官政府不太干预土司政府治理下的土司区内部事务，但是，对事关区域社会稳定的土司区与土司区之间、土司区与流官区之间的人员往来与冲突却是严厉禁止的。它一方面禁止土司土目与客民发生往来，另一方面禁止土司侵扰内地居民。禁止发生往来方面，在清代的广西省反映良多。“广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计日绌，贷于客民，辄以田产准折”[1614]；“土田州岑氏母子相争，土目陆师等构之以为利，杀人千余”[1615]；“（永顺长官司邓朝辅）以土蛮乱革，以白土二十四村归疣，余仍旧”，“（上林长官司、泗城州和广南府土官）互争不息，清初改为西林县，设流官”。[1616]从上述四则材料来看，土司、土目、客民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等往来容易引发地方冲突事件，危及区域稳定，因此需要禁止。禁止侵扰内地方面，地方督抚似乎表示了超乎寻常的重视。这在《大清会典事例》及某些方志中有着较为清晰的反映：“（土司）无故侵扰内地居民者，该督抚等一面题明情由，一面发兵剿灭”[1617]；“（湖广总督）令各关堡防守，官兵俱须实在扼要之处，严加盘诘，昼夜巡缉，勿致土人出入滋害”。[1618]这是说，地方督抚在朝廷的严令下，不仅平时在蛮汉边界线上修筑关堡盘诘土人，而且还发兵剿灭侵扰内地的土人。由此也可以解读，土司时期为何要实行“蛮汉分治”政策，为何历史上有物态长城的修筑，它主要是为了试图杜绝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地方治理方面的不必要的麻烦。

    既然对土司一般处罚的底线是不革职，那么，实行“改土归流”摧毁土司政治的基础对土司来讲，就是最重的惩处。“改土归流”事出有因，它无论是在西南边疆的三省之间以及在三省内部各府、县之间，还是在西南边疆与西北地区之间，分布均极不平衡。这在《清史稿》之中有记载：

    明代土司，淫昏暴戾，播州、水西、蔺州、麓川，边患如栉。清鉴前辙，迭议归流。曩昔土司隶外藩二，隶行省七。康、雍之盛……广西镇安、泗城，云南开化、昭通、丽江、镇沅、蒙化、威远，贵州威宁、郎岱、归化、永丰，因时损益，遍置流官。乾隆以降……猛、缅炎荒，翕然内向。滇南边徼，闻风震聋。嘉、道之世，贵州守备、千总、把总，裁损尤多。光、宣之际，云南富州、镇康……置吏一依古事。广西忠州、南丹、万承、茗盈、全茗、结安、镇远、江州、下石西、上下冻、下雷、那地各州、罗白一县，古零、定罗、安定，下旺诸巡司、永定长官司、永顺副司，迁隆峒土官，停其袭职。向武、都康、安平、凭祥、思州诸州，上林、忻城、罗阳诸县，东兰、凤山州同，上龙、白山、兴隆诸巡司，代以汉官。核衡厥实，陇沿旧制，湘、楚廓清，滇、蜀改流十之三四，黔、桂长官、州、县，以今况往弱半仅存。[1619]

    清改甘肃为省，各土司仍其旧，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杨应琚曰：“按西宁土司计十六家，皆自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碾二属。……迨至我朝，俱就招抚。孟总督乔芳请仍锡以原职世袭。今已百年，输粮供役，与民无异。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间，与民错杂而居，联姻而社，并有不习土语者。故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1620]

    从上述两则记载来看，清朝时期之所以对西南边疆土司进行“改土归流”，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土司“淫昏暴戾”“桀骜难驯”，不像西北土司一样“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最终导致该区域“边患如栉”。正因为此，清朝中央政府为了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全稳定，一反明朝惯例不仅不征调西南边疆土司，反而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该区域的土司，对之实施“改土归流”，推行“政治一体化”，对当地土司实行极为严厉的惩处。

    不过，在实行极为严厉惩处的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从不剥夺未犯死罪的土司及其家庭的生存权，对这些土司实行异地安置。据《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记载：“凡有改土为流之土司，其迁移何处，及如何酌给房屋，俾得存养之处，著九卿酌量土司所犯罪案，分别详慎具奏”；[1621]“迁徙原于唐之杀人移乡，而定罪则异。律文沿用数条，然皆改为比流减半、徒二年，并不徙诸千里之外。惟条例于土蛮、瑶、僮、苗人仇杀劫掳及改土为流之土司有犯，将家口实行迁徙。然各有定地，亦不限千里也”。[1622]从这两则材料来看，对“改土归流”的土司实行异地安置，须由中央“九卿”根据各省督抚提供的信息共同议定，最后上报清朝皇帝批准。皇帝批准后，由接受地省份的督抚提供房屋和土地，供给这些落魄的土司自食其力。被异地安置的土司由于是比照唐朝“杀人移乡”例从重定罪的，因而，其所能享受到的政治经济待遇极低，所能承受的心理落差极大。正因为此，在西南边疆的三省，抱屈并留下自述材料的土司常常有之。这有待土司学界进行深入发掘与研究。

    （2）清朝各个时段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惩处

    由于清朝土司史料发掘的缺项，现仅就清前期和清晚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惩处，进行观察与讨论。

    在清前期的顺治时期，主要是对反抗清政府的西南边疆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如顺治十六年（1659），云南省元江府土知府那嵩因抵抗清兵而被吴三桂镇压，元江土司因此被“改土归流”[1623]。

    进入清前期的康熙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惩处主要集中于州管土职与“计俸罚米”两个方面。严格说来州管土职尚不属于真正意义的惩处，如类似于广西省陀陵县黄氏土司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省入永康州”[1624]的现象，它仅为王朝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局部调整。然而土司“计俸罚米”的经济惩处，却在康熙三十年（1691）被落实下来。这在《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均有记载：“土官不食俸，如遇罚俸、降俸、降职等事，均按其品级计俸罚米，每俸银一两，罚米一石”；[1625]云南巡抚伊辟“疏言：‘土司奏销迟误，例无处分，请比照流官计俸罚米，移贮附近常平仓，备荒赈。’皆议行”[1626]。这就是说，康熙朝对土司的惩处，存在比照流官的以罚代管现象。之所以存在此类现象，是因为土司政府是自筹经费的政府，土司作为朝廷命官无俸禄可食。除此之外，康熙朝还对云南省东川军民府（今云南省会泽县）实行“改土归流”。不过东川的“改土归流”不是朝廷的意愿，而是彝族禄氏家支内部争袭引发的。据云南地方志记载，康熙三十四年，东川土知府禄永明病故，“永明妻禄氏，因其二子被害，争杀相寻，陈请改土归流”。[1627]禄氏的这一行为，被称为“禄氏献土”。

    清前期的雍正时期，对土司惩处最重。其重就重在不仅革除了西南边疆的绝大部分土司，而且对原土司区、土司迁居地及其之间的关系处理均做出系统的谋划：

    其一，对于土司非万不得已是不进行“改土归流”的。如前述，雍正六年雍正帝对吏部发布谕旨，即是如此。从雍正帝的谕旨来看，虽然是以湖广土司为例来说事的，但反映了雍正朝从重惩处土司的一般原则，即：无论遇到何种情况，对于“不守法度”“恶迹确著”的土司，由各省督抚“题参议处”“据实参劾治罪”，进行“改土归流”；对于“循分奉法，抚绥其民”的土司，则由皇帝本人根据地方提供的信息亲自定夺，不必进行“改土归流”。雍正帝之所以有分别地惩处土司，主要是在不使土司失去世业的前提下维持地方的稳定。[1628]

    其二，土司区一旦“改土归流”，则不仅要迁出土司及其家庭，实行流官治理，而且要铲除土司留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时间序列考察，它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逐步展开的。具体如：雍正二年（1724），云南省元江土司“改土归流”，“土官刁光焕及其孥移置会城，而以新开二盐井充新设兵饷。设义塾，教夷人子弟。元江府学额外增额二名，待其应试。劝夷人垦田，旱田十年后、水田六年后升科。……贵州民间陋俗，被人劫杀，力不能报，则掠质他家人畜，令转为报仇；不应则索赎，谓之‘拏白放黑’。请加等治罪。土司贫困，田赋令属苗代纳，请清察，责执业者完赋。土司下设权目人等，请令报有司，有罪并惩。诏悉如所请”[1629]；“雍正三年（1725），（龙州土官赵殿虹）以贪残革，析其土为上、下龙司”[1630]；“（云南省邓川州土知州阿斍远）因纵贼殃民，雍正四年（1726）改流，安插江西”[1631]；“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余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其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司五十余员，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四府，多狄青征侬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时所留设。其边患，除泗城土府外，余皆土目，横于土司。且黔、粤向以牂柯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土司。其江内之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兼制广西”[1632]；“六年，鄂尔泰总督三省，其土州安于蕃、镇沅土府刁澣，及赭乐长官土司、威远州、广南府各土目，先后劾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煽纠威远黑倮复反，戕知府刘洪度。于是尽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安置，并搜剿党逆之威远、新平诸倮，冒瘴突入，擒斩千计，而我将士亦患瘴死二百余。又进剿澜沧江内孟养、茶山土夷，即明王骥兵十二万，大举再征，诸蛮惊谓‘自古汉兵所未至者’也。鄂尔泰先檄车里土兵截诸江外，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据蛮坡通饷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余寨，乃用降夷乡导，以贼攻贼，于是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惟江外归车里土司，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以扼蒙缅、老挝门户。于是广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原增岁粮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孟连土司献银厂，怒江野夷输皮币，而老挝、景迈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1633]；“中曹长官司，在（贵州省贵阳）府南十五里。……副司刘氏，清雍正七年，于土权叠害案内改流官”。[1634]“（贵州省）广顺州之长寨，寨据各苗之腹。前总督高其倬诱擒阿近，议设营汛，以控前后左右各寨。雍正四年夏……鄂尔泰驳以三不可不剿，令总兵石礼哈搜讨，尽歼首从，勒缴军器，建参将营，分扼险要，易服薙发，立保甲，稽田户。于是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粤界。……十二年，哈元生进新辟苗疆图志，以尹继善督云、贵，而复有黔苗之变。初，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增营设汛，凡腹内郡县防兵大半移戍新疆”[1635]；“雍正十一年，（思州土官黄观珠）以罪革，降（思明）府为州，以安马洞郎五十村割隶宁明州，寻改思明州为思州”[1636]；雍正十三年题准，“广西庆远府属之宜山县龙门司接界索潭等六村，改流土民一百七十九口，归入宜山县版籍。熟田七十四亩，额征银二两六钱二分二毫，遇润征银二两七钱七厘有奇，升科征本色米三石一斗六升七合二勺，归入宜山县管辖，造入地丁奏销”[1637]；“自雍正十三年户部题准，福建台湾府生番百九十九名，汇入彰化籍，广西庆远府归流土民百七十九名，汇入宜山籍，嗣后台湾生番、四川生番、岭夷归化者甚众，定例令专管官编立保甲，查缉匪类，逢望日宣讲上谕，以兴教化，自是番民衣冠言语悉与其地民人无异，亦有读书应考者”。[1638]从上述九则材料来看，清朝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总体上是采取类似于“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方式区别对待的，然而“改土归流”之后，则先要将土司迁出原土司区，之后才逐步对原土司区实行分地而治，编立保甲，编户定赋，劝土民垦田，调查并丈量土地，田赋升科，以兴教化。正因为此，清朝雍正帝的“改土归流”过程，不仅是一个政治一体化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西南边疆发展的内地化过程。

    其三，迁出原土司区的土司，被拨给土司安置区。土司安置区并不集中于全国某一个省，而是分布于全国诸多省份。土司及其家庭被迁居某一个省之后，该省的督抚具有责任。这在《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清史稿》等史料中有零星地反映：“（阿迷州土知州）李纯，滥派横征，为夷众所控，雍正四年籍其产，安置江西”[1639]；“九卿遵旨议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广五省改土为流之土司，有犯斩绞重罪者，其家口应迁于远省安插；犯军流罪者，土司并家口，应迁于近省安插。饬令该地方文武官稽查，不许生事疏纵。从之”。[1640]“（雍正）十一年，（安庆巡抚徐本）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在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1641]；“谕内阁：从前云贵广西等处不法土司，除首恶惩治外，其余人等则令安插内地，给以房屋地亩，俾得存养，不致失所。闻该省督抚等不留心经理，迟至一二年后，始拨给房地以为养赡，而地亩又相隔遥远，土司不能亲自耕作，惟赖该县知县代征粮谷，卖银移交，每年非被佃户侵收，即被胥吏中饱，有名无实，以致各土司饥饿困顿，竟有私自逃匿者，重负朕体恤生全之至意。著通行晓谕，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该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并饬有司等不时体察，务令安全，以受国家豢养之泽。傥仍疏忽从事，必严加议处”[1642]；“雍正十三年议准，土官、土人，因公远赴外省，许呈明该管官转报督抚，给咨知会所到地方之督抚查核，于事竣日，给咨知会本省督抚。均计程立限，毋许逗留，有不行申报，擅自出境者，土官革职，土人照无引私渡关津律，杖八十。若潜往外省生事为匪，别经发觉者，除实犯死罪外，徒罪以上，皆照军人私出外境掳掠，不分首从，发边远充军律治罪”。[1643]从上述五则材料来观察，被“改土归流”的落魄土司，之所以要与原土司区分离并遣往异地安置区，是因为既要防范他们在原土司区生事，同时又要防止他们因得不到耕食存养而致于流离失所。土司异地安置无论对于土司及其家庭还是对于接受地的督抚，都感到极不情愿。对于落魄的土司而言，他们在两省的地方官办理好远徙他乡的各种申报手续之后，要“计程立限，毋许逗留”地远离世居的故土；而对于接受地的内地督抚而言，他们那里地狭人密，一时又难以调剂到理想的土司安置区。基于这些情况，来到了土司安置区的落魄土司，所面临的必然是居地偏远、居所年久失修、田土支零分散情况。不仅如此，身在哪里都不能擅自离开的土司，还要面对当地县官、胥吏甚至是当地百姓的欺辱，直至饥饿困顿，度日如年。正是这种巨大的现实落差，导致这些被“改土归流”的土司心理极其不平衡，他们有的逃回原土司区，有的则在土司安置区抑郁而死。

    清前期的乾隆时期，对土司的惩处主要集中于禁锢土司。这种禁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设置族众相互往来的禁区，二是划定土司上下流动的纬度。设置族众相互往来的禁地方面，据《清史稿》反映：“（乾隆）十六年（1751），（苏昌）署两广总督。广西巡抚舒辂请于思陵土州沿边种竻竹，杜私越；土目因以侵夷地致衅。苏昌奏：‘镇安、太平、南宁等沿边二千余里，无论种竹难遍。料理稍疏，事端转启，请更正。’上责舒辂轻率，寝其事”[1644]；“（乾隆）二十四年（1759），定番界、苗疆禁例。凡台湾民、番不许结亲，违者离异。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1645]这等于说，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官员，均试图建立“蛮汉分治”区域，并培植标志物，禁止区域内外的人员擅自外出。划定上下对流的纬度方面，主要是改康熙时期的州管土职为府管土职，如猛猛土巡检在“乾隆二十九年改属顺宁府”，孟连宣抚司“旧隶于永昌府。……因地处极边，界连外域，定为经制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乾隆二十九年（1764），改隶顺宁府”。[1646]从材料上看，这种由州管改为府管总体上属于行政隶属关系的改变，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存在关联。行政隶属关系调整后，土职的实权被逐渐削夺。试引明朝云南省武定军民府的事例作为佐证：“先是，府印自洪武以来俱掌于土官，正德间，有司议以流官同知掌印，于是土府权轻，惟专巡捕、征粮而已”。[1647]之所以引用明朝事例作为佐证材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土司政府内部始终呈现着“土流并置”的情景，如此处所记的“流官同知”以及另外一些材料所讲的“流官经历”即是如此。在流官对土官的行政制衡中，土官自然会出现“权轻”的格局，同样，所谓土流官员互动中所显现出的“见官低一级”现象当亦与“权轻”有关。

    清中期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继续采用革黜、贬谪的惩处手段。如云南省，“嘉庆六年，（落恐甸长官司副长官陈）纶以被控抗调革黜”[1648]，嘉庆、道光年间“（纳楼茶甸长官司副长官普）济以事谪新疆”[1649]，等等，即属此类。这表明清中期对土司的惩处，已经完全突破了“不革职”的底线。这期间，地方总督掌握着对土司特别是“改土归流”土司惩处的主动权，如嘉庆十六年（1811）在邻近西南边疆的四川省岭夷“改土归流”后发布上谕称：“所有户口册籍及升科粮数，著该督核明，分别题咨办理。”[1650]这是说，地方总督具有依律核定原土司区人口及税赋的权力。除此之外，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对被“改土归流”迁离土司区的土司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土司生事、扰民和出境方面。这可以通过（嘉庆）《吏部处分则例》、（同治）《户部则例》得到观察：

    各该督抚于土司应迁之家口，据实确查其妻妾子女与应迁之父母兄弟照例迁徙外，如该犯只有妻妾无子嗣，及子嗣幼小无应迁之父母兄弟，即将伊妻妾幼子免其迁徙，安插于本省省城，令地方官稽查管束，勿许生事。至犯军流罪，改土归流之土司家口，无论有子无子照例随同本犯迁徙外，如本犯未迁之先身故，并无子嗣及子嗣幼小者，亦将伊妻妾幼子免其迁徙，安插省城，俱令地方官稽查管束，勿许生事。[1651]

    土司并家口分别罪犯迁于远近省安插者，饬令该地方官不时稽查，毋许生事、扰民、出境，如疏纵土司本犯，将该地方官照军流罪犯取保逃跑例议处。[1652]

    红苗归诚纳粮，特设土司管辖。除苗有犯挂罪，昔仍听土司自行发落。若有犯杀死人命、强盗、掳掠人口、抢夺财物及捉拿人口索银勒赎等情，责令土官降犯罪之苗，查拿解送厅治罪。……（湖南省凤凰直隶厅）镇竿既设同知通判端专苗务，其五寨司土官土民，应听该厅管辖，遇有逃盗等事，照例将土官一并处分。[1653]

    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越渡沿关边寨律治罪。失察各官，议处。民人有往苗地贸易者，令开明所置货物，并运往某司某寨贸易、行户姓名、自限何日回籍，取具行户邻佑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逾期不出，报明文武官弁严查究拟。[1654]

    从上述反映西南边疆及其周边动向的四则材料来看，被“改土归流”的土司，身份等同于罪犯，这些罪犯的家人与该土司一样被迁出原土司区，安置本省省城或外省某个地方，由当地地方官“稽查管束”，严禁他们制造事端、骚扰当地民众和离开当地监控（安置）区。如果土司未被“改土归流”，则要尽到自己的守土职责，约束好自己的土民，禁止土民随意突破“蛮汉分治”的边界线。也就是说，清中期对原土司区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地方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对土司的惩处条例历经清中期的操作，到清晚期，执行起来似乎更为草率。具体如清晚期的光绪时期对土司的“改土归流”，仅应土民请愿而执行，这在《清朝续文献通考》有着清晰的记录。记录提及了光绪时期云贵总督刘长佑的上奏：“（田州）土知州岑乃青病故，无子，族众支分争袭，分党仇杀，土民流离转徙，日不聊生，来营泣诉苦状，均愿归流官管辖，不愿复为岑氏土民。应请将土田州革去世职，其地改设苗疆知县一员。”[1655]从这则材料看来，清晚期只要遇到因土司及其家庭、家族冲突为爆发点而引发的地方变乱事件，如果有当地土人告发，即可追究土司政府的责任，并对土司实行“改土归流”。以此也可看出，晚清时期的西南边疆的土司已不为地方流官看重，甚至把他们视作地方治理的累赘去之而后快。

    由于清中晚期地方督抚对西南边疆土司的革黜、贬谪等惩处具有随意性，因而，一大批土司遭到撤职查办。

    一是，清中晚期对西南边疆抚慰型土司的撤职查办与置之不理。清中晚期对抚慰型土司的撤职查办，在西南边疆三省一直持续进行着。

    贵州抚慰型土司在清中期：嘉庆二年（1797），募役长官司礼氏因遭变、乏嗣而改制为设流官巡检，使贵州彝族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改土归流”[1656]；安顺府属康佐安抚司安抚使于氏因革职之后族中无合例之人而宣告停袭。[1657]道光九年（1829），裁革省溪长官司正长官杨氏、副长官戴氏以及提溪长官司正长官杨氏、副长官张氏，以其地设置铜仁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沿河佑溪长官司废除。与此同时，水德江长官司副长官杨氏也被罢废。[1658]咸丰年间，贵州土司建制多被农民军打乱。咸丰四年（1854），独山上司播让村杨元保（布依族）率农民军攻打平州土司杨继宗，占据平州城，之后又南下与太平军会合，在荔波、独山、广西南丹一带打击官军。[1659]同治元年（1862），潘名德发动起义，攻克平伐长官司旧治，平伐长官司庭中杰、庭中瑜兄弟于龙山顶建龙山营进行顽抗，几乎被农民军活捉[1660]；邦水长官司先由都匀府知府罗应旒委暂代吴大伦长官之职，后因吴大伦殁而废除。同治七年（1868），都匀府属都匀长官司长官吴氏虽因运粮有功而获准传袭，但仅奉札办理地方善后事，不久遂废。[1661]同治九年（1870），沿河弹压委员管辖沿河佑溪长官司辖地。[1662]同治十一年（1872），黔省之乱平定之后，都匀知府罗英旒示谕都匀各属土司：只准承袭顶戴，耕种自食，不准沾染公事，而土兵标头之天草粮田概行划入州管。如此一来，平定长官司长官吴氏，仅存土司之名；都匀府属夭坝安抚司安抚使夭氏因无人承袭而废除。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都匀府属排调长官司长官王氏病故，后因无人传袭而废除。[1663]

    贵州抚慰型土司在清晚期：光绪五年（1879），铜仁府属提溪副长官司副长官张氏被废。光绪九年（1883），贵阳府贵定县属平伐长官司长官庭氏因光绪中期拨钱粮归县而告停袭。[1664]光绪十六年（1890），赤溪南洞土司杨氏、吴氏和南孟土司姜氏奉岑抚军令而裁撤。[1665]光绪三十二年（1906），宋光斗去世，新添长官司停袭。[1666]至此，贵州省除土弁、土目之外，尚有长官司54个。如贵阳府尚领中曹、白纳、底寨、乖西、养龙、程番、小程番、韦番、方番、卢番、上马桥、卧龙番、小龙番、大龙番、金石番、罗番、木瓜、麻响、大平伐、平伐、小平伐、新添、大谷龙、小谷龙、羊场等25个长官司。

