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7月7日）
私人信件
1872年7月7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朋友荣克：
不瞒你说，总委员会交给海牙的代表大会通知[157]在我们支部里——不仅在瑞士法语地区的人中，而且在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中——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印象。到目前为止，除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小错误以外，总委员会完全践踏了我们的想法。而现在，我们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你们刚刚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将对我们国际工人协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你们所作的决定，你们将失去那些对你们的政策忠心耿耿、并一直支持总委员会的团体的力量。你应该知道，那就是我们——我们这些被人们称之为总委员会奴才的人。假如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那么完全可以肯定，仅日内瓦一地加上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其他团体的代表就有30名。德国人原本有一大批代表，还不算他们有德国委托书，而日内瓦的意大利人有都灵和其他一些小地方的委托书。我们可以肯定，是绝大多数。
你们的决定毁掉了一切。你们的代表大会将只有比利时人，你们肯定会被打败的。此外，请那些拥有私人基金[158]的业余人士充当代表的汝拉人会蜂拥而至，代表大会将不会掌握在工人们的手中，而这将对我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对于你们这个笨拙的决定，我感到很揪心。你们授人以柄，给你们的敌人和朋友提供了口舌之利。对于你们愚蠢透顶的决定，我们都感到很伤心。
你不是觉得，日内瓦各支部提出代表大会在他们那儿召开是出于自尊心的缘故吗？非也，大错特错了。为了使代表大会能够有多数人来保证我们共同的想法并支持总委员会，我们促成了这个提议。我们了解事先策划的阴谋，并为抵制阴谋做了准备。由于你们的过错，你们失去了50名忠诚可靠、决计要扼杀一切阴谋的代表。你们使我们陷入了不利的境地，我们什么都干不了。而贝克尔对你们大发雷霆，你们所有的朋友都感到十分沮丧。你们甚至叫人传话给你们的朋友说，总委员会由一两个人把持着。你们一下子就使得我们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依我看，国际工人协会正在受到威胁，很快就会被四分五裂的。
我请你今后给联合会委员会写信时，在总委员会的正式信件里，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题头，就放在地址里好了。如果你想和我说点特别的东西，那就单独写一封短信。有些东西不应该放在写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里，这样给人的感觉太像我在写“私人信件”了。看看我给你写信和给总委员会写信是怎样做的，你跟着做就行了。我们联合会委员会里有一些新任委员，比较敏感，我得谨慎对待。
请恩格斯告诉我，那些剩余的小册子[159]要寄到哪里去。意大利和德国已经寄过了。合作印刷厂要钱，你们就付给他们吧。
你知道，在苏黎世，晚上时，吴亭被五六个小流氓袭击，遭到毒打，一只眼睛受伤严重。[160]赛拉叶、杜邦和若昂纳尔在晚上也遭到了袭击，这是真的吗？对这些事情你们有什么看法？我刚刚收到汝拉的新闻公报，一大堆针对我们和你们的垃圾。我收到了你寄来的英国各支部的报纸《国际报》[161]。你要进最大努力，和《平等报》经常保持联系。我们非常期待和我们的英国朋友建立联系。
希望能够尽快得到你的消息。
你忠实的朋友：
昂·培列
我无法提供你在上次来信中所要求的全部资料。我手上什么确切的资料都没有，整理需要时间。
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1873年4月7日）
1873年4月7日[于伦敦]
……总委员会大概将确定日内瓦为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地点。你们现在就应当开始考虑派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由于同盟分子这帮坏蛋打算倾巢出动，这样做就更有必要了。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与海牙代表大会相比，我们至少要取得这样一个成果，即把这帮家伙从我们当中清除出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你们有一个坚强的地方代表团。
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580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73年5月3日）
1873年5月3日于伦敦
……代表大会的地点。希望你们征求一下瑞士人的意见，就像去年我们向荷兰人征求意见一样。在瑞士只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这就是日内瓦。那里的工人群众拥护我们，另外，我们在那里有一所属于国际的房子——于尼凯堂，如果同盟的先生们要去，我们就把
他们赶走。除了日内瓦以外就只有苏黎世了；但是那里只有寥寥几个德国工人站在我们一边，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全都站在我们一边（见《邮袋报》）；在回答你们的征询时，有人可能会建议在中心地区的奥尔滕——瑞士的主要铁路枢纽，但在那里我们非碰壁不可。同盟分子正在采取一切办法派大量人员出席代表大会，而我们这方面的人却都在睡觉。法国的代表由于遭到破坏而不能来。德国人，虽然他们自己有同拉萨尔派的纠纷，但是对海牙代表大会感到非
常失望和沮丧，因为他们本来希望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看到与国内争吵相反的局面，取得完全的友谊与和谐；何况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目前是由清一色的顽固的拉萨尔派（约克之流）所组成，这些人要求把党和党的出版机关降低到极卑鄙的拉萨尔派的立场。斗争在继续；这些先生想利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目前坐牢的时机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小赫普纳在坚决抵抗，但是他实际上被赶出了《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况且他已被驱逐出莱比锡。这些家伙要是胜
利了，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丧失了党，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将此事十分明确地写信告诉了李卜克内西，我一直在等着回信。丹麦方面杳无音信。我很久以来就怀疑，《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拉萨尔派在他们北石勒苏益格的拥护者的帮助之下，在那里制造了一片混乱，并唆使这些人退出国际[162]，这种怀疑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越来越得到证实，这家报纸对于哥本哈根的事态了解得要比《人民国家报》清楚得多。从英国只可能来很少的代表；西班牙人能否派出代表，还很成问题，因此可以预料，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将会很少，巴枯宁派将比我们的人多。日内瓦人自己什么也不干，《平等报》看来已停刊，因此也不能指望那里会来许多人参加。幸而在那里我们将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且在对巴枯宁及其一伙有所认识的人们中间，一旦需要，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总之，日内瓦是唯一合适的地方；为了确保我们的胜利，只是需要而且绝对需要总委员会根据１月２６日的决议[163]宣布下述组织退出国际：
