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擒故纵——桂系施计“剿歼”红军

    1930年元旦刚过，东山再起的桂系军阀首领们器宇轩昂地开进了广西首府南宁。

    领头的将军是个长着一张国字脸、体形矮壮而又威猛的广西佬。他骑着一匹浑身雪白的高头大马，在城南邕江大堤上伫立眺望片刻，遂轻轻挥动一下鞭子，马就悠悠地迈动四蹄走下堤岸。

    “星移斗转，我等又杀回老家来了！哈哈……”

    他回头向众将领朗朗一笑。

    众将领也都跟着开怀大笑。

    在荷枪实弹的卫队护拥下，在欢迎的鞭炮锣鼓声中，他们个个春风满面地进了城。

    人们一看便知，那个领头的将军就是桂系的“龙头老大”李宗仁，跟随其后的分别是白崇禧、黄旭初、夏威等，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桂系集团首领。

    尽管满城震响着欢庆节日般的鞭炮锣鼓声，但在人们心头却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耳边犹如响彻大地的枪炮声——此景此情，人们明白：看似喧闹祥和的背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各路军阀虎视眈眈，争霸逐鹿。

    中国老百姓的罪还没有受够。

    黄绍竑这些天一直在为他重主广西大政而马不停蹄地奔忙穿梭。

    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旧部通电倒戈拥蒋后，但很快又归顺其主李、白、黄。由此，黄绍竑便打起了再做广西之主的主意：他一面同未来得及就位即被蒋介石罢免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第四编遣区司令杨腾辉以及黄权、梁朝玑等桂系将领商议，把李宗仁、白崇禧接回南宁；一面通过内线向蒋介石求和买好讨价还价，想以此平息蒋桂之争，握手言和。蒋介石闻之甚喜，他深谙李、白、黄乃桂系中坚三巨头，只要将这仨人的“桃园结义”攻破，使其搞不到一起，桂系就兴不起太大的风浪。为了收拾广西，蒋介石先以广西军事督办相许，并悄悄送20万块大洋给黄绍竑，要黄承劝李、白，不再挑起蒋桂战火，到时黄绍竑不仅可以做广西省主席，而且可以到中央国民政府做内政部长。——无疑这是蒋介石对桂系分而治之的一种策略，由此也可窥见蒋对付桂系绞尽了脑汁，用心良苦。

    欢迎李老大、白老二这两位无冕之王重返桑梓的场面，搞得十分热烈、隆重。善于调摄的黄老三还特地雇用英国的一架小型客机，把两位嫂夫人从香港接回南宁，迎进早已收拾好的李公馆、白公馆。

    这天中午，黄绍竑就在李公馆摆设了酒席，一来为李、白接风洗尘，二来对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表示庆贺。

    李宗仁一身西装革履，一改他那“沙场骁勇”的军人装束，颇有几分政治家的睿智、沉稳而圆熟、练达的气韵。他的夫人郭德洁梳着庄重的发髻，身着黑色紧身旗袍，脚穿长筒丝袜和白色高跟皮鞋，一身打扮与她的地位和身份极为相称；她的娇小轻盈的身段与丈夫极匹配，相得益彰。夫妇二人早早来到公馆门前，迎候客人。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仍然身着笔挺的将校服，头戴大盖帽，低低的帽檐儿下，那双犀利灼人的眼睛，看上去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精神，更倨傲，更凛然不可侵犯。他用一副高傲的微笑，频频挥动着戴着雪白手套的右手，向站立在公馆台阶前的耆老故旧和他的部下致意。他的夫人马佩璋体态丰腴高挺，穿一身绛红色的金丝绒旗袍，使得白皙的肌肤一如棉桃绽放。论长相虽比不上郭德洁秀气，但大脸柳眉，精明泼辣，倒也另有一番诱魅。她与丈夫的姿貌也极为匹配，相得益彰。

    盛宴上，黄绍竑邀来的一些在野的或流亡归来的军政耆宿们，频频举杯向“龙头老大”李宗仁敬酒：

    “李将军，老朽借花献佛，权且代表广西父老乡亲向你敬酒致意：一柱擎天，惟德公是焉！”

    “德公一向体恤民情，蹈险犯难，不失英雄本色啊！”

    “时令乃‘龙抬头’，德公此返桑梓，安抚一方，造福于民，定将载刻于史册！”

    “……”

    李宗仁举杯回敬，连声感叹道：“惭愧，惭愧呀！我身为封疆大吏，既不能守土，又不能卫民，很对不住我广西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啊！但只要德邻一息尚存，誓与我八桂子弟赴汤蹈火，为争取民主政治和自由，奋斗到底！”

    噼噼啪啪的掌声四起。

    这些耆老故旧们仿佛随着“龙头老大”的铿锵之言已经看见了“民主自由”的曙光。

    李宗仁那张不怒自威的国字脸上，在憨厚坦诚的微笑背后隐隐闪出诡谲玄奥的笑意。

    他当然明白这些溢美之词的用意，他从这些暗喻着对现状不满、憧憬“民主自由”的言词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希望，一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憎恨，对各派军阀无休止征战的怨愤，而又对共产党赤化广西的极端恐惧的情绪，正在各阶层蔓延、膨胀。如能掌握住这种情绪，加以利用，便可贏得各阶层的支持。李宗仁以他军人善于抓住战机的敏锐，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相信，搞政治也和打仗一样，看准时机，果断出击，勇猛突破，即能扭转战局。对于他来说，要摆脱眼下的困境，就必须抓住这个突破口，大造声势，取得民心。他从这几年与老蒋的较量中已学会了不少靠枪炮争夺不到的东西。老蒋不是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吗？他“李猛子”也知道怎样把自己军人的粗鲁、地方军阀集团首领的狭隘自私等等不利形象修整装饰好，代之以开明、礼贤下士甚至涂上一层有点激进派的油彩，使自己作为一位众望所归的民主政治家的形象，树立在南中国的大地上，铭刻在各界人士的心目中。他不但要和蒋介石争夺天下，而且还要和共产党争夺人心。

    他相信，只要在自己树起的“护党救国”的旗帜上再写上“民主改革”的宣言，便能无敌于天下了。他认为，当今的中国，人们不是害怕共产党就是厌恶蒋介石，为了寻找到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只有另辟蹊径，开创出一个连他本人也感到十分模糊而又陌生的理想王国——这个王国也许就是放大了几倍、几十倍的广西，也许是象征民主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影子。总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在他的王国里，没有可怖的共产党和可恨的蒋介石，至于其他的党派和个人，他的胸怀还是可以容纳得下的。

    那些被邀来吃宴的部属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他们一边痛饮，一边欢呼，随着留声机放出的舞曲，便踊跃地邀起太太小姐们相搂相抱地纵情狂舞。

    李宗仁离席坐到了沙发上，双手捂着捏起的一支牙签逐一剔着牙缝儿。

    黄绍竑知道“龙头老大”平时并不甚喜欢节奏太强烈的曲子，便马上令秘书去换了一支悠婉、缓慢颇含几缕哀戚的歌曲——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宗仁听着这哀戚的声调，面色显得颇为忧郁。眼前的欢乐气氛并没有感染他那沉重的心绪，就像刚一露晴的天空，转眼又布满了浓重的阴云：6年前，他和白崇禧、黄绍竑结拜兄弟，在玉林镇起事，将盘踞广西数年的老军阀陆荣廷、沈鸿英驱逐出广西，继而与蒋介石联手取得了北伐的胜利，接着又与蒋介石一声“清党”令下，短短几天工夫，使共产党成千上万人头落地。“而蒋氏实为独夫民贼，反转过手来要消灭异己，于是大肆讨伐，战火纷燃，使国家民族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数以千万计生命死于战乱！要治邦安国，民得宁日，须打败蒋氏方可实现！”——这是他在宴会开始前所作的祝酒词。但他心下暗想，老蒋难斗啊，最终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德公，你也来跳跳舞吧。”黄绍竑满脸堆笑地走到李宗仁跟前邀请道，“今日最好什么都不要去想它。”

    李宗仁摇了摇头，脸上毫无悦色。

    黄绍竑见状，便暗暗传令部属向“龙头老大”告辞而散。他非常晓得“李猛子”的犟脾气，平时轻易不发，一旦发起九头公牛也拉他不住。

    “季宽（黄绍竑字），广西自治还由你来主政坐守，我和健生还要兴兵讨蒋。”

    黄绍竑听了此话，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脸上仍堆满了笑，委婉地说：“德公，且莫操之过急，眼下还是养精蓄锐、从长计议、蓄势而动为上策。”

    李宗仁忿怨难抑地说：“去他妈，我们与老蒋不共戴天！是他把我们搞得声名狼藉！这奇耻大辱不报，又复何言？”

    黄绍竑显出一副悲怜凄婉的样子，低声沉吟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恕弟直言，我们且不可授人以机，替汪兆铭做嫁衣裳……”

    李宗仁略有所悟地点点头：“汪氏其人是何货色，我等心中自明白，只是借他一时之力，不堪大用！”

    黄绍竑趁机劝说道：“德公想必知道，西汉的萧何，这个人物不可多得……”

    李宗仁狐疑地瞄他一眼：“这么说，当今之萧何乃季宽贤弟了？”