    广西抚慰型土司在清中晚期：道光五年（1825），永顺长官司（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市）副长官被取消号纸。至此，广西抚慰型土司仅存永定、永顺二长官司。宣统二年（1910），广西的永定长官司（今广西宜州市）被停发印信。

    云南抚慰型土司在清中晚期：咸同年间，在边疆危机与民族起义过程中，今临沧市镇康县一带的土司势力基本瓦解[1667]，云南边地大致维持着“土流并存”格局。光绪二十六年（1900），茨竹寨（今缅甸克钦邦）宣抚使被英军枪杀，其领地被占。[1668]

    二是，清中晚期对西南边疆土弁型土司的撤职查办。清中晚期对西南边疆土弁型土司的撤职查办，仅存在于云南、贵州两省。

    贵州土弁型土司在清中期：嘉庆二年（1797），翁荡司改为土外委[1669]；而兴义府册亨州四里土司陆续绝迹。[1670]嘉庆十三年（1808）十月十七日，巡抚福庆裁革贵州土千总等官十三员。嘉庆十四年（1809）四月十一日，巡抚孙玉廷裁普安县属土把总，安顺府属土千总、把总、外委等六缺；五月十五日，又裁兴义县土千总；十月二十六日，巡抚鄂云布裁革归化营土千总一员。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十七日，巡抚明山又裁革兴义府归化厅属土外委、土守备苗缺。道光元年（1821），巡抚明山裁革郎岱厅属六枝土把总，贵阳府分驻长寨同知属古羊枝土千总，还有安顺府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各一员，土外委两员。道光三年（1823），巡抚程国仁裁革普定县属桐运、叮当土千总二缺，阿树陇、酒井、多糯、岩上、六志土把总五缺，长寨同知所属中顺里土外委缺。道光四年（1824），巡抚程国仁裁革了归化厅属生苗枝土千总缺，贞丰州属罗炎司、乐发亭、者党亭、沙布亭土外委缺，署巡抚吴荣光则裁革了册亨州同属江边亭土外委、下分亭土把总缺，归化厅属洛河枝土把总、册亨州同属上分亭土把总缺。道光六年（1826），巡抚嵩溥裁革郎岱厅属苗牟。道光七年（1827），巡抚嵩溥裁革普安厅属土守备、平远州属土把总缺。道光八年（1828），巡抚嵩溥裁革贞丰州属罗浪亭土把总缺。道光二十年（1840），巡抚贺长龄裁革长寨厅土把总缺。[1671]与此同时，龙塘土把总、龙塘土千总张氏因无嗣而被废除。[1672]同治中期，贵阳府属大平伐西排土守备（后降外委土舍）宋氏因遭兵灾、无俸给收入而宣告停袭。

    云南土弁型土司在清中期：嘉庆七年（1802），阿墩子禾良斗、桑上达、北路喃珠、因率夷练从征康普栗夷有功而世袭阿墩子土千总、阿墩子土把总（均在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北路土千总（今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猛笼土目刀镇藩因猛笼土把总刀永和犯罪潜逃而充补其职。[1673]

    三是，清中晚期对西南边疆政务型土司的撤职查办。在清中期的西南边疆三省，普遍存在政务型土司的撤职查办现象，而广西政务型土司在清晚期仍在撤职查办，其他两省则无。

    云南政务型土司在清中期的撤职查办：嘉庆元年（1796），开化府土经历缴还印信。[1674]嘉庆十八年（1813），开化府土经历因私垦田亩被革职。[1675]嘉庆二十二年（1817），临安府“江外”少数民族叛乱之时，纳更山土巡检（今红河州建水县）龙恩因守护渡口不力、讳匿实情而被逮，其中途病死，子女亲属被迁往江宁。[1676]

    贵州政务型土司在清中期的撤职查办：咸丰五年（1855）九月十四日，丹江厅城因被张秀眉起义军占领而使厅署消失。[1677]自此至同治年间，贵州政务型土司建置因受到农民起义军致命冲击[1678]而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广西政务型土司在清中晚期的撤职查办：同治九年（1870），那马土巡检被“改土归流”，置那马厅。清末，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因而，广西省责令土司“改土归流”。光绪三十二年（1906），忻城土知县因事革职，由其胞叔莫传经代职[1679]；万承土州实施“改土归流”。光绪三十三年（1907），茗盈土州“改土归流”。同年，据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省仅存政务型土司43家，其中包括土州26家、土县4家、土巡检9家、峒土官2家。[1680]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州土知州黄氏被改土归流，结束土司家族统治。

    四是，清中晚期对西南边疆羁縻卫所土司的撤职查办。羁縻卫所土司的撤职查办现象，仅存在于清中期的贵州省，具体是嘉庆八年（1803），安化土百户（今贵州省铜仁地区思南县）田久新因停袭而改土归流。[1681]

    2.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奖赏与升迁

    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奖赏与升迁多集中于经征钱粮、擒剿盗贼、建立军功、查解凶犯盗首等方面，其中以逐级升迁为主，以奖赏为辅。

    （1）清朝对土司奖赏与升迁的一般规定

    清朝对土司的奖赏与升迁办法在《大清会典》和《大清会典事例》中，多有记载：

    经征钱粮、一年内全完者，督抚奖以银牌花红。能严行铃束擒剿盗贼、一应案件于一年内全完者加一级，完结过半者，督抚嘉奖。军功保列出众者加衔一等，头等者加一级，二等者纪录二次，三等者纪录一次。凶犯盗首逃匿土官境内、一年内查解五名以上者纪录一次，十名以上者纪录二次，十五名以上者加职一级，三十名以上者加职二级。如不足五名者，准并次年查解之数积算。[1682]

    土官有军功者，各就原品级以次递加。指挥使以下，由百长以次递加，至指挥使而止。宣慰使等三司，各由佥事递加至该司使，副招讨使加招讨使，副长官加长官。其加至长官者，准加安抚使或招讨使，安抚使、招讨使准加宣抚使，递加至宣慰使而止。[1683]

    如有余功，准其随带，仍令以奉职管事。及袭替时，亦止于原世职承袭。[1684]

    从上述三则材料来看，清朝奖赏与升迁土司的目的，是旨在激励他们积极地经征钱粮、擒剿盗贼、建立军功和查解凶犯盗首等。换言之，保证物资供应和维持土司区域稳定，是清代土司存在之价值所在。土司奖赏由有土司各省的督抚实际操作执行，具体包含奖银牌花红、加职、加衔、记功等项目。对土司的升迁，执行的是类型内的逐级升迁制度。不过，其升迁仅为虚衔，在承袭时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好在这些制度被落到了实处，如田州土知州岑宜栋，“以讨上林递陆李能功，加四品衔”。[1685]这是说，广西省田州土知州岑宜栋因军功出众而被加衔。

    （2）清朝各个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奖赏与升迁

    从现有的材料看，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奖赏与升迁，开始于清朝康熙时期，推行于清前期的“康乾盛世”。

    清前期的康熙时期，对土司的奖赏与升迁确定了一套考成与给赏体系。这在《大清会典事例》等材料中有所反映：“康熙五年覆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各土司，系边方世职，其钱粮完欠，不必照流官例考成”[1686]；“康熙十七年题准，土兵助战阵亡者，照步兵例减半给赏。阵前受伤者，照各等第减半给赏”[1687]；“（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谕大学士曰：‘吴三桂未叛时，征讨水西，曾灭土司安坤，其妻禄氏奔于乌蒙，后生子安世宗。朕观乎越、黔西、威宁、大定四府原属苗蛮，以土司专辖，方为至便。大兵进取云南，禄氏曾前接济，著有勤劳，仍复设宣慰使，令世宗承袭’”[1688]；“康熙五十九年议准，广西巡抚所属土司遇三年大计之期，其中果有清廉爱民，并无掳杀及贪残不职恣意侵害之员，行令该管官据实确查，具题举劾。其升赏降革之处，分别轻重，仍照土司定例遵行”。[1689]从这四则材料来看，康熙时期推行了有别于流官制度的土司考成制度和减半给赏制度，并且视其对王朝国家贡献的大小进而决定是否“改流复土”以及原职承袭。这可以说是土司区事务必须按照另外一套制度体系特殊办理的特区管理制度。该制度标准不仅总体上低于流官管理制度，而且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

    清前期的雍正时期，将土司分为违法不称职的土司和奉法称职的土司两类。对于违法不称职的土司，采取“改土归流”的极端方式予以解决。不过在“改土归流”中，鼓励土司主动投献土司区。土司投献后，“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瞻，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1690]通过“改土归流”方式，“自（雍正）四年（1726）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1691]这就是说，雍正帝通过“改土归流”的方式，在六年时间之内迅速解决了西南边疆三省违法不称职土司累积下来的区域社会不稳定问题。与此相反，对于奉法称职的土司，雍正帝则继续执行升迁与奖赏的政策，这种政策主要体现在“随时荐举”和准予科举应试两个方面。雍正四年，雍正帝发布上谕：“各省所属土司，有奉法称职、裨益地方者，该督抚不必拘三年大计之例，随时荐举。”[1692]雍正十三年（1735），他针对生员出身的贵州省黎平府属亮寨正长官龙绍俭请求科举“乡试”问题，再次发布谕旨：“得旨土司龙绍俭原由生员出身，既有志观光陈请科举，准其一体应试，若得中试，其土司世职著伊将应袭之人举出承袭。”[1693]从这两则材料可见，雍正朝不仅执行了土司升迁与奖赏政策，而且打破“已承袭土官不便准其乡试”的常规，进一步拓展了其在行政、文教方面的上进空间。

    清前期的乾隆时期，对土司的激励主要聚焦于奖赏方面。这种奖赏的指向，一是土司区，二是土司部队的全体将士。对新开辟的土司区主要是免除其钱粮，如乾隆元年（1736）平定苗疆后，“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1694]很显然，乾隆帝旨在安定西南边疆的土司后方。在安定土司后方之后，乾隆朝不仅细化了阵亡伤亡土司的给赏给恤制度，而且对其加衔、承袭、袭爵均做了具体规定。这在《大清会典事例》对乾隆三十七年（1772）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事的记载中，均有明细的反映：

    乾隆三十七年议定：土司土职阵亡伤亡者，三品土官赏银二百五十两，四品土官赏银二百两，五品土官赏银一百五十两，六品土官赏银一百两，七品八品土官赏银五十两。俱加衔一等，令伊子承袭一次，仍以本身应得土职照旧管事。俟再承袭时，将所加之衔注销。空衔顶戴，照八品土官例赏赍，毋庸给与加街。

    乾隆五十八年议定：阵亡屯土员弁，均照绿营副将以下、经制外委以上之例给予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一体办给敕书。遇有该管屯土员弁缺出，先尽补用。

    乾隆五十八年谕：所有阵亡之屯练降番，俱著加恩改照绿营步兵之例，赏恤银五十两，以示体恤，兵丁舍命阵亡岂可分别厚薄。此后永以为例。[1695]

    从上述三则材料来看，乾隆朝对阵亡伤亡的土司土职、屯土员弁和屯练降番的给赏极为量化。不仅如此，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对其后裔，均做了较为周全的考虑。对于阵亡伤亡的土司土职等人而言，其赏银等次、加衔几次、云骑尉（“拖沙喇哈番”）世爵和恩骑尉“世袭罔替”敕书的发放、兵士恤银的发放标准，规定得十分具体。对于阵亡伤亡的土司土职等人的后裔而言，之后袭衔与袭爵几次、是否担任实职和获得空衔顶戴等，也有具体的限定。这就是说，乾隆朝对于阵亡伤亡土司土职等人的身前身后事，从奖赏制度层次上均做了具体安排，基本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激励他们在前方为王朝国家分忧。

    清中晚期对西南边疆抚慰型土司、土弁型土司、政务型土司和羁縻卫所土司的授职升迁，呈现了如此场景与情景。具体言之：

    其一，清中晚期西南边疆抚慰型土司授职升迁。抚慰型土司的授职升迁，仅贵州省持续到清中晚期。在清中期的贵州省，嘉庆元年（1796），乾嘉苗民起义来势凶猛，从而也使兴义仲（布依）民起义波及贵定，新添长官司长官宋辉组织武装平定。[1696]嘉庆二年，乌罗司副长官冉氏、平头司正长官杨氏和平头司副长官田氏，一并拨归贵东道松桃直隶军民厅管辖。[1697]嘉庆三年（1798）三月，杨义、高坪、中坪三长官司隶属于平越直隶州，[1698]新城巡检司和募设巡检司隶属于永宁州。[1699]嘉庆二十一年（1816），松桃直隶厅属乌罗副长官司长官冉正荫仍袭其职。[1700]道光二年（1822），丰宁长官司奉文换给“道字一百一十六号”印一颗。[1701]道光四年（1824），平头副长官司副长官田庆延袭职。[1702]道光十一年（1831），松桃直隶厅属乌罗长官司长官杨文林的次子承袭职。道光十三年（1833），平头著可长官司长官杨通鳌故去，其子杨承尧请袭。[1703]在清晚期的贵州省，光绪元年（1875），兴义府属偏桥长官司长官安氏一直传承，直到民国时期。光绪九年（1883）正月初六日，署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奏：“拟酌改黔省土司为世职，并挑补兵额。”[1704]光绪二十一年（1895），贵阳府属新添长官司在宋兰英任上，所管村寨丁粮“已奉文拨归县署征收”，他一反常规将土司之位改传给其侄宋光斗。[1705]

    其二，清中晚期西南边疆土弁型土司区授职升迁。土弁型土司的授职升迁，仅存在于清中期的云南、贵州两省。在清中期的贵州省，嘉庆二年（1797），兴义府属阿计营（今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土把总因率土兵千名随征有功而升授为阿计营土守备，龙泽海因随征苗民有功而袭为楼下营土千总（今贵州省普安县）[1706]；松桃直隶厅坡东、坡西地方新设苗守备7名，苗千总24名，苗把总50名，苗外委98名，共179名，又设通事土百户28名，土寨长44名；兴义府贞丰州原土司各兵目称委业户，上江黄姓，下江王姓因率领苗兵堵御有功而赏给土守备之职，上江四甲、下江四甲各业户因率苗兵堵御有功而设土守备二员、土千总一员、土把总八员，土外委十六员，但未准承袭。[1707]嘉庆四年（1799），由黄平营土舍改授为黄平营土守备。[1708]嘉庆六年（1801），土目黄煜以功授为黄平寨土守备，管黄平诸寨[1709]；兴义府属平远州新设土守备二员，土千总一员，把总四员，外委六员，除去病故辞退者，仅剩把总四员。如此形成当时“有土目，无土司”格局。[1710]嘉庆九年（1804），贵阳府属芭圩黄时海、绷亭黄永烈、罗磨黄际寿、罗央黄表章、相亭黄世德、罗求黄际华、怀亭黄际恩、拱亭黄世奎、俸亭黄天林、罗赖黄章元、罗斛黄氏分别授为芭圩土守备、绷亭土千总、罗磨土千总、罗央土千总、相亭土千总、罗球土千总、怀亭土把总、拱亭土把总、俸亭土把总、罗赖土把总、罗斛土外委（今贵州省罗甸县）。[1711]嘉庆十年，清廷颁给乐运哨千总钤记一颗。[1712]其间，还颁给蒙天眷宣威土千总（今贵州省麻江县）钤记一颗。[1713]道光年间，贵阳府属贵州前卫土指挥同知班氏继续传承。[1714]而在清中期的云南省，嘉庆以后，土弁型土司进一步纳入清军绿营系列，立有战功的土弁型土司多获赏清军绿营官服及加赏散官称号。嘉庆六年（1801），猛旺土把总召世爵加授为云骑尉，猛戛土把总加授云骑尉。嘉庆十七年（1812），猛旺土把总因率领土练征剿江外逆目张辅国有功而保授四品蓝翎顶戴。[1715]道光元年（1821），归化里老窝土千总段克勋（今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六库土千总段履仁（今怒江傈僳自治州泸水县）因各自率领土练从征永夷有功而赏五品顶戴。道光年间，茨竹寨土把总（今缅甸克钦邦）因随从征傈僳夷有功而加授宣抚使，赏土守备顶戴花翎。同治二年（1863），塔城土把总因从征有功而获赏四品顶戴花翎。

    其三，清中晚期西南边疆政务型土司区授职升迁。政务型土司的授职升迁，仅存在于清中期的云南省和清晚期的广西省。在清中期的云南省，嘉庆二年（1797），广南府土同知侬氏因从征贵州苗乱有功而获授四品官服顶戴花翎。道光二十七年（1847），蒗蕖土知州因征缅甸有功而被加衔。[1716]咸同时期，丽江土官甚至因功而荫袭知府职衔。[1717]而在清晚期的广西省，授职升迁的政务型土司集中分布于今左右江流域的崇左、百色和南宁市，在今柳州、河池、来宾三市境内也有少量分布。

    其四，清中晚期西南边疆羁縻卫所土司授职升迁。羁縻卫所土司仅在清中期的贵州省以及清晚期的云南省，存在授职升迁现象。在清中期的贵州省，道光元年（1821），中所土千户因从征滇夷有功而赏四品顶戴。道光二十二年（1842），古柏树土千户因从征土匪王缺扒有功而赏戴兰翎。咸丰四年（1854），古柏树土千户、中所土千户因从征滇匪张大脚板有功而赏戴花翎，右所土千户因从征滇匪张大脚板有功而赏给云骑尉世职。咸丰十年（1860），古柏树土千户因从征滇匪马荣先有功而赏加三品顶戴。[1718]同治二年（1863）四月，煖带密土千户岭承恩、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因协擒石达开有功，而分别改授为土游击世职和松林地土都司印信号纸。[1719]同治六年（1878），右所土千户因防剿滇匪有功而赏加三品顶戴，中所土千户因防剿滇匪有功而加副将衔，前所副土千户因防剿滇匪有功而赏四品蓝翎顶戴，擢升为都司之职。而在清晚期的云南省，一些羁縻卫所土司后代，甚至对我国近现代社会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清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今云南省昭通市黑彝土目纳吉瓦蒂（龙清泉）家庭的纳吉乌梯（龙云）借助世袭祖业，后来成长为“云南王”。

    3.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政策性调整

    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政策性调整，主要集中于清前期的康熙、雍正时期，清中期的嘉庆时期，以及清晚期的光绪、宣统时期。

    清前期的康熙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政策性调整集中在免除土司罚俸降俸的处分和还归土职等两个方面。首先，是免除土司罚俸降俸的处分。《大清会典事例》记录了康熙十四年（1675）的规定：“土官不食俸，有罚俸降俸之案，皆免其处分。”[1720]由于土司政府是自筹经费的政府，土司本人无俸禄可言，因而，参照流官个例对土司进行罚俸降俸，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其次，是还归土职等。据《清史稿》记载：“二十一年，（蔡毓荣）调云贵总督。累疏区画善后诸事：‘一曰蠲荒赋。……二曰制土夷。前此土目世职，不过宣慰，三桂滥加至将军、总兵。初投诚，权用伪衔给札，今当改给土职。旧为三桂夺职者，察明予袭。三曰靖逋逃。……四曰理财源。……五曰酌安插。逆属尝随伍，当遣发极边。若仅受伪衔，并未助逆，宜免迁徙。六曰收军仗。私造军器，应坐谋叛论罪。土司藏刀枪，民以铅硝、硫黄贸易，皆严禁。七曰劝捐输。……八曰弭野盗。鲁魁在万山中，初为新□习阿蒙土人所据，啸聚为盗。内通新平、开化、元江、易门，外接车里、孟艮、镇元、猛缅。三桂授以伪职，今虽改授土司，仍宜厚集土练，分驻隘口，防侵轶为患。九曰敦实政。……十曰举废坠。……。’疏入，廷臣议行。”[1721]从该材料所反馈的十条信息来看，康熙二十一年（1682）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政策性调整，主要是针对“三藩”之一的平西王吴三桂所造就的混乱局面而来的。由此可见，康熙时期的两条政策性调整，旨在还归土司制度的本源。

    清前期的雍正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政策性调整，主要聚焦于包括土司在内的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以及土司妨害地方公务方面。其中，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既有广西省的知府索取“礼规”，又有云南土司侵吞民地为其世袭继承的“血产”。

    由广西省内的知府贪赃以及向土司索取“礼规”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引起了广西巡抚、提督和布政使的严重关注。他们先后于雍正二年（1724）和雍正六年上奏，痛陈广西省知府一级流官官员的贪腐事实：

    南太庆恩四府土司，所隶尤为难治。……南宁知府慕国久任广西，向与沈之佐、黄之孝、李世孝三人号为四大金刚，专司广西捐谷事例，人各婪赃数万。[1722]

    窃照粤西各土司中，其官之昏愚贪暴，民之困居颠连，从来如是，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向者皆视土民为异类，痛痒不关，疾苦不问，而土司又皆出于世袭，不学诗书，罔知礼义，每多恣肆于深山密箐之中，操纵于恶目流奸之手，横征暴敛，鱼肉土民。如承袭有派，协理有派，表则吊奠有派，殡葬有派，婚则娶妻有派，嫁女有派，甚至酬亲谢友还债赎田无不有派。稍不遂意，则抄杀随之，其他荼毒蹂躏之暴，尤指不胜屈。……臣到任后，访闻土司暴敛，心窃恨之。然细求其端，半出于不得已，亦由于有所持，非尽土司之过也。土司所亲切而敬畏者惟知府，知府廉能，即土司不敢为暴。而从前调补南太庆恩四府，廉辄费数千金，既悖而出，必悖而入。而南太庆恩流官州县，贫苦者多，所取赏者惟在土司。知府既有所需索，土司因而科敛，用一派十，民不支，因而为盗。况知府以上不能无需索也，其可独罪于土司乎？数十年来，土司足迹不敢至府，畏拘留而需索，礼规太多了。[1723]

    本地各土司官，臣细为询访，原亦有通文字识法度之人。向者土司之间有敢于恣肆者，多为该管知府贪其土物货赂，以故土司有所扶持，益剥取土民，肆行不法。[1724]

    从上述三个奏折来看，清代广西省的地方知府极为贪腐，他们不仅假公济私借捐谷贪赃，而且不断地向土司索取“礼规”，进而造成了知府盘剥土司和土司盘剥土民的恶性循环。正是这种恶性循环，造成了土司有恃无恐肆行不法，形成了他们在省级流官官员眼中的“尤为难治”印象。以此可见，清代西南边疆土司社会难以稳定的最终的根源，在于地方流官官员为官道德素质的低下，尤其是流官知府的为官道德素质的低下。这一事实，亦为土司学界进一步还原“改土归流”的历史真实，提供必要的借鉴。

