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6年毛泽东探索的开始及其历史轨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超出原来的设想，提前在1956年基本完成。由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立即摆在全党的面前。我国制定的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在顺利执行。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对搬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逐步有了实际的认识，不仅认识到它本身并不都是成功的，而且认识到即使是它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民主革命时期，党为探索和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长期奋斗，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且以毛泽东的正确认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全国解放前夕，我们党还成功地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现在，“三大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了，毛泽东深切地感到，是该以苏联为鉴戒，探索和总结适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了。他希望，探索这条道路不要像探索民主革命的道路那样，犯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栽那么多筋斗了。而且他表示相信，以后可以避免那么长的曲折，避免栽那么多筋斗。[18]他还深切地感到，像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坐在办公室里也不可能凭主观去决策。唯一的办法就是他自己一贯强调的，人的正确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因而必须从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
1956年1月，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即引起他的兴趣。刘少奇听取汇报是为起草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做准备。毛泽东的调研没有停留在为八大做准备上，而是更长远地为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做准备。毛泽东用43天时间听取了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办、局）的汇报。接着他又用六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还邀请几个省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了四次座谈会。其间，还用六天时间参观机械工业展览，既看又听，还钻研一些相关的图书和资料。在调研中，他既看书面材料，又听口头汇报，不断思考问题，不断提出问题，然后发表见解，进行评论，最后形成了阐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问题的《论十大关系》。
正在毛泽东进行调研过程中，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最后一天由赫鲁晓夫作长达四个多小时、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斯大林，从而引发了苏共党内、苏联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际社会的一场巨大风波。正在听取各部门汇报的毛泽东，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上，引出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思考。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与有关人员进行座谈和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提议写的，由他主持、指导起草，经他多次修改，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发表时，毛泽东亲自在标题下这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作为毛泽东调研成果的《论十大关系》，是我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苏联经验教训“引以为戒”的成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开头就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以苏为鉴”，坚定走中国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全文的基本思想。苏共二十大造成的巨大风波没有打乱和干扰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没有打乱和干扰毛泽东正在进行的调研，恰恰相反，毛泽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作为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契机，体现出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和伟大理论家的特有本色。《论十大关系》正是凝结了毛泽东在调研中和对斯大林问题的思考中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为我们党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而又比较系统的思路。正如他在以后回顾这段经历时所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0]“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1]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隆重召开。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68人作重要发言，45人作书面发言。政治报告、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多次召集会议，主持讨论，亲自进行推敲和修改。他还会见了一批兄弟党的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谈话，主要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和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上述1956年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毛泽东的调研并形成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思考、党的八大召开及八大所阐述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集中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
二 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要点
1. 必须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紧紧围绕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因此，在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关头，毛泽东反复提出并强调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一个伟大号召，也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要实现现代化的这一奋斗目标。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22]《论十大关系》开宗明义地提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最后又号召：“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3]同年4月，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主题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4]。8月底，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的第一点，就是讲八大的目的和宗旨，他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样的“一问一答”在这个讲话的第一点中重复使用，并且又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讲。毛泽东是在为八大定方向，定基调，定宗旨，定目标。他讲话的第二点，是讲继承党的传统，其中再次强调“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并且强调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或者做出一些坏事。”他讲话的第三点，是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讲八届中委要扩大，要比七届增加一倍多，还特意建议继续选举王明、李立三进中委。他解释说，这不单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25]这些实质上还是讲涉及全党的团结问题。把王明、李立三选为中央委员的事，在八大开会期间还讲过，他跟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谈话时介绍了这个经验。毛泽东说，留下他们，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会起到教育作用。此外，还谈到了过去他曾向苏联方面提出，“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26]总之，正如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明选举问题时指出的：“党内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27]
1956年9月，八大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一开头就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接着毛泽东从七大讲到八大的历程，从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现在所要进行的“伟大的建设工作”，然后直接转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主体力量。他说：“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并且要求做好团结人民群众的工作，强调“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讲话最后表示，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再加上有兄弟国家的援助，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这两处都博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这就是八大的主题和八大的指导思想。12月，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最后反复地说，“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我们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超过日本、法国，赶上美国，因此我们大家的目标都要转向这个方面，转向生产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28]此外，毛泽东还多次批评了斯大林在党内团结、民族团结、兄弟党之间团结问题上的不足和错误。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总纲”中庄重地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9]这样就把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连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一起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出来，把毛泽东提出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具体而明确地表述为“四个现代化”（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 1962年周恩来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 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正式规范地提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当时还设想了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实现现代化要分两步走的构想，先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然后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或者说，“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即接近或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2. 必须遵循一个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得出的基本经验。