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齐
追求环境公正首先是争取族群之间分配环境权利、环境责任的公正性。在人类的群族之间，环境问题的转移遵循的是强权理论。当白色人种视己为优秀人种之时，有色人种则成为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当发达民族视己为天赐之时，落后民族则成为环境污染的转嫁对象。垃圾的流向有如水之流向——水往低处流转，垃圾向贫困处搬移，环境上的不公正是人类内部关系的不公正的反映和体现。
第一节 环境公正运动的缘起：环境种族正义
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嘈杂无序的世界，而所谓“无序”并非仅指社会失范陷入混乱、政治派系斗争不断、个体之间尔虞我诈，它还指正义被压制、强权唱主角、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层出不穷。这种深层的无序使得人们一直以来就企盼天堂，但天堂对人来说总显得遥不可及，理想常常化为幻影。然而，即便如此，人们对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的追求步伐一刻都不曾停息，由此上演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消解种族歧视就是这幅画卷中的一角，并且由为人种的平等关怀延伸到为环境的种族关怀，环境公正运动也由此拉开序幕。
一 种族歧视与环境歧视
环境公正运动的兴起得益于异质的两种社会运动的有机结合，即美国现代民权运动和现代环保运动。
20世纪50年代，美国爆发了现代民权运动。1955年12月1日，美国黑人裁缝女工罗兹·帕克斯坐在一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内公共汽车上，此时一位白人男子上车后即勒令其让座，在遭到严词拒绝后，该男子侮辱了这位黑人女裁缝。此事作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来势凶猛且旷日持久的“现代民权运动”，在黑人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黑人团结一致，用非暴力方式争取有色人种的权利，从而在种族歧视的魔帐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一步步走向深入。此后美国政府陆续颁布一些法律确认有色人种的各种权利，如：1955年美国通过了选举权法，1965年重新制定，黑人的选举权得到了确认；1960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认定交通系统中的种族隔离是非法的；1961年，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正式禁止种族隔离行为；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保证所有美国公民，不论种族、信仰、肤色、性别、原始国籍，享有就业和获得公共住房的平等机会；1968年又制定了公平住房法，该法又被1988年通过的修正案加强了。至此，黑人取得了与白人同等的法律地位，至少具备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意义。
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爆发了现代环保运动。其先声是R.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其标志是1970年4月22日2000万人参加的环保大游行。这场被称为“自十字军以来的一次由一群乌合之众支持的马戏表演”的闹剧成为美国人乃至世界人难以忘记的一个历史事件。历史常常以它漫不经心的方式成就某些凡人的美誉，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海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儿。他就是当年游行示威的倡导者。海斯热心环保工作，他在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的支持下，毅然办理了停学手续，全心投入环保运动，并在全美各地开展大规模的社区性活动。他在那一天的行动成就了世界第一个地球日。他也因此以“地球日之父”之誉而名垂青史。
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生态学和浪漫主义，其实践指向的是主流美国人群——白人中产阶级的环境质量，并不关注有色人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其实，一直以来美国白人都抱有歧视有色人种的倾向，并不时地在行动中表现出来。长期以来，有色人种被迫承受不合理的环境负担，如在他们的社区建造危险化学品工厂、危险废物填埋场等，给他们造成极大的环境损害。
在上述两种社会运动的背景下，一场以有色人种为主角的环境公正运动（也称环境种族正义运动）已经酝酿成熟，并一触即发。其导火线即1982年的“瓦伦大区抗议”事件。瓦伦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县，该县的主要居民是非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的白人。美国政府在此修建了一个掩埋式垃圾处理场，计划用于储存从该州其他14个地区运来的多氯联苯废物。这项决议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在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当地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抗议活动，由几百名非裔妇女和孩子，还有少数白人组成的人墙封锁了装载着有毒垃圾的卡车的通道，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当局逮捕了400多人，其中包括一位声援并参加了居民们的抗议活动的叫沃特·E.方特罗伊的众议员。这次抗议第一次把种族、贫困与工业废物的处理及后果联系到一起，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国内一系列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类似的行动。“瓦伦大区抗议”虽以失败告终，但它促使环境公正从呼声转向运动。美国联合基督教会争取种族正义委员会的执行主任B.F.小查维斯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观察提出了把种族与污染联系在一起的“环境种族主义”概念。沃特·E.方特罗伊议员在获释后要求美国会计总署进行调研，分析污染与少数民族社区之间的关系。会计总署随即提出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东南地区四座最大的填埋场有三座建在穷苦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游行示威和这份报告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种族歧视新现象的注意，环境公正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
5年后的1987年，联合基督教会争取种族正义委员会就少数民族和穷人社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展开了更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了美国有毒废物填埋场的分布情况，提交了一篇题为《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研究报告，正式将长久隐藏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环境公正问题推到了环境保护关注的前沿。
研究发现，“美国白人一直在把垃圾堆放在黑人的后院里”。在有色人种社区建造商业性有毒废物填埋场的可能性是白人社区的2倍；大约60%的非洲裔、西葡裔美国人生活在建有有毒废物填埋场的社区；1500万非洲裔、800万西葡裔美国人生活在有一个以上有毒废物填埋场的社区；在有毒废物填埋场最多的6个城市中，黑人人口均大大多于白人人口，它们是孟菲斯市（黑人43.3%， 173座）、圣·路易斯市（黑人27.5%， 160座）、豪斯汀市（黑人23.6%， 152座）、克利夫兰市（黑人23.7%， 106座）、芝加哥市（黑人37.2%， 103座）、亚特兰大市（黑人46.1%， 94座）。1987年出版的《必由之路：为环境公正而战》首次使用了“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一词，一个新概念正式诞生，人们也有了一个准确的词语来称谓这场新的社会运动，它得到了广泛的采用。
随着环境公正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色人种和经济弱势群体确实承受着不合理的环境负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许在于，美国白人作为社会的主流和上层，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决策权力和话语权，这使得他们在环境规划和环境决策中有意无意地渗透着种族偏见，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进行强化。种族偏见成为确定垃圾堆放场所的一个重要变量。可以说，环境公正是美国环境种族主义促使环境保护运动发生转向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充分体现在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和行为上，也陷入了难以解脱的许多矛盾之中，进入一个十字岔道口，但环境公正运动却为这种迷茫打开了一个视镜。
环境公正运动反映了美国下层群众，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心声。此前，有色人种就一直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各个领域及工厂、政府机关等场所遭遇白人歧视、排斥等不公正的待遇。直到马丁·路德·金1963年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后，种族运动才达到一个高潮，此后少数民族的人权稍有改观。而环境公正将环境负担的承受与种族、阶层、财富和权力等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昭示世人，给人们指出了看待环境问题的新视角，人们发现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关系及其结构的非正义性，要想解决环境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正因为此，可以说环境公正运动是民权运动引入环境领域的表现，是民权运动的扩展与延伸，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它强烈呼唤人权的真正兑现。[96]这使环境公正运动不仅持续推动着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走向深入，刺激着美国环境伦理自我更新与完善，更对美国环境立法和政府环境决策，甚至于总统选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轰动，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开始注意到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所具有的“普适性”虚妄，坚持探索符合本国的环境伦理思想。
