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得说说校长赵子章。

    赵校长是1971年调到仁和小学的，当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

    赵校长中等个儿，剑眉大眼，黑脸膛，学生很怕他。那年，正是学校斗批改最混乱的时候，好多学校都还在停课闹革命，一些好老师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被关在牛棚里。奇怪的是，他却对教学抓得很紧。

    逆风行船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好好读书，那国家还拿那么多钱来办学校干什么？仁和小学的教育宗旨，第一是教书育人，第二是教书育人，第三还是教书育人。只要我当一天校长，每位老师就得尽好教书的责任，学生就得尽好学习的责任。”在全校师生见面会上，赵校长作了表态发言。

    学校秩序混乱，老师不专心教书，学生不专心上学，有些老师没有老师的样，有些学生也没有学生的样。为此，赵校长首先在教师中开展起“四好”活动。

    “老师们，我们全校老师都要认真开展‘四好’活动。哪‘四好’呢？就是要‘好好备课、好好讲课、好好改作业、好好家访’。我这个校长不能白当，要一项一项检查所有老师的教学质量，如果哪个老师的课备得不认真，讲课马虎，不亲自改作业，不下乡家访，我是不会客气的。老师就得像个老师的样子，吊儿郎当不是好老师，教不出好学生！”赵校长的话掷地有声。

    这个四好，是赵校长自己提出来的。

    “现在读书有什么用？学生读再多的书还不是回家当农民。只要娃儿在学校不出事就行了啊。”赵校长有位朋友对抓老师的四好打破锣。

    “当农民也得当个有知识的农民啊。家长把子女送到学校来，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学点文化？他们送孩子进学校容易吗？不容易哟。虽说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就那么一两块钱，可对于农民来说，一两块钱也难挣到，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读书，那得养多少只免子？喂多少只鸡鸭？卖多少个鸡蛋鸭蛋？学生在学校学不到知识，我们对不起那些肩挑背磨的农民啊！”赵校长这样回答那位朋友。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对老师要求四好？他就不怕别人反对？”有个老师平时教书不认真，私下发牢骚。

    “我这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有人要反对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认一个理，端了国家的碗，就得给国家做事，当教师不把书教好，既对不起学生和家长，也对不起国家每月发给教师的那几十个‘壳儿’。”

    赵校长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他真的开展起对老师的四好检查。

    “给学生一碗水你自己得要有一桶水，你那课就是这样备的呀？课都备成这个样子，在讲台上又怎么去给学生解惑？如果下次发现你备课还这样稀里糊涂，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把你没办法，撤不了你的职，降不了你的薪，上级对你总有办法吧？别的事我这个校长做不了，向上级打个报告的事还是做得了的。”那位私下发牢骚的老师备课草率，指头大的字还没写满一页纸。赵校长把那张纸往桌子上一摔，大发雷霆。

    赵校长不仅要检查老师的教案，还经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老师讲课，检查老师讲课是否认真，观察老师的语言表达能力。个别老师讲课不着边际，离开课文东扯葫芦西扯瓢，讲不到点子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批评。“像你这样讲课，连农村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婆婆都会，讲课起码不能脱离课文太远，既要放得开，还要收得拢。”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你一个小学校的校长，这样抓下去，不得把全校老师都得罪完？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你挨了那么多斗，还没被斗怕呀？现在这年月，只要学校不出事故，学生老师都平平安安的，就行啦，何必把老师逼得那么紧嘛。”一位教育界朋友劝他。

    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斗”，开始斗走资派，接着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再接着斗造反派中的野心家、阴谋家，闹哄哄你方斗罢他登台。

    那时的斗争会离不开“重刑之下出罪证”，凡是不按主持者意图招供的就用蛮办法，把人往死里整。有些打手将破碗烂盘砸碎，按着斗争对象的头跪瓷碗渣子，膝盖被尖利的碗渣子扎得血肉模糊。还有些打手创造出一种把人“斗倒斗臭”的奇特办法——在挨斗的人脖子上挂个尿桶，桶里装半桶尿，再拿铁瓢撮半瓢红红的炭火，倒进尿桶，彤红的炭火遇冰冷的尿，“哧”一声，尿被蒸发，白色的烟雾一下冲起多高，直接往被斗者的鼻子里灌、脸上扑，腥臭加上灰尘，把被斗者呛得嗓子直咳，眼泪直流，不倒也“倒”了，不臭也“臭”了。

    赵子章刚解放就当副乡长，因教育战线缺干部，才被调到东垭乡当小学校长，官虽然属芝麻绿豆级，但也属所谓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的妖风一刮，就与乡党委书记、乡长、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主任等一大批“当权派”同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列入被批斗的黑名单。给他安的罪名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师母姓杨，怕赵校长在挨斗时也被整去跪碗渣子，就找来两块汽车内胎胶皮，缝在一条裤子的膝盖部位，只要一听说公社开斗争会，不管斗不斗他，就逼着赵校长穿上那条她精心加工的“防渣裤”，外面再加一条裤子。实事求是地说，赵校长被斗争多次，一次也没有谁按住他的头跪碗渣子，也没有在他的脖子上挂尿桶。后来，“防渣裤”的事传得很远，一说起赵校长，大家就夸师母：“赵子章这辈子有那样大的出息，全靠找了个好老婆！”