    黄绍竑连连摇头：“弟岂敢与古贤哲相攀而论，我是说我们跟老蒋斗了这么多年，没斗过他，原因何在？惟最要因者，是蒋氏柄握朝权，而我们则朝中无人，充其量是个地方实力派。用三国曹植戏言曰：‘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不过而已而已……”

    李宗仁似乎听懂了他的言外之音，便问：“季宽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好有人去‘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黄绍竑笑笑，由衷地说：“跟老蒋死拼硬打不行，只有跟他周旋，搞点妥协，搞点绥靖，乃为权宜之策。兵多将广而无其帅参朝主持，到头来还不是授人以机？恳望德公、健公借鉴北伐与蒋氏联手之策略，在党府争得席位，进而广结盟友，招降纳叛，到时这江山由谁来坐就看造化了。”

    李宗仁睁大眼睛盯着黄绍竑那张方面垂耳的佛脸，仿佛面对的是一位高僧，不觉有点肃然起敬，突然狂放大笑道：“哈哈哈，好你个黄老三，鲸口吞舟，胃腹蛮大哟！”

    这时，白崇禧拿着一份急电走过来，骂骂咧咧地嚷道：“李明瑞不识抬举，冒天下之大不韪，纠集左右江共匪和农军，要来夺取南宁！娘的，他若能在南宁府立足片刻，我就把脑袋卸下来给他！”

    李宗仁接过电报看了看，半天没吱声。半月前，他曾给李明瑞写过一封亲笔信，要黄绍竑派人送到龙州。李宗仁在信中对李明瑞在北伐屡建奇功大加褒扬，并表示“不计前嫌与恩怨，以重振广西大业为计，愿与裕生兄等精诚团结，共讨蒋贼”。还以新编独立军军长之职相许，敦请李明瑞“速来南宁晤面”。谁知李明瑞概不买他的账，怒颜谢绝。好嘛，现在竟率兵攻打南宁来了！

    不消说，李宗仁等对当时在左、右江地区兴起的红军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认为他们充其量是由俞作柏和李明瑞拉走的两个警备大队的兵力，不过五六千人枪，况且又是在偏远的交界之地，再闹腾也成不了多大气候，只是觉得李明瑞竟跟共产党跑了太可惜，待以后有时机一定要把他和他的人马招纳过来。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缓缓吐出：“健生，你对此有何高见？”

    白崇禧说：“刚才我与吕、杨、黄等已商议对策，目前我们最大的危险是东南面，而不是西北面。如果我们把兵力调往左、右江，那就等于把梧州、南宁拱手送给了陈济棠；还有湖南的何键，也会趁机占领桂林和柳州等城。”

    黄绍竑连声称赞道：“健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陈济棠灭我之贼心不死，我等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李宗仁说：“分散用兵，乃兵家大忌。我们的兵力应集中放在东南面，一防陈济棠，二防何键。至于左、右江，那里不是还有一个民团总司令谢崇坚和地下军司令黄金廷吗？据说二将手下各有两千人枪，我看是可以对付共匪的。”

    白崇禧说：“尽靠谢崇坚、黄金廷那些散兵游勇、虾兵蟹将怕是不行，可悄悄调梁朝玑一师四个团去会剿。这样，一来可以让南京看作是吕、杨、黄在执行蒋的剿共命令；二来可以速决速战剿灭共匪兴风作乱；三来可随时对湖广相机进击。”

    李宗仁听来，为之一震：“好！好！真可谓‘三全其美’，就这么办？”

    黄绍竑说：“以我之见，还是来个‘欲擒故纵’之对策，把共匪赶出境去，让黔军、滇军、湘军分别调兵去剿歼他们，这不是更好吗？”

    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听，顿觉黄老三这主意更是一步高棋，当即商定“欲擒故纵”之部署。

    但李、白怎么也意想不到，素有“桂系高参”的黄老三此时心中已另有他图，与老大、老二貌合神离。在不久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之后，他便离开了李、白，投入蒋氏集团，而且颇得蒋的信赖。虽然蒋介石命黄绍竑做广西军事督办，但黄绍竑却不忍与李、白兵刃相见，便悄悄拿了蒋介石给的赏钱去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观光消遣。蒋介石见黄绍竑回不了广西，遂让他当了内政部长，后来又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和湖北省主席。抗战爆发，蒋介石组织作战机构，任命黄绍竑为作战部部长，后又调他去当阎锡山的副手——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会战失败，黄绍竑回到南京，日军已攻占了苏州、嘉兴，正向南京、杭州进迫，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向武汉、重庆撤退，蒋介石又命黄绍竑重任浙江省主席。黄上任不到三天，杭州已快要沦陷，他率省府退至金华，组织青年抗日敢死队、兴办兵工厂，虽然天高皇帝远，但蒋介石对他仍然盯得很紧，遂派人把他的兵工厂和武装队伍接管了，并斥责他的省政府“声名狼藉”。黄绍竑一气之下，去电要求辞职，蒋介石不准。黄绍竑便跑到武汉向蒋面陈衷曲，遂又无比忧伤地回到浙江。抗战胜利后，他幽居香港，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喝酒解闷外，便是遥听国内国共两军殊死决战的枪炮声，而每每听到的却是国军节节溃败的消息。直到1949年，他受李宗仁、张治中之邀，参加国共两党和谈，周恩来称他为“和平使者”。

    黄绍竑文武兼备，在长期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公余之外，颇喜文学，擅长于“词”，有苏东坡“铜琶铁板”的风味，作有自传体专著《五十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察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予以改正。1966年8月于北京逝世。

    上帝之音下的危急态势

    1930年2月上旬。龙州。

    “当——当——当——当——”沉浑的钟声从那座尖顶宝盖的天主教堂里传出，在天地间颤悠悠地扩散开去。

    远远眺望，城门楼上、海关大楼、法国驻龙州领事馆以及天主教堂的房顶上都飘扬着红旗。

    这景象不禁使再次经香港取道越南回到龙州的邓斌感到纳闷。他知道，龙州起义已经举行了，红八军业已成立，但这外国人建造的教堂里为何又传出神甫布道的钟声呢？

    他问护送他的由广东省委派的两名交通员，他们也感到莫名其妙。

    刚步入镇南关的凯旋门，便鹰隐约约听到从教堂里传出的神甫宣诵《圣经》里上帝的声音：

    1930年2月上旬。龙州。

    一粒种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仍然是一粒。

    若是不死，就会结出许多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

    在这世上愿献出自己生命的，就会保持生命到永生。

    我现在心里很忧愁，说什么才好呢？

    如果生命的种子，从地上被举起来，就会吸引万人来归。

    ……

    仔细听来，这些被用汉语译出的《圣经》说教毫无邪恶之念，仿佛大慈大悲的上帝在向人类倾诉对生命的祈祷和对生命的礼赞。

    光明就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光亮行走，免得黑暗降临在你们头上。

    那在黑暗行走的人，不知道自己要往何处去。

    你们应该相信光明，成为光明之子。

    不难听出，这种由上帝降谕人世的“圣经”说教，已渗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起着不可低估的鼓动和教育作用。记得有位先哲说过：宗教是麻醉人类的精神鸦片。同时它又是人类情感的黄金纽带。

    邓斌路经教堂门前一看，嗬，里面聚集了那么多的“教徒”——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是龙州居民和商贩，他们是那么虔诚地聆听着上帝的教诲，沐浴着安魂曲的洗礼。而布道的神甫却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中国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到了红八军军部，既没有见到总指挥李明瑞，也没有见到军长俞作豫，只有红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在此留守。

    宛旦平向邓斌详细汇报了红八军的情况和龙州的形势：

    红八军的成立，最先引起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的极大恐慌，一个叫奥普逊的领事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对我红军进行诽谤和威胁。红八军张贴告示：废除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华的一切特权。并组织全体军民集会示威。据侦察，其领事馆、海关大楼和天主教堂内藏有电台、武器和鸦片，于是，李明瑞和俞作豫下令查抄，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法国领事、传教士和一切驻龙州机构人员在24小时内全体出境。此举激怒了法国驻越南总督，遂派数架次飞机对龙州城进行轮番空袭。我红军迅速组织重机枪和炮手向敌机扫射，击伤两架，打落一架。

    龙州起义后，许多信天主教的市民和商贩纷纷要求入教堂做祈祷。李明瑞和俞作豫根据龙州的实际情况和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同时认为利用这一宗教场所正是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收缴税费的好机会，于是便让一位具有爱国之心的侨民神甫掌管教堂，传经布道。

    2月初，李明瑞找张云逸商议，趁桂军分散，南宁混敌空虚之机，决定红七军在李明瑞和张云逸的率领下，向南宁进兵。途中，在隆安与桂军近四个团的兵力发生激战。同时，红八军在军长俞作豫带领下，也正按照预定计划，向崇善进军，准备配合红七军攻打南宁。

    邓斌还了解到，左江苏维埃政府虽已成立，但实际尚未开展工作，政权仍不稳定。农军第二支队司令、龙津县县长黄飞虎公然叛变，还杀害了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农协主任何健南。靖西、镇边、天保等县的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相互勾结，成立保安部队以对抗红军。而红八军刚刚建立，兵力只有三千余人，连、营干部差不多都是旧军官，派进来的共产党员尚未掌握带兵工作。眼下，大军已经出发，而后方留守的是极不可靠的收编队伍。自龙州起义以来，红色政权与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更加深刻和尖锐了……

