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星期日）预备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85]

    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二个代表大会[86]。国际工人协会到底为何物？昨天，当人们从航海宾馆门前经过、看到红色革命海报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年度代表大会召开在即的消息时，人们或许会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将会和以往那样汇聚一堂。但是，当人们走上楼梯，进入巨大的会场时，这样的想法就没有了。在这里，将要召开面向大众的预备会议。大批分裂派人士来到了会场。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看看让他们感到害怕的幽灵。

    早上八点，地区主席马·若斯龙（鞘套匠）登上讲台。他对第二天早上将要发生的喜事表示祝贺。接着，他补充道，晚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在大会上，分裂派人士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恳请两派人士都不要影射任何个人。晚上，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直到大会主席自己违反了这条规则。

    日内瓦工人发言时都重复同样的内容，即：如果没有异质分子闹分裂，工人们完全可以团结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有一位发言者非常坦率地说，虽然他自认为是自由思想者，但是，他不能接受把无神论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信条。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日内瓦的工会都排斥在国际协会之外了。这一切所指的都是巴枯宁及其支持者，但是，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实际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工会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下取得罢工胜利以后，都脱离了国际工人协会。而仍然留在国际的团体都指责巴枯宁应该对此负责。古茨曼[87]是德国的一名细木工人，非常聪明。他用德语痛斥那些声称国际工人协会已经灭亡的阴险狡诈的污蔑者。在丹麦，国际工人协会兴旺发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在奥地利，政府驱逐了一些来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法国人，表现出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惧怕。但愿有人能够告诉他，工人阶级怎么才能打倒专制主义，而又不需要服从任何一个中央组织！另一派人则吹嘘自由，把无政府主义描绘得天花乱坠。这样，在国际工人协会里，人人就都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在闭幕词中，会议主席说，所有问题都是由那些来到日内瓦而又没有护照的人造成的。这个说法马上激起了众怒，会场一片哗然。勒弗朗塞认为，这是在影射巴黎公社的避难者。我的位置太靠边了，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把胳膊抡得团团转，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等会场安静下来以后，会议主席表示道歉，他说的不是巴黎公社的避难者，而是他认识的其他人。就这样，预备会议结束了。

    ……

    《瑞士时报》的报道[88]

    星期日晚，国际工人协会长房一支[89]在日内瓦的航海宾馆召开公开预备会议。

    会议主席由地方联合会主席若斯龙先生担任。在一个简短的发言后，他宣布会议开始。在发言中，他希望大家不要把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带到讨论中来。

    奥地利代表[90]转达了其委托人的祝愿，预祝翌日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圆满成功。他说，在奥地利，在各劳动阶级内部，存在着一种支持国际工人协会的积极变化。对于总委员会的问题，在奥地利存在着两种看法；大家曾经打算召开全体支部的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最近一次战争，他概括道，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主流看法是，在柏林、莱比锡和巴黎，人们都表示强烈谴责，而国际工人协会表示抗议是不争的事实。本届代表大会要修订或者完善国际协会章程。只有这样，才能在当前国际工人协会中存在的两大派别之间尝试着和解。在德国，宣传工作和暴动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要不了多久，德国工人阶级就会取得应有的地位。

    对于海牙的分裂活动，比利时代表[91]认为，伦敦总委员会的权力太大了。如果想要为当今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那么，就应该努力促使分歧各派重归于好。工人们绝对要自己关心自己的事情。

    一名总委员会[92]的原委员详细披露了总委员会在处理很多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在此过程中，总委员会窃取了一些从未授予它的权力。在伦敦代表会议召开前不久，他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代表们被明确委托的任务是，建议把政治引入国际工人协会。所以，总委员会对此没有责任。但是，他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在委员会的内部，只有不到五名委员属于工人阶级。搞分裂的确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每个支部完全有权管理自己的事务。如果要实现和解，那么，就要以某个中央机关为基础，以保证各个联合会之间保持通信联络。

    另一名发言者说，晚上有人指出，里昂公社和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各自的权力机关存在着矛盾。他说，作为里昂公社的社员，他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权力机关。公社曾经千方百计地规劝士兵们不要服从他们长官的命令，但是，这样做时并没用行使什么权力。

    国际工人协会分裂派某瑞士会员否认其同胞对海牙代表大会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不知情。他们的问题就是工作的问题。是当官的搞分裂，而不是人民。

    另一名发言者认为，这个分裂问题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提出来。他反对任何权力，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他认为，应该在这个前提——而且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讨论工人的事业。权力只能强制行使，那意味着个性的泯灭。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会一直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如果有人指责他的朋友们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因为没有理解他们。应该尊重每个团体的自治权。中央领导机构是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的。

    还有一名发言者表示，他所属的党派可以提供很好的论据，来支持有必要保留中央机关的论点。但是，他们不能放弃他们的个人信念。他坚信，代表大会将会解决这个难题的。

    接着，会议主席站了起来。他说，有人指责日内瓦联合会，说它不愿意把政治引入国际工人协会：对这样的指责，他表示反对；他也反对把“脑力劳动者”带进国际工人协会；他还反对那些口袋里没有护照就穿越国境的人。这时，他被一阵抗议声打断。经过努力无法让会场安静下来听他讲话以后，他宣布休会。在一片嘈杂声中，好几名发言者都想说点什么。最后，一个健壮的大块头小伙子用他洪亮的嗓音使会场安静了下来。他强烈反对那种对“公社的英勇捍卫者们”不利的意见。

    当会议主席试图说明原因时，会场又是一阵喧哗。最后，他的一个朋友使会场安静下来。他说，会议主席的意思肯定不是针对公社社员的，他针对的是一两个把不和带进联合会的人。最后，大家让若斯龙先生自己来证实这个说法。这样才稍稍使得会场安静下来。而后，会议差不多马上就结束了。

    ……

    《政治和文学辩论报》的报道[93]]

    ……

    无政府主义者指责权威主义者[94]在和平代表大会上的所作所为。对此，权威主义者的回答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主义者把此后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一切都提前演示了一遍。……

    在星期日的群众大会上，多名日内瓦权威主义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对你们所有的理论和社会改革，我们都受够了；我们并不是要考察这些理论和改革本身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并不想责备那些为这些理论和改革而操心的人；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马上实现稳定的进步。培列先生就是这些发言人中的一个。他毫无诗意地说道：“这是肚子的问题”。

    另一个谈到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这些发言者说，在工人团体里，我们不应该关心政治，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欢迎政治。相反，我们要让全体工人都能够尽到公民的义务。不过，他们要想关心政治的话，那就到政治团体。

    这些发言者提出的建议是，以工会——像英国那样——为基础，改组国际工人协会。他们并不是不欢迎非体力工人，但是，只有当非体力工人组成有组织的职业团体时，他们才愿意接纳。

    会议在激烈的场面中结束。还是由这个培列先生引起的。他指责公社的“资产阶级们”把人民送去打仗，而他们自己却偷偷地溜走了。他认为，这是那些资产阶级极端革命者的惯用伎俩。这一直白的表述使得全场都骚动起来。因为，会场里有很多公社社员和公社的其他避难者。勒弗朗塞先生表示反对。他指名道姓地说，韦莫雷尔和德勒克吕兹就是资产阶级。话音未落，他遭到了毫不客气的回敬：那么，您呢？

    ……

    9月8日（星期一）上午的行政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95]

    今天上午，有28名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但是，其中住在日内瓦以外地方的还不到6名。大家任命了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代表委员会，来审查委托书。所有委托书都有效。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新鲜事：有两名女性代表，她们来自日内瓦工人中央支部。这两位代表都是裁缝师，正值壮年，穿着得体，神态聪颖。这两位女公民中，其中一个（萨特勒）是德国人，另一个（布朗热）是法籍瑞士人。

    委托书审查完，代表们也表示肯定以后，会议决定在下午3点召开公开会议。在这个关键时刻，大众将可以直言不讳地参与代表大会的讨论。

    9月8日（星期一）下午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96]

    下午3点，由若斯龙先生主持会议。他宣读了总委员会关于召集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定。[97]

