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右脸有一个小酒窝，当别人讲话或者学生背颂课文的时候，他总爱把头轻轻地偏向左侧，面带微笑，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和甜甜的酒窝。王老师出门时爱先把脑袋往右一甩，将头发甩在脑袋右边，还要伸出右手把头发稍稍压一压。他人长得帅，又特别爱干净，其他老师写板书，衣服上总是沾着粉笔灰，王老师同样天天要吃粉笔灰，可一年四季，衣服上总是纤尘不染。我观察发现，其他老师一走出教室就伸出巴掌拍打衣服，不但没把衣服上的粉笔灰拍掉，还把手上的粉笔灰拍到了衣服上。王老师从来不用沾着粉笔灰的手拍衣服，而是把手洗干净后，再把衣服脱下来，用手指头轻轻弹，直到将衣服上的粉笔灰弹干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王郁清老师是在下两街道长大的，毕业于巴中师范，是科班出身的小学老师，全家人都吃商品粮。
凡是老师，都得有一副好嗓子。王老师声音清脆，说话语速快慢有节，是全校教语文课的主力教员。他还很有音乐天赋，二胡、笛子、手风琴、小提琴，样样都拿得起；还能谱曲，再深奥的曲子，只要他用两根手指头捏着曲谱看一遍，都能大声唱起来。王老师特别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字写得好，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就像他的外貌一样，清秀飘逸。
也许是特别爱整洁的缘故吧，王老师对学生作业卷面要求特别严格，可以说是严格得近于苛刻。他不允许卷面上有污渍，只要见了污渍，哪怕是自来水笔掉下一滴“眼泪”，都要扣分。所以，凡是他改的作业或试卷，很难得到满分。我上学的成绩一直比较好，在班里从来没有落下前三名，其他科目常常得满分，但在他那里，却总因为卷面不整洁或字迹不工整被扣分，最多只得过九十八分。
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比较冒尖，王老师对我也特别关爱。孩子没有不贪玩的，三年级开学不久，我迷上了玩扑克，几个同学放学后经常凑在一起打百分，有时也要搞点物质刺激，没有钱，就用作业本纸或蜡笔做赌注，输了，输家或者将作业本里的纸撕几页，或者给几节蜡笔，赢家就赢那几页纸或几节蜡笔。我当输家的时候少，当赢家的时候多。玩扑克赢的时候越多，玩的欲望越强。有一天上午，第四节体育课，邻近院子里几个同学约我打扑克，我觉得体育不是主课，缺席一节没有关系，就向王老师请假，撒谎说家里有事，要我早点回去，王老师答应了。我和几个同学偷偷摸摸跑进松林坡，一直玩到下午上课，连午饭都没有回家吃。
“你上午体育课请假是家里有事吗？”王老师很快就知道了我撒谎请假这件事。下午放学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问。
“……”我吱吱唔唔，没有回答，也不敢回答。
“知道不知道，你这件事犯了两大错误。第一大错误是撒谎，为打扑克撒谎家里有事，小小年纪就用谎话糊弄老师，将来走入社会后怎么办？第二大错误是赌博，输赢几张纸几节蜡笔看起来不值多少钱，可针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儿时输滴油，长大输头牛，养成赌博的恶习想改就难了。你学习不错，还是班干部，你如果再犯一次这样的错误，我不但要将这事告诉你爸爸，还要将你的班干部给撤了。班干部不能选撒谎的人，更不能选搞赌博的人！”
王老师那样严肃地上纲上线真把我给吓蒙了，我脸胀得通红，心“咚咚”狂跳，额头上冒着冷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看我如此模样，王老师心又软了，语重心长地接着说，“你娃儿平时表现还不错，响鼓不用重锤，希望你下不为例。”
“红双喜”球拍
王老师语文教得好，体育同样冒尖，乒乓球据说在全县教育系统得过冠军，还是二级乒乓球裁判。有一次全下两区的机关、学校举行乒乓球比赛，小组预赛在仁和小学举行，王老师任总裁判，正是因为那次乒乓球比赛，我才第一次知道了“红双喜”牌乒乓球拍，并用它过了一把球瘾。
我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喜欢打乒乓球，没有钱买球拍，爸爸就找了一块木板，照着乒乓球拍的样子给我锯了一只，那木板球拍弹力小，拿在手里不好看，打着球也找不到感觉。同班同学刘天武与我最要好，也喜欢打乒乓球，他哥哥在食品站上班。食品站掌握着全公社生猪收购和吃商品粮人员的肉食品供应，不少人削尖脑袋往食品站钻。刘天武的哥哥给他买了一只乒乓球拍，那是全班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乒乓球拍。那球拍有一面贴着红色胶皮，虽然并不名贵，可与我那个木板球拍相比，简直是鸟枪换炮——阔多了。学校乒乓球台很少，要打乒乓球得排轮次，刘天武很大方，每当轮着我上台打球的时候，他就把那只带胶皮的乒乓球拍借给我，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刘天武比我大一岁，我喊他武哥。
那次小组预赛在全校唯一的那张标准乒乓球桌上进行。
球桌是实木做的，很厚实，乒乓球落在上面弹跳力适中。我们平时很难占到那张木头乒乓球桌，大多数时候只能在水泥球桌上过过球瘾。那次比赛用的球拍两面都有胶，一面红色，一面黑色，一面光滑，一面是塑胶钉，还垫有海绵，乒乓球打在上面清脆悦耳，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样好的球拍。我和刘天武站在旁边看热闹，直看得眼花缭乱，心里发痒。王老师坐在裁判席上，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发号施令，“开球”“得分”“擦网球，重新开球”“球出界，得分”……语言干净准确，手势利落干脆，活像一位战将在指挥军队厮杀，威风，神气，真是让人羡慕极了，敬佩极了。