1991年10月，在联合基督教会争取种族正义委员会的资助下，首届全美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召开。500多名来自各民族、种族、文化和经济团体的人员参加大会。会议表达的中心思想为，环境问题是与500多年的殖民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的，因而环境公正运动的目标是导致其社区、土地被毒化，种族被灭绝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重新自由化。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呼吁保护濒临危险的物种，但环境正义者们却说：“非裔美国人不关心濒临危险的物种，因为我们才是濒临危险的物种。”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环境公害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佣我们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全然不顾我们的生存需要和文化”。确实，当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所考虑的环境只是“生活”“工作”“玩耍”的地方时，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保证公众健康的条件，而不是远离社区的荒野和森林。[97]他们将斗争范围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转变为“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声明——《环境正义原则》，提出了实现环境公正应遵循的17项原则。
自此，各种环境公正团体参考这些原则确定追求的目标，强有力地推动了环境公正运动。环境立法是环境公正运动推动的显著成果之一，二者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关系。1993年由阿肯色州国民大会和州参议院通过了这份《环境正义原则》，经州长吉姆·G.塔克签署的《加强影响固体废物处理设施选址中实现环境公平法》也提出切实保障废物承担的补偿权利；1993年的《平等环境权利法》提出“环境状况恶劣的社区”概念及含义；1994年发布的克林顿总统命令《第12898号行政命令——在执行联邦行动时为少数民族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实现环境正义》，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在实施项目、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时，都把实现环境公正作为自己的使命，同年由“备选政策中心”组织编写的《环境正义模范法典》问世。在此期间也涌现了一大批主张环境公正的团体组织：社区恢复人民阵线（People for Community Recovery, 1982），为清洁环境而战的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s for a Clean Environment, 1985），环境公正与经济正义西南网络（Southwest Network for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Justice, 1990），最南部环境公正中心（Deep Sout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1993），环境公正资源中心（Environmental Justice Resource Center, 1993），全美印第安人环境疾病基金会（National American Indian Environmental Illness Foundation, 1994）。政府机构也增设了许多以保障环境公正为目的的办公组织。尽管如此，这绝不意味着美国的环境公正运动一帆风顺。1994年克林顿提出的几项环境法案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环境公正运动是在与反环境保护主义（如“民智利用组织”）和主流环境保护组织的竞斗中发展起来的，环境正义者既要克服自身的理论缺陷，又得以积极姿态投身于政治活动，巩固和扩大已有的成果。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条崎岖坎坷的小路。
二 环境公正的世界影响
美国环境公正精神很快传入国际世界，并深深影响发展中国家既有的环境目标和实现形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意识到，他们在国际上的环境处境与美国少数民族的环境处境如出一辙。在几百年的殖民历史上，西方宗主国就一直大肆开采掠夺殖民地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至今仍通过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其雄厚的物力财力和尖端的科学技术变相地压榨发展中国家仅剩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大量的环境废弃物甚至有毒废物，西方大国是全球资源的最大消耗者和全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平凡而伟大的真理对他们来说从来就像幻影一般。他们过着奢侈豪华和铺张浪费的生活，却全然漠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死活。1994年，印度生态主义者古哈在一篇题为《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的文章中，表达了第三世界要求实现“环境正义”的呼声。该文章强调指出，贫穷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环境保护运动——“穷人环保主义”的环境保护运动，它不同于西方主流环境保护的形式。西班牙阿里哀在《“环境正义”（地区与全球）》中提出“穷人环保主义”概念，并把它定义为“保护生活和取得自然资源的权利不受到政府或市场的威胁，反对因不平等交换、贫穷、人口增长而导致的环境恶化”。[98]伊利诺伊大学温茨博士在1988年出版的《环境正义》中着重从分配正义的诸理论出发，关心在利益与负担存在稀缺与过度时应如何进行分配的方式问题。[99]
我国环境伦理学者也较早注意到西方伦理的“普适性”虚妄，早在1995年王正平先生就在《哲学研究》第6期发表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权利和义务的伦理辩护》，以后零星论述不断。笔者于2002年开始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伦理问题”， 200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笔者的《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较早专论之一。
环境公正运动起源于环境种族主义，“环境正义，在本来意义上是种族正义的延伸，是其子概念”。[100]随着运动的深入，环境正义所涉及的主体已由种族延伸到地区、群体、性别和国别等广泛领域，其内涵也愈来愈丰富，已远非“环境种族主义”所能包容。环境公正运动表明了有色人种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努力，促使美国民权运动延伸，也将被长期掩盖或忽视的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和对抗性摆上了台面。环境公正运动的发展及其思想的传播，既对当代环境伦理的理论及其指导的西方主流环境保护实践提出了挑战，也为当代环境伦理提供了一个从现实的角度看待和分析环境问题的崭新视角。因而，环境公正运动开启了环境思想史研究的新热点，一些新兴学科也方兴未艾，如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环境政治学、环境历史学，这些学科着手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和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从而化解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拯救人类共同的家园。这是环境公正运动的积极成果。当然，目前的环境公正运动及思想具有以下两个致命缺陷。
其一，环境公正运动一般以不同种族、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性别和不同国别等二分视角审察当前的环境问题，这种眼光虽然具有其现实性，但与生态整体主义相悖，从而有意无意地淡忘了环境危机的复杂性、普遍性和整体性。
诚然，现实社会的不公正是导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环境问题绝不能孤立于社会而得到彻底消除，撇开人与人的关系而意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善中化解环境危机是不现实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01]“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但在实践上，人们为获得公正的对待又不得不以环境破坏为代价，“非裔美国人不关心濒临危险的物种，因为我们才是濒临危险的物种”正是此种情况的生动写照。以美国环境种族运动为例，在经济政治利益与生态价值对立时，显性的经济政治利益往往胜出，从而出现富有戏剧色彩的结果：“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在和环境保护主义相较量时，这两个本处于对立面的阶层（指环境正义主义者和反环境保护主义者——引者注），反而会站在同一战壕之中，基于这同一立场，他们在处理和非人类的自然的关系时，也同样总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最终，这种从同一角度来评价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致，使得本来壁垒绝对分明的社会力量不约而同地将其矛头对准了一个目标——环境保护主义。”[102]栽下的是菩提树，开出的是罂粟花，呜呼！
就国际社会而言，环境公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垒，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是环境危机的渊薮，而发展中国家声色俱厉地揭批发达国家的“光荣历史”，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发展中国家想到共同的人类利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发达国家以全球利益的代表而自居，关键时刻却百般敷衍塞责，美国对待《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可见一斑。“全球视野，地区行动”的口号至此只剩残破的半边天“地区行动”。“全球视野”呢？早就抛在脑后了！持整体主义原则的卢风教授指出：“阶级分析学派和地域视角的环境公正论正确地指出了环境伦理的某些弊病，但其基本观点是十分片面、狭隘的。”[103]
