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柯的小说多写塞外风情、大漠绝域，其间激荡着猎猎西风漠漠黄沙，横亘着巍巍群山辽阔荒原，呈现出斑斓大地多彩人生，弥漫着坚韧彪悍而野性十足的生命气息，同时也有着诗意的抒写和神性的召唤。在精神委顿和机心日重的当今，在贪婪和堕落成为常态的时代，红柯以忠憨混沌的姿态，以遒劲的笔力张扬起生命之旗，从新疆到西安，作为一个沉默寡言而本分守诚的写作者，始终保持本色不变。因为沉默，所以能笃守虚静而视通万里；因为本分，所以能秉持真性而明了造化。于是，在红柯那里，人与自然、神灵的沟通变成了可能，他专注于用心灵写作，其小说叙事便如同通灵者的一次次诗意言说。
一
19世纪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兰波认为艺术的“通灵者”应该经过难以形容的磨炼，以培育强大的信念、坚韧的毅力和丰富的灵魂，他一旦进入创作的迷狂，则将失去视觉而看到视觉自身。【1】红柯漫游天山十年，这无疑磨炼了其心智，丰富了其灵魂，强健了其毅力。漫游中的红柯成了大漠中的通灵者，大漠风沙迷住了他的双目，却洞开了灵魂的天眼，也因此使其心灵臻于物我相通神人合一之境。于是，无论是红柯的“天山系列”长篇还是以新疆为背景的中短篇，几乎都采用了神话思维或原始诗性思维，以穿插镶嵌神话传说、童话故事或把万物精灵化的方式，形成了其独特的通灵式叙事。红柯的通灵式叙事，与他生活过的新疆自然环境有关，他曾说过“天近通神”，在新疆总是觉得天与地挨得很近，似乎随时会塌下来，这时人便会感觉时间消失了，只剩下空间。【2】于是在这个空间中，历史、现实与未来，自然、人性和神性便能自由地沟通融合，红柯在这样的空间穿梭中，才得以形成通灵般的叙事。红柯曾说过自己喜欢一个古词，即混沌。【3】创作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万物便没有清晰的界限，它们互相交融，彼此不分。红柯这种混沌状态恰恰保持了人类思想最初那一瞬间在单纯视界中所包含的丰富与复杂，这种原始思维方式正是诗性的思维形式，是诗意产生的基础。红柯还说：风土人情以及大地上的物象只有化为心灵与生命体验才有真情流露的可能，客观物象与人的精神达到天地共融状态时真情便会跟大自然一起生长起伏。【4】这种天地共融，物我合一的境界正是文学创作中通灵的状态，或者说这是接近迷狂的状态。柏拉图说：“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5】红柯在叙事中常常陷入生命的混沌状态，因而也超越了日常生活与工具理性。红柯认为长城以外的西北荒原属于非理性文化，而非理性文化的核心是生命意识。【6】为了强化这种生命意识，红柯在叙事中主要依靠感性思维而非理性思维，其小说属于“没有脑子的小说”【7】，是用灵魂和热血写作的。红柯的叙事更多依赖直觉和灵感。克罗齐认为，直觉关联的是意象而非概念【8】，在红柯的小说中众多的意象便成为沟通神性与人性的道具。
红柯在中亚腹地的大漠戈壁中生活了十年，他认为那里的动物、植物以至山川河流、戈壁荒漠都充满了灵性和神性，万物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于是，写出西部绝域大漠的神性成为红柯的文学使命。为了完成这神圣的使命，红柯采用诗性思维去关照万物，这让他成为真正的诗人。柏拉图说，“神对于诗人们像对于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做代言人。”【9】红柯的诗性思维赋予万物灵性与神明，以类似通灵者的身份言说西部绝域的神性之大美。
二
