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联医学院有了自己的地盘，有了自己的校址，有了自己的教学楼、宿舍楼、办公楼、实验室等等高楼大厦，从1992年初到1999年底，在不足八年的时间里，平地里矗起15座大楼，平均每年1.65座，谁又能说这不是奇迹！
创造奇迹的原动力是什么呢？艰苦奋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振兴，都要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持和鼓舞，而这种精神力量的核心就是艰苦奋斗。相反，一个政党、一个集团，在取得成功后，由于精神懈怠，奢侈极欲，结果很快由胜而衰。在中国历史上，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政权的成败，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五十年前，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总结的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在延安采访中。发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种艰苦奋斗精神所孕育的伟大力量，把它称做“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兴国之光”。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即将由西柏坡进驻北平，他曾引用大顺农民政权的教训告诫全党，我们要进京“赶考”了，但愿我们能够考得及格，我们坚决不学李自成。
共产党没做李自成，邹本兴也不做李自成。
“冀联”是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起步的，在运转过程中，尽管举步维艰，坎坎坷坷，也没伸手向社会各界通过各种形式要赞助。“冀联”的惟一经济来源就是学生的学费，而学费也是按最低的标准收。从1987年第一届大专班开始，一直低于国家标准收取学费。比如，1999年河北省物价局规定民办学校每人每学期收费1400元，而“冀联”只收1200元，当年共招收1920名学生，每学期共少收学费38.4万元，这对白手起家的“冀联”是个非常起眼的数字。但邹本兴这笔账算得很精，商业上讲薄利多销，办学也是这样，重要的是信誉，多招收几十名学生就都有了。
邹本兴带着学生四处捡砖头盖了一个实验室，这在哪个大学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事。
“冀联”的办学经费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不在学生身上搞任何克扣，再发展建设规模，就只能靠精打细算，“以抠为本”了。邹本兴在部队管后勤出身，是有名的“老抠”，办学以来，他把“抠”字精神发扬光大到了极限。
1989年，“冀联”还处在打游击状态，教室是租的，宿舍是租的，而实验室却没地方租。在一次院务会上，邹本兴提出：“医学课，技能操作与理论教学占有相当的比重，办医学院，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是不行的。”他最后说：“咱虽然是民办大学，但咱不是糊弄‘洋鬼子’。”邹本兴耳边时常响起老军长阎川野在首届大专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老邹，你们千万不能误人子弟呀！”
在这之前，学生上实验课都是在北京军区军医学校或河北省医院，既方便又不花钱，但那毕竟是人家的，发生冲突时要先紧着人家。总之，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就不像个正经的医学院，而要建自己的实验室，一没资金二没场地，不是件容易事。
邹本兴经过几天的考察论证，决定在租借的校舍旁边建一个130平米的临时实验室，在与三个包工队交涉时，对方都提出需3万元的承建费。3万元，对于刚起步两年的“冀联”是个不小的数字，邹本兴觉得“冀联”掏不起这笔钱，他提出：我们要自己建实验室。
邹本兴的建议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响应。没基础材料，他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捡废砖头，没有地板材料，他又带领师生到五里外的水磨石厂去拣边角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间可容纳100多人的实验室建成了，整个建筑只有装门和封顶两项工程是雇人干的，细一算，节约资金24300多元。
就这样，邹本兴带着学生“捡”来一个实验室，这在哪个大学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事。
吃不穷，穿不穷，不经常算账就受穷。“冀联”要发展，但由不得半点奢侈