    赵校长挨过斗，对挨斗一直心有余悸，但想到学生，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人不逼不行呀。有些年轻老师不逼他们，松松垮垮的，他们这一辈子很可能就这么混过去了，这不但害了学生，也害了他们自己。我现在使劲逼他们一下，如果他们变得勤快起来，很有可能把懒人逼成勤快人，把废铁逼成好钢呢。”赵校长这样回答朋友。

    当时，教育系统主要是抓所谓的教育路线，批判所谓的“白专道路”，对教学质量抓得并不紧。有人替赵校长担心，他这样逆风而动，一心一意抓教学质量，就不怕被扣上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帽子，重新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踏上一只脚么？他把眼睛一瞪，“打倒就打倒，反正我这个校长也不是什么官，倒与不倒，长、宽、高都差不多！不打倒继续当校长，打倒了就下台当教员，最差打回老家修理地球，我凭劳力同样养活一家人。”

    把老师逼得紧，既逼出了一批成熟的老师，也逼出了学生的好成绩。他1971年到仁和小学当校长，1973年全县小学统考，仁和小学竟考出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

    “仁和场那地方人称兔子不拉屎，偏僻荒凉，那成绩是怎么考出来的？是不是有假？”这样的考试结果让县教育系统的领导大为诧异，他们带着疑问到仁和小学实地考察。看了老师的教案，听了老师的讲课，抽查了部分同学的作业本，信了，结论是：“仁和小学的教学基础扎实，考试成绩没有造假。”

    赵校长由此在全县出了大名。

    菩萨心肠

    赵子章对老师“狠”，对学生却是一副菩萨心肠。

    有一次，赵校长下村检查适龄儿童入学情况，得知五村一名快十岁的男孩还没上学，就前去家访。他发现，这个名叫陈明冲的孩子，身高不如六岁的孩子，走路摇摇晃晃，哪怕只上一级台阶，也得两手着地慢慢爬。孩子的父亲告诉校长，孩子的两条腿断了，无法上学。

    “都怪她！都怪该死的婆娘！”陈明冲的父亲看看儿子，又把眼睛盯着正在一旁剁猪草的妻子，目光狠狠的。

    “怎么全怪我？你当时为什么不把儿子往医院送？”她走过来摸着儿子的头，满脸的疼爱，满脸的愧疚。

    原来，陈明冲的母亲也是一个跛着一条腿的残疾人，儿子的腿就是她背着上坡种自留地时摔断的。那年，儿子才八个月，站不能站，坐不能坐，母亲只能用一条布带子把他绑在背上。山区妇女生了孩子，满月后就得下地干活，一般都是把孩子用一条布带子绑在背上，许多孩子就是靠那么一条布带子绑在母亲背上长大的。那天，她照例把儿子绑在背上去种自留地，跛着一条腿过一个小沟时，脚下一滑，一屁股墩坐到地上，儿子两条腿正悬吊在母亲屁股上，母亲那一屁股墩也就坐在了他两条腿上，当时就把两条腿给坐折了。

    晚上回到家，她把自己过沟摔跤坐了儿子腿的事告诉了丈夫。

    “是不是找个医生给娃儿看看？”她提醒道。

    “娃儿哪有不摔跤的，哭几声就找医生，农村娃儿哪里那么娇气？”丈夫将眼睛一瞪，反把她给吼了一顿。

    陈明冲的腿就那么给耽误了。等到两岁，别的孩子都满地跑了，陈明冲还不会走路，只会在地上爬，身高也比其他孩子差一大截。父亲这才抱儿子去找郎中。山区缺医少药，医生都没到正规医科学校进行过专业训练，把脉问诊，全靠祖传。那位草药医生把陈明冲的两条腿捏了捏，看了看他的舌苔，说：“你们怎么拖到现在才把娃儿抱来看医生？两条腿骨头都错了位，报废了，你们就是把他送到成都上海那些大医院，找再好的医生都回天乏术了，认命吧。”

    “能读书还是要让孩子读点书。读书能开阔眼界，对他将来找碗饭吃也有好处。”看着陈明冲在地上连滚带爬的样子，赵校长于心不忍。

    “他这个样子，还能自己给自己找碗饭吃？唉，要是我们将来不在了，他肯定要饿死。”父亲看着儿子，忧心忡忡。

    “老陈，我劝你们两口子也别那么悲观，天生一人必有路。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过去有人生了五个儿子，个个身上都有毛病：老大木呆呆，缺心眼，是个憨痴；老二鬼精灵，油嘴滑舌，干不了正经事；老三眼睛看不见，是个瞎子；老四脊柱弯曲，是个驼背；老五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个瘸子。面对五个身体都有缺陷的儿子，父母没有悲观失望，而是根据五个儿子的身体状况，让五个儿子学习做适合自己做的事。憨痴痴的老大学习务农种田，脸朝黄土背朝天，无怨无悔；鬼精灵的老二学做生意，精打细算，只赚不赔；瞎子老三学当算命先生，戴圆顶帽，穿青布长衫，打扮起来很像样；驼背老四学搓麻绳，低头弯腰腰不疼；瘸腿的老五学纺纱织布，坐着干活不用走路。五个残疾儿子都学习掌握了自谋生路的活计，解除了老两口的后顾之忧，化腐朽为神奇。陈明冲腿脚不灵便，可我看他脑子好用，送去读几年书，开阔一下思路，将来找个弄饭吃的门路恐怕没有什么问题。”赵校长对夫妻俩说。

