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了日本强盗的新闻封锁。希伯叙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日本人国际宣传的老办法，便是用钱或者用别的手段拉拢一些外国记者到指定的日本占领区去视察指定的皇道政绩。”
“可是，有一次，当一个外国记者来视察山东，而且见到了所谓‘最高行政官吏’的伪省长唐仰杜时，唐仰杜向他诉苦说：‘这个工作不好干，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都骂我是汉奸！’”
说得全场都大笑起来了。
当希伯同志谈到当局者新闻封锁政策时，他很严正地指出：“今天国外许多公正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们，对于国民党当局没有好感，这一责任是应当由当局者自己来负的。国民党当局对待国外新闻记者们的那一套，太使得人们感到难堪与不满，外国记者到中国来，本来是同情和帮助中国抗战的，但国民党却对他们表示怀疑，比如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们，要采访八路军在华北抗战的消息，就必须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先生那里去采访，其他地方是采访不到的。你如果到共产党那里去采访，那么，他们就会给你戴一顶帽子：‘共产党’，而别的麻烦也就跟着来了，老实说，这是一切外国记者所最不满意和最头痛的一件事。”
这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足够反共反民主的健将们猛省了！
最后，希伯先生叙述着他对敌后的意见，这位热情的正义的，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用着他无限的热情和诚恳的声调，向全场的中国弟兄们说：
“这一次到中国的敌后方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掩护下，我能够在日本占领区中，来往自如地旅行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在中国敌后坚持抗战民主的人士们，还给了我以最大可能的方便与安适，这是许多外国记者们所想象不到的！”
“我一定要把我亲身经历到的一切事情，比如像我怎样在八路军的保护下闯过了日本人的封锁线的故事，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告诉他们：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坚持搏斗，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方来！”
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希伯同志在这期间，还应邀为青记学会和部队的干部作讲演。他在讲演中揭露了希特勒法西斯集团许多阴谋和暴行，受到了大家的热烈的欢迎。
希伯到达沂蒙山区以后，立刻就开始了繁忙的采访工作，他访问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也访问了当时山东战工会和山东纵队的负责人黎玉等。据有的被访问者回忆，他采访时很细致，记录时很详细，对中国的情况早有研究，了解得很深，问题提得很中肯。他自己会讲中国话，也能听懂中国话，但在采访时，为了订正某些问题，他的态度极为认真，常依靠自己的一位姓方的翻译再三考证。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让美国名记者、“中国通”拉铁摩尔到重庆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本为美国《太平洋事务》的主编，与希伯有私交。希伯在由苏北到山东敌后的途中曾见到国民党反共军反共不抗日的恶劣行径，九月间到沂蒙山区后，从看到的一切使他对于中国民族的前途乐观，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国民党大搞反共摩擦制造分裂的现状忧虑不已。他决定以私人间的友谊关系致电重庆拉铁摩尔，介绍他所目睹的山东敌后情况，痛陈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必须制止，而民主团结必须推进。他表示他愿以在山东敌后的考察所得，以今后的时间与精力，为中国的民主团结坚持抗战方针而奋斗。
希伯是一个刻苦工作不知疲倦的人。他的夫人秋迪回忆希伯在上海时的工作情况时说：“别人吃药是为了睡觉（指吃安眠药）；希伯吃药是为了不睡（指吃兴奋提神的药），可以夜以继日地工作。”自从他到达山东以后，每到夜晚，在他住处周围的人们，常常听到他的打字机“托托”、“托托托”地响。有时，他点着小油灯工作到半夜，有时打字机声一直响到天明鸡啼才停歇……