    在云南省，雍正三年（1725），云南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述及了这样一个故事：“姚安府土同知高厚德，于康熙四十七年以进京费用为名，派苴却十马银五千两。民不能措，遂捏写卖契，令土目带众持械压民照写。……流官即为钤盖印信，土司遂尔称为血产。”[1725]由于这一“血产”属于土司地方有争议的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关联到区域社会稳定，因而，总督高其倬奏请重新审核土司的血产。透过“血产”事件可见，高氏土司与云南省的流官官员之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背后交易，不然的话，高氏土司难以“钤盖印信”。

    清代西南边疆的土司作为世居一方的地方实力派，长期以来与上级流官政府通过“规礼”之类的链条，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然而，由西南边疆地方督抚完全归罪于土司促成的暴风骤雨式的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潮流一来，世代留给西南边疆现任土司的一切，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对此，受到冲击的土司既有怨恨又有怨言，他们实在不甘心眼下得到的结果。土司的这种心态与情绪，也为当时的流官官员感受到。正因为此，云贵总督鄂尔泰对被“改土归流”的土司仍然留居本省省城，甚为惧怕。他在上奏中称：“威远土州刁光焕等既经改流，反居省会。夷人情恋故主，消息时通，往来不绝，四方杂处之区何从稽察？臣每念及此，辄中夜坐起，窃有殷忧。故情可从宽，不妨给还原主；事应执法，必须流徙他方。臣拟于审结土司各案后具疏，题请将刁光焕、高德厚、刁瀚、安于藩等及从前监禁各土目，尽迁置内省。除云、贵、川、粤、湘外，余皆可安插。”[1726]从这份奏折可见，鄂尔泰与土司刁光焕等人是有过“故情”的，但考虑到自身安危和地方稳定，只得从重执法，将他们远徙到云贵高原周边之外的其他省份进行安置。这就是说，地方总督甚至担心被执法的土司思想不通，进行个人报复，所以这些土司流徙远方。与西南边疆督抚所考虑的问题近似，雍正帝考虑得更多的是土司之家的安身立命，以及他们可能再次发生的“生事犯法”。这可以从雍正五年（1727）的一条实录中得以观察：“刑部等衙门议复：云南巡抚杨名时疏言镇沅府土知府刁瀚奸占民妻，强夺田地，凶淫贪劣，应拟绞监候。镇沅地方，已经改土为流，应将刁瀚家口迁住省城，无留土属滋事。应如所请。得旨疏内所称，将刁瀚家口迁往省城之处。朕思伊之家口，若仍留本省，管束太严，则伊等不得其所；若令疏放，恐又复生事犯法。刁瀚之家口著迁往江宁省城，令该督酌量安顿，务令得所。凡有改土为流之土司，其迁移何处及如何量给房产，俾得存养之处，著九卿酌量该土司所犯罪案，分别详议具奏。”[1727]从这条实录来看，云南巡抚是主张将被“改土归流”的土司安置省城某个地方的。但雍正帝考虑，如果将土司之家安置在本省的省城，管束松紧均对土司之家及土司地方没有益处，所以只好将该土司远徙外省安置。由此看来，雍正帝比较认同总督鄂尔泰的观点，然而鄂尔泰的观点又与云南巡抚的观点相左。可见，最初就被“改土归流”土司的省内和省外安置问题，清朝中央与地方之间乃至地方官员之间的意见，并不统一。最后还是由雍正帝，支持了土司远徙外省的观点。

    清中期的嘉庆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政策性调整，表现在听任土司自为生计和取消对土司的“三年大计”等两个方面。听任土司自为生计方面，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针对台布的奏请向军机大臣等发布谕旨：“台布复奏广西土司典出地亩、未便即令备价回赎、请开设官当、以济土司缓急、并土境客民另编客籍一折，所奏殊属非是。……即以客民占据土境相沿已久，多有窒碍难行。……今既查明汉民占种土司田亩为日已久，如概令备价回赎则土司疲惫无力，若欲分别查办、悉数追还，则汉民资本全亏，必致失所。……试思客民占种土司地亩，重利准折，尚干禁例。……又岂得以地方官吏，为此市井牟利之举，重困土司。且汉土相安已久，即土司疲乏无力，亦祇可听其自为生计，又何必官为过问乎？”[1728]从上述信息来看，到了清中期的嘉庆时期，流官官府开始听任没落的土司以出典田地度日，不再查办汉民出入土司区耕种土司田土。这表明至少在西南边疆的广西省，不仅“蛮汉分治”格局被完全打破，而且中央政府也承认了这一被打破的现实。取消土司的“三年大计”方面，《吏部处分则例》记载：“三年举行大计，凡流官优劣有卓异八法，以激浊扬清，儆励官方。至土司皆系世袭之职，定例所载，必遇贪酷不法等罪始行革职，其余处分俱与流官不同，既无考核，亦无优升，由来已久。原以设立土司等官，本令其控制苗疆，禁止仇杀，既予以世袭之恩，宜竭抚绥之力，是练兵劝农，并无杀掳贪残，原其职所应为。再土司卓异，皆由道府申报，或因徇情请托，不遂所请，以致结嫌起衅，生事地方。嗣后每逢大计之期，将土司等官卓异永行停止。”[1729]“土司皆系世袭之员，必遇贪酷不法等罪始行斥革，另袭例无升迁降调，无庸入于大计考核”。[1730]从这两条信息来看，嘉庆帝之所以取消“三年大计”时对土司等官卓异的考核，是因为土司是世袭的朝廷命官，无所谓考核与优升可言，加之土司是否卓异取决于各地的道台与知府的态度，真实性也不强。总之，从嘉庆时期两条调整的依据来看，是紧扣土司制度的特殊脉络进行的。

    到了清晚期的光绪时期，土司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更为缩小。对此，光绪朝对被“改土归流”的土司再一次做出体制上的调整。这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之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光绪四年（1878），规定“土官子弟顶戴田产，存留奉祀者，准该后裔承袭”；光绪三十四年（1908），“云贵总督锡良奏，请将云南镇康土知州改土归流，至该土州授官分土，相沿已数百年，应请留原衔作为承祀官，择其稍近之支族准予世袭，不理民事……仍酌量拨给庄田，俾资养瞻”；同一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奏请“拟仿照广西州县土佐杂世袭之例，量改归县统辖，逢岁仍筹给款项，以示体恤”[1731]。从上述三则材料来看，至迟到清晚期，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土司被就地安置于原土司区，依靠仅存世爵和田土作为谋生手段。这就是说，以前作为朝廷命官风光无限的土司，此时只是剩下落败的贵族士绅身份了。紧扣这种土司历史变迁的脉搏，光绪朝随之做出了允许土官存留奉祀田产、将土司改归县属和隶属于县管的上述政策性调整。

    清末的宣统时期，中央民政部对西南边境重地使用“改土归流”的极端手段针对土司，采取了不乐观的谨慎态度。宣统三年（1911），民政部奏称：“西南各省土府州县及宣慰宣抚安抚长官诸司之制，大都沿自前明，远承唐宋，因仍旧俗，官其酋长，俾之世守，用示羁縻。要皆封建之规，实殊牧令之治。……近年各省如云南之富州、镇康，四川之巴安等处，均经各该疆臣，先后奏请改土归流。而广西一省改革尤多，所有土州县均因事奏请停袭及撤任调省，另派委员弹压代办。……伏维川滇等省僻处边陲，自非一律更张不足以巩固疆围；惟各省情形不同，办法亦难一致，除湖北湖南土司已全改流官外，广西土州县、贵州长官司等名虽土官，实已渐同郡县，经画改置当不甚难。四川则未改流者尚十之六七，云南土司多接外服，甘肃土司从未变革，似须审慎办理，乃可徐就范围。”[1732]从这则材料来看，清末的民政部从巩固西南边疆，维护边境安全考虑，主张慎重使用“改土归流”手段，不主张采用暴风骤雨式的极端方式铲除土司。这样一来，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甚至以变相转制的形式，在民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依然延续。

    综上可见，清朝西南边疆的土司设置主要集中于清前期，它深受这一带的军事行动以及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设置之后的西南边疆土司衔号与品秩，基本维持明朝的现状，略有完善。不过其完善程度低，在文职土司系列和基层政权、家族村社一级的土司衔号与品秩的设置，残缺不全，做得很滥。基于衔号与品秩而对土司授予的诰敕、印信与号纸，也要比元明时期简单，到清朝中晚期甚至基本放弃执行。清朝西南边疆土司的承袭，在证实土司承袭的真实性方面沿袭了明朝的传统，而其他方面则尽量是能省则省，如省掉皇帝恩准仪式，加重地方督抚的具题请袭权，将土司划归府县管理，对土司实行降等分袭制度等。与此相反，清朝惩处土司的名目繁多，虽然清朝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信守了土司惩处“不革职”的底线，但其通过“改土归流”的最极端的方式对待土司及其家庭、家族，它严重伤害了西南边疆土司的民族感情。清朝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奖赏与升迁，多集中于与“守土”有关的经征钱粮、擒剿盗贼、建立军功、查解凶犯盗首等方面，其以一纸委任的逐级升迁为主，以耗费资财的奖赏为辅。在维持西南边疆土司职官制度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步摸准了其脉络：康熙时期，免除土司罚俸降俸的处分，要求还归土职；雍正时期，试图惩治地方“礼规”恶习以及土司的贪腐及其对地方公务的妨害；嘉庆时期，听任土司自为生计，将土司列入“三年大计”之外；光绪时期在允许土司存留奉祀田产的同时，将土司改归县属县管；宣统时期，尽管已经意识到了以“改土归流”的极端手段针对西南边境重地土司不合适，但此时清朝覆亡已近，为时已晚。

    二 清朝西南边疆的土司赋贡制度

    清朝西南边疆的土司赋贡制度，多由土司认纳产生的，正如前面所论，它还有一个极为独特的称呼，那就是“规礼”。土司赋贡制度之演变成为“规礼”，与清前期土司赋贡制度下放到府（含直隶厅、直隶州）、道、省等地方权力机构逐层执行存在关联。

    （一）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的认纳、限期与征收

    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包括土赋和土贡两个方面，它是根据流官政府公布的标准由土司政府主动认纳下来的。其认纳的土司赋贡，有上交的限期以及实物交纳或折银交纳的方式。

    1.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的认纳

    为了尽可能地观察清楚这一问题，笔者在讨论这一话题之时，借助了西南边疆三省周边的材料。之所以可以如此，是因为中央政府在治理土司的过程中，或者借助土司治理各地土司区的过程中，不时采用了一些可以在各地通用的事例。现透过《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地方志，对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的认纳予以观察。

    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四川省茂州所属陇木长官司，“辖番民一百一十七户，每岁认纳黄豆三十六石，黄蜡三十六斤”，而岳希长官司“辖番民一千零十户，鲸岁认纳米一十四石”[1733]。从该记录看来，土司上缴的赋贡是采用“每岁认纳”或者“鲸岁认纳”的方式进行的，上缴的额度参照了当地的人户多少，上缴的内容多为米、黄豆、黄蜡等当地出产的土产。

    这一认纳现象在当地的方志中也能得到证实。（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四川省冕宁州土千户姜喳，“管户口一百二十户，每年认纳粮米十四石五斗”；大盐井土百户布汪喳，“管户口二百二十户，每年认纳粮米十四石五斗”；沙坝安抚司“每年认纳麦粮一十五石七斗零五合，赴茂州上纳”；瓦述色他长官司“每年认纳狐皮十五张，折征银七两五钱，解打箭炉同知衙门上纳”；七布寨土干户“每年纳青秫一十二石，交松潘镇中营征收，折充兵米”[1734]。从这组材料所反映出的认纳信息来看，土司不仅“每年认纳”粮米、麦粮、青秫、狐皮等赋贡，而且将之解送到当地流官衙门或者军营。

    借助反映西南地区赋贡的上述两则信息观察西南边疆土司赋贡，不难看出，西南边疆土司认纳的赋贡绝大部分均为解决饱暖问题的物品。把这些赋贡解送流官衙门或者军营，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些机构官员的物资所需。仅从经济实用的意义上讲，土司赋贡主要是用来补贴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流官官员的财政开支。

    2.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的上缴期限

    土司赋贡的用途，决定了其上缴的缓急。这就是说，土司赋贡的上缴期限是受其用途缓急决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户部则例》的记载是：“云南省维西边外夷民，岁纳鹿皮贰拾张、山驴皮拾张、麻布叁拾尺，黄蜡捌拾斤”；“贵州原额三年一次纳马叁匹”，“每年额征黄蜡肆百染拾肆斤”。[1735]《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是：“广西土司，每三年贡马一次。”[1736]（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是：彝区河东、阿都、沙骂土司，三年一贡，“贡马折银”；藏区德格、倬斯甲土司等“贡马折银”，瓦寺、梭磨、卓克基土司，“五年一贡”。[1737]《粤述》的记录是：粤西两江溪涧“每三年贡马纳价”[1738]。从上述三个层面的资料来看，除路途遥远的土司可以“五年一贡”外，鹿皮、山驴皮、麻布、黄蜡等保暖用品每年上缴一次，马匹“三年一贡”。

    这就印证了清人魏源记录的真实性：“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1739]由此可见，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的上缴期限是每年一贡、三年一贡和五年一贡，它是根据用途及消耗数量决定的。至于贡赋“皆折以银”，那只是为最终汇总上缴到中央户部提供便利。

    3.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的折银交纳。

    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的折银交纳，规定细致。这在《大清会典事例》中，有着具体的反映：广西省南宁府所属迁隆峒长官司“岁征米折银二十四两零”，“遇润加征六两”；庆远府所属永定长官司“岁征米折银五十五两零”，“遇润加征银四两零”。云南省耿马宣抚司“岁征米折银二十五两零，又差发银三十两”；临安府所属纳楼茶句副长官及亏容句副长官岁征“户口食盐银二十三两零”。[1740]从这组材料来看，土司赋贡的折银交纳项目每年有米折银、差发银和户口食盐银等，涉及粮米、差役、户口、食盐等各个方面，可见其征银的涉及面是极为宽泛的。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做如此记载：“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1741]不知这是摘自清人魏源整理的资料，还是反映了云南土司赋贡折银交纳的历史真实。总之土司赋贡折银交纳，固然便利了各地的流官政府和土司政府，但对各地土司区的土民而言，绝有承担兑银差价的不良影响。

    综上可见，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赋贡，是在“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下由当地土司认纳而产生的。它根据地方适用原则，存在比（每）年一贡（土赋）、三年一贡（土贡）、五年一贡（土贡）之别。由于土司所认纳的是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当地的出产，在地域之外不一定适用，因而，需要折银缴纳，最后汇总上缴到中央户部。这之中，认纳和折银交纳隐含许多可能爆发的社会问题。换言之，土司一旦认为不是他们认纳的赋贡，发现折银价格不合理，就会就抗拒而引发地方冲突事件。

    （二）清前期西南边疆土司赋贡制度的执行

    由于土司政府是一个自筹经费的政府，因而土司赋贡制度的贯彻执行，会直接关联到土司社会的稳定。正因为此，清前期的各个朝代，对之极为慎重。

    1.清前期顺治时期对土贡制度的改革

    清前期的顺治时期，对持续几个世纪的西南边疆的土贡制度进行了改革。其改革取向，是改中央收纳土贡为地方行省收纳土贡。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顺治帝出于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关爱。据《清圣祖实录》、《清史稿》和一些方志记载：

    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癸巳，免贵阳等六府及土司上年灾赋。”[1742]

    顺治十七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请停边贡，以省解送之”。[1743]

    顺治十八年六月“戊戌。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疏言：平西王吴三桂所得五象，臣派官送进京师。今遵谕停止，请嗣后境外进献之物一概停止，以免地方解送之劳。下部知之。”[1744]

    从上述三则材料来看，顺治帝较为体谅西南边疆土司的苦楚。正因为此，云贵总督赵廷臣在头一年上奏之后，顺治帝在第二年六月就予以讨论，并且下旨贯彻执行。而仅用三年时间从湖广督粮道参议、贵州巡抚变成云贵总督的赵廷臣[1745]通过奏折，将停止贡象这种临时行为，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项停止“境外进献之物”的常规制度，并以免除土司解送土贡劳苦的名义将土贡解送权收归行省。

    土贡制度改革固然减轻了清朝西南边疆土司远道奔走解送土贡的负担，但是，它却使西南边疆土司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本来不应有的缺项。如此一来，在西南边疆，自土司制度建立起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土司与中央之间“贡赐”模式，被彻底打破。终清一朝，西南边疆的土司关系，就变成了土司与流官之间、土司与土司之间和土司与家族村社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西南边疆土司所遇到问题和所遭受的委曲，极难上达到中央政府乃至皇帝这一级。

    2.清前期康熙时期厉禁强征西南边疆土司赋贡。

    由于土贡制度改革以后，土司与中央之间互动关系链条的断裂，因而，西南边疆的督抚提镇动辄打破土司认纳赋贡的原则，对土司强征土贡。他们在遭到土司抵制以后，甚至联合疏请，力主征剿这里的土司。这在《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所记康熙二十五年（1686）事件之中，有着明显地反映：

    谕大学士等：近云贵督抚及四川、广西巡抚俱疏请征剿土司。朕思从来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今览蔡毓荣奏疏，已稔悉其情由。盖因土司地方，所产金帛异物颇多，不肖之人，苛求剥削，苟不遂所欲，辄以为抗拒反叛，请兵征剿。在地方官，则杀少报多，希冒军功；在土官，则动生疑惧，携志寒心。此适足启衅耳。朕惟以逆贼剿除，四方底定，期于无事。如蔡毓荣、王继文、哈占等，身为督抚，不思安静抚绥，惟诛求无已，是何理也？……[1746]

    督抚提镇等官如有需索土司，以致启衅者……革职从重治罪。[1747]

    从上述两则材料可见，康熙帝对西南边疆督抚专门针对土司的霸道做派极为恼火，他认为这些人“俱疏请征剿土司”完全是贪图这里土司区的赋贡，简直是别有用心。这种用心足以造成土司的离心离德，严重破坏地方稳定的大局。正因为此，康熙帝谕令有胆敢不遵守土司认纳赋贡原则、导致地方变乱的地方督抚提镇等官，一律革职查办。

    3.清前期雍正时期对土司认纳赋贡原则的破坏

    中央对土司的信息不通达以后，相对康熙帝，雍正帝比较偏听地方督抚的一面之词，心中对西南边疆的土司行为缺乏的洞若观火的判断。如此一来，地方督抚因强征西南边疆土司赋贡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被完全归罪于这里的土司，进而使这里的土司形象越来越差。在这样的取向下，西南边疆土司被迫认纳赋贡，甚至连原土司区也难以免除，这样最终导致了原土司区抗拒赋贡事件的发生。

    （1）由强征赋贡而引发的土司社会问题

    由于清代土司改隶府管、州管甚至是县管以后，其完全丧失了对中央政府反馈信息的权力，因而，雍正帝眼中的土司实际上就是地方督抚提镇等官奏折中被“妖魔化”的土司。

    云、贵、川、广、猺獞杂处，其奉公输赋之土司，皆当与内地人民一体休养，俾得遂生乐业，乃不虚朕怀保柔远之心。嗣后毋得生事扰累，致令峒氓失所。[1748]

    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督抚提镇等：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方令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或缘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积恶生奸、依势横行。此辈粗知文义，为之主文办事，助虐逞强，无所不至，诚可痛恨。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受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傥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以副朕子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1749]

    从上述两则材料可见，雍正帝自有其看土司的标准：大凡“奉公输赋之土司”为好土司，而“皆由汉奸指使”“肆为残暴”“滥行科派”的土司则为坏土司。好土司自然是“皆当与内地人民一体休养”。坏土司与“汉奸”如果在督抚提镇宜严饬之下，仍不痛改前非，就要在革职基础上从重究办。雍正帝的这种视野，使新问题由此产生。本来，雍正帝的好土司与坏土司区分标准，来自于执意强征土司赋贡的地方督抚提镇的信息反馈。这些信息一旦凝集成皇帝谕旨，必然促使流官官员更加有恃无恐地破坏土司认纳赋贡的原则，进而造成西南边疆土司由好土司蜕变成坏土司，然后再变成亡命土司的恶性循环。

    （2）地方督抚眼中的两种土司形象

    在雍正时期西南边疆的督抚眼中有两种土司：一种是因贫穷而卖地的土司，另一种是因横征暴敛而使土民面临生存危机的土司。

    （雍正三年四月）兵部议覆：云贵总督高其倬条奏苗疆事宜。……一、土司贫苦，往往将所管有粮之田作为无粮之土，卖与绅衿商民，以致完纳无资，每至派累苗户。请敕令查核清楚，令各买田之人照例输纳。又各土司下设立权目人等，应令报明有司，凡有事发一并缉捕惩治。[1750]

    （雍正四年）覆准：……征收土赋，不许额外科派，私行需索。[1751]（雍正）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乌蒙土府）其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司五十余员，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四府……其边患，除泗城土府外，余皆土目，横于土司。……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兼制广西。[1752]

    为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窃以苗猓逞凶，皆由土司。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虐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翦除者也。……然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前镇沅土府刀瀚、沾益土州安于蕃经臣拏禁题参后，随分委干员将各田亩户口银谷数目逐细清查。缘土州安于蕃地土更广，私庄尤多，清册尚未造报。现据游击杨国华、威远同知刘洪度造报镇沅土府：每岁额征米一百石，今每岁应纳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零；每岁额征银三十六两，今每岁应纳银二千三百四十八两零。是其征之私橐者不啻百倍数十倍，而输之仓库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由此类推，又何可胜计。再查附近镇沅之者乐甸地方，与元江、新平、景东接壤，四面皆汉土，一线紧逼哀牢，素为野贼出没门户，其江形山势尤为险阻，且当按版各井驮盐要道，原系世袭土长官司管辖。该长官司刀联斗，昏庸乖戾，受汉奸、把目主使，为害地方，民夷怨恨，若不一并改流，终难善后。臣就告发各件即委杨国华同刘洪度，止带兵一百名，径至者乐甸质审案拟，相机行事，而刀联斗自知罪无可逃，随即出迎投献印信号纸，但求免死，情愿归流。……仰恳圣恩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则强不如安于蕃、刀瀚，势不如刀联斗者，皆将遵法输诚，不烦威力，而边地粮饷，亦不无小补矣。……[1753]

