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进行正义斗争和革命解放战争的漫长过程中，许多国际友人出过力，给过物质、道义、技术上的支持，有的甚至捐弃了宝贵的生命。希伯就是在中国土地上用枪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我们永远铭记：染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不但有献身于革命的中国烈士的鲜血，而且有国际战友的鲜血。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国际主义精神，忠于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对于我们来说，过去、现在、将来都需要。青少年将会从希伯同志的壮烈献身事迹中汲取到丰富的革命营养。
一九七八年的雨季，为了收集有关希伯的事迹材料，我在东蒙山中的大青山一带，艰苦地沿着希伯当年足迹、走过的地点采访，蹚过山洪泛滥水深齐腹的蒙河，冒雨登山凭吊战场遗迹。恶劣的气候和自然、卫生条件造成的痢疾折磨着我，使我完全能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这儿反“扫荡”时的艰苦状况。在沂南县双堠区的梭庄，我凭吊了大青山战斗牺牲的烈士墓地。那是一个刮风的阴天，彤云密布，绿叶沙沙响，鸟儿轻轻啼，我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个又一个冢堆。啊！真是数也数不清的坟墓哟！里面安息着男男女女的烈士，外国人希伯就是和他的中国战友同生共死在一起的。当时，敌人疯狂“扫荡”，烈士们的骸骨，是后来收集埋葬的。除了希伯，因为他是“外国八路”，人们辨认得出，所以事后立了墓碑，其他烈士，无法辨清谁是谁，墓前都没有标志，只能合立一块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刻上了全体牺牲者的英名。面对无名英雄的坟场，面对希伯这样一位有崇高心灵的外国烈士的墓冢，我默默站立，肃然起敬，想得很多。我想到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珍贵友谊，想到烈士们的功勋，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缔造共和国的艰难，想到应当珍惜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自然，更想到生命的意义，光荣的生与伟大的死……采访到的希伯事迹的材料，使我感动并受到教育，我有了信心和决心，要写一些什么。
在中共临沂地委领导同志朱奇民、王树群、王哲等的关心下，采访工作连续进行了一年多，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可以开列出长长一串的名单表示我由衷的感谢。应当感谢中央有关外事部门及对外友协，北京《中国建设》杂志社，上海电影制片厂陈清泉同志和临沂地区行署文办、文化局、出版办公室等部门；应当感谢秋迪·芦森堡同志和耿丽漱同志等这样一些外国朋友；应当感谢粟裕、萧华、沈其震、黎玉、林月琴、康矛召、张凌青、白刃、罗东进等同志给予了或大或小的帮助。在我到大青山附近采访时，中共沂南县委和县文化局派了同志陪同采访，当年认识希伯的一些老人都提供了材科。特别难忘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王炳南会长，在百忙中为我谈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希伯的第一手材料，并在联系采访时给予了特殊的照顾。他说：“希伯是立了很大的功的，他的死壮烈之至。应该写！有需要我们支持的地方我们一定支持！”年过八旬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同志，一九七八年初秋，在北京一所医院的病榻上，为我提供他所了解希伯的情况。事后，他出院了，还一直关心着有关希伯的作品的创作。艾老说：“希伯这个人是完全为革命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是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冲动着我。这就是这本传记小说得以形成的动力。不可能从史学角度去写希伯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复杂而丰富，年代久远，许多材料俱已湮没。我从文学角度在这本小说中企图再现了的，只是他来沂蒙山区与中国抗日军民相处和并肩战斗的一段艰难生活。那是血雨腥风、铁与火交迸的岁月，时间不到三个月；当然，是光辉灿烂、慷慨悲壮、不应被忘却的一段。
据说，一九六三年麦收时节，那时希伯夫人秋迪还未来中国定居（她是一九七九年春来中国定居的），她远道由西德来到中国扫墓，在沂蒙山区希伯同志的坟前献上了一束鲜花。临走时，她从希伯同志坟旁的麦地里，拣了几穗成熟的小麦带走。她说：“希伯长眠在这儿了！这是生长在他墓旁的小麦，我要把它带回去种在德国的土地上！……”
我想，献身于革命的战士，他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正如粮食的种子播入大地，自己的形体消失了，却使人类得到绿色的季节，换来了金秋的丰收。
一个革命战士具有的崇高理想，高尚情操，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和各国人民间友谊的精神是不朽的。这也正像粮食的种子播入大地，它会生根、开花、结实。它会世世代代传之久远，传之久远……