（1）比利时联合会，它已宣布它不愿同总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并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2）西班牙联合会的一部分，他们派代表参加了科尔多瓦代表大会，并不顾章程规定，宣布不必向总委员会交纳会费，他们也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3）英国的一些支部和某些会员，他们曾派代表出席1月26日的伪伦敦代表大会[164]，他们也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4）汝拉联合会，他们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一定会提供更充分的理由使我们做出比暂时开除更进一步的决定[165]。
最后可以宣布，派代表出席所谓的博洛尼亚（不是米朗多拉）代表大会[166]的伪意大利联合会，根本没有参加国际，因为它没有履行章程规定的任何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决定被通过，如果总委员会在日内瓦指定一个比方说由贝克尔、培列、杜瓦尔和吴亭（如果他在那里的话）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代表资格的预审工作，那就可以阻止巴枯宁派的涌入。如果总委员会给该委员会作出如下指示：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真正的和得到承认的国际代表的同意，他们就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代表，那末，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即使他们能占多数，那也不会造成危害，因为他们只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单独开会，这样，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就不至于危及我们。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583—585页）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73年6月14日）
1873年6月14日于伦敦
……汝拉人实行了坚决的退却。[167]从《国际报》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决定建议他们同盟的伙伴不派代表参加“伪总委员会企图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派代表参加单独举行的代表大会，该大会在瑞士召开的地点由他们的联合会决定。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到日内瓦去，不然我们就会挨揍。因此，他们将在汝拉的一个偏僻地方开会，因为在奥尔滕代表大会（见下面）以后，他们在瑞士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以去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１）巴枯宁从不喜欢参加个人的争论；（２）他和吉约姆被开除，这使基本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纯私人的形式；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些关于巴枯宁的诈骗行为的材料，以便立即把他置于死地；（３）意识到他们的情况实际上不比我们好，他们的内部争吵也使人感到厌倦和烦恼。在这个伟大的汝拉代表大会上，竟然只有九个支部的代表出席！在意大利，尽管嚷得那么厉害，可是他们连一份报纸都出不了，而在西班牙现时的运动中，他们等于零。这样，他们就只有立即放弃他们的弃权论，派了八个人或者按他们所说的派了十个人去参加议会。
……但愿你的胳膊和你的喉咙在这期间已经痊愈，而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前景在你们那里也日渐好转。即使代表大会不会十分美满，那也有必要召开，并经过某些努力使它起到自己的作用。请不要忘记，按照章程，你们应该在两个月以前，即7月1日以前发出邀请和公布议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588、589页）
昂利·培列致卡尔·马克思[168]
（1873年7月12日）
1873年7月12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马克思：
您可能觉得我有点粗心大意，很少关心和您保持联系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您对我们的事情了如指掌，我担心给您写信会打扰您。贝克尔多次向我询问——前不久还问过，问我有没有收到您的大作《资本论》的最新卷本。可惜的是，没有收到。自从收到您费心寄给我的第一卷本以来，我什么都没收到。当然，我很想拜读，一边阅读一边学习关于社会主义的有关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很欠缺。我手上一直都有您亲自注释的第一个卷本。对此，我深表感激。法文版很漂亮。这对爱学习的工人来说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能您知道，全协会代表大会要在日内瓦召开，我们正在找地方。“反权威主义者们”也要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这太可笑了。对此，我们有思想准备。
不瞒您说，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处境非常困难。老贝克尔——我和他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损害了国际，大大伤害了它。您知道，我们曾经发起成立瑞士地方联合会。贝克尔担心失去权势，暗中捣鬼，千方百计地阻止该计划的实施。最后，他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瑞士工人团体行业联合会”，把格吕特利联盟和工人教育协会都弄了进去。格吕特利联盟以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而闻名，反对国际工人协会，因此也反对瑞士罗曼语区的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德国团体。我们不希望任由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团体来支配我们。而这个团体和官方有联系，一心想要在瑞士领导工人运动。我们要把它丢在一边。对于老贝克尔之所以这样做的动机，我不得而知。但是，这里面包含有极端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会把德文版的章程寄给您，由您来评判。
请您转达我对您两个可爱的女儿、对龙格、赛拉叶和恩格斯最衷心的问候。请让我像兄弟般地握您的手。