    年已三十有二的宛旦平是黄埔军校二期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及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后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I929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后任警备第五大队第一营营长，讨蒋南路军第一军第二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此刻，宛旦平眨动着熬得通红的眼睛，以浓重的湖南乡音说：“留守后方并不太平，狗日的黄飞虎杀害了何健南等同志，把他们的人头挂到这镇南关的城门楼上，还下战书，扬言要血洗龙州。日他娘，这些天我们睡觉都瞪着眼！”

    邓斌问：“攻打南宁经军委会讨论没有？”

    宛旦平说：“这是李总指挥和俞军长力主的，大家也都同意；七军也来电说要打，趁南宁空虚，杀个回马枪，以壮声威，扩充红军人马。”

    “太急躁啦！无论从主、客观条件上来看，此时攻打南宁必遭失败！”邓斌推断说。

    “是有点仓促，可当时情况不详，没想到桂系复活得那么快。”宛旦平将一份地下交通员刚从南宁送来的情报交给邓斌，“你看看这个吧，李、白、黄已回到老巢，并部署了‘剿歼’红军的计划……”

    邓斌看完情报，急问：“这个消息电告七军和八军了吗？”

    宛旦平说：“此情报于昨夜得到，我即刻给他们发了急电，但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电。”

    “由此看来，要是硬攻南宁，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你回来就好了，快拿主意如何办……”

    “事不宜迟，再给李总指挥和张军长发急电，要他们停止进攻南宁，并通知俞军长回师龙州。”

    “十万火急，立刻就发！”

    邓斌当即写好了电文，宛旦平亲自将电文稿交给电报员即刻发出。

    而后，邓斌和宛旦平紧急召开第二纵队团、营、连干部会，对龙州的防务做了部署。

    天主教堂的钟声在绚丽的落日霞辉里悠悠传荡，古老的龙州城陶醉在这黄金灿烂的夕阳伴随着钟声轰鸣的圣乐里，上帝的安魂曲沐浴着他的虔诚的子民……

    “邓政委，你这匸回来，我这个留守司令心里就踏实多啦！”宛旦平陪着邓斌巡视龙州各重点要道的布防。

    “从布防的情况来看，李总指挥让你担任留守司令是对的。旦平兄不愧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邓斌赞叹宛旦平的布防很周密。“但从敌情的变化看，守城的力量还很不够啊！”

    “二纵队一部，再加上工、农赤卫队，共有千儿八百人，各处要点一分，兵力就显得少了些。”

    “在俞军长率大队人马回来以前，二纵队隨时随地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人在城在，誓与龙州共存亡！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和决心。”

    “这铿锵有力的誓言，上帝听见也会感动！”

    “那就让上帝和我们一起吧，为保卫龙州而战！”

    教堂的钟声如同上帝神圣的召唤，许许多多的居民和商贩在胸前庄严地划着十字向教堂拥去……

    “阿门……”

    “阿门……”

    “阿门……”

    此刻，聆听上帝之音的人们哪里晓得，风云突变，灾难即将来临！

    此刻，他们心中只有上帝：

    应当趁着光亮行走，免得黑暗降临在你们头上……

    隆安鏖战，红七军进攻南宁受挫

    天空塞满了被山炮和迫击炮弹撕裂的骇人的尖啸声。几乎就在同时，在隆安渡口下游百米之外的江面上，载运红七军的几艘机帆船和数十只民船被密急的炮弹封锁阻拦，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被炮弹拔起的水柱，宛若被惹怒的水龙在江面上咆哮翻滚，欲将船队分割吞噬……

    当李明瑞与几名随从登上右江东岸一座石坝上时，被炮弹掀到半空中的水浪像一阵暴雨似的凶狠地砸落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李明瑞毫无感觉地举起望远镜向江面滩头阵地和东岸的山岳丛林里巡望片刻，遂放下望远镜，一脸严峻，沉重地走下石坝，向设在隆安镇的指挥部快步走去。

    他断定，对手决不仅仅是右江地区的反动民团，而是桂系的正规军。

    隆安，是一个拥有上千户人家的大集镇，坐落在右江的东岸。狭窄的石板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屋，在右江沿线来说，这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宝地，同时它又是通往南宁的重要的水陆要塞。

    红七军的临时指挥部设在镇中一所庭院里。院中有一棵千年老樟树，它高大、挺拔、苍劲，伟岸的树干高踞于鳞次栉比的房屋之上，横空直伸的枝条撑起像巨伞状的树冠，覆覆盖盖，荫护着在这些小院子里繁衍生息的世代庶民。

    一张军用地图铺展在堂屋中央的两张拼凑一块的木桌上。军长张云逸及第一纵队司令李谦、第二纵队司令胡斌、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等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形势的严重性，与会者都已察觉到了。

    但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行动是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与敌人进行的首次较量，尽管中途突遇敌人阻击，与最初的计划很不一样，但不能把它看作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目前水陆两路红军已集结隆安，如若就此临阵不战而撤，这样不仅会影响全体官兵的士气，也会使右江地区的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和积极性受到打击。

    会议决定在隆安与敌人展开一场生死交战。

    当李明瑞赶到指挥部，张云逸等已迅速将具体作战部署制定完毕，要各纵队分头去实施。

    “张军长，看来敌人的势头很大哟！”李明瑞接下张云逸递过来的一杯水一饮而尽。“我判断，是李、白的正规部队，少说有一万人的兵力。”

    “裕生兄谙熟敌性，果然料敌如神！”张云逸将一份从龙州发来的敌情电报交给李明瑞，“这是宛旦平拍来的电文，李、白、黄已在南宁宣布东山再起。白崇禧调动四个团的兵力开赴右江对我进行‘会剿’，加之左、右江的民团，实有万余人马，来头确是不小。”

    李明瑞看罢电文，沉思片刻，说：“这个情报来得很及时，我们若是提前行动数日，即使拿下了南宁，也要与李、白、黄狭路相逢，少不了一场恶战。”

    张云逸说：“迟早都要与其恶战，在隆安打在南宁打都一样，从战略意义上讲，在隆安与敌交手要比在南宁更有利。”

    李明瑞点点头，沉吟道：“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胜之兄，既在此与敌一决，而我意是，切莫恋战。”

    看得出，李明瑞此时的声调与平时的倔强自信的气色极不一致，当初那种激奋的冲动与决绝的“不惜一拼”的神情已被一种抑郁所隐盖：他是担心刚刚成立的年轻红军受到难以预料的损失。眼下的这支部队已经不是他和表哥俞作柏主政广西的队伍了。队伍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明瑞的心头禁锢着一种被嘲弄的怒火，他觉得狡黯的历史又一次地欺骗了他：举义讨蒋受挫未就，这次攻打南宁又中途而废！

    张云逸说：“打不赢就走嘛！我们就牵着牛鼻子在山山水水间转！”

    敌人猛烈的炮火已经把隆安镇东面远近几座山头的树丛剥光了。

    2月12日。这是开战的第二天。

    红七军第一纵队的战士们借着炮弹坑和山间沟壑作为抵抗的工事，与敌军作拼死的搏斗。

    下午，第一纵队的前线阵地淹没在敌人的炮火中，血肉横飞，弹片啸叫，撼天动地的呐喊……鲜血和泥沙凝固在一起的褐紫色山地上，遍布着支离破碎的肢体和横躺竖卧着敌对双方濒临死亡的伤员。山崩地裂的搏斗，已经持续了两天。一团团黑色的硝烟，掠过阵地上空，犹如战神翅膀投下的阴影。

    纵队司令李谦站在阵地右侧的一座山包上，举起望远镜向一线十多个山头即将陷落的阵地巡望，仿佛进入一场险恶的梦境：那些濒临死亡的双方伤员滚打厮咬在一起，都在使出最后一口气将对方掐死或咬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却瞪着目眦欲裂的眼睛傲视着硝烟漫卷的苍穹。

    阵阵灼热的山风携带着混浊的滞重的血腥气味打到他的脸上，像飘拂的火，辛辣的硝烟直刺鼻腔，使他口焦舌燥，窒闷欲吐。

    这是战斗的间歇，它意味着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在重新组织调整兵力之后，再来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波浪式的反复冲击，犹如惊涛裂岸，阵地一片一片崩塌，预示着即将沉没。

    “报告司令，李总指挥来了。”一个毛头毛脸、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的警卫员猫着腰蹿到他跟前报告说。

    李谦忙走下山包去迎李明瑞。

    “总指挥，你不该到这里来！”李谦嘶哑着嗓子说。

    “一纵队打得很顽强。但不能再打下去了，必须马上撤离阵地！”李明瑞以命令的口吻说。

    “你是说，要我们主动放弃阵地？”

    “是的！”

    “嗨！现在双方都標上了，像牛皮糖撕都撕不开。”

    李明瑞举起望远镜朝四下观察了一下，然后说：“刚才我和张军长接到邓政委从龙州发来的急电，建议我们应迅速撤出战斗……”

