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汇报会上，邓斌跟向忠发要烟抽

    1930年1月上旬，邓斌回到了上海。他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维汉等听取了邓斌的汇报，对广西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将报告和讨论的记录刊登在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

    当时全国各路红军和各根据地处于隔绝的状态。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互通情报，在周恩来主持下，于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创办了秘密刊物《军事通讯》（现存中央档案馆）。首期刊登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是在中国别开生面”。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很快，在《军事通讯》的第二期便刊登了题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一文，并加了一个编者按。编者在按语中说：

    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邓斌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报告认为，前一阶段广西军事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军委（即前委）未建立时，士兵运动未能有计划的开始；第二个时期为中央代表去后建立军委，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第三个时期，教导总队已带了红色，有可能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但已引起敌人注意；第四个时期，俞作柏反蒋失败到现在，已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拖到右江百色、左江龙州，决定正式建立红七军、红八军。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说，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报告中说，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分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邓斌在报告的最后谈到，红七军、红八军中的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相当尖锐，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责令口吻：

    ——广西红军应向柳州、桂林发展，用革命暴力推翻那里的地方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要扩大武装暴动的范围，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进攻主要城市。

    ——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数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

    ——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不然，远东局又要指责说这是勾结军阀。

    ——远东局的批评是对的，目前我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否则，将为其出卖。两年前，蒋、汪出卖革命的惨痛教训，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吸取吗？

    ——中国革命正在军阀矛盾的激化中掀起新的高潮，要特别警惕像俞作柏、李明瑞这样的军阀人物利用工农武装力量去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

    ……

    众人发言之后，邓斌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乃至提出的责问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根据广西的实际必须做的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主观臆断和误解给予必要的说明、解释与陈情。

    他十分诚恳地说，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在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力量还不能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他说，李明瑞虽为旧军官，但他毕竟是北伐名将，是反蒋勇士，他和我党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而且他已经接受了我党的感召，已经坚定地毅然投身于革命队伍的行列。

    他说，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他本人的要求，我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人云亦云，不袭人故智，不当“和事佬”……坦诚而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正是年轻的化名叫邓斌的“小个子”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贯奉守的人生品格！他的秉言直谏，他的睿智敏捷，他的思辩谋断，依然展示出他那光荣绰号“小钢炮”的神韵与风采！

    当他力主发展李明瑞入党的建议一提出，立即道到一些人的极力反对——这他并不介意，他只是那么平静而沉着地说：我很愿意奉陪某同志亲赴一趟广西进行考察，同时我愿以一个党员的责任与良知作保证，这样可以不可以？

    一语即出，场面沉默了好几秒钟，无人再发话对答或节外生枝地提出什么。

    讨论会的最后，化名“冠生”的周恩来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眼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闽南、湘赣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显然与前几位发言人的风格与水平大不一样。

    鉴于分管军事的周恩来作出如此结论，化名“特生”的向忠发和化名“柏山”的李立三等人也就不再发表太多异议。

    邓斌认真地作着记录。当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他抬起脸，挑起微笑的嘴角与周恩来打了个对视。

    他摸摸兜，烟瘾上来了，可兜里的烟盒巳空空如也。他见向忠发正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便走过去说：“总书记，借支烟抽。”

    向忠发从兜里掏出半包烟，显得很大度很慷慨地说：“拿去拿去，这半包烟都给你啦！”

    邓斌接过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我只借一支，其余还还给你。”

    他向总书记笑了笑。向忠发也向他点头笑了笑。

    中共“六大”后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过分地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生于上海）曾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到武汉当水手和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湖北省工会工作。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向忠发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很受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赏识，说他“极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干”，“应当在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里担起重任”。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塞列布若耶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会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他在受宠若惊之余也不得不认为自己“实难胜任”，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要的决策作用。但这是一种需要，不由得他，也不由得中共，更不由得党内诸多的出类拔萃者。因为由惟命是从的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就可任意挥舞、运用自如地特别好使。