昂·培列
我的通讯地址是：昂·培列，佩龙街11号。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73年7月26日）
1873年7月26日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昨天我发了电报（付了一英镑十六先令）：“恩格斯致左尔格，纽约市霍博肯镇101信箱。赛拉叶，可。”[169]
因此，你要立即给赛拉叶寄去指示和材料，好让他有时间了解情况，免得文件还没有看就到那里去。钱的问题也是这样。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都不便承担这件事，否则又会引起过去的那种号叫：瞧，很明显，马克思总是站在后面，只是让纽约人出面罢了！为了说服赛拉叶，我费了很大力气，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待遇相当不错的职位，他首先必须在这方面使自己得到保障。这件事费了三天的时间。
我把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寄给了已经获释的比尼亚米。通知也交给了赛拉叶，但是，正像已经告诉你的[170]，他在法国再没有通信的人了。
……最后，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难道我们在这里能够象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那样代表总委员会吗？
你的 弗·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598、602页）
昂利·培列致卡尔·马克思[171]
（1873年8月9日）
1873年8月9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马克思：
来信已收到。[172]万分感谢您把《资本论》三本分册寄给我。
我正在找书商，这并不容易。在我们的城市里，书商一般要么是老加尔文派、要么就是教皇至上派。我把负责在日内瓦销售的某书商的名片寄给您。他的条件是：40%的佣金和日内瓦独家经销商。您看看，是否同意他的条件。但是，我和您一样觉得，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在全协会代表大会期间，小册子[173]应该在日内瓦销售。
在本函中，我无法和您讲述我们瑞士罗曼语代表大会[174]的成果——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瑞士地方联合会。大会上发生的有些事情实在太蹊跷了。我和杜瓦尔不再是新一届委员会委员。我们宁可暂时退隐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会一直照样干下去的。代表大会将在日内瓦帕基斯的航海宾馆举行。请您劳驾通知一下和我们一起干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另外，我把法文版通告寄给您。请您把通告刊登在英国报纸上。请接受我衷心的问候。
昂·培列
佩龙街11号
书商的通讯地址是：Ch.罗歇，图书文具店，
瑞士日内瓦库堂街22号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73年8月29日）
1873年8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赛拉叶今天晚上曾来这里。他对于赴日内瓦一事颇为抱怨，也很犹豫[175]。据他说，撇开个人原因不说，他原先之所以同意只是由于他以为我们也要去；加之，他现在才看到委托书，他说，本来是答应在代表大会前两星期寄给他的。他现在从委托书里发现有这样一些提法，例如加强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而对这些提法，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代表联合会委员会[176]都不能为之辩护。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联合会委员会收到了培列的一封信，信中提出：
（1）罗曼语区联合会要求取消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权力；
（2）日内瓦罗曼语区那帮人中，除杜瓦尔外，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任何英国支部的委托书，而杜瓦尔也是要以承认第一项为先决条件；
（3）正如培列所写的，那里没有一个家伙愿意为代表大会哪怕花费一星期的时间，而接受委托书则必须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我坚决认为，赛拉叶以不去为好。在这种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如果他去那里，一定会使我们，而不是使他很难堪。我的意见是，他应该写一封信，附上美国方面的材料[177]，然后声明，因健康状况不佳，他不能使用纽约、伦敦等地给予他的委托书；最后，说明从大陆主要国家寄到伦敦来的信件使他深信，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目前情况下，召开名副其实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赞成，就马上来电报说“可”；如不同意则说“否”。在了解你的态度之前，我不打算发表任何明确的意见。
人们直到现在还竭力向我们隐瞒瑞士的情况，这样，我认为派赛拉叶去是十分荒唐的。我们完全缺席，可能会而且一定会给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造成强烈的印象，尽管报界一开头会作为丑事来大肆渲染；如果赛拉叶在这种情况下前去，那真是活见鬼。
祝好。
你的 卡·马·
左尔格来信还说（也许，你已经知道），荷兰人已通知他们，还要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汝拉的代表大会[178]，左尔格要求赛拉叶作为他们的代表，坚决不让荷兰人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
问候夫人[1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90—91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3年8月30日）
1873年8月30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摩尔：
如果赛拉叶不愿意去，我们不能强迫他，但我不能取消向他们许下的诺言，因为我已打电报通知此事[180]，而且不管怎样，他本人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同总委员会妥善解决一切问题。
对你陈述的理由可以这样反驳：对我们来说，有个通讯员在那里是很重要的，没有赛拉叶，我们就得不到有关情况的报告，特别是有关内部会议的报告。
但是，把随信附上的两份报告[181]及时译成法文并寄往日内瓦，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对总委员会的义务，英文的报告在那里完全无用。不管怎样，此事你们无疑应当关心一下。如果三四个人同时各搞一部分，那末有一两天工夫就可以全部完成，即使译文不十分好，那末由于仓卒也是可以原谅的。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代表大会的结局愈是可悲，自然愈好，因此赛拉叶不去也好。但我的处境很为难，因为我已许下他要去的诺言，我不好单方面把它取消。
不过，为什么日内瓦的蠢驴们竟没有一个人及时来信！这是多么卑鄙的行为，而这恰恰又是那些挑起全部争吵的家伙干的！而且对方会嘲笑他们，要求他们完全认输并承认他们的代表大会和他们的新章程。这个在海牙表现得如此激烈的杜瓦尔，现在也加入了大合唱，真是岂有此理。
