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谁都可想而知。尤其是当时的人们对核这个新生事物认识得并不充分，对人身的保护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周全，可以说是面临着生命危险来从事这项工作。但欧阳自远丝毫未将这些放在心上，即便到了现在，依然对那段时光津津乐道。
$一项特殊的任务
20世纪40年代，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从此，核战争出现在军事领域，它那超常的爆炸力、瞬间的爆发力、强大的破坏力确实令人震惊、震骇。1959年3月13日，中国国防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场址。1962年底，我国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初步建成。
1964年初的一天，侯德封所长去国防科委开会回来后，把欧阳自远一个人叫到办公室。一向随和的侯德封院士脸上呈现出少见的严肃，他说道：“欧阳，跟你说一个事情，我们国家现在要开始搞地下核试验了。”
欧阳自远的心狂跳起来，他明白核武器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同时，也不禁有些迷惑，这应该是重大绝密项目，侯德封所长为什么要告诉自己呢？隐约中，欧阳自远感到似乎有什么样的使命将落于自己的身上。
侯德封接着说：“国家现在要找一个人，要求学过地质，又学过核物理。因为地下核试验选址就要懂地质，搞核爆炸还一定要懂核物理。这两个专业你都学过，我向上面推荐了你。到时候，具体的任务、安排，由国防科委通知你。”
欧阳自远开始了兴奋的等待，开始着手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他期望着能够为国出力。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消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消息……他自己就开始分析，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曾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政审的原因。但时至今日，欧阳自远依然不知道其中的真实原因，“事实是我已经参加了地下核试验，至于为什么要等待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也就不这么重要了”。
尽管现在回首往事，多了一分从容，但当时的欧阳自远也免不了心急如焚。因为当时的地质所和科学院找不到任何有关核试验的资料，只好到有关的图书馆去查阅美国地下核试验的相关资料。虽然找到了一些，但主要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与具体实施相差甚远。而且，因为不知道中国将会怎么做，这些资料有没有价值，有多大价值等都不得而知，欧阳自远的心里又急又乱……
忐忑不安、心急火燎，又有些百无聊赖。
但很快，欧阳自远就被通知到国防科委去接受任务。具体任务是，在地质所选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由欧阳自远担任组长，小组的代号是“219”，小组的任务是专门为地下核试验选定试验地址。
这是一个光荣而又骄傲的任务，欧阳自远十分兴奋。但有一个令欧阳自远痛苦的事情是，关于“219”小组以后的事情，不能告诉和其关系一直十分密切的导师涂光炽。原因是涂光炽的父亲做过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加拿大的大使，被认定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其实，涂光炽先生的父亲后经平反，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这导致每每和涂光炽见面，他们两个人都会觉察出一种“隔阂”。欧阳自远虽然个人认定涂光炽是一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导师，但仍旧遵循着组织的要求。让欧阳自远宽慰的是，涂光炽从来不问他关于“219”小组的工作。另一个痛苦是，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工作，对妻子只能说成是“出差”，具体的出差地点和任务，都绝口不提。
一切准备就绪，“219”小组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这支由多学科相结合的年轻队伍，将肩负着中国地下核试验选址的艰巨任务。从这天起，欧阳自远和这个小组就从亲人的视野里消失了。
$秘密工作
这个小组一行的目的地是——马兰科学城。
