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大约二三月间，希伯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敦等从上海出发，由新四军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陪同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他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周恩来这次来皖南，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住了二十天，检查了新四军的工作，在军部礼堂给驻云岭排以上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把反对投降危险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希伯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周恩来有了接触。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并在3月14日欢送周恩来西上时，与周恩来同志及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叶挺等合影留念。此行的采访所得，希伯写了报道，在欧洲和北美的进步报纸上发表。
此后，希伯就这次采访所得写了一些报道和政论，先后发表在《美亚评论》杂志上。他在这年4月所写的《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中，详细地报道了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开展游击战取得的成绩以及它对抗日战略的意义，热情赞颂了新四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无比英勇的牺牲精神。同年6月，他写了《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一文，报道了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报告的要点，告诉世界人民，中国人民正在实行持久战，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希伯在国际上，用笔为我们做过大量宣传工作。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在3月份出版的《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文中尖锐指出：国民党当局这样做，是完成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能力做的事。过了两个月，希伯又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的内战磨擦有助于日本》一文，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解散”，但它仍在继续进行抗日战争，仍是日本侵华的主要障碍。到1941年5月间，他在上海为美国的《太平洋事务》撰写了《论苏日关系》一文后，以进步组织“太平洋学会”记者的名义，通过地下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安排交通。在5月里，他与夫人秋迪一起离开上海来到苏北新四军里。秋迪做他的秘书与助手，同他一起到过盐城，也到过阜宁。希伯在新四军里采访，见过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他在这里详细考察，深受感动。他说：在这里“看到了新中国的基本精神与初步规模”。6月下旬的一天，希伯在苏北新四军里得到消息：6月20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当时，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号召：目前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独立而斗争。过了一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邀请希伯到总部去谈话。因为希伯懂德文、俄文、波兰文、英文，对欧洲及苏、德情况很熟悉，刘少奇等新四军领导同志要听他谈谈意见。他很高兴，与刘少奇等做了长谈。自从到新四军以后，他一直紧张而勤劳地工作：接谈访问，出席集会演说，整理材料，写作……在苏北，他完成了一本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还写了《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和《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两篇报道，分别发表在这年9月和10月的《美亚评论》上。当时，为了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的活动情况，他决心到山东去。他是一个决心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底的人。当时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告诉他，到山东敌后，路途艰难，而且山东敌人的大“扫荡”估计快要开始，去比较危险；劝他暂勿北上。他却执拗地坚持了自己的要求，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儿从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那儿需要我！许多问题，我到那儿才能找到答案！”最后，为了尊重一位国际战友的迫切愿望，新四军军部就决定派部队护送他去山东，希伯和夫人秋迪告别。秋迪回到上海。那时，从上海租界上可以直接同国外通信而不受阻挠。秋迪在上海起了一个“交通站”的作用。希伯写了稿派人送到上海，秋迪可以将稿转寄到国外发表。
希伯由新四军派人护送，冲破险阻，越过历史上有名的古运河，又越过日寇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由八路军派小分队接应。先到山东滨海区，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先与罗荣桓政委，后来又与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人朱瑞、黎玉等见面。人们回忆当时的情况是：他身材高大，头上长着卷曲的褐发，一双蓝眼睛闪动着喜悦的神色，亲切地同大家握手，用中国话说：“我叫希伯！你好！”又说：“能和山东抗日军民会见，我很荣幸！这是亲人的会见，战友的会见！”……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热情、智慧、幽默、意志坚强而好思索的人。他到达鲁南，是在1941年9月12日，在当时山东出版的《大众日报》上，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在第一版上曾刊登这么一段消息：