其二，环境公正运动以追求人类主体利益为鹄的，从而不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
环境公正运动的一个核心点，即在人类的社会关系处理中达成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公正合理化。人类尽管也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往往以人的利益来审视环境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最多不过是诺顿式的弱势人类中心论或默迪式的现代人类中心论。而环境伦理学作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在于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改变以往的机械论自然观和“人类至上”价值观，放弃征服者之剑，从而突破人际伦理，将道德关怀的雨露洒向广袤的大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出于外在利益的环境保护运动由于缺乏深厚的伦理底蕴终将会行而不远、无果而终。环境伦理开拓者们十分注意虔诚自然之情和敬畏生命之心，环境保护要求人类具备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愿望，把自己看作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而加倍珍惜一草一木。
环境公正运动以种族运动的形式最先在美国爆发并不奇怪，这是美国在环境问题上一直奉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美国人以本国的良好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沾沾自喜，殊不知，隐藏的环境危害，如有毒废物及废弃物一直以来就被有色人种消受着。事实的真相是，污染物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以转嫁的形式隐藏起来了。
这种情况绝非仅限于美国，世界任何地区都存在类似现象。我国是否也隐藏着不为人所察觉的民族之间的环境不公正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200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情况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5条[104]并未得到很好执行，民族地区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得利益补偿甚少，而且不规范，耕地占用、环境污染、地质灾害、移民安置后的扶持多由民族地区承担，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105]事实上，多年以来，正如我们曾经以为环境问题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也没有重视族际环境公正问题，即其他先发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环境利益、环境责任上的分配公正问题，以及作为环境主体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与环境需要之间的平衡性问题。
第二节 少数民族：环境资源与生存方式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虽然富饶，但生存条件很恶劣，少数民族同胞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关注这片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注固守着这片土地的人们，是环境公正必然延伸的维度。
一 资源拥有与环境享用
中国历来号称“地大物博”，这确实能找到很多凭据。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叫人黯然沮丧，中国又是个跛脚的巨人——自然资源分布极其不均，人均资源极其微小，自然资源与社会其他因素配合极其不协调。
在中国地理学上有一条十分著名的“辉腾线”，也称“胡焕庸线”[106]。它以黑龙江的瑷珲（即爱辉，今称黑河）和云南的腾冲为两端点将整个中国划分为西北和东南两部分，其面积分别占全国的57.1%和42.9%。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理和资源分布极为复杂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与资源的种种关系表现得极为敏感、集中和丰富。中国拥有全球22%的人口，却只有全球6.4%的陆地面积、6%的可更新淡水资源、7%的耕地。生存空间极为有限，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非常薄弱。当我们自豪地说“中国以她不到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时”，其间又包含了何等的酸楚与无奈！
这是我们在谈论或理解我国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自然资源时的预制背景，我想，也是我们探讨我国少数民族的自然资源和生存方式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为止，通过识别并由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56个。中国各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相差很大，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其他55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对比的相对概念），这是一个不争事实，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自然资源赖以存在的地域却有着恶劣的自然环境，这是地质演变的结果。从自然地理来看，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总体上来说自然条件比较差，不仅地处边缘地带，而且其地貌基本上是以高原、高山和山间盆地、沙漠、戈壁等为主，大部分地区属于所谓的“边际土地”，即降雨量少且不可靠，气温低、山坡陡峭等因素严重地限制了自然生物的生长。
一般认为，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是指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用的一切物质和能量，如土、水、气、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按其用途可分为生产资源、风景资源、科研资源；按其属性可分为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自源等；按其能被人们利用时间的长短，又可分为有限资源和无限资源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可更新资源（或可再生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或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自然界中对人无用的物质也可以变成有用的资源。[107]
当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理解也有些许差异，以下就此列举几个权威工具书对自然资源的定义，以供参照。《辞海》一书关于自然资源的定义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如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
《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是：“自然资源是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的物质和能量。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生物、气候和海洋六大资源。
《英国大百科全书》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以及形成这些成分的源泉的环境功能。前者如土地、水、大气、岩石、矿物、生物及其群聚的森林、草场、矿藏、陆地、海洋等；后者如太阳能、环境的地球物理机能（气象、海洋现象、水文地理现象）、环境的生态学机能（植物的光合作用、生物的食物链、微生物的腐蚀分解作用等）、地球化学循环机能（地热现象、化石现象、非金属矿物的生成作用等）”。这个定义明确指出环境功能也是自然资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所谓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得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的总称。”
这些定义各有侧重点和不足，但却都认可自然资源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产生的天然生成物，是与资本资源、人本资源并称而言的。然而，我们知道人类正以空前的速度扩大活动范围，人类的足迹犹如“勋章”挂在南北极，甚至月球上。可以说，整个地球目前都或多或少地刻下了人类活动的印记，自然资源已经不同程度地融合了人类的劳动，所谓自在世界已停留于人们的想象和记忆中，人化世界一步步挤占着自在世界的传统边界。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水利资源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水力蕴藏总量为3547万千瓦，占全国总量的52.5%。著名的江河如长江、黄河、黑龙江、塔里木河、澜沧江等都发源或流经少数民族地区。许多著名的湖泊，如青海湖、罗布泊、呼伦贝尔湖、羊卓雍湖、纳木湖、洱海等也都在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有着适宜发展农业的肥田沃土，已耕种的土地面积有2210.13万公顷，盛产水稻、小麦、青稞、大豆、棉花、油料、油棕、蔗糖、烤烟、橡胶等多种农作物。内蒙古是中国重要的甜菜生产基地之一，新疆是中国长绒棉的重要生产基地，广西是甘蔗生产基地之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盛产的烟草、茶叶驰名全国，宁夏著名的土特产枸杞、甘草、发菜等也享有盛名。少数民族地区还盛产各种名贵的水果和药材，野生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如举世闻名的熊猫、稀有的亚洲象、梅花鹿、东北虎、孔雀、金丝猴、长臂猿等珍禽异兽都主要栖息在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的草原面积约45亿亩（其中可利用的达31亿多亩），占全国草原面积的94%，适宜饲养牛、羊、绵羊、牦牛、马、骆驼等各种牲畜。