马兰科学城位于试验场西北，在两条干线公路交会点附近是主要指挥所和技术人员居住区。核试验在试验场东南方距马兰不远的戈壁滩沙漠中进行。中央分区在马兰分区和东南分区之间，是地下核试验场。中央分区又分为3个地下核试验区。南部试验区在大山中，1969年9月22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就在此进行。这次试验后，平洞核试验转移到西部进行深竖井地下试验，这个试验区的核试验都是低当量的，在试验的同时也检验了地震武器的试验数据和核试场的安全性、合理性。中子弹的原理性试验和首次试爆都是在此进行的。东部试验区是西山之间的一块低斜坡地，进行了1975年10月27日的第二次深竖井地下核试验。这个核试验基地后来承担了中国数次核试验。然而，在当年，“219”小组为地下核试验选址时，却历尽险难。
欧阳自远一行人到达马兰科学城后，向他们下达具体任务的，是负责地下核试验的程开甲教授。程开甲1918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市，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程开甲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是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程开甲当时任核试验研究所所长。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否定了原先由苏联专家提出的“空爆”方案，改为“塔爆”；也是他提议，核试验应由“地面爆”及时转为“地下爆”。程开甲教授对于“地下爆”的选址要求是：第一，别掀顶，如果把山顶掀开了，将会造成很大的事故；第二，核物质不能从坑道中冲出来，冲出来也是大事故；第三，不能泄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之所以由“地面爆”转为“地下爆”，就是要避免大气污染；第四，附近有一条孔雀河，起码要确保30年内河水不会遭污染；此外，还有一个要求，即整个核爆炸过程在地下是个什么样的图像，最后要描绘出来。
地下核爆炸的选址被圈定在一定范围内，面积大约有几百平方千米。欧阳自远带领的“219”小组的任务，就是在这几百平方千米内，选出适合地下核爆炸的确切地址。
茫茫戈壁，满目黄沙。因为附近没有人烟，小组成员每次出去都要在包里装上好几个馒头，带上一壶水，饿了就在野外啃干馒头吃，渴了就喝几口水，不知道有多少汗水流进了黄沙。半年后，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他们初步选定了试验区，并系统提交了地下核试验场区的各类研究报告。这其中付出的努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遇到的困难也一个接一个。
从地质要求上说，石灰岩不利于地下核爆炸，美国都是在硅酸盐岩石中做地下核试验的，如火山凝灰岩、砂岩和花岗岩，这些岩石的二氧化硅含量都在60％以上。硅有一个特点，就是爆炸后会变成玻璃，自然把那些放射性物质裹在里面，如果遭遇地下水浸泡，也不会溶解造成放射性污染。而石灰岩在核爆炸后，只能烧成石灰，遇水马上溶解，势必会泄漏出来。而“219”小组选中的核爆炸地址就只有巨厚的石灰岩层，符合地下核试验的地形、地貌、结构、地下水等条件。为了让石灰岩爆炸后变成玻璃，“219”小组先后用了两年时间。
其他方面的困难，也非亲历其境者所能想象。
如何确定被选定的山不被核爆炸掀顶，不会有核物质泄漏出去，必须要事先进行精细地研究。因为山体很大，每次爬上山顶都需要小半天时间，常常是早晨出发，到达山顶已经是中午了。但更繁杂琐碎的工作还等着欧阳自远和“219”小组的成员们。他们必须走遍山上的每一个峰谷，踏遍山上的角角落落，把山上的每一条裂缝和断层都发现、测量并记录。而山上那数千条裂缝，每一条都需要进行详细准确的测量记录，每一条裂缝是怎么个方向，裂缝的宽度是多少，延伸有多长，气体是怎样沿着裂缝蹿出来的……每一项都马虎不得，每一项都要一丝不苟，一一测量，一一记录，一一分析，然后经过严密地计算，以确定每一条裂缝既不会成为大山掀顶的决口，也不会有放射性物质跑出来。
测量分析防止水污染问题，一样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和坚韧力。这一片地质构造是什么岩层？地下水流向各处岩层的厚薄是多少？地下水怎么流过去？在各处的流速多大？如果有放射性物质，岩石本身能不能吸附一部分？如果不能，是否能加点什么东西，待起化学反应后将其锁住？还有，怎样可以保证河水30年不被污染，不到30年有没有可能出现污染？一切都需要反复勘探，并对每一种放射性核素被地下水携带的搬运方向、搬运速度和搬运量做大量的模拟试验。
披肝沥胆、披星戴月、殚精竭虑……似乎没有哪个词汇可以详尽地描述出那段时间的艰辛。
程开甲教授向“219”小组要的，只能是确凿的证据——既有扎实的试验基础，又有数理逻辑说服力的证据。
没有一个门外汉，能说清楚“219”小组在大西北的那些日子，只能用几句俗话匆匆带过：翻山越岭，宵衣旰食，冥思苦想，永不言败。