    “六大”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蔡和森因对向忠发瞧不起，便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31年3月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被英国警方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军阀杀害）。苏兆征第二年2月才从苏联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于是，便由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的李立三，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在军事上依靠周恩来决策，而在其他方面却事事依靠李立三。

    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缺乏清楚的认识，就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做可以照搬的模式，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和对革命胜利早日到来的渴望，致使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一时期恶性地发展起来。

    1929年春夏之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来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同过去的国际代表有不同：不参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议之前或会议之后去向他们请示、报告或商议。双方很快就发生许多意见冲突。如在中共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搞统战，准备武装起义，即被远东局指责为犯了右倾错误，“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当中央代表和李明瑞率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举行兵变，拉部队转向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远东局又指责这是“勾结军阀”，“使革命误入歧途”。再如在游击战争问题上，双方也发生了激烈争论。远东局说：在目前中国环境之下，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中共代言人说：农民自卫，要游击战争；中国地盘大，有山川湖泊，最利于打游击。远东局说：中共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中共代言人说：反右也不能放松反“左”。双方一直争吵不休，局面很僵。就连一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百应百诺的向忠发也愤愤不平地说：“我非常反对远东局的工作方式，他们专门吹毛求疵地来指摘中央！娘屁操（湖北土话），药不对症，何以治病！”

    似乎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才电令邓斌回上海详细报告广西的工作，以便进一步向共产国际和远东局陈述中国的实际情况。

    周恩来在他的结论性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邓斌建议中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共党员的一种认可。

    会议批准了邓斌的这一建议。

    邓斌伺机找向忠发借一支烟抽无疑是施展的一个小计——“感情笼络”，既抽了他的烟，又表示对他的一种尊重。在向忠发看来，找他要烟抽，就是瞧得起他这个总书记，就需要他这个总书记体恤下情地表个态。他见周恩来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便开口说话：“这个建议就通过吧！”

    邓斌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工作不久，即3月2日，上海党中央就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写道：

    邓斌（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邓斌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甴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

    指示说：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加混乱，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危机。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红七军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其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中央的这个指示信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指示信批准了红七军前委名单，指定邓斌、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7人组成前委，邓斌为前委书记：同时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为总政委。

    党中央的这个指示，为红七军、红八军指出了今后的任务和方向。其中许多指示十分重要，比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但其内容中仍充满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特别是提出保卫苏联、攻打大城市、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及一些“左”的政策和措施。而正是这些“左”的指示和精神，为红七军、红八军定下了一条必须去走的，极其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浴血苦战的历程……

    丧妻失婴之痛——他追念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邓斌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忙完了公务，便又不得不急忙去忙他的家事。

    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个人生活遇到一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张锡瑗难产。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分娩，这对一个将要做妈妈的女人来说既是痛苦的，更是幸福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偏偏孩子难产！

    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通称“月子病”。产妇在分娩期或产褥期中，由链球菌从生殖器官浸入体内所引起的持续发高烧、下腹部疼痛流血脓、头痛、呕吐等）。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邓斌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

    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就去世了。年仅24岁。

    没过几天，生下的孩子因患“七天风”（即肺炎）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婴。

    妻子和孩子的死，令邓斌十分悲痛，这对于他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

    他久久地凝望着妻子那张青春的遗像，心里充溢着万般珍惜的亲情与追念……

    那是1925年秋天，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大多来自中国的六百多名学员陆续入校学习。当时因遭到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赴法勤工俭学中共旅欧支部成员的邓希贤（即邓小平）与同伴傅钟（后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奉命于1926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培训。

    已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又转入正式党员（1924年）的邓希贤被推选担任学员共青团团小组长。在他的团小组里，其中的一位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而另有一位女性就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张锡瑗。

