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
在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也没有这种先例，依靠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世界观方法论。这要求我们党既懂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一般理论，又清楚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而且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无比复杂。这就是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从而制定出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无不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并发挥其作用的结果。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坦桑尼亚革命党副主席姆维尼时，介绍了中国搞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经验教训，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他说：“我给你们介绍了我们的历史，介绍了这些年我们做的事情。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搞？你们讲要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邓小平是这么总结的，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首先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7年8月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的谈话中，就回顾了这一段历史。他说，“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提出解放思想，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任务”，我们就是“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3]毛泽东在“三大改造”结束后，开始探索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他首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摸准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同时又总结苏联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因此成果显著，卓有成效。但后来很快偏离了实事求是，搞主观主义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后来偏离中国实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道路的探索走上邪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还是在上述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二十年“左”的错误，“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4]
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而且还一再指明某些具体的方针政策也是如此。比如，他反复讲“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的，照顾了香港、澳门、台湾的实际。他在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思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5]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通性和继承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基础，理论又服务于实践、指导实践，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又是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原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即不能照抄照搬。由此产生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对待他国经验，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也不能照抄照搬。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国别化，对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本国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不行，照抄照搬列宁主义不行，照抄照搬苏俄的办法也不行，只能走自己的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从来不拘泥于自己已有的结论，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检讨、修改、充实、补充原有的观点，同时也不让别人照抄照搬自己的理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此书出版后的几十年里，马克思、恩格斯为它的不同版本写了多篇序言，这些不同的版本出版时，他们都不在原文上做任何修改，而是在序言中，或者再版时的“加注”中加以说明，这样既尊重历史，又与时俱进。他们说，“《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因此他们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和自己的深入研究，在序言中加以说明、修改、补充和完善。如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6]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俄文版序言中指出，自《宣言》发表30多年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的情况，欧洲的移民“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说明他们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篇序言还注意到俄国存在的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的“俄国公社”这种特殊国情，提出在俄国能否从这种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成“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成”的可能性问题，并在最后提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7]
马克思、恩格斯一辈子从事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揭露，但也始终没有固守已有的结论，而是时刻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比如出现了股份公司、工人合作工厂、生产的计划性和讲究商业道德以及经济危机周期的变化，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发现：股份公司直接取得社会资本，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但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8]。在工人合作工厂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被扬弃”[9]。由股份制公司经营的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10]江泽民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不久，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就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专门报告中，在阐述邓小平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时，引用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托拉斯的计划性的论述。[11]江泽民在阐述要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时，还以恩格斯所讲股份公司以及“没有了无计划性”等论述为例，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是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12]
恩格斯曾经鲜明地提出：美国的工人阶级政党不要照搬马克思主义，而应当“彻底美国化”。这一重要论断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应用于美国实际获得的理论创新。这是恩格斯在1887年为他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写的序言中提出的。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先进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序言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当时美国的三大工人组织，认为没有一个能做到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实际相结合。第一个工人组织是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地方性工人组织，它的指导理论是错误的。第二个组织是“劳动骑士”，它与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但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缺乏明确的、正确的纲领。第三个组织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是当时美国唯一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其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他们在美国仍讲德语，不会也不讲英语，这样就不可能也不善于同美国工人打成一片，也妨碍他们去了解美国实际，不懂得将马克思主义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只满足于一些革命口号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即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这个组织的一个致命伤。而恩格斯寄希望于这个组织，期望“它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恩格斯鲜明而尖锐地指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接着，恩格斯还具体地劝告这个组织：“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13]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国化，这就是恩格斯为美国工人阶级政党指明的建党目标。我们党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 列宁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通性和继承性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曾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思想，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4]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化。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可能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首先取得胜利，“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当然他们不排除“那些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落后国家有可能“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总体的设想还是前者。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在多个国家同时获得胜利，而是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薄弱环节的落后国家俄国首先获得胜利，而且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伟大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商品货币的社会，在俄国实行计划经济，实行粮食垄断，禁止自由贸易，搞余粮收集制，特别是在国内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是，列宁很快发现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副作用，特别是这一政策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列宁坦率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走得太远了”，“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甚至说，这“就是在干蠢事，就是在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因此列宁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15]于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自由贸易，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很快，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苏维埃政权也得到了巩固。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引起了党内外的不同争议，有的甚至攻击苏维埃制度。如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原是孟什维克的苏汉诺夫发表文章说，由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列宁抱病分两次口授《论俄国革命》，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相互关系的原理，有力地批驳了上述错误观点。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列宁甚至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6]显然，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曾经赞扬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批评后来斯大林搞的苏联模式僵化了。江泽民也曾以列宁揭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列宁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及革命胜利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为例，说明列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以上笔者是从宏观的方面，主要是从世界观方法论和原理方面讲的，还有许多理论观点，诸如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和谐、民主法制、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思想，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有相通性和继承性，这里不再一一论述。不过，笔者将在下面以党的十八大为例，说明我们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也说明马列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渊源。
四 党的十八大彰显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体现马列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据英国一家媒体报道，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有传闻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十八大前夕的官方文件和发言中出现次数减少，预示这次党章修改可能会把‘马列毛’从党内指导思想中删除。”[17]现在，十八大已经胜利闭幕，事实证明这一传闻只是一则谣传。
十八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报告第一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庄严宣告：“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报告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我们党成立90多年来，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界定中有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报告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明确指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报告在阐述党的建设目标时，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报告在阐述“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强调“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开宗明义阐述我们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后，在阐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起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在阐述毛泽东思想时，强调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在阐述邓小平理论时，强调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强调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强调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阐述党的基本路线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阐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阐述党的建设时，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阐述党的思想路线时，强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章在“党员”一章中，在阐述党员的义务时，强调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在“党的基层组织”一章中，在阐述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时，强调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在“党的干部”一章中，在阐述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条件时，强调要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等，要求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以上是十八大报告和党章中直接使用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的地方，至于十八大报告和党章中，有些地方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字眼，但许多思想、观点、论断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渊源。这里以党章关于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一观点为例。“公仆”这一概念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世界上第一个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权即巴黎公社经验时，第一次提出了公社的领导成员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由人民选出、受人民监督、废除了一切特权的人民的“勤务员”“公务员”“公仆”，还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实行了“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三项措施：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列宁不但高度评价巴黎公社“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原则，而且在实践中总结和采取了许多“防止社会公仆变主人”的措施，如取消特权、健全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机制、公务公开、制定反腐法律、党组织不得干预司法审判等。马列主义在这方面的思想无疑对我们今天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