    代表区本可容纳全世界的代表，但是，场地大小未变，代表大会的规模却似乎缩小了。因为，原本该由“被分隔的弟兄们”占据的座位一直空着。如同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可是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可能不来了，代表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同一支军队，由令人信赖的将军和参谋长率领；而当将军和参谋长不在军中时，这支部队丧失了一切作战能力。然而，在这里，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纽约总委员会——也许有充分理由——授权伦敦工作小组参加代表大会，而伦敦工作小组则通过邮件转达了它要说明的内容。唯一的安慰是：葡萄牙的一份电报指派奥古斯特·赛拉叶——在伦敦已经居住了若干年，担任纽约总委员会的法国书记——担任总委员会代表。但是，他也表示遗憾：因为，在9月12日前他来不了。然而，我们对闭幕晚宴早已做出了安排，定于12日晚举行，以便赛拉叶正好能够迟到，除非他来只是为了索取代表大会关于总委员会下一年度工作的各项指示。[98]

    代表大会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日内瓦杜朗-萨瓦亚[99]的提案。该提案提出，成立一个委员会，由每个联合会选派一名代表组成，以便审查还可能到来的委托书。该提案被否决。大会主席宣布，上午又收到了六份来自德国的委托书，而且情况非常紧急。在各位代表提出几条意见以后，大会授权上午成立的委员会来负责处理这些委托书。委员会委员马上离开了，不久又回来了。他们宣布，六份德国的委托书有效。这些委托书来自斯图加特及其郊区，都是寄给同一名、而且是唯一的一名代表的。该代表已被接纳就坐。

    接着，是要成立大会主席团。杜朗-萨瓦亚再次提出，由每个联合会选派一名代表。在他看来，这可不是什么讽刺挖苦。因为，他年纪太大、太过于一本正经了。而且，为了让自己变得老有所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倒也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对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统计资料和工会运动的主要事件，他都了如指掌。这不只是出于他孩子般的天真和无知。因为，除了几个日内瓦工会以外，这里没有一个联合会参加会议。没有人赞成他的意见。于是，大会决定通过投票来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团由五名成员组成。主席团选举产生以后，大会决定，由主席团成员自行分配各项不同的正式职务。

    各主席团成员离开了。当他们回来时，范·登·阿贝勒宣布，来自日内瓦的迪帕克[100]当选为主席，他本人和若斯龙先生当选为副主席，古茨曼当选为德语书记，萨瓦亚当选为法语书记。接着，大会决定，每位书记将配备一名助理，除了五名当选主席团成员的票数以外，那些获得票数最多的人将被任命到这些岗位上。霍费勒[101]（德国人，在日内瓦居住）被任命为德语助理，并同时兼任翻译；巴赞则被任命为法语助理。

    无处不在的范·登·阿贝勒受海牙支部的委托。海牙支部一直忠实于总委员会，大部分会员都是居住在海牙的德国机修工人。范·登·阿贝勒一直都喜欢出风头。为了能够成为第一副主席，他站在了主席的右侧。主席就位后宣布，鉴于所要讨论问题的重要性，他希望大家不要发言，除非就议程上的问题确实有话要说。接着，有人提出，发言的人不得就同一问题发言两次以上。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书记昂利·培列说，他认为，每个人应该可以有15分钟的时间来发表意见，外加5分钟，应该足够用来更正和回答问题了。范·登·阿贝勒不想听大家谈任何限制性措施。他提议，马上进入大会议程，把这个问题放到非公开会议上去讨论。他的提案被采纳了。接着，宣读了维也纳新城的几份电报。电报要求大会运用思辨的武器来驳斥国家干预主义、教权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温特图尔的裁缝们、苏黎世、阿彭策尔的黑里绍以及其他地方的各个支部也发来电报，表达了同样的热情。巴赞提议，要给予他们兄弟般的回复，给他们逐个发电报。但是，古茨曼认为，尽管他也希望如此，但是费用太昂贵了。巴赞听从了这个很有说服力的意见，只是希望可以给他们回信。来自苏黎世的威廉从来没有参加过以前任何一届代表大会。他认为，大可不必，只要把电报在会议纪要里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觉得有用，或许可以由大会主席在《哨兵报》上刊登一封集体回信。但是，葡萄牙人不看《哨兵报》。巴赞认为，他们有权得到一个特别的回复。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奥地利代表施瓦茨[102]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甚至还带法国口音。他提议马上进入大会议程。他的提案被接受了。

    接着，按照惯例，由总委员会发表致辞。[103]其实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正统派当前的情况汇报。更恰当地说，这是一份关于管理工作的声明，它只字未提国际工人协会在纽约总部（从小处讲）和美国（从大处讲）的情况。致辞开头表示，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政治准上流社会煽动不和的企图未能得逞，在圣灵降临节[104]召开的曼彻斯特代表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英国工人——特别是英国北方的工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觉悟越来越高了，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鸿沟正在填平。对于那些手上没有国际工人协会各届代表大会报告的《泰晤士报》读者们，在此，我们要顺便告诉他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提出要废除继承权，伦敦总委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太荒唐了。由于英国和德国联合投票以及蒲鲁东主义者的弃权，两者票数相加的总数超过了赞成票，此项提案才被否决了。但是，在曼彻斯特代表大会上，马尔特曼·巴里先生（马克思博士在海牙的红人）提出了同样的提案，却获得了一致通过。（请参见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报告。）

    接着，致辞表示，梯也尔先生在屠杀共产主义者以后并没有逃走；要不了多久，法国工人将为法国人民重新夺回法国。为了整合瑞士工会团体，在巴塞尔附近的奥尔滕，不久前召开了一次瑞士工人代表大会。致辞表示，很高兴看到那些“麻烦制造者”——巴枯宁主义者——被正统派国际会员淘汰了。瑞士法语区的人坐山观虎斗，的确没有参与。巴枯宁主义者首先要的是各支部以及一个从该选举人团中产生的执行机构。而正统派则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去寻找和成立选举人团。巴枯宁主义者说，这是个失败。而他们的对手则声称，他们已经拥有5000名会员。对此，我不想表态。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会产生什么结果的话，那么，肯定是在国际工人协会以外。对于这一点，处于领导位置上的那些人心里都很清楚。对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处理是笑里藏刀式的。为了惩罚比利时和荷兰那些异端弟兄们离经叛道的行为，海牙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开谴责、开除以及解散等方面的授权。没过多久，那些异端弟兄们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重新回到总委员会或者某个总委员会兄弟般的保护和监护之下。时而影射把工人阶级斩首的西班牙共和国，时而影射扮演秩序党[105]警察角色的德意志帝国，时而影射全世界的反动政府。所有这一切，在色当大败以前，似乎都是拿破仑的拿手好戏。

    关于美洲，人们所说的一切概括起来就是，在对利润的渴求方面，与那些王国和帝国相比，这个庞大的共和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里，“赚钱”就是公共道德，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并不重要。通过国会投票表决以后，有些罪犯被宣告无罪，并得到平反。另外，由于在关于工场工人和马萨诸塞州所有其他工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奥利弗将军确实讲了真话，所以被解除了劳动统计局的领导职务。总之，我们建议国际会员要清除那些背叛他们的伪君子——这不失为一条忠告，要树立自信心并把权力集中起来。所有攻击和含沙射影都包含着很大的真实性。如果既能看到他人的缺点，也能看到自身的不足，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十全十美了。

    六点差一刻时，报告宣读完毕。到六点，会场要清场，以备他用。报告实在是不值得再讨论了。所以，问题是：报告要放在公开会议上讨论，还是放在非公开会议上讨论。

    日内瓦人说，应该让工人们有机会来旁听会议，而这在白天是不可能的。范·登·阿贝勒提议，所有行政问题都放在白天的会议上讨论，其他问题则都放在晚上讨论。他提议，在上午9点到12点和下午2点到6点召开行政会议，晚上8点到11点召开公开会议。若斯龙反驳道，每天开三次会议，这对于不习惯于脑力劳动的操作工人来说，有点太多了。他们会筋疲力尽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只有那些习惯于跑代表大会的人才能胜任。所以，对此，他表示反对。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连续14个小时从事体力劳动，有机会时却不能在相同时间内从事脑力劳动呢？对此，古茨曼表示无法理解。最后，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第二天，上午9点将召开行政会议，下午2点将召开公开会议。在此期间，大家可以打听了解一下，每天晚上6点钟以后，会议室是不是都没空。有必要的话，晚上开会应该另外找地方。

