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回到上海，为何被打入“冷宫”

    邓斌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情况已骤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他几经周折才与中央机关的秘密联络处接上了头，并通过联络处请求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可是，长等短等却不见有中央负责同志听他汇报工作的任何迹象。

    他只有耐心地等待。

    他在等待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同时，于4月29日写出了一份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

    他在这份工作报告中，详尽地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发展经过和战斗历程，叙述了红七军在创建右江根据地和转战千里途中，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土地革命等情况。他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红七军这一时期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并检讨了自己曾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在工作中存在的失误。最后，他在这份报告上，重又正式签上了自己原有的名字——邓小平。

    应该说，这是作为红七军的一位政治、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工作的十分认真的总结，也是向党交出的一份十分诚恳的答卷，本应得到中央的重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却一直没有听这位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汇报，也没有哪位负责同志召见他一面。

    由此表明，他是一位不受王明为首的中央所“欢迎的人”。他被冷慢地“晾”在了那里，好像遗忘了他的存在，遗忘了当初被中央派往广西、如今又回来的中央秘书长的存在。

    但在这漫长而耐心的等待中，他知道了中央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1930年9月，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结束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即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方计大政。于半年前从苏联回国、备受国际代表器重的留俄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严厉指责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右倾”，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一时间，把个秘密处境下的中央机关，闹得纷纷扬扬。周恩来向他们苦心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

    这次全会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的，只开了十几个小时，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处在实际做决断的最高权威的地位。出席会议的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米夫在讲话中点名批周恩来、瞿秋白接受“立三路线”，责令全会将瞿秋白清理出政治局（会前，米夫已决定排除瞿，保留周），并且严厉地警告周恩来说：“对于周，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

    瞿秋白听罢对周恩来说：“看来，我要‘解脱’了，你还要背这个担子。”

    周恩来苦涩而隐忍地说：“背就背吧……”

    会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仨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俩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不仅堂而皇之地进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员。虽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仍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实际上当家的是王明，为他撑腰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

    周恩来的处境可想而知。

    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决定瞿秋白等人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表决的结果：六人同意，十八人不同意。这样，周恩来才被“保留”在了政治局，而没有被“排除”。分给他的任务是负责军委和苏区的指导工作。

    经过了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之后，很快形成了一条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而且更加气焰嚣张，对党和革命力量危害更大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在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面前，周恩来该怎么办？他的内心充满着苦闷。任其“左”倾肆虐横行，是不能容许的；若乘此撤手不管，置身事外，这从他的思想和性格来说，又是决计做不到的。

    他后来说过：当时支配着他的想法，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可以说，这是一位伟大政治家的人生“自白”，他为此倾尽了毕生精力！

    王明等人把持了中央领导权之后，便马上向全国各地派出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团，去推行他的路线：派出相当阵容的由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开赴中央苏区，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六届三中全会派到中央苏区）任代理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张国焘、陈昌浩等去鄂豫皖根据地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派夏曦等去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清除异己，进行残酷无情的扩大化的肃反运动。

    而此时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工作环境，由于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猖獗破坏，变得更加恶劣了。

    1931年4月25日，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参与领导中共“特科”的顾顺章奉命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归途中化装成杂耍艺人在武汉一高尔夫球场表演魔术，不料被叛徒王竹樵认出，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天顾就叛变了，他在没有受到任何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便主动表示愿将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但他似乎不把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首领放在眼里，扬言只把情况直接禀告蒋介石，到时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急于表功，一连向南京特务本部发出六封密码电报——

    第一封电报匪中共中央政（治）局要人、负责特务组织之黎明（顾顺章化名）在汉口被捕。

    第二封电报：“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之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第三封电报：“何长官（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即赴汉口，以便押黎明赴宁。”

    第四封电报：“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宁。”

    第五封电报：“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宁，向钧座（指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禀报。”

    第六封电报：“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之消息让钧座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共地下机关一网打尽之计划便要落空。”

    每份电报上都标有“特急”两字。他们意为这下可把共产党的老窝端了，一个也跑不掉！

    但这些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统计调查科（中统）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兼国民党长江通讯社负责人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那天正值周末的晚上，徐恩曾早去舞场泡女人去了，正巧是钱壮飞值夜班。钱壮飞用密码将六封极不寻常的电报翻译出来，不禁大吃一惊！于是连夜让身边的地下联络员刘杞夫（钱的女婿）潜往上海向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汇报。但考虑到事关重大，钱壮飞又亲自于翌日拂晓前换上便服，登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

    千钧一发，十万火急！

    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若被敌人一网打尽，那将是怎样悲惨的一幕！

    而要在敌人统治下和大搜捕之前，迅速进行大规模疏散，任务是何等艰巨，时间又是何等紧迫！

    刘杞夫第二天早晨到达上海，几经周折找到了李克农，汇报了情况。李克农马不停蹄，迅速将情况转达给陈赓、陈云和周恩来。不久，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周恩来当即同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等商定对策，迅速而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1.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2.迅速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

    3.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捕捉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人员，要尽快撤离上海或转移安全地带。