中国的森林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共约7亿亩，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41.6%；木材蓄积量52亿立方米，大约占全国蓄积量的51.1%。
少数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品种多，品位高。现在已勘测的铁矿石保有储量56亿多吨，煤保有储量为2540.86亿吨，石油地质储藏量达8.37亿吨。非金属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如新疆的云母，宁夏的石膏，内蒙古的天然碱、铁矾土和磷矿，等等。
看到这些，我们感到欣慰，但是我们脑海中可能又浮现出挥之不去的另一面：沙漠化东进南移、濒临物种锐减、冰川日益融化、草原大面积消失……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名叫《蝎子王》的美国电影，其中有一个神奇的场景：蝎子王在一次惨重战败之后，颓丧地挪走于茫茫大漠之中，触目所及乃一个个沙峰犹如翻江之波涛，此起彼伏，延绵不绝。饥渴交加的蝎子王即时抓起一只蝎子就吞了下去，于是神奇出现了：一棵棵大树拔地而起，沙漠在片刻之间变成郁郁葱葱的原始灌木森林，而他也在顷刻之间变成力大无穷的蝎王。这当然是表达“神力”的“神话”，可当今“人力”却敢于挑战“神力”，创造着一个个“神力”都可能自愧不如的“人话”：2000年，西藏易贡湖——一个极为秀丽，长达12千米的湖泊，转眼之间就消失了……一场场看似“天灾”的自然灾害又包含着多少“人祸”呢？这是人类骄妄、贪婪和无知的折射，自以为胜利者的人类在吞噬自然的躯体之时，正在品尝着自己所酿造的苦酒，一步步把自己逼上死亡险境。自然环境将不堪我们欲望的重负，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思想的引导，重建新质的文明——生态文明。
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是我国生态系统的平衡枢纽。但是，长期以来在“重经济发展，轻生态保护”的思路指导下，民族地区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资源退化、水土流失、干旱、石漠化和荒漠化等问题突出，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系统对经济的承载能力越来越弱。绿色和平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气候变暖正加速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导致大量的冰河和降雪水蒸发，水量缩减的河流随时有淤塞断流的危险。该环保组织引用一项预测说，到2035年，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80%的冰川都会消失。“亚洲水塔”青藏高原冰川的消融将影响到数亿人的生存。[108]
至此，我们心中纠缠的一个疑问越来越强：为何资源富饶的民族地区最终换来的却是一杯苦酒？
我们可能会认为，不合理的耕作和过度无序的开发是导致这一恶果的重要原因，如对森林有组织、有计划的“剃光头”式采伐，人口的无控制式增长，以及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这个答案固然正确，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谁是最终的受益者？问题的本质在于：环境资源的拥有者并没有成为环境资源的享用者，而环境资源的享用者并没有成为环境资源的建设者。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一直担当无偿资源库的荣誉角色，“苦”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东部地区一直享用这样“免费的午餐”，能不“心广体胖”吗？
二 西部开发与公正期待
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是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8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顾全两个大局”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这是审时度势的发展策略。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这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提出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的总原则，把实施西部大开发当作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来抓。2000年1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序幕。西部大开发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提出要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这些战略思想和规划表明，必须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保护纳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协调发展。
我国政府在推进西部大开发时，特别重视西部地区的环境建设，力求在西部地区做到经济发展、扶贫工作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两手抓两不误。如退耕还林工程，这个工程始于1999年，是迄今为止我国政策性最强、投资量最大、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也是最大的强农惠农项目，仅中央投入的工程资金就超过4300亿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截至2011年底，全国退耕农户户均累计得到7000多元的补助，尤其是西部地区、高寒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退耕还林补助在一定程度上使当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出台的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就有14个。其间，共投入1670多亿元人民币支持民族地区的公路和水路建设，投入专项资金150多亿元用于改善民族地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条件。截至2009年，我国民族八省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民族八省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3070多万人下降到1450万人。“十一五”期间，中国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全国生态建设规划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绝大多数在民族地区。“十一五”规划确定的22个限制开发区域，19个在民族地区。同时继续在民族地区实施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等，使局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但是，我们依然要认识到，长期以来，西部的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准确地说未转化为自己的经济优势。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历程，正是得益于西部源源不断的资源供应，中国近年来的GDP增长率一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这着实令国人骄傲！可又有多少人想过每个百分点的GDP的增长其实都凝结着西部的资源因子？我们几乎可以说，是西部筑就了中国的发展神话！因此，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社会进步的大开发，而且也是社会公正、环境公正的大开发。推进西部开发是实现中国整体大发展的必然之势。唯此，才是西部之幸，中国之幸！
造成东西部发展差距固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否也有着某些政策因素和制度因素呢？它们是否需要接受伦理的检视呢？制度的生命在于公平和正义，制度的最大效用也在于保障公平和正义。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废除。”[109]与此同时，他不厌其烦地对功利主义展开强烈批判。功利主义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旨归，少数人的利益则无关宏旨，即使错，“错也错得值的”。它只关心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乎利益分配问题。它“首先把善定义为独立于正当的东西，然后再把正当定义为增加善的东西”。[110]在功利主义看来，正义原则作为一种次级道德原则是从属于功利原理的。
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在造就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也生成了一个落后西部。这就是功利主义的魔力，令人神往；这也是功利主义的悲哀，让人感怀。
中国人向来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嗤之以鼻，斥之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加以贬抑，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却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操持着功利主义精神，“实用理性”充斥着中国社会的每个领域和角落，甚至于某些政策和法律。这本无可厚非，功利主义的鼻祖边沁在开创此派之时就已有言在先——寻求公共政策的最大效果。只是我们将糟粕和精华一股脑儿全吞下去，难免消化不良，效率有余，公平不足。中国长期奉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段历史时期发挥着调动人的潜能和生产力潜力的巨大作用，但事与愿违，这种以功利后果来判断行动的标准很容易在利益的驱使下滑向“唯有效率，无奈公平”的极端。为此，注重效率、突出公平成为历史的呼唤。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我们要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十七大报告以党的文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十八大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从环境伦理学角度说，这就要求使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包括环境权益。