    地方委员会表示，没有其他会议室，他们很乐意无条件地接受。

    最后，大会主席宣布，不管是谁，不管来自哪个派别，凡是能够证明是国际会员的，都可以参加非公开会议。

    就这样，第二个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一天的活动结束了。

    9月9日（星期二）的行政会议

    《新自由报》的报道[106]

    在昨天[107]的行政会议上，大家审议了纽约总委员会的财务报告，并宣读了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一系列内部事件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对布朗基主义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布朗基主义者认为，国际工人协会是反对革命的。他们促使许多法国会员下决心退出协会。

    关于第二项议程——章程的修订问题，诺丁汉的法国人支部提出了好几个提案。他们要求，国际工人协会要加强权力集中，应该准许各联合会向总委员会派遣代表。法国南部的联合会也寄来了几个类似的提案。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印刷了一本小册子，表示坚决反对巴枯宁主义者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各种活动。但是，另一方面，这本小册子充满了荒谬而幼稚的思想。其中，小册子的各位作者向代表大会提议，把脑力劳动者从国际工人协会中开除出去。由于半数以上的代表属于德国派别，这个提案是不会通过的。特别是，就章程的修订问题，本届代表大会将不作出任何决定。因为，关于这个问题，还要再次提出提案，并提交下一届代表大会批准。[108]

    ……

    9月9日（星期二）晚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109]

    应该提醒大家的是，尽管按照时间顺序，本次代表大会是第二个举行的代表大会，但是本次代表大会却是唯一能够真正称之为“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大会。昨晚，代表大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听取了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详细报告。会场爆满。听众属于手工业者中收入最高的阶层。根据呼喊声判断，德国人居多。在会场正中央，摆放着一张桌子，把代表区和观众区分开。在桌子的两旁，一边坐着记者，一边坐着一些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人数众多。所有这些年轻女性都将把毕生精力投入到研究人类的共产主义新生问题上。对于所有发言，她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

    会议主席宣布，会议于8点开始。并宣布，在晚上的议程表上，将宣读各联合会的报告。

    来自斯图加特的布尔克哈特受命首先发言。作为唯一的德国代表，他向大会转达了整个德国工人阶级最美好的祝愿。他说，人人都知道，在德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工人运动受到了很大阻碍，而工人们由于一贫如洗，没有经济能力派遣代表进行长途旅行。他们只能资助他们所属团体的代表大会。最近，召开了好几次这样的代表大会。在爱森纳赫，还举行了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一共有73名代表参加了大会。这表明，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们一直都努力工作，并在传播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发生冲突都有助于他们学说的传播。他们遇到的困难有政府的迫害、禁止集会、解散集会、监禁等。他们还要和其他敌人作斗争，那就是那些背叛工人阶级的伪君子。然而，最近一次发生的冲突的好处是，它在本来从不关心他们学说的一些人当中宣传了他们的学说。和英国相比，他们的运动还处于儿童时代。但是，他认为，他们创造了一些奇迹。接着，他大声罗列了他所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平常对另一个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些指控。该党的报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柏林出版。有人认为，该党接受过普鲁士政府的资助。要不了多久，他的朋友们就会把这些叛徒赶走。对此，他毫不怀疑。因为，每当他们找到适合讨论的方面时，这些叛徒总能把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夺走。不久，他们不得不把群众吸引到身边，才把那些柏林的领袖们变成光杆司令。除了正式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以外，他们拥有10家政治报刊和许多行会报刊，负责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张。他承认，英国的工会团体组织的非常好，比德国的同类团体要好。但是，在工联的政治弃权主义面前，英国工人已经误入歧途。法国式的工人运动也不太好。法国工人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局限于大的工业中心，而全国其他地方遇到问题时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所属党的方法最好。不管工人在哪里——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他们都会走到他的面前，把报纸和小册子分发给他。他建议法国工人也要这样做。有几个到维也纳参观世界博览会的工人承认，这种做法的确有好处。另外，他还指出，在统一的德国，依然存在着34个州和34部不同的法律法规。在普鲁士，政治团体无权合并；但是，在小一点的州倒是可以的。和有结社自由的地方相比，在普鲁士取得的进步要小得多，差距非常明显。他始终无法理解的是，瑞士人拥有自由的法律体系，怎么会比德国人落后呢？但是，他认为，他们应该把这一页翻过去，奋起直追。他所属的党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不久就会取得成果。下一届大选会展示出他们的能力所在。总之，他们都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主张。但是，为了成为真正的国际会员，他们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

    古茨曼宣读了关于瑞士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报告。他说，工人运动不能进行权威主义式的领导。起初，全国性协会及类似组织都阻止瑞士人大批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另外，资产阶级报刊则千方百计地要摧毁国际工人协会。但是，事情刚刚发生了变化。最近，他们在奥尔滕举办了一次代表大会，有82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代表1万名工人、一些瑞士侨民和一些瑞士其他国籍的外国人。他们都对一件事情意见一致，那就是统一问题。他们成立了瑞士工人联合会。人们也许可以指责瑞士工人联合会没有马上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极力想要赢得瑞士的工人群众，而瑞士工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结。如果好好组织工运风潮，如果在他们中间分发一些报纸和小册子，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到那时，他们会成千上万地进入国际工人协会。讲德语的瑞士人团体——格吕特利联盟——拥有700名会员，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有600名会员。这两个团体都已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格拉鲁斯和阿彭策尔州，瑞士工人联合会在工会团体里已经生根发芽。苏黎世合作社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拥有自己的印刷厂。不久，他们将发起一场独一无二的运动。

    巴赞以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名义作报告。他说，原来的联合会已经解散，因为很难知道谁是其会员谁不是其会员。有些支部每况愈下，有些支部放弃了，还有些支部则形同虚设。因此，我们决定把原来的联合会解散，并任命了一个重建委员会。他们号召所有团体走向和解，但是还没有得到回应。他坚信，只要不被政治和主义之争所驱使，只要局限在社会问题方面，他们就会恢复元气，继续走下去。工人要自己掌管自己的事情。

    一名奥地利代表[110]详细报告了奥地利工人运动的情况。他说，从1849年反动派取得胜利到1866年的萨多瓦之役，奥地利一直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农奴获得解放以后，无产阶级由此产生，从而奠定了工人运动的基础。但是，直到1866年，组织任何工运风潮都是不可能的。1860年专制政权垮台以后，我们取得了一定的结社权；虽然非常有限，但是，足以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了。起初，资产阶级从未行使此项新权利。资产阶级没有养成开会讨论公共事务的习惯，所以不知道该如何行使新的自由权。相反，除了工人领袖和教师，无产阶级还吸收了那些在其他地方参加过工人运动、在奥地利定居并开创了新时代的人。起初，大家都来参加集会。那都是名副其实的盛大集会。面对这个新现象，政府和资产阶级一样，不知该怎么想、也不知该怎么办，所以一直都无动于衷。由此得到的最大好处是，奥地利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和中产阶级的政客们缔结任何政治联盟和友谊。但是，应该非常清楚的是，奥地利还没有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要建设现代国家，中产阶级应该真正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在奥地利，情况并非如此。从理论上来讲，封建制度已经废除了。但是，在实践中，除了几个日耳曼省，人民的地位丝毫没有发生改变。奥地利公务员还和以往一样。他们一直都积习难改，一切新生事物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感到不知所措。他们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所以，比通常情况下造成了更多的损失和麻烦。奥地利立宪政府就是一场闹剧。在所有宪政体制里——即使在那些宪法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地方，都是由下议院来决定政策和提出内阁人员的。而在奥地利，政府却是在某一天晚上忽然成立的，是在资产阶级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他强烈表示，在奥地利，在现代资产阶级和旧贵族与神职人员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接着，他回到了关于工人运动形势的问题上。他表示，在奥地利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外国人，他们仍然生活在封建时代（从法律上讲不是，但事实上却是），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所以，讲德语的奥地利工人很自然地就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盟友和伙伴。在奥地利境外，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他们找到了盟友和伙伴，并决定和他们共同干一番事业。在1868年，他们向纽伦堡代表大会派出了代表。纽伦堡代表大会解决了关于德国工人阶级是否应该由激进资产阶级领导还是应该拥有自己的平台这样的问题。虽然参加纽伦堡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原则上都接受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但是，直到下一年度的爱森纳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事情才真正有了眉目。虽然讲德语的奥地利工人也向爱森纳赫代表大会选派了代表，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些叛徒。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奥地利代表再三要求把建立社会民主共和国作为工人运动的宗旨。后来，经过询问，此人最后开口承认，他已经被警方收买了。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接着是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在奥地利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到那时，资产阶级、政府公务员和政府自己一直都保持平静，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并思忖着下一个灾难会是什么。但是，接着，他们开始接连不断地进行迫害活动。首先，他们禁止工人阶级从事自己的集会活动。于是，工人的部队都集中在激进资产阶级的集会上。因为激进资产阶级的集会，警方是准许的。在这些集会上，那些最知名的无产阶级发言人一直都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就这样，警方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于是，当局觉得有必要对工人运动一劳永逸地进行一次“大扫除”。于是，爆发了令人难忘的十二月大游行。此次游行示威表明，在反对派里，不光有蛊惑人心的外国政客，还有维也纳的无产阶级群众。游行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给予行业联合会以结社权。但是，这次让步附带了一些禁止性条款：禁止同一地区的裁缝和鞋匠结社以互相帮助，禁止不同地区的裁缝和鞋匠结社以互相保护。这样，让步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把工人群众和工人领袖分开的办法。正是在这时，工人领袖们接连被逮捕，被监禁一段时间，然后传讯上法庭。不过，事与愿违，这套做法再次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些被判处长期监禁的“被告们”不久就被特赦了。

