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至今仍待培育

    由于中国革命是人类的希望

    它吸引了许多甘愿为它而献身的人们

    这其中就有希伯

    他的英名永生在老根据地沂蒙山

    帝国主义者的子弹射进他的躯体

    夺去了他的生命

    使他又化为尘土

    但感染他的精神

    继续感染着世界各地的其他人

    愈来愈多的人们

    聚集起来

    为更美好的前途而斗争

    1977年5月25日于鲁南临沂

    他把这首英文诗寄赠给我时，在给我的信中说：“希伯这个人是完全为了革命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我后来在《外国八路》出版时所写的“后记”中写道：“年过八旬的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同志，1978年初秋，在北京一所医院的病榻上，为我提供了他所了解希伯的情况。事后，他出院了，还一直关心着希伯的作品的创作。艾老说‘希伯这个人是完全为革命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是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冲动着我。这就是这本传记小说得以形成的动力。”

    《外国八路》1981年12月出了第一版。1982年春，我到北京，特地带了一本签上了名的书去送给艾老。我到了台基厂一号艾老的住所，那是一座蓝灰色的西式楼房，外面是整齐的经过修剪的草坪。草坪上翠绿的颜色使人眼睛发亮。

    艾老在他的书房里接见我，用他那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笑着说：“老朋友了，看见侬蛮高兴！”这是用上海话讲的，使我感到温暖。我打量着他的书房，四周都是排列满了书籍的书橱。书橱顶上和那造型奇特的古玩架上，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外国的艺术品。那真是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

    我再看看他工作的那张桌子。桌子不大，上面放着一架打字机。桌上横七竖八地摊着纸张、书籍和报纸。看来，我到达时他正在工作。

    我拿出了《外国八路》送给艾老，我说：“在您的鼓励下。我终于算是勉强地完成了任务。”

    艾老显得很高兴，笑着接过《外国八路》仔细地看了看封面。封面上有郭予群同志画的一张希伯的头像。艾老打量着希伯像，说：“很好！谢谢你，这是最好的礼物！谢谢！”

    我说：“这本书我写了一个《后记》，我来念给您听。”

    他表示同意。

    于是，我念了一遍《后记》。

    我念完，艾老点头，说：“写得好！是这样！是这样！”

    临别，艾老从书架上拿一本书来送给我，说：“做个纪念！”他用桌上的笔签上名字将书递给我。

    我一看书是英文的，书名是“Youbanfa”。“这个书名真怪。”我想，“这是什么意思？”一念，明白了，原来就是《有办法》。我谢了艾老，同他握别，我住的是中央文化部招待所，四人一间的房，乱糟糟的。书放在枕边。第二天，我在外边奔波了一天，回去后竟发现《有办法》不见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遗憾之至。

    如今，艾老已经去世了！回想起同他的一点交往，思念之心很深。想起他在中国工作六十年，像火一样燃烧，回忆起他在我写希伯事迹时说过的“他是不应该被忘却”的话，我觉得艾老当然是不应该也不会被忘却的。

    我总是想起马克思那句名言：“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艾老太像这种有益于人类的露水了！太阳就是人民的事业。艾老终生闪耀着的绚丽色彩，是不会因为他的肉体消失而减弱光芒与美丽的。

    艾老生前告诉过我：上海是他踏上中国经过的第一个城市。他上海的故居在愚园路1315弄内，是一幢小楼。这里曾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接头和避难的地方，也在艾老掩护下架设过秘密电台。艾老每到上海总要去故居看看。最近，有友人从上海来，告诉我：艾老在愚园路1315弄内的故居已经勒石作为纪念。一块长方形的石壁，上面刻着艾黎故居和当年这里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过的贡献，钉在艾黎故居的墙上。

    我最近因为查病要去上海。到了上海，我是一定要到艾老的故居去看看的。

    尊敬的艾老，请接受我对您的深深的景仰和悼念。

    1988年2月6日

    五、希伯与秋迪

    1997年初，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顾问、《今日中国》杂志社德语专家秋迪·芦森堡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2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二岁……”我闻讯立刻发了唁电。也不知为什么，我耳边响起了多年前她曾朗诵给我听过的一首德国古老的民歌：“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流逝，过了严冬腊月，又是明媚春光……”她是一位愿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全部身心的外国专家。她告诉过我，她不喜欢人悲伤，而喜欢人努力进取。