〔新华社山东分社讯〕太平洋学会的先进作家希伯，在本月12日由苏北到了鲁南。他是德国人，对于中国的革命问题很有研究。他曾先后来中国六次（注：这个数字不可靠，据希伯夫人说，应是三次。——王火）。第一次来华是在1925年大革命时代，在当时他并积极帮助北伐军做工作。抗战后他曾到过延安。这次他从苏北到山东，是新四军派队伍护送他来的。现在希伯先生还驻于一一五师。闻师部即将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本省青记学会亦正在筹备欢迎。在抗战后，外国记者来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人。（召）
一一五师师部召开的欢迎会是在希伯到达后不久举行的，会场设在一块林间空地上，扎起了五颜六色的彩棚。师的领导机关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希伯的茶会。
当时，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下，环境杌陧，生活艰苦，斗争十分激烈。一个国际友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来到这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尤其因为希伯是德共党员，当时，德、日、意轴心国正在勾结，他的来到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连德国人民也支持我们，各国人民之间是心连心的。
希伯到达山东敌后，《大众日报》上曾有两篇报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他的部分活动情况：
1941年10月10日，山东《大众日报》发表了特写，题为：《欢迎国际友人——希伯》，抄录如下：
〔新华社山东分社〕由华南华中赶到山东来的美国太平洋学会会员，正义的中国国际友人——德籍的著名作家希伯，到了山东已快到一个月了。山东的党政军民各界，特于四日召开了盛大的茶会，来欢迎这位心热意诚，为同情中国革命事业而吃苦耐劳的国际友人。会场布置的相当的美丽。会场门前的横匾上用英文写着：“欢迎我们的国际友人希伯同志！”“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下午6点钟，圆月快要爬上树梢的时候，茶会开始了。首先由文协张凌青先生用英文代表各界致欢迎词。接着，由山东共产党领导人朱瑞同志，山东八路军代表刘子超部长和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代表陈明副主任相继致辞。在朱瑞同志的讲词中说道：我们欢迎希伯同志的意义有三点：第一，我们所欢迎的希伯是为全世界被压迫者英勇奋斗的一位国际战士。第二，希伯是我们千百万个国际友人之一。第三，我们抗战事业中，还存在许许多多足以妨碍我们在国际政治条件允许之下，积极组织反攻的缺点，希伯同志对于帮助我们来纠正这些缺点上，尤其在正义的宣传上，是极大的。至于我们怎样来欢迎希伯呢？第一，对山东工作的认识要提到国际性的高度。第二，加强共产党内与群众中的国际主义教育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教育。第三，帮助希伯以各种真实的材料，帮助他在山东任务的完成。
八路军代表要求：希伯同志，把山东人民用他们的血和肉，用顽强的武装斗争创造出来的抗日斗争史迹，报道到全世界去！
民主政权的代表说明山东的抗日民主，是真正在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却正在被国内外敌人和国内亲日投降派所夹击。并希望希伯同志能把山东人民艰苦奋斗的民主光辉，传播到全世界去！
希伯在最后致答词，他首先叙述了他自己的历史和愿望，叙述了他十年来与中国人民在一起艰苦奋斗的故事和他对中国的了解，并热烈表示，要求大家供给他以研究的材料，完成他采访抗日的伟大任务。
在中秋明朗的月色下，大家吃着月饼、水果，纵谈着中外大事，洋溢着动人深感的伟大国际友爱，一抬头，你就会看见那几个大字：“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1年10月16日《大众日报》上又刊载了一篇署名为“兵”的通讯：《一位外国记者的意见》，抄录如下：
省各界欢迎国际友人希伯座谈会，在皎洁的月色里，大家毫无拘束地纵谈着，屋子里荡漾着伟大的国际友情。
希伯首先叙述，他对到敌后的山东来，是感到怎样大的兴趣。他说：“很多的外国人，甚至部分的中国人，都还不知道在山东也有八路军的活动。最多也不过知道山东有游击队罢了，一般的只知道陕北有八路军，或者山西有八路军。”
“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在山东也有着八路军的活动呢？这就应该归功于日本人和当局者的新闻封锁政策。特别是当局者严厉的传统的新闻封锁政策，官方的新闻通讯社，从来没有发表过只字有关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消息。发过的只是关于‘山东八路军非法活动’的消息。可是，应当感谢的是，也正由于他们发表了这些消息，发表了这些山东八路军‘非法’活动的消息，才使得很多外国人知道了山东也有着八路军在活动！”
这位外国友人的深刻的幽默的谈话，引起了全场的人都在大笑起来。
“而且，”停了一下，这位外国朋友又继续地谈下去，“据我在上海、香港一带所亲眼看到的，凡是登载着有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的报纸和杂志，都在广大的社会人士中，特别是在工人、市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们中间极其普遍地流行着。这些新闻和报告，即使是一字一节，也被广大的中国人所十分地重视和关心！”
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再三诵读的一段话啊！事实证明了真理，只要是真理，就一定为中国人民所拥护与热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广大的敌后的人民，在保卫祖国反对日寇的战场上，所流的血、所流的汗，决不是任何有成见的人们或党派所能够一手抹去的！
底下，希伯又叙述着外国友人们，对于中国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态度。他说：“在上海、香港和国外的报纸和杂志上，都毫无保留地登载着一切可能得到的有关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和敌后情形的新闻和报道。这是遍布在大后方的新闻封锁中的一个缺口，也是热心于封锁新闻的人们所最头疼和毫无办法的事情。比如当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所有的报纸上都不仅登载了新闻，而且都作了社论，一致抨击国民党不顾抗战残杀异己的政策，其中就只有一家报纸没有公开地正面地攻击国民党当局。这就很可以看出美国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舆论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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