“王老师，能不能让我和刘天武用这个拍子打一盘乒乓球。就打一盘。”上午预选赛结束，王老师走下裁判席，准备休息，正将比赛用的两只乒乓球拍往专用的球拍袋子里装——一只球拍一个袋子。乒乓球拍“穿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我拉着刘天武的手，走到王老师跟前。
“你们打一盘。”王郁清老师点头同意，从袋子里掏出两只乒乓球拍，递到我们手里。
“谢谢王老师。”我赶忙向王老师道了谢。拿着球拍站到球桌前，心里那个兴奋啊，真像捧着个金元宝。
“这拍子叫‘红双喜’，是中国最好的乒乓球拍，买一只都要十多元钱，你们不要把拍子碰到台子上，别把拍子碰坏了。”王老师嘱咐我们。
十多元钱？那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一支铅笔两分钱，一个饼子三分钱，一个大肉包子六分钱，就连过年时穿的一件新衣服才两块多钱。我们家有年卖过一只南江黄羊，七十多斤，听爸爸说才卖了十多元钱呢。
知道球拍值一只大羊，我拿在手里也就格外小心，生怕磕着碰着。我的乒乓球本来打得还算不错，因为怕碰坏球拍，球技得不到正常发挥。红双喜拿在手里有点重，弹性非常好，稍一用力球就飞出去了，球落在台上的时候少，落在地上的时候多，我和刘天武不像是在练打球，倒像是在练捡球。打了五分钟，渐渐找到了一些感觉。
我和刘天武每盘打十一个球，打完两盘，不输不赢，准备把球拍交回王老师手里。王老师允许我们打一盘，现在打了两盘，已经是格外照顾我们了。
“打球没输没赢怎么行？既然是比赛，就得有个结果。你们再打一盘，还是打十一个，三打二胜，谁赢了谁就是冠军。我来给你们当裁判。”王老师没有接我们送回去的球拍，而要组织我们进行决赛。
“好啊！好啊！”听王老师这样一说，我和刘天武一蹦老高，拿着球拍，奔回球桌两端，作好了决赛准备。
“黄北平，球在我的哪只手里？”王老师像真的打比赛那样，坐到了裁判席上，拿出一个新球，将两只手伸到球桌下，让我和刘天武猜球，争发球权。
“左手。”我说。
“猜中了，你先发球。双方队员请注意，比赛开始。”王老师把球抛到我站的球桌上，下达了比赛开始的命令。
我和刘天武都是右手直握拍。我一开球就给刘天武发了一个左旋球，球哧溜溜直冲刘天武左翼，他没有接住，球从台上蹿到台下。
“接球失误，得分。一比零。”王老师判定我得了一分。
“开球。”比赛继续进行。我再次发球，可这次刘天武有准备了，不但把我发的旋球挡了回来，回的那个球还带着旋，一回到我的球桌上就飘到桌子外面去了。
“得分，一比一平。换发球。”刘天武扳回一分。
我和刘天武技术相差无几，知彼知己，这次王老师亲自给我们当裁判，又是用的红双喜，我们全神贯注，使出了浑身解数。双方咬得很紧，比分交替上升，打到十一平，没有分出胜负，打到十三平，也没有分出胜负。打到十五平后，武哥平时用的球拍比我的好，更容易适应红双喜，在关键时刻连拿两分，以十七比十五将我击败。
“祝贺刘天武同学获得冠军。”比赛结束，王老师很郑重地用他宽厚的左手举起武哥小小的右手，把他的手高高地举过他的头顶。“当了冠军，就该得奖，给你奖什么呢？”王老师挠着头皮，想了想说，“其他奖品没有准备，就奖给你一个乒乓球吧。”说着，王老师迅速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崭新的乒乓球，递到刘天武胸前。我们平时玩的乒乓球质量低，球的中间有一道缝，那次比赛用的球也是红双喜，质量高，中间没有缝。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红双喜球，第一次使用红双喜球拍，第一次在王老师那样的高级裁判组织下用红双喜球拍打红双喜球。遗憾的是我没有获得“单打比赛”冠军，虽然那个冠军是在我和武哥中间产生的，但我把那场对决看得很重，对王老师奖给刘天武的那个乒乓球也看得很重。那不是一场普通的乒乓球比赛，那是王老师对我们的特殊关爱。那奖品也不是一个普通乒乓球，那既是裁判给获胜者的奖赏，也是老师在激励学生上进，在鼓舞学生勇争第一。争当冠军的精神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谢谢王老师！”武哥兴奋地从王老师手中接过那个乒乓球，拉着我的手向王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飞快地跑回了教室。
那个乒乓球，武哥好久都舍不得用，即便与我打两盘，也轻抽轻拉，生怕打破了。
那只红双喜球拍在我手上停留的时间很短，在我心中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从那天开始，我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红双喜球拍，而我爱打乒乓球的习惯，也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保持到现在。我的寒舍里，没有其他体育器材，一定会有一张乒乓球桌，累了，就打几盘乒乓球，有时没有对手，就一个人打墙，球从墙上弹回来，我把球打回去，这样打球，乒乒乓乓，提高不了球技，可听听那球的响声，也觉得高兴。
第一次使用红双喜球拍的情景，时至今日，仍在我的头脑里过电影。
作文的力量
王郁清老师教语文，语言生动，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有次布置我们写作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得那时我已经读四年级了，杨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叫《我的母亲》。我笔下的母亲和吴文娟同学笔下的母亲，引起了王老师的特别关注。报纸上经常刊登一些忆苦思甜的文章，有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我的母亲》，作者说他的母亲八岁就当了童养媳，十一岁就给地主当长工，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还经常挨地主婆的打，身上伤痕累累。我看过那篇文章，记住了那篇文章的内容，见王老师布置的作文题与那篇文章正好巧合，就照抄照转。
“黄北平同学，请你站起来，将自己的作文给同学们念一遍。”王老师将作文本发下来后，对我说。
