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进冀联医学院大门之前，我想了很多，四十岁出头的我，对于在学校受教育的经历简直不堪回首。我1966年在农村上小学，正赶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文化火革命”的前沿阵地，其目的不仅要“砸烂一个旧世界”——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以及以凯洛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提倡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变革中，我从小学到高中，一共读了九年，而这九年又正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且教学环境又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学校，名为高中毕业生，其知识含量之低，是让人羞于启齿的。高中毕业后，我也做过大学梦，但都成了南柯一梦或黄粱美梦。等到了而立之年，我虽然也走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座高等学府，但充其量是接受专业培训或进修，而不是系统地全面地接受大学教育，其知识结构和层次都受到某些局限。所以，我不敢承认自己上过大学，直到现在，我对大学还是充满着仰视和敬畏。
当我第一次走进冀联医学院大门的时候，心情是豁然的，也是复杂的。我感觉我的使命不是要欣赏什么，采访什么，而是要追问什么，反思什么。
1992年之前，这里是石家庄市北郊一片荒芜的毛草地，是一个无人光顾和问津的地方，而现在这里已是群楼耸立，鳞次栉比，芳草绿地，花团锦簇了。从远处看，“冀联医学院”五个大字在七层高的教学大楼上巍然屹立，气势宏伟，分外耀眼。昔日白手起家靠打游击生存的冀联医学院，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占地110亩，拥有15座大楼，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固定资产6000万的建设规模了。
这一系列的数字，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除此之外，我还有点“触目惊心”。这些年，因为工作需要也到处走走，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景气，某些集体企业倒闭或被兼并，职工下岗分流，教师发不出工资等等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而眼前一个民办学校竞如此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所学校的经营者，是清一色的部队离退休干部，是靠带兵打仗起家的老八路，是一些被人们称为“卧底”的老同志，他们能在夕阳晚秋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业，究竟靠的是什么？
为了弄清我要弄清的问题。我决意在“冀联”扎下去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且要散兵作战，四面出击，撒开网大面积捕捞。
邹本兴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学者也要有其校。靠打游击办学，那不是‘冀联’的发展方向。”
1989年，冀联医学院与河北省医学院正式脱钩，挑摊单干。陈丕海在省院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名正言顺地归建到“冀联”。后来，“冀联”原党支部书记孙树和因病住院，陈丕海接任书记。在这之后，“冀联”也接纳了一些新人，包括院领导在内，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坚强的领导班子和较高的教学质量，使学校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冀联”开办以来前五年的招生数字是这样的：1987年126名
1988年294名
1989年无
1990年229名
1991年266名
邹本兴在每年开学典礼请领导和来宾的时候就怕人家问：“今年你们在哪儿办呀？”
这五年，学校像打游击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是办一期就搬一次家，搬一次家就折腾个人困马乏，费心费力，劳民伤财。邹本兴感到，“冀联”再也不能这样办下去了，“冀联”必须有自己固定的校址，有自己的教学楼，有自己的实验室，有自己的宿舍，有自己的操场，有自己的实习基地等等，总之，就是有自己固定的合法的地盘。办学是办学，不能像过家家。