所有的问题和难题，都被“219”小组踩在了脚下，国家也给他们提供了远超出想象的设备条件。
因为快要废除军衔制了，欧阳自远至今还记得，就在这之前，有一位上校找到欧阳自远，问他需要什么仪器，开个单子。欧阳自远按照所需开了长长的一个单子，递给上校。上校接过单子，问他需要多长时间内把仪器买到。
在“219”小组需要的诸多仪器里，只有少数国内可以生产，多数只能买自国外。如伽马射线能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X射线谱仪，以及各种物理力学的试验机等等，都出自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因为大多具有敏感色彩，去国外订货时，要经过不可预知的谈判，而且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和这些国家有直接贸易，购买需要通过香港中介……即便这些都可以解决，仅国内的审批就需要耗费许多时日。欧阳自远深知其中的重重关山，便对他说道：“越快越好，这些仪器现在就出现在实验室才好呢。如果能在半年之内都买来再好不过了。”上校听了，说道：“三个月，我保证把所有的仪器都搬到你的实验室，一个不少，绝不耽误你一天。”上校掷地有声地说完，拿着单子走了，欧阳自远暗想：别说三个月，如果半年之内能把这些仪器都搬到实验室已经是奇迹了。
仪器匮缺，但各种实验不能停。整个小组的成员并没有丝毫懈怠，仍日日夜夜奔走在大山之中。
三个月的时限到来前10天，上校通知欧阳自远，实验室准备好了吗？全部仪器很快到达，直接运到实验室安装。最后一天终于到了，那天一大早，上校找到欧阳自远，对他说：“你要的仪器，都已经放到实验室了，一样不少，你看看吧！”看着实验室里那些自己日夜盼望的仪器，欧阳自远发自内心地感叹着：“奇迹！奇迹！”
欧阳自远不知道上校是用什么力量，通过什么途径，如此神速、安全、准确无误地买到这么多先进仪器的。但他隐约地感觉到自己身上被寄予的期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然而这种优越的物质条件，并没有体现在生活上。
中国原子弹的正式起步研制开始于1959年下半年，因为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科研人员一样未能得到特别照顾，一样需要和饥饿抗争。一天、两天吃不饱，大多数人都可以忍受过去，但是，每天都吃不饱，忍受就变得异常痛苦和艰难了。大多时候，在食堂吃饭之后两个小时左右，肚子就会开始咕咕叫，提出抗议。这时候，人们便会将各自私藏拿出来充饥。所谓的私藏实际很简单，有的人是纸包裹的一小包白糖，打开后，用小勺小心翼翼地挖一点放到杯子里，然后冲成一杯糖水；有的人拿出来的东西是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一瓶酱油，小心又小心地倒几滴到杯子里，然后用开水冲成一杯汤；大多数人什么都没有，就干脆倒一杯白开水喝……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然而专家也好，教授也好，普通的工作人员也好，都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发展强盛的憧憬，毫无怨言、殚精竭虑地工作着。
“219”小组进入时，虽然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只有面食，没有米饭，不过，常常可以吃到肉，当然都是肉罐头，还有脱去水分保存下来的干菜。因为工作现场不固定，每天出发去选址、勘探测量时，欧阳自远都会和“219”小组的成员们一样，在地质包里带上午饭。所谓的午饭实际常常只是两个馒头、一个煮鸡蛋、一壶水。午间，到了开饭时间，大家围坐在一起，在附近找来一些枯树枝，烧一堆火，将馒头用火烤一烤就吃。欧阳自远打小就有晕车的毛病，一颠就吐，吐的时候常常感觉五脏六腑都吐了出来，等到吃东西时就变得异常辛苦。但是，不吃东西就没有体力，就无法更好地去工作。所以，每次吃饭都成为一场战斗，欧阳自远总是紧咬着双唇，强迫自己吞咽着那干硬的馒头……
“219”小组最后选定的试验现场距离马兰科学城有很长一段距离，从马兰到现场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滩，每天勘探测量回到暂时居住的帐篷，欧阳自远和小组成员都是满身满脸的黄沙。在帐篷里，夏天的温度可以达到40℃甚至50℃左右，冬天里生上炉子，再将能盖上的东西全压身上，晚上才不至于冻得睡不着。水得由基地派出的汽车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给人的感觉水比油贵。实行限制用水，早上洗脸用毛巾打湿一下，不过是润润脸；跑一天路回来，晚上想泡泡脚，那就只有等机会回基地了。
因为基地建设和日常用品都是从外地运来的，条件也很有限，在住宿和吃饭上，都按级别安排。马兰基地共有8幢楼房。将军楼都是套间，每个将军一个套间；校官楼是一人一间，每个校官一间；尉官楼4个人一间，战士则睡通铺。吃饭方面也规定严格，将军是小灶，四菜一汤。校官是中灶，三菜一汤。其余的人依此类推。非军事人员，也按照一定级别来。欧阳自远住的是校官楼，吃饭却被派去吃小灶。显然，这表明上级对“219”小组寄予的厚望。