长期的资源滥用，不仅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系统濒临险境，制约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危害到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199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百年一遇的洪灾，2000年沙尘暴数次肆虐北京，这犹如扇在国人脸上一记记沉重的巴掌，知痛的人们猛然醒悟，再也不能对他人之事高高挂起，“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事智慧”并非灵丹妙药，于是，“全国一盘棋”的全局思维逐渐起而代之，环境保护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实现良性互动？抑或说环境保护需要与生存发展需要如何兼容？鱼和熊掌的选择是个两难困境抑或是个虚假对立？这是每个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着天气变幻无常的影响，“无形杀手”（紫外线）可能与我们不期而遇，“空中死神”（酸雨）正在张狂地施展它的魔力，“地球之肺”（森林）功能日渐衰竭……总之，地球母亲已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伤痕累累了，人们不时能听到她的痛苦呻吟。
生态的恶化催逼着人们承担做出选择的压力。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这种压力更大，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程度不一，生态状况各异，两者之间又表现出多重复杂关系，人们的基本需要与环境保护表现出更为尖锐的对立，甚至难以寻觅调和的余地。
富裕的民族地区拥有保护环境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实力，问题较易解决，而贫困的民族地区，其基本需要的满足和环境保护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很棘手，其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是鱼和熊掌都不可得，这主要表现在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乡民向贫瘠的自然进军，人们以饮鸩止渴的方式暂缓捉襟见肘的生活，贫困的生活建基于“贫血”的自然，最后四肢瘫痪的自然哪堪人们的轻微一击！贫困与污染彼此相互强化，导致恶性循环。
第二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表现在生态良好区域实行农耕型生态文化的少数民族，他们始终秉持着粗放式的破坏自然环境的落后生产方式。资源优势足以满足民族地区的基本生活需要，但这并非长久之策，人类长时间的折磨最终导致生态不堪重负。肚子虽然饱了，可伤口裸露着，鲜血流淌着，岂能久乎？如不预防，难免滑向可悲结局，把“生活园地”变成“生命禁区”。
第三种是鱼和熊掌兼得，畜牧型生态文化和采猎型生态文化的少数民族属于此类。只要方法得当，对自然环境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能保持一种低层次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状态，但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由于贫困，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并不感到幸福。财富对幸福的影响尽管只是相对的，尤其在恩格尔系数[111]日益下降，精神产品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更是如此，但是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物质财富对幸福却具有极大的影响。斯宾诺莎式的幸福太过高妙而难免令人望而却步，并非常人所能企及。但我们决不应抱着轻慢的态度对待这种执着追求精神幸福的人，而是应该油然而生崇敬之情。对于像斯宾诺莎式追求幸福的圣哲之人，我们只能瞻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112]
不可否认，西部开发给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可以说西部开发是我国导向和谐社会的一次公平大试验。如今，试验已初见成效，生态状况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一批重大工程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从1999年开始，我国政府还相继大规模地实施了惠及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县出口公路建设”“西部通县油路工程”“县际和农村公路建设”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家在1995年开始实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中，对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五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省以及其他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专门增设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性转移支付内容，实行政策性倾斜。《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的四个重点地区和四项重点工程全部落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项目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
但在开发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在以封山绿化、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工程中，林业工人、牧民等的收入受到影响，柴火来源的断绝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粮食的生产和供应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最重要的是环境补偿制度一直未落实到位。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着力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改善西部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改变无疑是一道历史难题，但在自然环境无可改变的地方，唯有实现人类自身的变化，这需要结合各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长期的、具体的改造，以使人的存在方式与自然的存在方式得到最佳的结合。
其二，努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加大对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退耕还林还草、重点防护林等生态工程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环境实质公平。在西部开发和环境治理过程中要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以及“谁开发谁管理，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补偿范围、标准和程序，落实补偿政策，提高现有补偿标准，以切实维护对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做出贡献的民族地区的利益；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的大型企业，要切实做到带动当地发展，促进当地就业，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帮助，一些重要项目在审批之前要举行听证会，倾听不同的声音，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建立生态破坏限期治理制度。
其三，建立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模式，它有以下两个鲜明特点：首先，原告范围拓宽，起诉人资格为任何合法公民，不受传统诉讼法的“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其次，诉讼请求范围扩大。它不限于个人损失的弥补和权利状态的恢复，还要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给予弥补和保护。作为一种制度，它还应该给予原告适当的奖励，因为公益诉讼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样才能发挥制度的持久效力。
三 怒江之争与正义之吼
目前，在环境担当与环境受益之间我国依然存在严重失衡现象，这从怒江开发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怒江坐落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全州境内群山耸立，江河纵横，形成“四山夹三江”（高黎贡山、云岭山脉、担当力卡山、碧罗雪山、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大峡谷地形地貌，98%以上的面积都是高山峡谷。怒江奔腾于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两岸山岭海拔均在3000米以上，河床最高点为1400米，最低为760米，因它落差大，水急滩高，有“一滩接一滩，一滩高十丈”的说法，十分壮观。两岸多危崖，又有“水无不怒石，山有欲飞峰”之称，每年平均以1.6倍于黄河的水量像骏马般向南奔腾。怒江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撞击出一条山高、谷深、奇峰秀岭的巨大峡谷。据掌握的资料，这是仅次于美国西南部长约4600千米、深达1830米的号称世界第一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的世界第二大峡谷。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人们却过着不堪想象的极度贫困生活。前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段跃庆在“十一五”末总结时说，“十一五”期间全州贫困人口在持续减少，但条件性、整体性、民族性、素质性的深度贫困问题仍然突出，怒江仍然是云南省扶贫攻坚的“上甘岭”。2009年，怒江州还有贫困人口14.03万人（其中785元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5.89万人），加快扶贫攻坚的步伐十分紧迫。据了解，2012年，怒江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约2796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和云南省的一半。