红柯于2001年发表的《西去的骑手》是其“天山系列”的首部作品。红柯并没有按照历史上真实的马仲英来塑造人物形象，而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英雄原型来进行塑造的。马仲英剽悍而具有野性的生命伟力，恰恰是与西域大漠戈壁等自然界强大而神秘的力量相沟通的结果。红柯在小说中反复吟咏伊斯兰文献《热什哈尔》中的第一句经文：“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这句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经文贯穿了整个小说，它赋予马仲英神性的力量，使其在尘世中跃马扬鞭，纵横驰骋，它引领着马仲英一路向西，融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骑着大灰马跃入黑海之中，为他辉煌的一生画上了神秘的句号。红柯让马仲英成为史诗般的英雄，为历史上真实的马仲英披上神性的光辉，马仲英恰恰是红柯借以通往自然神性世界的途径，在对马仲英充满诗意和激情的抒写中，完成了从世俗人性通往神性世界的一次畅游，完成了一次自我灵魂的洗涤和净化。正是这种诗意与激情，致使红柯在写作中几乎处于迷狂与沉醉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说，马仲英在单纯中隐含丰富和神秘，貌似简单却变化莫测。而自己的写作则是在好奇中冒险。【10】也就是说，几乎是人物自己在左右自己的命运，而作为创作者的红柯却无能为力，只是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驱使他进入马仲英波澜起伏的命运历险之中。长风大野、骏马烈风、金戈铁马、碧血黄沙，红柯把西部绝域之神性与大美赋予他所钟爱的人物马仲英。而红柯作为叙事者则成了沟通这种神性大美与世俗人性的中介，马仲英从神马谷得到了自然神性的启示，窥探到了生命的永恒，正如小说写道，“岁月之河随风而逝又随风而来，生命不再与时间偕亡”，于是英雄的生命与万物相通，马仲英成为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当马仲英骑着大灰马跃入黑海之时，他同时也获得了新生，走向了生命的永恒，生命与万物融为一体，红柯通灵性叙事也达到了高潮。红柯说：“我在马仲英身上就是要写那种原始的、本真的东西。对生命瞬间辉煌的渴望。对死的平淡看待和对生的极端重视。”【11】正是万物平等的生命观和原始神性的彰显，成就了红柯小说的通灵叙事。而读者隔着时间的栅栏，似乎看到了现实生命的委顿和西部世界的生命剽悍与血性之美。在红柯的小说中，植物、动物与人是灵性相通的。红柯采用了一种近于神话和童话的叙事方式，打破人与自然的界限，从而形成了一个天地人神相融的艺术世界。2004年面世的长篇小说《大河》讲述的是现代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又被作者赋予了童话色彩。小说先让主人公老金讲了一个女人和熊生下孩子并一起生活的童话故事，红柯正是在这个古老童话故事的基础上，叙述了三个女人都喜欢上了白熊的现代童话。白熊与老金一家，有着内在的生命关联，正如民歌所唱，“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连接成一条生命”，这是人与自然界沟通的结果，这种生命观为小说的通灵性叙事注入了真实而有力的内涵。
红柯在小说《大河》中，通过儿童的视角构建了一个熊性与人性相通的世界，这是一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人性”通过红柯通灵般的叙述重新回归动物性，再通过动物性回归自然性，从而完成与神性沟通的迂回曲折的过程。小说对白熊神性的张扬，正是对现实社会中男性精神委顿颓靡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原始野性和自然神性的深情呼唤。《大河》中的童话叙事，正是通过动物与人通灵的方式，消解了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人性与神性的对立，达到了自然、人性和神性的融合。2006年红柯的长篇《乌尔禾》发表。小说中的人物是现代社会中的人物，但这些人物都被红柯神话化了，从而形成了具有现代色彩的新神话。《乌尔禾》的表层结构主要讲述王卫疆、朱瑞和燕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属于现实层面；小说深层结构与神话相关，是关于羊的神话，关于海力布的神话。羊是温情、善良而沉静的，是乌尔禾的神灵，具有神性之美，燕子一生追寻着“羊性”十足的爱人。小说中的羊便成了某种象征，是带有神迹的神圣之物，成为人性通往神性的引领者。红柯通过对具有神性的羊的抒写，展示了现实人生诉求与理想世界的差异与冲突。燕子始终在追寻具有神性的羊性世界，王卫疆不会杀羊，也就领悟不到羊的生命的神圣，朱瑞杀羊技巧娴熟，能与羊的灵魂相通，但仍然被燕子看成“大灰狼”，因而也进不了羊的神性世界，燕子爱过他们，但最后又放弃了他们，继续追寻着与羊一样散发出圣洁光辉的理想生活。
