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就有很发达的教育。在奴隶社会，“古代为官有学，而民无学”。“古者世禄，子就学父，为畴官”。学术和教育都为官所有，即为奴隶主贵族所专有。商周两代已有了文字，“有册有典”，有天文学、数学、医学、乐舞等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教育趋于没落。“天资失官，学有四夷”，当时已有学校的雏形，教育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有射、御、礼、乐等，社会上出现了掌握文化的“士”这一阶层，它居于民之首。“士”是一种职业，为诸侯服务。读书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于“学而优则仕”。有仕可做，就激发了教育的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教育发展更是引人注目。汉代“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吏，私家教学之风盛行。唐代实行科举制，学校亦盛，日本等国都派留学生来华，宋、明代的书院也负有盛名。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提倡教育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使之能“治国、平天下”；二是“化民成俗”，“教化立而奸邪皆上”。读书人读的是儒家的经典，其目的通过科举考试，能谋个一官半职。
我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办的，以后历代不衰。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大国办大教育，到了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级各类学校已达80多万所，其中民办高校3000多所，拥有固定资产16.7亿元。在邹本兴要创办“冀联”医学院的1987年，河北省虽已有几十家民办高校，但还没有一家民办医学高校。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邹本兴，既有为民造福的思想，也有较强的市场意识，他的性格是，既然做事，就要敢为天下先，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老同志们信心很足，而刚起步就碰了钉子，看来想办成一件事着实不易
邹本兴把自己要办学的想法，首先告诉了程新喜。程新喜原来是空军某医院的院长，现在石家庄空军干休所休息，和邹本兴所在干休所只隔一条马路，两人在职的时候关系一直就很好，而且两人都是河北省“人大”代表。1984年邹本兴第一次提出了办学的想法，程新喜就很赞成，因为他也听到了农民代表的类似反映。但办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次两人只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以后再没提。1985年，两人参加省“人大”会议期间，又听到关于农村缺医少药的反映，邹本兴再也坐不住了。会议一开完，他就把程新喜拉到自己家，商量有关办学事宜，正好赶上老伴不在家，程新喜首先问：“你跟老伴商量没有？”邹本兴说还没商量。程新喜说：“赶紧商量，如果老伴不同意，咱俩劲头再大也不行。”邹本兴觉得程新喜言之有理，在职的时候，自己在单位干什么用不着跟老伴商量，现在退下来了，办学是大事，没有老伴的支持是不行的。邹本兴很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伴，没成想老伴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并且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助他一臂之力，邹本兴明白，老伴这么爽快地支持他，主要是看着他退下来之后闲得难受，怕他憋出什么毛病来。
1986年上半年，邹本兴把办学提到了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办学需要资金，需要设备，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人，选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呢？邹本兴要求的条件是，第一，都是退下来的老同志，而且都是部队的离退休干部；第二，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条件要好；第三个条件最重要，就是要有奉献精神，善于合作，最起码不能把钱看得太重。在这三个条件下，邹本兴开始在自己比较要好的老同志们中间筛选，程新喜当了多年院长，适合抓教学和管理；他想到了孙宝太，孙宝太一直是邹本兴的下级，脾气温和，修养也好，适合做后勤工作；再就是孙树和，孙树和离休前是军纪委专职委员，当过团、师政治委员，有较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适合当书记。邹本兴想，如果自己当院长抓全面的话，有这几个老同志配合，这个领导班子还算过得硬。找这几个老同志一商量，大家积极性很高，都退下来没事干，在家憋得难受，自己是党员，老干部，享受着党给予的离退休待遇，做买卖挣钱的事不能干，有吃有喝有花的，也用不着干，要干就干对社会有用的，自己有能力而且喜欢干的，办学不能不说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邹本兴把几个老同志叫到家里来商量，初步决定办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大专班）。