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累了初步资料的基础上，了解到：希伯当年在今沂南县一带活动，参加过115师罗荣桓政委领导的1941年日寇秋季大扫荡中著名的“留田突围”之役。他在东蒙山中行军，并在1941年11月30日的大青山战斗中牺牲于梧桐沟。我决定先沿着当年希伯走过的路走一走，现场观察，配合拍照。我先后去了两次，一次是在雨季，由县委派人陪同，一次是在秋天自己单独活动。前一次是为了一般性的采访与实地巡礼，后一次是为了补充第一次采访的不足，又是为了能将沂蒙秋色写得更逼真。雨季的这一次，我在东蒙山中的大青山一带，艰苦地沿着希伯当年足迹走过的地点采访，蹚过山洪泛滥水深齐腹的蒙河，冒雨登山凭吊战场遗迹。恶劣的气候和自然、卫生条件造成的痢疾折磨着我，使我完全能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这儿反扫荡时的艰苦状况。
在那以后，我患了慢性肠炎，带病采访，治疗了一年光景才痊愈。但这次采访是有收获的，它不但使我从感情到生活都有了亲身体验，不但使我从群众口中知道了希伯的许多具体事情，也帮助我纠正了一些书和资料中的错误，比如希伯牺牲地点应是“五道沟”而不是“梧桐沟”等。就连小说的名字“外国八路”也是从采访中得到的，有的老人说起希伯时，就说：“那个外国八路”如何如何……更重要的是，烈士的事迹感动了我，使我有了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采访艰苦，但用“韧”劲儿坚持了两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临沂的采访基本结束后，去济南进行工作，访问了一些老同志，但所得不多，好在思想上早就有了要有“韧”劲儿的打算，不会泄气。我始终意识到：采访这件事，不仅指的是对人的采访，而且必然要包括对现成资料的采集。在济南的采访中，对人的采访未得成果，对现成资料的采集，却颇有收获。由于有关单位的帮助，在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众日报》上，找到了希伯到达鲁南后的全部报道，对希伯到达日期、活动情况，对希伯接触的人物，对希伯牺牲的情况，大致有了进一步了解。为以后在京、沪采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是我采访工作中的重点，主要是依靠中央有关外事部门（如中联部）的支持进行的。外事部门一位负责人说：“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过：为什么希伯到今天没有人写？”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同志在百忙中为我谈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希伯的第一手材料。他说：“希伯是立了很大的功的。他的死壮烈之至，应该写！有需要我们支持的地方我们一定支持！”由于外事部门的支持，有的国外采访是通过信件进行的，访问国际友人，也得到了方便。例如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同志，是在他卧病时采访的。又如秋迪同志，1979年春她由西德来中国北京定居，有关部门就及时安排了我的访问。
在北京除访问国际友人外，我并访问了粟裕、萧华、黎玉、沈其震、林月琴、白刃、罗东进等同志，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然后，我又去到上海，访问了国际友人耿丽漱等及当年曾任希伯同志翻译的张凌青同志，康予召同志当时在国外任大使，我也用信件采访，并得到了他的详细回信，这就使得关于希伯同志的点滴材料逐渐汇聚拢来，为史料的可信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在采访中，我体会：文学创作的采访和新闻采访的区别之一，就是新闻采访每每首先从事着眼，而文学创作的采访，既要从事着眼，更要重视从人着眼，因此，采访中，很希望能多了解希伯的性格、为人、嗜好，甚至包括容貌、身材、肤色、发色、衣着等等。但就是搞清这些也是十分困难的。年代久了，记忆不清。见过他的人对他的模样也说不清。比如，他的发色是金黄的还是褐色的？他吸不吸烟？吸香烟还是烟斗？……众说纷纭，各不相同，直到见到秋迪才弄清。我想弄到一些希伯的照片，也是几经周折，才如愿以偿。
因为，当我进行采访时，希伯同志战死于东蒙群山中的大青山五道沟下，已经整整三十七年。由于历经战乱，无法觅到他的遗物，他的照片也很难见到。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见到展出一张照片，怀疑这是希伯同志同陈毅、粟裕、史沫特莱、尤恩五人的合影。由于年代远久，照片又较模糊，有些当年见过希伯的同志对左面第一人是不是希伯，表示不能肯定。1978年5月，连希伯夫人秋迪看到这张照片，也说“不大像”。
为了查对并核实这一问题，我带着照片访问过许多熟悉希伯的老同志，希望找到可靠的证据。感谢路易·艾黎同志提供了线索。艾老说：“如果能找到沈其震同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沈当时是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他那时有照相机，他十分熟悉希伯。”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我找到沈其震副院长。沈老看了照片，回忆说：“这是希伯！这张照片好像就是我拍摄的，背景就是当时新四军卫生部的屋子。”接着，他又说：“希伯这时瘦一些，照片模糊，说不大像是可能的！”
我问：“还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这确实是希伯同志呢？”
沈老使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在我手边还有三张希伯的照片，你一看就可以知道了！”
于是，他带我到他家里，拿出了他珍藏着的三张照片。这三张照片，都是1939年二三月间希伯同志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时拍摄的。希伯这次到皖南，就是沈其震同志从上海陪他去的。