    我后来才知道，赵校长讲的那个故事出自明人吕楠《泾野子》一书。

    “娃儿能读几年书当然好，可我们家的这个情况，哪有条件送他读书呢？”陈明冲的父母听了赵校长的话，心动了，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感到很为难。

    陈明冲的家里确实太困难，不但母亲是个跛子，奶奶还是个瞎子，下边还有三个妹妹，有的也到了读书年龄，父母也没有准备送她们上学。为了刨一家人的生活，父亲要天天到生产队挣工分，母亲跛着一条腿还要种全家人的自留地，伺候一头牛两条猪几只羊，干着比一个身体健全的女人还要重的活路。奶奶虽然眼睛瞎了，可仍然要替一家人的生活而操劳，她下不了地，就忙一家人的一日三餐。

    川东北一带农村，厨房灶大，灶上排着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做菜，一口烧水，一灶火三用。一天中午，陈明冲的奶奶正在炖南瓜，炖的时间差不多了，她准备检查是否炖熟，刚把锅盖掀开，突然听到有什么东西“啪”的一声落进了锅里。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声响，但没有特别在意。厨房房梁上一般吊着腊肉，她家房梁上空空如也，能有什么东西往锅里掉呢，要掉只能是房上的一块瓦片。瓦片掉进锅里毒不死人，掉进锅里就掉进锅里吧。也许是自己听错了，没准儿是燃烧的柴禾发出的声响呢。奶奶把锅铲伸进锅里探了探，觉得南瓜还硬梆梆的，火候没到，又把锅盖盖上了。

    中午，全家人围着桌子吃饭，奶奶把一盆子南瓜端上桌，盆子中赫然蜷曲着一条死蛇。

    原来，那条蛇正在房梁上捕老鼠，奶奶揭开锅盖，蛇突然被蒸腾的热气包围，慌了神，掉下房梁，落进了滚开的南瓜锅里。

    “蛇！蛇！蛇！”几个孩子见煮熟的南瓜中有条蛇，吓得丢掉饭碗逃得离桌子远远的。陈明冲腿脚不方便，没法逃离饭桌，可也被吓得脸青面黑，说不出话来。

    “回来回来，快吃饭，一条死蛇有什么可怕的？蛇肉好吃，城里还有人专门买蛇炖着打牙祭呢。这条蛇太小，不够全家人塞牙缝，让狗吃了好看家。”陈明冲的爸爸把死蛇从盆子里夹出来，丢到狗槽里，那条大黄狗几口就吞进了肚子。

    “你们几个娃儿太不懂事，奶奶眼睛看不见还给我们做饭吃，容易吗？有奶奶在，那是你们的福气。要是没有奶奶，你们连饭都吃不上。”女主人教训几个逃离饭桌的孩子。

    奶奶感到很内疚，正在流泪，听儿媳妇这样一说，心里宽慰了不少。

    “在大山里活个人真是不容易啊！”听了这个活蛇掉进锅里的故事，赵校长泪渍渍的，他决心要帮陈明冲这个娃娃一把，将他接进学校读书，让知识改变他的苦难人生。

    “老陈啊，把陈明冲送进学校读书吧，至于学杂费嘛，由学校想办法。”

    “不花钱白读书当然好啊，可读书就得住堂，他生活自理能力那样差，其他不说，吃饭的事怎么解决？”陈明冲的父亲还是皱着眉头。

    陈家所在的五村，也叫圆峰寺村，离学校十多里远，山高林茂，道路崎岖，进出要过南天门、蛇倒退、猴子岩等危险路段，腿脚没毛病的孩子上学都得住堂，陈明冲更要住堂，麻烦太多。

    “我看这样，你每周把孩子所需的粮食蔬菜油盐送到学校，我和老师帮忙管一下他的生活，还可以发动学生与他结对子，照顾他，吃饭的问题是可以想法解决的。”赵校长想得很周到。

    就这样，在赵校长家访后的第三天，陈明冲的父亲用一个担子，一头担着陈明冲，一头担着日常生活用品，把儿子送进了学校。赵校长免去了陈明冲所有学杂费用，还给他申领了一点特殊的困难救济，从学校的勤工俭学收益中，一学期给他五块零花钱，吃饭问题也得到了合理解决。

    赵校长发现，陈明冲对养蚕有一种特殊的痴迷，上学不久他就找到一株桑树，又不知托谁要来几只蚕宝宝，养起蚕来，他像呵护自己的妹妹一样呵护那几只蚕宝宝，居然让几只蚕宝宝长得又胖又嫩，最终结出了几颗雪白的蚕茧。这让赵校长脑子里灵光一闪：养蚕不需要重体力，对于腿脚有毛病的陈明冲很合适，就买了一些养蚕技术书籍送给陈明冲，还找来公社农业技术员，对陈明冲进行技术辅导。陈明冲的父亲听赵校长说儿子有养蚕潜质，就在房前屋后大量栽植桑树，等到陈明冲初中毕业，桑树已长大成林。陈明冲回家后大显身手，成了令不少人羡慕的养蚕专业户，他不但能自食其力，还能够挣钱为父母分忧了。

    “赵校长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啦。”陈明冲这样说，陈明冲的父母这样说，陈明冲那瞎眼的奶奶也这样说。