当时，石家庄还没有一所民办医学院，在全国范围内也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没什么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邹本兴说，虽然我们是退下来的老同志，但我们也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干，就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认为办学工作干头万绪，但首先要把校址定下来，没有教室，没有宿舍，其他就无从谈起。关于校址，大家提了很多方案，但邹本兴最终倾向于在于休所，当时干休所二楼有空闲住房，容纳一二百人没问题。在干休所办学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来老同志们离家近，上下班比较方便；二来租干休所的房子，还可以给干休所创收，给老同志们谋点福利，大家也认为这是最佳方案。
邹本兴很快把在于休所办学的事向所长、政委作了汇报。所里召开了党委会，邹本兴、孙宝太列席参加，邹本兴就利用干休所空闲住房办学作了说明，与会人员没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天，邹本兴马上组织大家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正在这时，所长把邹本兴叫去个别谈话，让邹本兴没有想到的是，一夜之间，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所党委会召开之后，所老干部管理委员会又召开了会议，与会人员一致反对，并提出意见达20条之多，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意见是，把社会上一些不明底细的小青年招来，院里有点姿色的大姑娘小媳妇的安全就没保障了，还有家家都有葡萄架，谁看得过来？还有的老干部说，忙乱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消停下来，你就让我们多活几天吧，云云。总之，要办学到外面办去，别在所里添乱。
邹本兴回来把这些情况跟大家一说，孙树和火了：“咱他妈到外面办去，我就不相信，中国这么大地盘，就找不到一个办学的地方。”
孙宝太一向温和，说话面带笑容，办事不着急，他对邹本兴说：“咱别着急，是不是再个别做做工作，最好还是在所里办。”
邹本兴犹豫了一下说：“人家提了20多条意见，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这样吧，咱们去找陈丕海，看看能不能和省院联合办学。”
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陈丕海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是部队干部转业的，也是胶东人，和邹本兴、孙树和、程新喜、孙宝太早就是好朋友，合作的希望很大。邹本兴找陈丕海商量，陈丕海满口答应，但对邹本兴说：“你们都退下来了，我还在职，我不能公开参加办学。”邹本兴说：“不公开，就秘密参加，反正你跑不了。”
省医院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联合办学事宜，邹本兴、孙树和列席参加。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校方出资金、场地、生活设施等；省院出教员、教学设备、实习场地等，校方每年交省院一些公杂费。会上还决定了其他事宜。
校名：冀联医学院。
学校领导成员：邹本兴任院长，孙树和任书记，其他成员有程新喜、孙宝太、许荷立。
办学地址一波三折，老同志们急得团团转。邹本兴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老部队
联合办学的意向签订之后，邹本兴他们抓紧了下一步的筹备工作。但眼下最要紧的问题还是校址的选择，如果没有校舍，招了学生往哪儿放？再说房子定不下来，其他的筹备工作就无从谈起。干休所的方案被否定之后，他们又找了某部队的空闲住房，在务虚阶段双方合作得很好，而在关键时刻，对方又发生了变故，这样，第二次选址又宣布告吹。
1987年3月，办学地点还没确定下来，邹本兴急得团团转，如果在一两个月还没着落，今年的招生计划就落空了。就连说“我不信中国这么大地盘，就找不到一个办学的地方”的孙树和，也想不出中国的地盘上，究竟在哪儿能够办学。正当几个老同志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提供了一个信息，邹本兴原来所在的某集团军赴滇轮战一年，在此期间，招待所封门闭户停止接待。邹本兴眼睛一亮：真乃天赐良机。但他没急于找在家留守的首长洽谈，鉴于前两次选址失败，再加上觉得自己毕竟离休了，说话不灵了，万一领导不同意，不仅自己面子上过不去，也等于没有退路了。
邹本兴经过反复考虑想出了一个迂回进攻的办法，他去找集团军原军长阎川野，让他出面跟集团军的领导打招呼。阎川野对邹本兴办大学很感兴趣，邹本兴找到他，他马上给在家留守的杨副军长打了个电话，并亮出自己的观点：老同志想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是好事，部队应该给予支持。杨副军长当即表示同意老首长的意见，并把电话打到云南集团军前指，请示了军长、政委，得到批准后，及时告诉了邹本兴，办学地点问题就这样敲定了。
很快，双方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甲方：××部队司令部管理处乙方：石家庄冀联医学院