    从上述四则材料看来，云贵总督高其倬对土司境遇抱着同情的态度，他认为自筹经费的土司政府已经贫苦到向外来的士绅和商人典田卖地的地步，即使田地典卖了，还要如期向流官政府上缴所认纳的或者被强征的土赋。正因为此，这些土司才有“派累苗户”之事发生。与高其倬的看法相反，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事鄂尔泰[1754]认为土司天生“肆虐”，殊为可恨，一点也不值得同情，他们独霸一方肥田美地而不许外人垦种，自己却在汉奸、把目主使下肆意苛索土民，仅把一、二成的收获上缴给流官官府。正因为此，鄂尔泰认为只要是土司就须进行“改土归流”，这样“边地粮饷，亦不无小补矣”。由此可见，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实际目的是解决边地粮饷紧张问题，他嫌土司认纳的赋贡上缴太少了。然而，对于封疆大吏针对土司问题的意见分歧，雍正帝只讲许与不许，并非像康熙帝一样进行有理有据的驳斥，同时提出具体改进的设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助长了地方督抚联合压制甚至是专门打击西南边疆土司的气势。

    （3）西南边疆土司被迫认纳的赋贡

    由于鄂尔泰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主政长达七年时间，因而，其希图土司区赋贡的偏好为当地土司所熟知。正因为此，西南边疆土司违心地投鄂尔泰之所好，纷纷认纳厂课与土贡。为此，鄂尔泰将这一收获进行奏报，得到了雍正帝的肯定：“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报：永昌府边外孟连土司，每年愿纳厂课。鹤庆府边外怒子，每年愿贡土产。得旨孟连地方及怒子野夷，地处极边，自古未通中国，总督鄂尔泰化导有方，俾各输诚效顺，任土作贡，虔心向化，甚属可嘉。其孟连土司厂课每年六百两，为数太多，著减半收纳，以昭柔怀至意。怒子每年贡纳土产时，著给盐三百斤，以为犒赏。”[1755]从这则材料来看，雍正帝已经不顾地方督抚既往强征土司赋贡的事实，完全把永昌府边外孟连土司每年分别认纳厂课六百两，以及鹤庆府边外怒子每年认纳土贡，归因于鄂尔泰的“化导有方”。

    然而对于有条件的认纳土贡，鄂尔泰却不予以接受。“雍正九年，缅（甸）与景迈交哄，景迈使至普洱求贡，乞视南掌、暹罗，云贵总督鄂尔泰疑而却之。缅密遣人至车里土司，探知景迈贡被却，则大喜，扬言缅来岁亦入贡。旋兴兵二万攻景迈，而贡竟不至”。[1756]这里的景迈是指云南省的景迈山，当时属于孟连宣抚司的管区。从雍正九年的该则材料来看，孟连宣抚司属下的景迈土目派人认纳土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比照南掌、暹罗一样的惯例进行认纳，总督鄂尔泰当然不会认同。因为中南半岛上的南掌、暹罗、越南、缅甸诸国为大清帝国的属国，一个土司管下的土目自然不能越级，并且比照属国条例进行赋贡的认纳，加之这种认纳还是在景迈与缅甸有冲突、缅甸密使与普洱府车里宣抚司有秘密接触的情况下出现的。

    笔者虽然因材料的局限性，短时间之内无法知悉孟连宣抚司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募乃银矿采炼者征收厂课的，但透过湖南省永顺府原三大土司的土赋“秋粮银”以及正供之外的杂派（土司陋规）的征收，还是能大致了解孟连土司六百两厂课（实为三百两）的征收方式。《清朝文献通考》如此叙及永顺府原来的三大土司：“（雍正八年）谕：永顺府向属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每年秋粮共二百八十两，永顺一百六十两，保靖九十六两，桑植二十四两，皆由土司交纳。虽有秋粮之名，实不从田亩征收。永顺则名火坑钱，民间炊爨，每一坑征钱二钱二分。保靖则名锄头钱，每一锄入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火钱，与火坑相等。所交秋粮，即于此内量行拨解。至于成熟之田，土官多择其肥饶者，自行收种，或为舍把头人分占，民间止有零星硗确之地。每年杂派数次，任意轻重，此土司征民之陋规也”。[1757]透过这则材料可知，永顺府三大土司每年征收土赋并不依据田地的大小肥瘦，而是以“户”为主、以“劳力”为辅进行征收的，土赋征收正供之外还有被称为“土司陋规”的数次杂派。以此观之，孟连宣抚司所认纳的厂课主要通过采矿者的户数和使用的工具来收取，除非是小矿主才会清点矿坑进行征收。

    （4）对原土司区不再强征土司赋贡

    清前期的雍正时期之所以对原土司区不再强征土司赋贡，是因为因强征赋贡而引发了地方冲突事件。这在《清实录》之中有记载：雍正八年（1730），“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疏言：乌蒙蛮猓。自改流设镇，臣不时谆嘱提防。乃总兵刘起元乘臣往来黔、粤，私派公费，侵欺粮饷。客民被劫，混将头人拷比。臣访闻得实，随密差中军副将魏翥国前往，按款确讯，一面摘印，以凭参奏。不意于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夷众叛逆，围城劫杀总兵官刘起元等。虽刘起元抚绥失宜，激变有由，臣膺封疆重寄，愧觉察之已迟，恨参革之不早，请赐罢斥，速简贤员，料理总督事务，并暂假臣以事权，督师进剿，虽马革裹尸，亦所至愿。得上旨曰乌蒙逆苗悖叛，已令遣发官兵，分路进剿。总兵刘起元既苛刻于平时，又不能防御于临事，粗疎暴戾，自速其辜。惟是游击汪仁、知县赛枝大等仓卒遇害，累及妻孥，深可悯恻，着总督鄂尔泰查明具奏，加恩赏恤。至于乌蒙蛮众，其性反复靡常，朕常虑其不能帖然宁谧。今年春夏以来，朕躬违和，精神不能贯注及此。鄂尔泰于夏秋之间亦抱恙。而乌蒙远隔千余里，岂计虑之所能周，不但朕所深知，亦中外所共谅也。况镇臣刘起元，抚驭失宜，防范鲜术，事由激变，责有攸归。该督引咎自劾，并请解任督师之奏，大非朕心。其节制滇黔川省各路兵丁之处，仍遵前旨行。”[1758]从该材料来看，总兵刘起元因为没有征得鄂尔泰的同意而强征赋贡，最后致使云南省乌蒙夷众群起抵制，造成了围城击杀流官事件。而雍正帝不仅不像康熙帝责问强征土司赋贡的督抚一样责罚总督鄂尔泰，反而主动为其开脱因强征而引起的激变罪责。

    事后，也就是雍正九年（1731），雍正帝似乎是已认识到对原土司区强征土司赋贡引发的问题，奏准“土司故绝及以罪削除者，开除岁贡马匹”[1759]。这就是说，雍正帝虽然听任地方督抚强征土司区的赋贡，但是对于没有土司存在的原土司区，他谕令应依据适用于流官区的律例进行地方治理。

    4.清前期乾隆时期对土司赋贡认纳方式与内容的改革

    清前期乾隆时期对土司赋贡认纳，先是对其认纳方式进行改革，然后进一步对其认纳内容进行改革。乾隆时期对土司赋贡认纳改革的取向，是力求简易可行。

    （1）乾隆时期对土司赋贡认纳方式的改革

    乾隆时期对土司赋贡认纳方式的改革，集中在粮马征收和缓缴原土司区土民的赋贡两个方面。有关这些方面的史料，虽然不能主要聚焦于西南边疆三省的土司区，但是能够在清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反观这些改革在西南边疆相关政策的推行。首先是粮马征收方面。乾隆二年（1737），乾隆帝发布谕旨：“向来四川土司，旧有贡马之例，其不贡本色而交折价者，则每匹纳银十二两。朕因四川驿马之例，每匹止给银八两，独土司折价较多，蛮民未免烦费。比降谕旨，将土司贡马折价，照驿马之数，裁减四两，定为八两，以示优恤。至广西土司，每三年贡马一次，亦系折价十二两，所当一体加恩，使土司均沾惠泽，著照四川折价之例，每马一匹，减银四两，定为八两。永著为令。”[1760]乾隆三年，乾隆帝再发谕旨：“湖北所属忠峒等土司田地应征粮银，著照原额秋粮银数按田均输，作为定额，毋庸别立科则。”[1761]从这两则材料来看，乾隆时期对土司赋贡认纳方式的改革，趋向于内地流官区的标准，贡马比照驿马征银的额度较为公平，土赋“秋粮银”按田征收的方法较为科学。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土司区或者原土司区土民的赋贡压力。其次是缓交原土司区土民的赋贡。这在《清史稿》中有记载：“（乾隆）三十八年春正月壬辰……以小金川平，缓四川官兵经过之成都等五十一厅州县三十八年额赋及分办夫粮之温江等九十厅州县三十七年蠲剩额赋。番民赋贡，一体缓之。”[1762]从这样记载来看，原土司区的番民之所以能缓交赋贡，是因为比照内地流官区来执行的。由上述多重信息看来，在清乾隆时期，土司认纳的赋贡比照内地税赋，呈现了一体化趋势。

    （2）乾隆时期对土司赋贡认纳内容的改革

    在清前期的乾隆时期，并不是所有土司所认纳的赋贡中央政府就照收不误。有些赋贡，中央政府是拒收的。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和《清史稿》等材料记载，这些赋贡有美人与驯象等等。具体如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进番童番女各十人，诏却之”[1763]；乾隆五十二年（1787），云南省普洱府“车里土司入贡驯象二只，解京交銮仪卫收养”[1764]；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安南等国进象已多，渝云贵、两广督抚檄却象贡”。[1765]从这些材料来看，清朝朝廷拒收美人与大象是有缘由的，主要是担心接收了不好处置。比如驯象，在北方不属于生活必需品，接纳多了难以饲养，所以朝廷只是有选择性的接收。

    （三）清中晚期西南边疆土司赋贡制度的执行

    清中晚期西南边疆土司赋贡制度的执行，一般采取的是体恤措施。试以清中期的嘉庆时期和清晚期的光绪时期为例，进行说明。

    清中期的嘉庆时期，尽可能地不让“通事”借官府的影响力“需索扰累”地方。如（嘉庆）《吏部处分则例》记载：“古州、都江、八寨，丹江、台拱、清江各厅员所用通事，务宜慎选承充，止许奉差传译苗语，不得私至苗寨需索扰累。”[1766]这就是说，“通事”只是官府聘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方面的翻译人员，仅起到官民之间语言沟通的作用，并非是官府的形象代表。正因为此，他们就不能借官府言事，进而乘机征收赋贡。

    与清中期的嘉庆时期要求西南边疆地方官府管好自己聘用的人不同，清晚期的光绪时期，主要通过灾年免除赋贡方式来体恤土司。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戊戌，免云南各厅州县暨土司被灾逋赋”[1767]，就属于此例。每逢灾年，朝廷以“灾赋”的名义，比照流官区一视同仁地减免土司的赋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土司感受到朝廷带来的温暖。

    综上所述，清朝西南边疆的土司赋贡制度是建立在土司认纳的基础之上的。土司所认纳的赋贡包括土赋和土贡两个方面内容，它们以实物缴纳和折银缴纳的方式，在认纳的限期内完成。那些实物性的赋贡多使用于西南边疆的流官官府和军营，仅折银缴纳的赋贡才上缴户部。由于顺治时期对持续几个世纪的西南边疆的土贡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得以前由中央收纳的土贡改由地方行省收纳，因而，土司与中央政府之间直接互动的关系链条发生了断裂。如此一来，在西南边疆，介于土司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督抚提镇借机打击、压制土司，动辄强征其赋贡以供应当地军政衙门，结果促成了这里土司的贫富两极分化，同时也造就了西南边疆“正供之外科派无度”的自筹经费的土司政府形象。

    三 清朝西南边疆的土司“从军自效”制度

    清朝时期，由于西南边疆土司的政治地位被一步一步地逐渐降低，因而，土司征调制度对于西南边疆土司而言，基本上未予以执行。此时的西南边疆土司，已为土司制度的痼疾所缠绕，仅仅只是作为少数民族地方的政治象征而存在，很难对清王朝国家发挥有如明朝时期的正面作用。正是因为西南边疆土司在清王朝国家政治和军事生活很难发挥作用，所以，清朝一改明朝土司制度的传统，如同赋贡认纳制度一样，对西南边疆土司实行“从军自效”制度。现区分时段对清前期、清中期和清晚期的土司“从军自效”制度，予以分别观察。

    （一）清前期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制度

    1.顺治时期对西南边疆的统一与土司充当向导

    顺治时期的西南边疆三省，存在三种势力。这三种势力，一是本地的土司势力，二是外来大西农民军残余势力，三是外来的且以南明政权为标志的明朝皇族残余势力。三种势力在“明朝情结”的作用下整合为一体，公开对抗清军对西南边疆三省的统一。最后，清军在贵州水西土司的配合下进入云南，迫使各地附明土司纷纷归附，从军事上征服了西南边疆。

    顺治三年（1646），大西农民军领袖张献忠阵亡。顺治四年正月，大西军余部在李定国率领下由川南綦江进入贵州，连克桐梓、遵义、贵阳、定番等城。三月，李定国率部西征云南，连克安平（今贵州省平坝县）、安顺、镇宁、关岭、普安等城。黔国公沐天波急令李大贽率部驻防会川，但却激起了元谋土知县吾必奎等人的反抗。沐天波命彝族土司禄永命、龙在田率部征讨元谋土县，并令阿迷土州（今云南省开远市）壮族土司沙源之子沙定洲协剿。然而，沙定洲率部在向昆明开拔的过程中，乘清军逼近云南之机发动叛乱，自称安南王[1768]，结果引起全滇骚乱。在此情况下，彝族土司龙在田带引李定国大西军进入云南。大西军进入云南后，禄丰启明桥一战，孙可望收服原清朝云南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并与之订立盟约。[1769]之后，晋王李定国发布了保护鸡足山佛寺和宽免其赋税的谕令，谕令上说：“晋王李令谕：照得鸡足名山，滇西形胜。本藩西征既捷，便道进香，遵麓跻巅，游览已悉。惟是峰壑幽深，刹院不无倾圮，询之僧众，咸称近苦差役，因念其供奉香烛，出于常住，寺僧别无活计，什派宜与从宽，即或增加田赋有司当为减豁。至于本山度谍，援纳已经免，自或奸胥积棍，播害滋端，过往官兵，搜求践踏，许尔寺僧人，指名启究，永为遵守，俱勿违，此谕。”[1770]如此一来，大西军初步取得了滇北包括部分土司在内的清朝旧臣和宗教人士的支持。

    顺治五年（1648）八月，大西军着手解决沙定洲称王问题，晋王李定国率部攻克阿迷土州的洱革砦，擒获沙定洲及妻万氏，之后焚毁洱革砦，将沙定洲及其妻万氏押解至昆明诛之。[1771]考虑到明臣、黔国公沐天波在云南各土司中的崇高威望，孙可望、李定国采纳昆明诸生“滇黔土司受沐氏恩威三百年，故凡有征调，朝呼夕至，今若早迎沐公回省，与之共事，此为上策”[1772]的建议，派蜀王刘文秀专程携带杨畏知的信函奔赴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劝沐天波回省城昆明共同抗清。“天波被执还滇，号召诸土司出兵认饷”，于是“龙在田以石屏降，禄永命以宁州降，王杨祖以新兴降。各处土司来归矣”。除普洱、东川外，云南十八府归附大西军，使大西军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均得到很大补充，队伍从最初入云南时的5万人发展到20万人，从而为其后来兵分两路出击四川、湖广打下了基础。

    清军入关以后，对于与大顺、大西农民军为敌的土司采取扶植政策。顺治五年，孔有德率清军逆沅江西进贵州时，“旁取贵州黎平府，广西全州，招降铜仁、全州、兴安、灌阳苗峒二百九十有奇”。十一月，清廷发出“大赦天下”谕令，“一、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一、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1773]迫于清朝军事压力及政策感召，南方一些土司更多的归附清朝，应调从征，但由此也遭到了明末农民军的军事报复。

    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李定国等在傣族象阵配合下，分兵出击清军：北路军在刘文秀、白文选、张光璧率领下攻四川，东路军在李定国、马进忠、冯双鲤率领下出黔东入湘西沅州、辰州，挺进湘西南，入靖州，出武冈，下桂林。据瞿昌文《虞山集》载，“壬辰夏，安西李定国统十万铁骑出楚。罗罗僰子，精悍绝伦，象骑云拥雷吼，其素练之旅，皆西北骁健，久养初出，无不以一当百”。

    顺治十二年（1655），南明政权遭到清军的重点攻击，永历帝朱由榔被迫从广西梧州向桂黔边方向撤退。三月，李定国迎永历帝入滇，以昆明为南明政权的“滇都”。顺治十四年（1657），孙可望与李定国围绕“扶明抗清”问题发生严重的政治分歧，公开决裂。孙可望投降清廷，李定国则打出“扶明抗清”旗号。永历帝入滇时，元江土知府那嵩已将势力扩展至车里宣慰司辖地普洱一带，他被李定国授予总督衔之后，组织元江、普洱等地土司由临安（今云南省建水县）向昆明开进。十二月，聚集于贵州高原周边地区的清军，从湖南、四川、广西出发，兵分三路围攻贵州。洪承畴率师进至沅州（今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时，派人招降了贵州彝族最大的土司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安坤，使之充当向导，引导清军一路攻击前进，顺利地占领开州（今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修文（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广顺（今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在清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四川乌撒军民府（今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赫章县一带）土知府安重圣向清军投诚，各地中小土司纷纷归附清朝，使清军顺利通过号称“贵州屋脊”的黔西北乌蒙山区进入云南。

    顺治十五年（1658），洪承畴委派吴三桂、线国安等率清军分三路进军贵州，直指云南，“定国大败，走回云南”，“十二月……大兵入滇，三路俱会于曲靖”。[1774]十二月十五日黎明，南明永历帝按照沐天波等人的建议，在李定国等人的保护下，率从者数十万人从昆明向大理、永昌方向望风西逃。据邓凯《求野录》记载：“十五日，帝出奔，滇官兵男妇马步从者数十万人，自古乘舆奔波未有若此之众者”。顺治十六年（1659）春，南明永历帝一行企图依托元江土府站稳脚跟，逐渐脱离大部队的护卫，率从者从永昌进驻元江。在元江土府，永历帝一行受到土知府那嵩的隆重礼遇，新落成的天宝山佛院被辟为永历帝的行宫（后改为“大明庵”），用金银器皿盛装的山珍海味成为永历帝的日常饮食。随后，永历帝一行弃元江土府府城向滇西而去，从永昌府渡过潞江，经腾越厅的腾冲来到了南甸宣抚司辖区。在南甸宣抚司、盏达副宣抚司的护送下，永历帝一行沿大盈江经盏达铁壁关进入缅甸，然而一入缅甸即遭到缅军的软禁，难以发挥政治作用。与此同时，清军在吴三桂等人的统帅之下正由北而南自芒部土府（今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沾益土州（今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向昆明挺进，之后兵分西路、南路出击南明势力。李定国、白文选在清军西路军的尾追下，先由昆明撤退到腾冲，之后经孟定土府、木邦宣慰司、耿马、缅宁，屯驻于孟连宣抚司。其间，他们一方面沿途设伏，与尾随而来的清兵展开激烈战斗；另一方面联络元江土知府那嵩由临安出兵昆明，抗击清兵，图复云南。为表示抗清的决心，李定国将妻儿留在元江，并将大量金银财物运往元江。在永历帝与李定国的感召下，那嵩联络降清明将许名臣、高应凤及各地土司坚持抗清斗争。那嵩在元江起兵，收复维摩州（今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西部），围攻临安府。

    然而为时已晚，同年九月，清军南路军由昆明直逼元江，十月进抵石屏，并在石屏土官的指引下于十月初八日包围了元江土府府城。不久，那嵩全家身着清朝官服自焚而死。十一月下旬，元江城被攻破，南明总兵许名臣也被清军射杀。滇北一带的大土司丽江土府木懿因望风归附清廷，而于次年由吴三桂颁给土知府印信。

    顺治十七年（1660），李定国、白文选由于在元江抗清根据地丧失后受到几路清军的多重围击，只得以滇西土司为依托，自孟艮分道入缅，迫近阿瓦城，与缅军大战，企图救出永历帝。当李定国势力由贵州退入滇西乃至消失以后，贵州土司仍继续支持以李定国为代表的南明政权。六月，黎平府曹滴洞长官司土官杨华如收纳孙可望部将陈洪金、曹尚等，造具器械，图谋反清。十一月，云贵总督赵廷臣发现马乃营龙吉兆私造军器、收养亡命，声援李定国，并与周边土司如楼下营龙吉祥歃血为盟，抢掠邻近泗城州的土寨、安南卫的一些地方，下令将其剿灭，并将马乃土司改为普安县。

    顺治十八年（1661），缅军设伏杀掉永历帝随行文武官员，将永历帝软禁于中缅边境的一个小村里。李定国一度护送永历帝至中国境内之后，辗转于滇西土司区孟定、耿马、勐勐、景线、猛腊、车里以及缅甸、古刹（老挝）、泰国边境之间，给这一带的土司委以南明政权的官爵与印信，吸引包括孟连宣抚司、车里宣慰司在内的滇西土司坚决拥护南明政权，共谋收复云南。他这种联合土司抗清的行为使清军在云南的主帅吴三桂深感忧虑。吴三桂向朝廷上“三患二难”疏，认为“李定国、白文选等分驻三宣六慰，以拥戴为名引溃众肆扰，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惟利是趋，一被煽惑，遍地峰起，其患在肘腋”。在朝廷认同之下，吴三桂率清军18000人进抵缅甸阿瓦城，迫使缅甸国王将前明的木邦宣慰司、孟养宣慰司与缅甸分开，使之交出永历帝[1775]，解押于云南昆明。九月，故明将刘鼎围攻定番州，今贵州中部、西部的一些土司及其自署职官，附从叛乱。

    从上述时间序列所呈现的事实来看，大西农民军李定国之所以能在云贵两省立足，主要是依托了当地具有“明朝情结”的土司。而南明政权永历帝从广西省转入云南省，主要是指望在有当地土司上层支持的大西农民军领袖的拥戴下巩固帝业，重振昔日大明帝国的雄风。然而这一切在贵州水西土司的对清军的导引下，均化为泡影。可以说，贵州水西土司在清前期顺治时期统一西南边疆的过程中，居功至伟。

    2.康熙时期西南边疆统一的巩固与土司的“从军自效”

    清朝顺治时期统一西南边疆，基本上属于暴风骤雨式的单纯军事行动。在这种军事行动下，一些深怀“明朝情结”的个人与群体只能够暂时蛰伏下来，他们一遇到“水落石出”的时机就会再次活跃起来。正因为此，顺治时期所统一的西南边疆其实并不巩固。康熙时期，不仅要在顺治帝基础上巩固西南边疆的统一成果，而且还要从行动上和心理上击碎“明朝情结”，促使西南边疆各民族集团听命于中央政府。欲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剥去并除掉依托于土司而扎根于此的风云人物和势力，其次要解决延续几个世纪而纠缠不清的土司问题，使西南边疆的土司完全改变政治上摇摆不定的态度，最后服从清朝中央政府。如此一来，才使西南边疆三省土司的应调从征，落到实处