洗澡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个月大约能有一次。每次能在热水下洗个澡，都会让欧阳自远感觉到难得的舒服和轻松，那暖融融的舒适感足以在他身上保持半个月。这样的“享受”，就足以让欧阳自远更加精神焕发地投入工作之中。
最难的不是这些，而是和妻子的分离和对工作内容的“隐瞒”。
核爆炸的一切工作和任务都属于高级机密，离开家时欧阳自远只是告诉妻子自己要出差，她随口问出差去哪里。欧阳自远想了想，觉得不能说，只好应付道：“有些事情不能和你说，就是出差。”妻子在部队的时候接受过保密教育，她知道，但凡别人不愿多说的话，不愿告诉的事情，自己绝不要问。她意识到欧阳自远的“出差”可能涉及保密工作，虽然不方便问，但她不免会在心里猜想，他究竟是去哪里呢？自从欧阳自远离开家后，所办公室主任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家中，告诉欧阳自远的妻子，欧阳自远在外面出差挺好的，问她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不要写信给欧阳自远？并叮嘱欧阳自远的妻子，如果写信，写好后不要封口。每次，妻子都回答说不用写信，只要带话给欧阳自远，家里都挺好的，让欧阳自远不要挂念。但是，对方走了之后，妻子仍旧会猜想，欧阳自远到底出差去了哪里？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呢？为什么连通信都要受限制？所有对丈夫的担心和牵挂，她只能默默放在心里。
有一次，欧阳自远回北京开会，看着变得更加黑瘦的丈夫，妻子又开心又心疼。当她看到欧阳自远带回来的葡萄干和哈密瓜，她恍然大悟，脱口问道：“是在新疆吗？”欧阳自远点点头，就不再多说一句。但是，这一次，让妻子心里有了底，她确信，欧阳自远的“出差”一定是在做着一项光荣和骄傲的事情。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她自然地将欧阳自远的“出差”和其联系到了一起，但她一个字也没问欧阳自远。
作为夫妻，因为不能以实相告，因为只能让妻子担心牵挂，欧阳自远深觉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很是愧疚，但又无能为力。
$亲眼目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新中国刚刚庆祝完自己的15周年诞辰之时，蔚蓝的天空一望无云，一架苏制伊尔-16飞机在马兰基地上空盘旋。飞机上，核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和其他几十位将军神色庄重严肃。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穿军服的人，这个人就是欧阳自远。
这是一次特殊的飞行，是一次高度机密的飞行，也是一次承载着重大历史使命的飞行。
通过舷窗，欧阳自远向将军们讲解着这一片地区的地形、地貌、地下的岩层构造。飞机飞临“219”小组选定的那座小山上空时，欧阳自远汇报了小组通过已经完成的大量探测工作与模拟试验，初步认定这座小山是“地下爆”的最佳位置。听取了相关汇报后，张爱萍上将高兴地说道：“你们的设想既细致又扎实，如果将来成功了，我看这个地方可以争取多做几次‘地下爆’！”
这是最充分的肯定，但欧阳自远并没有得意忘形。欧阳自远知道，一切都要等待实践的检验。
随后，飞机转向北飞向罗布泊。这是一片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千米的荒漠地区，是著名的古楼兰国属地，也是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空中俯望，欧阳自远看到沙漠深处架设着一座高耸的铁塔，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座铁塔，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这座铁塔。事后，欧阳自远才知道这铁塔有102米高，塔的顶端有一个金属制的小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被安放在里面。
铁塔周围方圆60千米范围内，每隔一千米，就布置了各种效应物，其中有各种建筑物、飞机、战车、自走炮、榴炮、无线电台、舰桥、地雷、工事、动物、医药、食品、燃油、海水等8类共2l项，以测试核爆在不同的距离对不同的效应物的破坏程度。
几天后，随着核爆炸炫目的光芒，铁塔在巨响中熔化倒塌了……