《乌尔禾》中海力布的神话成为燕子与王卫疆、朱瑞爱情的背景，并贯穿小说始终。海力布是新疆某兵团的一个退伍老兵，原名刘大壮，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能听懂鸟类语言，曾多次把从鸟类听到的有关风暴的消息告诉牧民，而最后，他也因转告类似的消息而疲劳致死。小说让现实人物刘大壮转变成神话人物海力布，使其与神话传说中的海力布重叠，这实际象征着人性向神性的升华。这正是红柯采用通灵式叙事淡出时间所获得的艺术效果。实际上，在《乌尔禾》中，作为其中核心的两个人物——燕子和海力布，都在追求着从人性到神性的转变：海力布能听懂鸟语，为拯救牧民而献身，从而完成了与自然神性的沟通，使人性升华成神性，这是人神交融的肯定性叙事；而燕子却始终在艰难地寻找，虽然和外形像羊一样的小木工结婚了，但燕子并不会满足于现实状况，不断寻找神性才是她生命的本色。因为无论是王卫疆的善良、朱瑞的虔诚，还是小木工的温柔，都是俗世中的存在，燕子在世俗生活中很难找到自己梦中的骑羊少年，于是不断寻找便成为她的宿命。而燕子对神性寻找的宿命恰恰是现代人寻找神性和诗意栖居之地的一种隐喻。燕子对骑羊少年的寻找预示着人性回归神性的艰难。但海力布的生命历程给燕子带来了希望，于是燕子的故事便是人神交融的期待式叙事。
《乌尔禾》充满了宁静的叙事之美，这种宁静之美与神性相连，红柯采用了神话、童话以及魔幻的表现手法，达到了叙事的通灵性。于是乌尔禾的羊便成为上帝的使者，沉静与甜美中具有神性与人性；王卫疆的放生羊点亮少女燕子生命的自信之光；朱瑞杀羊的过程是与羊的灵魂沟通并完成灵魂超度的过程；小木工的身上带有放生羊不死的灵魂；海力布能与动物通灵、听懂动物语言。也可以说，红柯正是在一种近似虚静的创作状态中，才完成了《乌尔禾》的通灵性叙事。
2010年，红柯出版了长篇小说《生命树》，红柯说自己拿生命树对应希伯来圣经中的生命树。被逐出伊甸园的人类因堕落而丧失了神性，《生命树》讲述的正是人类重返神性的故事。其中穿插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创世神话：公牛与乌龟在创世女神的安排下来到世间帮助人类，公牛最后甘愿丧失神力而成为兽类中的一员；后来，大公牛吃了灵芝死亡后又化成了生命树，从而得以重返神性。红柯用蒙古草原上古老的神话传说作为原型，以独特的方式构建出神性与人性相互对抗而又交融的艺术空间，讲述了一个个重返神性的故事。
《生命树》一开始就写中学生马燕红在县城遭到强暴，父亲马来新送她到远离县城的四棵树休养。四棵树清澈的溪水、圣洁的太阳雨医治好了马燕红的身心创伤，特别是马燕红在长期挤牛奶的过程中，领悟到了佛性和神性，达到了与自然神性的沟通，心灵的创伤也逐渐得以治愈，找回了少女的尊严和自信，并重返少女时代。马燕红重返少女纯洁与自信的经历，便是从世俗的人性重返神性的象征。小说以马燕红为中心，还写到了父亲马来新、弟弟马亮亮、儿子王星火、同学徐莉莉、老师王蓝蓝等人，这些人都与生命树或者说与神性相关联，他们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遭遇到了神性，并与神性相感应，在神性之光的照耀下得以完成人性的升华。