希伯利用采访间隙，写他的《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一稿。这篇通讯特写，详细记载了他从苏北到山东的经过。他由苏北到山东时，一路上历尽艰险，化了装，曾偷渡古运河，又冲过敌人的陇海铁路封锁线，也受过国民党反共军的袭击。他在文章中用兴奋而自豪的语气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他——一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个“日本占领区”自由自在地旅行，却在这个地区遇到了千千万万武装的抗日战士和人民，却在这个地区到处瞥见日本“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碎裂的“太阳旗”。他说，他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很多外国人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事实的话，到了中国人民在某一天全部光复了自己的土地的时候，那些人就会惊讶得不可名状……
希伯在山东敌后，足迹所到之处很多。他先到滨海，后来突破了敌人封锁的数十里宽的沂沭平原到了东蒙山区。他嘲笑敌人封锁线的脆弱，比喻说它们在八路军面前就像碰上了利刃的布条。他到了沂蒙山区，在沂蒙山区主要是在东蒙山区活动。东蒙山区在今天沂南县以南和费县东北一带，当时叫作费东县。费东县的双堠、盆泉、梭庄、侍郎宅等地，很多人都看见过他。人们都能生动地描述这个“外国八路”的模样和他当时对军民的热火劲儿。他常背一个牛皮图囊，图囊里有地图，还有一个单筒望远镜。图囊上拴一只搪瓷杯和一条毛巾……
1941年10月间，在沂南县城所在地界湖，曾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及八路军一一五师联合召开过一次英模大会。这次会是在敌人“扫荡”即将开始前召开的。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激励军民抗日进行反“扫荡”。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支前功臣、医护先进人物都戴着大红花参加大会。大会还办了个展览会，展出了各种农副产品和英模事迹以及缴获的许多战利品。有个出名的名叫刘宗后的劳动模范，因为他种植的大地瓜一墩就有十八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作“大地瓜”。希伯曾亲自访问了刘宗后并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次英模大会上，希伯发表过演说。他向英模们祝贺，强调了中德人民之间的友谊，声讨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介绍了德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勉励大家坚决抗战，早日争取胜利。
希伯在山东敌后，也访问过日本战俘，并同反战的“日本觉醒联盟”的日本士兵结下了友谊。他也曾要求参加八路军的夜袭，实地观察八路军是如何打击敌人的。为了采访，他很少考虑自己的安危。
现在已经六十多岁的一位名叫刘献厚的老人，目前，是沂南县梭庄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当年，他是一个年轻的村干部，希伯曾经访问过他，同他长谈达两三小时，内容涉及到村上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游击小组等抗日的种种情况。
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很多人记得希伯当年曾经极有兴趣地在梭庄和界湖一带参观过妇救会的军鞋组，向一些大娘、大嫂们询问军鞋组给八路军做军鞋的情况，并且拿起一双又一双坚固舒适的蒙山鞋，用手指敲着鞋底，不断赞赏地点头夸好。当地逢五逢十赶集，希伯也由翻译陪同，饶有兴味地欣赏着集上的一切。他看着大嫂子们在铁鏊子上烙煎饼；也试着自己去推石碾帮助群众压小米……
希伯很喜欢小孩，他自己没有子女。很高兴和儿童团在一起。他喜欢听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喜欢看着他们拿着红缨枪神气地站岗放哨。他常逗着孩子们笑。他同一些儿童团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儿童团员们亲热叫他：“老希大爷！”
希伯深入实际，深入工农兵群众采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日本侵略者于11月初全面展开的大“扫荡”开始前，他写了《八路军在山东》和《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据当时山东文协的负责人张凌青回忆，当时他见过这两部稿子，译出来长约八万字，希伯并利用在山东采访得到的材料，修改充实了在苏北时写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有八万字左右。张凌青说：“在这些著作里面，希伯以敏锐的观察，准确而扼要地概述着各方面具体情况；他以卓越的政治见解，客观的态度，中华民族解放的立场阐述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民主团结，抗战的方针及政治纲领，在他的笔下，反映着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张与实践完全一致，以及在这实践中的真凭实据的伟大的成就，在这些著作里面他说：除民主团结外，不能有其他手段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抗战坚持到今天是不能想象的。”他警告说：“一切反共反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行为，不论采取何种口实都只能有利于敌人。”（见张凌青1942年7月7日在山东《大众日报》上发表的《悼中国人民之友——希伯同志》一文。）