    此后，在关于选举改革方案的意义问题上，他们的队伍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教皇绝对权力主义党出于这个原因表示反对，极端社会主义者则出于另一个原因表示反对。面对这两股强大的反对力量，选举改革方案很可能会被否决。至于他，他拥护渐进而稳妥的发展道路。为此，他原来的同志们都指责他是一个变节分子。他坚信，工人运动成功的必然结果是由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资产阶级领导国家，而那些帮助他们夺取政权的人则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他承认，工业巨头们在他们当地的影响很大，但在国家大事上，完全没文化的斯拉夫人超过了他们。新的选举法旨在使工业资产阶级成为奥地利的主导力量。一旦奥地利帝国的政治现实确定下来，工人运动必将取得显著的成效。撇开所有次要的情况，他请求大会告诉他，如果不和有时只有一墙之隔的鞋匠保持密切联系，维也纳的裁缝们怎么才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他的主要依据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要帮助激进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为了支持这个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博士著述里的一些段落。关于工人报刊的问题，他讲述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人民意志报》是维也纳工人的机关报。在政府的敌意和那些所谓朋友的恶意的双重夹击下，《人民意志报》一度步履维艰。但是，现在它依然生机勃勃，这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的。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各个工业县（在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人成了工人贵族），奥地利政府和英国所签署的愚蠢条约给厂商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以致他们不得不解雇了一大批工人。在工业村，《人民意志报》以往的订阅量是500份，而现在的订阅量还不到50份。在维也纳，政府禁止在报刊亭出售《人民意志报》。要订阅《人民意志报》，工人们要先交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否则，就不能订阅了。而要把报纸送到每个希望送报上门的工人的住处，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对外人来说，他们生活的一座座楼房就像迷宫一样。如果他们每季度都订阅，以便通过邮局接收报纸，邮递员就很难找到他们。仅在维也纳，商业危机就使得20000人无家可归。而他们都对国际工人协会抱有好感。但是，要想在奥地利取得成功，就要通过法律和宪法的途径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否则，工人运动就会有倒退的可能，在未来数年中都无法回到现在的状态。

    接着，萨瓦亚被邀请发言，表达伯尔尼汝拉地区山里人的看法。他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富裕的人，但是他没有伪装成上流社会的人。他说，鉴于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发生了分歧和分裂，他所代表的小支部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没有接受任何党派的理论。他们对大协会的理论进行了研究。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能够马上给劳动群众一点实实在在的好处，国际工人协会为把各劳动阶级团结在它的旗帜下所作的努力都将会徒劳无功。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在伯尔尼汝拉地区的穆捷，大约有900名工人被日内瓦钟表工场的各个部门长期雇用。经过计算以后，他们发现，很多人依靠他们微薄的薪水雇用其他人，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而这些被雇用的人自己也可以用他们的收入雇用另外一些人，为他们干同样的活。作为做生意的本钱，三年前，他们积攒了1500法郎（合60英镑）。现如今，他们拥有一家杂货店、一家肉店、一家面包店和一个食堂。食堂为单身汉和工场女工供应物美价廉的健康食物。自从他们开展这项业务以来，库特拉里附近各县的杂货商、面包店老板和肉店老板等把销售价格下降了10%—12%。他认为，这样的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工人会明白的。如果国际工人协会关心这些事情，人民群众是会拥护它的。

    就这样，晚上的工作结束了。

    9月10日（星期三）晚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111]

    昨晚[112]，代表大会（第二个）的场面不太热烈。在大会主席的左侧，座位上有一些德国人。可是，右侧的座位很多都是空的。[113]仔细一看，我发现，有几个德国人酷似瑞士法语区的人，他们通常在讲法语的瑞士人朋友中间坐在右边，结果也坐在了左边中间的长凳上，背对着大会主席和听众。另外，由于有几名代表缺席——他们本来是坐在右侧的，所以，会场右侧看上去空荡荡的，而左侧则比通常情况下显得人更多。

    会议本来是在晚上8点开始的，但是直到很晚才有点动静。最后，当会议主席摇铃宣布讨论开始的时候，大家又等了一会儿。前一天还曾经宣布，昨晚本来是要安排审查总委员会报告的，结果却要继续听取各联合会的报告。

    范·登·阿贝勒首先发言，以荷兰人的名义作报告。记者们面带微笑，那些有幸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的漂亮的俄国女性朋友们也微笑着。但是，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疯子在大笑。那是一个分裂分子，在第一个代表大会的会议闭幕后作为观察员留了下来。他笑的声音太大了，人们最后不得不提醒他注意会场秩序。范·登·阿贝勒似乎意识到，他的处境有些尴尬。但是，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很快地作出回应。他能说什么呢？几天以前，难道他没有说过，除了在阿姆斯特丹有几个顽固不化的蠢货外，整个荷兰都站在分裂派的一边吗？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他所代表的这些荷兰人都是些勇敢的小伙子；自从国家成立以来，荷兰人一直都是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他们是肯定不会容忍资本家的压迫的。接着，他表示，有5000名雪茄烟厂工人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离开国际工人协会，要么将面临停工，直到他们离开国际。他们抗争了6个星期。由于国际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老板们没有能够在英国和德国找到工人，最后不得不作出让步。他说，在停工期间，英国雪茄烟厂工人曾经为荷兰人送来钱款，那是疏忽大意时说的。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雪茄烟厂工人就成立了一个国际行业联合会，和国际工人协会毫不相干。英国雪茄烟厂工人到荷兰后薪水标准比荷兰人低的情况从来不曾有过。困难在其他方面，而为了达到圆满的结局，伦敦的团体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范·登·阿贝勒认为，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全都应该归功于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从事与国际工人协会毫不相干的事情，开了一个先例，似乎变得和瘟疫一样具有传染性。

    范·登·阿贝勒发言结束以后，由来自苏黎世的威廉发言。他所代表的支部虽然人数有限，但是支部的热忱却弥补了人数上的不足。在战争爆发以前，他们要更强一些。虽然关于法国人和德国人过错的论战使得他们的力量有所削弱，但他们并没有随波逐流、不知所措。接着，他向代表大会汇报了木材工人、炼铁工人、鞋匠和裁缝们所做的工作。可是，由于缺乏资金，他们的企业并不全都取得了成功。不过，铁匠们都坚持住了。以前，他们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7点，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才有片刻的休息。他们住在老板家里，寄宿在老板家里。他们的薪水是每天3.50法郎。现在，他们每天只工作10个小时，想在哪儿吃饭、睡觉都可以，最低工资是每天4法郎。应该承认，这些行会并不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但是，我们取得的成绩却要归功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因为，这些团体的领袖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明年，情况还会更好。