    赵校长的一次家访，改变了一个残疾孩子的一生。

    老师眼里没有残疾，没有白痴，只有爱心。

    一村的何灿，父亲是个疯子，母亲是个“老慢支”——就是严重哮喘，稍一着凉就咳喘成一团，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年四季不能沾凉水，什么事都干不了。何灿主要靠爷爷奶奶照看，奶奶眼睛又不好，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何灿的老爸是文疯子，在外从不打人骂人，可在家里折腾起何灿来可了不得。三九天，他把何灿脱得光光的，抱到水井边，舀凉水往身上浇，硬说何灿身上有汗酸味，要给何灿洗洗澡，冻得何灿浑身青紫，要不是母亲把他从井边抢着抱回来，何灿肯定早就冻死了。稀饭刚出锅，疯子老汉说何灿饿了，端着热气腾腾的稀饭就往何灿嘴里灌，烫得孩子一嘴的水泡。何灿就这样被疯子老汉折磨到八岁，才被心疼他的爷爷送进了学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晨起床后，何灿先要煮饭，解决一家人的早餐，接着喂猪，把屋里收拾妥当，才往学校跑。赶到学校，常常都在上第二节课了。尽管何灿经常迟到，可他的成绩却出奇地好，考试从来没有低于全班前三名。

    “这娃儿从小知道生活的甘苦，长大后肯定有出息。”何灿的出色表现让赵校长大为感动，他把孩子的学杂费全免了。

    有一次，学校杀猪，老师打牙祭，每人分了一碗粉蒸肉。当时肉很金贵，老师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还是盐渍肉，那碗肉赵校长尝都没有尝，趁热给了何灿。在赵校长眼里，这孩子太苦了，要上学，还要干着一个成年人才能干得下来的家务活，营养不良，身子骨瘦弱，需要好好补一补。

    “谢谢校长，谢谢。我们家好久都没有吃肉了，但这碗肉不能我一个人吃，得拿回家给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也开开荤。”何灿接过肉，自己只吃了一点，然后将肉用两张桐子叶包好，又弯腰向赵校长行了一个礼。

    “送回去吧，快去快去。像你这么孝顺的孩子，天下难找啊。”看着眼前的一切，赵校长的眼睛湿润了，向何灿挥了挥手。

    “恩人啦，活菩萨呀！”何灿的父亲是间隙性精神病，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糊涂的时候行为怪异，做事出格，头脑清醒的时候具有常人的情感和理智，他尝过何灿带回家的肉，得知那肉是赵校长从自己的嘴里省下的，飞快地跑到学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腿一弯，一膝头跪在赵校长面前，大声吼叫。

    一个经常被人嘲笑的老疯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向赵校长下跪，感动得不少人直掉泪。赵校长听说长池镇有一个老中医用中草药治理哮喘病有效果，来回跑了八十里路，找到那位老中医，给何灿的娘求药。老中医早闻赵校长大名，得知他跑这么远的路是来给一个学生的母亲找药，大受感动，特地上山扯了几味治哮喘病的草药，送给了赵校长。何灿将草药熬给母亲喝。或许是苦命人自有神助，母亲喝了赵校长带去的中药，哮喘病真就好了不少。能下凉水，能做些家务事了。

    在何灿一家人眼里，赵校长真是观音菩萨转世了。

    何灿也很争气，高中毕业后参了军，进了军校，提了干。

    烟！酒！枪！

    赵校长的脸黑黝黝的，剑眉一扬，让人很害怕。他对学生面恶心善，慈母情怀，对自己的儿子可就远没有对学生那么温柔耐心了，我就不止一次看到，他打大儿子赵思能的那个凶狠样。

    赵校长和妻子一共养育了四儿一女，赵思能排行老大，他原本在东垭公社东垭村小学读书。东垭公社也属下两区管辖，是赵校长的老家，离仁和乡八十里远，在一座大山东面的垭口上，所以叫东垭。那时九成老师都是所谓的“半边户”，即自己是城市户口，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老婆是农村户口，在生产队分口粮。孩子都随母亲，老婆是农村户口，孩子也都跟着在生产队分口粮。赵校长五个孩子，全都是农村户口，全都跟着杨师母在生产队分口粮。

    赵思能是老大，眼睛有神，个子高，脑子特别好使，从小就逗人喜欢。赵校长在东垭公社当小学校长时，就让他在东垭村小学读书，调到仁和小学当校长后，原先也想让他继续在东垭小学读，没准备把他往仁和小学转，可杨师母不答应，“那娃儿天不怕地不怕，调皮捣蛋，墙壁上都有他的脚印，留在家里哪个管得住？你不把他管住，耽误了他的一生怎么办？”赵校长一听有道理。赵思能虽然调皮，可天资不错，调教得好，很可能把书读出来，仁和小学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相对要好点，还是让他跟着到仁和小学稳当一些。就这样，赵思能来到了仁和，插进了我们班。

    刚到我们班读书时，赵思能学习很不错，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中等偏上。

    在我的记忆里，他被赵校长打得最厉害的一共有三次，而每次挨打，都是因为他做的有些事太出格。

    第一次，是因为赵思能偷了赵校长的两支烟抽。

    赵校长与别的老师一样，分了一间宿舍。赵思能本来可以与赵校长在一个铺里睡觉，可赵校长怕儿子从小就产生特权思想，让他与住堂生一样，住在大礼堂通铺上。父子俩虽然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可赵思能不能过饭来张口的日子，得像其他住堂生一样，自己学着生火，自己洗菜煮饭。赵思能从小生活在农村，洗衣做饭这类生活小事根本难不住他，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一天早晨，我刚走到学校，突然看到赵思能跪在赵校长寝室里，赵校长正用一根竹条抽打儿子的屁股，打得儿子嗷嗷叫唤。竹条虽然细小，不伤筋动骨，但打在身上特别痛。