在《生命树》中，红柯把现实叙事和神话叙事交织进行。小说中现实人物的命运发展与神话叙事中的生命树的成长是同步进行的。当吃了灵芝的大公牛死后，马燕红的丈夫王怀礼把大公牛和十几麻袋被神龟卵滋养过的土豆埋在一起，最后奇迹般地长出了生命树，这是大公牛与神龟神力的显示。于是红柯在他的小说中重新构建了一个现代版创世神话，从而完成了一次现代寓言式言说，即现代人们从人性通往神性的可能。马燕红的儿子王星火与生命树一同成长，童稚的眼中处处充满了神性。徐莉莉通往神性之路受到了较多的启示，一是《劝奶歌》的影响，一是在马燕红家与驴子的灵魂沟通，一是看到生命树后受到的神性启发。而王蓝蓝看到生命树时，孩子王星火告诉她：大公牛发芽长成的生命树，每片叶子都有灵魂，人类也将因此重获神性，王蓝蓝在与生命树的沟通中接近了神性。而马亮亮在西安上学时患了一种奇怪的癔症，被老中医诊断说是被唐朝女人缠住了，结果是神龟卵养下的土豆治愈了他的怪病，恢复了他的血性。当然小说中还有受世俗纠缠而难以解脱的牛禄喜，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在庸俗的现实中被利用、压抑，甚至被逼成了精神病患者。红柯在小说结尾处写牛禄喜的爱人李爱琴的生活，充满了忧郁与悲伤，这正是对世俗现实的痛彻、反思与批判。正因为现实生活中有着无数的欲望陷阱，对神性的召唤与重返才显得如此重要和迫切。红柯的通灵叙事正是为了弥补现实人性的缺陷和弥合人们在俗世生活中被撕裂的心灵裂痕。
2013年红柯出版了长篇小说《喀拉布风暴》。小说主要写骆驼、燕子、地精和喀拉布风暴，同时也写张子鱼和叶海亚、孟凯和陶亚玲、武明生和李芸等青年男女的爱情。喀拉布风暴既是爱情风暴，同时也是历练人性的风暴，通过风暴的磨砺，人才能走向成熟，走向宁静并和神性接近。孟凯、张子鱼和武明生等人对爱情的追寻过程，是他们自我成长的过程，也是感悟自然神性的过程。爱情成了孟凯、张子鱼、武明生等人的信仰，于是爱情也就具有神性。【12】小说中的几位青年男女与普通男女的爱情观与爱情行为相比，则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比如叶海亚在与相恋多年的孟凯举行婚礼时突然改变主意，毅然投向充满了迷人沙漠气息的张子鱼；张子鱼年少时因自卑而带来的过度自尊，这种病患似的心理带来的爱情创伤最后是在西域大漠戈壁中在喀拉布黑风暴中得以痊愈；孟凯对张子鱼不服气，开始着手调查张的历史，最后不但没有去捅张的伤疤，而且还帮助他完成了精神治愈，让叶海亚有了一个终生可靠的归宿。在充满原始生命伟力和自然神性的新疆，男女主人公们的爱情也直抵生命的本质，与“懂生活”的孟凯表哥之类的人比较起来，他们身上则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怪异”。而红柯恰恰是要通过孟凯、张子鱼等人身上的异质性来张扬生命本色，也即人性中最初始最本源最真实最强悍也是最美好的生命冲动，它是神性莅临时所产生的大爱与大美。而喀拉布风暴来临之际，正是神性降临的时刻。张子鱼与叶海亚的蜜月是在瀚海戈壁中在沙漠风暴中度过的，他们深入沙漠寻找到了生命中最为柔韧、最为坚强也最为纯粹的部分，也是神性之光照耀的部分。因而小说中的喀拉布风暴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次风暴，也不仅是一场爱情风暴，更是一场在庸俗的俗世生活中刮起的一场精神风暴，是一次呼唤人性重返神性的风暴。
红柯在《喀拉布风暴》中增强对现代世俗生活的叙写，以往作品中所具有的童话、神话或者民间传说色彩有所减弱，但这并没影响到作品的通灵性。红柯在对喀拉布风暴、地精、野骆驼和燕子等几个意象的反复抒写中增强了小说的通灵性。喀拉布风暴是一场爱情信仰风暴，是一场驱散俗世迷雾走向神性的风暴，喀拉布风暴所到之处，人的灵魂便得到了真正的磨砺，喀拉布风暴是人性升华为神性的一次次庄严的仪式。也正因为如此，喀拉布风暴不仅影响了西域大漠儿女，对内地西安的武明生等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喀拉布风暴正是一种通灵的仪式和手段。地精是野骆驼野马和黄羊等的精水滋养起来的状如男人阳物的东西，是大地生命的灵魂，是天地之精华。而张子鱼与叶海亚却在沙漠中以地精为食物，同时还沐浴了喀拉布风暴，于是张子鱼和叶海亚便吸取自然之灵气和精华，他们的爱情获得了拯救，世俗之爱升华成静穆庄严的神性启示。野骆驼与燕子也是贯穿小说的主要意象。野骆驼中的公驼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忠贞，燕子在戈壁大漠中的自由翱翔，无不讲述了大漠绝域中的生命的大美与大爱，这同样是自然赋予人们的神性启示。于是，在红柯的叙写中，喀拉布风暴、燕子、野骆驼和地精都成为其通灵叙事的道具，它们是西域大漠神性内涵的突出象征物，也是引领俗世的人们通向神性的一道道路标。正是西域大漠的神性赋予了红柯以博大的胸怀，赋予他视通万里的宏大视野，《喀拉布风暴》的叙事才如此大开大合、腾挪跳跃而又收放自如，在灵动中又不失法度，这部小说恰恰显示出红柯通灵叙事的成熟与老道。