    我同秋迪认识并交往，起因是她是德国反法西斯知名作家和记者汉斯·希伯的夫人。

    汉斯·希伯曾是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30年代初在上海曾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人组织过上海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汉斯·希伯用“亚细亚人”等笔名在美国的《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及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及报道，支持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抗战爆发后，他在延安见过毛泽东同志，在皖南泾县云岭见过周恩来和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1941年5月，在苏北见过刘少奇、陈毅等同志，随后即去山东解放区，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东敌后采访，骑一匹枣红马，老百姓叫他“外国八路”。是年11月30日，日寇大扫荡时，他英勇持枪与日寇作战，身中五弹战死在鲁南沂南县和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五道沟下獾沟子附近，终年四十四岁。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外国朋友很多，但穿上中国军装拿枪战斗而死的欧洲人，希伯是第一个。当地人民热爱他，埋葬希伯后，大青山一带民间有人用一首《青山赞》歌颂他：“巍巍青山高又长，顶天立地走四方，风雨雷电撼不动，要在人间树榜样。”……

    为了给希伯写一本书，从1977年春开始，我就开始采访、收集他的材料。经过努力，我在收集到的有关希伯的材料中，惊异地发现，希伯的夫人秋迪也是应该大书一笔的人物。1939年，希伯与秋迪曾同到安徽，1941年5月，希伯与秋迪在地下的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安排下曾一起到苏北新四军军部去过。我寻找当年的旧报纸，发现有希伯偕夫人到达苏北的报道。当时的报纸上，希伯夫人名叫“吐露苔”而非“秋迪”，是译音不同所致。此外1963年麦收时节，秋迪由当时的西德来到中国，特地到沂蒙山区为希伯扫墓。她将一束野花，献在希伯墓前。临走时，她从希伯坟旁的麦地里，捡了几穗成熟的小麦。她说：“希伯长眠在这儿了！这是生长在他墓旁的小麦，我要把它带回去种在德国的土地上！……”这件事，很使我感动，我意识到：要写希伯，不采访到秋迪是不行的。我决定为此努力！

    1978年，我到北京，在外事部门了解到：秋迪在西德居住，有时在意大利工作。但她想到中国定居，并告诉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过：“为什么白求恩有人写，希伯到今天没人写？我们支持你写希伯，这是有意义的。”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

    我采访了粟裕、肖华、王炳南、沈其震、黎玉、林月琴、康矛召、张凌青、白刃等同志及路易·艾黎、马海德、耿丽淑等外国朋友，得到他们很大的支持。

    这时我想见到希伯夫人秋迪的愿望更强烈了。终于，1979年4月初，收到有关外事部门的通知，说是秋迪到北京了，邀我即去见面，我当即专程到了北京。

    那是1979年4月9日，下午二点半钟在北京友谊宾馆。陪同我去的有《中国建设》杂志社业务组的周澜同志，有关外事部门的宋克明同志为我们做翻译。

    秋迪会讲英语，也会一些中国话，所以交流并不困难，她那年七十四岁，看来只有五十多岁，穿件红色羊毛紧身衣，咖啡色西裤，金发有发白了，两只大眼带蓝色。

    我那天带去送她的礼物是一张我拍摄放大的大青山照片和收集到的希伯与陈毅等同志的合影。她凝视着照片久久无语，似乎很动感情。她向我表示感谢，送我一封英文信作为礼物。这是1963年她由西德来华到沂蒙山区为希伯扫墓时，我国外事部门交给她的。信上叙述了希伯牺牲的经过情况。我也向她表示感谢。

    我们从两点半钟谈到六点半钟，谈得很融洽，解决了我所不太了解和需要了解的不少问题。第二天，又谈了几个小时。我感谢她给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她则表示感谢我写希伯，希望我写希伯时必须严肃，千万不要罗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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