1992年，“冀联”建教学楼，使邹本兴的“抠”劲发挥到了极致，购买各种原材料，他要一家一家地跑，货比三家五家甚至十家八家，直到压到最低价才成交。买暖气片，石家庄几家商场都是11元钱一片，价怎么也侃不下来，邹本兴给山西朋友打了个电话，一问9元钱一片，得！买山西的吧。教学楼竣工了，可“冀联医学院”的校牌还没做好，邹本兴找了几家装饰公司的老板，都说至少1500元，他觉得不值，决定买回材料自己设计自己做，总共才花600多元钱。
盖教学大楼那年，有许多工程需要往外包，邹本兴对前来招标的包工头们，在钱上抠到不能再抠的地步。聪明的包工头偷偷说，可以给他回扣，他笑笑说：“这回你可找错门了，这学校就是我办的，我是法人代表，我吃自己的回扣有什么意思？”包一项工程，光从理论上论证不行，有的项目他还要亲自干一千，再下决心出什么价包。比如挖一条沟，他要亲自挖一段，看需要多长时间，卖多大力气，然后再跟包工头谈。包工头们偷着说：“跟邹老头打交道，没什么油水沾。”
1996年，学校买了546副教学挂图，需要装裱，邹本兴到字画装裱门市问了一下，一幅最少30元。邹本兴派人去学，装裱完一算账，只合5.3元一张，仅这项开支就节余13000余元。买电脑，到市场上一问，每台需7000多元，买散件自己组装，200多台电脑组装完一算账，节约20多万元。有电脑就要配电脑桌，邹本兴一问，买一张电脑桌需200多元，他让人先买了一张回来，拆开一看，结构很简单。得！自己干，结果每张桌子成本不到50元。
1997年，学校为了解决师生喝开水和洗澡的问题，准备安装一套锅炉，邹本兴通过对市场调查，了解到装一套设备齐全的锅炉，至少花十几万元。后来，他们经反复论证，只花了8000余元改建了一套“懒汉”锅炉，师生喝水、洗澡的问题，照样得到了解决。
1998年春天，学校的礼堂落成了，安装什么样的桌椅，又摆在邹本兴面前，有人说，礼堂这么漂亮，干脆都用钢塑材料制作，好马要配好鞍嘛。邹本兴说，咱“冀联”现在是买得起马配不起鞍。他算了一下账，用钢塑材料制作，至少需要20万元，他想改用木椅，算下来也要10多万元，“冀联”没那么富余，就是有那么富余，邹本兴也舍不得掏。正在他犯难的时候，有人送来一个信息，石家庄有个单位要改建礼堂，旧座椅准备作废，邹本兴亲自去找熟人把这批旧货买下来，那位熟人开玩笑地说：“邹校长，你不怕人家说你们‘冀联’是捡破烂儿的？”邹本兴说：“说也不怕，只要捞着便宜就行。”结果那10卡车东西，人家只象征性地收了点钱，几乎就像白送的。经过修整刷漆，焕然一新地装备了两个阶梯教室，仅花了l万余元。
1999年夏天，学校扩大招生名额，急需添置1000多张铺板，如果买现成的要花3万多元。邹本兴算完账，舍不得掏这笔钱，他决定只买木板，自己钉做铺板。这下，老头儿们遭罪了。邹本兴规定，每人钉30块床板，大热的天，还要亲自扛到楼上，最高到6楼。不管你是院长还是班主任，不管你是七老还是八十，人人有份。不是邹本兴太残忍，因为暑假期间，学校一个学生也没有，而一开学，这些床铺板又等着用，要是雇人干，又是一笔开销，得，只有累老同志们了。这部分开支节约多少钱，简直没法计算！还算年轻的杨树青副院长后来回忆说：“活这么大岁数也没受过那份罪，当时真想花钱雇人钉，但一看六七十岁的老八路们都没任何怨言地干，自己还有什么说的。”
不抠就没有“冀联”，不抠就不是邹本兴。邹本兴始终铭记孔圣人的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抠，抠，抠。不抠就没有“冀联”，不抠，就不是邹本兴。我在采访中发现，邹本兴的抠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甚至是不近人情的，是现代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而让人服气的是，邹本兴首先从自己抠起。他始终信奉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走进邹本兴的办公室，很难相信这就是拥有60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老板”的办公环境，外间：两个旧三屉桌，两把木椅，一组旧文件柜，没有空调，没有老板桌，没有程控电话，甚至没有沙发。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笔筒是用易拉罐加工的。里间：一张硬板床，一个旧衣架，除此，再无它物。
因为写一些人物专访或小报告文学一类的东西，我也采访过一些老板，包括一些皮包公司的经理和负债经营的老板。有钱没钱，先包上大饭店的套间，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应有尽有；有用没用，先雇上年轻摩登的女秘书，坐上漂亮豪华的小轿车；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先带客户出去撮一顿，然后再找销魂的地方玩一玩，泡一泡。这仿佛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
对此，原大邱庄庄主现沦为阶下囚的禹作敏有自己的至理名言：“农民穿西服，坐高级轿车，这就叫投资环境。”
邹本兴不认为投资环境就是穷奢极欲，清正廉洁照样是一种投资环境。