“我的母亲叫杨菊英，八岁当童养媳……”我马上站起来，开始有板有眼地念那篇作文。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一直冒尖，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自己写的作文，我自以为肯定是我的作文写得好，被王老师当成了范文。
“同学们，黄北平同学的作文写得好不好？”王老师问。
“好。”全班响起一片叫好声。
“同学们都说好，可我要说不好。为什么我要说不好呢？我请黄北平同学回答几个问题。”王老师说着把头转向我，“黄北平同学，你母亲在你们家当过童养媳吗？”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在我们家当过童养媳，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童养媳。
“不可能啊。解放后的第一部《婚姻法》是1950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听说你母亲是你爸爸从部队复员回来后才结婚的，你爸爸是哪一年复员回来的？1953年底。那你母亲哪是什么童养媳？所谓童养媳，那是女孩子从童年起就被送到未来的男人家，由公公婆婆从童年养起，养大后再完婚，这种恶习在解放前的大巴山一带确实很普遍，至今也还没有彻底绝迹，但你母亲肯定没有当过童养媳。”
王老师这样一说，羞得我满脸绯红。
“你的母亲十一岁给地主当过长工吗？也没有吧。大巴山一带确实有女孩子给地主老财当佣人，佣人就是‘女长工’。可一般的佣人都是年龄稍大的女孩子，她们从小被地主老财弄去洗衣做饭搞家务，或被地主老财弄去当奶妈，喂孩子，不可能让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去当佣人，十一岁的女孩子能干什么呢？事实上，你的母亲也没有给地主当佣人。你的外婆家穷是穷，田地不多，靠佃租地主的田地生活，导致你的母亲是文盲，几个舅舅也没读多少书，但据我所知，你外公外婆既没将你舅舅送到地主家当长工，更没将你母亲十一岁就往地主家送。”
王老师这样一说，我的脸更红，心也跳得更快了。
“我知道，黄北平同学这篇作文，模仿了报纸上最近刊登的一篇忆苦思甜的文章，那篇文章写得很生动，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但请同学们注意，借鉴也好，模仿也好，一定不能照抄照转，得将别人文章里的精华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作文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能照抄照转。在此打个比较粗俗的比喻，就好比我们吃食物，将再好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不消化，不变成自己的营养，吃鸡肉拉鸡肉，吃羊肉拉羊肉，那吃得再多又有什么用？以黄北平的这篇文章为例，黄北平的母亲勤劳能干，他的父亲经常在外打猎，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将一个家操持得井井有条，很不容易，如果黄北平不去照抄照转别人的文章，实事求是地围绕着母亲身上的美德去写，不但能将母亲写得很真实，还会写得很感人。而照他现在这样，母亲没当童养媳写成母亲当过童养媳，母亲没有给地主当长工说成当过长工，把母亲写得很虚很假，缺少真情实感，不但说不上生动，也不可能打动人心。我这样说，同学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教室里响起一片整齐的喝喊声。
“黄北平同学，你听清楚我讲的意思了吗？”王老师又特地转过头盯着我问。
“听……听清楚了。”我回答，声音远没有别的同学那样洪亮。
“听清楚了就好。我有一个建议，请黄北平同学根据我刚才说的意思，回去后好好想一想，想好后再以《我的母亲》为题，重写一篇文章，一定要写自己知道的事，写真实的事，写能感动自己的事。文章只有先打动了作者自己，写出来后才能打动读者。如果黄北平的下一篇《我的母亲》真的写得好，我们再请他给全班同学朗读。同学们说好不好？”
“好！”
“黄北平同学，你下去后能不能根据我讲的意思重写一篇《我的母亲》？”
“能！”我大声回答。
“好，我等着看你那篇新的《我的母亲》，请坐。”
那篇文章让我出了大洋相，让我无地自容，但也正因为那篇文章让我红了一次脸，出了一身汗，让我对怎么做好作文有了些许感悟。下来后，我结合对母亲的真情实感，重新写了一篇《我的母亲》。我不但写了母亲在家任劳任怨，为一家人的生活里里外外忙碌，是个好妈妈，最特别的地方是突出了母亲的美德——孝敬婆婆。我爷爷当过川陕苏区仁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被张国焘以清除AB团的名义冤杀。那时我爸爸才四岁，二十几岁的奶奶既当妈又当爹，含辛茹苦把我爸爸和姑姑养大。妈妈体谅奶奶的苦楚，几十年来精心侍候婆婆，从没与婆婆红过脸。在全家人中，婆婆地位最高，好饭菜供婆婆吃，好衣服供婆婆穿，虽然婆婆年事已高，可红光满面，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受邻里尊敬。我把重新写好的《我的母亲》交到王老师手里，王老师当着我的面连看两遍，一拍大腿，称赞说：“这篇作文有血有肉，人物形象丰满，写得有感情，好，好，作为范文，批准你在班上朗读。”我在班上朗读了一遍，赢得了同学不少巴巴掌。
不少同学畏惧写作文，把作文称为“憋文”——憋出来的文章，我却爱上了作文。从此，我的许多作文都成为范文，一次次在班上朗读。上大学时，我给校报投过稿，挣过几笔小小稿费，后来还编过一本杂志，再后来还与人合作写过书。我这一辈子“做作文”虽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但王老师点拨我写《我的母亲》那篇作文的全过程，使我对如何做作文有了一次质的升华。