这三张照片，一张是希伯、沈其震同志在云岭的合影，一张是希伯、沈其震同志在听周恩来同志向新四军排以上干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的情景；另一张则是在云岭军部欢送周副主席时的合影。
看了沈老拿出的这三张珍贵的照片，对照之下，完全证实了军事博物馆展出的那张照片中确是希伯同志本人无误。
我在临沂、沂南、济南、北京、上海等地的采访，用采访术语来说，都属于“打外围”。希伯同志本人早已牺牲，只能依靠外围人物提供材料。外围人物不外是：爱人、战友、朋友、翻译、领导、群众……采访外围的好处是提供情况可能比较客观、丰富，本人不便说的话，别人可以说。但问题是有时记忆错误，有时不肯定，不像本人可以做出肯定的答复。因此，“打外围”的采访，每每带来大量艰巨的考证与核实的工作。比如希伯的国籍，有四种说法：①波兰；②奥地利；③无国籍；④德国。为什么这么复杂？原因：希伯1897年诞生于克拉科夫（Krakaw），此地原属奥匈帝国，故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人；但此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故有人说他是波兰人；希伯在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是无国籍的，故说他无国籍。为这问题，经过采访，1979年4月有关外事部门正式通知我：“据秋迪同志近告：希伯出生地Krakaw（英文，德文写成Krakav），在他出生证上注明，原为奥匈帝国的一个地方（在奥地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现仍为波兰地方。将希伯认为德国同志是可以的，因为他是德共党员，在德国学习和成长，开始他的政治生活。”这个问题才得以明确。
考证与核实既然在对希伯事迹的采访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我在上海就到徐家汇藏书楼以较多的时间收集希伯的作品。虽然由于十年内乱的破坏，藏书楼受到损失，从尘土满积的杂志堆里仅收集到两篇希伯在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上发表的政论文，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希伯的渊博和风格以及他的社会地位（两篇均发的是“帽子文章”——头条）。希伯严肃、好深思，而又幽默、热情。他爱好哲学、文学、历史和音乐。文如其人，找到他的作品，对塑造他这个人物是有用的。
也是为了考证与核实，我在上海遍查1941年的敌伪报纸。一是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汉奸在当时的动态；二是要从反面掌握敌情，做出判断，了解全局。我根据敌伪报纸做了大量笔记，也确证了大青山战斗发生在11月30日那一天。
采访中，我常常一半时间跑，一半时间想和写。采访的过程与构思作品的过程交织进行。在写文学作品之前，从史学角度写过几篇短文发表。有了一股“韧”劲儿后，在采访中越来越有完成创作的信心。希伯不是一个普通记者，他经历复杂而丰富，但却有许多是不能写的。比如说，他曾在列宁领导下工作，曾见过斯大林，但没有第三者能具体介绍情况，无法写；他在德共党内的事，也无法写；他1938年在延安见过毛主席，1939年春在皖南与周恩来同志及新四军领导人一起，1941年春与刘少奇同志等在一起……这些也无法详写。所以我决定着重拿他1941年秋冬在沂蒙山区采访而献身的这段闪光的经历。这段经历时间虽短，却意义深远。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忠于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对于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有教育作用。
在整个采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始终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蹂躏沂蒙山区的暴行所激怒。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山东的抗战，日寇残酷的“三光”大扫荡，使沂蒙山区人民与中国其他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地区同样灾难深重。我深深感到应当如实再现那段血写的历史。我写时有个出发点：历史不允许遗忘，也不允许歪曲，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以过去的历史作为教训，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使今天中日两国之间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得以巩固和发展。
路易·艾黎同志是一直关心着有关希伯的作品的创作的。艾老有一次给我写信时说：“希伯这个人是完全为革命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是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冲动着。这就是我努力搜集材料并写出《外国八路》的动力。不可能从史学角度去写希伯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复杂而丰富，年代久远，许多材料俱已无法查清或获得。我从文学角度根据所掌握的史料在这本小说中企图再现的（凡属史料方面的确凿材料，我都已写在了《新闻研究资料》《革命文物》《中国建设》《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临沂师专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只是他来沂蒙山区与中国抗日军民相处和并肩战斗的一段艰难生活。那是血雨腥风、铁与火交迸的岁月，时间不到三个月；当然，是光辉灿烂、慷慨悲壮、不应被遗忘的一段。
1982年10月写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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