    “噢，邓政委从上海回来了。”

    “他现在正在龙州。”

    李谦盯视着总指挥那黧黑如山岩般的面孔，心情是苦涩的、悲壮的：妈的，开局不利，这仗打得有点窝囊！

    李明瑞又把望远镜伸向敌人的纵深，只有从纵深才能看到敌人有没有后续力量。火线是一目了然的，他把目光投向敌方那隐藏着奥秘的地方。他判断，敌人正在加紧向两翼运动，欲把红军围歼于右江河谷：“看来对方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官。”

    “他是谁？”

    “号称‘小诸葛’的白老二。”

    “怕他个屌！交手两天他白老二也不过如此。”

    李明瑞瞥了这位年仅25岁、黄埔一期生的纵队司令一眼，仿佛看到了儿年前自己的影子，看到了北伐路上贺胜桥的那场恶战。

    战场上，每个战士都成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酷烈的战斗把每个参战者的全部热情都鼓荡起来，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战斗多么残酷（那是明摆着的），而是人类原始野性乃至兽性的复归，决斗的欲火使每一根脉管都急剧膨胀，使每一条肌腱都绷得簌簌发抖。这是战场以外的人所不能理解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一种情感——正像他们无法体验到飞蛾扑向火苗时的高度的兴奋与豪壮一样。任何勇士都需要那种搏战的氛围，正像使血液沸腾的铜鼓军号和卷起心灵风暴的交响乐章——这是一种使死者也能站起来的战斗氛围，满身血浆，衣装焦烂，气喘吁吁，痴狂地呐喊……

    李明瑞已屡屡体验过这种激情，并且屡屡营造出这种氛围。他把这激情、这氛围叫作：战争沉醉！

    眼前的场面依然如故：双方的暴烈的战斗本性，都被疯狂的进攻和顽强的抵抗刺激起来了。这里既不是猎豹对着饿狼，更不是猛虎对着绵羊，而是红色战神对着白色战神，红色雄对狮着白色雄狮。

    第一线激战的间歇平静，更使人莫测高深，它隐藏着诡诈和危险，它会猝然发出撼天动地的惊雷！

    “仲武（李谦字）弟，对方的一些团长、师长，恐怕大多是你我黄浦军校和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在北伐战场上，也都有过赫赫战绩。”

    “是啊，后来由于志向不同，分道扬镳，成为仇敌。”

    “并不因为他们的反动，就成了懦夫和笨伯吧？”

    “那是。双方的成败，不在某个人的才干大小或德行优劣，而是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党派乃至一个阶级的腐朽或是新生。”

    “仲武弟说得很有道理。”

    赤裸雄浑的落日已撞碎在西边的山崖间，半个云空浸染得血红，把山岳和森林映衬成黛色的剪影。

    敌人新的一轮进攻又开始了。

    他们显然已经发觉，红军要撤离阵地，故调集火炮对隆安渡口的船只和滩头阵地进行猛烈轰击。

    其实，停泊在渡口的船只只剩下十几条木船。七八艘机帆船除两艘抛锚被炸毁外，其余的已于上午和下午载着伤病员溯水而上开往了平马。扼守滩头阵地的第三纵队一部在韦拔群的带领下，也已于黄昏前撤至隆安镇西关外待命。

    天色迅速地暗下来，蒙蒙雾霭吞没了江面，村舍和山野到处流漾着乳汁般的黏稠的雾团。

    这对防守不利，而对撤离是十分有利的。

    敌人看不淸目标，便胡乱一通地打炮，不让红军有半刻喘息时间。炮声在雾中显得沉闷仓皇，落点零乱。可是，这种目标点散乱的炮弹，有时危害极大，往往歪打正着——有一发炮弹恰恰落在红七军指挥部的院子里，将那棵大樟树炸劈了一枝主干，粗壮的树身拦住了炮弹爆炸时的强烈冲击波，而使指挥部幸免遇毁。军长张云逸临撤走时，向受伤的大樟树深深鞠了一躬。后来他回忆说：“好险呐！多亏了那棵大樟树遮拦，不然我和我的指挥部就不复存在了。解放后，我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期间，曾去过隆安，可是那个庭院和那棵大樟树已毁于战火……”

    当时，张云逸正向二纵二营营长冯达飞下达用山炮攻击敌人一号阵地和火炮阵地，掩护第一纵队撤离的命令。

    冯达飞这位黄埔一期生曾去苏联（1925年7月）进修炮科专业的军事教官，当即指挥六门山炮和十门迫击炮以他白天已经测算好的精确度和定位，向敌人的前沿阵地和火炮阵地发起还击。

    炮火的气浪使浓雾激荡起来，流动起来，在被撕碎的乳白色的雾霭里，不断地闪射出条条金鞭似的子弹曳光。只见敌人在连、营、团长的督战下，像黄蜂般乱蛰乱咬地狂吼着，踏过他们自己弟兄的尸体，向红军第一纵阵地冲击。

    李明瑞知道，桂系军队曾在北伐时就以骁勇善战闻名军旅。每当战局危殆，激临绝望或殊死一搏的关键时刻，连、营、团乃至旅长、师长都要赤膊上阵，带着敢死队督战冲锋，这是桂军克敌制胜扭转战局的一大绝招。

    李明瑞用冷峻的不容怠慢的目光扫了李谦一眼：“快趁着我们的炮火掩护，撤出阵地！战场需要理智，不是感情！”

    “撤！”李谦对通信员吼叫一声。

    只见阵地上，敌人冲上来，被打下去；打下去，又冲上来。掩体、堑沟、岩石、弹坑，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种拉锯战、白刃格斗，显得异常严酷而壮烈。

    前沿一线阵地的两个连队打红了眼，拒不后撤。人类的疯狂拼杀本性一旦被剌激、喷发出来，拼杀成了目的。直到夜幕将一切笼罩，敌人停止了冲击，他们才挥泪与洒满鲜血的阵地告别……

    龙州失守，红八军如此悲壮遭遇

    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接到邓斌发来的急电后，遂率领第一纵队从崇善撤回龙州。

    邓斌召集红八军军委和地方党委的干部会议，根据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精神和中央军委对红七、红八军的指示，在会上作了详细的报告。

    会议决定，红八军暂时组成一个前委，由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兼前委书记，总的方向是与红七军会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进展，以期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会合。

    会上，俞作豫对红八军向红七军靠拢的决定，表示服从，但他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俞作豫认为，红八军刚成立不久，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运动和开展土地革命，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局面刚刚打开，基础尚须巩固，如果这个时候将红八军主力撤出龙州，去会合红七军，不仅群众的情绪和社会秩序会受到影响而不稳定，而且龙州一带的反动势力也会趁隙而入，卷土重来，向新生政权反攻倒算。

    会后，邓斌同俞作豫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邓斌说：“俞军长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也是我们既定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形势的变化要比我们原设想的计划快。桂系军阀重掌广西，龙州是南宁的通衢门户，他们对龙州不会坐视不管。”

    俞作豫说：“李、白、黄虽重操广西中枢，但元气大伤，为蒋介石效命的陈济棠、何键仍在湘桂边、粤桂边陈兵布阵，随时准备占据柳州和梧州。这个时候，李、白、黄对付他们还顾不过来，岂敢调重点来对付我左、右江呢？”

    邓斌摇头笑了笑：“他们若是如此打算，这对于我们当然是有利的。可是，情况表明，红七军在隆安与敌交战的正是桂系的正规军。”

    俞作豫也笑了笑说：“这因为我们要攻打南宁，他们不能不急于应付。”

    邓斌呷了一口水，接着又点上一支烟：“隆安之战已经打了两天，战况不详。七军若战斗失利，势必撤向右江上游地域，而敌人很可能调转过头来，进犯龙州，而我八军实力与敌悬殊甚大，到时龙州危在旦夕，我八军将陷于十分险恶的境地。”

    俞作豫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些我也都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很大。可是……”

    邓斌很明白他的“可是”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担心八军一旦撤出龙州，部队的生计和一切费用都无从着落了，对吧？”

    俞作豫说：“自八军成立以来，全部经费来源皆靠龙州地区的税收解决，你拔腿开走了，人家不会把税金给你送上门去。仅靠我们现存的一些积蓄，打发不了几日光景。”

    邓斌说：“所以使得你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向七军靠拢。”

    俞作豫说：“但我还是服从大家讨论通过的决定嘛。”

    二人开诚布公的直率谈吐，虽然认识上有不同之见，但彼此间的情感是相融相通的。

    红七军在隆安战斗失利，主力已向果化、平马一带撤退。白崇禧一方派兵追击，一方调集四个团的兵力进犯龙州。

    红八军此时已认识到龙州是绝对守不住的，因此为了保住与红七军的联系，决定打下左、右江之间的重要通道——靖西。

    邓斌和俞作豫布置完龙州的防务，便匆匆与俞作豫、宛旦平等告别，赶回右江。按商定的计划，他星夜赶到驻扎雷平的红八军第一纵队，指挥攻打靖西通道。

    为加强对旧部队的改造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斌即在第一纵队建立了党委，强调指出：党委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纵队中的一切大事，都要经过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并团结党内外同志以实现部队的团结和行动一致。