好吧，等着看热闹吧！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92—93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73年8月30日）
1873年8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电报收到；过后赛拉叶来了，随身带着培列给戴伊斯的信。我不能为你把信留下，因为这里的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戴伊斯要在星期二报告此事。不过，赛拉叶答应替你复写一份。这封信非常精彩：说应该剥夺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无限的权力”。对此日内瓦人——其中也包括培列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据说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使一些汝拉支部转向他们。同是这个培列，多年来一直说，只要总委员会更坚决地反对汝拉人，这些支部就会
转过来！这里依然表现出瑞士人的那种极其狭隘的地方观点。此外，弗兰克尔对我说，这个恶棍对于奥尔滕（即那里对瑞士地方性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称呼）所通过的决议还感到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根本谈不上为了这些人，为了这些甚至拒绝接受英国支部的委托书的人而到日内瓦去[182]。我认为，你最好立即给赫普纳发出相反的指示，这样他就能及时接到通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93—94页）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73年9月22日）
1873年9月22日于日内瓦
……这样，已经到了7号，代表大会在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蹒跚而来，抱住我的脖子，向我求救。不仅如此，我在大会开会的整个一星期内感到很不舒服……但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个人担负起大会成败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命运不顾我处境困难，不怀好意地强加在我头上的。
在没有收到塞拉叶和英国总支部委员会的令人沮丧的消息之前，我几乎要从地下发掘出13名新的代表，以便从与会的人数上来给代表大会增添一些光彩，并且以必要的多数来保证大会的正确进行，但结果大会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仅如此，第六次代表大会无论从其紧要程度和实际处理问题来说，本来是可以作为历次代表大会的典范的，特别是如果注意到这次大会因为罗曼语区总支部的分裂活动而陷于极其不利的境地的话。
想必你已经从塞拉叶和伦敦总支部委员会方面得到有关这一切的更加切实的消息，他们不参加代表大会，这是一件无法辩解，而且也难以原谅的事情。日内瓦人和全体罗曼语区代表力图把总委员会扣留在这里，但由于大会上德国代表和瑞士德语区代表的一致行动，这个在某些场合下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计划才没有能够得逞。至于这次胜利的取得，则是以再一次把纽约选为总委员会驻在地为代价的，对于这一点，你们是应当——是的，应当无条件服从的。
（载：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4年）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73年9月27日）
1873年9月27日[于伦敦]
……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惨败是不可避免的。从这里得知美国代表不准备参加大会时起，事情就已经不妙了。在欧洲，人们竭力把你们说成是受人操纵的角色。因此，如果你们不出席，而由我们出席的话，那就会使我们的敌人怯懦地散布的谣言得到证实。此外，人们会认为这证明你们美国的联合会不过是有名无实的。
再有：不列颠联合会竟没有给唯一的一名代表筹款；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通知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能直接派出自己的代表；来自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消息也不妙；至于法国人就根本谈不上参加了。
因此，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人将是瑞士人，而且是当地的日内瓦人。从日内瓦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吴亭已不在那里，老贝克尔一直没有来信，而培列先生来过一两封信——为的是把我们引入迷宫。
最后，最近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给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寄来一封信，首先表示日内瓦人拒绝接受英国的委托书，这封信充满调和主义的精神，并且附来了一张公然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和前伦敦总委员会的传单（由培列、杜瓦尔等人署名）[183]。就传单来看，这些家伙在某一方面甚至比汝拉人走得更远：例如，他们要求开除所谓脑力劳动者。（这里最妙的是，这个破烂不堪的货色是卑鄙的军事冒险主义者克吕泽烈写的——他在日内瓦自称是美国的“国际”创始人——这位先生想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以便从那里实行暗中的独裁。）
这封信连同附件寄来得正是时候，这就可以阻止赛拉叶去日内瓦[184]，并且（像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所做的那样）对当地那些家伙的行为提出抗议，事先警告他们，他们的代表大会将被看作是日内瓦纯地方性的行动。谁也没有到那里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有人去了，那代表大会也就不成其为地方性的了。
虽然日内瓦人未能占据总委员会，但是你也许已经知道，他们把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甚至还搞了许多同那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背道而驰的名堂。
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因此就放弃纽约的中心点而让培列之流的白痴或克吕泽烈之流的冒险家篡夺领导权并败坏整个事业。事变和不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在目前，只要同各个国家中最能干的人物不完全失去联系就够了，而根本不要去考虑地方性的日内瓦决议，干脆不要去理会它。那里作出的唯一的好决议——推迟两年召开代表大会，对这种活动方式是有利的。此外，这也会使大陆各国政府利用国际的幽灵来进行反动的十字军讨伐的打算落空，因为资产者到处认为这个幽灵已经被顺利地埋葬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607—609页）
总委员会致第六次全协会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临时委员会[185]
（1873年10月17日）
烦劳约·菲·贝克尔转交
亲爱的合作者们：