经和大家商量，决定出去买地皮，当时也有人有顾虑，买地皮风险太大，资金太高。办学五年来，“冀联”的经济来源在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精打细算抠出23万元，这就是“冀联”的全部家当。如果摊子铺开了，投资加大了，万一生源下降了，拿不回投资，“冀联”只有负债经营，岂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邹本兴没有顾及那些顾虑，他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学者也要有其校，打游击办学，那不是‘冀联’的发展方向。”
1991年6月的一天，邹本兴和程新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骑着自行车跑到市土地管理局。一问价，每亩6万元，当时想先买6亩，需36万元，邹本兴算算账，觉得买不起。土地局的同志告诉他，如果省教委或市教委开信，能够证明购买土地是为了发展民办教育事业，每亩可降至4.5万元，邹本兴又算了算账，觉得这个价码还能承受得起。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到市教委开信。办学这五年，跟省教委、市教委的头头脑脑们混得很熟，信开得很利索。接下来他们又跑了国土管理处、土地局、规划局、城建局、环保局、施工管理处、质量检查站，大大小小40多个单位，盖了40多枚章。这一折腾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们稍喘了口气，把几个老同志叫齐了，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到那块将要成为自己的地皮上看了看。没成想，回来后地皮每亩涨到8万元，据说以后还要涨，不用说是买不起了。市区买不起，他们又考虑到郊区买，一打听，市北郊获鹿地区（距市区仅几公里），每亩2万元。邹本兴想：不管在哪儿，反正要买，既然便宜就多买，“冀联”是要发展的，开始创业就要有这个眼光。就这样，经过和大家商量，决定花30万元先买15亩。在这之前，他们多次到现场勘察过，地皮虽然在获鹿境内，但与市区为界，交通还算方便，且周围无任何建筑物，利于发展规模。邹本兴还有更长远的打算，盖完校舍将来就要建附属医院，一为学生实习，二为学校创收。几个老同志对那块地皮所处的位置进行了认真研究，将来医院建成之后，可争取到周围5个县的病源：西为鹿泉和径井县，西北为平山县．正北为灵寿县，西南为元氏县，而且周围没有一家大医院参与竞争。因为这些条件和优势，选这块地皮做校址，邹本兴没做任何犹豫。
我采访这段经历时，邹本兴说：看来这一步算是走对了，我们刚把地皮买下就涨价了，而且很快翻了两倍，到现在恐怕就是十几倍的问题了。
这大概就叫抓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会与你擦肩而过，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抓不住机遇，不能赢得主动，就是最大的失策。
邹本兴和陈丕海也把铺盖卷搬到了工地，两个老战友在简易工棚里住了两夏一冬，目的是不能让“冀联”出现“豆腐渣”工程。
地皮买下了，几个老同志的自行车也骑烂了，因为他们还要重新跑40多个单位，重新盖40多个章。但这只是刚刚开始，老同志们换了自行车还得接着跑，跑钢材，跑水泥，跑木材，跑沙石，跑一切盖楼用的原材料；搞预算，跑贷款，找工程师，找施工队，这些都是老同志们从未经历过的，但都得从头经历，从头开始。
1991年6月，通过招标，施工正式展开，邹本兴和陈丕海与施工队同一天住进了工地。他们和民工一样，在工地上搭了个简易工棚，在里边搭了个地铺，就把铺盖卷搬进去了。他们住在工地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监督和指导工程质量与进度，二是看管原材料。这是“冀联”的第一座大楼，也是主体工程，更是“冀联”最有代表的形象象征，如果出现“豆腐渣”工程，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冀联”的领导，尤其是院长书记，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冀联”虽然有了五年的经济积累，但在耗资几百万元的工程面前，那点积累就显得微不足道。搞这么大的工程项目，一靠集资，二靠贷款，基本上还是白手起家，钱来得不易，要保证全部用在工程建设上，用在刀刃上，一句话，“冀联”人浪费不起。正因为这样，邹本兴和陈丕海一天到晚围着工地转，一根钢筋，一块砖头，一个水泥袋，他们都要拣起来，高质量，低消耗，是盖这座大楼的宗旨。邹本兴有事没事就向包工头灌输这种思想，包工头偷偷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较真的老头，就跟自己家盖楼一样。”其实，这跟邹本兴家盖楼有什么两样？住进工棚那天，跟老伴闹了点别扭，老伴不同意他到工地上住，理由是他在朝鲜战场上得过风湿病、关节炎，身上几处冻伤，现在有些年头没犯了。邹本兴解释半天，老伴还是不答应，最后他卷起铺盖走了。