三
《百鸟朝凤》不属于红柯“天山系列”小说，但是仍然采用其一以贯之的通灵叙事方式。小说写红柯故乡岐山，岐山作为周的发祥地，充满无数的神奇的传说，蕴含着生命的大气象。【13】于是红柯家乡“百鸟朝凤”和“凤鸣岐山”的传说便被镶嵌在小说中，从而成为小说通灵叙事的线索。叙事者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穿梭，成为不同时空的通灵者。
《百鸟朝凤》正是靠一首唢呐曲《百鸟朝凤》及其相关的传说故事来结构小说的。这首曲子描绘出一个吉祥和谐的人间天堂，实际上也是神灵居住的所在，更是红柯对由周发源而来的华夏民族文化的理想化抒写。小说同样有两种叙事层面，一个是历史与现实的叙事层面，一个是神话与传说的叙事层面。周长元、姜永年以及姜发梁等人的故事，属于现实的叙写。姜天正一家以及穿插于小说中的薛仁贵、孔子、赵构、岳飞、袁崇焕、秦桧、铁木真、宣统帝、袁世凯等人的故事，属于历史的叙写。这些历史人物都在红柯凝神静思中融入笔端，与姜天正发生着某种联系，因而显得繁而不乱。这种意到笔随，任意穿插的圆熟叙事技巧，正是红柯通灵式叙事的具体表现。
姜天正的故事和凤鸣岐山的神话传说息息相关，姜天正的人生也因为凤鸣岐山而弥漫了神秘的气息，他也想象自己是贵人转世，他有青蛇在耳目间穿梭的经历，这是一种贵人下凡的昭示，他也因此以贵人转世而自居。姜天正确实有着非凡的天赋，二十一岁便做了八府巡案，二十四岁便拜为布政使，可谓智力非凡，天赋极高。姜天正的一生都在等待青蛇的再次降临，以便沟通神灵，获得神性。然而姜天正仇恨与杀心太重，他刚上任便血洗渭阳洞，滥杀无辜，明目张胆地私藏公银，毫无顾忌地残害忠良，因而，姜天正通往神界的大门被关闭了。他在世人的眼中连人也没能做好，机心重重的姜天正最终成为秦桧般招人唾骂的奸邪人物，他终究没能成仙，至死也未能脱离凡胎俗气。但这并不影响小说的神性色彩和通灵叙事。在《百鸟朝凤》中，红柯多次写到了凤鸣岐山的传说，多次描写了百鸟朝凤的仙境般的祥和景象。小说让古老的传说与历史的真实相互应和，并以历史人物姜天正为中心，红柯以通灵的方式，沟通当下与历史、现实与神话、人性与神性，从而完成了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暴虐与残忍、奸邪与阴谋的批判，让我们在反思现代人是否能重返神性以及如何重返神性等现代性问题的同时，重新寻找民族精神重构的可能性。
在《百鸟朝凤》中，红柯对现实的关注加强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小说的神性追求遭遇了削弱。现实不过是他通灵叙事的一个层面而已，而现实层面、历史层面和神话层面最终都在姜天正追寻神性而遭遇失败的叙事中得以统一与融合。实际上，现实中多数人物与历史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小说中的姜发梁正是姜天正的命运的翻版，姜发梁的故事正以一种“新神话方式”在现实社会中继续上演。因而，这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及其故事的内涵都在“百鸟朝凤”的唢呐声中得到升华与融合，这恰恰是红柯用唢呐曲为契机展开通灵叙事的结果。
四
在红柯诸多以新疆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中，同样具有通灵叙事的特点。红柯第一篇成名短篇小说《美丽奴羊》中，杀羊的屠户最后被羊明亮清澈的眼睛所折服，最后跪拜在美丽奴羊面前，于是生与死的对峙转变成为灵魂与灵魂的沟通。小说这样写屠夫：“他看到美丽奴羊特有的双眼皮，眼皮一片青黛，那种带着茸毛的瞳光就从那里边流出来，跟泉眼里的水一样流得很远很远。美丽奴羊就用这种清纯的泉水般的目光凝注牧草和屠夫，屠夫感到自己也成了草。”【14】于是，人与自然的沟通变成了现实，人性向神性的重返便成为可能。