时间追溯到1964年4月，核弹研制基地和试验基地主要工程陆续竣工。4月11日，周恩来主持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参试各个方面在9月10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人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决定，中国首次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进入了倒计时。10月14日，在核试验基地，张爱萍向核试验委员会全体成员郑重宣布中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起爆的零点时间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当晚19时20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被吊装到铁塔顶部，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船艇、各种车辆、建筑和动物、植物等效应物8类共21项，置于距离爆炸中心不同距离的范围内。以往多少个日日夜夜，一锹锹、一铲铲的泥土，一道道、一件件地打磨，一笔笔、一页页地计算，一次次、一个个地攻关……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渡过了多少危难险滩，一切即将迎来的是霞光一片……
那炫目的一刻，欧阳自远也亲历到了。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中国首枚原子弹以塔爆方式试爆成功，但见大地颤抖、天地轰鸣、强光闪烁、烟柱升腾……
一位开国将军事后是这样描述的：
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
爆炸中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可怕而又惨烈的景象——那座巍峨的铁塔顷刻间化为一条细细的麻花，机群化作一具具骷髅，坦克像被回炉的块块赤色毛铁，火炮阵地、通信中心宛若一堆堆塑料玩具；被用做试验的猴子、兔子、狗，有的被烧得斑斑点点，有的面目全非，好像不同颜色的梅花鹿；那些一息尚存的动物不时发出阵阵刺人心肺的惨叫，只有被烧化后又重新凝结的沙砾变成了一颗颗紫色的玻璃球，流光闪烁……
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张爱萍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报告核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完，仿佛也有点“近乡情更怯”的意思，又问周恩来：“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美国人却没有毛泽东的迟疑。在爆炸后不到一小时，有关的照片就摆满了白宫的办公桌。这都是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卫星拍摄的，其中还有铁塔和周围一圈圈效应物的照片。约翰逊总统对记者们说：“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我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当晚22时，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新华社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保卫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中国发出的一声巨响，世界为之惊愕。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一声雷鸣、一团尘埃，气宇轩昂地跨入了核门槛。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中华儿女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
新中国更高地昂起不屈的头颅，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按照原定计划，我国的地下核试验将在1966年内进行，但一场急风暴雨来了！
中国科学院为承接地下核爆炸试验有关科研任务，先后安排11个研究所，共承担27个科研项目。其中，除了“219”小组承担的为爆炸场区选址、并制定各种预险措施，还有场区工程设计和施工，为地下核试验测试方案的确定而进行的理论分析、理论计算，以及测试技术和测量仪器的研究和试制等。此时，所有科研项目都立马搁置，所有的科研小组统统撤回原单位，并处于瘫痪状态。
欧阳自远也随“219”小组撤回了北京。
$一段暗淡的岁月
1966年2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简称“地化所”）成立。作为研究矿产资源、环境、天体及地球深部物质的地球化学所，自然成为欧阳自远的最佳去处，他被立刻调往地化所。