    接着，有一个路过此地的德国人——他接到了委托书——把巴塞尔赞扬了一番。无论从面积、制造业还是地理位置方面来讲，巴塞尔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巴塞尔支部有30名会员。有一个织带工人协会，拥有24名会员。鞋匠协会也有24名会员。这些协会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组织。有好几个协会都曾经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他们对总委员会所做一切感到非常满意。另外，星期日还在德国组织了一次远足，有3000人参加。巴登工业区的勒拉赫支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明白，巴塞尔各团体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但是，巴塞尔的全体工人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归属感却是发自内心的，这一事实可以弥补这一点。

    瑞士卡鲁日支部代表昂利·培列说，看完所有这些报告以后，他觉得，国际工人协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大家在和工人毫不相干的问题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大家都把时间浪费在理论问题的争论和讨论上，而不是去干实事，结果在工人中间造成了矛盾和分裂。如果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经济问题上，特别是行业联合会上，很快就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会员蜂拥而至。

    快到10点时，会议结束。

    有一本专门为国际会员制作的小册子[114]在这里免费分发，署名的是从事七个不同职业的七名日内瓦人。署名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昂利·培列，一名雕刻工人。这本小册子值得大家留意。小册子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作了简要的说明，然后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即：“分裂来自何方？起初，有一位大夫和一位教师互相争夺在瑞士的主导地位。后来，巴枯宁来了。他想把国际工人协会变成宣传无神论的工具”。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工人们没有时间从事这样的投机活动，应该让懒惰而腐化堕落的人、让笨蛋和伪君子去做。据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等词汇是在伦敦和巴枯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之间的论战中出现的。一个主张在政治上要弃权，另一个则相反，要服从权威的领导，而这已经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提出的补救措施如下：

    “我们不要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要巴枯宁主义者。我们要的是真正而现实的劳动者同盟。

    不团结的原因在于，对原始章程从字面到内容接二连三地进行改动，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了：

    （1）情感外露的人。

    （2）哲学思想或者宗教思想——总之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从而取代了国际工人协会明确而具体的宗旨，即：用工人参与制[115]取代雇佣劳动制！

    （3）权威原则和集权主张，从而取代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自由原则和联邦原则”。

    长期以来，人们都坚持认为，在总委员会里有脑力劳动者、总委员会长期设在同一地点，这样是有危险的。我们提出的补救方案是，在现实中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信箱和统计办公室；这样，总委员会就不会再发号施令了。我们提出的第二套补救方案是，总委员会委员不得连任一次以上。在结尾部分，在长篇累牍之后，小册子为社会重建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部分摘录如下：

    “鉴于各支部参加州、联邦或者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该是真诚的而不是虚构的；鉴于发现有两个或三个人组成的支部互相代表对方的情况，而显然这样的代表团只能是出于私利”；鉴于如果简化以后，凡是识字、会写字的会员都可以“担任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特向代表大会提议，通过下列决议：

    （1）凡是无法证明其劳动者身份的，均不得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凡是以自己的劳动为生、不通过雇佣劳动制从其他人的劳动中抽取任何份额的，都是劳动者。

    （2）只有当某支部的人数达到规定的最低标准……人时，才有权派遣一名代表。

    （3）《国际工人协会章程》随时可以修订。只要在大多数支部支持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提出修订案，即可把修订案付诸讨论；只要大多数联合会委员会把表决结果传达给总委员会，修订案即可生效。

    （4）总委员会由各联合会委员会任命。每个联合会委员会要任命委员，一名常驻总委员会，另一名常驻联合会委员会。在征求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后者可以取消其常驻总委员会的代表所作的任何决定。

    每位总委员会委员将领取与最大工作量之日薪相当的报酬。总委员会委员任期一年，只能连任一次。联合会委员会如果对其感到不满意，可以随时撤换。根据明文规定，总委员会委员禁止为自己配备任何助理。

    （5）总委员会的职责严格限定为对劳动的普遍统计，以及为国际工人协会全体支部之间有用信息的交流提供便利。凡是某联合会委员会在得到各支部同意后命其传达的东西，总委员会都必须毫无意见地传达。

    总委员会负责收纳来自规定认捐款项的一般性资金，但是，没有经过代表大会的批准，不得擅自动用。代表大会每年都要结账，并规定资金的用途。不过，总委员会委员可以先领取工资。

    （6）总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欧洲。不满两年，不得迁回伦敦。

    我们联名提出上述各项决议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制止工人们之间的分裂现象——并非因为他们而是由于几个不懂得他们真正利益的人而存在的分裂现象。

    国际工人协会要回归到单纯的原始使命，即劳动者的解放应该由劳动者自己去争取。要排除那些情感外露、不了解体力劳动的人，以及章程中一切可能造成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各级委员会里取得主导地位的规定。要遏制一切或多或少都可能类似于独裁的东西。这样，我们所有署名人都坚信，工人们会为自己着想、为他们的未来着想、为他们孩子的未来着想；他们会明白，只要团结，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如果不团结，则什么也办不成。而造成他们不团结的，不是因为工作问题也不是因为工人们，而是因为那些文化程度不同、思想形态不同、利益各异、可花时间较多的人把他们带到了并非他们真正利益所在的道路上。”

    《瑞士时报》的报道[116]

    暂时休会以后，昨晚（星期三）[117]8点，国际工人协会的讨论重新开始。大概有120—130人参加，除了几名俄国大学生以外，几乎都属于工人阶级。点名以后，会议主席宣布议程安排，即各联合会以及各支部继续宣读报告，以及介绍欧洲工人阶级所取得的成就。

    荷兰联合会代表发言。发言刚开始不久，一道侧门打开了，一名代表走进来，进入代表区。但是，有只大型犬一直趾高气扬地来回走动，对他的到来感到有些不快，并开始狂吠起来，以示抗议。这和会议的严肃气氛太不搭调了。有一名代表——很可能是狗的主人——试图捉住它，把它撵走。但是，狗不肯就范，并继续表示强烈抗议，逗得所有在场的人很是开心，而且全然不理会大会主席摇铃。那条狗躲在代表们的桌子底下呆了一会儿，被赶了一会儿，最后被很不体面地从桌子底下撵走了，在余下的时间里一直都很安静。经过这个小插曲以后，发言代表继续作报告。一开始他就说，在荷兰，工人运动遭到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当他们加入联合会时，老板就会来干涉，并威胁说，如果还不退出联合会，他就要开除他们。但是，工人们毫不动摇。今年2月份，冲突终于爆发了，接着是停工停产，并造成5000名工人失业。这是在雪茄厂工人和伦敦及德国工人成立联合会以后发生的。于是，英国雪茄厂工人联合会汇来1000英镑，支援荷兰的同志们。这是因为意见不同而爆发的冲突，最后资方以失败告终。资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在停工停产期间，大批工人移居到国外，而用工者在英国和德国却招不到工人来接替他们。这就是同行业工人组织团结一致的好处。虽然在欧洲地图上荷兰算不了什么，但是，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权利有很高的觉悟，并毅然决然地通过游行示威来捍卫这些权利；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主义，以保持绝对的自由。谈到去年发生的分裂事件时，他说，这不应该归咎于无产阶级，这是由于几个领袖人物的野心勃勃而造成的。

    接着，是日内瓦泥水匠的报告。在1867年，依照惯例，劳动所得是按件计酬的，但是，每天的收入平均不会超过3.5法郎。对于那些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是不够的。在1868年，加入行业联合会的人数开始初具规模，他们觉得有权要求提高工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他们举行了罢工。罢工持续了6个星期，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在1869年，他们再次要求提高工资，并再次遭到拒绝。随后举行的罢工持续的时间和上一年几乎差不多，并再次取得了胜利。在1870年，资方要求降低工资，工人们拒绝了，并举行了罢工。但是，由于当时法德战争爆发，罢工最后失败了。1873年，他们得以减少工时，而没有举行罢工。除了个人从一致行动中得到的好处以外，他们还帮助其他支部和资方开展斗争。

    接着，由国际苏黎世支部作报告。很多行业团体没有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因为它们对国际协会在战争期间所持的态度有些不满。这些团体都持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无法接受国际会员不偏不倚的态度。所以，只有那些真正的国际会员才留了下来。木器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持续了12个星期，最后取得了胜利。铁匠也举行了罢工。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一直到晚上8点，晚餐时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夜宵时也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他们的组织刚刚成立不久，太年轻了。他们中有几个人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大约有2000名工人为他们举行了示威游行。不久，他们就被释放了。

