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盆泉的魏玉芹，74岁，他那时是费东县的参议员、人民代表，曾参加希伯的移葬工作，希伯战死后，与一些同时牺牲者被合埋在五道沟那里的一个大窖子里，后来，日寇扫荡过去了，挖出希伯遗骸移灵至梭庄烈士陵园。问起他希伯是如何死的，他说：“那时听从大青山突围出来的人说，希伯的翻译和警卫被打死了，希伯也负伤了，但还在开枪打鬼子。”
盆泉的64岁老人任庆才，当时曾任农救会长，说：“我见过希伯，大青山打仗的那天，部队往这儿南边过，敌人在山上架机枪，我们损失很大。那天，我们藏着，只听到枪炮响，后来知道希伯也牺牲了。听说他是作战牺牲的，那时，人人打鬼子都勇敢，人们都说那个外国八路也一样。”
采访中最大的收获是1978年7月15日，在瓦屋峪找到了年近六十岁的刘学惠。他是大青山血战后发现希伯的尸体并掩埋希伯的人，当时他仅19岁，是庄上的干部，瓦屋峪离希伯牺牲处不远。他说：“打仗时，我躲在一个洞内，那时，打了一天，枪炮声不断。到天黑，才听到鬼子吹号集合，鬼子漫山遍野都有。鬼子走后，第二天我们回来，听说火红峪子上面有八路军的尸体，我说应当去埋，就在次日找了我大爷及魏怀疆等几个人一同去埋。从火红峪往上，一个个共有九个尸体，其中一尸体模样异样：头发颜色不同，大个子，大鼻子。后来知道这就是希伯，当时，我大爷没看清过日本人，一看，恨恨地说：‘这准是鬼子！用石头把他砸烂算了！’我劝阻说，这同八路军一起，肯定不是坏人。希伯身旁不远有炮弹洞，他右手上满手血，身上有五个弹洞，腚上被炮弹皮炸伤。因敌人早在这里搜索过，鬼子的死尸运走了，希伯的外衣已被剥光，枪支也都没剩下，那样子，一看就是作战死的，九个人身上都负伤有血，都在五道沟下獾沟子。希伯上身剩一小衬衣，下边一个裤头。他附近没人，远处有尸体。那天，下过小雪，背阴处有雪花，前边朝阳处雪已化尽，炮弹是从磊石子方向打来的。希伯侧身，头朝南，脸朝东，右腚有血，小裤头上血胶黏，我们就在附近挖大窖将尸体合埋了。后来，上级来调查，重新移灵去梭庄烈士陵园埋葬，当年我们一同埋葬的四个人，三个都已去世，只剩我了。”
从上面许多采访得来的情况，可以知道希伯是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战斗到死的！他献身于国际主义的精神是与巍巍的大青山同留天地间的。愿希伯献身于人类正义进步事业的故事永远传诵。
三、希伯与斯诺
我采访、收集希伯的材料时，却发现了希伯与埃德加·斯诺之间的一段纠葛。斯诺曾用非常尖刻的语句贬斥希伯。这并未使我降低对希伯的评价，但却曾使我心里很不平静。为这，我不能不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弄清这场公案……
斯诺因《西行漫记》同希伯针锋相对
我想斯诺与希伯两位这样好的外国朋友，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却早早的都已不在人世，这真是遗憾的事！更遗憾的是希伯死得更早，他俩后来没有机会见面，也无机会间接了解彼此。他们之间的误会和纠纷，未在生前得到解释和解决。由于他们生前写下的文字都不但存在，而且流传，不明真相的读者未必都能了解全部真相，难道这种“势不两立”竟将作为历史永远维持下去了吗？
误会和纠纷是从斯诺的《西行漫记》引起的。
《西行漫记》一书，于1937—1938年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这是第一本通过实地观察报道中国红色区域情况的书。所以一问世顿时起了轰动效应，被国外评论家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但当时，这书出版后，在国外也遭到过攻击和批评。
现在，《西行漫记》的历史意义及其价值，已经人所共知了，但希伯对此书中的观点有所批评，这从斯诺在1957年出版的《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的记述可见一斑：
《西行漫记》在美国曾受到共产党报刊的攻击，并禁止在它的书店里出售。这本书受批评之处是关于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及其后的共产国际在中国所起作用的话。据说我把托派的观点强加于毛泽东的意见中，并说我对苏联共产党抱着敌对态度。
海因兹·希普，显然是德国血统的过去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个人，曾住在上海，并以笔名“亚细亚提克斯”写报道和短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通讯，登在《太平洋季刊》上，在这篇通讯中他企图证明我歪曲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期间的政策的理论和实践的立场。他同美国共产党的批评不谋而合，也硬说我受托派错误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政策实际上是放弃了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他坚持说，他们已真正地承认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并由于统一战线是资产阶级的概念，因此根本不发生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我的看法是，正如在《西行漫记》及其他地方所表明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放弃它对农民和工人，亦即人民的大多数的领导权的要求；它只是认为统一战线只是继续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的一种最好的形式；它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它的主要的长期目标，即在共产党领导和专政下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希普把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翻成中文并送到延安。随后他亲自到延安去，一九三八年春天到那里。尔·阿告诉我，希普在延安得到了接待。他到延安以后立即去见毛泽东；他立刻就开始谈到我和《西行漫记》。对于他的长篇大论，毛泽东一直从头听到尾，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希普于是继续自演自唱；毛泽东仍然一言不发。毛泽东的沉默使他感到狼狈不堪，最后他就走了。他被分配到一个窑洞去住，也有饭送来给他吃，但是谁也不来看他。他最后非常生气，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要求（再一次）见毛泽东，这一要求最后得到满足。
到了毛泽东的总部后，希普说他来是为了讨论政治局势，但毛泽东立即打断他的话，并对他说了如下的话：
“现在来谈谈斯诺的书。你攻击这本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之于世。那个时候你并没有来。即使他后来做了一些我们所厌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而这种友好关系是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你毫无道理地攻击他，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如果你再犯这种过错，我们就要命令我们所有的人同你们断绝关系，你不能同我们有任何关系了。”
