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迪详细谈了对剧本的看法，总的肯定，也有些修改意见。
我觉得秋迪的态度十分认真，但由于对中国情况不够了解，加上有些事她不知道或年代久远记忆有误，听了她的意见，例如认为八路军应是穿草鞋的，却不知一一五师战士当时是穿蒙山鞋的（厚底布鞋更可走山路），对她的意见我既不能全部拒绝，也不能就马虎同意。于是，我向他坦诚地把我的意见、想法告诉了她。
她是个直爽的人，听了我的意见、看法，她表示感谢我的诚恳和努力，并同意了我的意见。我说这仅是初稿，我还将继续用心修改。她则提出：由于她的中文太差，剧本请人翻译才能看懂，要我支付给译者一笔很高的翻译费。
在西方，由作家支付这种翻译费可能属于正常，这对中国的作家却有困难。当时，为写希伯，南来北往，我自己负担了许多费用。如今，要付翻译费，付这一次尚可说，以后不断地付又怎么承受？但她既然这样要求，我当然答应下来。但向她解释：中国的作家作品未写成拿不到稿酬，拿到稿酬时，数量也很少，希望她能理解。听了我的解释，她顿时歉意地说：“这次我把你请来，你一定又要花费不少钱吧？我很抱歉。”我说：“这次我是应该来的，但以后有些事我们可写信联系。”那天分别时，我们握手，她忽然用中国话说：“明晚七点钟，请来吃顿便饭！”她讲的“吃顿便饭”带上海口音，说明她早年在上海居住时学会的上海话还未忘记。
次日晚，我按时前往。她住处是友谊宾馆8743室。我带了一盒巧克力送她。她招待吃了一顿难忘而又极简单的便饭——一人一盘蔬菜；盘中央放着的是一只生洋葱，切碎浇上橄榄油和细盐，周边是几片苹果，一只切碎的番茄，一只切碎的灯笼青椒，一只煮熟的马铃薯。此外，有一碟苏打饼干、一叠面包片、一碟果酱。她又用小高脚玻璃杯给自己和我各倒了半杯红葡萄酒。我从不喝酒，也不太习惯吃生洋葱，勉强陪着她用刀叉吃，她却吃得有滋有味，告诉我：平时晚上她总是这么吃的。
这次，我们东南西北地闲谈，我印象深刻的是她朗诵了我在本文开头引用了的那首德国民歌给我听。
我们后来保持联系，偶尔通信，秋迪同志两次寄赠过她的照片给我，并一直关心着我采写希伯事迹的事。1981年，我以希伯事迹为题材写的小说《外国八路》出版。我曾利用出差之便到北京将书赠给秋迪和艾黎、王炳南等同志。她表示高兴，对书的封面比较满意。但电影剧本虽然我连续修改了十三次，由于上影厂有的领导同志对这类题材不感兴趣，最后这个以《外国八路》为名的电影文学剧本是在中央文化部主编的《电影剧本园地》上作为重点剧本发表，却未能投入拍摄，我遗憾而且歉疚，秋迪也觉得遗憾甚至不大谅解了，向我直率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劳动竟不拍摄？”
希伯的影响是不小的。徐向前元帅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希伯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聂荣臻元帅题词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亲密的战友汉斯·希伯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早在1944年山东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给希伯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与此同时，我写的有关希伯的一系列文章在《中国建设》《新闻业务》《革命文物》《文汇报》《中外交流》等报刊上陆续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德国研究工运史的女教授谢纳尔读了《外国八路》后就写了书评在德国报刊上发表，向德国人民介绍了希伯的事迹，当时东德的军事出版社通过东德大使馆同我联系说已请人翻译《外国八路》，决定由他们出书。此书后来因两德统一遂未实现。但谢纳尔教授有时仍将研究希伯的资料寄给我与我通信。山东电视台根据《外国八路》，拍了电视剧放映。此后，山东大学朱懋铎教授和山东省党史办李肇年教授，为此与我也有联系。1986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5万字的《希伯文集》，详细记述了他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秋迪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并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上海的一位学者许步曾是研究犹太人在上海问题的专家。1994年12月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他找到了希伯和秋迪当年的故居（新闸路1292号），并寄来了照片。