只有做好这个“结合”，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做好了这个“结合”，才走上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做好了这个“结合”，才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今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只有继续做好这个“结合”，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能少走弯路，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毛泽东在1956年探索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也为探索这条道路确立了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接着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重申了“结合”的原则。他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30]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1]接着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又讲：“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32]正是这样一个一贯的、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把它作为开好八大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同时又是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一重要文章过程中，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文章修改稿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番关于这个“结合”十分重要、意义深远的话，提出了“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论断。他说对苏共二十大，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还说，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33]毛泽东在这里把“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大历史课题鲜明地提了出来，他本人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并且郑重地把它摆在中央政治局和全党的面前。
为了实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强调了以下“一个坚持”和“四个正确对待”。
“一个坚持”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之所以能够找到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继续做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要靠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鉴于毛泽东在开始探索这条道路时，恰遇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在阐述解放思想时，更多的用语是“破除迷信”，更多的是说要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在毛泽东调研、听取汇报期间，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主持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娄子，这个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34]接着在研究赫鲁晓夫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35]在我党召开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坦率而形象地把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说成是打一场“解放战争”，是为自由而斗争，是反封建、反家长制。他说，他赞成对斯大林错误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他指出，斯大林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中是搞“父子党”，搞家长制，不搞“兄弟党”，还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现在揭了盖子，“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36]
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正确态度，完全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看到，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最大损失的王明“左”的错误，根源在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斯大林怀疑为“半个铁托”。此时，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旗帜鲜明地强调：“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仍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毛泽东既有喜，也有忧。喜的是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会引起思想混乱和严重后果。毛泽东强调，对斯大林和他的错误，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还是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37]毛泽东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从时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来分析和认识；不是像苏共二十大那样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不是认为斯大林犯个人崇拜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斯大林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认为更需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和防止个人崇拜。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这样一种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突发事件和政治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推动和深化了这一探索。
“四个正确对待”是：一是正确对待马列，二是正确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三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四是正确对待本国国情和实践经验。
关于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强调坚持马列，又不照抄照搬马列。他的《论十大关系》中的第十个关系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8]这是学习外国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学习外国，毛泽东首先讲学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着讲学资本主义国家。讲学习苏联时，就讲到学习马列主义。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39]毛泽东一再说，我们信仰、学习马列主义，但不搞教条主义，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
关于正确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强调，要学习其先进的经验，不学其落后的经验，即使是先进经验也不能硬搬。他指出：苏共、苏联、斯大林，有对的方面，也有不对的方面，不能盲目地学，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工业国，他们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要学的是先进的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的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40]还说，我们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
关于正确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强调，一概排斥和一概照搬都是不对的。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41]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对西洋好的文化，一概排斥和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保守主义，不能硬搬西洋，不能搞洋化，要搞中国化。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42]我们看到，毛泽东这里多次使用“中国化”的概念。
关于正确对待本国国情和实践经验，毛泽东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基本的国情是“一穷二白”，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总结实践经验，从中找出规律。他反复要求的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中国实际”既包括革命的实际，又包括建设的实际、改革开放的实际；既包括中国的国情，又包括中国的实践经验；既包括中国过去的国情，又包括中国当前的国情。1956年的中国是一个什么基本国情呢？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底子是“一穷二白”。毛泽东在调研时就说过，中国一曰穷，一曰白，人口多，这是说底子差，但也没有负担。他把调研中形成的思想观点写进了《论十大关系》，指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43]接着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又说：“中国从前是半殖民地，现在也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44]八大刚刚闭幕，毛泽东跟应邀参加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说，“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45]
至于实践经验，毛泽东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是这样。八大期间，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谈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详细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方法。他认为，落后国家的党都面临着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他说：“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还说：“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光走马看花还不够，因为不深入，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他还说，对民族资产阶级也一样，也要进行调查，既调查资本家，又调查工人，两方面的情况都要调查，要做典型调查，也要解剖“麻雀”，也用两种方法。[46]1956年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从调查研究入手的，这次调查也许是他一生中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他不但调查研究我国的实践经验，而且从苏联、苏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吸取教训，互相比较，找出规律，总结提升，写出了通过调查研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作《论十大关系》，从而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3. 必须确立一个正确的立论基础——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