    蒋经国是到莫斯科以后加入共青团（后在俄工作期间加入共产党）的，虽与邓希贤不同班，但却在邓负责的团小组过组织生活。蒋经国和邓希贤个子都不高，集合站队总是排在一起，肩挨着肩。有一次，同学们去郊外滑雪，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希贤：你们干么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希贤告诉他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因生活所迫，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干这一行挣钱多，捡一天马粪能打发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白围巾，所以，我们每人都有这么一条围巾，以此作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和对富民强国的矢志追求。蒋经国听罢，连连感慨：兄等含辛茹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可敬可敬！并表示：我此次来俄，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一切交给我所信仰的苏维埃，我愿绝对地受苏维埃的训练，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

    ——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五十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却说张锡瑗——

    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年方19岁。她的原籍是当时的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瑷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釗、赵世炎等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是不可多得的女革命活动家。是年秋天她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样，张锡瑗与邓希贤作为同学便认识了，而且彼此之间相当熟识。这是志同道合者的天造地设般的一种“情缘”。

    中山大学从1925年秋一直办到1932年，曾有几千名中国人在这里学习，接受苏维埃的洗礼与熏陶。学校首先是培养政治工作者和革命者，时间有长有短，长则两年三年四年，短则年把或八九个月。虽然开始时国民党派出的学生差不多坐满了教室（一些由共产党派出的学生也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教材的重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教材有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有历史（中国史、俄国史、东方和西方革命运动史）；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根据苏联有关著作编写的教材）；有列宁主义基础课（主要是斯大林的著作）；还有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出现“摩擦”的嬗变期，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翼分子提出“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此时率军东征的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校长）也要求周恩来交出在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名单，否则退出第一军，已表露出他旨在军队中排斥和清除共产党人的企图。由此，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场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里的托派和反托派斗争的缘故。国民党派去的学生时常与共产党派去的学生进行辩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能持多久？所有这一切又引起了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有史料说，1926年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时来到中山大学作报告：

    托洛茨基主张，停止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

    斯大林主张，应保持和发展国共两党兄弟般的亲密合作。

    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中国的日程，共产党要自己干。

    斯大林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必须同它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合作。

    托洛茨基说，国民党好比老虎，中共将是一头雄狮；不是老虎吃掉狮子，就是狮子吃掉老虎。

    斯大林说，中共还是一头幼狮，即使将来同国民党分道扬镳，各自雄踞一方，两分天下，要比现在就打个两败倶伤的好！

    ……

    就这些问题的辩论，个子矮小的邓希贤以他善于雄辩的口才，阐述了在中国只有国共两党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个观点，一直贯穿邓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思想，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一个杰出的典例）。由此他贏得了同学们对他的一种生动、形象、诙谐而幽默的称誉——“小钢炮”。当时人们大概不曾想到，三十年后的1956年2月，他作为中共派出的一个重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苏共“二十大”。继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中苏论战。在毛泽东授权邓小平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一连发起《九评》文章犹如一发发炮弹轰动了苏联，轰动了全世界，直到赫鲁晓夫垮台。正如邓小平所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是取得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后来在中国，有一件事关全局的，就是邓小平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借鉴，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没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是相反，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同时也没有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责任一切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包括他自己在内。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了导致这些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受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

    张锡瑗与邓希贤同在一个党小组，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对国内国际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认识、观点都很一致。张锡瑗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却十分爱听邓希贤用地道的四川话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演说。当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时，她就打趣地说：好，现在开始收听“四川广播电台”的播音吧。

    俩人的感情虽很投贴，但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然而，俩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希贤仅学了一年便奉命于1926年底回国了，进入冯玉祥部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张锡瑗继续在苏联学习。

    邓希贤回国后不久，即遭遇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他随机应变从西安冯部逃到了武汉。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改名叫邓小平。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

    张锡瑗于1927年秋天学成回国，即组织参加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良乡她的家中进行的，她的父亲张镜海是罢工的组织者。此次罢工后，张锡瑗被党组织调到武汉，正巧分到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在这里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学相遇必有一番喜悦。

