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西行漫记》的评价众所周知，曾经在延安担任过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的翻译的吴亮平就说：“毛泽东同志看了这本书（指《西行漫记》）后曾说过，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它使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力量。”
但，这只是一种总体的评价，对这本书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价，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斯诺书中的所有一切观点都认为十分正确。斯诺是进步的西方记者，不是共产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他的要求与对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应当有所区别：对斯诺的某些观点可以容忍，着重去评价他写的《西行漫记》所起的好作用，而对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的希伯的错误观点则是不可容忍，不能让他去挫伤斯诺这样的非共产党人的进步记者及作家的积极性，所以必须直率、严厉、批评指出，这也合情合理。但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绝无必要随便将希伯这样的外国知名作家和记者予以排斥、打击。希伯到延安当时是中央请去的客人，毛泽东用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诫他不要批评《西行漫记》，鼓励他“作一个好的革命者”是正常的，当面指责他为“反革命”，拒之千里之外，则于情于理都不合。斯诺是听别人告诉他的情况，传闻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不奇怪。比较起来，得知内情、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王炳南同志的叙述不但应当可信，而且是合乎情理的。而希伯，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以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入敌后，他在苏北和山东先后写了许多关于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报道和政论。
汉斯·希伯战死已半个多世纪了！这件公案是该予以一个公正的评价的时候了，愿这两位为中国人民做出过杰出贡献、为中国人民敬重的外国朋友安息！
四、路易·艾黎谈希伯
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诞生在距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六十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父亲是位教育家。艾黎是1927年4月来到中国的，那年他三十岁。1987年12月27日，艾黎年届九十高龄，病逝于北京首都医院。六十年来，他一直在中国，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和诗人。他写了三十四部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书籍和十八部诗集。他的诗纯朴真挚，是他对中国人民深厚感情的热情流露。
艾黎终生未婚，无儿无女，却收养和照顾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在他逝世之前七年，他就立下遗嘱，要求后事从简。对于死，他说：“这只不过是一名战士在继续前进。”他要求把遗留的文物赠送给甘肃山丹县，把财物分给亲属和同他亲近的人，把他的个人档案材料送给对外友协。
山丹是中国西北甘肃省偏僻的一个县城。1944年路易·艾黎把他亲手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从陕西省迁到山丹。艾黎在山丹生活、工作了整整九年，培养了数百名建设者和实干家。1985年，在艾黎88岁寿辰时，甘肃省政府授予他“甘肃省荣誉公民”的称号。今天，艾黎的故乡克赖斯特彻奇市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人口三十万，市区街道秀丽整洁，公园和植物园众多，有“花园城”之称，它已同甘肃结成友好城市。路易·艾黎的名字，在新西兰和中国都是不朽的。
1978年4月，是艾黎来华工作六十周年纪念。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给艾黎发来的贺电中说：“很多外国人向往中国，然而只有很少一些人把自己整个一生奉献给中国和中国人民，而您就是这很少一些人中的一位。”