一个复杂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正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这个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从而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结束，主要的任务就要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也是由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决定的。对此，毛泽东和我们党作了认真的探索。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分析“十大关系”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他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47]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48]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是消极因素但仍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现在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会有各种反对派，但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说反革命已肃清了，是不对的，说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社会上的反革命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49]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采用小民主的方法解决。[50]毛泽东还在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对敌我之间的矛盾用镇压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的矛盾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还又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在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51]八大闭幕式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还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2]这里指明的是决议的一个核心思想，即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作出的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也就是说，决议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因为决议是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的，这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一致认识。当然，决议中主要矛盾“实质”的提法不准确、不科学，怎么能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构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且是它的“实质”呢？这样一种制度还能说先进吗？应该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是适应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当然也有不完善、不适应、相矛盾的方面。决议对“实质”的归结和表述是有缺点的。因此在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的这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在历次修改讨论稿中都没有，大会主席团常委会最后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而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提出异议的仅是这一句话，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53]这是对斯大林错误根源的正确分析，也是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正确论断的重申和进一步阐发。八大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我们奋斗目标的决策，就是依据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一现实社会的实际根源和理论根源。
4. 必须坚持包括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在内的全面建设，同时要进行体制改革和对外交流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结束，我国便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成的，要求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去建设。八大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从《论十大关系》到党的八大前后，基本上初步形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并相应地制定了包括改革在内的各方面的政策，开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
（1）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着手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在所有制结构上，毛泽东主张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6年11月，民主建国会举行了一届二中全会，会后黄炎培专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相关情况，信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但少数人表现消极，白天是社会主义，夜里是资本主义，还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还是艰巨的。”这个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充分重视。毛泽东在同年12月初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分别找陈叔通以及全国工商联正副主任、各省市工商界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提出看法，他明确地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因为社会需要，上海的地下工厂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夫妻店，可以请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还说：“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54]这是毛泽东对“三大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所发现并对此提出了相应政策，这比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八大上提出的方针政策前进了一大步，涉及对所有制结构的重大改革。
在产业结构上，毛泽东主要解决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苏联的做法是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地注重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毛泽东批评了苏联的做法，也谈到了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我们要做些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产业结构，也涉及国防建设，涉及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主张，降低军政费用的比例，多搞经济建设，他说：“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55]这实际上是走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苏联的教训：他们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他们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兼顾各方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和工厂的权力，给地方和工厂更多的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有了这种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56]紧接着，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头三个问题都讲了经济体制问题。他提出：要研究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地方要有多大自主权，过去有的东西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要研究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农业总收入的60% ～70%应该归社员，合作社和国家占30% ～40%，让农民多分一点；要研究企业的自主权，企业应当有怎样的一种独立性，应该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都要研究。[57]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方针，都直接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八大，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要“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因此，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58]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59]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为补充。[60]这些也都涉及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对外交流的重要思想。开放也是改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的第十个关系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其实就是讲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他要求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合乎科学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自然科学方面，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技术方面大部分先要照办。[61]八大刚闭幕，毛泽东跟应邀参加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与该团团长杜克洛有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毛泽东说，经济落后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难，“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他还说，我们与法国资本家不是做一般的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当杜克洛说“美国在阻碍”“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时，毛泽东接着说：“请帮助。”我们注意到，谈话是在凌晨进行的。为了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渴望尽快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设备。[62]
（2）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随着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成为主要任务，扩大民主的问题必然就要提到日程上来。毛泽东在1956年一再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质上讲的也是扩大民主，没有民主，哪来团结？他一再批评家长制作风，就是在强调民主作风，他反复提到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无情打击”的倾向，就是那种不团结、不和气、不民主的倾向。他经常讲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一种民主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1956年12月，毛泽东跟工商界人士谈话中讲到东欧一些国家出问题，主要是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联系到中国，毛泽东对他们说，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上是好的，但也会出乱子，不过，“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专门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63]毛泽东用生动、形象、平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民主传统、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为了扩大民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他说：“在一不死人二不费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64]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把民主作为我们的国家制度，他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结合。”他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刘少奇表示，我们有信心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65]在八大召开前，周恩来有一个讲话，题目就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首先指明了当前民主应该更扩大的理由，一是形势许可，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如何做到扩大民主？周恩来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周恩来列了三条措施：一是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二是把人代会上的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都发表出来；三是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66]