    （1）康熙时期铲除危害西南边疆的明朝残余势力

    清前期的康熙时期铲除危害西南边疆的明朝残余势力，主要集中在铲除南明政权势力和坚决打击危害西南边疆的吴三桂势力两个方面。

    一是，铲除南明政权势力，真正统一西南边疆地区。

    康熙初年，清朝借助平西王吴三桂和云贵总督杨茂勋之力量，铲除南明政权势力，统一中国西南边疆地区。

    康熙元年（1662），李定国虽然得知了平西王吴三桂入缅俘获永历帝的消息，但他收复云南之心不死。李定国到达勐腊后，仍然派兵向车里宣慰司馈赠礼物，输送兵员，“尊礼甚殷”。当他得知吴三桂在昆明处死永历帝、白文选降清的消息后，拒绝进食[1776]，最后病死于勐腊（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终年42岁。李定国死后，据说其墓葬寸草不生，当地傣族还对他念念不忘，并建造“汉王庙”进行祭祀。据《普洱府志》载：“其勐腊葬所，遗址尚存，至今寸草不生，夷人过之，必拜而后去焉”；《新纂云南通志·李定国碣》也记载，“其墓至今寸草不生，土人过，必稽颈拜”。汉王庙的汉王神成为勐腊县傣族中最大的神，每年春节祭祀定期祭祀一次，平时祭祀一头猪和一些鸡，祭祀前一天鸣炮三响，全勐禁忌生产三天。康熙二年（1663）正月，丹平长官司长官莫之廉（今贵州平塘县通州镇东南）因窝藏反清的明朝故将刘鼎而被捕杀，金筑长官司（今贵州长顺县的广顺）自署职官王应兆因与刘鼎私通信息而被云贵总督杨茂勋讨平，在此情况下，刘鼎败逃原水西宣慰司辖地，七月，被获伏诛。到了康熙三年（1664），清廷彻底击败大西农民军和南明王朝力量，基本统一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

    二是，坚决打击危害西南边疆的吴三桂势力，巩固西南边疆。

    经过对云南地区长达15年的经营，平西王吴三桂自感羽翼已丰，遂借口康熙帝“撤藩”发动了波及西南、西北诸省的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自称“总理天下水陆兵马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建国号周，公开发动叛乱。十二月，他兵出云南，向贵州、广西、四川、湖广攻击前进，贵州提督李本深在安顺降附吴三桂，吴三桂遂占据贵州省。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吴三桂自称周王。二月，他将战线推进常（德）澧（县）宜（都）松（滋）一线，与清军对峙。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甘肃平凉响应叛乱，被吴三桂授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康熙十四年（1675），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广西、福建、甘肃等省为吴三桂所控制。

    面对吴三桂势力大扩张，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帝针对土司及地方其他军事统帅的观望逗留、坐失事机以及挟制地方、贪冒货贿、多方渔色等过恶行为，发布谕旨进行谴责，他要求各地武装迅速改变立场，全力平定吴三桂叛乱。[1777]三月，吴三桂在湖南衡州公开称帝，八月，病死于衡州。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在贵阳“即位”。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清军在宁南大将军勒尔锦的率领之下，分路出击松滋、枝江、宜都、澧州、常德一线[1778]，吴三桂叛军主力退屯武冈及辰州辰龙关一线。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清军攻占湖南全境，八月，占领贵州。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清军进军云南，十月，攻占昆明，平定云南。至此，“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又得到恢复。

    在吴三桂叛乱过程中，西南边疆土司既有奋起抗拒吴三桂叛军的，又有见风使舵的。云贵高原及周边地区诸多见风使舵的土司，在吴三桂叛乱之初，接受吴三桂伪周政权的封授，附从吴三桂叛乱，之后随着吴三桂叛军的节节败退，又转而支持清军平定叛乱。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云南省开化府彝族首领周应龙。康熙十二年（1673），周应龙接受吴三桂所授土守备之衔，随吴三桂叛军征战至湖南省，之后，他率所部三千人脱离吴三桂，经洪江、黎平府、古州来到广西泗城。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周应龙派遣游击李清可向广西定南将军呈缴土守备印信，率部征战贵州，因功而获授总兵衔。康熙二十年二月，周应龙率部回征云南昆明。两年之后，他被改授为分管开化府十五寨的土经历。这就是说，云南省开化府彝族首领周应龙在清朝坚决打击危害西南边疆的吴三桂势力过程中，充当了一个从附吴、叛吴蜕变为附清、平叛的角色。

    从时间上考察，无论是吴三桂公开称帝还是周应龙的角色转变，均在很大程度上与康熙帝发布谕旨的刺激存在关联。

    （2）康熙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以及土司内部的争界仇杀

    清前期的康熙时期，由于土司管理的地方化趋势日益明显，因而，不仅土司的应调从征存在过境方面的问题，而且土司内部的府与府之间的和县与县之间的边界协商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先看康熙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应调从征。清朝康熙时期西南边疆的土司应调从征，仅以个案形式出现于滇黔毗连地带，他们先后与平定“三藩之乱”和平定策旺阿拉布坦之乱有关，并且属于云贵两省土司的自发行为。其一是，贵州彝族和云南纳西族土司奋起抗拒吴三桂叛军。受到吴三桂军事打击和政治迫害的西南边疆土司，是“三藩之乱”时奋起抵抗吴三桂叛军的重要力量。这些土司主要有贵州彝族土司和云南纳西族土司。就贵州彝族土司而言，由于康熙三年（1664）正月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安坤与盐仓土知府安重圣造反时，“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致讨”[1779]，因而，水西宣慰司对吴三桂缺乏好感。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吴三桂占领贵州，最初受过吴三桂军事打击的原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安坤之妻禄氏及其子安胜祖组织抗吴。康熙十九年（1680）平吴大军进入贵州时，他们母子不仅积极筹措粮饷支援清军，而且带动普安州土官龙天佑、永宁州土司沙起龙、礼廷式等各自率兵反击叛军，并且建造浮桥支援清军渡过盘江。就云南纳西族土司而言，康熙八年（1669），丽江土知府木懿没有接受吴三桂封授的札付，致使“吴逆尤加怀恨，押令木懿卸事，以应袭木靖委署府事，诬木懿以私通吐蕃，拿赴云南省城，囚禁七年，几为所陷”。正因为此，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发动叛乱时，丽江土府预备船只粮草支援清军，“调集夷民万余”，对吴三桂叛军实施“谨守堵剿”。其二是，云南纳西族土司出兵西藏参与平定策旺阿拉布坦之乱。云南纳西族土司出兵西藏参与平定策旺阿拉布坦之乱，结果因省际间人为地阻挠道路的通行而最终不能遂愿。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宣布册封第六世达赖喇嘛的谕令，并派都统延信率兵护送入藏，同时从青海、四川、云南兵分三路会攻策旺阿拉布坦部。接令后，川陕总督年羹尧、云贵总督蒋陈锡同时出兵西藏，云南、四川两省邻近青藏高原周边的土司随清兵入藏参与平叛。在平叛过程中，附近土司负有“沿途帮安台站，搭桥造船，把守要渡，侦探乡导，护理粮饷”[1780]之责。“据都统武格疏言……丽江土知府木兴，告请效力，臣挑选土兵五百名，令木兴子带领随征”。八月二十日，当木兴率兵进至四川省巴塘所属的喇皮时，因番目巴桑“以归四川为词”，拒绝丽江土府的土兵从巴塘喇皮通过，结果遭到被激怒的丽江土兵格杀，最后导致“番蛮欲图报复，各思构兵，巴塘之运路遂阻”的后果。[1781]事发以后，木兴率军进至阿墩子，得到了云贵总督蒋陈锡密谕及随谕抄发的年羹尧奏折，心理上深受打击，“惊悸成疾，食不下咽，渐加沉重。于本年十月木兴拮据到家，十一月初病故”。以此看来，土司主动请缨，率领他们掌控的地方部队跟随清军野战部队从征平叛属于土司的自愿行为和各省的地方行为。正因为是土司的自愿行为和各省的地方行为，因而才受到邻省土目的阻挠，最后激发出地方冲突事件。

    再看康熙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内部的动乱与争界仇杀。一是土司区的内部动乱。其实，土司区内部动乱来自土舍争夺土司官印与爵位、总司对分司进行武力征服和土司区各民族土民的反抗斗争等三个方面。它有时单独发生，有时又同时发生。康熙时期，土司区内部动乱是单独发生的。它爆发于贵州省贵阳府定番州，属于苗民反抗土司的事件。康熙四年（1665），定番州小龙土司龙象贤以及丹平土司莫大成被苗民杀死。康熙十二年（1673），小龙土司龙象宾、龙正吟又被苗民杀死。当地苗民之所以残杀这些土司，主要是因为两土司在“因俗而治”方面出现了问题。不仅如此，聚居于土司区周边的苗民，也经常受到来自土司的骚扰。如贵州铜仁府的苗民，因不堪周边土司的轮流敲诈，在清政府招抚后“情愿编户纳粮”。[1782]二是，土司内部的争界仇杀。它多发生于四川省的东川土府（今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乌蒙土府（今云南省昭通市）和镇雄土府（今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这里距云南省省会城市昆明很近，但云南省无权予以控制。康熙三十八年（1699），东川土府因土知府禄氏病故、子嗣争袭而主动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后，虽然东川土府府一级机构改设流官，但其下的六营长、九伙目等原土司自署职官却原封未动。这一方面造成“东川虽已改流，尚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的局面[1783]，另一方面又给乌蒙土府的土目“纵恣不法，擅扰东川府地方”以可乘之机。这就是说，在东川土府与乌蒙土府之间，割据一方的土目经常为土府界址而骚扰对方，致使边界仇杀之事时有发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发生于清前期康熙时期西南边疆苗区和彝区的土司内部的动乱以及相互之间的争界仇杀，绝非只是偶然事件，它属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由土司制度带来的痼疾。

    3.雍正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制度及其痼疾的整治

    由于清前期的康熙时期使全国“大一统”的格局得到巩固，地方少有大事发生，因而，清前期的雍正时期，没有对西南边疆土司进行征调。相反，剥去并除掉依托于土司而扎根于西南边疆的地方风云人物和势力之后，土司制度及其长期遗留下来的痼疾被暴露出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土司问题，雍正时期不仅组织地方大员调解发生于土司区之间矛盾冲突，而且，有针对性地对西南边疆土司实行大规模地“改土归流”。固然，如前所言，清朝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是惩处西南边疆土司最为极端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极端手段却对于极速整治土司制度及其痼疾富有特效。它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不稳定的矛盾。

    土司制度遗留下来的痼疾，在清朝雍正时期的西南边疆体现很多。其中最能引起朝野关注的，是纠缠不休的土司争界仇杀。土司区与土司区之间的边界之争，与流官区与流官区之间的边界之争不一样。由于土司世居于此，具有高度自治权力，并且拥有土司部队，因而，这种边界之争不只是简单的语言和肢体上的冲突，它常常被人为地演化成为地方武装冲突事件。这种争界仇杀，在广西省与贵州省之间以及四川省的边地比较典型。

    其一，是广西省与贵州省之间的争界仇杀。雍正二年（1724），广西省西隆州古障土司王尚义与贵州省普安州捧酢苗目阿久因常年争夺乌舍、歪染、坝犁、鲁磉等寨，而将官司打到了地方上级官府。由于这样持续不断的争界仇杀事涉黔桂两省，因而直到雍正四年（1726）仍未予解决。雍正五年（1727）六月，贵州安笼镇总兵蔡成贵奏请朝廷下令黔、粤两省委派抚臣大员进行审断，才使涉省争界仇杀一案有了一个结果。接到朝廷有关此案的旨令后，八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同工部侍郎李绂、广西巡抚韩良辅划定贵州与广西两省之间疆界，考虑到广西省泗城土府北境与贵州省南笼厅、普安县地界交错在一起且时有争界仇杀事件发生，故将广西省泗城土府“改土归流”，将原来有争议的地界另设为永丰州，划归贵州省管辖，以此化解地方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

    其二，是四川省边地的争界仇杀。在秦汉以来有“僰道”相通、紧邻云南省的四川省边地彝族聚居区，分布着东川土府、乌蒙土府和镇雄土府。三个土府常常因争界进行仇杀。雍正三年（1725），执掌乌蒙土府实权的土知府禄万钟的叔父禄鼎坤，再次纠集乌蒙土府的土目攻打东川府属的巧家米粮坝、马书等地。雍正四年（1726）三月，鄂尔泰把东川土府等划归云南省，对之实行“改土归流”，并调整其基层政权的结构，改者海、巧家、马书、弩革等六营长九伙目地为四乡八里，仅在巧家县境的阿朵、阿白两地保留土司区。十二月，鄂尔泰平定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发动的叛乱，对乌蒙土府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7）正月，鄂尔泰又对镇雄土府进行“改土归流”，从而“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流之事全部完成”[1784]。

    由上述两个个案可见，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是以土司争界仇杀等事涉地方稳定事件为突破点的，它所带来的是县一级、府一级乃至省际地方行政区的调整。

    4.乾隆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及其内乱

    清前期的乾隆时期，由于受土司改隶府管、州管甚至是县管的影响，因而，已没有明朝时期严格的土司应调从征制度。此时的土司，多以“从军自效”为主，一遇地方发生内乱或者外敌入侵，当地流官一般是要求“守土有余”的土司自行处理解决。这些在西南边疆土司抵御缅甸军队入侵和西南边疆土司区的内部动乱方面，有着一定的程度的表现。

    （1）乾隆时期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抵御缅甸军队入侵

    清朝前期的乾隆时期，西南边疆土司之所以抵御缅甸军队入侵，是因为缅甸经常派军队进入滇西南土司区，强征土司赋贡。清朝时期，与我国西南边疆陆路相连的中南半岛国家自西而东有缅甸、南掌（今老挝）和越南。这些国家除缅甸外，均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1785]缅甸军队之能入侵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

    其一，在云南省极边，缅甸与中国之间的边境线长达两千余公里，其自北而南绕滇西及滇西南而过。《清史稿》对之进行了描述：“缅地亘数千里，其酋居阿瓦城。城西濒大金沙江。江发源野人番地，纵贯其国中，南注于海。沿海富鱼盐，缅人载之，溯江上行十余日，抵老官屯、新街、蛮暮粥市，边内外诸夷人皆赖之。而江以东为孟密，有宝井，产宝石。又有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自波龙迤东有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1745），葫芦酋长以厂献，遂为内地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明万历时，巡抚陈用宾因永昌府近缅，设八关控之。八关者，万仞、巨石、神护、铜壁、铁壁、虎踞、天马、汉龙也。其实八关皆无险扼可守，山箐间小径往往通人行。自永昌迤逦而南为顺宁，又南为普洱，其边袤亘盖二千余里。永昌之盏达、陇川、猛卯、芒市、遮放，顺宁之孟定、孟连、耿马，普洱之车里，数土司外，又有波龙、养子、野人、根都、佧佤、濮夷杂错而居，非缅类，然多役于缅。”[1786]从该描述来看，许多中国内地人通过漫长的边境线前往缅甸，以开采珠宝银矿居多。当然，正是因为边境线漫长，所以尽管明清政府加强防御也是枉然，它为缅甸军队神出鬼没地出入边境役使云南省极边永昌府、顺宁府、普洱府等地的土司和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了便利。

    其二，从乾隆中期开始，清朝由全盛走向衰落。有人从苗民起义的角度专门研究过清朝乾隆、嘉庆时期的“中衰”，认为乾嘉苗民起义是“清代中衰之战”[1787]。虽然其研究结论较大胆，但对于我们确认清朝的“中衰”时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三，乾隆十七年（1752），缅甸木梳头人雍籍牙建立了强大的雍籍牙王朝（又称贡榜王朝）。雍籍牙王朝（1752～1885）是缅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积极向外扩张，一度称霸中南半岛，在近代时期才为英国所吞并。

    其四，清前期的滇西及滇西南土司在清朝流官政府疏于管理的情况下，具有接受清廷和缅甸双重爵位，并极尽待客之礼，每年断断续续地向缅甸进贡被称之为“花马礼”的花银与马匹的传统。“土司亦稍致餽遗，谓之‘花马礼’，由来久矣。暨缅人内讧，礼遂废。甕籍牙父子欲复其旧，诸土司弗应，乃遣兵扰其地，而普洱独先有事”。[1788]从这则材料上看，西南边疆土司对缅甸缴纳“花马礼”的传统开始于雍籍牙王朝以前[1789]，而雍籍牙王朝试图恢复其前朝旧有的故事，但却遭到了西南边疆土司的抵制。正因为此，雍籍牙王朝动用军队，入滇索贡，强征西南边疆土司的赋贡，从而引发了中缅之间持续七年之久（1762-1769年）的在清帝国被称之为“平缅战争”的军事冲突。

    其实，缅甸雍籍牙王朝强征中国西南边疆土司的赋贡并遭到武装抵抗是在空间上逐步拓展的。

    乾隆二十年（1755），雍籍牙王朝向中缅边境的木邦征收象只、童女。乾隆二十三年（1758），雍籍牙派兵抢劫波龙银厂的白银，进攻桂家及木邦。面对如此情况，波龙银厂头人宫里雁联合木邦抗击缅军，结果寡不敌众，木邦城被雍籍牙攻陷。木邦城陷落以后，邻近木邦的耿马宣抚司、孟定土府、孟连宣抚司、车里宣慰司、遮放副宣抚司、芒市安抚司、孟卯安抚司、南坎土司等西南边疆的土司，就暴露在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军事打击之下。

    乾隆二十七年（1762），兵败之后的波龙银厂头人宫里雁举家逃往孟连宣抚司，请求庇护，而孟连宣抚使刀派春开出了交出兵器及银两的条件进行交换。宫里雁觉得条件过于苛刻，被迫迁往石牛厂，最后被流官政府诱杀。对于这一事件，《清史稿》是这样记载的：“贵家者，随永明入缅之官族也，其子孙自相署曰‘贵家’，据波龙厂采银。其酋宫里雁不附于瓮籍牙，约木邦酋攻之。兵败，逃入孟连，而孟连土司刀派春夺其孥贿，为宫酋妻囊占所袭杀。云贵总督吴达善诱宫里雁至，则坐以扰边罪，肆诸市。而木邦酋罕莽底亦兵败走死，懵驳立其弟罕黑。由是缅人益无忌。”[1790]从这一个案来看，西南边疆的土司容留境外势力入境如果引起相互之间的武力冲突，当以“扰边罪”惩处外来势力的相关人员。

    针对孟连宣抚司一度容留宫里雁残部，缅甸雍籍牙王朝借故扰边，入境强征西南边疆土司赋贡。“（乾隆）二十八年（1763），刘藻为云南巡抚，额尔格图为提督。是年冬，缅人先遣刀派先之兄刀派新自阿瓦还至孟连，征索币货，又遣头目卜布拉、木邦罕黑至耿马责其礼。普洱之十三板纳者，本车里土司地。雍正七年，鄂尔泰总督云南，招降之，始割其地置府。至是，缅人亦来索米。永顺镇总兵田允中、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知府达成阿檄土司各率兵御之，杀其头目卜布拉、召罕标等，余众溃走”。[1791]从该材料来看，缅甸雍籍牙王朝强征西南边疆孟连宣抚司、耿马宣抚司、车里宣慰司等地土司赋贡[1792]，是采取了分头派人征收币、货、米等物的办法。似乎是因为防止事端扩大，或者清朝流官政府对边境土司的管理体制不完善，云南省当地的军政双方，仅命令受骚扰的土司自行率领土司部队抵抗。这就是说，所谓元明时期以来的土司“应调从征”制度，到清前期已经改变为“奉命抵抗”制度了。这就是西南边疆土司在清代的角色转换：前朝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土司总是处于附从地位“应调从征”；而在清朝时期，这里的土司则转变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奉命抵抗”了。很显然，它是清王朝国家不愿承担国家责任的地方，即由地方流官在那里静观战争情势变化，而驱使土官独挡战争一面的不合理的具体做法。

    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缅兵索取孟连宣抚司的马匹银两。从四月到十月，缅兵在大将军登加孟贡的率领下入侵车里宣慰司，进犯猛笼，杀害土弁刀刁占等人，之后渡过九龙江，在猛腊、乌得、猛乌、整董、猛旺等地肆意骚扰，扬言收复车里宣慰司等地。[1793]由于缅甸雍籍牙王朝这种越界索贡行为严重影响我国西南边疆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最后，清中央政府决定使用战争的方式解决缅甸索取西南边疆土司的赋贡问题。

    现透过《清史稿》的记载，以“征缅前一役”（1766～1769年）为对象，对有关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制度进行具体观察：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诏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是月己亥，应琚至云南，楚姚镇总兵华封已平打乐，猛腊参将哈国兴已平大猛养，合剿孟艮，召散遁，官军得其城。而刘得成与提督达启及参将孙尔桂攻整欠，亦克之。普洱边外悉平。叭先捧者，车里土司之所属，盖微者也。顾与其妻咸以从军自效，斩素领散撰于小猛仑，素领散听亦为其妻杀死。应琚乃请以召丙居孟艮，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以指挥，使守其地。时提督李勋方至云南，应琚令往孟艮、整欠正经界，定赋税，附入版图，为久远计。然召丙为人懦，不能安辑其人；叭先捧不敢至整欠，退栖于猛搿。四月，召散之党召猛烈、召猛养以次被获，其弟僧召龙亦自投首，惟召散逋逃未得。应琚见夷人之易于摧殄也，遂上奏云：“臣两月以来，访问召散踪迹，逃往阿瓦，已饬土司缮写缅文索取，不献，当即兴师问罪。臣查缅甸连年内乱，篡夺相寻，实有可乘之会。臣谨选人潜往阿瓦，将地方之广狭，道路之险夷，详悉绘图，探明奏报。现已备可调之兵，布置练习，密修戎器，以待进行。”疏入，帝谕曰：‘应琚久任边疆，必不至轻率喜事。如确有把握，自可乘时集事，剋日奏功。倘劳师耗饷，稍致张皇，转非慎重筹边之道。务须熟计兼权，期于妥善，以定行止。’是时诸将希应琚意，争言内附。李勋以猛勇、猛散告，刘德成以猛龙、补哈告，华封以整卖、景线、景海告，率侈言夷地广轮或二千里，或二千余里，为边外大都。应琚一一奏闻，以其头目为千总、守备。缅宁通判富森言木邦人杀缅立土司罕黑，奉线甕团为主，原求内属。永昌知府陈大吕亦言蛮暮土司被缅残虐，久愿归诚，请发兵为助。应琚乃往驻永昌，而遣副将赵宏榜将永顺、腾越兵三百余人出铁壁关屯新街，为蛮暮捍蔽。……应琚又为文檄缅，侈言天朝有陆路兵三十万，水路兵二十万，陈于境以待速降，不然则进讨。缅闻，乃大出兵。缅人素不养兵，有事则于所属土司诸寨籍户口多寡出夫，名曰“门户兵”。自雍籍牙据阿瓦，蓄胜兵万人，一人给以饷四十两，其余派夫如故。每战则以所派土司濮夷居前，胜兵督其后，而以马兵为左右两翼。战既合，两翼分绕而进，往往以此取胜。若自度不可胜，则急树栅自固，而发连环枪炮蔽之。比烟开则栅木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如此。九月，贼先以兵出落卓攻木邦，线甕团不能守，入居遮放，又以兵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相持两日，势不支，烧其器械辎重及伤病之兵，退回铁壁关驻守，而蛮暮土司亦偕其母走入内地。……