艾黎在1982年被授予北京荣誉公民称号。1977年在庆祝他八十大寿的宴会上，邓小平同志向艾黎祝寿，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艾黎逝世后，1988年4月21日首都举行纪念大会隆重纪念路易·艾黎。国家副主席王震在纪念会上讲话。他高度评价了艾黎一生的光辉业绩。他说，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与一大批国际友人流血流汗，殚竭精虑所做的贡献分不开的。我们对此永志不忘。在我国人民中一直传诵着许多活着的或已故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光辉业绩。艾黎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而且是在华工作时间最长，活动范围很广的一位。
遵照路易·艾黎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在1988年4月25日安放在甘肃省山丹“艾黎和何克陵园”，邓小平同志为陵园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艾黎的另一部分骨灰则用飞机撒在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甘肃省山丹县四坝滩的原野上。
我认识艾黎老人是在1978年的初秋。
那时我正要写长篇传记小说《外国八路》（此书1981年由百花出版社出版，1981年拍成电视片）。《外国八路》写的是德共党员汉斯·希伯的事迹。他的事迹许多已被湮没。采访是很费力的。我遍访了所有了解希伯的人。1978年初秋，我在北京。9月12日上午在对外友协王炳南同志办公室里，炳南同志对我说：“路易·艾黎同志了解希伯的情况，你可以访问一下他。”对外友协美澳处处长是刘庚寅同志，副处长是资中筠同志。我到了美澳处。资中筠同志告诉我：“艾老患皮癌，动了手术，在住院。今天下午我去看望他，也为你约个时间，看看他在病中是否愿意接见你。”刘庚寅同志对于我为希伯同志做宣传表示支持，说：“明天上午，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联系一下采访艾老的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打了电话给刘庚寅同志，他告诉我：“艾老很高兴能同你见面。你明天上午九点请准时来我这里，我已约了艾老的秘书姚明玉同志来我这里等候，由他陪你去采访艾老。”
我在9月14日上午九点准时到了台基厂一号对外友协。这才知道艾老的家就在这里一幢西式房子的楼下。他的秘书姚明玉住在楼上。姚明玉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任艾老秘书已经三年，是很精干很热情的青年。对外友协派来车子。我告诉姚：艾老生病，我要去友谊商店买点鲜花带去。买了鲜花姚就陪我坐车一起去医院了。
艾老在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文革”中被改名为“反帝医院”）二楼218室。
我进去时，他已安然坐在床上，满面笑容，十分热情。姚明玉将花篮放在艾老病床一侧的桌上，艾老高兴地说：“Flower！Beautiful！”（花！真美！）他伸出手来，热烈同我握手。
我问候他的病，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艾老掀起被单让我看腿部及股部动了手术割除皮癌的地方，说：“你看！”又指指面部、颈部和手上，说：“今天你来之前，我灼掉了十个疣颗颗！”又笑着举举双手说：“哈哈，灼了十个！十个！”那种乐观的态度使我惊讶，那种平易近人，使我毫无局促或陌生之感。
他的脸上、颈部、手上的灼伤部都涂着紫药水，脸上、颈部灼处都有点淌水，姚明玉拿软纸给他吸水。他用软纸轻轻拂拭，却要姚赶快给我泡咖啡、切月饼。这时我才想起中秋节快到了。
我向艾老讲了我采写希伯事迹的动机、目的和要求。
艾老用两只精明的眼睛看我，点头说：“应当保存希伯的历史，他这人是完全为革命的。白求恩要宣传，希伯这样的人也要宣传。”他接着说：“外国人为中国的正义战争和革命事业流血流汗的很多，只宣传一个白求恩是不够的，希伯是我的老同志、老朋友，被遗忘了几十年，听说有你这样一位写过节振国的中国作家要写他，我很高兴，我很愿意认识你，同你谈谈希伯。”
听艾老这样说，我明白：对外友协一定已向艾老详细介绍了我，并将我写的长篇传记小说《赤胆忠心》英文版代我转送给了艾老。我感谢地说：“谢谢您，艾老！我已经采访了几十个人，为了收集有关希伯的事迹材料，在沂蒙山区沿着希伯当年足迹走过的地方走了一圈，找到了他当年牺牲的地方，觅到了他的照片。但问题很多，困难也不少。您的鼓励增强了我的信心，我一定要将希伯的事迹写好的。”我将收集的希伯的照片递给他。他一眼就从三个外国人中辨认出希伯。于是，他就介绍起希伯的各种事情来了。他告诉我，他是在1933年在上海认识希伯的，那是在史沫莱特家里。然后，他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请希伯做政治教员给大家上课……他告诉了我希伯当年在苏联见过列宁并在苏联工作的一些情况……他告诉了我希伯担任“学会”记者的情况……他告诉我希伯的一些特征：脑子好，钻研性大、善于分析问题，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多说话，爱坐在那里不停地写文章，但到进行辩论时他是善于辞令强于辩论的……