执政党是执掌政权的党，更需要各方面的监督。毛泽东在调研听取汇报时形象地提出“两个万岁”和“两怕”，就是讲对共产党的监督。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67]毛泽东说得非常生动形象，这里所说的“怕”，是指共产党要受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第七个关系是“党与非党的关系”，专门讲了我们与民主党派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说，我们与苏联不一样，我们继续保留民主党派，有意识地留下他们。[68]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从四个方面讲了对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第二，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第三，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第四，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69]邓小平在八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加强监督的问题。在报告第一部分讲到执政党有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时，强调除加强思想教育外，还必须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在第二部分讲到反对官僚主义时，强调“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也需要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在第三部分讲党的组织制度时，讲到党准备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改革时强调，“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原有制度所难以达到的[70]（毛泽东在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来，让大家考虑是否可以把代表大会常任制写进党章草案上去）。
加强制度建设，加强集体领导，是毛泽东在总结斯大林犯错误时得到的一个重要认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在谈到那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在此处亲笔加了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出现这样的重要文字：“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1]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强调了“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重要原则，他说：“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72]
要系统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的法制，是八大所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是“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他阐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过去的情况不同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公民的权利需要法律来保护，非法侵犯他人的权利必须由国家依法加以干涉，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公检法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作斗争，也要严格遵守法制。[73]董必武在八大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前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就是要依法办事，为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们现在就要逐步完备我国的法制，要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要加速推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74]董必武还强调要在党员中注重法制思想教育，使党员知道国法和党纪都不可违反，违反国法就是违反党纪，使党员成为守法的模范；同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在社会上培养守法的风尚。这些都是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
酝酿并开始实行党和国家中央领导体制的改革。八大召开前，交叉召开了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为召开八大做准备，其中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尤其是中央核心领导层的人选问题进行反复酝酿。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首先强调了八大的议程应突出经济建设，在讲新一届中委时，他提出，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设一位总书记。而上一届没有设副主席，也不设总书记，这样中央核心层的人就多了。毛泽东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他接着解释，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能力就不行了。”他还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他又一次强调：“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他还肯定了邓小平在公道、厚道和才干方面的优点，拟任总书记，肯定了陈云在公道、能干、稳当、有眼光等方面的优点，拟任副主席。毛泽东还谈到书记处要多几个人，书记、副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因为中央委员要有170人，政治局委员也要增加到20人左右。[75]这些不仅为八大的胜利召开做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而且为以后的新老交替及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毛泽东所谈新一届中央班子及其核心层的组成问题，通过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得以实现，关于适当时候他当名誉主席一事，在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写到的“有必要时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可以体现出来。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讲了未来更长时间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他说，为适应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就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76]这对我们党的建设和中央领导体制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他“不唱主角”的话，在八大期间还说过，那是他跟出席我党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的：《论十大关系》“不是我的创造”，“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77]毛泽东这一年63岁，但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智慧过人，但已提出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而当名誉主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带头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3）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最突出的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同时，他正式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在1956年之前，毛泽东曾先后分别提出过文艺方面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学术方面要“百家争鸣”。1956年2月1日，中央宣传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要向苏共有关方面反映。毛泽东就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苏联有关方面反映，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78]不久，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对不同学术思想乱贴社会主义的标签，乱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帽子的问题，毛泽东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有的人在发言中谈到苏联这方面的问题，也有人谈到毛泽东过去分别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79]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十大关系时，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那么多的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80]“双百”方针一提出，便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是在文艺、学术方面的一个新方针。第二年，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怀着深情这样讲“双百”方针：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这个讲话的提纲里，最后写着这样的话：“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81]毛泽东把“双百方针”同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活泼、可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寄托着毛泽东对走上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现代中国的期望和憧憬。
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的“文化教育”，是涵盖了思想文化建设的，报告首先强调：“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报告鲜明地提出，“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要求“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同时，“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报告提出了要完成文化教育各方面的任务，要求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积极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科学成就，用12年左右的时间接近科学技术的世界先进水平。报告在确认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的时候指出：“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82]
5. 必须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就是为了创造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要求我们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团结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要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强调要把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来建设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认为这种局势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决议分别阐明了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亚、非国家和其他国家，对一切愿意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的国家的外交政策，规定了其他一系列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治报告还指出，尽管美国一贯地敌视我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政治报告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来往。虽然我们在这些方面遇到了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的国际友人还是愈来愈多，“我们的门是对一切人敞开的”。[83]
6. 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