    “你以后还敢不敢？”赵校长边打边问。

    “不敢了！不敢了！哎哟！哎哟！”赵思能一边说“不敢了”，一边大声哭喊。

    赵思能嘴里的“不敢了”指什么呢？指不敢“抽烟”了。

    赵校长有时也抽烟。那时，市场供应紧张，香烟同样搞计划分配，按规定，哪一级干部才能购哪种牌子的香烟。烟民中流传开这样一条顺口溜：“省中华，厅牡丹，县处级干部大前门，一般干部古筝烟，开得着后门白杆杆。”“大中华”六角钱一盒，“红牡丹”五角钱一盒，“大前门”四角钱一盒，“古筝”“巨浪”二角二分钱一盒，“向阳红”一角四分钱一盒，“白杆杆”八分钱一盒。“省中华”指的是“大中华”，专供省级干部，“厅牡丹”是说厅级干部能够买上“红牡丹”，县处级可以买到“大前门”，一般干部则只能购买“古筝”这个级别的香烟。“白杆杆”没有商标，每盒八分钱，俗称经济烟，是烟厂试销产品，一般人买不着，得开后门。

    十几年没涨工资。赵校长一月收入不到四十元，他上有父母，还要养五个孩子，他烟瘾虽不大，但一周也要抽一两包。他连“古筝”都舍不得买，一般都抽一角四分钱一盒的“向阳红”，如果能开后门买得着八分钱一盒的“白杆杆”，他连“向阳红”都不会买。

    也是赵思能找打挨。有一次，赵校长到县里开会，一个朋友送给他一盒“大前门”，他除当时开包抽出几支和朋友分享外，没舍得抽，一直装在上衣口袋里，时不时把烟摸一根出来放在鼻子下闻一闻。这盒“大前门”被赵思能看到了，他很好奇，不知道这么贵的烟是什么味道。

    “你们知道不？这烟只有大官才抽得成，一支就值两角钱。”有天晚上，趁赵校长饭后散步的机会，赵思能偷偷从老汉的上衣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两支，拿进了住宿的大礼堂，对几个住堂生吹起牛来。为了吹得更神，他把每支值两分钱吹成了每支值两角钱。

    “有这么贵的烟？让我们也‘吧’（‘吧’就是吸）一口试试。”赵思能好奇，别的同学更好奇。

    有同学有火柴，马上擦燃将烟点上了。几个同学你吧一口，他吧一口，没多会儿就把两支大前门吧完了。

    “再好的烟吧起都不好受。苦辣辣的，呛喉咙。”有个同学吸了几口烟，接连咳了几声，发表意见道。

    “别说我们几个吧了烟，吧烟会把肠子熏黑，大人知道了我们要挨整。”有同学发出警告。

    没有谁当告密者，但赵思能偷拿赵校长“大前门”的事当晚就暴露了。

    赵校长有一个终年不改的习惯，只要在学校，天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到学生宿舍、教室外边看一看。那天晚上，他的脚刚踏进大礼堂的门，一股淡淡的烟味就扑面而来。而且凭着嗅觉，他马上断定，那烟不是山区普通的毛烟，也不是“白杆杆”经济烟或他一直抽着的“向阳红”，从香味判断，那烟很高级。一想到这点，赵校长立即想到了自己的那盒“大前门”。那盒烟还剩多少支他心中可是有数的。转身奔回宿舍，摸出装在上衣口袋里的烟盒，一数，果真少了两支，毫无疑问，那两支“大前门”被赵思能拿了。

    “你这臭小子，找打挨啊！看我怎么收拾你！”赵校长越想越气，当时就准备把赵思能从被窝里揪起来，可转念一想，半夜三更将儿子薅起来揍一顿，儿子哭爹喊娘，弄得全校都不得安宁，等天亮再说吧。赵校长憋着气，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天一亮，赵思能刚起床，就被赵校长拽回寝室，一顿毛打。

    “我错了！我错了！爸！别打！别打！哎哟！”赵思能也不狡辩，只是大声讨饶。

    “老子倒不是心痛两支大前门，是恨你小小年纪就敢偷偷摸摸学抽烟。你这么小就嘴巴上叼支烟，那不是学生，是二流子！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抽烟？”赵校长边打赵思能的屁股边问。

    “不敢了！不敢了！”

    “你不但自己抽，还拿到大礼堂去抽，自己学坏不说，还一条臭鱼整腥一锅汤，把别的同学带坏。该不该挨打？”说着，又朝着赵思能的屁股挥起了竹条子。

    “该挨打！哎哟！该挨打！”赵思能认错不迭。

    “大礼堂铺着稻草，一旦吸烟失火，把礼堂给点了起来，烧死一两个学生，仁和小学不就得败在老子手上？老子打死你这个孽子都不冤枉！”赵校长越说越气，竹条子也就在赵思能的屁股上落得更加结实有力。

    “哎哟！哎哟！爸爸，别打了！”