关于军民互利共同培养卫生人才事一、甲方提供招待所一所中三楼两侧23个房间（学生20间，室内每间4张床，一桌一椅，余3问办公室和1间会议室，室内5张办公桌，5张床，4张长条课桌，20把椅子）作为宿舍和办公室，另提供一个教室（4间，室内提供126名学生听课用桌椅）。二、甲方给乙方提供90人就餐。三、乙方每年给甲方租赁费3万元，合同期为一年。甲方：××部队司令部管理处（盖章）乙方：石家庄冀联医学院（盖章）
1987年9月5日
从这份原始原样的合同真可以看出，“冀联”是在什么环境中起步的。
五位老同志分别从家拿来5000元，这就是冀联医学院的全部启动资金，他们立下的是“君子协定”
邹本兴和几个老同志马上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办学筹备工作。老同志们在职的时候谁也没办过学，在台上的时候都是当官的，有的甚至指挥千军万马，一声令下，就等着检查落实了。现在可不是那么回事，每个人都五六十岁了，且手下一个兵没有，什么都得自己动手干。孙宝太骑自行车出去买教材，一天往书店跑几个来回。孙树和联系教室、宿舍、黑板、桌椅，邹本兴和程新喜跑各种执照，骑着自行车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盖。老同志们把各种执照办完，把公章一枚枚地盖完，脾气也给磨得差不多了。过去听人说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顺口溜儿，这回算真正领教到了，在市某局办公室，一位很有权威的领导当着孙宝太的面就说：“你们这些老同志不在家好好休息，出来办学，精神可嘉。但有句话我可就说出来了，如果你们招不来学生，会把你们这些老同志愁死、难死。”孙宝太听了竟无言以对。办学需要启动资金，而邹本兴他们是真正的白手起家。邹本兴声称：“冀联医学院既然是民办大学，那就是不要国家投一分钱，不要任何企事业单位赞助一分钱，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大学办起来，由此来证明，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八路、老共产党员，在离退休之后，还能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
经五位老同志商量，决定每人筹集5000元作为办学启动资金，在当时每个人的工资不到1000元，加上养家糊口，存折上的数字都没超过4位，拿出5000元，都有一定的困难。邹本兴说：“各想各的办法吧，是叩头是作揖，反正把钱拿来就行。”
第二天，五位老同志都一分不少地把5000块钱拿来了。程新喜工资高，儿女们都大了，家庭负担轻一些，没用借钱。邹本兴的钱是亲戚们凑的；孙宝太借了儿子一部分；孙树和、陈丕海都各自想了办法。钱凑齐了，一共两万五千元，当时也算巨款了。分管后勤的孙宝太副院长说：“咱亲兄弟明算账，是不是签个协议？”邹本兴说：“要签协议就是君子协定，咱们都是老战友，老党员，要是为了钱，恐怕谁也不和我一起办学。”程新喜说：“反正大家的钱都是平摊的，要不要协议无所谓。”大家也同意，不签协议了。最后，邹本兴又说：“办学是有风险的，我们这钱花出去究竟有没有效益，还很难说，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这风险也就靠我们共同承担了。”
两万五千元钱，用在办大学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没几天就花完了，大家就再四处筹措，像攒鸡毛凑掸子一样，一点一点地积累。按孙宝太的话说，不管是张开嘴张不开嘴的人，都张嘴借了，活了半辈子，没在人面前这么低下过。求人难哪。
花5000元钱做了招生广告，半个月没见动静，大家心里有点发毛。开学典礼大会上，老军长阎川野说：“老邹，你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到1987年5月，办学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老同志们丝毫不敢松口气，因为究竟能不能招来学生，能招来多少学生，谁心里也没底。5月初，他们花5000元钱分别在《河北日报》、《河北广播电视报》、《石家庄晚报》上做了广告。广告发出去之后，老同志们如坐针毡地翘首等待，半个月没动静，他们有点发毛了，认为广告费大概打了水漂儿。到了第18天，本市来了一个报名的，五个老同志挨个握着那位同学和家长的手，紧接着，三三两两不断，等到开学前，来了126个。
回忆那段时间的经历，邹本兴说：“我这辈子最揪心的，就是那段时间，办学是我主张和运作的，如果真招不来学生，我对几个老同志怎么交待。我记得，广告发出去之后，我们就坐在电话机旁边等，一有电话，几个老同志抢着接。”
1987年9月1日，某集团军大院彩旗招展，鞭炮齐鸣，冀联医学院首届大专班开学典礼仪式在会议室举行。某集团军首长、北京军区军医学校的领导、河北省卫生厅、石家庄市教委、河北省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的领导出席了典礼仪式。民办医学院在河北省尚属首例，省、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新闻界给予了广泛关注，第二天，有关报刊登载了冀联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的消息。
后来，邹本兴回忆说，开学那天，参加开学典礼的各位领导和各界人士都发表了讲话，对“冀联”寄予无限期望。其中，原陆军参谋学院顾问、原某集团军军长阎川野的讲话语重心长且耐人寻味，他说：“老邹，这些孩子多可爱，他们都跑到‘冀联’上学，你们千万不能误人子弟呀！”
邹本兴说，老军长的话，说得我心里沉甸甸的，每当想起来，我就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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