我在艾老谈话中，时而插进一些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我们无须通过翻译。谈话时，他一直用普通话，偶尔用点英语，因为知道我生在上海，从小会讲上海话，他更亲切地常用上海话同我谈话。他从1927年离开新西兰到达上海，在上海工部局做过督察，实际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他在上海住过多年，到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上海。他的上海话讲得很地道，虽然不免带点外国腔。我们用上海话谈心时显得亲近。姚明玉冲好的咖啡放在我们面前，切开的广式月饼也放在我们面前，但我没有去碰。我忙于记录艾老的谈话。而且，说老实话，我发现那只盛咖啡的杯子似乎不洁净。再说，艾老患的皮肤癌也使我有些顾虑。
但，艾老一直叫我喝咖啡，吃月饼。见我还是不吃不喝，他竟笑着用上海话说：“依勿吃就是看不起我。”这是地道的上海话，听了叫人想笑。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喝起咖啡，并且吃起月饼来。月饼是豆沙馅的，很甜。艾老陪着我也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月饼。
谈了足足有一个多钟点，我怕影响他休息，却舍不得就告辞。他也没有希望我走的意思。我从提包里拿出一张我在山东临沂地区沂南县拍的大青山的照片送他。大青山是希伯战斗并牺牲的地点。照片上群山巍巍，顶天立地，气势萧森。艾老谢了我，手里拿着照片看了许久，仿佛是在悼念老友。
看着照片，他告诉我：“你应当到上海去访问一下耿丽淑，她比我早到上海一年，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美国妇女，她也认识希伯。”
我记下耿的地址，艾老仍在看着大青山的照片出神，忽然对我说：“你可能不知道吧？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新西兰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那时，我正是适龄青年，被征到法国战场作战，我受过两次枪伤，被毒气窒息过一次。在战场上，我和中国劳工团并肩作战，亲眼看到了中国劳工团英勇地阻击德国人的进攻。可是，从来没有从任何书报上看到过中国劳工团的故事。它成为被遗忘掉了的历史。有许多人和事是不该遗忘的。”他的话里带着感慨，我觉得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也懂得这是这张照片触动了他的思绪。
我知道艾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下来后，曾经牧过羊，又当过工人。1926年，中国的大革命吸引了他。次年，他来到了中国。在上海，他在上海工人群众中了解到中国工人的疾苦，倾听了工人的呼声，这就决定了他后来的道路。我采访希伯的事迹，似乎把艾老又带回到遥远的过去，他的脸上带着遐想的表情，使我感到有一种诗人兼革命家特有的高贵品质。
那天的采访到十一点多钟结束。临别，他告诉我，他要给耿丽淑写信，向她介绍我。并要我在作品写成后出版了送给他一本。同他握手时，他告诉我：“我快出院了！这病不要紧。”
看到他乐观的模样，我很兴奋。事后，我知道，不几天，他果然出院又开始工作了。
认识艾老以后，我再也忘不了他的面容和身影。他个儿不高，长得健壮，给人一种稳重沉着的印象。鼻子很高，耳朵很大，天庭广阔，金色的眉毛下有两只浅蓝色乐观的眼睛。他皮肤绯红，白发如雪，常带笑容，笑容里含着一种形容不出的幽默感。我后来继续为希伯的事进行采访。在采访中遇到了问题，就写信请教并询问艾老。
艾老总是回信，一次是用英文打字的信，两次是用中文写的。中文的信我怀疑也许是他的秘书写的，信都不长，但简明扼要。比如，我问他：“希伯是否到过西班牙并参加过国际纵队？”他的回信就答复我：“希伯去过西班牙没有？我不知道。”在一次书信上，他告诉我，他头一年曾到沂蒙山区一行，到临沂凭吊了希伯墓。他在希伯墓前默哀，后来用英文写了一首怀念希伯的诗，他将诗寄给了我，我是这样翻译的：
三十年代的上海
身材魁梧的汉斯·希伯的沉思的面容
奇特地看着我
好像他想知道
我是否捉摸到他所陈述的涵义
今天，我站在希伯的肃穆的墓前
这位德国好友已经不朽
在鲁南临沂那宁静的烈士陵园里
我听到过他的一些故事
那个寒冷的秋晨啊
一晃已经过去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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