    不管赵思能如何讨饶，赵校长的竹条子没有停歇，赵校长就是要让赵思能知道厉害，知道这就是小小年纪偷偷摸摸抽烟的下场。

    那一场打，赵思能的屁股受了大苦，肿得像馒头，疼得好多天都不能沾凳子，上课只能“打立正”。

    赵思能第二次挨打是请同学喝酒。

    这位老兄从小到大，对朋友豪爽、义气。

    有一次，赵校长要到县里参加小学校长进修班，时间长达半个月。仁和公社距离县城七十五公里，那时还没有公路，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开一次会，光路上来来回回就得四天，校长开会住县教师进修学校宿舍，铺盖卷都得自己背过去。会务组只给参加进修的人安排一张木板床，若不带铺盖卷，晚上只能躺床板，连被子都没有盖的。不带铺盖卷也可以，得城里有亲戚，找亲戚借。赵校长城里有熟人，但他又开不了口，他又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凡进城开会都背着铺盖卷。

    临走前，他给管总务的老师留下一句话：如果赵思能生活上急需用钱，可以给他支几块。

    “我没钱用了，要借点钱。”赵校长离开没几天，赵思能果真去借钱。

    “借多少？”总务老师问。

    “五块。”赵思能回答得很干脆。

    “借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衣服烂了，笔也坏了。”

    “借三块也差不多了。”总务老师想了想，答应了这个数。虽然那时买什么都要票，但物价相对低，肉才六角六分钱一斤，五块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够一个人生活一个月。总务老师借给赵思能三块钱。

    “走，都跟我走。”中午下课后，赵思能对几个最要好的小兄弟一挥手。“我现在有了这么多钱，要请你们吃好东西，你们说，买什么好东西吃？”赵思能把三块钱用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着，在左手掌上轻轻地拍打，摆着一副财大气粗的土豪样。

    “吃包子！”有人高声叫道。包子在山区孩子眼中就是上好的美食，一个鲜肉包子要一两粮票、六分钱，没有粮票要九分钱。

    “还要喝酒。大人喝酒，我也请你们喝酒。”赵思能更显豪爽大气。

    “好。喝酒。我们喝酒！”几个小兄弟更是欢欣鼓舞。

    买粮食酒要酒票，有一种俗称“倔牛儿”的酒不收酒票，一斤只要二角多钱。此酒用葛根烤制，酒性烈，酒劲上来如同疯了的骚牯牛，用鞭子再使劲抽也犟着不回头，因此得名。

    “好。就这么决定了，今天中午又吃包子又喝酒！”赵思能豪气干云，从街上合作食堂买了十五个肉包子，从供销社买了一斤倔牛儿酒，就在赵校长的寝室里，四个小学生吃着包子喝起酒来。包子风卷残云般吃光，酒也喝得一滴不剩。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胜酒力，没过多久，酒劲发作，几个人先是“哇哇哇”的呕吐，接着东倒西歪，趴在地上昏睡起来，连那叮叮当当的上课铃声，都没吵醒几个醉酒人。

    班里缺了四个学生，可急坏了老师。大家很快在赵校长的宿舍找到了失踪者。地上吐得一塌糊涂，几个孩子脸色潮红，瘫软如泥，全都处于严重醉酒状态。

    赶紧给他们催吐。有老师建议给孩子灌点童子尿，把肚子里的东西吐了就好了。过去，山区农村确实有用尿治病的偏方。据说有的惯偷，被苦主抓住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为了活命，就爬进“尿巷子”（居民放尿桶的地方），把尿当做救命的汤药灌一肚子。喝过尿水，往往能保住一条性命。大家觉得尿臭，否了。另一位老师提议灌“坛盐水”（泡菜坛子里的汁液），得到一致认可。

    灌了坛盐水后，果真大吐特吐，有的连绿色胆汁都吐了出来。吐过之后，老师把孩子抱到床上一字儿排开，先灌凉白开水，接着煽风解热，直到深夜才苏醒过来。

    赵子章回来后，很快就知道了醉酒事件。盛怒之下，抓住赵思能，抡起棍子，胳膊上屁股上背上，一棍一棍地抽，抽得赵思能杀猪般惨叫，身上起了一道一道血棱子，好几天都抬不起胳膊。这一顿暴打，让赵思能长了记性，三个月都没敢再惹事生非。

    赵思能第三次挨打，是因为火皮枪走火。

    赵思能动手能力特别冒尖，几岁的时候就摆弄锁、电筒、闹钟，有时把好的弄坏，有时也能把坏的弄好，十多岁就摆弄自行车、打米机，稍大一些又摆弄摩托车、拖拉机，见什么摆弄什么，摆弄什么会什么，无师自通。

    我们同桌的时候，同学中流行玩火皮枪，别的同学做的火皮枪都是单发的，他别出心裁，做了一支两连发的，能“啪啪”连放两枪，他经常拿在手里对着人“啪啪”射击。那天正在上课，恰巧是赵校长上语文课。赵校长本来教政治和自然两门课，但他是个多面手，所有的课程都拿得下来，哪个老师或生病或请假，课都由他代。那段时间，语文老师王郁清进了学习班，语文课就由赵校长代。

    “啪！”赵校长正聚精会神地在黑板上写字，突然传来一声响，很清脆。

    “谁？干什么？”赵校长回过头，一双威严的眼睛瞪着大家。

    那声响是赵思能弄出来的。他怕赵校长发现他在耍火皮枪，想把火皮枪藏进书包里，可不知是心情紧张呢还是击发机没有固定住，枪突然走火，在最不应该发出响声的时候发出了那声响。