在《额尔齐斯河波浪》中，来自额尔齐斯河的波浪声以及河流本身的魅力，打动了男人与女人，于是河流的精魂灌注入人体，男人与女人便心心相印了。这种爱情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大爱真爱，不受世俗尘埃的干扰，带有神圣而单纯的浪漫色彩。小说中，由于男人对河流、对波浪刻骨铭心的爱，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融入其中了。男人的女儿却始终相信，她的爸爸没有死，而是遨游在额尔齐斯河中了。这种单纯的想象正是作者赋予人与物通灵性的结果。
在《奔马》中，奔马是草原的精灵，其速度与力度为现代汽车所不及，其生命活力点燃了汽车司机妻子的激情。一匹奔跑的野马令她心潮澎湃以致疯狂，她领悟到了来自大自然的力与美。而在黑暗中来自大地深处的神骏，则激发了男人和女人的生命活力和创造激情。于是，奔马与人类完成了通灵般的沟通与交流，人也就逐渐回归了神性。
而在《金色的阿尔泰》中的营长却长成了一棵树，《雪鸟》里面的雪变成了一只鸟，《石头鱼》中的石头也被红柯赋予了生命，在水里也能呼吸，而且能发出一种声音。《树桩》中的农工能感觉到树液在流动，他想象并体验自己从树桩上生长出来。《狼嗥》中的女人被狼叼走后，最后却安然无恙地回来，只是在她身上留下了狼的气息和狼性，在与男人亲昵时，使对方总感觉到有一股神秘的剽悍力量在冲撞奔突。《骑着毛驴上天堂》中，老天爷派出来的死亡使者居然拿老人和他的倔驴毫无办法，死亡使者的杀气顿然消解，神性附上了人性，从而成为红柯小说中神人沟通的另一种方式。在红柯的小说中，这种超现实的叙事比比皆是，集中显示出红柯小说特有的通灵式叙事特色。
五
红柯的小说叙事中始终坚持着万物平等与万物有灵的观念，与这种观念相对应的是通灵式叙事。在这种通灵式叙事中，红柯在现代生活中融入了神性元素，从而建构起一个个现代神话空间。这种通灵式叙事带来了红柯叙事的自由与洒脱，他以神性附体般的迷狂或宗教般的慈悲或孩童般的单纯来看待这个世界，于是他笔下的大地与天空，大地上的植物、动物，甚至石头、群山、河流，天空中的云彩，都被灌注了鲜活的生命，有了流动的魂灵。在常人的理性思维中无法跨越的界限，在红柯的叙事中却毫无障碍。他轻易地消除了事物与事物之间也即词语与词语之间的阻隔，形成了一种新奇而具有诗意的流畅叙事，这正是通灵叙事所具有的灵动自由优势。
红柯以其通灵式的叙事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当不少作家在对现实的理性审视中陷入困境之际，红柯则以原初的通灵方式在现实中打开了突围的缺口，找到了人性通往神性的路径。红柯的通灵叙事，一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以现代生态伦理审视世界，一次次地展示了西部大漠绝域中的大美大爱，展示出强悍的原始生命力量，也有力地批判了现代人对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暴虐残忍和肆无忌惮的戕害，同时也昭示了人性向神性攀升的必要与可能。红柯所做的努力是试图用自然神性消解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唯我独尊和妄自尊大的神话。
红柯的通灵式叙事属于神话思维或曰诗性思维，所采用的语言也是一种诗性语言。恰如刘小枫所言：“诗化的意识和感觉具有一种魔化的力量，甚至石头也能变得有神性。”【15】因而红柯的通灵叙事实际是一次次对自然物象的魔化过程，于是在此过程中，石头便具有了神性。而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诗性语言。维科认为，诗性语言属于原始语言，而原始语言即是神的名字，因而语言与神合二为一，语言与万物也同一，人与语言和世界处于“人—神”互通的关系之中。但语言被工具化后，沟通的渠道被割断，要重新填埋这道被割裂的鸿沟，必须再次还原语言的诗意和神性，从而恢复原初语言的通灵性。【16】红柯在其小说中通过对名词的重复或不断变换来完成对语言通灵性的召唤。