我的收获很大，吴文娟同学收获更大。她的作文表面看写得很真实，可也同样把母亲写走了样。吴文娟在作文中，说她母亲从来都不顾家，把给她买衣服的钱拿给别人，弄得过年时别人家的姑娘都有新衣服穿，她只能穿着旧衣服过年。还写母亲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抛弃她回了娘家……在吴文娟的作文里，母亲是一个不顾家、不管孩子的人，既看不到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爱，也看不到一个女儿对母亲的依恋。作文虽然写得有真情实感，可不合常理啊，世界上有几个孩子的母亲像吴文娟笔下的母亲呢？
王老师没有直接对那篇作文作出评论，而是把吴文娟叫到办公室，要她讲述她与母亲之间的故事。吴文娟就把她心目中的母亲又重新向王老师讲了一遍。王老师听后得出结论，如果吴文娟讲述的是事实，那她母亲确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应该受到女儿的谴责。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王老师有所怀疑。
“听爸爸和爷爷奶奶说的。”吴文娟老实回答。
“你爸爸和爷爷奶奶说的话只是一面之词啊，是不是就对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不要跟着大人盲目地怨恨你的母亲。天下没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也许你的母亲不是你作文里写的那种人，有可能是被冤枉的。”王老师这样教育吴文娟。
吴文娟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这让王郁清老师动了恻隐之心，他想帮帮这个学生。
听说吴文娟的母亲回到了娘家，王老师决意去找。一个星期天，他以买天麻为名，一大早就出门，到张公堂去家访。经了解，吴文娟的母亲完全不是女儿作文里所描写的那样一位狠毒的女人，而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好母亲。
原来，她母亲靠挖半夏，摘金银花、五倍子，积攒下十六元钱，准备过年时给女儿做新衣服。这时候，父亲突然生病，不住医院就活不了命，家里又拿不出钱，她不得不将钱拿给老人治了病。由此，全家人都指责她不顾自己女儿，吃里扒外，是个败家子、丧门星，打得她浑身伤痕累累，一纸离婚证书将她扫地出门。母亲虽然离了婚，并没有改嫁。山区缺女人，她又是持家种地的一把好手，上门提亲的最少有十起以上，可半年过去了，她一直没有再找人家，因为她心里有吴文娟这个女儿。为了缓解思女之痛，有好几次，她还偷偷跑到仁和小学，远远看过正在教室里上课的女儿。
“吴文娟，你外公是你们家的外人么？”了解清楚吴文娟母亲的这一切，王老师把吴文娟再次叫到办公室，问。
“不……不是。”
“你外公生病了，你母亲该不该拿钱给你外公治病？”
“该……该。”
“这就对了嘛。你长大后，假如你爸爸病了，不治就要死人，你能见死不救吗？你也肯定会拿钱给你爸爸治病的。你外公病了，你母亲就是没钱，借钱也该给你外公治病啊。都是贫穷惹的祸。你妈妈用准备给你做新衣的钱给你外公治病，完全是一种无奈的决定，那不叫吃里扒外，那叫尽儿女孝心。你爸爸为十六块钱的事打你妈妈，与你妈妈离婚，那是蛮不讲理，是欺压你妈妈，大错特错。这事，你可得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跟着你爸爸和爷爷奶奶指责你妈妈，只要把你外公的病治好了，新衣早穿一天晚穿一天，多穿一件少穿一件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吴文娟低头不语。
“你母亲是很爱你的，与你爸爸离婚后，至今没有改嫁，就是因为爱你，丢不下你。你知道吗，你妈妈还跑几十里路到学校来看过你呢。”
“真的吗？”吴文娟抬起了头，眼里含着泪水。
“真的。你妈妈亲口对我说的，你外婆外公也能证明。”
“妈妈！妈妈！”吴文娟泪流满面，把头趴在王老师办公桌上，失声痛哭起来。
“别哭。哭不是办法，你得动员你的爸爸去向妈妈认错，把妈妈接回来，与你妈妈复婚。你还得给爷爷奶奶做工作，让两位老人家也能够知道自己错了，在你妈妈回来后能笑脸相迎，让你妈妈回来后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留得住。你能不能做到？”
“王老师，我能。”吴文娟擦干泪水，抬起了头。
和吴文娟谈心后，王郁清老师又走到严家山，找到吴文娟的爸爸，介绍了自己到张公堂访问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对吴文娟的爸爸提出了批评。
“我说老吴，不是我这个当老师的要猪鼻子插葱——三管鼻子多一管。我问你，你女人是不是把钱拿给吴文娟的外公治病了？”
“是……是是是。”吴文娟的爸爸承认。
“吴文娟的外公是外人么？”
“嗯……”吴文娟的爸爸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一脸苦笑。
“你的父母是父母，你的岳父岳母也是父母。如果吴文娟的外公是你们家的外人，那很简单，你将来就是吴文娟一家人的外人啰。你病了，吴文娟也可以见死不救，手里拿着钱看着你等死！”王老师的语气越来越严厉。
吴文娟的爸爸没有说话，但看得出，王老师的这些话如重锤一样敲进他心里，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瞪着王老师。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你带儿带女干什么？你再穷也想给吴文娟做新衣干什么？还不是想将来吴文娟长大了能孝敬自己，使自己老来有所依靠，你总不会希望吴文娟长大后忤逆不孝吧？俗话说，‘屋檐水，点点滴，点点滴在原窝里’，父母亲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们对父母孝顺，孩子将来才会对你们孝顺。老吴，这样浅显的道理你应该懂啊。”
吴文娟的爸爸低下了脑袋，脸红到了耳根子。
“喂，老吴，说心里话，离婚后日子不好过吧？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么？你就准备让吴文娟继续当‘无娘儿’么？”见吴文娟的爸爸脸红了，王老师不失时机地问。
“不……不这样过怎么办？再找？谁看得上我们这样的家。”吴文娟的爸爸抬头望着王老师。