“一边是流走的你，一边是无奈的我，地越种越瘦，人越过越穷，什么时候你才滋润我啊，怒江——我的母亲河”，这是怒江人写的一首诗，是怒江人民的心声。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在全国上演了一场怒江开发之争，吵得沸沸扬扬，围绕怒江开发的利弊形成态度对立的两派。一派以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代表，另一派以环保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为代表，观点和论据大相径庭的两派都试图担当49万怒江人的利益代言人。前者认为怒江开发是怒江人民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水电开发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华山一条道”。可以肯定，如果生态移民得到安顿，生态补偿到位，怒江人民会欢迎这样的“财神爷”。
但正如我们所知，环境公正应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重构。如果这些方面不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那么，要想确保那些靠牺牲“荒野地”（广义理解包括一切自然资源）而获得的利益能够转移到穷人手中，是不可能的。以牺牲生态系统的方式试图解决人类社会的内部问题很可能沦为某些强势集团牟利的一种烟幕，所以必须谨防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公正现象的发生，谨防以满足贫困人群的生存权利为理由或借口的阴谋，此其一。
其二，诚如环保人士坦言，怒江是个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区，开发无疑会危及当地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因此开发一事要慎之又慎。“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环境具有像时间一样的一维特性，一旦遭受破坏就可能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失，悔之晚矣；抑或匆匆离去却姗姗来迟，正所谓“经济形势一日一变，而环境生态十年一变”。而有的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永远无法恢复。各路专家学者也意见歧出，最后中央政府不得不搁置处理。
应该说，两派各有其合理性和片面性。一个最好的结局无疑是生态和生活两不误，在开发中促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但毋庸讳言，这些争论的背后存在某些狭隘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既可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利益的某些企业人士，也可能是一味强调生态价值而淡忘生存价值的某些环保人士。而这些环保人士实乃中国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秉持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重复着美国中产阶级的错误。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自尊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是最低级需要，属于物质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属于宏观的社会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属于微观的精神需要。生理需要排在需要层次表的底层，但它具备逻辑优先的基础性意义，是更高级的安全、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的必备条件。只有各种需要得到合理调配，个人才可能言及自由全面发展。而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不公正其实就是某些人在享受高层次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之时，另一些人却忧心忡忡地因为生存压力而忙忙碌碌，奔走呼号，劳力伤神，这不正是现代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我们并不赞成将先天因素如家庭条件、天赋等视为不公正而人为地加以拉平，但我们也绝不会宽恕社会性的不公正因素的长期存在。毋庸讳言，这股反对势力代表着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们振振有词地摆出一条条的理由，然而，任何理由在生存权面前都显得那么脆弱，那么微不足道！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注重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注重保护民族地区的各种合法利益，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5条明文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国家采取措施，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第66条指出：“民族自治地方为国家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国家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毋庸置疑，这些为促进民族关系、保护民族利益、改善民族地区的环境，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依据。
但也有些措施确实存在民族悖论：一方面，国家以最高所有者的身份具有对少数民族环境资源的无偿支配和使用的权力，虽然对此必须进行生态补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生态补偿是不可想象和难以操作的；另一方面，某些系统、地域又表现出反向度地忽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致使他们守着丰饶的自然资源穷困度日。原中共怒江州委书记解毅曾发出热切呼唤：我们想代表怒江人民说一句话，请北京给怒江一个发展的机会，毕竟怒江等得太久太久了。
对怒江而言，贫困的怒江人民不但要守卫450千米的国境线，还要履行守护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义务，保护区面积高达60%。在国家尚未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的今天，“有树不能砍、有山不能动、有水不能用”，怒江人民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依靠，保护义务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
生态重点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无疑要受到很大限制，至今我国仍未建立健全的环境补偿机制，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生态环境服务基本上属于免费的午餐。但是，在一个缺乏环境补偿机制的国家或地区，生态保护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生态环境服务的质量是无法保证的。我们应该通过积极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用政策来保证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生态服务需求得到满足，来推动生态保护的发展；要通过环境补偿机制来填补区域、城乡、民族经济发展鸿沟，实现社会公平。从长远的和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建立环境补偿机制体现了社会对生态价值的认可，对落后地区和民族的关怀，它是实现协调发展、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必要手段，是建设民主政治、责任社会的一个切入点。
环境补偿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市场经济生根发芽并日渐成熟之时，个人权利才得以凸现并得到普遍认可和尊重，环境补偿制度是一种认可和尊重个人权利的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范围内的一切资源服从国家统一调配，个人只有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近来有学者提出要建立一套集体主义的补偿原则，从而为集体主义的实现贯注一种持续有效的机制，而环境补偿机制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环境保护工作必备的一环，更是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日益趋紧的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公正向度。我们仍鼓励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意识和行为，但我们不需要“虚假的集体”和内在于此的粗鄙的集体主义，而是需要“真实的集体”并适合现代社会的公正的集体主义，我们热切期待由此催生环境补偿机制。
第三节 垃圾之歌：谁唱谁和？
垃圾——历来被视为落后的、肮脏的代名词，其实，对垃圾的这种厌恶情绪难免使垃圾作为资源的成分被人忽视。精明的商人瞅见了其中的商机，他们打着重新利用资源的旗号，兜售其中的污垢。因此，垃圾开始载歌载舞，四处飘游。然而，垃圾的流向遵循的是“水往低处流”的原则——从发达地区到贫穷地区，从强势群体到弱势群体，从先发民族到后发民族。垃圾是随着生活而来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如何处理垃圾则是反映价值取向的主观作为，是一种“社会现象”。透视这种现象，无疑也是环境公正需要处理的重要内容。
一 垃圾：与生活同在