    张锡瑗说：看来，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我总是被你所领导了邓小平说：志同道合者，千里来相会，这叫缘分。

    江精卫公然背叛革命后，其所谓的“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已处于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

    邓小平到了上海。

    张锡瑗也到了上海。

    迁往上海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约二百人，各机关之间禁止往来。中央设直属支部，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兼任。邓小平和张锡瑗皆在这个支部里。机关人员多以开设各式各样的铺子作掩护，邓小平就在中央机关楼下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张锡瑗也就成了这个杂货铺的女店员。

    根据周恩来的提倡：男同志大都装是有钱人的商主或老板，穿长袍，戴绅士帽；女同志梳髻子，穿旗袍，穿高跟鞋或绣花鞋，一看便是阔小姐阔太太的模样；住机关的同志，要扮夫妇，不要革命腔。

    张锡瑗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庞，很秀气，再加上一身阔气的妆扮，使她显得更加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的朋友很多，有不少人追求她，向她求爱，可她早已选准了自己的意中人。

    1928年春天，一个平常却充满温馨的日子，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了。

    为庆祝这对感情笃深的革命情侣喜结良缘，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的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餐馆办了几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共有三十多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上，在巡捕、特务乱窜的租界地，确有这一片难得的纯洁、美好的人间真情存在其中，实属不易，也着实令人看之悦目，闻之清心。

    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曾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与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起。那是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瑷住在楼下。有时邓小平陪同周恩来外出，张锡瑗就搬到楼上与邓颖超同住。

    1929年8月，邓小平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广西工作，张锡瑗已身怀六甲，肚腹日渐隆起。她深情地对丈夫说，要不是身子不方便，她真想陪丈夫一起去广西。因为她曾对他说过：无论你去到哪里，我也会到哪里去，这叫缘分。

    张锡瑗在良乡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她有好几个弟弟和妹妹。大妹妹张锡瑞与她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苏联奠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国后去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敌人逮捕杀害。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叫张锡珍。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后，就把张晓梅接到上海，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安排于党中央职工部工作。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徐冰（本名邢西萍，190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家庭，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的德文翻译。经邓小平介绍，徐冰和张晓梅在上海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徐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晓梅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刘、邓、陶”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被“炮打”，无妄之灾从天而降，以江青、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下令要“炮打徐冰领导的统战部”，将徐冰逮捕，进行长期的监禁和摧残，徐冰于1972年3月含冤而死。张晓梅也没有摆脱“文革”冲击的噩运，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批判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彻底砸烂旧市委的同时，张晓梅被罢官免职，遭到残酷地揪斗和迫害，于1968年4月含冤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才为这一对革命夫妇平反昭雪。

    化名邓斌的邓小平去广西后，身怀六甲的张锡瑗就由徐冰和张晓梅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和护理，并且有邓颖超、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朱月倩（霍步青的夫人）等“大姐姐”们的关心和爱护，这使出门远行的邓小平感到放心和欣慰。他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却万万没想到，妻子因难产而丧命，孩子也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不幸，使他遭受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他不能沉湎于个人的悲痛之中，他甚至不能够在上海多停留些时光以掩埋妻儿，他必须马上启程回广西！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广西那时不我待、瞬息万变的形势正在向他召唤，广西的部队和同志们正等着中央代表和他们的政委去布置去指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他默吟着杜甫的《春望》，以如此感伤而悲壮的离愁别情，告别了战斗在龙潭虎穴的战友，告别了上海，再度取道香港去广西。

    他通过中共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特科人员李强，向李强询问到广西后如何与上海用无线电联络的有关事宜。李强告诉了他有关的呼号、密码等事项。——1928年10月，周恩来指定张沈川、李强负责建立中共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梵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29年10月试制成第一套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制的。这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年1月，沪港开始通讯联络。嗣后中共中央同广西左、右江苏区的往来电报，都是由香港电台转发的。这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者相继归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人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1931年9月，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开始直接通报。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的建立，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并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李强回忆说，邓斌曾委托他安葬张锡瑗的事情，因为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安葬的。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敌人杀害后和政治局委员苏兆征病逝后，都是由李强去掩埋的。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