到了工地，想跟陈丕海诉诉苦，结果陈丕海也有同样的“遭遇”，也是在家偷着溜出来的，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别扭归别扭，老伴毕竟是老伴，第二天，把皮褥子送过来了，还送来了邹本兴爱吃的饭菜，邹本兴有些不好意思。
邹本兴和陈丕海在工棚里可真是遭了罪。
夏天，外面下雨，里面也下，外面雨停了，里面还下，两人在工棚里搭起了塑料棚，但被子、衣服还是淋湿了。既然睡不着，在哪儿也是挨淋，干脆到工地上转转，看看水泥盖好没有，地基钻水没有，民工们的工棚漏不漏雨，像在部队查铺查哨一样。民工们也纳闷，这俩老头真怪，大雨天，不好好在家呆着，到处转悠啥？
要说最难熬的还是冬天，工棚四处透风，周围无遮无挡，一片荒芜。工棚里的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到了晚上，两个人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了，还是冻得睡不着觉。没办法，两个老人只好挤在一起，互相给些体温，或者说一些战争年代的话题。
邹本兴说：“老陈，这滋味比当年打淮海怎么样？”
陈丕海说：“挨冻的滋味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可比现在过瘾，和敌人一接上火，就顾不上冷了，要说难受还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那会儿，眼看着敌人窜来窜去，就是不让打，趴在堑壕里干等着，天上下着雪，刮着风，两条腿冻得和木棍子似的，等发起冲锋的时候，我爬了好几次才爬起来。”
说到这，邹本兴也来了兴致：“那国民党呢，不更可怜，让咱们一围，粮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大冷的天，见咱们吃热包子，他们馋得直流口水，流完口水，就吃雪团子，好多人顶不住，就爬到咱们这边来了。”
一阵风袭来，工棚的简易门被吹开，邹本兴起来关门，又被吹开，邹本兴找来一根木头顶上，才算牢靠了。
两个人还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
邹本兴说：“要说挨冻，还是在朝鲜，记得不，刚入朝的时候，我们连棉衣都没发，好多战士没捞着打仗就冻死了，太可惜了。”
陈丕海说：“那会儿我当连长，晚上冻得睡不着觉，我就让战士们讲笑话，每人讲一个，荤的素的都行，只要把大家逗笑就行，有一次让营长给听见了，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邹本兴说：“有一回，团里把一个美国战俘交给了我们，那家伙每天钻到鸭绒被里才睡得着，我也钻进去试了试，真暖和。当时想，等什么时候，我们的部队每人都发一个那玩意儿，就享大福了。”
两人那天一直说到天亮．白天再轮流回家休息，晚上接着挨冻。
就这样，邹本兴和陈丕海在工地上熬了两夏一冬。两个老同志这样做，并不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而是坚决不让“冀联”出现“豆腐渣”工程，尤其是第一座大楼的崛起，这关系到“冀联”的生命质量。我第五次到“冀联”采访时，电子图书馆已经落成，这是“冀联”的第15座大楼。在“冀联”大院里，这错落有致的15座大楼，没有一幢是“豆腐渣”工程。由此可见，“豆腐渣”工程的出现，并不在于工程本身，而首先是人的思想与灵魂变成了“豆腐渣”，这将是极为可怕的。
大楼盖到第四层，市场物价飞涨，预算出现较大缺口，那边求援无门，这边等米下锅，邹本兴急得嘴上起泡
到了1992年春天，邹本兴他们在工棚的日子好过一些了。可当大楼盖到第4层的时候，又遇到了想不到的麻烦，市场物价飞涨，钢材由每吨2300元涨到5200元，砖由8分钱一块涨到2毛钱，原来的预算出现较大缺口，工地不得不停工待料。
这是个让人始料不及而又十分尴尬的事情，工程队等着结算，民工们等着吃饭，7层教学大楼面临半途而废，更使“冀联”雪上加霜的是，邹本兴他们原来找好的一家单位，答应借给的120万元，因怕风险太大，找了个理由推辞了。这边求援无门，那边等米下锅，邹本兴急得嘴上起泡，陈丕海、孙树和急得骂娘。
简易工棚里，说不清是院支部会还是院长办公会召开了，老同志们都有些激动，甚至要吵架，一开始就十分激烈。
邹本兴说：“看来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了，无论如何工程不能停下来。”
孙宝太激动地站起来说：“就是倾家荡产背井离乡，我们也要把工程拿下来，不然我们就会被人家看笑话。”
陈丕海接过来说：“现在不是看不看笑话的问题，是让国家财产受不受损失的问题！笑话？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怕谁笑话？”