中国正处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百年时局的定势下，人们对一切新潮都抱以急切的功利观念，后现代主义西风登陆黄土地并迅速蔓延。神圣和崇高受到亵渎，疾苦与真情在嬉笑怒骂中被淡化，大话西游式的无厘头受到热捧，浮躁情绪笼罩人心，“就是静不下心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和自身所处的位置缺乏透骨的敏锐，看什么都是‘像云像雾又像风’，一抬脚就不由得‘跟着感觉走’，一思索便觉得‘你别无选择’，于是乎只有随着大流跑，盯住时髦追，这山望见那山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整日里坐卧不宁，焦虑不安，恨不得‘过把瘾就死’！”[113]各种文化碰撞，各种观念互竞，理性却受到嘲弄。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庸者篡云：我欲故我在。在精神无所寄托之时，一个人只有用漫无目的的欲望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就像《色·戒》中易先生在长久的精神高度紧张状态下只有通过性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一样。
在这个迷茫的时代里，“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布热津斯基）的人们以狂热的物质追求掩饰精神的贫乏与空虚。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占有他物，却无时无刻不在他物被占有的重负之下，他物——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迫使我们机械地去追求一个又一个的享乐目标，犹如撒谎，一旦有了一个，就不得不以更多的谎言来圆场，形成一个恶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异化新形式。“在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的精神的需要。”[114]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技发达、物质丰盈的工业社会，各个国家都忙于抢占经济的制高点。我国秉承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马不停蹄地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以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如今已以骄人的成绩赢得世人瞩目。据报道，温饱问题在我国已基本解决，如今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的时期，随之，消费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提升。可以说，中国经济以全球第一的速度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靠刺激消费换取的，是人们在面对伤痕累累的自然时仅剩的一点安慰。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人总是在满足一个欲望之后又立刻寻求一个更高的猎物，以此挑战自己的欲望“极限”。看过梭罗的《瓦尔登湖》的人们或许能总结出欲望的另一重规律：精神追求是幸福生活的永生之源。苏格拉底终生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当他在雅典市场闲逛看到琳琅满目的货物之后，惊叹：这里有多少无用的东西呵！
在物质重于精神、欲望胜于需要的情况下，垃圾（雅称“固体废弃物”）——这个同人与生俱来、与生活同在，而又与人对立的存在便有泛滥成灾之势。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预计，2020年全球的垃圾量将比现在翻一番多，达20亿吨，而目前的垃圾量为7.7亿吨。据统计，目前人均垃圾量名列前茅的10个国家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芬兰、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和日本。美国是垃圾大国，年人均垃圾量高达870千克，日本为400千克，法国为360千克，其中近60%的垃圾来自农业，大部分垃圾就地填埋处理。他们认为，垃圾急剧增加对世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严峻挑战。
英国《卫报》2010年4月间曾报道，由于中国人接受快餐式生活让垃圾陡增，据中国政府统计，2008年有2000万吨城市垃圾没有得到处理，中国政府曾打算用焚烧的办法来处理垃圾，并计划在2006 ～2010年建造82座垃圾焚化炉，但据中国媒体报道，至少有6座焚化炉因为公众的反对而搁浅。这方面的事实早已被舆论界获知。2006年3月14日上午，台湾人权新闻通讯社记者在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我们知道今天中国是个非常具有科技基础的国家，我所知道的现在每天制造的垃圾有17857吨，每人每天要制造1.28千米，而且现在垃圾排放量以10%上升。我从上海来，上海的水简直不能吃了，而且是黄的。我们今天的工业发展得再好，假如连民众吃的水都有问题的话，总理先生，你的丰功伟绩就化为乌有。”温总理坦承：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十五”计划我们大多数的指标都基本完成了，但环境指标没有完成。[115]为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0年3月2日公布了《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全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达到70亿吨，并减少土地占用35万亩，有效缓解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
那么，什么是垃圾呢？
垃圾（refuse）泛指被排弃的废物，含有污秽之意。过去为了区别废物的来源，则冠以生活垃圾、商业垃圾、工业垃圾、农业垃圾等，现代技术发展则将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物称为工业固体废物，不再称为工业垃圾，而将农业生产或农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统称为农业废弃物。在固体废物管理中，将城市垃圾列为一类，专指城市居民的生活垃圾、商业垃圾、市政维护和管理中产生的垃圾，而不包括工业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116]
由此可见，垃圾与固体废物乃同质概念。固体废物有多种分类方法，如：按化学性质可分为有机废物和无机废物；按形态可分为固态状（块状、粒状、粉状）和泥状的废物；按来源可分为工业固体废物、矿业固体废物、城市固体废物、农业固体废物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等五类，这是欧美等许多国家通行的分类方法；按危害程度可以分为有害废物和一般废物。
垃圾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事，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必然会有垃圾。今天垃圾已无所不至，即使是人迹罕至的珠穆朗玛峰也有登山者的弃物。但是，过去垃圾不曾困扰过人类，因为自然的自净力能将它们“消化”，只有当垃圾严重超过地球承载量并危及人类的生存之时才成为一个问题。由于垃圾是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前提，它在日益削弱人类生存的资源基础的同时遗弃给人类难以消受的残渣。目前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大量与日俱增的垃圾，人类被迫卷入一个新的战场。
垃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78年，荷兰土壤学家德亨提出化学定时炸弹（Chemical Time Bomb）这一术语，用来描绘荷兰施肥过度的砂质土中的磷酸盐过度聚集给未来造成危害。10年后，奥地利化学家斯塔林尼重提这个概念，以唤醒社会公众的警觉。化学定时炸弹爆炸涉及一连串事件，导致在土壤及沉淀物中贮存的化学物质由于环境的缓慢改变而活化，从而发生缓慢而突发的有害后果。化学定时炸弹爆炸通常包括两个阶段：有害物质的积累和爆炸阶段。导致爆炸的主要因素有三：（1）各地区的土壤、大气和水对有关物质的消化能力；（2）化学物质的投放量；（3）人们对各地区土壤、大气和水的利用情况。[117]垃圾是一种重要的化学定时炸弹，它符合这一概念的基本要求，许多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存在的隐患都说明了这点，如不认识到这点，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它侵占土地，污染大气。垃圾需要占地堆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的增长，城市垃圾场地日益显得不足，垃圾在与人争地的同时将城市层层包围，蔚为壮观。人口的剧增、消费的扩张，不仅使得城乡垃圾有增无减，占地占山，而且造成土地、清洁水、空气污染。
其次，垃圾对人类健康乃至生命造成危害和损失。对社会公众来说，垃圾首先是个卫生问题。每堆垃圾其实都是一个污染源和致病源，尤其到了夏天，恶臭弥漫、蚊蝇成群，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目前，在铁路沿线、旅游景点、河流湖面以及城市市区的“白色污染”不绝上演，并且，“白色污染”已向农村蔓延。此外，垃圾堆经常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尤其是有毒废物和放射性废物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的巨大危害。
最后，垃圾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会严重削弱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
垃圾的危害巨大无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这些危害的承担却存在严重不公正，富裕阶层或强势群体一方面过着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消费着大量的环境资源，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转嫁他们制造的垃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二 处理垃圾的公正问题
环境不公正现象以多种方式得以表露，但终归属于两个领域，一个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另一个是环境伤害（其中包括垃圾的回收处理与堆放）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这是一切环境不公正的源头。事实上，环境公正运动正源自垃圾承担责任上的不公正。
现今，环境公正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但环境不公正现象并未因此而减少，相反，环境不公正现象屡禁不绝，频频发生，尤其是发达国家一直就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垃圾堆放场，使得这些国家的人们深受毒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开始从事向亚非拉国家出口洋垃圾的丑恶勾当。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产生有毒废物5亿多吨，大部分产自工业发达国家。欧洲每年向亚非拉出售有毒垃圾1.1亿吨，美国有400条船专门运输有毒垃圾，全世界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有80%出口到亚洲。仅美国产生的电子垃圾就有80%被装进集装箱运到了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而其中中国又占了90%。