    据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回忆：邓政委于3月上旬赶到雷平，在雷平建立第一纵队党委之后，便亲自指挥第一纵队向靖西敌人进攻。他对年轻的第一纵队，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指示。在行军到达湖润时，他向第一纵队官兵宣讲了红军三大任务以及政治宣传工作对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会使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叫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他说：我们把这些道理讲通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何家荣说：第一纵队近两千人的兵力，分两个战斗梯队向靖西进发。于3月11日包围了靖西县城。邓政委亲临前线和我同在南门外阵地（即现在的靖西大桥附近）指挥作战。在围攻了四天尚未能攻下之际，邓政委因急于返回右江向红七军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故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我便派谭晋连长率领第八连护送他去右江。握别时他指示第一纵队一定要把靖西攻下来，扫除左、右江联系的障碍，并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

    何家荣说：临行前，邓政委再次电告龙州俞作豫军长等，务须照决定原则执行，红八军在龙州不能立足时，应迅速向右江推进，以取得与红七军的联络。

    红八军第一纵队面对的虽是地方民团和土匪武装，但这些民团和土匪却得到桂系军阀的支持，在悬赏大把大把的光洋的诱引下，他们凭险而据，死守城池。

    俞作豫见第一纵队久攻靖西不下，便电令何家荣率第一纵队撤回龙州。

    谁知，第一纵队在撤回龙州途中，与进犯龙州的桂系正规军遭遇，双方在铁桥展开激战。第一纵队伤亡惨重，有四百多名官兵壮烈牺牲，司令何家荣和参谋长袁振武即率部向右江的果化、平马突围……

    此时，敌人已重兵压境，向龙州逼围。红八军第二纵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进行英勇抵抗，激战一天一夜，最后放弃龙州，被迫突围。红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营长雷献廷等在掩护部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军长俞作豫率领仅剩七百余人的队伍向凭祥转移，敌人尾随追击……

    桂系发出通缉令，分别以1000大洋、500大洋、300大洋捉拿李明瑞、俞作豫及红八军主要领导人。这时红八军内部已不巩固，一些旧军官与桂系奸细勾结，加紧叛乱活动，团长刘西定叛变，致使第二纵队丧失：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转移中被叛徒出卖逮捕后，押往南宁杀害；一批政工人员被迫离开部队；许多红军官兵和农军战士被叛敌枪杀……

    年轻的红八军和龙州革命政权仅存在一个半月而至此失败。

    红八军军长、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俞作豫及廖光华、王敬轩等一行几人化装成商人逃脱追捕，经香港到广东寻找中共组织，1930年8月在深圳因叛徒出卖被捕，9月6日被粤系军阀陈济棠杀害于广州红花岗。年仅30岁的俞作豫在慷慨就义前，无比悲壮地写下了绝笔诗句：

    十年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

    红八军失败后，其攻击靖西的第一纵队，在司令何家荣、参谋长袁振武的带领下，几次要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均因敌人强大围攻而不得，乃退至贵州边界。——红八军仅存的这支队伍，历尽千辛万苦，转战滇桂、黔桂边境数月，剩下三百多名战士，在参谋长兼纵队司令袁振武（何家荣因受重伤被安排当地养病）的率领下，终于于1930年9月间在广西河池地区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会合。

    从此，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并入红七军建制。

    护送队途中遭险，邓斌巧布迷阵渡右江

    黎明时分，晨露打湿的茅草刷刷分开，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沿着右江支流龙须河峡谷，向深山里疾进，踏倒的草丛又得快地挺起，遮住了这支队伍的足迹。

    他们无人说话，似有万钧重负……

    前面是层层叠叠的山峦和深不可测的山林，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们。说不定迎面突然扫来一排子弹，他们之中，又会有不少伙伴倒地死亡。这些可恶的山贼土匪十分凶残，被桂系招安后，在各自盘踞的地盘内袭击和追杀红军。

    山风萧萧，复生的植物的清芳和枯死的腐叶朽木相混合的气息，在山岚的涌动升漫中弥散开去。

    这支队伍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紧紧相随呼应着，在山林、谷涧秘密穿行。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但他们绝不放慢脚步，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酸臭的汗味，挂满汗珠的脸颊拂着晨风的清凉。他们在两个小时前从敌人的包围中突破出来，必须在天亮前摆脱敌人的追剿。

    这是护送邓斌去右江东兰的红八军第一纵队的一个连，从靖西一带冲到右江。三天来，他们一直处在不断地突围被围、再突围再被围的遭遇之中。

    再让敌人黏上，那就完了！

    红七军在隆安吃了败仗，遂向果化、平马撤退，又被敌人追至亭泗，双方再次血战，激烈异常。经过三昼夜交锋，红七军终于粉碎了敌人欲将其围歼于右江河谷的企图。在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后，红七军于2月中旬进入东兰、凤山一带休整。此时已与红八军失去了联系，派交通员打探回来的消息，令李明瑞和张云逸等极为悲痛，他们为红八军的悲惨遭际深表痛心和惋惜。

    3月初，红七军粮秣匮乏，遂决定向外游击一个时期。第一、第二纵队由张云逸率领向北边的河池一带活动；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留守东兰。

    此时，右江沿岸已完全为敌人所占领，并在恩隆（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等重点城镇建立据点，以封锁东兰与外界的联系。

    此时，南宁桂系的首领们，为如此高妙的“欲擒故纵”追剿红军的部署颇有收效而洋洋得意……

    熹微的曙色将夜的帷幔轻轻地拂去，莽莽苍苍的群山渐渐展露出睁嵘气象。

    外号叫“金刚钻”的向导黄大龙告诉邓斌：“现在已进入思林县境内，再翻过前面的老界山，就到了右江岸边的东吞村。”

    “东吞村？噢，晓得，晓得。”邓斌马上记起来了，去年11月下旬，他从百色出发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曾经过这个村子。“这可真是‘高山仰上疑无路，曲径通幽别有天’啊！黄大龙同志，这一路冲杀突围多亏你引路。”

    黄大龙是右江地下交通员，对这一带极为熟悉。他说：“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带领赤卫队在那里接应我们。”

    邓斌问：“从这里到东吞村还要走多长时间？”

    黄大龙说：“路上只要不再遇到麻烦，天黑前准到。”

    “那好，我们加快腿杆子赶路！”

    “联络的暗号是：他们在村口的沙滩上烧三堆火，我们对暗号是晃三下火光；如果看不到沙滩上的火堆，就说明情况有变。”

    东吞村离思林县城二十来里路，北达东兰，西南通龙州，面向右江，背靠大山，是个依山傍水的壮族村寨。自桂系军阀派兵追剿红军以来，右江一带“剿共清乡大队”活动猖叛，杀人放火，制造了许多无人村。农民赤卫队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由公开转入地下。几天前，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就已接到从靖西送来的通知，要他一定保卫好红七、红八军总政委一行的绝对安全，接应并护送首长顺利过右江到达东兰。

    为缩小行动目标，预防在路上发生意外，邓斌对分成的三个战斗小组进行部署：部分赤卫队员和两个警卫班为一组作前锋，他带着一警卫排为一组在中间，另一组由连长谭晋率领为后卫。

    这一路多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险，还要随时应付隐藏在深山老林之中的土匪袭击。

    傍晚时分，队伍已悄悄接近东吞村。一双双眼睛都注视着村口沙滩上那个联络暗号。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大家等得焦急，却仍不见村口有丝毫动静，怀疑情况发生了变化。

    再等等看。邓斌要大家沉住气。

    晚上九时许，沙滩上突然燃亮了三堆火！

    黄大龙兴奋地对邓斌说：“是陈书记接应我们来了！”

    邓斌立即吩咐道：“快，快对暗号！”

    黄大龙将准备好的松明火把点着，举起来晃了三下。

    暗号对上了。

    连日突围奔波，已经疲惫的邓斌和他的护送队员们无不沉浸在这种生死相逢般的喜悦之中……

    一锅老南瓜煮米粥，使大家吃喝得也都精神振作起来。

    邓斌喝下一碗粥，又喝第二碗，适才把速度放慢，一边喝粥，一边看着一张军用地图，突然问陈鼓涛：“这里离东兰大约还有两三天的路程吧？”

    陈鼓涛说：“是的。只要过了江，进入东兰县境内，就安全多了。”

    邓斌又问：“渡江的船只有困难吗？”

    陈鼓涛说：“船只都被民团搜走了，我已派人准备好了竹筏，藏在岸边树丛里。”

    “好！在天亮以前，我们必须渡过江去。”

    接下来，邓斌询问了当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向陈鼓涛及农会负责人讲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好处和怎样进行土地革命。

    “记得你们这个地方有位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叫黄治峰，他现在就在红七军当纵队副司令呢。”

    讲起黄治峰，陈鼓涛介绍说，黄治峰与韦拔群交情甚密，亲同手足，并对韦拔群十分推崇，曾改名叫黄卓群。5年前就和韦拔群先后搞起了东兰、奉议农民运动讲习所，领导奉议农民武装打土豪分田地，黄治峰担任奉议县农协主席和农军队长。百色起义后任右江赤卫队总指挥、红七军第三纵队副司令。