他说的是实话。自从离婚后，自己又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太艰难啦。想找个女人，可哪里那么容易？山区农村别说像他这样拖着一个孩子的光棍汉不好找，就是那些没结婚的，人长得精精神神，多多少少还有点儿文化，就因为家庭贫穷一直找不到老婆。有些人无奈之下花重金买女人过日子，遇到放鸽子的，弄得人财两空，鸡飞蛋打。照吴文娟爸爸现在的这个样子，下半辈子肯定是一根光棍插到底了。
“我到吴文娟妈妈的家里去过，她可是心里一直挂着吴文娟，好多人上门给她提亲，她都没有答应啊。”
“她没嫁人，我也不好意思去把她接回来复婚啊。”吴文娟爸爸脑袋使劲摇了起来。看得出，他对于做出匆匆忙忙与老婆离婚的蠢事后悔不迭。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只能耍男人的威风，就不能下个‘矮桩’？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能屈能伸，错了就是错了，登门找老婆赔个礼，认个错，争取复婚，掉不了一两肉，吴文娟可是盼着妈妈回来哟，你要再不抓住机会，吴文娟的妈真成别人的了。”王老师因势利导。
“我要妈妈回来，我要妈妈！”吴文娟在旁边喊。
“那我明天就到吴文娟的外婆家走一趟？”
“当然要走一趟。只你去恐怕还不行，还得带着吴文娟一起去。你把错一认，吴文娟几句‘妈妈’一喊，这事可能就成了。”
“都是我的错，请你们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我的错误。”第二天，吴文娟的爸爸果真提着糖果和一只大公鸡，带着女儿，到了张公堂。见着吴文娟的外公外婆，认错不迭，见着吴文娟的妈妈，也是低头认错，一个劲地说“对不起”。
“妈妈！”“外公！”“外婆！”吴文娟那嘴巴甜得不得了，一见到母亲和外公外婆，就扑进怀里撒娇，“爸爸知道错了，你们就原谅他吧。”
开始几个人都黑着脸，只把吴文娟接进了门，连狗都不替吴文娟父亲赶。后来，心也软了，气也消了，当天下午，吴文娟的妈妈就跟着丈夫去办了复婚证。
王老师通过一篇作文，挽救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松皮大会”引发的血案
王老师知识业务能力强，心气原本很高。他一直觉得，凭自己的水平，当个校长都没有多大问题。他教学认真负责，一直是仁和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却一直没有被批准，因为他有“外公遭红军枪决”的历史旧账。1932年底，由陕入川的张国焘部队筹粮筹款，有人指着王老师的外公家说：“他家是我们这一方最富裕的。”工作队上门动员献粮献款，王老师的外公确实有几十亩地，可仓里没存多少粮，柜里没放多少钱。他平时很“抠门”，“抠”出点钱就用来买土地了。他咬着牙把仓里几百斤粮食和柜里几个“袁大头”全拿了出来。这离工作队的期望可是差得太远了。工作队准备继续动员他再多多地拿，但再怎么动员，他都说没有了。工作队把他吊在树上打，他受不了啦，就说，“要地你们全都拿去，再要粮要钱，确实没啦，就是杀了我也拿不出来了。”听了这话，工作队愤怒不已，“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成全你！”真就将王老师的外公给杀死了。
正在王老师苦闷彷徨时，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学校停课闹革命。仁和小学的教导主任周庆华参加了革命造反派，仿效成都，在仁和公社组织起“曙光7·13战斗队”，自任队长。又拉好友王郁清老师入伙，当上了指导员。“曙光7·13战斗队”一举夺了仁和公社领导大权，并将仁和公社改成曙光公社，周成了公社党政一把手，王成了实际上的二把手。
那件人命大案就发生在曙光公社召开的一次“松皮大会”上。
所谓“松皮大会”，意思是指有些地富反坏右身上的“皮子”紧了，需要“松”一下，就是把他们弄到台上去狠揍一顿，警告他们要老老实实。
公社凡开大会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开会前标语刷得多，沿街凡是能写几个字的墙面都刷上标语，刷得墙上一片白；有的标语写在白纸上，用绳子挂起，挂得到处都是，像是随风飘舞的风幡。我们上学没有纸印课本，但开会写标语需要多少纸就有多少纸；二是开会时得有人领头呼口号，领头呼口号的人在台子上振臂一呼，台下参加会议的人跟着举手响应，至于呼的内容是什么，跟着呼的人或许并不了解，要的是那种一呼百应、山呼海啸的高压态势，让接受“松皮”的那些地、富、反、坏、右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开会的结果重要，开会的过程更重要。
自“曙光7·13战斗队”成功夺取了仁和公社的领导权后，周庆华和王郁清老师也就认真主持起曙光公社的全面工作来。主宰一个公社的领导权激起了他们更大的权力欲，他们认为只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来最低也能当个县教育局局长。有更大的权力诱惑在前头，他们也就跳得更加积极：写标语，贴标语，领头呼口号。
那次松皮大会，主持区革委会全面工作的区武装部陈仁科部长本来安排由周庆华主持，可周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王也到县上开会去了，找谁来主持大会呢？
公社干部没被打倒的还有三个。一个是文书李绍洲，六十来岁，胆小怕事，说话声音细若蚊蝇。一个是原治安员赵亨昌，“赵治安”个子大、力气大、嗓门大，人叫“赵大炮”，发生打架斗殴一类治安事件，只要他出场，一声大吼，“给老子住手！”双方马上就偃旗息鼓。因为威信高，赵被安排进了公社“三结合”领导班子。第三个是原来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部长王福清，实行军管，凡沾“武”字的都吃香，王部长也被结合进了革委会，算是实际上的三把手。
区武装部的陈仁科部长早已决定，曙光公社的松皮大会由王福清主持。头天下午，赵亨昌去宿舍找王福清，准备提醒王一下，别把第二天的事搞忘了。结果，王福清却躲在宿舍装病。