截止到现在，“冀联”没有一辆高级轿车，院长们更无专车，过去上下班，老同志们清一色地骑自行车。在职的时候有专车，休息后，有事可以跟干休所要车，没什么骑自行车的经历，有的早就不会骑了。后来年龄大了，学校离干休所也远了，他们就坐班车。最近，学校买了一台大轿车，老同志们总算结束了挤班车、倒班车的历史。
截止到现在，邹本兴没设院长助理，没配秘书，没有随叫随到的公务员，不靠发号施令，而靠身体力行，谁也看不出他是5000多名学生的一校之长。他之所以这样廉正，至少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节省资金，“冀联”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开支；二是怕自己太懒了，对身体不利。
截止到现在，以邹本兴为首的院长们，没有一部手机、呼机，惟一的一部程控电话安在院办公室，用来对外联系，院长们办公室的电话都是内部小号。到都市大街上转转，现在手拿大哥大，腰挎BP机的不再仅是大款商人、达官显贵，一个浑身油渍形象邋遢的街头小贩骑着三轮车随时就可以掏出手机联系客户，不管是用于公务还是私事，手机、呼机已不再是稀奇之物，不再是其身份的象征。而邹本兴认真地算过这笔账，如果“冀联”的院长们都配上手机，安上程控电话，班主任和老师们都配上呼机，一年下来的话费、服务费，就得上万元，三年五年，就是一辆高级轿车钱，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河北有名的黑包公——石家庄市纪检委书记姜瑞峰，从邢台调到石家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企事业单位的手机。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调查》节目中，他对记者说：“这些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办公室有电话，家里有电话，走到街上到处都是公用电话，还用得着手机吗？何况在办公室坐一天都没事干，还用得着在大街上用打手机办公？”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盘算不到就受穷。”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集体，都是这样，有事没事，常算算账，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日子就会过得宽余。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那是慷公家之慨。如果手机、呼机的消费，都从个人的腰包里出，再有钱的主儿也会谨小慎微，手下留情的。
邹本兴在吃上抠得也很紧。
在“冀联”，院长们上班带饭盒，早已传为佳话。因为学校离家远，他们要在学校吃一顿午餐，学校有5个食堂，甚至还有小招待食堂，院长们选择的余地很大。开始，邹本兴和学生们一起排队买饭，慢慢被食堂老板认出来了，不是不收钱，就是多打菜。邹本兴觉得不合适，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吃的次数多了，将来账就不好算了。于是，他先带头并号召大家，每天上班带饭盒，中午在食堂加热，谁也别占食堂的便宜。
邹本兴出门办事一般不在外面吃饭，他说外面的饭又脏又贵，有什么吃头？实在回不来了，就吃半斤水饺或者一碗炸酱面。有一次，邹本兴和孙宝太去了一家饭馆，小姐笑容可掬地过来倒茶，并把菜谱递给邹本兴，邹本兴看了看，只点了1斤水饺。小姐笑着说：“二位怎么上来就点主食，应该先点菜呀。”邹本兴半开玩笑地说：“饺子里面不就有菜嘛。”小姐不笑了，又问：“那二位点什么酒水？”邹本兴说：“我们以茶代酒。”小姐耐着性子问：“那二位点什么汤？”孙宝太接过来说：“两碗饺子汤。”小姐噘着嘴走了，等了快一个小时，饭才上来。
“冀联”自诞生以来，几乎没有请客送礼的历史，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有省委的领导，有军界的领导，还有各路诸侯和专家教授们，要不是开学典礼，专门请人家吃饭恐怕是请不来的。典完礼，讲完话，吃顿便饭，上点酒，庆贺一番，热闹一下，这恐怕还算不上腐败的范畴，但在“冀联”却做不到，典礼的时候，清水一杯，或上点饮料（后来上了水果），典完礼，邹本兴就和首长们握手送客了。老军长阎川野喜欢跟邹本兴开玩笑：“老邹啊，今天在哪儿安排呀？我们可等着啦。”
民办学校，在社会上一些人的眼里存有某些偏见，说严重一点，是有些歧视。认为不管你规模有多大，名字有多响，门脸有多气派，民办就是民办，与国办大学不能同日而语。于是，一些民办学校的领导总有些自卑感，上边来检查，毕恭毕敬，点头哈腰，惟恐礼不周，该吃吃，该送送，得罪了哪路神仙也没好果子吃。邹本兴没那么多规矩，不管你哪一级来检查，重视归重视，礼貌归礼貌，但招待起来都是清水一杯，吃饭就是盒饭，走的时候什么礼品也不送。那些吃多了拿惯了的有关部门，到了“冀联”也自认倒霉，知道跟这帮老头儿打交道没什么油水，也就不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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