1981年6月
附：“韧”的采访和《外国八路》
长篇小说《外国八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后，有不少读者来信问：“希伯烈士的名字很陌生，过去从没听说过，你是怎么想起写他的？”“希伯牺牲已经四十年了，素材是怎么搜集的？采访中的情况如何？”“听说你写这部小说采访时间就花了一年多，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写这样一部小说？”……请允许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创作中的采访情况，结合一些体会作为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回答。
我1961年夏到革命老根据地山东沂蒙山区来，在临沂工作后，住处离临沂烈士陵园很近。大约是1964年，我到烈士陵园里去凭吊时，德共党员、太平洋学会记者希伯同志的墓茔和墓上的传略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后，又听到些动人的传说，我感到希伯是一个传奇人物，这题材是有新意的。一个外国的共产党人，在中国人民十分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来到偏僻艰苦的沂蒙山区，穿上八路军的军装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不能不令我肃然起敬。可能由于我是学新闻的出身，又爱动笔写写东西，对这样一位来自欧洲的记者兼作家油然有了感情。我就很想写一写这个人物。但墓上的传略极简单，对希伯这样一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国际主义战士介绍得极不具体。我向一些同志打听希伯的来龙去脉，人们又都不太了解，更使我好奇。但冷静一想，这件事干不得，希伯是个外国人，写他必然要涉及到外事活动，要访问许多外国朋友，收集许多外文资料，必须通过外事部门来办，一是没有这种条件，二是可能会招来许多麻烦。这一想，就打消了闯这个禁区的念头。以后，十年内乱，见凡涉及一点海外关系的人动辄可以扣上“里通外国”等罪状，我曾私自庆幸未曾在这件事上“陷”进去。但，1976年十月风云以后，国家拨乱反正，极“左”路线受到批判，我又重新拿起了笔。1978年7月，我决定要写希伯的传记。这时，在我思想上，“禁区”早已开放，虽深知任务艰巨，希伯的材料太少，估计采访的工作量也很大，能否写成心中无数。但由于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又感到希伯同志牺牲在沂蒙山区多年，不能再让岁月将他湮没，遂欣然上阵。
我早年是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对采访工作并不生疏。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这个源泉。有一种生活是本人自己有的或它自己来的，有一种生活则是要自己去找的。这种要自己去“找”的生活，它的手段一般总得要依靠采访。采访的人与事如果与自己的生活积累关系密切，每每可以事半功倍。写希伯，没有现成的创作素材，要去采访，我对自己就做了个基本估计，除了不会德文等不利条件外，我认为自己有五个有利条件，就是：①希伯是个记者兼作家，我对记者和作家的生活有一定了解；②过去接触过外国朋友，有过一点外事活动经验，懂点英文；③对沂蒙山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及风土人情等有一定了解；④写希伯的事迹，必然要涉及扫荡与反扫荡。这是个军事题材的作品。由于五十年代我采写过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的事迹，对军事题材并不陌生，这也是比较有利的条件；⑤上海、北京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比较熟悉，采访希伯时在这两大城市进行活动有方便的条件。
采访有如蜜蜂采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劳动。它既要用腿跑，更要用脑想、用笔记。采访越深、越广，花的功夫越多，掌握的材料越丰富，写作时的选择余地也越大，作者取舍运用的自由也越多。我在1978年开始采访时，希伯牺牲已经三十七年。三十七年中，战乱变革很大，材料的收集自然更加困难，这就使我早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认识到必须有股“韧”劲儿才能完成任务。我急于求成却又不想侥幸一蹴而就。为了在较少时间里能取得较大的成果，我在采访前做了比较周密的规划，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就是：①努力收集、查阅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有关希伯的现成文字资料来研究、参考；②收集、阅读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时沂蒙山区八路军指战员活动情况和资料；③熟悉历史背景，收集、阅读当时有关历史书籍及革命回忆录；④拟订详细采访计划，包括被采访者名单、地址、访问提纲、提问范围；⑤希伯1941年在东蒙山中活动，战死于大青山，我就拟订了去东蒙山、大青山一带现场实地考察计划。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