“王福清主持不了，那就由王郁清和你共同主持吧。”听了赵亨昌的汇报，陈部长一锤定音。
赵亨昌一听陈部长这话，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松皮大会要打人，那是相当得罪人的事情，而且他还面临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三大队报上来这次要被松皮的杨绍堂是他的亲二姨夫，让杨绍堂免于被批斗，将其从名单中拿下来，不太可能。思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办法是怎么让二姨夫少挨点打，少受点罪。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莫过于“买通打手”。所谓打手，是为了给批斗大会增加“火药味”，公社专门找的几个“批斗积极分子”。那几个“批斗积极分子”，都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当那种打手并没有特别的报酬，除了生产队给记一天工分，另外就是松皮大会结束后，由打手所在的生产大队出资，请他们吃一碗一角钱的杂酱面。二大队那个叫赵益阳的打手，四十多岁了，还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在打手中跳得最欢，经常领头打人，下手最重。为了“买活”赵益阳，赵大炮还花一角钱和二两粮票，请吃了一碗杂酱面。
请赵益阳吃杂酱面时，当然没有挑明目的。赵大炮觉得，杨绍堂是他二姨夫这层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赵益阳和自己又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不明说他也该“懂得起”。
赵大炮不想做主持人，他以王郁清还没有回来为由，建议推迟开会。陈部长不允，喝令他马上叫王回来。王老师一接到通知，就急急忙忙往回赶。他正好要传达中共中央刚发出的“红十条”文件，给造反派鼓劲打气。
松皮大会在仁和小学操场上举行。平时校长训话的戏台上放着一张破旧的饭桌，充作主席台，主持会议的人手执铁皮皮喇叭筒，站在台上讲话。当王老师满头大汗赶到会场时，赵大炮正在做动员报告。
十一个将被松皮的人早被押在台下，站成一溜，脖子上全都挂着牌子，有纸壳壳做的，有木板板做的，有两个人脖子上挂的竟然是一块木头做的黑板，至少重十几斤，拴黑板的铁丝勒进皮肉，他们的腰立即弯成了一张弓。牌子上分别写着十一个牛、鬼、蛇、神的名字，名字上打着红叉叉。他们被反剪着双手，低头弯腰，作喷气式状，每人身后站着两个武装民兵，枪刺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见王郁清老师赶到会场，赵大炮立刻把王郁清迎上台。文件传达完后，松皮开始。
“把坏分子押上台来！”赵大炮在喇叭筒里一声大喝。
“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
赵向站在旁边领头呼口号的王一挥手，王就一手执铁皮皮喇叭筒，一手举拳，领头高呼起来。会场上举起一片拳头，响起一片“打倒”声。在口号声中，基干民兵将被松皮的人一个一个押到了台上。
“反动分子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
如果不出意外，到中午十二点，大会就可以结束。但意外突然出现，让主持会议的人猝不及防。
九大队一个打手跳到台上，要当众揭发他们大队那个被松皮地主分子的现行反革命活动。那个打手得到王老师的同意，开始揭发罪行。他说，那个地主分子只关心自留地，不关心集体庄稼，自留地里的南瓜长得又多又大……台下响起一片哄笑声。打手不理会，继续唾沫四溅地揭发，说到得意时，还抽了坏人一耳光。
清脆响亮的一记耳光，立即产生了连锁反应。好几个打手都跳到台上，对自己大队选送的松皮对象抽耳光，台子上顿时响起一片“哐哐哐”的耳光声。既然可以打耳光，为什么就不能动拳头？就不能动棍子？有的打手借机抡起了拳头，有的打手借机举起了棍子。
打手赵益阳怀揣一把短柄小斧头，冲上了批斗台。他昨天吃了赵亨昌一碗杂酱面，不知是他把赵的本意理解错了呢，还是打人成瘾，对杨绍堂不但没有手下留情，反而下手更狠，挥起那把短柄斧头朝着杨绍堂的脊梁狠狠砸去，一斧头就将其砸倒在地。杨绍堂倒地后，赵益阳又转身朝八大队地主陈廷龙砸去，砸得陈廷龙也当场倒地。
“不准打人！”赵大炮一个箭步冲到赵益阳跟前，一把将斧头夺了下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王郁清老师见状立即举起拳头高呼最高指示。
秩序混乱，最高指示被一派打斗声吞没了。更多的拳头和棍棒落在被松皮的人身上。杨绍堂全身抽搐，还有人对他挥拳抡棒。王郁清老师伸出双手盖在杨绍堂身上，“当”一声，一棒子敲在他手里的铁皮皮喇叭筒子上，顿时把喇叭筒子敲扁了。
“松皮大会到此结束！散会！”主持会议的赵大炮见局面失控，高声宣布道。
杨绍堂两个儿子把父亲放上早就准备好的担架，抬着就往家里奔。刚走到松林坡下边，听到杨绍堂喊：“我好渴啊，快给我喝口水！”刚喝下两口，喉咙里“咕儿”一声响，断了气。陈廷龙在抬回家的当天晚上，也两腿一伸见了阎王爷。
曙光公社的松皮大会，一下子松死了两个人。
混乱年代，人的性命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所以，松皮大会打死了人，并没有被看成多大一个事，家属弄回家埋了就算了，死了就死了。
到了1973年，全国各行各业开始大整顿，清理大案积案，曙光公社开松皮大会打死两个人的事被重新提了出来。打死人的直接责任人好认定，人是赵益阳等一干打手打死的，可他们是贫农、五保户，属于临时利用人员，免于刑事处理。周庆华是革委会主任，虽出差在外，但他是造反派头目，开除出党，仍留在仁和小学工作。赵亨昌是公社一般干部，受区革委会临时指派主持大会，而且他二姨夫杨绍堂就是在他主持的大会上被打死的，说明他没有假公济私，不受任何处分。同台主持大会的王郁清不但是造反派头目，还在大会上传达过红十条，领头喊口号，煽风点火，干系重大，必须严肃处理。
送给王老师的礼品
开始，王老师只是被批斗，还没有完全剥夺他上讲台的权利。他从批斗会场下来，把挂在脖子上的牌牌一摘，拿起教案就到教室讲课去了。