艾格纳丝·史沫特莱告诉我说，海因兹·希普从延安回来后对她说，毛泽东狠狠地申斥了他一顿。海因兹一再说，“他实在太严厉。他实在太无情了。”毛泽东对希普说，他已经有反革命和“右派”的记录，他在“右派”的立场上来攻击联合战线是不能够使自己恢复名誉的。毛泽东对他说，如果他想“恢复名誉”就必须做一个好的革命者。
（转录自人民出版社《译讯》1979年1期）
斯诺文中的“海因兹·希普”，即“汉斯·希伯”（译音不同）；“亚细亚提克斯”（Asiaticus）即希伯的笔名“亚细亚人”；《太平洋季刊》（Pacific Affairs）即《太平洋事务》季刊。斯诺写的《红色中国杂记》1957年出版时，距希伯牺牲在沂蒙大青山已经整整十六年，斯诺是在希伯战死的那年（1941年）春天就离开中国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中美两国人民曾长期中断往来。斯诺虽后来在1960年6月又来到中国，但肯定不知道希伯后来的情况。希伯的事迹湮没、局限在沂蒙山区，是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又被发掘宣扬出来的。从上面引用的斯诺那尖利无情的文字来看，对希伯的误会在斯诺心中是很深的。
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如斯诺所说……
毛泽东为《西行漫记》确曾批评希伯
1938年春夏之交，汉斯·希伯曾经到延安，并在延安见到了他久久想会见的毛泽东。
1978年9月12日上午，阳光灿烂，在北京对外友协王炳南会长明亮宽敞的办公室里，我采访了他。他对希伯的评价是：
“希伯曾在上海为我们设立过与中央通讯的秘密电台。他为我们做宣传工作。他是立了很大的功的，他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死壮烈之至。”
谈起希伯到延安的事，王炳南说：
“1938年时，大约是四五月间，希伯要到延安去。他那时是经中央同意去延安的。当时我在武汉，他经武汉办手续，是我替他亲手办的。他很高兴，对于去同毛主席谈话，抱的希望很大。那时，外国记者像斯诺、史沫特莱、史特朗等都已同毛主席谈过话。我觉得这么个同志去，一定会满足的。”
“后来，他去了延安，从延安回来后，他谈到延安的经历，认为对自己的教育很深。他说，延安之行对他的教育太大了。他到延安后，盼望着见毛主席，因为他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主席。马海德陪同他一块儿在延安参观，等候主席的通知。等着，等着，一天天过去竟没有消息。他着急了，他住在窑洞里连看朋友、参观的兴趣也没有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自己转来转去想不通。他是共产党人，一直是给我们党搞宣传做了许多工作的。他以为到延安后，第二天就该同主席谈话的。本来决定在延安只住几天就走。可是主席未见他，直到走前的一天晚间，才接通知，主席请他去谈话。”
“那时，毛主席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曾很夸奖，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当时，在美国，已有不少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希伯同毛主席谈话，开始非常紧张。因为他已经给《太平洋事务》写了文章批评《西行漫记》。他认为那书中许多观点不正确是要批的。谁知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责问了他，主席问为什么要批判斯诺的这本书，主席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及时介绍给了世界。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一致辱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匪’，只有斯诺到了延安，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这不是中国人报道的，是通过外国人报道出来的，在国际起了极大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你是共产党人，你个人写的东西，决不可能起到斯诺那样大的作用。我警告你，你取消批他的想法！如你继续批他，我们要反对你！中央要讲话！希伯听了，很紧张。”
“毛主席后来冷静下来了，才回答他的问题。最后，很高兴，谈得很好。”
“希伯由延安回到武汉。回来我又见到了他。他说：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就从这件事上，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这对他教育极大。据分析，希伯后来冒险到达山东敌后，意图报道山东敌后八路军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可能也是和从这件事上得到启发有关的。”
“后来，希伯离武汉又回上海了。我后来听到说苏北作战艰苦，他却非去不可。作为战地记者，党以后还是同意他去了。他由苏北敌后又到了山东敌后，最后英勇牺牲在那里。”
我问及希伯成为“右派”的事。王炳南同志说：“关于希伯在德共党内成为右派的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同志间误伤的事也不是没有，但那涉及别国党内斗争的事，无从查考。不管怎么，希伯用行动表现出他一直坚信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英勇献身，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78年9月14日上午我在北京首都医院218室采访路易·艾黎时，艾黎说：“希伯这人不寻常，他在列宁手下工作过，见过斯大林，见过毛泽东。原来他是德共中央的一个负责人。我同希伯认识是1933年，我在上海史沫特莱家认识了他，然后组织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小组，请他做政治教员教我们，成员有史沫特莱、马海德和我等。有一次，希伯说：‘学习是好，不做实事无用，实当想办法办革命的事。’当时有部流动电台，有时放在他处，有时放在我处，到1937年才结束。他脑子好，钻研性大，善于分析问题，我们都很佩服他。我最后一次同希伯见面是在上海。1938年我离上海后就未见过他，他批评斯诺的事我当时不知道。听说他到过新四军，后来他在山东牺牲我也不知道。希伯这人是完全为革命的，应当保存他的历史。白求恩要宣传，希伯这样的人也要宣传。”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面这些采访材料，原因在于如实地表达一些我所知道的有关希伯的情况，如实保存他的历史。
弄不清来龙去脉的读者应当怎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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