代表大会主席J.迪帕克转交的材料，本届总委员会已经看过了，并已通知北美联合会委员会，北美联合会要尽快选举产生新一届总委员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上述人员尽快把全部大会文件——其中包括临时委员会的工作——都寄到这里来的原因。因为，我们非常需要这些材料，我们要结束我们的任期，并按规定完成交接工作。
顺致崇高敬意！
以总书记等人的名义
1873年10月17日于纽约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73年11月25日）
1873年11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前几天我刚从德国回来[186]，我是因为母亲生病和逝世而到那里去的，回来后见到你１０月２２日的来信。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指责我这么长时间不让你知道这里的事态和通过的决定，这是不公正的。事实是这样的：马克思和我从一些地方接到模棱两可的报告，而从另一些地方根本得不到消息，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们断定，代表大会实质上将是瑞士地方性的代表大会，既然没有任何人直接从美国去参加，因此我们最好也不出席。（应当补充一下，马克思和我都没有收到任何委托书，只从美国收到一份轮流使用的委托书。）对这件事刚作出最后决定，我就到兰兹格特去进行海水浴了[187]，我家里的人已在那里，由于经常失眠和神经失调，海水浴对我是极其需要的。马克思往那里写信告诉我，由于突然发现日内瓦人背信弃义[188]，这样，就有必要作出决定，让赛拉叶也不要去参加代表大会。从马克思的来信中我已了解到这样做是必要的，并表示同意，但一定要赛拉叶立即给你们写信[189]。过了几天，我去伦敦住了一天，以便支付《同盟》[190]的印刷费和安排发送的工作；我翻阅了有关文件，并且深信，如果赛拉叶作为你们的代表到那里去，那将是极其愚蠢的；由于他和我们都没有出席，而且除一人[191]外所有德国人都没有出席，就使代表大会变成了纯地方性的会议；和同盟分子的会议比起来，这个会议看起来还很像样子，但它对国际没有产生任何道义上的影响。况且当时总的国际形势是：任何代表大会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两个代表大会——同盟分子的也好，国际的也好——现在就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因此我催促马克思赶快通知你们，而我自己则再次离开了那里，并且在收到你来信之前一直以为，这件事已经办妥了。马克思也以为，赛拉叶在退钱时已首先通知了你们，所以他可以晚一点写信，以便能够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等告诉你们。
但是，上星期我们才知道，赛拉叶没有这样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610—611页）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4年1月27日）
1874年1月27日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不久——约一个星期，我们从日内瓦收到一本共十六页的小册子[192]，署名的有培列、杜瓦尔，另外大约还有六至八人，其中大部分像这两个人一样，是国际日内瓦组织的领导人和高喊反对汝拉派的主要人物。小册子宣称：海牙代表大会不正确，总委员会应当削弱，应当取消其暂时开除的权力，并在最近两年内把它重新迁到除伦敦外的欧洲其他地方（蠢货，好像我们很想念总委员会似的！）等等，等等。后来培列写来一封信，这位同巴枯宁派争吵的罪魁祸首竟宣称，必须作这些让步，这样才能使“这些汝拉支部”——其中有一个穆捷的模范支部——投靠他们。不论是培列，还是所有其他日内瓦人直到最近都使我们对这个新的转变一无所知，他们对我们一切有关日内瓦情况的询问，都不予答复，这样就使我们一直以为，似乎我们在日内瓦可望得到绝对的支持，要知道，伦敦总委员会正是由于这些人才卷入和巴枯宁派的争吵的，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而越来越深地陷在这件事情里。此外，在此以前的两个星期，培列还曾欺骗我们说，罗曼语区委员会的成员换了，他自己从中退出了！既然我们得到的一切消息使我们预计到，代表大会将是纯地方性的、日内瓦的，至多也不过是瑞士的，其他国家只有少数人参加，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根本不出席。事态发展后来表明我们是正确的，贝克尔就可以对突然变为“反权威主义者”的日内瓦人说，他们可以通过他们想要通过的一切决议，此事和谁都不相干，而下一届代表大会还可以重新改变一切。
不过，当时我们就识破了这个集团。整个事件的幕后人不是别人，正是冒险家克吕泽烈，是他搞出了这套名堂。此人认为，现在时机已到，他可以当国际的领袖，并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去；这后一点很适合渺小的日内瓦当地知名人士的口味，他们希望把国际变为瑞士地方性的播弄是非的俱乐部，他们好在那里担任第一提琴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615—617页）
昂利·培列致海尔曼·荣克[193]
（1874年4月2日）
亲爱的朋友：
我一直盼望着你能来封短信，但是我的等待却是徒劳的。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收到你的任何东西。我一直斗胆认为，你保持着对我的友情，我可没有改变。对你来说，我还是那个我。你居然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感到非常难过。在海牙代表大会一系列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对英国发生的一切，我非常了解：有几家比利时报纸报道了你们的事情。你在《自由报》上刊登的信[194]，我看过了。今天，我不想把很多事情一一展开。你回信以后，我会给你写一封长信。因为，我有好多事情要对你讲。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可怜的国际工人协会屡遭霉运。它曾经是那样的繁荣、强盛，就因为几个人——几个不称职的会员——的过错，竟然落到了这般田地。看到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今天，我就谈到这里吧。
下面是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或许你没有忘记，几个月以来，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协会，名为“工会总同盟”。总之，一月份，在设菲尔德代表大会上，该同盟想得到大会的承认。如果你看《蜂房报》或者有朋友告诉过你的话，你应该和我一样了解这个情况。不过，目前，该同盟由四五个人组成，没有一个团体加入。在组成执行机构的四、五个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加斯东·比菲埃”、又叫“诺斯塔格”的记者，很不靠谱。在我们这里，记者们在工人眼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说了，该死的。
该同盟多次给各家社会主义报刊写信，并把信的内容刊登在这几家报纸上，让人以为日内瓦和瑞士的工人和他们是一起的，并成立了同盟。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英国工人。地方联合会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会刊登在所有社会主义报纸上的。为此，我来找你帮忙，把这份声明翻译成英语。请你费心把声明寄给《蜂房报》，以便能够尽快刊登出来。对于这家报纸的地址和发行地点，我一无所知。你可以把声明的原件交给他们，声明原件上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官方印戳。我相信你会帮我们这个忙的。还有，你要千方百计地争取把刊登声明的那一期报纸寄给我。我希望能够向我的同事们证明，我确实寄过声明了。内附声明，这份声明将会结束日内瓦的一切流言蜚语。