1966年4月，地球化学所搬迁到贵阳市。本拟随后搬迁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里九个涉及国防或担负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研究所，组成中国科学院的化学研究中心。搬迁的理由是准备打仗，而且得准备打大仗，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
率先搬迁的就是地化所。欧阳自远清楚地记得他离开北京，踏上开往贵阳火车的那一天——1966年5月16日。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下达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一天。
踏上开往贵州的火车时，欧阳自远还无法预料到，即将开始的这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伤痛，但他已经朦胧地预感到，“219”小组的步伐将要慢下来。
地化所迁到贵州后，那些刚刚分到所里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深感贵州的封闭，他们来自北京，从而自觉担当起领潮人的责任，造反情绪非常高涨。很快，贵州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便自愿归附，地化所的造反派成为贵州造反潮流的核心。原计划要迁到贵州的另外9个研究所，由于“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都就地闹革命了，没有搬迁到贵阳。结果，只有地化所迁到了贵州。
欧阳自远一直游走在运动之外，闷头搞学问。然而，运动却不容欧阳自远置身其外。
1963年，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为中国拿下了历史上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后，担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产生了一个想法：中科院能不能培养一批科技界的荣国团？随后，他从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年轻人中挑出了4个人，政治上让他们当上全国青联委员，业务上提供种种学习、进修、到国外访问的条件，作为特殊的尖子去培养。4个人里，有搞大气研究的周秀骥，搞海洋研究的巢纪平，搞晶体结构的李芳华，以及从事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欧阳自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4位全部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在那时，张劲夫显然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被他赏识和推荐的一批“中国科技界的荣国团”自然成了典型的“修正主义苗子”。一段时间，欧阳自远成了地化所大字报批判的主要目标。先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后又当上“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欧阳自远每天到所里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看大字报，接受群众批判，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自我批判。
按照要求，欧阳自远每天必须写满10张大字报。能写什么呢？没有的事情怎么编都编不出10张纸。干过的事，能在大字报上写的，都能上纲到刘少奇“黑线”那里，而能牢牢和毛主席的红线挂上钩的，又几乎都不能往外说。写了第一天，第二天就没词了。于是，每天10张大字报可难住了曾翻山越岭勘探测量的欧阳自远。
或许还有一种心灵上的迷茫和困惑吧，欧阳自远学会了吸烟。即便到了今日，这位老先生依然是烟不离手，看着他以及被微微熏黄的手指，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在那段时光里的苦闷。
然而，香烟也无法帮助欧阳自远轻松地完成每天那十张大字报的任务。第三天，欧阳自远发现写的大字报没有人检查，便想了一个办法，开始抄报纸，抄报纸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写10张大字报的任务好完成，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怀疑、困惑和忧虑使欧阳自远无法摆脱沉重的压抑和内心的苦闷。