开了两次批斗大会后，斗争突然升级，他被送进县上办的学习班。其实是变相劳改队，如果没人搭救，即使不被弄去劳改，也要被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儿，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农村，也吃不成商品粮了。
这时，校长赵子章出面保人了。他一层层找上去，最后找到了县革委会一把手。
“老赵哇，我劝你回去吧，找再多的人也没用。王郁清在文革中跳得那样积极，不弄他弄谁呢？”一把手这样答复赵校长。
“王郁清跳得积极，是你们安排他去呼口号的啊，如果他不领头呼口号你们答应吗？你们也不答应嘛。他是奉命替你们办事，奉命领头呼口号，他得了什么好处？不但没得好处，耽误的课他还得加班加点去赶，这样对待积极为你们做事的人，太不公平、太冤枉啊。要是他这样的人都受到打击，下次再搞什么活动，还有谁跟着你们跳？你还是说一句话，把他放了，学生还等着他上课呢。”赵校长扭住一把手不放。
“放了？我说一句话就能把他放了？老赵，你开国际玩笑，我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判不判他的刑，判什么刑，这得等弄清事实，分清他应负什么责任，最后再研究决定。”一把手是刚解放不久的干部，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他一点不松口。
“弄清事实，分清责任？好！那我们就拿事实说话吧。”一把手虽然没有答应放王郁清回学校，但弄清事实四个字激活了赵校长的灵感。
回到学校，赵校长立即找当时参加大会的人了解实际情况。大家证明，王老师确实没有动手打人，还用身体遮挡过受害者。他还找公社革委会干部，找供销社、储蓄所、食品站的工作人员，也请他们出了证明。那天到会场看热闹的一些农民，听说赵校长要保王郁清老师，也主动找过来，愿意证明王老师无罪。
没过两天，赵校长就把厚厚一摞证明材料递到了县革委会一把手案头。证明材料之扎实，证明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一把手大笔一挥，下令释放王郁清老师。
王老师回仁和小学教了一学期后，接到调令，调到了高桥小学。他是被高桥小学校长挖走的。高桥的码头比仁和大，交通比仁和便利，王老师的家就在下两街上，从高桥回下两比仁和近三十来里路。从仁和调到高桥，他算是从糠箩筐跳进米箩筐。
听说王郁清老师要调离仁和小学，爸爸与娘商量给他送点礼物。王老师先是教我的大姐和二姐，接着又教我的语文和音乐，有恩于我家。
“送点什么呢？王老师是城里人，我们家有什么东西他能看得上眼呢？”娘说。
那时，最常见的礼，是送一个“炸药包”（一包点心）和两颗“手榴弹”（两瓶酒）。我从来没见王老师喝过酒，送两瓶酒，别的人喜欢，恐怕王老师还未必喜欢呢。
“送什么？就送点自家产的嘛。家里还有些核桃，王老师讲课辛苦，课间操时吃几个核桃，核桃补脑。”父亲拿出主意。
“好，就送核桃。”爸爸和娘商量妥当。
我们家地坝边有一棵核桃树，年年都要收一些核桃。核桃装在一个木箱子里，几个男孩子嘴巴特别馋，今天摸一个敲开吃了，明天摸一个敲开吃了，三摸两摸，被摸得剩下不多了。父母把核桃拿出来数了两遍，只有四十九个。
“至少也要凑足五十个嘛。到隔壁去借一个？”父亲提议。
“笑话，有借一两盐借一斤米的，哪有找人借一个核桃的？算了，四十九个就四十九个吧。核桃一般都是论斤，不信我们把核桃送给王老师，他还会一个一个地数？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嘛。”娘说。
“只送这点核桃也拿不出手啊，还能不能再送点别的？”见娘把核桃装好，父亲问。
“别的？能拿得出手的只有蜂糖。”娘看了看不远处的蜂箱说。
父亲不但是种田的行家里手，还会打猎、染漆、种白芍、养兰花、养蜜蜂。他出门身上都带着个空玻璃瓶子，遇到“向蜂”（寻找新家的侦察兵）能捉住的就顺手捉住，带回家放进空蜂桶里，很快就会把其他蜂引来，建起一个天然的酿蜜窝点。家里每年都要割好多斤蜂蜜。除了卖钱给我们攒学费外，过年时还要兑蜂糖水给全家人喝。真正的山花蜂蜜，味道正宗，滋养人，冲出的糖水稠稠的，挂杯，甜得透心。
“蜂糖？可现在不是割蜂糖的时候啊。”父亲犹豫道。
割蜂蜜必讲时令。四月李花开，五月油菜花开，六月梨花开，仲春初夏是产蜜的盛季，王老师调走是九月开学的时候，秋天已到，山花虽有，已趋凋零，蜜蜂采花，主要是为自己过冬作准备，此时割蜜，无异于蜂口夺食，会严重影响蜂群的繁衍生存，养蜂人一般都不会在秋后对蜂蜜下手。
“你看有没有糖厚一点的？不割多了，只割一斤。”
“那就割一斤吧。”
晚上，父亲将一桶平时蜜蜂进出最频繁的蜂桶盖揭开，将烟吹向聚集在蜜页上的蜜蜂。过去，只要蜂们一闻到烟味，就纷纷闪开，把一片干干净净的蜜页让给父亲。这次，或许是蜜蜂意识到父亲要夺取他们过冬的救命口粮，它们忍受着烟熏的痛苦，围着蜂页不愿离去，烟熏了好长时间，它们才不情愿地把一片蜜页让出来。父亲割下半片蜜页，挤出蜜汁，估计在一斤以上。
王老师离开仁和小学的前一天晚上，父亲领着我来到王老师寝室，将核桃和蜂蜜交给王老师。王老师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礼物，对父亲表示了感谢，还对我说了不少鼓励的话。王老师走的那天，好多老师和同学都来送行，场面很热闹。王老师眼中含着热泪，同与他一同战斗过的老师一一握手，对围在他身边依依不舍的学生频频挥手。
蜜渣我们先是泡水喝，喝过蜂糖水，连蜜渣都被我们兄弟几个分着嚼了。
自割掉那半片蜜页后，那桶蜂似乎疯了，见人就追，见人就蜇。山区的冬天来得早，十月份就打霜下雪。蜜蜂采不到花粉，只能相互依偎在一起，抵御着寒冬与饥饿。父亲买了白糖，放进蜂桶，但那桶蜜蜂仍然很少出动，不吃不喝。没多久，那桶蜜蜂便抱团长眠了，蜂桶底部摆满厚厚一层尸首。
师生情未了
我和王老师的联系一直未断。
1981年，我正在四川医学院口腔系读大二，一天，王老师带着大儿子王嘉俊突然来学校找我，说是孩子被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系录取，开学前学校要进行身体复查，而复查正好在四川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王嘉俊身体很棒，唯一担心的是视力。分析化学系因为工作离不开看显微镜，要求学生两眼裸视不能低于0.8，王嘉俊的裸视左眼1.0，右眼在0.7至0.8之间。检查时精神放松，0.8没问题，稍一紧张，就没有把握。如果右眼裸视达不到0.8，上了录取线也可能被淘汰。