一向不着急上火的孙宝太也把眼珠子瞪得滚圆：“怎么不怕笑话？咱们在一起办学，有多少人眼红嫉妒心里不平衡，巴不得咱出点笑话。”
邹本兴朝孙宝太摆了摆手：“别吵啦，咱们还是想想办法吧。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继续争取贷款，一个是个人集资。”
一直闷着没说话的程新喜开口了：“大家的油水都挤净了，集资，能集多少？”
邹本兴站起来说：“至少50万，‘冀联’的成败兴衰在此一举，不管怎么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大楼盖起来！”
会议不欢而散。
老同志们吵归吵，一旦组织上定了的事，执行起来谁也不含糊，这就是老党员老军人的作风，他们走亲戚找朋友求爷爷告奶奶，各忙各的去了，与此同时，学校的教员职工班主任们也分头四处找钱去了。关键时刻，“冀联”人体现了空前的凝聚力，慷慨解囊，倾其所有，东奔西走，各尽所能，用最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危难中的“冀联“。
“冀联”在困难时期也得到了社会上一些好心人的支持。
一个卖石子的个体户拿着3万元钱找到邹本兴说：“邹校长，我看出来了，你们是真正干事业的人，我家里就这些钱，你们拿去先用吧。”邹本兴握着他的手好半天才松开。
一个卖大米的商贩把两千斤大米放在工地就走，孙宝太追着去付款，商贩说：“你们现在正困难，等以后再说吧。”
还有一些村民主动到工地义务劳动……
银行贷款出现变故，邹本兴掏出14级离休干部证，掏出省人大代表证，满脸通红地对信贷员说：再加上我这条老命，值不值20万？
50万元的集资终于完成了，缓解了工地的燃眉之急，但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教学大楼盖起来，少说还需130万，而这130万，只有找银行贷款了。
当务之急，跑贷款。金额130万！
当时，老同志们对银行业务的政策和手续一片空白，只知道贷款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会像到市场上买东西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走人。陈丕海在地方工作多年，方方面面有一些熟人，他提前给一家银行行长打了个电话，行长很痛快，说支持社会力量办学，银行系统责无旁贷，不过，我们银行小，没那么大业务量，我只能批准贷给你20万。陈丕海说：20万就20万，救急如救火，行长，我代表“冀联”全体师生谢谢你了。
陈丕海兴奋地拉上邹本兴，第二天一上班就去了那家银行，结果，行长不在，一问说去开会了，问问信贷员，行长跟你们说没说过给“冀联”贷款20万的事，年轻的信贷员说：“说是说过，可是，老同志，你们有担保吗？”
“担保？什么担保？”邹本兴瞪大了眼睛问。
“哟，你们连担保都不懂，就来贷款呀？我给你们一种小儿科的解释吧，你们贷款20万元，必须有20万元以上的资产做抵押，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偿还能力呢？”信贷员有点讽刺意味地给他们解释道。
“可你们行长并没有说要什么担不担保，他只说让我们到银行来取贷款。”陈丕海解释说。
“这是我们业务上的事，行长管不了那么具体。老同志，看来你们是没担保，那就对不起了，我这还忙着呢。”信贷员有点不耐烦了。
邹本兴听了气鼓鼓的，行长答应贷款的时候，他也在场，说的痛痛快快，怎么到了银行就变卦了。他尽量克制自己，知道求人办事难，他向信贷员解释说：“我们贷款是为了办大学，发展教育事业，为农村培养医生，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钱，到期我们肯定还……”
信贷员打断他的话：“老同志，你贷款干什么，跟我们没关系，我只看你有没有担保，看你有没有偿还能力。你把几十万块钱贷走了，到期还不上，我找谁要去？”
邹本兴听到这儿，再也克制不住了，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自己行政14级的离休证，掏出了河北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证，放在桌子上，满脸通红地说：“小同志，你看看，这些能不能做抵押，还有我这条老命，值不值20万？”
信贷员不屑一顾地看也没看邹本兴的那两个证件，并且傲慢地说：“老同志，收起来吧，这些东西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过，不是在我这儿。”说完，就忙别的去了。
邹本兴嘴气得直哆嗦，最后竟痛哭失声……
邹本兴少小离家，大大小小打了上百次仗，流过血，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奖，承受过起落，遭受过挫折，总之，他该哭的机会很多，但他没哭过，称得上是一条山东汉子。但他今天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活了60岁，他还从来没这么犯难过。