    贼伺我军懈，遂走犯猛卯。猛卯与木邦亲，木邦之降，猛卯实左右焉。贼怨，故蹂躏之。时（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丙寅朔也。副将哈国兴帅兵二千五百人趋猛卯，比至，见贼势盛，乃入城与土司坚守。……时贼入关侵扰，应琚皆不以闻，仅言朱仑杀贼几万人，贼震惧，乞降，欲以新街、蛮暮与之；而时升亦言猛卯之捷，诛其大头目播定鲊、皮鲁布。奏入，帝视应琚所进地图，用蓝笔分中外界，而猛卯、陇川均在蓝线内，疑之，以为如果歼贼万余及大头目，贼当遁走不暇，何以朱仑辗转退却，贼敢蔓延内地土司之境？降旨驳诘。而傅灵安先奉诏廉访军事，具言赵宏榜弃新街，朱仑退守陇川，及李时升未经临敌情事，与帝所驳诘者悉合。……且以应琚欺罔乖谬不能任事，乃召明瑞于伊犁，以将军督军云南……上年冬，缅人已据整卖、景线，召散遂率以攻孟艮，召丙惧，出奔，贼延入打乐，思茅同知黑光以闻。……应琚见前所招抚土司复阴附缅，其土司头目夷人千百为群，皆荡析离居，而缅贼时出没为患，边事日棘。……应琚惧，乃奏请是秋大举征缅，调兵五万，五路并进，兼约暹罗夹攻。帝下其议，廷臣皆斥之。诏逮应琚至京，赐死。四月，明瑞至永昌。……明瑞议拨广西马一千、广东马八百、四川马五千八百、贵州马六千、湖南马二千，每兵裹两月粮，计六斗，驮以一马。马、驴少，购牛代之。粮不足，可杀牛以抵。共用驴、马、牛八百余。其粮于大理、鹤庆、蒙化三府拨六万石，又于永昌、顺宁买三万石。……十一月丙戌，抵木邦城。……珠鲁讷守木邦……战殁。贼遂附木邦城下……。

    ……（乾隆）三十三年（1768）正月……明瑞既就粮孟笼，谍知乌尔登额未至猛密，而谍者报大山土司瓦喇遣弟罗旺育来迎，且率其子阿陇从军……明瑞耻是役之无功也，二月己未，至猛育，距宛顶粮台二百里，贼猥集数万。明瑞乃令军士乘夜出……及晨，血战万贼中，无不一当百。俄，明瑞枪伤于肋，呼从者取水至，饮水少许而绝。……是为征缅前一役。[1794]

    从上述记载来观察，西南边疆的土司、土目固然率领其妻子、子弟等参加流官政府军队的战争，但是，这种参加与明朝时期的具有严格征调性质的“应调从征”迥然有别。它主要是以“从军自效”的形式，也就是主动率部从军的方式，参加类似于“征缅之役”之类的战争。战争之中，流官政府军队过往土司区采取购买的方式补充军需物质，一旦战争受挫则退入土司城中与土司一道坚守战斗。战争局势未明朗之前，新招抚的土司态度处于摇摆不定状态。然而，这些现象在没有土司治理的经验、主观臆断、夸大事实和用人轻率的“筹边”总督眼里，却被视为非正常现象。在“筹边”总督的世界里，土司“从军自效”之后，自然被任命为指挥，镇守原来土司区以外的地方。然而事实上超出于他的意外：不仅土司不敢上任，即使上任了也是一见敌军就临阵脱逃。与清朝乾隆时期的土司制度相反，缅甸土司制度仍然固守明朝土司制度传统，政府不仅按照土司区户口的多少征派“门户兵”，而且让这些“门户兵”充当战争前驱。

    “征缅前一役”之后，缅军并不知明瑞已死，仍“震其余威，惧再讨”，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月，派使者持“缅书”前来议和。在这份准备递交大清皇帝的“缅书”中，缅甸历数中缅两国友好，并声称“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播弄是非，兴兵兆衅，致彼此人马互有伤亡”，表示要“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照旧和好”[1795]。乾隆帝由于痛失爱将，且平缅军主力在丛林作战中损失不大，加之“缅夷求款未亲遣头目”，遂令平缅军拒绝缅方示好。之后，虽有遮放副宣抚司从中游说，平缅军仍置之不理。清廷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桂、阿里衮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国兴为提督，调整平缅军人员构成。这年冬天，清廷调集近两万兵力分驻陇川宣抚司、盏达副宣抚司、遮放副宣抚司、芒市安抚司以及永昌、缅宁、普洱等地，防守缅军。十一月，先行抵达永昌的阿桂，命各路大军会师讨伐缅军。次年四月，经略傅恒携敕印抵达永昌府，制定平缅军事计划。此时调入云南的部队，远不止前述的近两万人。清廷“续遣满洲、索伦、鄂伦春、吉林、西僰、厄鲁特、察哈尔及自普洱调赴腾越之满洲兵共万余人，又福建、贵州、本省昭通镇兵，共五万余人，河南、陕西、湖广与在省曲靖各府饲养之马凡六万余匹，益以四川工咒术之喇嘛，京城之梅针箭、冲天炮、赞叭喇、鸟枪，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节铜炮，湖南之铁鹿子，广东之阿魏，云南省城制造之鞍屉、帐幕、旗纛、火绳、铅药及铅铁、灰油、麻枲诸船料物，悉运往，以资军实。”[1796]傅恒将这支部队的主力分为三路：他自己统兵八千六百人由江西戛鸠进发，阿桂统兵七千三百人由江东猛密进发，阿里衮因肩疮未愈而统水师三千人由水路进发。另外，派四千四百人分守各处驿站，以一千五百人驻屯宛顶牵制木邦的缅军，以三千五百人进驻普洱。七月，傅恒、阿里衮两路大军进至盏达副宣抚司，阿桂率部进抵野牛坝。八月，阿桂率部进抵蛮暮土司区，傅恒、阿里衮一路出万仞关，经允帽到达孟拱。九月，阿桂进至新街，并在甘立寨设伏缅军；傅恒、阿里衮一路抵达哈坎。此间，孟密土司头目线官猛，蛮暮土司瑞团，孟拱土司浑觉相继归附，浑觉被授为猛拱宣慰司，赏二品顶带。[1797]清军收复孟拱后，又收复孟养。[1798]十月，三路大军云集哈坎，水陆联动，大败缅军。此后，缅军再无反击之力。十一月，清廷同意接受缅方“永不犯边境”的降表[1799]，继之，双方将帅在缅甸老官屯达成和议。如此，由“花马礼”引发的中缅军事冲突即行终止。

    然而，老官屯和约并未得到雍籍牙王朝国王的批准。在此情况下，缅甸土司多次出兵进入澜沧江下游的九龙江，攻占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司城景龙（今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焚烧村寨，杀害百姓，抢劫粮食与牛马，致使九龙江两岸各勐的良田一片荒芜。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清廷对“缅人贡使不至”“缅人贡使迟滞”甚为不解，并采取一些制裁措施。车里宣慰司为了摆脱困境，在孟连宣抚司的支援下，与屡犯车里的孟定土府（今缅甸掸邦景栋）展开决战，最终赢得战争胜利，解除了缅甸土司的困扰。战后，车里宣慰司召片领为了酬谢孟连宣抚司出兵相援，同时认为“两勐门当户对”，决定将大女儿嫁给孟连宣抚使召贺罕，并以“景迈茶山”（今芒景、芒洪、翁居、翁洼、班解、糯岗一带的茶园）作为女儿的嫁妆赠送给孟连宣抚司。[1800]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阿桂抵达永昌府，试图了解缅人贡使不至的原因。接着，第二次大小金川之乱爆发，阿桂暂时搁置了对缅人朝贡之事的跟踪调查。金川之乱一平定，清廷即“令阿桂以大学士赴永昌备边”，如此，“缅惧，请入贡，原出杨重英、苏尔相，求开关互市”。乾隆五十二年（1787），耿马副宣抚司罕朝瑗两次派遣陈令宪前往缅甸雍籍牙王朝进行联络。罕朝瑗将调查的结果报告了云南总督富纲：“滚弄隔岸即缅甸木邦，缅酋孟云遣大头目叶渺瑞洞、细哈觉控、委卢撤亚三名，率小头人从役百余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绒毡、洋布四种，恳求进贡。”那份金叶表文，解释了迟迟没有遣使进贡的原因，称“孟云乃雍籍牙第四子，幼为僧，懵驳其长兄也。懵驳死，子赘角牙立。孟云次兄孟鲁以雍籍牙有兄终弟及之谕，懵驳死而子袭，非约，乃戕杀赘角牙，欲自立，国人不服，亦杀孟鲁，迎孟云立之。孟云深知父子行事错谬，感大皇帝恩德，屡欲投诚进贡，因与暹罗构衅，且移建城池，未暇备办。今缅甸安宁，特差头目遵照古礼进表纳贡”。此后，老官屯和约正式履行，乾隆帝收到孟云的贡品，“赉其使而归之，且赉孟云佛像、文绮、珍玩器皿”。[1801]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接受缅王孟云的请求，封孟云为阿瓦缅甸国王，赐敕书印信，“及御制诗章、珍珠手串，遣道员、参将赍往其新都蛮得列，定十年一贡”。自此以后，西南无缅患。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政府承认木邦、蛮暮属于缅甸。与此同时，清朝前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制度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2）乾隆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区的内部动乱

    “征缅之役”发生之前，西南边疆土司社会异常动荡。在广西省，乾隆四年（1739），发生了土民反抗永顺长官司的起义，庆远府宜山县蓝明返、覃奉恩等率领24村、72弄的土民劫富济贫，攻打永顺长官司署，杀伤司署人员。在云南省，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二十七日，云南武定那氏土司的家奴邱茂才、周自昌等人乘那嘉猷病故之机，抄袭那家，尽夺土司遗孀父母所给胭粉、田庄、衣服、谷石以及那家生息银两，又在往府途中袭击前去告状的那氏家属。[1802]从乾隆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区内部动乱来看，其动乱形式主要为土民反抗土司以及土司家奴反抗。

    综上所述，清前期的西南边疆土司，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已经大大降低。一方面是土司内部面临着土司争界仇杀以及土民甚至是家奴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地方流官政府除利用土司之外难以信任土司。正因为此，方有土司“从军自效”这种征调制度的变态形式的出现。

    （二）清中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

    进入清中期，西南边疆时局更为动荡。它一方面有缅甸国对西南边疆土司内政的干预，另一方面还有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太平军对“蛮汉分治”格局的直接冲击。在这一过程中，西南边疆土司执行流官知府的命令，独立组织土司区的部队联合对外敌作战，并且“从军自效”，与流官军队一道沿途围追堵截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太平军。

    1.嘉庆、道光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

    清中期的嘉庆、道光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由于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动乱，无暇顾及“从军自效”制度。

    嘉庆时期，云南省内地的武定慕连乡那氏土司家庭内部发生矛盾[1803]，结果酿成更大规模反抗事件。嘉庆十五年（1810）正月初十日，慕连乡阿贡密村者保组织十余个村不下三百人宰牛歃血盟誓，准备联合反抗那氏土司统治，后因人告密，者保被捕。[1804]由此看来，西南边疆土司治理地方的能力已开始出现很大问题。

    道光时期，在云南省和广西省，内部和外部的动乱交织在一起。此时云南省的土司，所面对的是军事力量仍正崛起之中的缅甸。据《清史稿》反映：“时缅甸虽失暹罗，国势犹盛。其疆域南尽南海，北迄孟拱，西包阿拉干，东联麻尔古。又有拈人之地环其东境，旧称九十九国，多为领属，地广兵强。既东失暹罗，乃西觊印度之富，时思袭取。缅西北有曼尼坡部，又西有阿萨密部，缅尝以兵攻二部，渐有从西黑特旁侵入英领之势。西黑特居阿萨密南，为印度孟加拉东北境，过此即克车部，英人所保护也。缅人恃其习战，蔑视英人，后果侵英边，杀英戍兵，掳其人民。又南侵入势他加，英人以少兵守内府河口之刷浦黎岛。”[1805]从这则材料可知，尽管缅甸雍籍牙王朝控制中南半岛邻国的力量有所下降，但其国势依然强大。正因为此，他们自恃“地广兵强”，进攻英属印度。道光三年（1823），缅甸发动缅英战争。次年，英军予以反击，迫使缅甸军队求和，与英军签订“一，割阿拉干、艾报、墨尔阶与意爱各城归英辖；二，阿萨密部与各小部，缅人毋得干预其治权；三，赔军费一千万罗比；四，应准各国代理人驻扎缅京，且得以兵五十名为卫，英舰之入缅港者，毋得勒令缴枪弹船舵”[1806]。的和款。然而，和款遭到缅甸国王的拒绝，战争再次爆发，直到道光六年（1826）缅甸国王同意和款为止。缅甸国王接受和款之后，“缅国遂失西偏沿海地数部，然缅国上下均不服此约”。[1807]正因为此，英国“驻缅职事”很难在缅甸立足，“于是英、缅再失和，而（缅甸）修职贡于中国如故”。[1808]由上述个案看来，缅甸之所以恢复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属国关系，主要是因为其与英国外交关系的破裂。

    缅甸恢复与清朝的属国关系之后，借机介入中缅边境土司的内部事务，进而引发云南土司内乱。道光十四年（1834），车里宣慰司第十八任召片领刀太和去世后，清廷封委刀太和的继子刀正宗为召片领。道光十六年（1836），缅甸雍籍牙王朝萨拉瓦底国王例行加委刀正宗为车里宣慰司召片领。当刀正宗准备授受缅王萨拉瓦底的任命书时，第十七任召片领刀纯武的次子召糯罕对此不服，他在缅甸雍籍牙王朝派驻景洪的使臣召龙基盖的支持下率领召糯罕、召玛哈康朗、召宰、召玛哈捧、帕雅龙掌、帕雅鲊纳勒宰、帕雅中罕等三百余人，包围车里宣慰司署，声称杀尽刀正宗及其亲属，逼刀正宗“还位”于自己。道光二十年（1840），缅王明公王石宫殿落成，他要求车里宣慰使刀正宗前往祝贺。刀正宗认为自己是大清朝廷命官，只能够派代表前往祝贺。结果，车里宣慰司议事庭帕雅龙醒哈拉宰等祝贺代表一到阿瓦城，就遭到缅王扣留。缅王“另委”召糯罕为车里宣慰司召片领，命令召勐艮（今缅甸掸邦景栋一带的土司）、帕雅龙醒协同召糯罕率兵五千人进攻车里宣慰司署所在地景洪，还将刀正宗派去交涉的弟弟刀承宗与母亲、胞妹作为人质囚禁于阿瓦城。之后，缅王另派纳康勐琐率兵二千，“拥立”召糯罕进入景洪就任为“召片领”，刀正宗被迫避乱于澜沧江以东地区。然而缅甸雍籍牙王朝的部队一进入景洪就四处劫掠，不少汉族商人遭到杀害。道光二十二年（1842），云南省普洱府听到奏报，饬令车里各地的召勐如召勐腊、召勐拉、召勐捧等率兵合击召糯罕，才最终将支持召糯罕及其引来的缅军逐出境外。[1809]从车里宣慰司的内乱来看，西南边境土司存在宗主国与属国多重设置的现象，但地方流官知府知道属国任命边境土司属于非法，境内的分司完全可以组织力量进行抵制。不仅如此，由此引发的土司内乱，还要由属国承担动乱后果。从这件事还可以发现，西南边疆土司因外力引发内乱之后，土司区并没有严格执行“从军自效”制度，反而是听从流官知府的指挥，独立抵抗外来属国势力和抵制由外来属国势力保护之下的非法承袭的土司。

    道光时期的广西省，虽然没有发现有如云南省那样的有属国势力参与的土司内乱，但土司家庭与民间势力之间的冲突却时有发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春，广西省思恩府上林长官司末代土司的后裔岑秀璋参与比武致死，末代土司夫人、岑秀璋的“苏达”（母亲）不服输，伤心之余遂以包括田产、牛马、奴仆等在内的“土司府半个家业”作为悬赏，招募土司区的土司族舍为岑秀璋报仇雪恨。最后，20岁的上林长官司族舍岑毓英（1829～1889）脱颖而出，杀掉末代土司的仇家。[1810]这件事，为岑毓英后来走上“一门三总督”之路，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2.咸丰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

    清中期的咸丰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咸丰元年（1851）1月，广西省浔州府桂平县金田村爆发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之后，起义军先后活动于广西省浔州府武宣县、柳州府象州、平乐府永安州一带，然后对湘桂驿道[1811]线上的桂林府城、桂林府全州发动攻击，于咸丰二年（1852）8月由广西省进入湖南省，并在咸丰三年（1853）顺长江东下攻占江苏省江宁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将之定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将之更名为天京。此时，云贵高原及其周边以及长江以南区域，诸多地带处于太平天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该局面既有后果，又是机会。其后果是：缅甸国被迫中断了与清帝国皇帝的直接联系，致使缅英战争事态日益变得严重。由于缅甸国“贡使向取道贵州、湖南、湖北进京”的湘黔滇驿道受阻，[1812]因而这一年（1853），“缅、英再开战，南方严城要地尽入于英，前所交还摆古部亦为英扰。”[1813]其机会是：上林土司族舍岑毓英因此平步青云。土司族舍岑毓英杀掉仇家后，得到了上林土司府的半个家产，他以此为基础于咸丰六年（1856）在上林土司区兴办团练，屡立战功，进而一路升职：咸丰九年（1859）署理云南省云南府宜良县知县，咸丰十年（1860）署云南省澂江府知府。

    咸丰六年（1856）九月，太平天国发生了“天京事变”，原永安建制时期仅存的三个王（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有两个王死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之中。自此，太平天国开始由盛而衰、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十一月，翼王石达开重新回到天京，协助天王洪秀全“提理政务”。然而，疑虑心重的洪秀全并不信任石达开，他分封自己的长兄、次兄为王，时刻监视、挟制甚至欲加害石达开。在此情况下，咸丰七年（1857）六月，石达开率领本部人马十万人负气出走，转战于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石达开的部队进入西南边疆土司区后，不仅遇到清军正规部队的围追堵截，而且也遭到沿线土司部队的顽强抵抗。同年九月，太平军残部退至忻城土县思练一带。忻城莫土司组织土兵乡勇数百人与迁江县地方军一道，对太平军残部实施抵抗，先后打死太平军600余人。为了奖励莫氏土司，广西巡抚奏报朝廷，准予在思练修造“昭忠祠”，纪念战死的140余位莫氏族舍，并恩准莫氏族舍莫莆森以拔贡身份入京参加会试。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名将石镇吉部兵败百色，他顺红水河而下时，在匹夫关（今广西河池市都安县菁盛乡）遭到了安定巡检司土巡检潘凤岗伏兵擒拿。之后，潘氏土司立纪功碑一座，以记此事。

    石达开一系的太平军无法在家乡广西省立足后，遂转战云南、贵州两省，并且得到了一些土司区土民的支持。咸丰十年（1860）三月初三日，贵州省威宁州以机土目阿克安氏的土民陶新春、陶三春以“仙姑下凡拯救百姓”相号召，组织苗民在韭菜坪（在今贵州省赫章县境）发动反对黑彝土司土目头人的起义。起义军攻克七星关，启用石达开“太平天国统兵元帅”的篆文印信，以猪拱箐为据点，向以机、青兄、差郎三家土目发动进攻，屡攻毕节，两占大定府城（今毕节地区大方县），三破镇雄，有力地支援石达开的太平军。

    从上述发生于咸丰年间的一系列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事件大致可见，在太平天国运动冲击西南边疆政局的过程中，土司“从军自效”绝大部分独立于流官政府军队之外，当然也有与流官政府军队的联合。而附从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较为典型的还是平时常受土司土目压制的土民。

    3.同治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

    清同治时期，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太平军主要活动于云南、贵州两省。在这一过程中，西南边疆土司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对其“从军自效”制度进行了诠释。

    同治元年（1862），署云南省澂江府知府的岑毓英署云南布政使。同年年底，为掩护主力部队进取四川省，石达开派部将赖裕新率中旗军从云南省东川府巧家县横渡金沙江。同治二年（1863）三月二十六日，石达开的这支先头部队在四川省宁远府越嶲厅白沙沟，赖裕新部遭到了煖带密土千户（今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全境及甘洛县部分）兼护邛部宣抚司印务岭承恩（彝名夫曲依日）所设滚木擂石的袭击，赖裕新战死，“赖军受创惨重，余众甚为激怒”，于是在北上时烧毁沿途所有房屋。[1814]三月三十一日，赖裕新余部从大树堡渡过大渡河，越川西平原挺进甘肃，在陕西与扶王陈得才军会合。四月十五日，石达开主力数万人马从云南省东川府巧家县半粮坝（今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境内）渡过金沙江，五月初，到达泸沽。而此时，岭承恩率兵驻扎于越嶲厅各个隘口以逸待劳。五月十二日，四川总督骆秉章调集重庆总兵唐友耕、雅州知府蔡步钟驻守大渡河北岸；松林地土千户（今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王应元率领藏兵，斩断铁索桥，防守松林河西边；游击王松林从冕宁直趋筲箕湾、擦罗；岭承恩率领彝族兵出竹马；四川布政使刘蓉率兵驻大渡河北岸富林营督运粮饷，策应各军。骆秉章对土司兵“许获贼物悉赏之”[1815]，加以鼓励。此时，石达开正率部绕道向冕宁、大桥、铁宰宰、新场一线进发。在冕宁，他对前来接头的“夷（彝）民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夺杀戮，结果使夷民起了反感，处处准备起来打击”[1816]。五月十四日，石达开部抵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安顺场）。晚上，下起大雨，大渡河和松林河山洪暴发，太平军无法渡河。五月十七日，石达开两次抢渡大渡河，均遭到对岸清军的炮击，未能成功。他们改渡松林河，准备去泸定桥，结果因王应元的拼死抵抗也未成功。此时，岭承恩攻占马鞍山，切断了石达开的粮道。[1817]石达开利诱土司王应元、岭承恩，毫无效果。[1818]六月三日，石达开斩彝汉向导二百余人祭旗，企图再次抢渡大渡河、松林河，结果遭到反击而宣告失败。六月九日，土千户王应元率领藏兵东渡松林河，岭承恩率彝兵从马鞍山冲下，配合清军直取紫打地。石达开率余党七八千人逃至老鸦漩，在与清军和谈时，被清军羁押，解送成都被凌迟处死。所余将士，老弱病残及新参加者四千余人被遣散，从江南随石而来的两千余人则在大树堡的禹王宫遭清军和彝兵的剿杀。在这次战斗中，岭、王因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受到嘉奖，“岭承恩著改给土游击世职，颁换煖带密土游击印信，仍赏给桓勇巴图鲁名号；王应元著改土都司职，颁换松林地土都司印信，仍赏加副将衔”。[1819]