山区孩子考上大学很不容易，考上一个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更难。如果因为一只眼睛裸视差0.1遭刷了下来，那可麻子不是麻子——坑人了。山里人以为城里人什么事都能办得到，我们生产队有个人在部队当汽车兵，复员后分配到达县地区钢铁厂开大货车，全村人都以为他的能耐大得不得了，遇到什么难事就跑到达钢去找他求助。王老师把我这么个穷学生也看得很了不起，要我想办法帮王嘉俊渡过这道难关。
我领着王嘉俊，戴着校徽来到第一附属医院。我想得很简单，如果主持视力检查的医生知道我是四川医学院的学生，也许能高抬贵手，帮我化解这个难题。我把学生证拿在手里，找到五官科正在给学生测视力的一个男医生，向他说明情况，求他帮忙。
“这事我办不了，你得去找我们科主任。”男医生瞅了一眼学生证，又看了看我的校徽，毫无表情地说。
“这位同学有什么事？”女科主任先瞅了瞅我手里的学生证，看了看我胸前的校徽，态度很温和。
“这是我一位小老乡，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分析化学系，右眼裸视本来够0.8，怕检查时心情紧张没有把握，老师能不能……”我大着胆子说出了请求。
“你这同学怎么能找我们办这样的事呢？学校某个系规定裸视要达到多少，那是他们将来工作的需要，必须严格执行，如果把不符合视力要求的学生送进那个大学，那是要给国家培养废品！”她脸色骤变，追问我是哪个系哪个班的，我赶紧带着人落荒而逃。
不能让王老师带着希望而来，怀着失望而归啊。我突然灵光一闪，王嘉俊对视力表上的0.7可以轻松过关，何不将0.8那一行的次序背下来，牢牢记住，检查时依样画葫芦，不就照样能顺利过关吗？拿定主意，我就到视力检查室去，将视力表上0.8那一行看了好几遍，记得扎扎实实，写在纸上，要王嘉俊背得滚瓜烂熟。我们模拟了好几次，王嘉俊才去检查，顺利通过。
还有一次，我大学毕业回家看望父母，恰巧和王老师一同从下两到高桥。记得那是夏天正午，路上烟尘滚滚，太阳在头顶耍威，我们汗流浃背。我心想，如果有台拖拉机从身旁经过，能把我们拉上一段该多好啊。正想着，后面开来一辆农用车，路过我们身边时，突然“吱”地一声刹住了，从驾驶室跳出一个人来。
“王老师，你们是不是到高桥？”他头发上粘着黄土，脸上滚着珠汗，光着膀子，手拿一条毛巾，边擦汗边笑眯眯地问王老师。由于毛巾粘着尘土，一擦，流着汗的脸被擦得花里胡哨。
“是到高桥。你是？”
“我是孬狗子啊。你连我这个孬狗子都不认得了吗？”
“孬狗子？啊，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我上课你总在下边讲话的？”
“对呀，我就是那个孬狗子。因为我上课不认真听讲，你还给我吃过‘栗爆’呢。嘿嘿！”见王老师认出了自己，孬狗子嘿嘿一笑，一脸腼腆。
栗爆一词在川东北一带很流行。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曲，形同丁锤，用这种肉丁锤敲谁的头，被称为吃栗爆。栗爆就是爆炒的栗子，轻者敲出一片红润，重者敲出一个红包，那是山区农民教育不听话子女的常规武器，也是一些小学老师对付不听话学生的常规武器。
“孬狗子，有本事到台上来讲，别在下面呱呱呱呱，影响别人听课。”王老师有一副菩萨心肠，可有时候脾气也蛮暴躁。有的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叽叽喳喳在下面开小会，他特别生气，先是提出严厉批评，如果挨批评过后嘴巴还叽叽喳喳不停，他往往黑着脸，瞪着眼，蹙着眉，几步走过去，将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曲，“啵”的一下敲到那个学生头上。我就不止一次看到王老师请学生吃栗爆，不过他请吃栗爆的，全是男生。
“啊，对不起，孬狗子。那时我让你吃栗爆不对，我现在向你检讨。”见跟前这个牛高马大的学生一脸腼腆，王老师也颇觉尴尬。
“先别说对不起我的话。王老师，黄北平，我正好也要到高桥，请上我的车，我送你们去。在车上我们摆摆龙门阵。”
“那好，我们就坐你的车。北平，走。”王老师见孬狗子很热情，就答应坐他的车。
见王老师愿意坐他的农用车，孬狗子高兴得满脸通红。驾驶室座位上落满尘土，他就用毛巾把座位认真地擦了擦，才请王老师落座。
“孬狗子，我那时给你吃了那么多的栗爆，你还恨我吧？”坐进驾驶室，车子启动，王老师问道。
“王老师，我哪敢恨您呢。要说恨的话，是恨您那时给我吃的栗爆太少了，要是您那时让我多吃几个，把我敲醒，使我多读几年书，我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孬狗子说得很诚恳。
“哈哈。你不恨我，还怪我给你吃的栗爆太少？怪事了。”王老师哈哈大笑。
“王老师，我说的是真心话。黄北平可能知道，我二舅当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曾想办法把我安插到乡政府去当文书。我干了两个月，可因为文化底子太薄，接电话都记不下来内容，总耽误事。我怕连累舅舅，自己辞了那么好的工作，出来学开的汽车。我如果那时能努力读书，不说像黄北平那样考上大学，就是把乡文书工作做好，当个乡干部，也比现在当驾驶员强啊。哎，我是你教的学生中最没出息的，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孬狗子，你车老板当起，怎么最没有出息呢？喇叭一响，黄金万两，月入几大千，赛过当县长。”那时，公路运输市场刚刚放开，汽车驾驶员收入丰厚，很吃香。王老师开导道。
“开汽车最重要的是安全，十次车祸九次快，千万不要开英雄车，没有安全就没有效益。”王老师教育人成了习惯，在车上也给孬狗子上起了安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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