希伯是一个外国人，但对生活上却能做到与根据地军民接近和一致。他到沂蒙山区后，八路军领导机关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和一匹良种的枣红马。他起先坚决不要，后来才接受了。他本来穿的是大皮鞋，后来改穿“蒙山鞋”。“蒙山鞋”是一种鞋头的形状像“铲”的布鞋，适宜爬山。他和沂蒙山区人民一样，常吃煎饼。有时，庄上的老百姓煮面条给希伯吃。他就说：“你们面少，我过意不去！”有些同志在和他谈话时，说：“你来到山区很艰苦！”他总笑着说：“你们过得去，我就过得去！”群众对这个穿八路军装的“外国八路”都有好感，因为他艰苦朴素，和蔼可亲。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喜欢文学、历史和音乐，谈吐幽默。他是一个带点严肃但是又十分热情的人，他的脸有时露出沉思的神色，但待人接物时却又常露出亲切的微笑。他有一支钢笔，也有一个铅笔头，口袋里揣着记事本。采访时，他总是用钢笔或铅笔头将采访来的材料，流利地书写到记事本上去。然后，在夜间，人们就听到从他住的屋里传出了清脆的连续不断打字机的“托托”声……
1941年秋冬期间，日寇进行大“扫荡”。11月初，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亲自指挥下，将五万多兵力集中起来，从四面拉网，打算将我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的部队全部包围消灭在沂南县境内留田一带。当时，驻守在临沂、费县、平邑、蒙阴、莒县等地之敌，分十一路从四面八方向留田一带汹涌围来。距离留田最近的敌人仅二三公里，最远的也不过七八公里。这就发生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领导的出名的“留田突围”一役。希伯亲身参加了这一有名的“留田突围”。
当时，在留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牛家沟，罗荣桓政委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研究突围。西面有津浦铁路，敌人重兵云集，碉堡林立，戒备森严，不易通过。北面敌人正疯狂向南压来，国民党反共军又与山东纵队对峙，易受敌、伪、顽夹击，也去不得。有人主张向东突围冲过沂河到滨海地区，但实际东面是日寇故意设下的“口袋”。敌人在沂河沿岸的河阳、葛沟一线埋伏了机械化部队和骑兵等候我军入瓮。在这关键时刻，罗荣桓政委根据可靠情报，出人意料做出了判断，提出：向南突围！
南面临沂一带，是敌人的老窝，向敌人心脏里钻，能行吗？那不是送进虎口太危险了吗？但是罗荣桓政委指出：危险的地方在特定的条件下是相对安全的！敌人为了在留田“铁壁合围”“清剿抉剔”，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兵力北调，心脏里反而空虚，就给我们闪出了突围的空隙。而且，这样突围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定能成功！他的决定得到了大家的同意，统一了思想。11月5日傍晚，几千部队指战员和非战斗人员全部在东汶河的岸边集合出发。希伯由翻译、警卫员和护士陪同随行，同行的也有日本军人中的反战的战士。
这夜，有淡淡的月光，但大雾迷蒙。敌人在每个山头上都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妄想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但两山之间的衔接处是黑黝黝的，突围的队伍，依靠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向南疾进，肃静无声。连过三道敌人封锁线，并消灭了敌人的小股巡逻队。走了一夜，有时，与公路上北进的敌人交叉而过，有时来到敌人刚刚离开不久的村庄。到6日拂晓时，敌人的“铁壁”被我们“钻”通了。我军安全突围到了费县汪沟及蒙山南端的黄埠前一带，未放一枪，取得了胜利，使五万多敌军的“拉网合围”劳而无功。
希伯随同突围部队跋山涉水走了一夜，目睹了这有名的“留田突围”一役。他的心情兴奋而又激动。拂晓胜利突围后，他不顾疲劳，立刻要求亲自去向罗政委等部队首长祝贺致敬，他热烈赞颂这次突围的领导“指挥神奇”。也对部队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钦佩不已。希伯提出他要立刻给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出版的《战士报》写篇文章，欢呼这次“留田突围”的奇迹般的大胜利。希伯毫无倦意地坐在石头上，以腿当桌在打字机上打字，这一篇文章的题目为《无声的战斗》，由翻译译成中文后，交《战士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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