    从上述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灭的个案来看，虽然其发生地不全在西南边疆范围之内，但事件涉及云南、四川两省。从中，可以参照它把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的情景拉得更近：土司“从军自效”某些时候也是出于被迫。当太平军试图穿过土司区时，当地守土官“土司”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强而猛烈地抵抗。事发后，在流官政府军队调动中，土司受到流官的物质奖励，又主动配合流官政府军队作战，“从军自效”，采取各种方式相机打击太平军。战后，这些“从军自效”的土司仍然还能像明朝“应调从征”的土司一样，可以参与“论功行赏”。他们不仅使自身与土司职官相关联的制度得到具体落实，而且有的被进一步升职。如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礼部铸造越嶲厅属煖带密土游击关防，同治七年（1868）春原土司族舍岑毓英升任云南巡抚，同治十二年（1873）秋又兼署云贵总督，同治十三年（1874）八月，礼部铸造松林地土都司关防。诸如此类的好处，均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排除那些土司具有的忠君爱国之心。

    （三）清晚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

    清晚期的光绪时期、宣统时期，全球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阶段。此时，各国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领土的高潮，中国成为他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之一。我国西南边疆，面临英国、法国侵略的危机日益严重。面对严重的西南边疆新危机，肩负着守土责任的西南边疆土司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主动“从军自效”，坚决抵抗来自英国、法国的外来侵略。

    1.光绪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

    清晚期的光绪时期，西南边疆新危机是由英法两个国家同时带来的。这两个西方列强在征服清帝国的属国缅甸、越南以后，企图从中国西南边疆获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就英国而言，它们以探寻从缅甸到中国云南省腾越厅最便捷的商路为切入口，进而采取武力加外交的方式，介入到中缅之间因土司制度“痼疾”而引发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如土司边界不清、土司赋贡错综复杂等问题的清理。就法国而言，它们看到英国从中国西南边疆获得不少利益，也想以越南为跳板，利益均沾，于是采取战争方式从中国获取诸如开埠、修铁路等利益。当然，西南边疆土司既无法洞悉英法两国在西南边疆的真正意图，又难以理解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与以前“改土归流”曾一度针对的土司制度的“痼疾”有关，他们只知道一味地维护自己对领地的权利。正因为此，每遇外敌入侵，他们便揣度流官政府的意愿“从军自效”，反击外来侵略。

    （1）光绪时期云南省蛮允土民自发制止马嘉理“探路队”的探路行动

    西南边疆土司自发制止英国派出的马嘉理“探路队”的探路行动，最终酿成了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该事件被称为“马嘉理事件”。

    事件的发生与英国占领清帝国的属国缅甸以及缅甸借助英国人“探索运路”有关。早在同治元年（1862），英国与缅甸订立条约，在缅甸海岸建立被称之为“英领缅甸”的经济管制区。经济管制区以仰光镇为会城，控制摆古、厄勒瓦谛、阿拉干、地那悉林一带。“英领缅甸”建立后，英国期望能够穿越缅甸土司[1820]的直控地找到一条直通中国的商路。于是，派人以游历考察、订立条款为手段，于同治六年（1867）确定缅甸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与中国大盈江交汇口——缅甸的八募（当时被称之“新街”）——为对中国的主要边贸口岸。同治七年，锡袍继任缅王之位，“复命旅于仰光之英工程师威廉、生物理学学士爱迭生、水师兵官暴厄尔与司忒华德、白恩诸人探访运路，而以军佐斯赖登率之行，且谕八募守臣以兵五十人护行”。这一次的探路行为，一行人安全到达了八募东北之中国云南省腾越厅境内。在此基础上，同治八年（1869），缅甸将航路开辟到大金沙江一线的八募，沿线“危险地皆设官防护”，并在八募驻扎水师。[1821]以缅甸八募（新街）为据点，英国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探路行动。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组织了一支有两千余人的武装“探路队”，由陆军上校柏郎[1822]率领，探测缅甸至中国的通路，企图完全打通八募（新街）前往云南省腾越厅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为配合此次探路行动，派翻译马嘉理从北京前往缅甸迎接。十一月，马嘉理来到位于“干崖坝”南部的蛮允英国驻腾越厅领事馆，请求会见当地都司。二十六日，马嘉理见到当地都司之后，说“要到缅国会他们洋官，有礼物要送来中国”，“并未说几时回来的话”。土都司对马嘉理“以礼相待，伙食等项从优供给”，还安排派出“土目二人护送至缅国新街地方”。马嘉理在腾越厅住了一天之后，于二十八日顺着小梁河，经南甸宣抚司前往缅甸新街。[1823]马嘉理从南甸宣抚司前往缅甸新街必须经过蛮允街，而从蛮允街前往新街，以及柏郎新街前往蛮允街，必然经过景颇族聚居区“野人山”。光绪元年（1875）正月，马嘉理引导探路队200余人，携带“一百七十几驮”物资由缅甸新街出发，来到距离蛮允街约25里进入“野人山”的户宋河、南崩河一带时，因云岩硐、无底硐、佛来硐、登来硐等地的“野人”要收取“过山礼”，双方发生冲突，探路队开枪打死边民一人、打伤二人，激起了当地几百人的反击，马嘉理等六名侵略者被当场击毙，“探路队”被赶走。[1824]

    事件发生后，光绪二年（1876）七月三十六日，英国迫使中国与之签订《烟台条约》。在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进入云南进行调查，并可以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转赴印度等地。这样一来，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取得了类似于“英领缅甸”一样的对整个西南、西北边疆的派人游历考察权。

    其实，英国势力以蛮允街为突破口进入云南省损害中国主权，有其独特的军事地理优势。据《清史稿》记载：“云南沿边，环接外夷，南境之蒙自，当越南国，西南境之腾越，当缅甸国，尤为南维锁钥。腾越界连野番，旧设八关九隘，以土练驻防。缅甸国入贡之道，向由虎踞关入，经孟卯、陇川等处，以达南甸，设南营都司以备之。自外海轮舶南来，直抵新街，商贾咸趋北道，由腾城西南行，经南甸、干崖、盏达三宣抚司，历四程而至蛮允，过此即野人境。其间有三路。下为河边路，中为石梯路，上为炎山路。下路较近，上路则柴草咸便，行四日至蛮暮，入缅甸界。舟行一日，可达新街。又印度东境之野山，系珞瑜番族，英吉利人由印度侵入，辟地种茶桑，其地可通孟养而达腾越，边外强邻野俗，错处可虞。明代旧置铜壁、巨石、万仞诸关，以固边圉。水道则海珀江自千崖以下，水势渐宽，与大金沙江合流，元代征缅甸，以舟师制胜，取建瓴之势也。其永昌、顺宁、大理三府，及蒙化一厅，楚雄府之姚州，皆迤西边界，山深箐密，汉夷杂处。清初原设永顺镇总兵，迨改镇为协，仅于永昌城驻兵，沿边一带，有鞭长莫及之虞。……自云南入缅甸，共有六途，以蛮允一途为捷径，沿边由西而南而东，皆野人山寨，布列于九隘之外，兵团守望，时虞不足。乃调关外劲旅二千余人，与原有防军及乡团、土司，协力警备。”[1825]从这则材料观察，尽管云南省西面与缅甸、南面与缅甸、越南接壤，但从缅甸进入云南省，只有蛮允街借助大盈江往来缅甸八募（新街）最为便捷，其便捷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原来穿越中国滇西南土司区的传统贡道。加之，由于清军流官部队在中缅边境防守力量空虚，只能够借助当地的原有防军、乡团、土司、土练进行驻防警备，因而，给英国势力借口楔入云南省等地制造了机会。在“马嘉理事件”的审理之中，虽然在总理衙门的主导下很难看到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的影子，但至少，西南边疆土司如南甸宣抚司听任蛮允街附近“野人山”景颇族民众之所为，也可以算是一种对土民主动打击英国侵略者的无声支持。[1826]

    （2）光绪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在中法战争中的“从军自效”

    英国取得在我国云南等地的探路权不久，法国亦欲从云南、广西两省分得利益，遂于光绪八年（1882）七月，派军攻陷了越南的怀德、丹凤，直逼云南省边境。十一月，侵越法军向驻扎于北越山西的清军直接发起攻击，中法战争爆发。该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中南半岛的紧张局势。“光绪九年（1883），法兰西由下安南进踞北圻，暹罗亦命官分驻老挝土酋各部，英据南缅既久，洞知上缅宝藏之区，甲于南海，且虑法人由北圻西趋，蔓及缅甸”。[1827]与此同时，也为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创造了机会。战争爆发后，云南省广南府土同知侬茂先“从军自效”，率领所部进入越南增援清军，因作战有功而赏戴花翎，加四品衔。[1828]

    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攻战北宁，进逼中越边境。清廷顿感事态严重，将一度临阵脱逃的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拿问”，任命潘鼎新、张凯嵩分别担任广西、云南两省的巡抚，以云贵总督岑毓英指挥中法前线的战事。岑毓英指挥中法前线战事之后，光绪十一年（1885），丽江土知府木荫率部“从军自效”，战斗过程中，所部100余名将士壮烈殉国。正当战事朝着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时，四月二十七日，清廷与法国公使签订《中法越南条款》，同意派员会同法国勘定中国与北圻的边界，在云南和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指定两处开埠通商，并愿意日后修造铁路时与法国商办。不过，在后来的勘界中，法国将云南省南部的乌得、孟乌二土司，划入法属交趾支那（今越南）范围。

    从上述“从军自效”的个案来看，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的两个土司均分布于云南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代西南边疆土司管理地方化之后，其“从军自效”属于云南省的地方行为，并不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直接关联。

    （3）光绪时期中英在腾越厅的勘界与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

    中法战争结束后，英国更加不满缅甸雍籍牙王朝在中南半岛的表现。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英国商人雇人偷伐缅甸柚木，被缅甸政府处以罚款，结果导致“木商歇业”。英国借此挑起事端，于十月三日表示要讨伐缅甸，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十一月，英军从“英领缅甸”（下缅甸）出发北犯上缅甸，攻陷缅甸阿瓦城，生俘缅甸雍籍牙王朝第九任国王锡袍（又译为锡卜），将之流放至印度西海岸孟买海滨的拉得乃奇黎岛（特纳吉里岛）。英军占领缅甸之后，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先后就与缅甸相关的“立君存祀，俾守十年一贡之例”、“由英驻缅大员按期遣使赍送仪物，其界务、商务两事，则拟先定分界，再议通商”、“索还八募（新街）”等问题与英国外交部进行谈判，但最终没有什么结果。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初一，英国宣布缅甸为其殖民地，并在前述“英领缅甸”四部和上缅甸的北部、中部、拉歇山岭部、南部、东部、喀伦尼山岭部等六部设置行政长官，由英属印度总督派员治理。英国准备就绪以后，于六月与中国双方订立“缅甸条约”，表示承认“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表示愿意“申明十年呈进方物之例”，要求“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至于“边界通商事宜，另立专章”。[1829]然而在此期间，英国派出武装考察队到孟连宣抚司、车里宣慰司进行实地调查，验看清廷颁发的孟连宣抚司印，还会见车里宣慰司的中国官员。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薛福成担任清朝中央政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在与英国的交涉中，他说服英国人承认一些既成事实。据薛福成奏折称：“又有车里、孟连土司，辖境甚广，向隶云南版图，近有新设镇边一厅，系从孟连属境分出。英人以两土司昔尝入贡于缅，并此一厅争为两属，今亦原以全权让我，订定约章，永不过问。”[1830]也就是说，通过薛福成的交涉，英国承认了分属于云南省普洱府、顺宁府的车里土司和孟连土司为中国土司，而不是缅甸土司。光绪十七年（1891），英国以“查界”为名，组织数百人的武装队伍，对云南省腾越厅干崖宣抚司管辖的铁臂关实施武装入侵。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清中央政府为了解除东三省对日作战的后顾之忧，在云南省与英国订立《中英续议滇缅条约》（时称“滇缅新约十九条”），“划定自尖高山起，向西南行至江洪抵湄江之界线，大金沙江许中国任便行船，删去八募设关一条。于是缅事粗结。惟十年进呈方物之例，英外部初许待至光绪二十三年照约举行；继称英廷已预备光绪二十年第一次派员赴中国，至是又声请展缓，迄未实行云”。[1831]透过上述事例可见，英国仅以一个很小的借口，就轻易地推翻了缅甸雍籍牙王朝。然后又直接出面，采用武力加谈判的方式，伺机解决缅甸与中国之间的边界、商路、土司赋贡问题，以及缅甸在中南半岛与法国、意大利之间外交的问题，进而逐步实现其图霸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意图。

    然而，英国对缅甸和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遭到了缅甸王室和中国西南边疆土司的联合抵抗。就在缅甸雍籍牙王朝的末代国王锡袍遭到流放时，其侄子、正出家为僧的莽答喇疆括刚好18岁。他听到这个消息，毅然脱下黄袈裟，以“召莽洒”（皇太子）的身份在缅甸和顺一带的茅草地发动“复国”战争。莽答喇疆括等人坚持战斗五年，终因英国侵略根基的稳固而无法在缅甸立足，被迫于光绪十六年（1890）转移到我国云南省腾越厅蓄积力量。[1832]莽答喇疆括退到云南省腾越厅属干崖宣抚司境内之后，向云贵总督岑毓英递交了请求旅居北京或内地的札子。接到札子的岑毓英考虑云南省迤西道各土司区与缅甸接壤，遂对莽答喇疆括做出“就近居住，相机恢复”的回复，并密札腾越镇总兵丁槐与腾越厅厅丞黎肇元，转饬腾边七土司保护莽答喇疆括，每月对他提供纹银六两的生活费。莽答喇疆括流亡腾越厅期间，最初居住于干崖宣抚司衙署。干崖宣抚司另外划拨田亩，任凭莽答喇疆括躬耕自食。其间，英国殖民当局多次派传教士劝说莽答喇疆括返回缅甸，许以高官厚禄，均遭到严词拒绝。光绪十七年（1891），英军进兵干崖宣抚司的属地铁壁关的土司营盘。新任宣抚使刀安仁（1872～1913）率领600余名土兵，与莽答喇疆括率领的召勐领、孟所、孟依、岩柯等将士一道，坚守铁壁关土司营盘。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续议滇缅条约》签订、奉令停止抵抗为止，他们与英军大小200余战，打退英军的进攻，使英军不能继续逆大盈江而上进入腾越厅腹地。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英两国官员首次会勘滇缅边界，进驻干崖宣抚司署，包括南甸宣抚司宣抚使刀安国在内的当地土司亦陪同参与其中。然而中英勘界之后，包括铁壁关在内的数千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划给英属缅甸，英属缅甸边界东移，干崖土兵被迫从铁壁关土司营盘撤出，干崖宣抚司迅速丧失了其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改变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国驻腾越领事馆从蛮允迁入腾越厅城所在地腾冲，最初仅借民房暂住，后来进一步发展到购地建馆。

    一系列涉及外交事件发生，使新任干崖宣抚使刀安仁抵抗英军侵略的“从军自效”热情大受挫伤，并失去了对清政府的信心。他得知有关英国驻腾越领事馆的消息之后，遂妥善安排莽答喇疆括及其随从的生活，然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离职出走日本，准备投身革命。在职宣抚使刀安仁离职出走后，致仕宣抚使刀盈廷一病不起，一个月后病逝，从此司事无人料理。在此情况下，莽答喇疆括及其随从的生活无人过问，被迫迁居于南甸宣抚司。在南甸宣抚司，宣抚使刀安国为莽答喇疆括及其随从建造住宅，拨出田地进行安置，每月另外为他们送去大米和肉食，继续支持他们的抗英复国斗争。刀安仁在日本期间，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建立指挥华南沿线和沿边地区反清起义的总机关，同盟会员刀安仁则回到干崖宣抚司，筹划腾越地区的反清起义。[1833]

    将缅甸莽答喇疆括抗英复国与流亡土司赴日反清两件事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清晚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具有间接和直接等两种方式。在这里，间接方式是指以干崖宣抚司、南甸宣抚司为代表的西南边疆腾越厅七土司支持缅甸国皇太子莽答喇疆括抗英复国的斗争，直接方式是指以干崖宣抚司为代表的云南土司在铁臂关阻击英军。西南边疆土司在通过两种方式“从军自效”的过程中，逐渐看透了清朝流官政府强令放弃世居的故土、卖国求稳本质，最终走上了赴日反清的道路。由此看来，清晚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而故土难离则是决定这一性质的主要因素。

    （4）光绪时期中英勘界事件中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

    中英两国官员首次会勘滇缅边界之后，英国不但不信守中英两国划定的边界现状，反而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在滇西的中缅边境制造事端。“及二十六年（1900），与英国会勘界线时，勘界员受英之欺，误以姊妹山及大盈江为界。于是滇滩关外及汉龙关、铁壁关一带之地，尽为英人所有。然英人之贪心犹未厌也。”[1834]正是由于英国人的贪心未厌，因而，方有滚马事件和片马勘界谈判之事的依次发生。

    滚马是清晚期光绪时期的一个寨子的名称，由云南省腾越厅属茨竹寨土把总左氏和明光隘土把总杨氏管辖，它与其周边的寨子位于腾越厅的北部。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十四日夜，英军数百人裹胁蒲夷（缅军）一千余人，突然闯进茨竹寨、派赖寨、滚马寨、官寨一带，对交错杂居于此的结些人（今景颇族）、栗些人（今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居民进行强索供应，烧杀抢掠。面对此突发事件，茨竹寨土把总左孝臣、派赖寨土把总杨体荣迅速召集当地土练500多人进行反击。第二天下午战斗结束，我方死137名、伤数百人。其中，茨竹寨土把总左孝臣在派赖寨的甘稗地身中八弹，为国捐躯。这就是由英国人一手制造的中缅之间的边界主权之争——“滚马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提出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作为中缅北段边界，企图以划界为手段侵占高黎贡山以西的中国领土。[1835]

    腾越厅“滚马事件”发生后，永昌府保山县属的泸水五个土司即六库土千总段氏、登埂土千总段氏、老窝土千总段氏、卯照土千总段氏和鲁掌土千总茶氏，高度警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滚马与片马之间仅有高黎贡山北端的一岭之隔，滚马有失将危及片马，而片马有失就直接危及泸水五土司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泸水五土司一方面加强土司区及周边的防务，如登埂土千总段氏任命傈僳族头领勒墨夺扒（小名季阿省，1869～1954）为片马总管事，整顿片马各村寨首领的防务，防范英军；另一方面由六库土司代办段济以六库土千总段浩的名义，向云贵总督锡良呈报边境事态的严重性，恳请流官政府派兵保卫片马。然而，由于滚马、片马等地事涉边界争端，因而流官政府对之置之不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英两国官员前往片马会勘滇缅边界，中国方面所派的勘界官员为云南省迤西道道员石韶鸿。然而石韶鸿来此勘界，却重点视察登埂土千总的“团务”，指令设置片马分团局，由木材商人徐麟祥（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明光乡徐家寨人）担任团首，并负责代收片马地区的杉板税。他在不深入实地考察的情况下，轻易同意了英方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滇缅边界的要求。对于石韶鸿的渎职行为，六库土千总段浩强烈不满，他派段济代表土千总奔赴昆明，呼吁滇省各界人士进行抵制，结果石韶鸿被云贵总督革职查办，英方的无理要求被予以拒绝。光绪三十四年（1908），中英双方就片马问题进行谈判。英方代表为英国驻腾越领事列敦，中方有登埂土千总片马总管事及村寨头人参与谈判。谈判时，勒墨夺扒等人向英方出示各种文件证据，驳斥英方代表以高黎贡山为中缅边界的无理要求。为了收买片马总管事，列敦首次登门拜访勒墨夺扒，给予他“东翁”（主人）的头衔和1500元印币，结果遭到严词拒绝，并被赶出片马。[1836]

    从上述滚马事件和片马勘界谈判之事来看，西南边疆土司拥有被称之为“土练”的土兵，其借助土兵的“从军自效”具有维护土司区世居家园的自发性质。在土司“从军自效”的过程中，高高在上的地方流官政府官员充当了消积等待边境信息通报、然后被动发出指令的官僚角色。

    （5）光绪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内部冲突

    清晚期的光绪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内部先后发生一系列的冲突事件。

    光绪九年（1883），广西省庆远府永顺长官司发生承袭事件，庶出之兄邓诠组竟以重金雇请河池保平土匪罗五等人，杀掉嫡出之弟邓诠绶全家十余口。庶兄杀害嫡弟的过程中，邓诠绶的原配韦氏将其儿子邓治仁藏匿于神龛之下，幸免于难。事发后，庆远府进行追查，除将首犯邓诠组砍头示众外，根据土司宗图册籍和原领号纸等，最后确认邓治仁为永顺长官司合法的末代土司。就在这一年，云南省临安府纳楼茶甸副长官司长官普永年去世，应袭土舍普卫邦夭折。各族舍虽未引入社会黑势力，但为争袭土司职位而相互仇杀不休。为此，云贵总督岑毓英与云南巡抚唐炯奏请朝廷允许纳楼司实行分袭，进而使纳楼茶甸副长官司一分为四，由普氏族舍四个支系，即长房普卫本（居住于吉祥寨）、二房普文礼（居住于西底）、三房普应元（居住于官厅）、四房普应隆（居住于牛角寨）承袭。[1837]光绪十一年（1885），云南省普洱府车里宣慰司刀承恩时，土司在欢迎仪式上遭到行刺。此事与土司争袭有关，将各世婚集团牵扯进来，有的甚至动用各勐土司部队以争高低。[1838]光绪十二年（1886），云南省永昌府遮放副宣抚司木爱、弄丙、切莫寨的山官反对土司征收门户捐，大败土司部队，致使遮放副宣抚司连续七年不敢上门收取门户捐。为了打破山官联合抗税格局，遮放副宣抚司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挑起跌撒山官与红球山官之间的战争，还促使石婆坡的抚夷汉官刘氏家族与尚氏、雷氏山官之间的仇杀。[1839]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广西省庆远府忻城土县广胜里加仁圩赶圩，忻城土知县莫绳武差官陈福率两个差丁前往收税。陈福来到圩场之后，自恃是土司的差官，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结果被加仁圩韦八等佃户杀死。不仅如此，广胜里还组织人员前往桂林府的巡抚衙门，状告忻城土知县纵使土兵焚烧加仁圩的行径，致使土知县莫绳武被削职为民。[1840]