    李强说：“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幕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立碑人用的也不是邓小平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们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江湾公墓查找张锡瑗的墓地。因为战乱，侵华日军曾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经李强凭当时对墓地方位的记忆，终于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当邓小平和他在延安结为伉俪的夫人卓琳（浦琼英）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墓地已被一场雨水淹没了。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都存放在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幢房子里。不久，邓小平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挺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一些残余赶出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说来也是一种既奇怪又奇妙的安排，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于1969年被革命群众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最轰轰烈烈又最汹涌澎湃的时期，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打倒。而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们，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也许误认为是苏兆征的夫人，或许误认为是和苏兆征一样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英烈，所以就一起安葬，并受到人们的崇敬与瞻仰。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就是已被打倒的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么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邓小平的彻底批判呢。

    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疯狂与混乱的岁月里，就这么鬼使神差地把张锡瑗的遗骸保护了下来。

    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曾和她的二十几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合影像。像片中的张锡瑗，端庄秀丽的面容，修剪得极为整洁的齐耳短发，和女伴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给人一种纯情、自然、落落大方的亲切感。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几经革命斗争的锤炼而相当沉稳与娴熟呢？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张锡瑗在短短的24年的生涯中仅存的一张照片。现在，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瑗烈士的墓碑上。张锡瑗和苏兆征、罗亦农、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在人们的心目中，24岁的张锡瑗永远年轻，永不衰老。在她的周围，仿佛有一层既神秘又朦胧的光环，会引起人们许多的遐想和追念……

    邓小平曾对他的子女们感慨而沉思般地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周恩来与邓斌临别时的谆谆叮咛

    云霞烧着的黄昏。

    开往香港的英国客轮再有一个小时就要拔锚启航了。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子的商人来到邓斌秘密出发地点。

    “胡公！”邓斌惊奇的目光投过去，端详着周恩来的脸。

    周恩来摘下礼帽，威俊的面孔在这些天里显得削瘦多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眶周围浮现着一团暗影，两道浓眉和满腮的胡须上沾满了风尘；双唇皱裂，好像嘴形也变宽了；前额微蹙，失去了从前的光洁圆润。他的容颜不仅呈现出睡眠不足和体力上的疲劳，而且他的深邃的目光里流溢着一种无可言状的潜忧。

    “我们与他们（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了周恩来的声音低沉而有些沙哑，我们内部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认识也不一致，柏山（李立三）认为革命新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政治局连开两天会，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决定只有派人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

    不抽烟的周恩来从邓斌手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卷，点上吸着。

    “派谁去莫斯科？”邓斌问。

    “我去。远东局也指定让我去。”周恩来说。

    “要去多长时间？”

    “很难说。”

    “你走后，军事由谁负责？”

    “政治局决定，军事部与军委合一，直归政治局，我离开由柏山担任军委常委。”

    “……”邓斌颇感不安地默叹一声，欲说又止。

    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派周恩来去莫斯科？

    可以想见得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内又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向中央汇报广西工作时，邓斌已看出政治局常委们对广西工作的讨论意见不一；也知晓中央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刻，邓斌最忧虑不安的是，周恩来离开军委后，军事领导工作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迄今为止，军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全国红军战胜了初期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序列，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拥有约六万四千人的兵力，近三万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展到了12个省、几百个县。

    当时在中共最高领导层内，也许很少有人能看到，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已初具雏形。这些都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与此同时，在实际斗争的摸索中，周恩来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城市化的步骤十分缓慢，从人口比例来讲，农民好像汪洋大海，而城市工人阶级却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到1921年中共诞生前夕，全国的产业工人也不过二百万人。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差不多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

    周恩来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在那里，“城市中心论”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按一般道理，也应把城市看做革命的堡垒。但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在革命起点上存在巨大的“落差”，年轻的中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教条式地把“城市中心论”当成了金科玉律。