    接着，一名代表就日内瓦裁缝联合会及其罢工斗争作报告。有一次罢工发生在1870年，起因是和资方产生了一些矛盾：罢工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在1873年，他们又举行了罢工，抗议一家“傲慢”的英国公司对其雇员采取独裁措施。罢工持续了16个星期，最后，用工者不得不支付比日内瓦任何其他机构都要高的工资，并超过了工人们最初要求的标准。

    接着，由日内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报告。该协会几乎所有会员都完全拥护真正的自由原则和共和主义原则，并通过其他团体拥护社会主义原则，这使得他们和国际工人协会的理想更加接近了。他们回国以后（大部分来自德国南方）会宣传这些原则，在这方面会帮上大忙的。

    接着是巴塞尔的报告。作为重要的制造业城市和工业城市以及连接瑞士和德国的纽带，巴塞尔理应得到人们的关注。在巴塞尔，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都很强大。为了与之抗衡，成立了很多行业团体。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大约有30名会员，他们完全赞成总委员会在去年作出的决定。在奥尔滕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粗木工举行了罢工，后来警察介入了。协会主席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在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后，他被释放了。由于其他地区工人的到来，罢工只成功了一半。

    接着，一名代表谈了谈工人阶级运动的总体特点，并表示，他坚信，尽管目前各联合会闹分裂，但是团结是大势所趋，明年必将会取得重大突破。在国外，到处有人叫嚷，国际工人协会已经灭亡了。是的，的确已经死亡了，但那是为了获得重生，是为了发展壮大。他们将回归到最初的各项原则，同情工人运动的人们会共同努力，把各个不同的行业组织起来，从而能够统一行动，实现工人阶级的目标。

    就这样，会议议程结束了。会议主席宣布，第二天下午将召开公开会议，晚上是大家熟悉的晚会，而后他宣布会议结束。

    9月11日（星期四）上午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118]

    昨晚[119]的公开讨论，主题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问题。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意见发生了分歧。七个行业协会——它们的代表已经在我昨天提到的小册子上签名——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应该只是一个行业协会的联合会，把其余的一切都抛开。他们不是反对政治，而是不希望国际工人协会这样的组织去关心政治。他们希望，行业联合会把超额收入用于开展合作。他们相信，有朝一日，可能会有一种能够使劳动者分享劳动成果的制度来取代雇佣劳动制。其余的一切应该由各国人民自行决定，由各位公民来表达。在瑞士，他们认为，法律应该能够帮助无产阶级通过法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解放，但是，无产阶级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解放。他们希望，国际工人协会只专注于职业宗旨。

    范·登·阿贝勒认为，这太像资产阶级的心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真正使命是组织和筹划社会革命。合作永远无法实现工人的解放。同样，插手政治必将一事无成。这就是上午讨论的基本内容概要。

    9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120]

    下午，罗塞蒂（瑞士泰辛州）宣布讨论开始。他说，开始的时候，所有支部都像兄弟一样结成联盟。可是，当有人想要把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主义带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时，这个联盟就乱了。今天反对权威主义的人正是那些以前喜欢利用权威主义的人。最初时，汝拉人想出的方案是拉丁语联合会，而最后，他们却把国际工人协会一分为二：一半拉丁语，一半日耳曼语。海牙代表大会不是分裂的原因所在。这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并不赞成排斥政治的做法。但是，他不希望像法国那样利用政治——法国的9月4日的政府[121]就是这样的产物。他们支持通过国际工人协会来消除权威主义。至于脑力劳动者，一切都取决于所要面对的那些人的社会地位。在意大利，无产阶级非常愚昧无知，如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帮助，可能什么都干不了。都灵的第一个支部是由一名法律界人士建立的。当人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宗教方面的障碍就没有了。对于那些看不到物质上的好处就什么都不干的人来说，合作是争取他们的好办法。合作是社会问题在实践中的表现。他认为，应该让每个联合会自主制定自己的政策。

    范·登·阿贝勒说，他担心会被曲解了。他不反对合作。他希望，工人同业公会或者工人团体以生产为目的组织起来。他们不希望和股东及雇佣劳动者进行合作，而这种做法在当前非常流行。要想让工人们研究社会问题，首要条件就是要缩短工作时间，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能够自由支配。

    昂利·培列说，日内瓦人好像都是资产阶级，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希望在法制领域进行社会革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行业联合会都组织起来。各行业联合会是人们履行政治义务的训练场。当政府打算引渡巴黎的避难者时，正是各行业联合会奋起反抗政府。把群众组织起来可以避免发生充满血腥的革命。

    巴赞说，大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社会革命。必须弄清楚大家到底想要什么。所有革命都流产了，原因就在于这些都只是地区性的革命，在于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他希望，每个联合会和每个支部都有全面的自治权，这才是最完整的组织。首先是个人，其次是支部，再次是联合会，然后是联合会领导机构。这样，革命运动就会自下而上地发生，就会取得成功。自上而下的革命永远行不通。

    对于海牙代表大会上少数人的叛乱，他表示抗议。因为他肯定，叛乱只源自一些个人争吵，不搞分裂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他主张全面和解。关于脑力劳动者的问题，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工人们没有时间深入研究社会问题，如果把一切都交给那些依靠双手的劳动谋生的人，那么革命运动将会大大推迟。记者和其他脑力劳动者此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他感到纳闷的是，他们在报纸上的争吵和论战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是不是超过了他们所作的贡献。至于宗教问题，这和国际工人协会毫不相干。他认为，本届代表大会最终必将会达成共识，以实现全面和解。凡是有识之士都不会对政治的，但目前当务之急是，工人们对自己的尊严要提高觉悟，不要让那些随时都会背叛他们的江湖骗子们取得政权。

    威廉说，工联主义使得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国际工人协会带来的好处。没有群众，国际工人协会就发挥不了作用；而只有给一点眼前利益才能把群众吸引过来。奥尔滕代表大会的成果证明了这一点。他很高兴地看到，在瑞士，人们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等，他们不需要进行斗争，就可以得到休息，并平静地处理他们的社会事务。而在德国，人们还需要通过政治运动来争取这些权利。他们时时刻刻都必须保持警惕。

    至于脑力劳动者，如果工人们被他们欺骗了，那是咎由自取。应该由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来负责监视他们。但是，在体力劳动者自身文化水平比现在有所提高以前，有脑力劳动者和他们展开竞争是完全必要的。尽管脑力劳动者可能是恶棍，但不一定是恶棍。

    上周二就奥地利形势作报告的奥地利代表觉得有必要就脑力劳动者的问题说两句。日内瓦人认为，一名教师和一名大夫造成了分歧，从而导致了分裂。对这样的说辞，他有些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工人阶级一直保持警惕，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控制他们的。如果日内瓦人的提案占上风、如果脑力劳动者在作了这么多贡献后却要被开除出去，那么这样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无产者将永远别指望以后还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了。再者，他一点也不相信，体力劳动者更应该比脑力劳动者得到同志们的信任。根据他在奥地利的经验，体力劳动者才是叛徒。在党的各大报纸上开展论战非常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澄清一切。有时，有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其影响力却很大。这些人应该被揭露出来。只要工人们始终保持戒备状态，道德有问题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领袖。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很快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但是，如果由日内瓦宣言的精神来指导国际工人协会的话，那么，国际工人协会将会比神父还要排斥异己。

    会议主席认为，大家已经谈得很充分了。于是，他提议讨论结束。他的提议被采纳了。

    接着，他宣布：晚上有大家熟悉的晚会；在上午的行政会议上，章程修订委员会将作报告；10点时，将召开公开会议，讨论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事宜。

    9月12日（星期五）上午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122]

    当早上我到达航海宾馆时，我得知委员会内部出了点问题，到晚上8点以前没有公开会议了。我们几个人都是记者，有巴黎的，有柏林的，有纽约的。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正在这时，我提到过的一名年轻女性活跃分子愉快地来到会议室，叫我们赶紧走。因为，在上面，公开会议马上要开始了。出于礼貌，会场又检查了一遍。而后，会场代表区的门打开了。