    赵思能没出声，他认为全班二十来号人，赵校长不可能猜出那枪声是他弄出来的，他稳起不吱声。

    “又是你赵思能！”赵校长一声断喝，吓得赵思能一激愣。

    我和赵思能坐一张桌子，他自己没有承认，我也没有告密，是谁泄露了他玩火皮枪的天机？原来是一股蓝烟。火皮枪炸响后，芒硝燃烧不充分，会冒出一股蓝烟。那股细细的蓝烟从赵思能桌子底下冒出，从我胸前慢慢飘过。赵校长知道，我是一个遵守课堂纪律的好学生，搞这种恶作剧的，除了赵思能不会有别人。

    “赵思能出来！你不上课给我滚出教室！”赵校长大声说。

    “你把路给他让开，让赵思能滚出去！”“把路让开”的话明明是赵校长对我说的，但我装作没有听懂，坐在座位上不动窝。我不能站起来给赵思能让路，我知道只要把路一让，赵思能只要一离开他的座位，又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见赵思能坐着没动，赵校长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桌子跟前，一把拧住赵思能的衣领子，把他从座位上拧出来，一下子摔在地上，然后一脚踢在赵思能的屁股墩上，一脚就给踢到了讲台前，还没等赵思能爬起来，第二脚直接将他踢出了教室。

    恐怕是屁股墩久经考验的缘故吧，赵思能特别扛得往踢。他从地上爬起来，只哭了几声，擦干眼泪，站到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要求进教室听父亲讲课。赵校长根本不理睬他，继续给我们讲解。

    看着赵思能挨打受苦，我心里突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我父亲虽然是个农民，可从来不对我搞棍棒教育。从小到大，记忆中打我只有唯一的一次，那是因为我将爸爸翻毛皮鞋后跟上的“耳朵”剪下来做了弹枪的“弹仓”。翻毛皮鞋和军服，是他入朝作战的念想，他珍惜那些东西，就是珍惜那段岁月，珍惜那段历史，谁要是对他的那些东西表现出不敬，他就会生气。我当时感到很奇怪，赵校长对我们耐心细致、百问不厌，对自己的儿子为什么那样凶狠残暴、点火就着？后来逐渐明白，赵校长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大男人，也有七情六欲，对我们之所以那样有耐心，那是一个教师的职业责任。他也是有脾气的，而且脾气很大，当自己的儿子不听话时，他就不是以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而是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处理了。

    不可思议的稀有动物

    赵校长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对子女前途不管不顾，他没利用职权给一个子女安排工作。

    小学校长给自己的子女找碗饭吃应该没有问题，不说别的，安排一个代课教师完全有把握。那时，农村教师的构成比较复杂，分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公办教师待遇最好，拿的是国家工资，吃的是商品粮，享受的是国家干部的待遇。民办教师就远不如公办教师，吃不成商品粮，在生产队分口粮，工资国家补助一半拿现金，农民筹集一半抵生产队分的口粮款。公办教师每月供应一斤肉、半斤油，民办教师也每月供应一斤肉、半斤油。民办教师的待遇没有公办教师的待遇高，但县上有招收公办教师的指标时，民办教师就有了转正机会。而代课教师是代一天课拿一天工资，代一个月课拿一个月工资，代一年课拿九个月工资。寒暑假学生不上课，代课教师就没有工资。代课教师不能直接转成公办教师，得等取消了“代”字转成民办教师后，才有转成公办教师的资格。只要“代转民”，再“民转公”，那就端上了铁饭碗，一辈子吃商品粮，衣食无忧了。

    仁和公社有近四十个教师岗位，生病的，调走暂缺的，经常都需要找人代课，赵子章在仁和小学当校长整整十年，经他手安排的代课老师不少。

    杨通英是他推荐的，徐明文是他推荐的，陈树益是他推荐的，张兴乐是他推荐的，从小和我一同长大的王亮是他推荐的，这些人中，除了几位至今还在仁和小学当老师外，其他人有的当了小学校长，有的当了区上教育督导室主任，有的到县里当上了科级干部。就连我1978年第一次高考落榜，也是赵校长给我安排当的代课教师。我当了一个学期加一个月的孩子王，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户外劳作转移到了室内，从一个一年忙到头的农民瞬间变成了可以耍星期天的教师，使我每天的收入从一毛钱立刻翻了几番。

    赵校长让那么多的人端上了铁饭碗，唯独没有安排自己的一个子女。

    “赵校长，你有几个娃？”有次，仁和公社党委书记刘明新和赵校长一同在县上参加三级干部会，休息时与赵校长摆龙门阵。

    “四个男娃一个女子。”

    “都在干什么呢？”

    “都在农业学院‘粪桶系’。”赵校长答。

    “粪桶”是山区农民重要的劳动工具，农民一年四季都要挑着粪桶向地里运肥料。“粪桶系”的那个“系”字，本意是指拴粪桶的篾条，将粪桶“系”与农业学院的“系”联系在一起，是那时山区人对子女当农民的一种无奈的调侃。