亲爱的朋友，我斗胆盼望你的来信。切盼你的消息，请再次接受我最美好的问候。
昂·培列
1874年4月2日于日内瓦佩龙街11号
总委员会致纽约第五支部[195]
（1874年3月8日）
贵方3月6日的来信已经收到，总委员会特回函如下，但是有个条件：该回函要禁止旁听，只能向会员们传达：
（1）上一届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否是合乎规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
（2）日内瓦代表大会各项最重要的决议已经刊登在《人民国家报》第89号（1873年9月24日）上。[196]
代表大会寄给总委员会的文件简直是一团糟（有剪成片状的，有剪成条状的，而且都是用铅笔写的，有一半被擦掉了，支离破碎），几乎不可能就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此外，代表大会的第一书记失踪了，还有大部分已通过决议的原件也不见了。所以，总委员会不得不在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继续工作到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应该通过全体投票或者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所在地设在纽约。
……
以总书记等人的名义
1874年3月8日于纽约
关于两次日内瓦代表大会[197]
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最近几周，资产阶级的报纸又开始大喊大叫了。但是，这一次是出于喜悦，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恐惧。资产阶级的报纸总是把因果关系搞混，希望以令人欣慰的方式来幻想一些事情。所以，对整个工人社会主义运动——或者其组成机构及人员——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不太全面的理解。以前，丧失良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把国际工人协会视为面目可憎的怪物，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他们对它咬牙切齿，痛苦地大喊大叫。而如今，在得知国际工人协会寿终正寝的好消息以后，他们觉得，又可以安心地回到原来的日常轨迹上去了，又可以相信其想象物了。“国际工人协会已经灭亡了、彻底灭亡了”。这就是所有“消息灵通的”街头小报兴高采烈地发出的叫喊声。要说灭亡，也只是在那些失去良知、倍受煎熬的头脑里。而以往恐惧的嚎叫肯定比今天兴高采烈的叫喊声理由更加充分。国际工人协会没有创造社会民主运动；恰恰相反，它是从社会民主运动中来的。因此，国际工人协会将和社会民主运动一样富有生命力：社会民主运动是它的起源，它是社会民主运动的生命形态和制度框架。只要还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只要还存在国王、神父或者社会阶级的统治，只要平等享受的权利——正义属于所有人——没有得到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就会“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并不是一个新目标。文明史的发展历来如此，尽管不太清晰、而且一般来说自觉程度比今天要低一些。显然，只有被压迫阶级——唯一深知这一点的阶级——才拥有历史主动权。由于资本的统治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压迫和剥削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如出一辙，因此，被压迫阶级的愿望一直具有国际性的特点，一切人性的东西和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东西都在精神上和被压迫阶级息息相关。现在，社会民主还处在青少年时期，还要经历许多个发展阶段。随着力量的成熟和自觉意识的觉醒，社会民主还要根据喜好和需要，不断地改头换面，建立组织架构，培育组成成分。显然，这一运动还很年轻，在宗教、政治和社会方面与传统历史存在着冲突，所以还无法从同时代人的不足、成见、民族主义蠢话、种族主义、超自然的信仰中完全摆脱出来。相反，这一运动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矛盾，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去加以解决。它既要当老师，又要当学生，而其事业应该是集体事业和所有人的共同财产。由于所有文明成果都是各个时代各地脑力劳动和物质劳动的总和，由于一切新的进步都是在已经获得的知识和已经存在的现实的基础上取得的，而任何被卷入进化周期中的人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力量和能力要归功于社会，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和已经存在的现实作出了、并继续作出或多或少的贡献，所以，即使是最有头脑的人、最心灵手巧的人——尽管他们多么应该得到人们的赞赏——都不能追求个人特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基础和指南的那些原则是无法发明创造的——因为它们已经存在，和事物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而只能去发现，并以一种更加具体、更容易为大家所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当谈到“拉萨尔原理”时，人们想到的不是那些和真正的现实相符、顺应文明史而为的人，而是只想到那些和现实背道而驰的人，那些为旧时代而生的人，那些使人们头脑狂热、助长宗派主义的人，那些多少有些随意地发明创造的人，以及那些听命于他们自己主子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毫不犯法的说：正确的原理不是拉萨尔原理，拉萨尔原理是不正确的。舒尔采-德里奇、蒲鲁东、傅立叶、穆勒、马克思等的“原理”也是如此。难得有思想家和独立研究者像马克思那样，绝对没有、从来没有宣称发明了某些原理，而只是发现了某些原理。换句话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它们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相反，经济上宽裕的统治阶级的报纸对我们时代日益普及的伟大运动，特别是两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事件品头论足，他们对待上述观点的方法是多么荒谬啊！有时候，按照自由派报刊的说法，似乎人们还处在文明穿着神权政治的裤子、披着神学披巾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圣灵”只从天上来，一切好的思想都被视为冥冥中的某种神意恩赐的礼物，按照人名命名的宗教党派——诸如基督教、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以及其他教派等——大行其道。相反，《辩论报》的宗教记者在关于该市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却把“巴枯宁发明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所代表”的共产主义进行对比，并补充道：马克思是名副其实的——人们称之为“拉萨尔主义”的——共产主义之父！