    4.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5.由特科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叛徒顾顺章。

    ……

    特科人员在周恩来指挥下，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驻远东办事处和江苏省委机关及大批人员的转移。

    4月28日晨，国民党军警特务在顾顺章指引下对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可是，每到一处，皆是人去房空。据陈立夫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当调查科人员前去搜捕时，周恩来却无巧不巧的早五分钟离开，得以幸免。”

    顾顺章虽逃脱特科的严惩于一时，却最终也没有逃脱厄运的惩罚：1935年，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因拉山头、搞派别，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处决。

    事隔半个世纪后，徐恩曾在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中自怨道：“一生中所犯最大之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

    其上司陈立夫也说：“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指徐恩曾）录用钱壮飞，实为一大疏忽。”

    铲共专家蔡孟坚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痛斥责骂顾顺章在被捕以后还他娘的“打埋伏，卖关子”，不肯立即说出有关钱壮飞的情况，以致“天机泄露，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蔡还以蔑视的口吻说：“潜伏我中央的钱匪逃沪，使顾可能发生的作用与成就已全部消灭。”

    顾顺章事件后，钱壮飞因身份暴露，随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曾任红三军团军医处处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等职。钱壮飞乃浙江湖州人，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具有绘画、文学创作、建筑设计、行医、破译电报等多种才能。1935年3月31日在长征途中的贵州息烽防空时与部队失掉联系，被当地反动分子杀害，时年39岁。解放后，周恩来在上海视察时参观中央机关旧址，百感交织，动情地追忆说：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后的最大功绩，是破译了国民党武汉公署发出的关于顾顺章叛变的特急密电，把中共中央从死神跟前拉了回来。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他们为党立下了丰功伟绩，使我们党少走了不少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们。

    顾顺章叛变不到两月，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

    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爱拈花惹草。中央机关刚转移到新的隐蔽住址，他便从妓院里讨了个小老婆。周恩来得知后，即派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的母亲去和向忠发的那个小老婆住在一起，注意他们。周恩来当时想把向忠发弄到苏区去，于是先把向忠发的小老婆转移到一个旅馆住下，然后周恩来把向忠发转移到自己的住处，还一再叮嘱他不要外出去住。向忠发非但不听，反而指责周恩来“管得太宽了”，是在挟制他，夺人之美。并声言：“我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总书记可以不当，苏区坚决不去！”

    6月21日晚，向忠发又擅自外出跟那小老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出门员出租车时，被司机特务认出，当即逮捕。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但未成功。

    向忠发吃了几下皮肉之苦就受不住了，于6月24日自首叛变，还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秘密住所供出。特务即刻押着向忠发去搜捕。向忠发有周恩来的房子钥匙，门打开了，特务蜂拥而入，结果里面已经空空无人。就在向忠发被捕后不久，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即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去住了。

    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抓获了中共的总书记，急于表功，当即给南京总部发报，说抓到匪首。当时蒋介石在庐山，他一看到电报，当下批示立即就地处决。24日向忠发一叛变，上海特务机关又马上发电报给南京总部，几乎是同时就收到了总部奉蒋之命就地处决匪首的电令。向忠发本以为自首后不仅能保住一条性命，而且能获得犒赏，但他没想到，在他叛变的当日即在龙华监狱被处决。等蒋介石收到“匪首向忠发自首归顺”的电报，遂又下达缓期执行的命令时，向忠发已在枪下作鬼了！蒋介石就此两起至关改写中共历史的重大案件的破获而收获甚微，痛训陈立夫等“中统”头目：“娘希匹！你们这些笨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坏我大计！”

    ……

    这些恶性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陷入困境。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这时他感到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了。

    9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离开中国）的指示，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工人，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后叛变）、李竹声等六人组成，由24岁的博古负总责，决定将中央机关转迁江西苏区。

    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以“国际路线”的代言人继续遥控指挥中央。

    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了长达四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的生活，前往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夬局书记（周去之前，由先去苏区的项英代理，后又由毛泽东代理），队此开始了他的军事谋略生涯的新领域。

    ……

    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回上海等着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么一“等”就是四个多月。他由此便知道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连续发生的恶性事件，使得局势极度混乱而紧张的中央，谁还哪有工夫去同他见面，听他汇报呢？尽管他重又恢复使用了“邓小平”这个名字，尽管他曾是中央秘书长。

    他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冷遇”，不仅从感情上，而且从理智上获得一种“理解”。

    但他不知道，在他4月29日写出《七军工作报告》之前，先他赴上海汇报工作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一位叫阎衡的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向中央写出了关于红七军情况的报告。他们除了详述了红七军的发展状况和经历之外，用迎合王明中央更“左”的观点分析了红七军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阎衡的报告中，言词激烈地指责红七军前委主要负责人的阶级性表现得非常模糊和战略方针上的右倾保守思想等等。

    这似乎正应了古老的俗语：先下手为强，抢先者有理。这似乎含有一种政治的需要：上行下效，执事者乃须上下其手。

    这似乎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原因：邓小平是周恩来的人，周恩来此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二者当为“难兄难弟”。