不过，那时对欧阳自远本人的冲击还不是很严重，只是在开某些批斗会时，要作为陪斗在旁边站站。比如说，批斗涂光炽时，作为涂光炽得意门生的欧阳自远自然难逃干系。
那之后，上班就是劳动改造。
当时，贵阳市到处都在挖地下防空洞，欧阳自远被派去扛水泥柱和水泥预制板。一根近百千克的水泥柱，由两个人扛。一次，和欧阳自远一起扛水泥柱的人，已经将那一头的水泥柱放到地上，欧阳自远这一头还压在肩上，结果造成尾椎骨折。虽然疼得撕心裂肺，但欧阳自远没敢吭声，没有去检查，继续日复一日地去工地，继续扛水泥柱，以致病根一直留到后来。
工地的活终于结束了，欧阳自远回到了所里，又被派去猪场劳动，每天打猪草，起猪粪。一天，回到家中，摇摇晃晃的欧阳自远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下摔倒在地上。妻子将欧阳自远搀扶到床上，摸了摸他的额头，火炭一般烫。妻子立刻带欧阳自远去医院，化验结果出来了，转氨酶已经达到400多，是急性黄疸性肝炎。妻子担心欧阳自远这样回去还要继续参加劳动，而且开批斗会也要去，便请求医生让他住院。然而，医生说什么都不同意欧阳自远住院。无奈，妻子只好带欧阳自远回到家中。第二天，欧阳自远硬撑着还要去猪场上班，妻子看了看手里的温度表，高烧到39℃。妻子什么都不顾了，将欧阳自远关在家里，努力做各种好吃的给他吃，希望能调养好他的身体。幸好，造反派得知欧阳自远得了肝炎，也没有来逼他去猪场。
那时候，贵阳的供应是30％的大米，30％的面粉，剩下的都是苞谷。欧阳自远咽不下窝窝头，妻子每间隔一两天，凌晨4点钟就会走出家门，背着苞谷袋，去离市区几千米外的一个有水磨的小镇，将苞米粒磨成面，这样，她就可以给欧阳自远做棒子面粥喝了……在妻子的精心照顾下，欧阳自远的肝炎终于好了。
那个时候最让欧阳自远感到苦闷的，就是无法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科研工作做不成，有人做起了木匠活，有人开出一小块菜地，有人养起了鸡鸭。大院门口仍挂着一块偌大的牌子“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让人多少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
妻子买来一台缝纫机，开始教欧阳自远缝制衣服。有几天，欧阳自远的积极性很高，居然用一些旧衣服为两个孩子缝制出新衣服。妻子调侃着说道：“将来如果真的不要‘臭老九’了，咱们回老家当裁缝去……”
妻子说是这样说，但她心里清楚欧阳自远心中的郁结。每每看到欧阳自远呆呆地看着窗外，她的心就会疼。可是，她可以照顾好丈夫，能够舍身保护丈夫，却没有能力扭转那场运动，她只能无助地守护在丈夫身旁。
欧阳自远的心头有些悲哀，又有些满足。现在有时间看书了，除了核爆炸、陨石方面的书，欧阳自远还把1959年苏联开始探测月球以来的俄、英文资料，凡所里能找到的，都悄悄地弄来看了一遍。
后来，北京不断传来“打倒刘少奇”“揪斗彭德怀”的亢奋声浪，贵阳也弥漫起火药味。但是，地化所的生活却相对安静：隔几天就可以摘一茬鲜绿的菜地，每天早上几乎都有在鸡笼鸭舍里摸起一两个蛋的欣喜，还有那些打出来角是角、棱是棱的家具，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们的创造欲……
陨石与这个国家无关，月球与这个国家无关。中国与月球的距离，还是与“嫦娥奔月”一般神话的距离。
欧阳自远相信，混沌的日子总有一天会重现清明。欧阳自远坚信，探月的天途既然已经架设，人类登月的时刻就不会太远。
$重返地下核试验
1967年冬，革命声浪仍旧此起彼伏，欧阳自远和“219”小组却突然从地化所“蒸发”了。原来，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他们被安排在北京通县一个偏僻而又安全的地方，继续从事地下核试验的有关准备工作。仿佛鸟出困笼，欧阳自远的心潮重新澎湃起来。在多年之后，欧阳自远依然感到十分幸运，看看周围的科学家朋友，大多都被耽误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而自己只耽误了一年的时间。
第二年，他们一行人再次来到南疆的马兰基地。
此时，解放军的施工部队已经开进场区。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属于平洞式地下核试验，在山体内打进一个很长的坑道，中心放入原子弹，再封洞爆炸。坑道末端拐了几个弯，成鱼钩状，为的是中心爆炸后坑道自动堵死，这种自封式工程设计有利于杜绝放射性物质沿坑道的泄漏。
1969年春夏之交，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双方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发生在这年冬天的“珍宝岛事件”。