这是多么发人深省，多么令人作呕啊！但是，我们发现，甚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某个伟大协会的成员——或出于盲目的骄傲和无知，或出于利己的狡计——采用拉萨尔主义者的名称，并给自己盖上宗派主义的印记。每当此时，我们又能说什么好呢？难道这不是对几乎已经完全囿于其自身教条紧身衣的拉萨尔主义的活动的最无情的批判吗？对于从培育科学的真正土壤中自由生长出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报纸居然把其信徒们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它所表现出来的低级趣味比它把这一群人和“巴枯宁主义者”这一荒唐派别——这个名称本身就充满着讽刺和嘲弄的意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作对比时要更加伤人。但是，当我们看到代表大会的消息刊登在伟大的《日内瓦日报》（《日内瓦日报》流传广泛，在说教方面很有一套上时），我们差一点就以为，我们面临的是系统性的概念混淆。这份街头小报对自己的荣誉和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尊严洋洋得意、非常看重，所以没有满足于摘录介绍一切能够在法国报纸上找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混乱的东西。它甚至从温特图尔的《信使报》上抄录了一篇由我们一位同志撰写的、针对分裂分子及其代表大会的非常严厉的批判文章，就是为了向世人表明——你们能够想出来的！——瑞士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行为的好评和谴责是多么有分寸啊！
现在，我们回到这两次代表大会上来。从贴在墙上的海报来看，分裂分子的代表大会是“国际代表大会”，而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一共有25名代表参加，其中有6名法国代表和1名俄国代表，都住在日内瓦（这7名代表中，有4名是日内瓦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的代表，该支部拥有15名会员。另外3名是法国代表）、有6名汝拉联合会代表（拥有大约150名会员）、5名西班牙代表、1名比利时代表、1名荷兰代表[198]（也将参加后面的代表大会，对两边都保持和解的态度），只有2名英国代表（黑尔斯和著名德国工人埃卡留斯）——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是从一个他们自己也不太了解的协会那里弄到委托书的，为的是作为记者在代表大会上工作起来会方便一些。在整个大会上，只有7名体力劳动者（这里的一些工人甚至说，只有4名）。而“脑力劳动者”有19名——他们都谦虚地自称为：前教师、前记者、抄写员等，还有1名大学生。巴枯宁很明智，他没有出席大会。讨论用法语进行，大家很少讲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基本上不讲德语和英语。但是，发言非常踊跃。社会革命的华丽辞藻——其“无政府主义”口号是：“不要国家和权力机关”、“政治弃权主义”、“不要旧世界大厦的任何一块石头”——明显占上风，而并不考虑组织如此激烈的变革，条件是否成熟。公众的参与度很低，特别是工人的参与度几乎为零。不过，有一批社会主义的爱好者。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最近刚刚从法国移民过来的。还有一批俄国大学生，来自苏黎世，有他们捧场，效果非常好。就这样，演讲人从他们所谓的革命辞藻中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满足感。所有那些看过刚刚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汉堡，奥托·迈斯纳[199]）的人都起码能够大致描述，“无政府主义圣灵”如何在这些有宗教幻象的头脑周围飞舞，并在席斯啤酒厂的会场显灵了；无政府主义如何无法合乎逻辑地表示组织或者无政府组织；那些最强大的组织、那些专制政权及其步枪和机枪、资本的统治及其巫术的把戏、混账神父来自等级森严和纪律严明的力量及其上天的庇护和愚蠢的宣福等如何都会像黑麦草一样被风吹得四散而去，在虚无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对，事情就是这样！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而现在，巴枯宁主义者则时刻准备着用虚无把世界化为乌有！但是，没关系。任由他们去吧，只要他们高兴，就让他们在他们的虚无中飘一会儿吧。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件更加现实的事情：航海宾馆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由31名代表组成，除了4名代表外，全部都是体力劳动者。其中有18名代表讲德语（德国人和来自瑞士德语区的人）、有9名代表讲法语（法国人和瑞士人）、有2名代表讲意大利语、有1名代表讲荷兰语、有1名代表讲塞尔维亚语。他们中有2名妇女，1名讲德语，1名讲法语。他们代表瑞士、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总委员会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代表赛拉叶写来几封信。他在信中说，正当代表们（共4人）快要启程时，临时因有事脱不开身，没法参加代表大会了；他们希望本次代表大会能够坚持1871年伦敦代表大会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批准纽约总委员会的行政工作和领导工作。里斯本因宣布参会的代表没有来参会，所以发来一份贺电。接着，瑞士许多地方也发来了电报；还有一封同行来信，是从波尔多写来的。代表大会于9月7日（星期日）召开。开幕式是一个群众大会，有大批工人参加。对立方代表大会的代表感到他们的理论受到了攻击（而没有他们的理论，拯救就无从谈起），所以也都在集会上发了言。集会的基调因此变得有些不愉快。但是，总体看来，集会却对日内瓦工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上午和下午都有秘密会议，专门进行委托书的审查和批准工作以及大会主席团的选举工作。但是，接下来还有公开会议。也就是说，每天要召开三次会议。然而，上一次代表大会[200]采取了哲学立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从而——特别是在日内瓦代表当中——营造了一种可以说是过度朴实的氛围。结果是，由于过分强调实际的东西，有时候反而会对理论的东西视而不见。当然，在最初的几天里，总委员会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代表的意外缺席是造成许多不适感的原因所在。而这种情况一点都不适合大力启迪心智。不管怎样，我们确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那些“自治主义者”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不停地谈论革命，而不考虑实现革命所必要的条件，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则过多地去考虑实现这些条件，而不怎么谈论革命。“你们要把工会组织起来、把工会联合起来、把工会集中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讨论由日内瓦的金银匠迪帕克主持。他主持得很有分寸、非常灵巧，是用德语和法语主持的。和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上一样，由德国人负责口头和笔头的翻译工作。参加公开会议的听众如同潮水一般，特别是在晚上。除了1名荷兰人反对外，总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一份是公开报告（已刊登在我党的机关报上[201]）、另一份是秘密报告（包括财务部分的内容）——都获得了一致通过。