1989年10月15日，山东省临沂地区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群众在华东烈士陵园为希伯的汉白玉大雕像落成举行盛大揭幕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写信撰文表示深切怀念。黄华、沈其震和中共山东省委及临沂地委的领导同志出席，秋迪和山东中共党史委员会主任高克亭特地去临沂为雕像揭幕并献花篮。事后，秋迪寄了一本“希伯同志雕像落成纪念活动专辑”给我。后来，临沂地委李祥栋副书记也寄了专刊给我。我看到专刊上秋迪的多张照片。她已八十四岁高龄，仍精神矍铄，使我欣慰。我听说她年事虽高，仍关心着中国的建设事业，除对《中国建设》杂志和改名后的《今日中国》付出关心外，还在宋庆龄基金会及国际友人研究会等活动上出力。我记得当她在七十几岁高龄时，她就是坚持着每天上午都要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去上班工作的。
由于太忙，我每次去北京，常匆匆又离开，好几年未顾得上看望希伯夫人。1991年，就知秋迪身体极差，记忆几乎丧失，我很惦念。1995年“五一”节前后，我到北京开会特意去看过她，但她已年迈病重，见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和交谈。这使我很惆怅，我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
秋迪曾告诉过我：她是1928年认识希伯、1932年秋在德国与希伯结婚的，她并给我看过她和希伯的结婚证书及希伯1897年6月13日诞生于克拉科夫的出生证。结婚后，希伯第二次来华，秋迪也偕同前来，住在上海。路易·艾黎曾向我介绍他们这段时间的生活：“她那时给希伯照料生活，很勤劳的，她很像希伯的秘书和助手。”1939年，秋迪随希伯到过安徽，他们将抗日将士急需的药品等带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也送过药品到苏北。秋迪讲过由上海坐小船偷渡去苏北的情况：“希伯装作医生，我装作护士，将打字机装扮作医生用品，与医药用品一同带去苏北。”“我们藏在小船的舱底，只有一个小透气孔像烟囱。几乎憋死。”……
1941年5月，秋迪随希伯到苏北阜宁新四军军部后，希伯与她曾见到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6月20日，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希伯要再去山东，而当时去山东敌后十分危险，希伯决定一人前往，让秋迪将他的一些文稿带回上海。那时从上海租界上可以直接同国外通信而不受阻挠。希伯约定在山东写了稿派人送到上海，秋迪再将稿转寄到国外发表。希伯到山东后，随八路军一一五师活动，曾与罗荣桓政委等在一起，也与山东纵队政委黎玉等交往。谁知，1941年冬日寇疯狂大“扫荡”，11月30日希伯持枪与凶残的日军作战，不幸牺牲于鲁南的大青山中。秋迪在上海等待着希伯的音信和归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毫无音信。希伯在山东敌后写的文稿，曾由部队派专人送赴上海，但战争环境险恶，送稿人想是牺牲了，文稿均无影无踪。秋迪在上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才找到她的住址，将希伯已经牺牲的噩耗告诉了她。她当然悲痛万分。这时，法西斯德国已经垮台，但中国内战又迫在眉睫，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秋迪在悲伤中决定回国。这段生活，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是坐船回德国的。过印度洋时，我将许多年的日记全丢在印度洋里了！希伯的死我很伤心。他博学多才，我把他说成是我的‘字典’！他勤奋，许多人为了失眠服药，希伯相反，他为了工作不想睡觉而服药提精神。我虽伤心，但想起希伯，就受到鼓舞！”“我不喜欢人悲伤，我喜欢人努力进取！”
这以后，秋迪在德国靠自己艰苦的工作养活自己，但她的目光始终深情地注视着中国。终于，她在1963年到中国为希伯扫墓，到1979年又申请到中国定居，为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这是一对安葬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朽的外国夫妇，中国人民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愿他们安息！他们的英名将永远记载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
（本文曾由上海《文汇报》、北京《中国建设》、山东《洗砚池》、《四川省政协报》等多家报刊分别先后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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