    1927年国共反目后，共产党被迫转入农村，另起炉灶，可中共领导机关并非马上意识到广大农村才是其工作重心和力量源泉，依然对城市心驰神往，把组织和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当成夺权的不二法门。对于农村红军，顶多视它为配合城市暴动的辅助力量。由此以来，那些主张扎根农村的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等，被戴上“农民意识”、“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下之意，农村红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向农村发展是“旁门左道”。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他们（指托派）以为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暴动成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力量能统治全国的。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1929年底，周恩来在给朱、毛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论断，并确认“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这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一拍即合。

    ——显然，这是大慈大悲大智慧的周恩来经过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毋庸讳言，周恩来开始也曾迷恋第三国际的“城市中心论”，不过他不像李立三、王明等那样执迷不悟。城市暴动的屡遭挫败，调整了他的思维框架：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更不是“阿芙乐尔”号军舰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城市暴动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境。他发现，城市并不那么青睐共产党，而落后的偏僻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反倒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只有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积蓄力量，夺取城市才是可能的。自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以来，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整顿几乎被敌人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

    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

    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清除叛徒，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

    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邓斌感到另一个忧虑不安的就是，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

    国民党特务组织一直竭力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中共的各级机关，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内，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

    早在这年春天，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等具体负责，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杨是国民党情报系统头目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杨社会关系复杂，与各党各派、外国租界人士以及黑社会、三教九流等都有来往。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就是因为他与国民党、曰本人、汉奸、共产党都有联系。蒋介石着手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陈立夫便推举杨登瀛主抓此事。而杨登濂同情革命，他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被捕人员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初，中共特科又利用杨登濂的关系和介绍，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最最可恶的就是自己内部出叛徒，他们不仅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党的事业和许多共产党人的生命。

    邓斌清楚地记得，1928年4月间，他就遇到过两次最大的危险：

    一次是从苏联归来的何家兴夫妇叛变，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当时邓小平去和罗亦农接上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扑进来了，罗亦农当即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一位特科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暗示他出事了。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时间。不久，罗亦农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还有一次，邓小平、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住在一个房子里，一位特科突然送来通知：巡捕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要来搜查。周恩来立刻带领邓颖超和张锡瑗向别处转移。而邓小平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正当巡捕在里面搜查，他去敲门。幸好特科有个内线人员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转身即离去……

    邓斌也已经得知，就在他去年动身赴广西的8月下旬，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正在召开军委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惨遭杀害……

    同月，内奸戴冰石告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宪兵包围了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当场逮捕了7位同志……

    还有黄埔军校一期生黄第洪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和他会面的地点，多亏周恩来因故拖延了会面的时间才幸免遇险……一些叛徒还出卖过李立三、李维汉等党中央负责人，皆因中共特科人员多有提防和及时将负责人转移，而使敌人的收捕计划落空……

    虽然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最后都没有逃脱正义的法网，受到“红色恐怖”铁拳（当时特科行动的口号）的严惩，但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的政治环境，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胡公，中央机关有否向农村迁移的打算？”邓斌关切地问。

    “这个打算我已向柏山、特生交换过意见，在常委会上也进行过讨论，但认识不统一。远东局更持反对意见，说是‘逃跑主义，……’”周恩来语气里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观念皆源于对政局的估计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一旦纠集起来，红军会被消灭。”

    邓斌抓起即将出发戴的一顶崭新的遮阳帽，弹了弹白色的帽檐儿，愤愤地说：“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去农村，我看无非是迷恋大城市，嫌农村苦，落后！”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只是不同意迁移的一个方面……”

    邓斌说：“纵观时局，军阀之间虽然会纠集一起‘围剿’红军，但军阀之间也因争夺地盘和饷源而矛盾重重，相互扯皮，使‘围剿’不能完局，而红军恰好在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扩大自己的武装实力。”