    陈鼓涛说：“黄治峰同志参加革命时曾写过一首诗，广为流传，每个赤卫队员都会背诵。”

    邓斌说：不光是赤卫队员，现在红七军广大官兵也都会背诵呢——

    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

    “这诗句，很有气魄！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当然，干革命就会有流血，有牺牲；革命的航程也不会一帆风顺，有风浪，有暗礁；许多同志在我们的前头倒下了，但先烈的血不会白流，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夜深了，半轮残月已被厚厚的云彩覆盖，旷野愈加显得寂静、阴森。

    “砰——砰——砰——”一阵凄厉的枪声忽然从村头南面的山脚下传来。

    接着，又从村北头传来狼狗的狂吠声。

    这时，当地的一位赤卫队员跑来报告说：“民团又出动了，村头村尾都发现敌人，正向村子包围过来！”

    大家的情绪都紧张起来：如果天亮前不能抢渡过江，将有全部覆没的危险。

    邓斌估计，队伍的行动可能被敌人发现了。

    陈鼓涛说：“邓政委，我带领赤卫队阻击敌人，你和警卫队抢渡过江！”

    邓斌问：“估计敌人有多少兵力？”

    陈鼓涛说：“这些天来，敌人的清剿大队调集三个县一千多人的保安团封锁通往东兰的各个要道，我们赤卫队因与敌力悬殊，只能与敌周旋。”

    邓斌说：“如果敌人少，我们就先吃掉它，然后再渡江，你看如何？”

    陈鼓涛说：“我估计，敌人夜间出动，兵力不会太少。”

    邓斌说：“敌人多，那我们就不能与敌硬拼。”

    陈鼓涛说：“ ”

    不管冒多大危险，我们一定把你们送过江去！

    邓斌了解到东吞村两面环山，地势好像一个猪槽形状，只要把两头山路隘口守住，就能顶住敌人的夹击，于是果断地说：“老陈，我看我们不妨分成两路，你带一路在村南头打，我带一路在村北头打。”

    陈鼓涛虽表示赞同，却不免有些担心这一百多人的队伍能否顶住民团的进攻，万一顶不住，后果不堪设想！

    邓斌看出了陈鼓涛的心思，于是便说：“老陈，在敌人还没有弄淸楚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之前，先以强猛火力出击一下，即可暂且把敌击退，然后，我们抢时间过江。”

    陈鼓涛说：“好吧！”

    刻不容缓。赤卫队和警卫队迅即兵分两路，占领村南村北的隘口，与敌展开决战。

    为解渡江之围，陈鼓涛速派出3名交通员攀越山崖，联络周围村寨的赤卫队火速增援，从敌后侧击。

    一个小时之后，村南村北枪声大作，杀声震天……

    周围村寨的赤卫队接到命令，便集中土枪土炮和成筐成篓的鞭炮分别在敌人背后发起进攻。他们用火药做成的滚雷弹从山坡上向敌群投射，“噼哩啪啦”的鞭炮也同时在山坳里点响，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呐喊声：

    “冲啊——”

    “杀啊——”

    “红军优待俘虏——”

    “缴枪不杀——”

    敌人真的相信遇上了红军的大部队，顷刻阵脚大乱，纷纷夺路而逃……

    枪声渐稀，东吞村很快又恢复平静。

    邓斌紧握着陈鼓涛的手说：“老陈，谢谢你们！敌人哪里会晓得中了我们的‘十面埋伏’！”

    陈鼓涛如释重负地笑着说：“这一仗打得很漂亮！邓政委，咱们一起过江吧！”

    这时，东方露白，天色微亮。十几只竹筏载着这支近百人的队伍竞相朝右江对岸划去……

    血腥的日子，山袜悲啸，江水呜咽

    红八军的覆灭，使桂系军阀“剿共”的气焰更加嚣张。白崇禧令梁朝玑师从靖西一线向右江推进，配合谢崇坚、黄金廷地方民团围歼红七军。

    红七军隆安之战失利后，于2月中旬撤离百色，向东兰、凤山转移。至此右江沿岸所有城镇尽陷敌手。

    土豪劣绅“还乡团”又杀回乡土。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比国民党军阔部队还要疯狂残酷。在“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掘地深三尺，挖根不留苗”的口号下，山林悲啸，江水呜咽，燃烧的村寨在冲天火光中相经倾圮，整个右江苏区被滚滚狼烟和此起彼伏的枪声湮没了。

    一时间，苏区成了恐怖、愤怒、仇恨的世界，成了血与火的世界。右江两岸的泥土被鲜血染红，右江人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红七军主力撤出百色的第二天，在百色城边的黎园村——右江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处，一个营的桂系部队端着剌刀，把全村的男女老幼五六百人驱赶到苏维埃政府的大院里。“剿共”团长、本乡逃亡地主阔少黎洋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站在房前的台阶上。他的初具规模的“剿共”团还只有12个人，个个穿着黑色短打，双手叉腰，凶神恶煞似地盯视着群众，犹如12头猛兽，准备一声令下便扑向猎物——对于屠杀群众来说，这12个打手比一个营的桂系部队毫不逊色。

    敌营长在临时搬来的一张方桌前落座，剃得锃亮的光头在太阳下闪着青色的光晕，嘴上叼着烟卷，一对眯缝着的猫眼，一脸的笑容可掬，犹如一只秃鹰瞅着它爪下的小兔，欣赏着小兔的恐惧与颤栗。

    黎洋生的表情与“秃鹰”大不相同，这是他毕生的衔恨泣血以待的日子，他那金丝眼镜后面两只细小的眼睛已睁得不能再睁大的程度，眼里喷射着复仇的火苗。他想到三个月前那个可怕的日子，就在这个院子里，他的父亲跪在韦拔群和这伙穷光蛋面前，被几个赤卫队员摁着脑袋扣上纸糊的高帽子，他作为留过洋的孽子陪父挨斗。他感到自家的尊贵受到了亵渎，他的太阳穴犹如乱炮轰鸣，若不是为了后来报仇，他当场就会同他们拼了。他没法忍受父亲的受辱，但他在那一时刻，重温了父亲讲的“伍子胥衔恨十九载，掘墓鞭尸楚平王，以报父兄之仇”的故事。他不相信他父亲欠下了好几条人命的血债，更不相信他父亲继承了祖业便是吸血鬼……

    他看到一个老汉，为受辱自尽的儿媳揪掉了他父亲的几根长须……

    他看到一个老妪，疯了似地用尖尖的小脚踢他父亲的脸，是他父亲逼死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黎洋生面色惨白，肝胆俱裂，完全陷入可怖的赤色海洋里，感到末日来临。当他即将丧失理智冲上去与“赤色魔鬼”一拼了事的刹那间，他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洋生，我罪孽深重，死有余辜，你快带领全家人跪下！你这畜生听到没有，快给老少爷们跪下！跪下……”

    老谋深算的老地主命令着儿子，凄哀的眼神里仍透着家长的威严。

    黎洋生带领全家老小跪下了。他看见父亲老泪纵横的眼眸里隐含着一种惟有儿子才能看懂的东西——这是惊心动魄的一瞬，一双急剧充血、膨胀的老眼里，疯狂与绝望凝结成冰块，结下了势不两立，永不和解的仇恨！并以此向儿子预示了未来的一场杀劫！

    大名鼎鼎的韦拔群向大家讲话：“百色起义成功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这是多么权威的声音！这声音犹如惊雷般在黎洋生头顶上轰鸣滚动！

    接着，年轻的村苏维埃主席、曾与他在一起读过三年私塾的黎田生，向老地主厉声喝道：“限你今天交出全部地契和浮财！”

    “我交，我交……”老地主连连叩头。

    “押进城游街！”

    年轻的村苏维埃主席那威严的手势，现在还留存在黎洋生的眼前。他不会忘记，老地主的父亲在游完街回家的路上，突然口吐血沫倒地而死的情景。当天夜里，他和两名家丁携带一箱金银财宝逃进山林……

    ……

    “乡亲们，大家受惊了，你们还记得三个月前在这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吗？用共匪的话说，斧头砸碎旧世界，镰刀创出新乾坤。是啊，那时天晴日朗，百色一派繁忙景象。但只可惜呀，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乡亲们都是好乡亲，就是有不对的地方，也是被赤色分子教唆的。现在，我宣布，凡是当过赤卫队员、农会会员、村苏维埃委员、共产党员的，都站出来，一律站到这边来——”黎洋生指着地上摆着的一口铡刀和已经烧得滚沸的油锅，“听到了吗？你们有种的就自动站出来，别装缩头乌龟，免得连累乡亲！如果让我一个一个去认，一个一个拉出来，那可就有失体面了！”

    全场鸦雀无声，笼罩着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村民们脸上混合着恐惧、愤恨的表情，互相依偎着，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

    黎洋生寻视着全场，他一眼便看到了他的老同学、村苏维埃主席黎田生就站在人群里。他的右手本能地握住了挎在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枪柄。但他松开了，暂时遏止住体内那迫不及待的复仇渴念，慢慢体味一下复仇的甘美岂不更好？咕咕咕咕咕咕——他发出一阵古怪的鸡鸣般的狂笑！