    从上述光绪时期一系列土司冲突事件来看，土司冲突集中发生于云南、广西两省，它主要以土司争袭、家族村社反抗土司政府苛派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守土官管区的冲突程度，已经到了在公众场合公开杀害土司及其自署职官的地步。上述个案似乎还透出了这样一些信息：随着官僚化程度日益严重，地方流官政府的府、省两级衙门官员对于土司内部冲突，一般不管不顾，除非引起地方动乱之后有人告发；类似于前述“野人山”的景颇族山官是受土司控制的，需要向土司缴纳门户捐。以此说来，再回视西南边疆土司“从军自效”，除极富爱国之心的土司属于例外之外，许多情况之下的“从军自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土司的“从军自效”，要受到突发事件的发生、境内兵力资源的调度和流官政府官员权力的行使等多种条件的限制。

    （6）光绪时期岑毓英家庭“一门三总督”现象

    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累积，到光绪时期，岑毓英家庭出现“一门三总督”现象。光绪五年（1879）岑毓英从云南巡抚调任为贵州巡抚，光绪九年（1883）正式担任云贵总督。光绪十五年（1889），岑毓英病逝，其总督职位由其同父异母的三弟岑毓宝（1841～1901）署理83天。[1841]光绪二十八年（1902），岑春煊（岑毓英的第三子，1861～1933）署四川总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两广总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调任云贵总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调任邮传部尚书。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岑毓英家庭“一门三总督”现象固然属于清晚期著名的政治现象，但是，许多史学家所看到的只是岑氏一家在光绪时期的荣耀与辉煌，而忽略了岑毓英在清中期的奋斗及其基础。岑毓英之所以能够荣登总督之位并泽及家庭，是因为他首先是上林土司的族舍，其次是有能力获得上林土司府的半份家产，再次是借助这些家产在清中期动乱格局中兴办团练、屡立战功，进而从知县一直逐级升任为云贵总督。不过还要看到，岑毓英一路逐级升上来的正式官职不多，其官职多有一个“署”字的亦即“代理”的，如署理云南省云南府宜良县知县、署澂江府知府、署云南布政使、兼署云贵总督等，然后才是云南巡抚、贵州巡抚和云贵总督。这就说明了西南边疆土司的一个问题，即土司家族出身的官僚即使再有能力，也不被清中央和地方流官政府完全放心信用，只是被暂时笼络操办地方具体的政务。也可以说，在西南边疆的场景与情景之下，“署”字背后所映照的是土司制度痼疾带来的负面影响。

    2.宣统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

    清晚期的宣统时期，云南省西部极边因英帝国主义者带来的外患与各勐土司带来的内忧交织在一起而异常动荡不安。在此情况下，西南边疆一些土司参与了抵御外侮和平定内乱的战争。现试以“片马事件”和“勐遮之战”为视点，对宣统时期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制度予以观察。

    （1）宣统时期“片马事件”中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

    宣统元年（1909），因杉板税的征收问题，木材商人出身的片马分团局团首徐麟祥代表伍嘉源（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城关人）等汉族木材商人的利益，与片马总管事勒墨夺扒再起冲突，最后受到登埂段氏土司撤职处理。宣统二年（1910），徐麟祥、伍嘉源等木材商人不服，盗用片马各寨名义木刻“禀词”，“往投洋人”，请求英国缅甸当局“伏乞做主，准赏到地查明”。接到木刻“禀词”之后，英国驻腾冲领事列敦一行人以打猎为名专程来到片马，准备拜访勒墨夺扒进行收买，结果又遭到勒墨夺扒的断然拒绝。见此情形，徐麟祥把列敦一行接住到自己家里进行款待，并协助英国收买片马头人与土民。见此嘴脸，勒墨夺扒等头人联名向永昌府呈文，控告“奸商伍嘉源、刁棍徐麟祥、段有贤与登埂土司挟隙构讼，伊等暗盗土民尹目多名，捏词在前”，请求永昌府“斧劈奸恶”。永昌府接到呈文之后，将徐、伍等人予以逮捕法办。[1842]

    见到收买办法无法达到目的，英国直接出兵片马，企图占有之。当年的十一月初二日，英驻密支那府官郝滋（CollHeytze）上校和费罗上校率兵2000余人，驮运弹药骡马1000余匹，利用大雪封山、片马与内地失去联系之机集结于昔董，等待英国驻腾越领事馆关于片马方面的消息。英国驻腾越领事娄斯赶到昔董后，与上校等会商了进犯片马的事宜。二十五日，英军派出先遣部队100余人、驮马50余匹，沿恩梅开江进抵拖角建造储粮仓，抢修道路，之后向片马方向开拔。二十八日，英军大部队进至拖角，然后经盐井坝、把仰、毛绞渡小江至独末、笼蚌、官寨、噬戛。十二月十四日，英军大部队2000余人抵达片马，焚烧片马的汉学堂及部分民宅，赶走教师姜光耀，并分兵设屯营驻扎在鱼洞、古浪、岗房一带，宣布高黎贡山以西均属于英国领土。据时人记载，“英兵由缅甸出发，经两月之久，中途小心惕虑，怕遇抵抗，沉着向片马推进。一面又听得谣言说：中国要打仗。实际此谣言仅由一品性谨慎之中国教书先生所流传。英兵到时，请此乡学究出面。此乡学究从容不迫，待半点钟之后方缓步出来，鞠躬如也的见英官。对之曰：‘我们要你即刻离开此地。’乡学究应之曰：‘唯’，即束装跨过片马，回中国而去。英军遂进片马，占领其地。”[1843]英军占领片马后，私立界碑，“勒我民捐，夺我碉堡”，修路筑炮台，建立行政机构，强迫当地居民交出我国历代政府颁发的信符执照并将其烧毁，并强行干涉当地司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片马事件”。

    英军侵入片马之后，片马总管事勒墨夺扒一方面与山寨头人姚中科一道迅速组织100余名由傈僳族、怒族、茶山人、独龙族等组成的“蓑衣兵”，身披蓑衣，手持长刀与弓弩，来往穿梭于各村寨附近的深山丛林中射杀英军，另一方面派出傈僳族神箭手褚来四等四个报信人手持“木刻”，迎着风雪向各山寨传送消息，向高黎贡山、潞江那边的本管登埂土千总段氏报信求救。宣统三年（1911）正月，登埂土司段氏接到报信。接到报信后，他感到事态相当严重，随即将消息转告给与之最亲的大理府六库土千总段浩，并委托他出面联络潞江两岸其他三个土司出兵协助。与此同时，他将事态上报至永昌府，请求奖赏片马总管事勒墨夺扒。随即，他派出将领率领本部由傈僳族、景颇族、彝族、白族、汉族等边民组成的潞江土司民团“弩弓队”200余人，从北路冒雪翻越高黎贡山，向片马方向飞奔前进。这支“弩弓队”从称秆拍把丫口穿插迂回，咬住英军巡逻队，直逼巴库悟的英军兵营，最后与从古浪大寨附近丛林跟踪英军巡逻队到巴库悟英军兵营的勒墨夺扒“蓑衣队”的残部——片马神箭手褚来四等人会合。[1844]此时，大理府六库土千总段浩亲自率领的本部人马以及潞江两岸永昌府其他三个土司的兵员，共有100余人“土司兵”和400多人土司民团所组成“弩弓队”，从南路冒雪翻过了高黎贡山驰援至片马，已经由古炭河插入片马丫口的英军驻地。南北两支“弩弓队”与片马“蓑衣兵”残部会合后，在片马地区的巴库悟、岗房、古浪一带，对英军展开了令敌心惊胆寒的游击战。土司民团虽然使用的是土枪、土炮、弩弓、长矛、大刀、滚木、礌石等原始武器，但十分熟悉片马的自然环境，他们运用断水、投毒、夜袭、火攻、伏击等战术，使拥有洋枪洋炮的英军难以发挥战斗力。这样一来，侵略军非大股部队不敢走出军营，士兵的吃、住、行等受到致命威胁，最后被迫从片马、古浪、岗房等地撤离出去，集兵于拖角一带。

    永昌府知府接到登埂土千总段氏报来的片马被英军侵占以及片马总管事勒墨夺扒率部英勇抗敌的消息之后，随之将其上报至云贵总督，云贵总督又将这个消息奏报给清朝中央政府。民国时人曾述及云贵总督李经义（1860～1925）接到报告后的具体表现：“至宣统二年十二月，其兵又从缅甸之孟拱侵入云南，逾尖高山，直占片马。滇督李经义闻之，急达清政府，请与英使交涉。而英使谬谓中国地图上素无片马之名，故片马系缅甸领土，不肯退让。翌年（1911）正月，英兵又由片马而东，进占登埂土司地方，滇督复请清政府争阻之。英使反谓此次进兵，系办土匪而来，滇督何得张皇入告，淆乱是非。”[1845]从这则材料看来，英国侵略军自以为侵略有理，反而认为云贵总督李经义多此一举。云南省在把“片马事件”的消息奏报给清朝中央政府的过程中，还派出一支秘密考察队，对“滚马事件”与“片马事件”波及的地区与滇西、滇西北的其他地区进行秘密考察，旨在破解英国缅甸殖民当局屡次兴兵腾越厅境及永昌府西部的谜团。秘密考察队由腾越厅城出生的、具有一定政治眼光与军事素质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1879～1965）负责，队员主要由熟悉边情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组成。正月底，秘密考察队从昆明出发，分甲乙丙丁戊五路进行考察。其中，甲路自昆明西行，经永昌府、腾越厅至红蚌河。乙路自甲路之永昌起，经潞江上游，过蛮因、六库至登埂，到登埂之后又分三路：一路察勘茶山、小江，越高黎贡山至片马，出板厂山，折渡小江，过他戛，经茨竹、派赖、大小丫口、明光、大西、曲石至腾越城；二路察勘怒夷地，出鲁掌、卯照，沿潞江北上，至丽江落木登、峨柯罗；三路察勘俅夷、浪速地，西进俅江，沿恩梅开江北上，复折而南下至仰高山止。丙路自甲路下关分路出大理、邓川、剑川、喇鸡鸣井、营盘街至落木登。丁路自甲路漾濞分路，经云龙州，渡澜沧江，至老窝，与乙路之六库会合。戊路由甲路蒲缥分路至弥渡大路会合。秘密考察队每经重要之地，均绘图记录。四月，他们秘密潜入片马，在坐镇于此的大理府六库土千总段浩等人的帮助下，化妆成“哑巴马夫”在仍有英军活动的地方四处查探，终于完成考察任务。这次考察共绘图达124幅，考察归来后，李根源亲自给绘图作注，编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一书，以“备后之来者有征信焉”。他根据考察感受提出解决“片马事件”的三策：“上策，进兵驱逐。中策，推翻五色线，索还侵地，提请世界各国公断。下策，由外部要求先退兵，后勘界，最小限度必收回里麻，而以迈立开江为界。再不得已，亦须扼定外部原定恩梅开江蓝色线为据，不能退让一步。[1846]

    “片马事件”被奏报至北京后，由于清中央政府害怕扩大中英两国的边界争端，因而未敢直接出兵片马进行反击，只是在授予片马总管事勒墨夺扒“五品功牌”以及相应的朝服、顶戴花翎[1847]“以资褒奖”的同时，派外务部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1910～1914年任职）向英国提出严重的外交抗议及交涉，拒绝承认英军对片马的占领。而与政府相反，英国入侵片马的消息传到云南省城昆明时，“滇省之群情大愤，由咨议局发起，先组织一保界会。嗣又邀请各界，以不用英货为抵制”。[1848]云南省咨议局甚至推举周钟岳、李曰垓为请愿代表，赴京请求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力争收回滇省七府的矿产。[1849]消息传到我国内地后，各种社会政治团体纷纷组织集会游行，声援片马反英斗争，并利用其阵地大造舆论，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片马。滇省与内地的这些抗英运动，甚至得到了世界舆论的支持。在清中央政府严重交涉之下，加之有国内外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英国政府被迫于三月十一日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承认片马、古浪、岗房属于中国领土。然而，因为清廷未能直接出兵收复片马，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灭亡和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所以，驻拖角英军长期勾结汉奸，给他们颁发委任状和枪支，反复占领片马等地，并进而派兵向北占领茶山地及俅夷地，以及坎底（葡萄）、窝门、木刻戛、拱路、扩劳铺等独龙江、俅江一带。之后，经历半个世纪的反复，片马问题才最终得到完全解决。

    从上述“片马事件”个案来看，清晚期西南边疆土司及其自署职官在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具有坚定的意志。他们在其职责范围内，丝毫不惧英国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致使侵略者通过谈判方式侵吞中国领土的阴谋不能得逞。当英国改用武装入侵我国西南边疆时，这里的土司及其自署职官尽管没有接到流官政府的指令，但仍能够以主人翁的自主姿态主动“从军自效”，动员土司区的武装力量自发反击侵略军，进而又使其武装占领阴谋不能得逞，同时为清朝中央政府借助外交途径解决西南边疆领土争端赢得了时间。在片马问题上，西南边疆的土司及其自署职官固然是果断地反击外来武装占领，但对于流官政府，还是能够做到依照地方行政体制将事件的信息逐层上报。海内外舆论，也及时认同了这一爱国的做法。然而对于西南边疆土司及其自署职官的这一做法，清朝流官政府各层级却做了消极被动的处理，他们仅寄希望于外交途径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片马事件”之所以会出现类似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国家一级政府和朝廷命官的土司具有守土责任，不能轻言丢失国土，另一方面是因为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政府已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将维护外国利益视为第一要务。也正因为清晚期流官政府外交至上的处事态度，在西南边疆土司中，方有如前所述的类似于干崖宣抚使刀安仁这样积极反清的民主革命者的出现。

    （2）宣统时期“勐遮之战”中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

    “勐遮之战”是清末宣统年间发生于车里宣慰司管区勐遮土司协助勐海土司抗拒车里宣慰司总司的一场土司内战。这场内战是由勐海土司内部争袭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宣统元年（1909），勐海土司召香永承袭父职仅为一年就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遵照老土司生前的愿望，留下了由其弟召亚卖（即召温勐）承袭其土司之职的遗言。召香永病逝后，召亚卖兄终弟继，承袭土司之位。然而，召香永有召应勐、召光、召温胆等三个儿子，他们不甘心由其叔父承袭土司之职，遂依仗其外祖父、勐遮土司刀正经的军事势力，联络一部分土司府的官员和村寨头人，带领队伍杀入土司府，赶走新任土司召亚卖，霸占其财物。召亚卖被迫投奔勐混土司。他在当地土司的支持下招募300余人，以自己土司府部分官员和村寨头人为内应，杀回勐海土司府，赶走了试图夺位的三个侄儿。勐海土司叔侄争袭的消息传到了车里宣慰司总司，总司派武官率领200余名土兵前去勐海土司进行调解。谁知召应勐三兄弟误以为是总司派兵镇压他们，便请求其外祖父、勐遮土司刀正经出动土兵500人增援他们，结果使宣慰司派出的武装调解队惨败而回。土司内战升级以后，车里宣慰司总司召集有各勐土司参加的议事庭会议，讨论应变之法。会后，总司从各勐抽调兵员封锁各交通要道，同时将情况上报给驻普洱府城的迤南道道台。然而，报告两次递送均被迤南道普洱府的六顺土司和思茅镇台截留下来，车里宣慰司总司实在没有办法，只好采取两路送出的方式第三次上报，其中的一份通过迤西道顺宁府孟连宣抚司和镇边厅才转交给迤南道道台，最后送达到云贵总督李经义手中。[1850]

    宣统二年（1910）四月，李经义收到迤南道的报告，他一方面向朝廷电奏普洱府思茅厅属勐遮叭目召康亮多年以来“负困扰边”的情况，请求外务部照会英属缅甸阻止召康亮进入缅甸；另一方面，当面质问思茅镇台和六顺土司多次扣压报告之事，并责令他们带70余人前去调解冲突。思茅镇台和六顺土司身着黑衣打着黑旗负气来到车里后，不按正常程序发“传牌”召见车里宣慰使刀承恩，反而写信质问刀承恩为何不派人接待，然后借故震慑刀承恩并威协其随同一行人前往勐海的两位土司自署职官，迫使这二人本着思茅镇台的意思当场表示支持召应勐三兄弟的争袭行为。宣慰使刀承恩了解这一情况后，再次写报告向迤南道台告急。迤南道台派人前往勐海，深入到村寨头人和百姓之中进行调查，了解到了思茅镇台采取胁迫手段支持召应勐三兄弟争袭的真实情况。获知真实情况后，迤南道台将此报告给李经义。五月，李经义电奏朝廷表示铲除“思茅厅勐遮刀正经久为边患”势力，得到朝廷的允准。随之，云贵总督李经义和迤南道台派出由李、杨、黄、谢四人各自率领的三四百人的武装队伍来到勐海做最后调解，结果因勐遮土司刀正经和帕雅罕亮的拒绝而没有成功。这样一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调解无望之后，六月，李将军一方面上书云贵总督李经义报告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直接通知车里宣慰司派兵开赴勐海前线。宣慰使刀承恩接到通知后，除留3000人镇守车里土司城外，其余6004名土兵在66名武官的率领下全部开往勐海前线。与此同时，勐混土司将领所率领320人，以及勐海新任土司召亚卖等人的队伍也齐集勐海。从六月三日到七日，由李将军统一指挥，兵分三路会攻勐海，结果久攻不下，只好请求云贵总督李经义增派援兵。七月，云南河口镇越路下段巡防营管带柯树勋（1862-1926）率领巡防军300人，奉命开赴勐海。在柯树勋的统一调配下，三路平叛大军与敌对的勐遮土司5000土兵以及景真土司的全部土兵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激战，终于将叛军围困于景真土司城、勐遮土司城等少数几个据点之中。十月五日，柯树勋在景真城外各要道设伏，先后击毙了勐遮土司刀正经、勐海召应勐等人。十月中旬，柯树勋率领部队全歼了叛军残部，“勐遮之战”基本结束。[1851]

    土司内战结束后，思茅厅同知黎肇元派张言坐镇车里宣慰司，欲将车里宣慰司所属勐遮、景真、勐混、勐海、勐阿等五勐“改土归流”为五个区，设为一厅三县，派流官治理，结果遭到宣慰使刀承恩的抵制。宣统三年（1911），柯树勋继任思茅厅同知，他参考缅甸英国殖民当局治理孟艮土司的方法，一改黎肇元遭到车里土司反对的方案，提出了《治边十二条陈》，对改流、筹款、官守、诉讼、交涉、实业、国币、通商、学堂、邮电、招垦、练兵12个方面逐一进行规划。在《条陈》中，柯树勋的设计是：行政方面，拟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总局下设8个行政区25个勐，行政区设行政分局，由流官担任行政委员，行政区下设区、乡、镇、保、甲等国家基层政权以及基层自治组织；车里仍为西双版纳的行政中心，统率8区25勐行政事务。赋役方面，除土弁头目和赤贫者免征外，每户征两元，一半用于各勐土弁头目办公经费，一半作为行政总局管理经费。司法方面，“各勐即设官行政，凡民间鼠牙雀角随到随讯随结，扫除旧衙门一切陋习以培元气。每勐设二员以录案填格，词讼等审判检察机构敷以治理，重大案件仍拟总局审理”。[1852]从内容上看，《条陈》主张西双版纳由车里宣慰司的土司与普思沿边行政总局的流官共同治理，流官只是发挥保护土司的作用，旨在体现“土流并治”的精神。《条陈》出台以后，柯树勋信心十足：“前据宣慰司刀承恩等合词公请暂缓改流，可设官保护十二版纳。……求汉官担任保护，似此权操汉官，即属不改之改，事尚可行。此后若得贤良长官，善为抚循化导，悉泯猜嫌，长治久安拭目可待。”[1853]由此可知，清晚期西南边疆某些地方“土流并治”格局之形成，可以说是总司难以控制分司以及流官政府尊重土司政府意愿的一种必然结果。

    透过车里宣慰司“勐遮之战”个案回观清晚期土司的“从军自效”不难发现，西南边疆土司的“从军自效”是受土司权威与切身利益维护驱动的。可以说，西南边疆土司的自身利益大小是决定其“从军自效”程度高低的关键因素。假如我们超越史学常规对这一历史事件做一假设还会进一步发现：如果车里宣慰司总司能够控制其分司与英属缅甸发生往来，如果某些流官官员能够尊重土司意愿执行土司承袭制度，并且不离间总司与分司之间的关系，那么，土司内部冲突就无缘由产生，土司区内部事务就不会有流官政府的出面干预，最后导致西南边疆个别土司几乎是倾尽全部兵力的“从军自效”现象的出现。

    小结：在明朝土司制度的基础上，清朝时期对西南边疆土司的制度治理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职官制度、赋贡制度、“从军自效”制度方面均有明显表现。从土司职官制度上看，清朝进一步降低西南边疆土司的品秩，并且在承袭制度方面建立和完善了降等分袭制度，从而使这里土司的行政权力不断弱化。从土司赋贡制度上看，清朝西南边疆的土司赋贡多由土司认纳产生，其所认纳的赋贡被地方流官政府称为“规礼”，由分管当地土司的府（厅、州）、道、省等地方权力机构逐层收纳。从土司征调制度上看，该制度虽盛行于明朝时期，但在清朝却未予以执行，替代它的是土司“从军自效”制度。清朝之所以弱化西南边疆土司的行政权力，并且在财政经济和军事调遣方面随土司之所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南明政权和吴三桂势力给清朝中央政府留下了“西南阴影”，但另一方面也与土司制度痼疾难以从根本上妥善解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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