    “你的分析是对的！”周恩来极赞赏邓斌的这个判断，“军阀就是军阀，他们之间从来就不会有坚强的同盟，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各自的利益，所以蒋介石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们，比枪炮管用，也屡屡得手。”

    邓斌快言快语地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找到一条正路！”

    “是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我这个观点是根据朱、毛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而且他们的这一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以前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周恩来眼眸里荡漾着一神激奋的光芒，却也有一丝暗自隐忍的难以言明的苦楚。

    “那些‘取消派’们会同‘城市中心论’者一起反对这个观点。”邓斌对周恩来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感情真挚的体恤与谅解：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困难的，也往往是痛苦的。

    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山林，云遮雾障，危难丛生，前路渺茫，布满沼泽……多少先驱者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去？也许行进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后来者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来谁更值得赞颂呢？

    “自前的局面非但不容乐观，而且非常严峻。”周恩来声调黯然，泛露出一种负疚感。他准备对目前的严峻局面承担责任。他的品德不允许把一切失误与过错倭卸在李立三、向忠发等人的身上。“柏山他们已为此思考得很苦，来自国际的、内部的压力，常常逼得他项们骂娘！”

    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陈述实情。

    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所道受的种种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宣扬：中国革命失败了。陈独秀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现阶段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们反对中共领导的各种斗争，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原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或重要干部，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这时仍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有的还担负着地方领导职务，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传单，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勾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8年秋和1929年春天，中国留俄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先后被遣送回国，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这对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作了系统的分析，作出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者，应开除出党。

    反对派首领陈独秀，念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有过功劳，故此，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都找他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而陈独秀却以中共元老和领袖自居，根本不把这些现任的领导者看在眼里。10月5日的《决议》对他发出严肃的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并不接受中央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们的工作，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这就迫使中央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组织制裁。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经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接着，江苏省委又将郑超麟、尹宽等人开除出党。

    面对敌人白色恐怖和血淋淋的屠杀，面对变节投敌的叛徒们的告密和破坏，面对来自国际的、党内的“左”倾盲动危险和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的分裂活动……周恩来虽然临乱不惊，心有定见，皆以他高超的智谋和斗争艺术使他和中央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他披肝浙胆事必躬亲举轻若重为此付出了无尽的心血和汗水。而他的目光却在人生的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绕过那些足以使革命之舟沉没的暗礁。

    周恩来在后来延安整风时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这种在极端艰难险恶的特殊环境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常人难以做到的严格自律自省精神，成为周恩来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以后一生中起着极其明显的作用。

    直到周恩来逝世以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品格，他的生存、斗争、领导艺术和他举轻若重、忍辱负重的非凡毅力，在公开或私下总是众说纷纭：

    许芥星在《周恩来传》中，认为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20世纪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而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能够经历监禁、病魔和国内外政治斗争的考验，从而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领袖。”

    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的头号领袖，可他却激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1945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后……甚至准备退居王洪文之后。——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酷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存在，并不是一件易事。他对最高领导权非但不争取而且让给别人，这种似乎没有统治欲领袖欲权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他也许深知，第一把手，那是风险之地，任何风云变幻，任何轻微失足，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而身败名裂。

    有些学者对周恩来的不争名利不谋高位的品格，感到遗憾。他们从权力斗争哲学或是从生存竞争意义诸方面去解释：有的认为周虽然具备了领袖的许多伟大品质，却缺乏两点：一是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二是缺乏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手段。有的认为周的品质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谦让态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他的种种优秀品格，温良恭俭让之风采，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爱戴。有的认为“正是周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骨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面的角色”。有的还认为周一贯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态度遮盖着不屈的意志，他的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

    理查德·尼克松说：周恩来，严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将很难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就会烧成一堆灰烬。

    ……

    此时，周恩来不愿意陷进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无法摆脱这些是是非非的纷争，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大清党向共产党举起屠刀，他就悟出一个道理：任何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联合，是矛盾的综合而不是矛盾的解决。但是，中共党内的矛盾是需要解决的！