    在目前组成代表大会的30名代表中，有18名出席。在原本是英国众议院办公的地方[123]，稀稀拉拉地坐着一些人，代表大会的规模一点都谈不上壮观。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摆上议事日程，而最后确定下来的提案都是总委员会的提案。提案都印刷出来了，但是，只有一份法文版的和一份德文版的。由于窗户是开着的，会场空荡荡的，外面又很嘈杂，大家几乎什么都听不清。但是，刚读完7个“鉴于”的内容时，日内瓦泥水匠的J.库尔泰斯站了起来，表示抗议。他说，召开代表大会就是为了削弱总委员会的权力，而不是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有人向他解释说，总委员会可能会变成中央办事机构——前面已经谈到过，当然也不一定。这时，他才安静下来。表决开始时，主席离开座位，会议由副主席主持。只有12名代表出席，因为其他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这12名代表所表决的提案如下（我尽量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

    1.某一国家的所有行业团体都要联合起来，以便为该国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德国人补充道：要在合法的范围内。）

    2.各国中央委员会要通过一个总委员会相互保持稳定的联系。

    3.各国中央委员会要成立并管理一些专项基金，在必要时支援联合会中比较贫穷的会员，并满足总委员会的开支。

    4.在举行罢工时，如果参与罢工的人员没有资金，各联合会要支援他们。

    5.如果某行业团体的会员移民国外，不管是谁，都要和移民国的老会员享有同等的权利。

    6.如果某会员由于遭到迫害或者面临政治诉讼而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国家，他有权享受和此前他所在国家时相同的待遇。

    7.在举行罢工时，联合会要阻止从别国引进工人或者把工人输出到别国。[124]

    有人提出动议，请求否决第6项提案。但是，我无法说清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总委员会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在国际基础上把工人组织起来。这就需要成立一个政治组织。副主席首先提出批评。他表示，应该把政治的东西从工人运动中剔除出去。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是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联合起来，但不是在政治上。他一点也不反对政治，但是，不要把政治带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威廉从苏黎世支部接到的指示是，在政治问题上不要批准任何条例或者规定，要让人人都能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该提案获得了一致通过。会议暂时休会，直到晚上8点。就这样，12名代表用半个小时就废除了20代表在海牙所做的一切。

    纽约的一份来电使拥护者们感到非常沮丧。纽约总委员会了解到了日内瓦人离经叛道的行为，但并不打算接受。纽约总委员会要么保持无限权力，要么自行撤消，以捍卫其原则。这正是纽约和伦敦都没有选派代表的原因。如果日内瓦人能在这次较量中胜出，他们仍然不能说了算。而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最终要明智地决定，在纽约总委员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下，他们可不可以不叫“国际工人协会”，而改称“日内瓦工会联合会”。但是，事情比这还要糟糕。有一个煽风点火的家伙在小范围内提出把总委员会撤消。代表大会看样子要流产了。

    9月12日（星期五）晚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125]

    昨晚[126]，大家在公开会议上对章程进行了修改。上星期，年轻的分裂派在第一个代表大会上没有做的事情，第二个代表大会的长辈们在本星期已经做了。十年前草拟的前言谈到欧洲工人阶级的发展情况。他们修改了前言，“欧洲”一词换成了“全世界”。修订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在和代表大会有关的条款[127]中，“每年”一词换成了“每两年”。范·登·阿贝勒和库尔泰斯提出要每年召开代表大会，而罗塞蒂则希望每三年召开一次。要这样修改的原因是，代表大会筹办费用昂贵，工人阶级无法每年召开。但是，另一方面，有人指出，经常召开代表大会可以促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和谐相处，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偏见。范·登·阿贝勒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每两年只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工人协会会消亡的。库尔泰斯则担心，两年时间不让总委员会汇报工作是不是太长了。第三条的最后一句话——“代表大会……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128]——取消了。今后，代表大会只指定总委员会的所在地，而总委员会委员则由所在地的地方联合会在内部选举产生。

    总委员会将由劳动者组成。但是，规定各国都要参加的旧条款[129]取消了，赋予总委员会增选新委员的权利[130]也取消了。今后，总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而不是例行致辞。关于修改章程必须征得三分之二代表同意的条款[131]也取消了。从此以后，相关条款的规定表述如下：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

    古茨曼坚持旧版章程。他认为，旧版章程可以保证国际工人协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菲力浦·贝克尔则认为，如果目前只存在于纸上的各联合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那么当前的条款就不应该长期保持不变。

    章程修订委员会手中的章程版本是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发布的版本。所以，不包含本届代表大会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决议。为了澄清一切，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解，修订委员会附加了一份特别声明。声明宣布，本次修订案使得所有以前的章程版本和条例版本完全无效。就这样，晚上的工作结束了。大会主席宣布，下次公开会议将在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

    9月13日（星期六）上午的公开会议

    《泰晤士报》的报道[132]

    上午8点时，只有大会主席和一名秘书到场。直到9点，才看到20来名代表。大会主席宣布会议开始。他向大会提议，会议一直开到全部工作结束，只在中午时可以短暂休会。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第一项议程讨论组织条例问题。范·登·阿贝勒对第三条规定提出质疑——第三条规定是：“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133]。他说，在某些代表大会上，有些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却是由只代表少数一部分人的那些代表通过的。[在这里][134]全德国只有一名代表，而日内瓦代表在代表大会上的比例却超过了一半。此外，有些日内瓦人在外面还接到一些委托书。远道而来的那些人变成了少数派。此乃权大于法。他提出要以地方联合会为单位进行表决。每个联合会只有一票表决权。作为报告人，巴赞认为，委员会已经审议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古茨曼说，这个提案不好。有选举权的人的代表性不见得会比现在更能得到保障。而荷兰联合会或许只能指望德国联合会或者西班牙联合会，这恐怕只有在目前的体制下才公平。国际工人协会还处在起步阶段。一些小支部可能会派出最优秀的人，他们的工作不应该受到限制。唯一公平的投票方式是全民公决。但是，在采纳这一方式以前，最好保持现状。其他发言人提出类似意见后，修订案被否决了。第三条规定以微弱多数票获得了通过。范·登·阿贝勒弃权。他要求对此作出说明，但是大会主席提醒他注意会场秩序。于是，他站起来，带上帽子，说他对这样的做法难以苟同。他离开副主席的座位，并离开了会场。

    关于委托总委员会制定各届代表大会日程和议程的规定[135]，库尔泰斯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对总委员会权力的重新肯定。巴赞认为，这样只是把主动权交给了总委员会。而迪帕克则认为，这只不过是总委员会把收到的文件整理一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不希望看到总委员会沦为信箱。有关代表大会细节问题的各条规定推迟到讨论第十二条时再审议——根据第十二条的规定，总委员会的提案优先于所有其他提案。[136]

    昂利·培列提议，把这一条规定取消，而代之以一条声明，即：每届代表大会自行确定工作程序。他的提案获得了通过。

    在第二个代表大会上，对第四条和第五条[137]规定进行了修订。第四条和第五条是关于总委员会及其委员接纳条件的规定。这两条规定经过修订以后，那些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支部可以宣布就近加入某联合会或者加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保留否决权，在吸收偏僻支部以前要先了解有关情况。要接纳某个联合会，必须征得五分之四联合会的同意。

    第六条[138]规定授权可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有人提议取消这条规定。报告人说，章程修订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取消这条规定。

    奥地利代表说，他不明白，如果总委员会没有这项权力，国际工人协会怎么能够维持正常运作。当赋予总委员会这项权力时，他感到很高兴。为了损害国际工人协会，爱搞阴谋诡计的人可能会成立一些支部。他们会发表各种各样的声明，而国际工人协会却被视为罪魁祸首。少数人提出，当某个支部或者某联合会违反规定时，由总委员会要求当事方作出说明。如果说明无法令人满意，那就把说明材料发给其他联合会。威廉说，如果有规定，那就应该遵守。有过错的，应该由总委员会给予处罚。如果总委员会因某些规定碍手碍脚而行动迟缓，其工作效率可能会降低。古茨曼说，资产阶级报纸把一些国际工人协会想都没想过的行为扣在它头上，开除某某支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总委员会并不总是对一切都了解得很清楚，如果总委员会扮演警戒委员会或警察的角色，被暂时开除的支部会更加大吵大闹的。我们确实应该采取补救措施，但是，总委员会应该只限于执行命令。开除和取消会员机构的责任应该留给国际工人协会自己。例如，纽约总委员会怎么能够知道在瑞士所发生的一切？如果在瑞士有人有违纪行为，那就应该先由瑞士人来处理。若斯龙坚持认为，这项权力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报告人建议取消这条规定，代之以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表述方式。德国代表问道，当没有人费心提出申诉时，如果总委员会不出头，那怎样才能严惩罪魁祸首呢。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达成以下文字：