    “有机会时还是要给娃找个工作。有些话如果你自己不好说，我可以替你说。”刘书记很诚恳地讲。

    机会很快就来了——石峰台村需要安排一个代课老师。

    赵思能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而当时赵思能又正在与刘正香耍朋友。刘正香与赵思能是高中同班同学，有文化，很能干，人长得也漂亮，家庭成分好，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好姑娘。刘正香之所以能与赵思能耍朋友，不可否认，除了赵思能本身长得帅气、人很能干，很讨姑娘喜欢外，与他的爸爸是仁和小学校长多少有一点关系。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赵校长手里转成了民办教师、公办教师，自己和赵思能都是高中毕业，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安排两个人当代课老师只是他老子一句话的事。

    “这个代课教师的位置不用考虑别人，是让赵思能去还是让刘正香去，随你安排。”刘明新书记得到石峰台村需要安排一个代课教师的信息，直截了当地对赵校长说。

    “这次安排不了他们。重庆知青张明新表现好，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文章也写得不错，早就决定了要安排他，这次就安排张明新，我的娃儿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公社党委书记都公开表态了的，赵思能或刘正香端铁饭碗的机会却被赵校长拱手让给了别人。

    杨师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里带着五个孩子，还要到生产队挣工分，把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一辈子顺从赵校长，两口子可以用得上“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个成语，唯有对赵校长没让一个子女端上铁饭碗牢骚满腹，经常愤愤不平。

    “你不管我，总得管管娃儿啊，快想办法给娃儿找个事做啊。你给那么多人安排了工作，怎么就不管管我们的娃儿呢？”杨师母在家里不断地向丈夫施加压力。

    “我给那么多人安排工作，那是他们早就该安排。要安排我们的娃儿，就得把别的人给拉下来。拉下别的人安排自己的娃儿，道理说不通，影响也不好，别人会戳我的脊梁骨，我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赵校长回答道。

    “你一天怕影响这影响那的，就不怕影响儿女的前途，让他们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你给子女安排个工作又对你有多大影响？影响你向上爬？你当个小学校长就很不错了，还想爬到哪里去？还想爬成局长？我看你没有那个当官的命。还不如早点给娃儿找点事做稳当些。你看看现在当官的，哪个不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娃儿安排得好好的，不是进公安就是进法院，不到财政局就到工商局，有几个当官的娃儿还像我们的娃儿守在农村？你这个当校长的老汉和当农民的老汉有什么区别？”

    “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丢。你不能拿我与那些做坏事的人比嘛，那样去比可就坏事了。别人跳崖你也要我跟着跳崖？别人喝敌敌畏你也要我跟着喝敌敌畏？别人贪污受贿进大牢你也要我跟着贪污受贿进大牢？有的人不怕别人背后戳脊梁骨，不怕运动来了遭清查，他们敢那么搞，我可不敢那么搞。当农民就当农民，当农民也照样活人，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靠栽秧种田吃饭吗？”

    杨师母闹也闹过，哭也哭过，可赵校长始终没将一个孩子安排到教育岗位，全都在农村生活。在腐败弥散的情况下，赵校长如此洁身自好，被有些人视为是“不可思议的稀有动物”。

    好在苍天自有公道，赵校长的五个子女，依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全都跳出了农门，各自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大儿子赵思能，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凭自己那双灵巧的双手，修摩托车，修拖拉机，修门修锁修打米机，凡周围有什么机械不好用，需要修理，只要找到他，都能修好。他还学过理发，其染发烫发水平与城里那些理发店的师傅不相上下。他还学过电焊，学过装饰装潢，搞过土木建筑，人间三百六十行，不说他行行都精通，至少是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他身上那些手艺，随便拿出一样都可以养家糊口。他在城里买了房子，日子过得不比城里人差。

    二儿子赵思良，读书很努力，高考时上了录取线，可最后没有走成。“你家赵思良之所以没有走成，是有人顶替他的名额走了，你到教育局去请领导吃顿饭，找人帮助查一下，或者要一个委培名额吧？”有人提醒赵校长。

    “读大学是正大光明的事，为儿子上学去请人吃饭，求人帮忙，我赵子章抹不开那个面子。”赵校长在屋子里闷了几天，也没有去教育局活动。赵思良在家当了一段时间农民，又当了几年兵，后来到达城开了一间品牌服装店。

    三儿子赵光明，高考时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当兵，后与二哥合开品牌服装店。兄弟俩讲诚信，坚持质量第一，生意做得很顺，不久就在城里置了房，买了车，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小儿子赵小明，没有考上大学，外出打工，后来在江西建了一间小药厂。诚实守信，经营有方，药厂越办越大，发展成一家股份制企业。事业做大了，需要帮手，就把哥哥赵思能请到厂里，替他管理工厂；把妹妹和妹夫请到厂里，替他做后勤保障。这样一来，赵校长的五个子女，全都跳出了农门。

    赵子章在仁和小学当校长十年，学生服他，学生家长服他，全体教师服他，除了能力，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没有私心。

    赵校长评价一个人的标准用语是“可以”两个字，老师或学生若得到赵校长“可以”两字的评价，肯定是呱呱叫。

    子女个个有出息，他心情愉快，身体健康。退休后，他不筑方城，不跳广场舞，却将年轻时咏诗作赋的爱好发挥出来，“七一”歌颂伟大的党，“八一”歌颂伟大的长城，“十一”歌颂伟大的祖国，春节歌颂美好的生活。赵校长写稿纯粹是为了抒发个人感情。由于写作是有感而发，时不时有作品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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