随后，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中苏两国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系列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一度使中苏两国走到战争的边缘。此后，苏联军方一度制订了对中国实施核攻击的计划。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同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但是，危机仍旧没有消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年9月23日零点15分，我国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这也是中国进行的第9次核试验。
当日零点，距离核爆心几十千米的指挥部里，欧阳自远提心吊胆，紧张得手心已经开始出汗，借助望远镜，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那座试验山顶竖起的十字架。零点14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了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计数器从10倒转到0时，按照事先的设计，原子弹将自动爆炸。
指针终于指向“0”，原子弹爆炸时间到了，没有火球凌空，没有升腾的蘑菇云，只看到十字架蹦上天空，旋即又掉了下来。刹那间，仿佛整座山在往上抬，又落下来。同时，脚下的大地在惊悸，随即，从地心深处传来一阵闷雷般的响声和哗啦啦的石头坍塌声。欧阳自远悬着的心放下了，山没有掀顶，山体也没有裂开，只是山体外围出现了大面积滑坡，显示着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超过了人们原先的估计。
多年的努力与付出终于赢来了体现价值的时刻，欧阳自远笑着落下泪来。
当年10月20日，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的气氛开始缓和。
一年后，科研人员从地下核试验爆炸区的地面向爆心打钻取样。
两年后，重新开挖平洞至爆心位置，欧阳自远得以进入爆心。那时的防护措施根本就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只是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帽子和绒线的白手套，便进入了现场。短短的两年时间根本无法让全部的核物质完全消散，但在那个时刻，生命已经不是欧阳自远心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进入爆心后，只见地面堆满了坍塌的大小不等的石块，爆心的上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筒状坍塌空洞。核爆炸的能量还没有散尽，洞里还很闷热，爆室变成一个直径约50米的空旷的大厅。走进爆室，仿佛走进了一个抽象派的画廊，洞壁上到处挂着惊红骇绿，焦黄惨白，所有的岩石、核装置、电缆和坑道填充的物质都变成了各种颜色的岩浆，插进周壁的裂隙中，形成多彩多姿的岩脉，欧阳自远感觉自己仿佛钻入了已冷却的火山口一样。取样化验结果，原定的各项指标都已达到。
欧阳自远仿佛收获了一份巨大礼物，兴奋不已。
中国两次地下核试验，欧阳自远很有幸都参加了，洒下了汗水，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工作，不仅是欧阳自远生命中一次重大的经历，也为他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如何区分什么是核爆炸玻璃，什么是火山玻璃，什么是天然玻璃，或者什么是小行星撞击地面使岩石熔融后冷却形成的玻璃。因为小天体的撞击地球的过程跟核爆炸的过程一样，都是产生高温高压的冲击波。这对欧阳自远后来对小天体撞击行星、月球的深入研究，对小天体撞击地球的研究来说，受益匪浅。
在近十年的核试验及其有关的研究工作中，欧阳自远撰写并提交了《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总结》等20余篇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为世界上第一次在石灰岩质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可行性、科学性、工程设计和安全防护措施，以及爆后的地质效应提供了科学依据。“219”小组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我国核地球化学、实验地球化学、非平衡热力学和核废料处理技术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的表彰大会上，《地下核试验地质效应综合研究》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