    “当总委员会受理关于某个支部或某联合会对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纲领所持态度的申诉时，总委员会要请全体联合会来就暂时开除该支部或联合会的事宜作出裁决，直到应届代表大会召开。自各联合会收到指控材料和辩护材料的那一刻起，全体投票的结果要在六个星期内公布。要根据简单多数票来作出决定。

    被暂时开除的支部或联合会有权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上诉。”

    讨论进行到这一阶段，会议暂时休会半小时。

    9月13日（星期六）下午的公开会议

    《瑞士时报》的报道[139]

    ……

    关于第六条[140]规定，大会通过了一项提案，即：成员在3百人以上的支部或小组——而不是原始章程规定的5百人，有权增派代表一名。考虑到国际工人协会被取缔国家各支部的情况，第七条[141]规定作了轻微修订。当大会开始讨论第八条[142]规定时（根据第八条规定，代表大会审议工作的日程要由总委员会来安排），大会主席借此机会对那些把总委员会委员简单地视为公仆的人表示抗议。他表示，总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更让人钦佩。最后的结果是，本章最后六条规定的内容没有作太大的变动。

    接下来要审议的条款和总委员会有关。前三条[143]规定了总委员会在报告的出版和执行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等方面的职责。前三条规定很快就解决了。下一条[144]规定是关于吸收新团体或者新支部的规定，这一条规定也很快就解决了。第六条规定的内容是：“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145]章程修订委员会提议，把这一条规定取消。有少数委员则提出了修订案。奥地利代表表示支持。他认为，少数委员的提案可以保证国际工人协会能够制约总委员会的权威。因为，该提案规定，在暂时开除某个支部以后，应该把事由上报代表大会，由大多数联合会来作最后的决定。他表示，某个支部是会影响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地位的。在听取了另外一些意见以后，大会通过了以下条款：“当有人对某联合会提起申诉时，总委员会要把诉状和指控文件及辩护文件一并交给各联合会。大多数联合会要在六周内作出决定。”接下来的三条[146]规定是对本章内容的补充，意义不大，所以很快就解决了。题为“向总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团体、地方支部和小组缴纳的会费”的规定[147]没有多大意义，未作太多变动就解决了。应德国代表的要求，该规定的第一条（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148]）——由于其政治含义——将专门放到非公开会议上讨论。下一届代表大会的会址问题也将专门放到非公开会议上讨论。

    ……

    《泰晤士报》的报道[149]

    下午，讨论重新开始。大会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所有文种的版本都要经过总委员会批准以后，方可公布。

    德国代表对会费问题进行了总结。在1871年伦敦大会上，曾经决定，通过发售1便士会费券来收取会费，把会费券作为收据贴在会员证上。[150]他说，在德国，通过这个方式来收取会费不成问题。他坚决要求把这个问题推迟到讨论结束时，放到行政会议上讨论。该提案获得了通过。

    早在1869年，就有人建议废除各支部和各联合会内部的主席一职。这又是一个障碍。有位代表表示不明白，支部主席和会议主席有什么区别。他问道，如果没有人维持秩序，那么工作怎么可能继续。该建议被否决了。

    审议的最后一条规定是：“协会所有机关报均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国际所有委员会的地址以及总委员会的地址”。[151]在德国，这是不可能的。不但是因为法律和警方的缘故，而且“国际工人协会”这个词本身就是贬义的。与其提醒大家注意这条规定，他还不如拒绝接受。有几个行业协会——它们在各地都拥有分支机构——最初采用的就是“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字眼。但是后来，它们不得不放弃了。从那以后，它们取得了很快的进步。大会让德国人自行决定，该怎么办才最好。

    统计问题没有付诸讨论。大家就国际章程和条例加注补遗工作的议程安排进行了表决。

    巴赞希望，本届代表大会——由27名体力劳动者和3名脑力劳动者组成——发表声明称，由于缺乏统一，由于老会员之间闹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遭遇了极大的阻碍；总委员会有责任把章程修订案传达到每个国家，以便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基础上加强组织建设。关于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区别对待的问题，3名脑力劳动者中有一名觉得这样做有伤自尊。他认为，这不是善意之举。他请求把这个问题放到行政会议上去讨论。

    于是，会议主席乘机告诉大会代表和所有在场的人赶紧离开会场，因为这里马上要留做他用了。他感谢各位代表在讨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并宣布，代表大会的公开会议闭会。剩下来的问题将在非公开会议上解决。

    德国书记以代表们的名义毫不客气地进行了回敬。大会不欢而散。

    观众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感到很惊讶，坚决想知道下一届代表大会在哪里举行、由哪个联合会来充当这一半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信箱。每个人都以为，一旦章程获得通过，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是，这个问题提都没提。还有时间，因为刚刚四点差一刻，而会场可以用到晚上七点。这样的会议一般都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但是，在这里，每个人脸色都阴沉沉的。不管怎样，对第二个代表大会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结局。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决议[152]

    ……

    鉴于：

    全体劳动者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

    鉴于为了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在资本家中间存在着国际默契，而由此并由于同一国家不同行业的劳动者没有团结起来、各国工人阶级没有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工人们的抵抗活动屡遭挫折；

    鉴于团结的主张指导着各地工人互相帮助；

    鉴于劳动力从一个国家移民或者输出到另一个国家以后，必然会加剧该国工人之间的竞争。

    有鉴于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给所有国家的各抵抗团体（工会）提交了以下方案，扩大所有国家工会的活动，使其更加兴旺发达。

    （1）某国某个特定行业的所有团体（抵抗团体）要联合起来，推举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执行机构。

    （2）所有这些执行委员会则要通过一个总执行委员会——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互相保持经常性联系，以随时了解所有国家中行业和全体劳动者的实际状况。

    （3）不同国家的各个执行机构要筹集资金，并负责资金的监管工作，在必要时——不管在哪里——帮助联合会内部的成员，并满足总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开支。

    （4）每个国家不同行业的中央执行机构要联合起来，以便在某个特定行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无法继续从事反抗剥削者的斗争时能够互相帮助。

    （5）国际联合会的每个会员在搬家或者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时，都将和该国的老会员一样，享受同等权利。

    （6）国际某团体的各个会员凡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本国的，在新的国家里将得到和其本国同等的支持。

    （7）这些国际联合会要通过一个中央执行机构，通过签订罢工、双向移民等方面的协议，来尽可能地阻止工人的输出和输入活动。

    在政治斗争方面，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提出的以下提案获得了通过：“代表大会在号召工人阶级参加一切旨在实现其自身解放的政治活动的同时，要保留各国的同志们见机行事的自由”。对于总委员会关于部署对劳动的普遍统计的提案，代表大会由于缺乏物力，先执行下一项议程。章程修改工作达成下列修正案——该修正案已经获得代表大会通过：

    （1）在“鉴于”部分：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一句中，用“全世界”一词替换“欧洲”一词。[153]

    （2）“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不再是“每年”。

    （3）代表大会不负责总委员会的选举工作，但是：“由代表大会指定总委员会的所在地，而（新一届总委员会所在的）联合会会员则在其内部推选总委员会委员。总委员会无权增选新委员。”

    （4）大会决定，在章程中添加以下段落：“在某些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召集非常代表大会，条件是要经过四分之三的联合会的同意。”

    （5）“总委员会应在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6）“总委员会应每三个月出版一期通报。”章程第八条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154]——取消。第十二条[155]规定修订为：“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

    代表大会遗憾地表示，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发生了分裂活动，并责成总委员会向所有国家的工人发表声明，共同努力消除这一分裂现象。同样，代表大会也号召奥地利工人重新团结起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