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不仅决定于人民和历史的必然选择，也决定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奋斗目标，还决定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没有成功的方案可供选择，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并改善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阐述八大的目的和宗旨时鲜明强调：“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为什么我们这个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和核心？毛泽东回答，因为“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毛泽东接着说，对此，有些外国人有怀疑，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党是核心，为什么还要团结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毛泽东回答：“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党有1000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毛泽东用这样一种平实的语言讲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人民群众是主体力量和依靠力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毛泽东接着讲：“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毛泽东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应不应该赶上美国？”他自己回答说“完全应该”。为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又作了具体分析：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们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84]听毛泽东如此讲话，人人都会动容。
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以及刘少奇、邓小平的报告，都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述，主要有以下内容。
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为了确保党的正确领导，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要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整理工作经验，找到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各级领导机关大力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等等。
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处在执政地位的新考验面前必须切实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邓小平的报告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85]为了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了贯彻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为了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党的建设理论观点，并围绕这些新的观点来阐述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这些新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说：“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86]
确认“党是人民群众工具”的观念。邓小平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87]
“官僚主义是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者“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88]
党领导政府，但必须区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的界限。邓小平指出：“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89]董必武在八大的发言指出：“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党从来是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的，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董必武还讲到，有些省、市的地方党委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这“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90]
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不能享受特权。邓小平说：“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
三 毛泽东从1957年起探索入迷途，停止和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56年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伟大的，难能可贵的，内容丰富多彩，也相当深刻，说得上是我们党的一笔财富。但毕竟老祖宗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别国也没有提供成功的先例，在刚刚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门，面临着无比复杂的任务和变幻莫测的形势时，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以及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足，因而还没有来得及制定和明确地规定可在较长时期内适用的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以规范全党的行动，指导全党的工作。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足的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如前所述，对“主要矛盾”归结为“实质”的表述上，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也不易理解，容易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模糊。又如，八大虽然有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但对这三个方面没有作出概括和界定，没有明确规定这几个方面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也没有从理论上阐述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再如，八大在作出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已经转变和承认阶级斗争还存在的同时，毕竟没有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示并作出阐述：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错误的；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有时可能激化；要正确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使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也要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解决。之所以没有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示，说明我们党和领袖们当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前述所引毛泽东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批评斯大林大批捉人杀人的错误，其基本精神完全正确，但说当时苏联“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没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也不符合实际。总之，理论还不够彻底，行动上也不可能相当自觉。一遇什么风雨，尤其是大一点的风浪，就会出现摇摆和动摇。
八大开过不久，就在第二年，国内就出现右派分子的进攻，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我们党对八大关于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产生了动摇。八大结束才一年零一个月，即1957年9 ～10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要回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不能因出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改变八大的正确看法，不能把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当做长期的主要矛盾。有的同志认为，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已基本解决，但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会议后期的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前一种正确主张，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可以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制定的第一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主旨，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会议对这条总路线有一个解释，即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这条总路线所规定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的提法，与会上同时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是相矛盾的。在这次会上，许多省的代表夸大地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中同党内“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情况，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已有了突出的表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种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法上的二元论，产生了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经济建设是主要任务，但阶级斗争又是主要矛盾，这两个“主要”是不能相容、不可兼容的。显然，当时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否定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结论，重新回到八大的正确结论上来；另一个是坚持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势必走向否定经济建设是主要任务的结论。二者必居其一，看我们选择哪一条。可惜，历史无情地证明，毛泽东选择了后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中越陷越深，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错误地统一到“阶级斗争”上，把“经济建设”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中彻底排除出去，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总结和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路线”，并且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是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错误判断，导致党从难能可贵、短暂而可喜的探索，跌入万分可惜、长期而可悲的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了伟大的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但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就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统一到经济建设上，并进一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一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91]邓小平带领我们党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把毛泽东探索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思想见解恢复过来，把毛泽东失误了的纠正过来，把毛泽东正确的理论观点加以完善和丰富，并总结新的实践中的新经验，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在邓小平成功开辟这条道路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完善和丰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全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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