事实上，几十年来，我国就一直受到洋垃圾入侵的困扰，尤其是沿海城市。2008年在广东佛山爆出惊人一幕：素有“欧洲垃圾箱”之称的英国将70万吨洋垃圾大规模送入佛山市南海区联蛲工业区。可悲的是，这桩发现却得益于英国天空电视台的报道，而我国同胞却被蒙在鼓里。中国每年向英国运去价值160亿英镑的货物，但鲜为人知的是，英国每年却将190万吨废品运到中国，其中不少是真正的垃圾。一份英国政府最新官方调查报告披露，1997年当布莱尔首相刚上台时，英国大约只有1.2万吨垃圾运往中国，此后仅8年，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狂涨了158倍！[118]输入的是发展中国家以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产品，输出的则是消耗这些产品之后的垃圾，发达国家乐此不疲。英国从来没停止这种输出垃圾的勾当。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3年4月5日报道，英国政府总是强调，家庭垃圾得到了细致的回收利用——但本报今年早些时候揭露，大量家庭垃圾被回收站认定是没有用的，被送到填埋场。现在环境局证实，运往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垃圾也没有被回收利用，而是被填埋了。除家庭垃圾外，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承认，倾倒到国外的其他垃圾还包括运往中国的旧轮胎和最终运到了西非的废弃电视和电脑。随着各地的政务委员会越来越多地依赖承包商来处理强制回收利用方案产生的成堆垃圾，将垃圾运往国外——主要是亚洲——的产业规模在过去10年中翻了一番。[119]
发达国家离我们如此之远，我们离他们的“粪便”（垃圾）却如此之近！
洋垃圾之所以如此“倾情”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原因在于它背后的两大潜规则在操纵：其一，“方便原则”——随意排放、丢弃在无人管理或成本较低的地域，由不特定对象承担生态后果；其二，“最小抵抗原则”——废弃物丢弃在不会反抗或反抗能力很小的特定区域、特定人群那里，一般而言，特定区域便是偏远地区，包括地理位置上的和文化位置上的，特定人群常是那些贫穷国家、弱势群体。
国际层面的垃圾输出令人发指，而国内的垃圾也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同样的规则在辗转。西部地区、农村、弱势群体已被许多人或企业看作吸纳能力超强的垃圾“海绵体”。
我国的人口分布具有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如上所述，在历史上，西部地区曾经为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计划经济的整体规划布局下，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曾无偿地输送到东部地区，并且由于西部地区是大江大河的源头，成为东部乃至全国的天然保护屏障，因此，资源脆弱区、丰富区和贫困区往往高度重叠，这绝非偶然。以前我们过度地抽了西部地区的“血”（资源），想打造一个“胖子”（东部），如今我们要求西部人民“造血”（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工程），但我们对之的“营养补助”（如环境补偿）又微乎其微，杯水车薪，难以速效“康复”失血过多的西部。“胖子”虽有所成形了，但却面临“断血”和“血液不纯”的困境，补给对“胖子”来说是须臾不可缺的。西部要开发了，东部一些重量级污染企业却蠢蠢欲动，不约而同地将厂址迁至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之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逐渐“东脏西迁”，垃圾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日益严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像续接的两个拳头，重重地击在西部的自然身躯上，制造了弱不禁风的险境。
在城乡之间，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和扩散，古时的田园风光“背影已远走”。在中国的70亿吨垃圾当中，有85%以填埋方式处理，其中许多垃圾未经许可就倾倒在了农村。垃圾不仅毒害了空气和土壤，还破坏了人际关系。[120]尽管近些年来，“乡村旅游”频频吸引城市的目光、农村的绿色食品备受市民喜欢，但土地破坏和质地下降已严重影响到绿色食品的数量和质量，“污染下乡”之后谁还能希求乡村依然保留着“那山那水”呢？
即便是在同一个城市，我们也会发现居民的生活环境存在天壤之别。社会学者孙立平在他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以托夫勒的三次浪潮术语，生动地描写了以中关村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同一时间点上的三种文明代表人——中关村的CEO们、石景山的钢铁工人和郊外的农民。富裕的人选择花园小区，有钱的人住豪华别墅，平常人只能将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二合一，谓之工业小区，更有大量“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农民工和流浪人员。而且，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
一个不会处理垃圾的民族，不是一个进步、文明、强盛的民族。因为垃圾本身就可能阻挡人们前进的脚步。1831至1832年，伦敦、巴黎发生的霍乱，起因是对人们的排泄物处理不当。人们需要处理的垃圾无非是生产性的和生活性的两类，前者来自企业生产，后者则来自每一个人的饮食起居。
一般来说，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注重形而上层面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驯化与陶冶，制度法律层面的强化与监督，科学技术层面的进化与管理。作为环境问题的一大分支，垃圾问题也应从这三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机械自然观和自然无主无价无限的观念，扭转人们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重建人们的消费观念，打造生态文明人。2002年7月，笔者随我国40多位研究环境伦理的学者在长沙岳麓山召开了“全国环境伦理研讨会”，讨论了一个公民环境道德宣言，共13条，其多数涉及环境价值观和消费观念，倡导公民选择合理的消费方式，即消费文明化、消费无害化和消费适量化，摈弃“消费至上”或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两型社会”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表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致力于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形态。就中国而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低消耗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持续循环的资源环境体系、稳定高效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的技术体系、开放有序的贸易金融体系、注重社会公平的分配体系和开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体系。
形而上的观念改变是垃圾问题的治本之策，只有这样，垃圾才有可能得到遏制，垃圾的处理才可能人性化，人们才能自觉地不将垃圾放到别人的后院，“谁污染谁治理”才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自律的当然之责，“垃圾何去何从”也就不再是个疑问了。否则，人类可能毁灭于垃圾绝非危言耸听。穷奢极欲是可以毁灭一个伟大的民族的。“随着时间的演进，伟大的文明似乎必然会由物尽其用转向挥霍无度，然后又转回物尽其用。这是文明共同的历程，通常是由经济条件所推动。”[121]古今皆然，而垃圾的人类学意义又将告诉后人多少我们的偏执和愚昧，犹如我们现在的考古学依靠垃圾再现古文明的生活风貌一样。因为垃圾是人类存在的万年物证和文明之镜，它忠实地反映着历朝社会变迁的兴衰。
垃圾会无限滋生，直至填满所有容器为止。而垃圾方程式则据自然科学的几个定律得出一个令人战栗的结论：人类将由于垃圾而灭亡。其依据为：A. 物质不灭定律；B. 不可逆定律；C. 万有引力定律。[122]
由此可以推出“垃圾三定律”：A地球上物质的重量是不变的；B地球上的资源最终将全部成为垃圾；C垃圾一天天地增加，并且垃圾不能搬出地球。垃圾方程式告诉我们，从地球开发的任何资源在消费之后将全部变成垃圾，地球的资源在日益减少，垃圾在日益增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万物都会经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自然有它自己的运行法则，否则人的一切恶果都将咎由自取。
其次，加强制度层面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完善立法，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切实将法律落实到位。尽管环境伦理制度化会遇到困境，[123]但我们在倡导环境伦理的同时切不可放弃制度规范的努力，德法并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历来被奉为社会治理之道，诚如古人所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最后，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加强防污治污的能力。目前我国已有多种多样的垃圾处理方法，但有关管理体系并不完善、协调和流畅，垃圾死角一再出现。垃圾长久被人们看作“放错地点的资源”，此言不谬，但能否转为资源及转化率则必须靠科技的创新与进步。我国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工作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提出了“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作为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的技术政策，并确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以“无害化”为主，其发展趋势是“资源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