名词的不断出现凸显了人或物的主体性，从而让人成为人，物还原成物，然后人与物相通，从而完成人性向神性的升华。正如红柯所说，人与物应该处于物我合一的有机状态，从而壮大和提升自己，这是一种符合人性也是符合神性的生命状态，人不可能重返原始神话时代，但可以让动物、植物以至整个自然界走向前台，而不是仅仅作为人的背景存在。【1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红柯的神话思维、诗性思维、语言的诗化和通灵式叙事达成了一致，即试图在恢复人类自然神性的基础上，完成对抗现代性对人性的阉割和异化以及工业文明对自然带来的深重灾难等历史使命。
红柯是文坛中的一位草莽英雄，他不经意间洞开了西域大地的秘密，打开了西部文化的秘史。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人性与物性皆遭到严重扭曲的时代，红柯以通灵般的叙事语言长歌短吟，建构出一个个充满灵性的语言符码世界，引领着人们超越世俗庸常麻木的生存状态，去接近自然和神性，这正是红柯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选自2015年第7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注释
【1】[法]兰波：《致保尔·德梅尼》，见黄晋凯等编：《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2】孙小宁：《红柯：在时间消失的地方写作》，《北京晚报》2007年7月9日。
【3】李勇、红柯：《完美生活，不完美的写作》，《小说评论》2009年第6期。
【4】赖义羡、红柯：《红柯：喀拉布风暴就是爱情风暴》，《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
【5】阎国忠：《西方著名美学评传》（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6】红柯：《敬畏苍天·西部文学的选择与意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01页。
【7】李敬泽、王晓明等：《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红柯作品研讨会纪要》，《小说评论》1999年第5期。
【8】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9】阎国忠：《西方著名美学评传》（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10】叶开、钟红明、红柯：《访谈录》，见《西去的骑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11】红柯：《西去的骑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12】王本朝：《〈喀拉布风暴〉：审美救赎的三个维度》，《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
【13】红柯：《百鸟朝凤·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4】红柯：《美丽奴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5】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16】廖高会：《诗意的招魂：中国当代诗化小说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212页。
【17】徐肖楠：《红柯：后世俗时代的选择》，《名作欣赏》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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