陈丕海也爱激动，但他没哭，他不住地劝邹本兴：“咱+们再想想办法吧。”
这时有人凑过来，问明情况后说：“贷款20万，拿出1万给行长，再拿出5000给信贷员，这事早办了。老同志，光想空手套白狼，哪儿那么便宜？”
也有人说：“贷款就应该有人担保，这是起码的规矩，除非你银行里有人。”
邹本兴和陈丕海听了这些议论，没说什么，默默地离开了银行。路上，邹本兴对陈丕海说：“咱是老干部，共产党员，不搞行贿受贿，丧失了晚节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别把年轻人一步一步推向断头台。他不是要担保吗，咱找人担保就是了。”
这天，邹本兴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书店，买了一本银行信贷方面的参考书。在路上就开始看，回到家，饭也顾不上吃，一口气把书读完。
邹本兴终于在志愿军出身的厂长张兴让那里获得了担保。在双保险的情况下，一家银行一次性贷给“冀联”120万。邹本兴和陈丕海分头出去找担保单位，找了医院，找了企业，找了朋友，但都没得到满意的答复，有的是账上没那么多钱，不够担保的条件，有的则是怕担风险，不愿担保。邹本兴心里很别扭，平时见面你好我好的朋友，怎么一谈钱，脸色就变了呢？有的人则这样说：“老邹，要是你个人贷款，我担多大风险也给你担保，可现在你们是为了办学，谁知道这学将来会办成什么样？”邹本兴听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怪不得有人说：“你要想和朋友断交，就跟他借钱。”现在不是借钱，而担保和借钱性质差不多。现在的人的心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一事。
邹本兴和陈丕海会合，都一无所获，沮丧了一阵，他们去找省政协的副秘书长阎恩荣同志。阎恩荣很同情他们，先是跟一家银行的领导打了招呼，后又介绍给一家塑料厂。邹本兴和陈丕海满怀希望马不停蹄地去了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提到担保时，又有些犹豫。邹本兴跑得地方多了，也学会了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在张兴让犹豫的时候，他见他办公室的床上放着一件抗美援朝年代的军大衣，立刻兴奋地问：“张厂长，你也入过朝啊？你是哪个军的？”张兴让也有些兴奋地回答：“×××军的。”邹本兴说：“我和陈书记是×××军的。记得吗？我们两家1953年换的防。”张兴让上去握住邹本兴的手死死地不放：“哎哟，老战友。记得吗，交接阵地那天，我们两个军的战友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就这样，三个老战友兴高采烈地谈了一个上午，张兴让不由分说地留下他们俩吃饭，担保的事，利利索索地办完了。不过，张兴让让邹本兴写了一个反担保。那天，两个老战友的手不住地握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邹本兴还把银行的领导请到施工现场，汇报了“冀联”的办学方向和发展前景，并拿出了5个创办人以个人全部家产担保贷款风险的保证书，在双保险的情况下，这家银行一次性贷款给“冀联”120万。
应该说，是这雪里送炭的120万，使危难中的“冀联”获得了支撑。
事隔多年之后，陈丕海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眼睛总是红红的：“我和邹本兴共事多年，没见他为什么事犯愁过，更没见他哭过。一个60岁的老人，为办学贷款蹲在大街上哭，让我想起来心里就难受。”
孙宝太说：“通过跑执照，跑贷款，我们总结了四句话，就是‘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铜头，就是脑袋要硬，不怕磕头；铁嘴，就是要敢于磨嘴皮子；橡皮肚子，就是肚子要有弹性，什么都能装得下；飞毛腿，就是要舍得跑断腿，而且要快。”
邹本兴说：“哭是哭了，难是真难，如果没那段经历，‘冀联’也发展不到今天。”
我第三次到“冀联”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冀联”筹备盖附属医院和老年病研究所及口齿病研究所，几乎每天都碰上当地银行的信贷员“泡”在邹本兴的办公室，主动给“冀联”贷款，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时光流过，物是人非，我不懂信贷业务，不知道是不是政策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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