    “秃鹰”营长令一个士兵把一托盘现大洋端到方桌上，他随手抓起几枚拋向半空，“铮一浄一铮一”银元发出弹奏古琴般的音乐，光灿灿亮晃晃地又回收到他的手掌里：“乡亲们，看到了吧，这边是现大洋，那边是铡刀和滚油锅！李明瑞率赤匪残部逃窜了，留下韦拔群一小股在东兰武篆负隅顽抗，据悉还有几个共党派来的代表现均被我方通缉捉拿！谁能提供他们的有关情报，现赏大洋一百元；谁能指出在场的赤色分子，现赏大洋五十元！”

    全场一片死寂。

    “怎么，竟然没有一个肯站出来？”黎洋生狰狞地笑着，“哈哈，原来那些英雄好汉都他娘的是假的！”

    他伸手指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两个打手立即扑向人群把老头拉到台阶前。人群像被急风吹刮的树林，掀起一阵骚动。

    黎洋生对老头说：“我知道你是本村德高望重的老者，那就请你把我们要的人指出来，不然，你就带头死给大家看！”

    老人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

    黎洋生似乎看到他爹爹的白胡须在发抖，他从桌子上操起一把牛角尖刀，只见白光一闪，老人的一只耳朵落在地下。人群扬起一片惊叫。

    老人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

    鲜血顺着老人的脖子、胸脯流淌。仿佛整个百色城，整个右江苏区，借着老人的形象，鲜血淋淋地站在苦难的大地上！

    黎洋生嗜血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又是一个残酷的冷笑。只见他手中的牛角尖刀又闪出一道白光，老人的另一只耳朵也落在地下。

    老人摇摇欲倒，但挺住了，冲着黎洋生的面孔吐了一口血痰：“你这狗杂种，论辈分你该叫我老太爷！你小时候在江边洗澡，被水冲走，是我救你条小命！”

    黎洋生似乎突然记起来了，脸上的肌肉微微一颤，说：“那好老太爷，你死了，我为你厚葬……”

    声音未落，村苏维埃主席黎田生像一头发狂的公牛冲出人群，致使那些团丁和卫兵来不及防备，他已扑到黎洋生跟前。黎洋生面对这猝不及防的袭击竟忘了手中的武器，条件反射似地连连向后猛退，被身后的椅子绊了一脚，仰天跌倒在地。黎田生扑上去与他撕咬滚打在一起。

    团丁和卫兵都端起枪瞄着却不敢开枪。

    “秃鹰”营长抡起手枪枪柄，狠狠地砸在黎田生后脑勺上，另一卫兵用刺刀从背后插进了他的下腹。

    黎洋生从他的仇敌身边狼狈地爬起来，他的只剩一个镜片的眼镜沾满了血浆。

    在这胆颤心惊的瞬间，黎田生猛然跃起，带着一股凄厉可怖的威猛之气，重又扑向黎洋生，却被几个卫兵死死地揪住。

    “我要亲手铡死他！铡死他！”黎洋生穷凶极恶地吼叫着，奔过去拉起了铡刀。

    “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黎田生喊着口号走向铡刀，他想从容就义，可是，白狗子却不给他这个光荣。他们把他的双臂别在背后，按住他的头颅，推他前行，那样子好像是他惧怕死亡。

    “慢！”“秃鹰”营长一声断喝，眼里闪出嘲弄的近似鬼怪的光芒，走到黎田生跟前。“看你是一条好汉，我要为你刀下留情。你是苏维埃主席，你当然知道苏维埃的牌子埋在哪里，镰刀锤头加木犁的旗帜藏在哪里，还有苏维埃政府的图章、文件放在哪里，你当然还知道本乡以及百色城里隐藏的党员和工人、农民协会人员的名单……”

    太阳悬在当顶，放射着白炽灼人的光线，似一把把寒刀，森森闪着冷芒。

    黎田生站在血泊里，血浆顺着大腿像几条红色小溪仍在热殷殷地流淌……

    “秃鹰”以感人的声调对黎田生又是对大家继续说道：“人活着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你干革命，搞苏维埃，是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如果你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应该为过好日子而活着。”

    他拍拍自己的胸脯，又指指周围的卫兵：“噢，我和这些弟兄也大都是穷苦人、下三烂，不也是为了过好日子才来为国民党、为‘龙头老大’干事，才应差前来剿共铲赤匪的吗？”

    “秃鹰”的话直白而简单，似乎蕴含着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哲学家们争论了几个世纪的深奥哲理。

    “呸！你要我说出来全是做梦！”黎田生怒斥道。

    “那好，你就去死吧。”“秃鹰”轻轻点了一下手指。

    人们都紧闭着眼睛，互相偎抱着把脸埋在对方的肩窝里，不忍看那被抬起的闪出冷月弧光的铡刀。

    而那位被割去两只耳朵的老人，却瞪着眼睛，看着铡刀猛地落下时血浆飞溅，村苏维埃主席那颗高傲不屈的头颅在“咔嚓”一声中“咚”地落在地上，无头的身躯急剧地痉挛、扭曲、跃动、翻转，而后缩成一团，一股股血注喷泉似地射出，在屠场上洒扬着红雾，那躯体四周很快汇成一片血泊，那血泊在慢慢扩展，被泥土浸干……

    老人摇晃着身子，暴瞪着双目，颤顫巍巍地向刽子手黎洋生扑抓过去。黎洋生慌忙拔出手枪，向老人连开了两枪。

    “狗杂种……你会遭报应……”老人怒骂着，身子像一桩木头歪倒下去。

    黎洋生瞠目而视，他似乎从中看到了一种陌生的不可抗拒的东西向他劈头盖脸地压过来。他已经没有耐心让人们目睹他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试验了，准备下令用机枪将在场的群众全部扫掉。当他看到人群中有人昏倒时，他相信这些被赤化了的泥腿子并不全是金刚。他决心加速复仇的进程。

    他将那个曾用一双尖尖的小脚踢他父亲的老婆婆从人群中寻找了出来，亲自用铡刀剁去了老婆婆的小脚……

    接着，他把两个村农协委员捆成粽子样，同时丢进了滚沸着的油锅……

    “秃鹰”滋滋有味地喝着荼，吸着烟，像一匹嗜血的狼，欣赏这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他的目光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绿，他要在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群中，为这天晚上纵欲作欢物色一两个中意的姑娘。但是，在场的女人中，他发现没有一个能与昨夜陪他睡觉的黎洋生的三姨太相比。后来在他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这些大姑娘小媳妇的脸上，都抹了锅底灰。

    黎洋生顺着“秃鹰”直勾勾的目光发现了一个瓜子脸、头上盘了个发髻的女子，这女子披一件大襟破布褂子——这显然是一种伪装。他走过去，抬手撕下她的假发髺，又将她的大襟破褂子剥下来，立刻裸露出白晳的肌肤和丰满的胸乳。他“啧啧”了两下嘴巴，令团丁把这女子揪到台阶上。

    “把她的衣裳全剥光！让弟兄们瞧瞧，这黎园村还有这般鲜嫩的娘子！”“秃鹰”笑着说道。

    这女子慘叫着，挣扎着：“畜生！畜生！你们这些畜生……”沉默的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片怒吼：

    “拼了！拼了！怎么都是死！”

    “豺狼虽狠，不伤同类，这些狗日的丧尽天良啊！”

    “黎洋生，我操你八代祖宗！”

    “乡亲们，跟他们拼了！拼了！”

    “……”

    人们吼喊着，捡起地上的木根、砖头、石块和泥巴，向台阶上砸去，冲去……

    架在院子四周的机枪喷出了火舌……

    人群一批批倒下去，倒下去……

    仇恨与反抗的火焰，在这尸山血海中凝聚成百色历史上一页铁证！

    两个月后，红七军再次收复百色。血债累累的“还乡团”头子黎洋生在百色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红军和赤卫队擒获。在黎园村召开的公审大会上，他被报仇雪恨的群众用带刺的荆条抽烂了。

    东兰——仍有一片晴朗的天空

    1930年3月下旬，邓斌一行终于在众敌重围之中翻越都阳山，抵达韦拔群的创业基地——东兰县。

    东兰，地处右江盆地的最北端，与贵州省毗邻。这里群山逶迤，千峰万壑，郁郁苍苍，气势壮观。传说若干万年前，这里是一片蓝色的大海。浪漫的海潮摇撼着太阳这颗宇宙间骄傲的小星星，拍抚着从大海深处生长出来的珊瑚礁、海藻、贝类和鱼类；然后沉积、黏接，挤压成厚厚的石英砂岩；然后隆动、碰撞，上升成坦荡的岩石高原；然后用山洪切，用地震撕裂，用咆哮的岩浆和奔泻的瀑布浇铸冷却，用雷霆的刀闪电的刀风霜雪雨的刀挥挥洒洒地雕刻……终于，大自然就这样十分有把握地（远比人类的艺术大师把握大理石把握汉白玉把握金银铜铁锡等有着更奇妙的技巧、目的和审美意识）塑造出这空前绝后的右江盆地和盆地上千姿百态挺拔矗立的群山。