代表们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关注。他们首先描述了他们支部和联合会的情况，然后谈到他们国家的工人运动情况。不过，这一个和前一个代表大会[202]的做法不同。在前一个代表大会，特别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从他们的行为举止来看，好像他们列举的团体和协会都属于他们那个与众不同的派别似的。而根据最近几个星期（就在上个星期，有三个意大利工会提出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申请）所得到的其他消息来看，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附近的花园里，举办了联谊晚会。工人家庭纷纷参加，演讲、朗诵、音乐、歌曲和焰火此起彼伏，标志着为期一周的代表大会再次进入了高潮。代表大会在宴会中结束，在星期六晚午夜后闭幕。至于详细报告中谈到的各项重要决议，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报告的笔录很快就会见报。但是，现在应该指出的是，章程和条例修订委员会——几乎由所有各个不同党派的人士组成——已经就修订内容达成全面一致，从而使得代表大会的其他成员放弃了一切偏狭的对立行为。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派别总算在公众和分裂分子代表大会的面前，尽量表现出了统一的形象，章程和条例修订委员会的各项提案都顺利获得了通过，没有引起激烈的讨论，只不过在表述上有轻微的改动。不过，当大家要选定未来一届总委员会所在地和下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时，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最后，纽约和苏黎世都获得了大多数选票。至于其他决定，已经通过《人民国家报》进行了传达。
最后，让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在两次代表大会上爆发激烈冲突的各个派别。
“无政府乃最好的政府”。糟糕的是，蒲鲁东这句巴罗克式的俏皮话让那些变节分子们感到有些飘飘然起来。这句话把变节分子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彻底对立起来，从而使他们成为分裂分子。按照他们的逻辑，整个社会肌体应该解体，直到原子形态。按照他们的逻辑，要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并与组织和集权行为作斗争，从而剥夺了完成革命这一破坏性任务——他们自称最为牵挂、最为热衷的破坏性任务——所需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还有一种思想对那些个性狂热的人和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仍然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相矛盾。这种思想宣称，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要使命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某个特定时期内强行进行社会革命（但是没有相应的组织！），洗劫破坏当今世界的一切，放弃今后要做的一切。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到那时，全面实行无政府主义。我们承认，这一派别是抱着服务人类的良苦用心的。但是，即使这样，它同样无法通过蛊惑人心——而不是民主化——的行为及其学究式的大话空话，来赢得大城市流氓无产者阶级的心；而流氓无产者这一阶级统治的产物时刻准备着进行破坏和复仇。再退一步讲，即使该派别赢得了流氓无产者阶级，这样的成功也是短暂的，因而是虚假的。因为，流氓无产者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军队。流氓无产者毫无原则性可讲，谁给的钱多，它就听命于谁；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为反动派效力。为了钱，流氓无产者们会毫不犹豫地在第一根电线杆儿上把他们先前造就和鼓掌喝彩的领袖们吊死，并向那些传统的压迫者们致意，就像向当红偶像致意那样。就这样，无政府主义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于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臆断学说的把戏，流氓无产者成为文明世界里最完美的毒瘤。难道某些常设军队里——这一人类的灾难——的士官，甚至有一部分军官不正是从流氓无产者中征召来的吗？
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分裂分子弃绝一切“政治活动”的做法一旦推广开来，很可能会剥夺工人阶级一切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从而剥夺消灭邪恶所需要的判断力和聪明才智——更不用说建设美好世界了。
可以肯定，如果这些说教传播开来，而由此激发的博爱却没有转化为最迫切的责任，即用社会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是像以往那样仅止于个人的善意，从而止于道德败坏的布施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团结——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尽管如此，这一派别的支持者们却自以为是他们推动了历史。而实际上，是历史推动了他们，甚至无情地抛弃了他们。
相反，另一个派别——国际工人协会——又想要什么呢？
国际工人协会希望，在现实和科学的基础上，弘扬理性、伸张正义。国际工人协会认为，工人运动要对文明史进行缓慢的革命。根据形势、地点和时间，国际工人协会要么采取进攻性姿态，要么采取防御性姿态。面对即将崩溃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国际工人协会充满了变革的使命感和力量。国际工人协会负责组织、建设、治理、道德建设等工作。正值旧社会大厦最终倒塌之际，国际工人协会要在荒芜的废墟上建造自己的房子，供人居住，不断完善。在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同时，国际工人协会希望能够在教育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揭穿专制制度的愚民工具。国际工人协会一直强烈要求行动自由，通过一切手段随时随地摧毁专制政治，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从而尽快完成大业——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把国家和社会合二为一，实现生活的统一。是的，国际工人协会要消灭混乱，以切实的秩序来取代当前的混乱局面、取代生产和消费中的无政府状态，取代经济强势群体的权利、取代国家——这个由王子王孙统治和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富有欺骗性的宪政外衣下的独断专行。
1873年9月29日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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