    “胡公，你不能总替他人承担过多的责任，也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这时对“胡公”在强烈的自我克制中隐藏极深的苦痛、忧虑、伤感，只有思锋犀利、头脑灵敏的邓斌最能体恤。“有句诗曰：‘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你此去苏俄，一切都要善自珍摄啊！”

    “当然，当然，”周恩来对这种兄弟亲情般的宽慰，竟然一时说不出能够表达心绪的话来，沉吟良久才说，“我会尽力去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消除误会，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最担心的是你走后，有人拿共产国际的大棒瞎指挥，一旦造成损失，再追悔也无法挽回。”

    “是啊，教训不少啦！”

    “你最好速去速回。中央不能没有你。”

    “我会尽快赶回来……”周恩来将礼帽戴在头上。邓斌也将遮阳帽戴在头上。

    “小平啊，对于锡瑗同志的不幸，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和悲痛，你大姐（指邓颖超）说，锡瑗的死，使她们失去了一位好妹子。我已经通知李强，由他负责安葬之事。你此次返回广西，任务更艰巨，因为一旦打出红军和苏维埃的旗帜，不仅会遭到桂系势力的攻击，而且蒋介石也会调兵遣将，对广西进行军事会剿。”

    邓斌点点头，深挚地说：“非常感激‘胡公’对我去广西开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回去后即向前委传达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说：“政治教育的重点应放在红八军。我在会上有意没提李明瑞的问题，最后批准了你介绍他入党的请求。但我对李明瑞没有直接了解，不知他以后会不会有反复？”

    “李明瑞是难得的将才，是很有血性又很有头脑的人，只要他认准了的路，他会义无返顾地走到底的！”

    “这就好！要使红七军、红八军的全体将士，看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光明前途，同时要作好艰苦奋战乃至流血牺牲的准备。中国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红军只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作战原则和发展方略，就能长期存在下去，壮大起来。切勿妄自菲薄，忽视了对于全国影响的伟大作用。”

    “胡公所言，正是我和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等谋划起义时所畅谈的。”

    “左、右江地形复杂，利于游击战。朱、毛总结出的‘十六字’诀很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周恩来津津乐道地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术战略进行了一番讲解。在此之前，他已把此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以中央军委指示信的名义转发给了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

    周恩来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神色蓦然变得异常沉重而庄严，深邃的目光望着窗外燃烧的云空：“再等一些日子，中央即迁往江西，到朱、毛那里去！”

    这分明是周恩来深思熟虑的一个决策！

    “好！我十分赞成，越及时越好！”邓斌说。

    周恩来进而又面授机宜：“根据目前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兵力，红八军最好应向红七军靠拢，集中力量，形成一个拳头，以对付可能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的进攻。如若实难立足，应在开展游击战中向外围转移，以实现与朱、毛红军会合的前途。”

    邓斌郑重地点头，许久没说话。

    启程的时间到了。俩人握手相视，眼睛里泪花盈转。

    周恩来突然低声哼唱起那支彼此都很熟悉的《马赛曲》。邓斌当然晓得这曲子的歌词是周恩来填写的，那是在法国的巴黎。他跟着“胡公”哼唱起来：

    我祖国之骄子，赳赴戎行！

    今日何日，日月重光！

    暴政与我敌，血旗已高扬！

    君不闻四野败兵呼噪急，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唤起我国民——

    秣尔马、厉尔兵、整尔队伍，冒死行进！

    沥彼秽血以为粪，用助吾耕。

    ……

    俩人陶醉在这沉浑、雄壮、悲愤、激荡的歌声里。这歌声，曾使那些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苦苦寻觅的华夏骄子们满腔热血沸腾，点燃起救国救民的信念之火！今日唱起它，便又平添了一种风雨登程生死以赴的悲壮情怀！

    “小平，祝你一路顺风！”？

    “胡公，请你多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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