    但由于这里边远闭塞，交通不便，历代皆无重兵把守，故称洪荒蛮夷之地，因而这里的山川景色都较完好地保留着大自然风貌的原始韵致。

    韦拔群之所以能在此创一方天下，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以外，不能不说与这里的地域条件不无关系。

    步入东兰境内，目睹着旖旋的山川地貌，邓斌不禁欣慰地意识到：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确实再理想不过了。

    又经几天的跋涉，邓斌和他的战士们到达东兰县武篆区——韦拔群第三纵队司令部机关驻地。

    据当时在县妇联工作的黄美伦回忆——

    那是4月初的一天，天飘着毛毛细雨。近掌灯的时候，一位精悍的年轻人，戴着竹笠帽，拄着拐棍，穿着草鞋，裤脚卷得高高的，后面跟着一位红军战士，神釆奕奕地来到我娘家的门口。

    我娘家住在武篆区魁星楼旁边。当时，我虽然已跟拔哥的弟弟韦菁结了婚，又在县里搞妇女工作，可是见到这两个不认识的男同志，还是有点害羞，不敢抬头看哩！

    “你们找谁呀？”我低着脑袋，羞怯怯地问。

    “找韦司令。”那战士抢先回答。

    “你们贵姓？从哪个地方来？”我把眼皮稍微挑高一点，看见他们的草鞋、裤子和上衣都被泥水打湿了，知道他们一定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我叫邓斌，从左江方面来。”精悍的年轻人一边擦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回答。

    他的声音亲切、和蔼，使我那忸怩而紧张的心情，一下子缓和多了。

    我真不敢相信，站在我家门口的就是红七军的邓政委！我高兴地跑进屋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拔哥。

    拔哥正在我哥哥黄书祥的小房子里看书。我哥哥到果德县（今平果县）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去了，空着的房子比较安静，拔哥经常在里面看书（多是一些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革命理论书籍）、看文件和收集到的情报。他听说邓政委冒雨来了，喜出望外，立即放下书本出来迎接。

    “邓政委，辛苦了！”

    “拔群同志，你好！”

    他们俩人紧紧地握手，格外亲切。两双眼睛互相在对方的身上、脸上端详了很久很久。

    邓政委跟拔哥握过手后，又转过来跟我握手。那时，我们壮族妇女还没有跟男同志握手的习惯，我不敢伸出手来，脸上涨得绯红。接着，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呀，做什么工作呀，慢慢地，我也感到不那么拘束了。

    拔哥安排邓政委换了湿衣服，吃了晚饭，就坐在我们壮家的火盆边，说个没完。他们谈的都是公事，我不好去打听。后来才知道，邓政委刚从中央汇报工作回来。

    第二天一早，拔哥便带邓政委上魁星楼去了。

    魁星楼，是一座六角形塔式的搂房，一共四层，四丈多高。朱红的墙壁雕龙画凤，倒映在水中，把我们壮乡装点得更漂亮。以前，这里是人们祭祀文魁星的地方。现在，神牌菩萨被搬掉了，变成了农协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办公的地方。平时，拔哥经常住在二楼上。这次，邓政委来到武篆，拔哥就在二楼上增加一张竹床和一张旧的八仙桌，供邓政委办公和学习之用。从此，魁星楼上的灯光，经常亮至深夜。

    邓政委到武篆后，一面设法同已向黔桂边行动的红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面与拔哥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经常和拔哥一起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向第三纵队的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了朱、毛红军在并冈山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引导干部们进行热烈的讨论。他还经常和拔哥一起下乡，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和布置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军前委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学员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女学员十几人，我也是其中一个。邓政委亲自给我们讲课，主要是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他一口四川话，遇到我们听不懂的地方，就请拔哥做翻译。记得有一次，邓政委向我们女学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做妇女工作以来，经常听到一些女伴们不是叹命苦、投错了胎，就是埋怨丈夫和公婆。我原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参加革命工作后，才逐步认识到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我们妇女才有出头的日子。想到这里，我鼓起了勇气，大胆站起来发言，我把自己前后的思想认识说了一遍，不知道是不是答得对路。心里怦怦直跳。

    邓政委听了我的发言，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问：“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伊除压迫……”我把过去在拔哥办的农讲所里学到的道理，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政委听后，高兴地笑了笑。这时，课堂气氛活跃起来，男女学员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评论我的发言。最后，邓政委联系我们武篆地区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过去受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说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重大意义。他还赞扬了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同时，还指出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学习期间，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是邓政委在魁星楼上的桐油灯下亲自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蜡版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有的才识几个字，所以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认容易看懂。”

    训练班结束后，我到太平区（今三石乡）检查妇女工作，正巧碰上我爱人韦菁也陪着邓政委到了那里。一见面，我主动伸出手去同邓政委握手。他说起刚到我家时的情景，诙谐地说：“现在不害羞了吧！大有进步！”

    有一天，他和拔哥、雷经天、陈洪涛等人一起去东里屯，参加那里的土改庆祝大会。我也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当邓政委听到拔哥家里带头烧毁田契时，高兴地称赞说：“拔哥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好样子！”

    东里屯传来了欢乐的锣鼓声，我们加快了脚步。

    当我们步入会场时，首先佩戴上了红领带。那时，我们开群众大会，都要在衣领上系红布条。大会开始后，拔哥讲了话，邓政委也讲了话。他代表红七军前委向东里屯各族群众表示热烈祝贺，鼓励大家分到土地后要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红军，巩固和扩大右江革命根据地，让更多的穷苦人耕者有其田，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光景。

    邓政委在武篆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楼上的灯光彻夜通明……

    邓小平在回顾他在东兰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时，总是怀有一种眷念的惬意。

    他曾经追忆说，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并非出自他的发明。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并结合右江东兰的实际加以补充和推广。

    他说，右江一带，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已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各县约有千余党员，但由于各地领导干部的成分和水平不同，土地革命有的偏左，有的偏右，只有东兰县的干部状况好，土地革命较深入。在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时，提出了要纠正政权“新豪绅化”的富农倾向和“平分一切土地”的过左做法，制定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以适应不同的地区和由农民群众自己选择。同时，针对右江地区苏维埃政权内部一些领导和党员腐化和新豪绅化的问题，提出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下来改造、改组苏维埃。

    他说，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支持红军、热爱红军的原因所在。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打出来的。

    倔强、敦厚而又机敏的壮族人的典型性格，使韦拔群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长期与官府的力量过分悬殊的较量中，表现出他的超常的胆略和意志力量，他除了对自己民族的兄弟姐妹无限忠贞和至死不渝的坚定性外，搞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与敌人进行决斗的节节胜利，使他贏得了壮族同胞的敬慕和拥戴。

    然而，韦拔群并不以“农民领袖”自居，他曾向当时的邓政委由衷而又略带一丝自嘲的口吻感叹道：“拔群何颜称之为‘领袖’？东兰乃蛮夷之地，可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

    是的，举世无匹的杰出人物毕竟是极少数。

    韦拔群对营造出东兰这块小小的“基地”，这片晴朗的天空，并不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自红七军退出右江流域后，形势急转直下，红八军失败了，左江重又陷入敌手；右江革命根据地也随之遭受桂系军阀和反动民团的大规模的血腥“围剿”，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传到东兰，令韦拔群这个立志“拯救苦难民众于水火”的世子心如刀绞！他恨不得让万仞群山化作千军万马杀出东兰，夺回百色，夺回右江，夺回整个广西！可是，东兰人口稀少，他的第三纵队虽已发展壮大了近两千兵力，但农民赤卫队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皆兵”——妇女、儿童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参加进去了。

    自从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由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领向黔桂边一带迂回活动，整个东兰、凤山的防守全由第三纵队和赤卫队来承担，既要随时对付桂系军阀派兵来进袭，又要同躲在暗处的土匪、恶霸势力斗。为此，韦拔群发动群众想了诸多绝招来抗击敌人的侵扰：

    譬如在险峻的山间隘口布设“晴天霹雳火雷阵”，一旦敌人从山路前来，埋伏在山上的赤卫队就擂响牛皮鼓，把排放好的石头套上松油火圈，轰轰隆隆劈头盖脑砸下来，敌人被砸得烧得焦头烂额，伤的伤，亡的亡，丢盔弃甲夺路而逃。

    譬如“呼风唤雨水龙阵”，一旦敌人从水路而来，就有当地的几位巫仙、神汉在码头或船头摆设卦台，坐其上招诀念咒，引诱吓唬敌人，那些趁机潜入水中的水手和孩子们抱起竹筒水枪向敌人喷射，用铁钎将敌船捣透沉没。

    譬如“梅花陷阱阵”，是专门对付从平川大道袭来的敌骑兵和车马队的，仅此阵在两个月内就获战马二十余匹，马车十余辆，山炮六门，重机枪八挺。

    ……

    恰在这时，邓斌跋山涉水从左江来到东兰，这使韦拔群不禁感到莫大欣慰。他和邓斌携手搞起东兰土地革命的热潮，又使他感到了一种原始的开辟鸿蒙般的豪迈激情沸腾起他的一腔热血！所有的希冀与热望都汇成一曲粗犷雄壮的战歌，像一支血的潜流和着战神的脉搏，从东兰大地深处流过。

    右江的穷苦百姓正望眼欲穿地期盼着红七军和他们的“拔哥”再次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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