    由此觑来，一个比立三中央更“左”的王明中央，为何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邓小平不予理睐，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在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已经发出了一封《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信中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指责：七军前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的缺乏，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地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

    信是发往已经到达江西苏区红七军的，身在上海的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小平，早已被打入“冷宫”。他哪里会晓得中央对红七军前委的这封信，而信中对他和对红七军工作咄咄逼人的指责与不满以至于否定，他更是一无所知。但他多少已从饱尝到的中央对他那种特有的冷淡中感觉到了什么。

    偶尔和几个老友相聚，温一壶酒下肚，论长道短，发发牢骚，以泄胸中苦闷……

    大把大把的雨点落着，一直落到心中升起微微凉意，只留两串脚印在雨里对话……

    风雨歇了，西沉的日头被楼群挤压到一边孤独的角落露出脸来……

    夕阳拖长一个孤寂的身影，去江湾公墓看一眼爱妻的墓地。芳草萋萋，于风中摇曳，便隐隐感到那弥足珍贵的亲情的抚慰……

    一只小鸟不知为何，竟颓然地从树枝上跌落在草丛里，但它不灰心，再振力飞起，却又跌落，跌落了又飞起，直到完全没了力气，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喘着气忧戚长撕，仿佛在向所向往的某一远方呼唤着什么……

    他是个最不甘于无所事事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之人！

    他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要求：回红七军。中央答复：无交通保障。未被批准。

    他又通过联络员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中央答复：可以考虑。

    7月中旬，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和他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

    邓小平和阿金一路同行，由上海乘船，经广东赴江西，二人由此便结为夫妻。

    毛毛在所著《我的爸爸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

    父亲这次离开上海，是他在两年时间里第三次离开上海。第一次，是1929年夏季，在他二十五岁时，踌躇满志地受中央之命奔赴广西组织武装起义。

    第二次，是1930年1月底，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本是奉命汇报工作，去则是经历了一番丧妻失女的悲痛，并十万火急地赶回军情日紧的前方。

    第三次是1931年7月，也就是这一次。当他乘船再度南下之时，已又是一番春秋了，红七军的七千里转战仍在心头萦绕，党的前途命运又几多疑虑，中央苏区的工作则令他向往。

    两年的时间，才仅仅两年的时间，仿佛是转眼般的短暂，又好似无比的漫长。

    两年的时间，又是军旅，又是战火，又是胜利，又是曲折。

    这日月星辰，是一年一度照旧地过；而这人，却是一年一度，岁岁成熟。

    此时的邓小平，已将满二十七岁。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他丰富了阅历，正在日趋更加成熟和深沉。

    而他的未来，则将是更加充满战斗激情的，更加如火如荼的……

    祝捷会上，毛泽东说：红七军应保留，归三军团

    1931年5月初，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七百里战线的二十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大举进犯。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选择不善于山地战、不熟悉地形的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为首战对象月15日，敌第五路军分左、中、右三路逼近苏区东固。16日，红军乘敌右路军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予以奇袭，并分兵围击留守富田的敌军，截断后路，歼王部公秉藩师大部。接着又转至潭头，歼王部中路郭华宗师。随后，红军在沙溪击败王部左路郝梦麟师后，星夜直奔中村，歼敌第二十六路军高树勋一个旅。27日，红军乘胜进至广昌，歼敌第六路军一个团。接着挥师直捣福建的建宁，歼敌一个团。此役从5月16日起至30日止，红军在15天中，从赣江之滨一直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众，缴枪两万余支，酣畅淋漓若下了一盘好棋，一举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战斗结束，毛泽东以日月天地之精气贯通心灵的诗人韵致，犹如指挥作战，挥毫填词，以畅达运行摇曳回旋之势，挥挥洒洒地写下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已拉幵战幕的4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喜获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在永新县天河镇会合的消息，即发函祝贺，遂任命李明瑞为红一方面军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为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直接指挥红七军、湘东南红军独立师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等部，配合红一方面军投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

    此时正是拥兵鏖战的当口，红七军的到来，无不令人振奋！平生眷念沙场的李明瑞情绪显得尤为激动，对张云逸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这仗可就有的打了！”

    张云逸说：“有咱这七千里腿功，百余次阵功，他老蒋来什么花样的战法，咱都能对付！”

    李明瑞似获有莫大的感动，由衷地说：“初来乍到，还未见朱、毛二位帅主，即委以重任，实乃盛情有加啊！”

    张云逸说：“裕生兄乃北伐名将，雄风犹存，朱、毛帅主对兄可谓之‘知人善任’！”

    当即，李明瑞和张云逸向红七军及所辖部队发出战令：配合主力，打击援敌，不让河西之敌东渡赣江！

    当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纵横驰骋，取得决战胜利之时，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部北出安福地区，先后攻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等地，歼敌等十九路军一部近两千人和地主武装两个挨户团，有力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下旬，中共湘赣特委负责人王首道向红七军前委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要红七军东渡赣江，到中央苏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准备迎击蒋介石又要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7月上旬，红七军渡过赣江，昼日兼行，回师赣南，经良口、白露，进入中央苏区。接着，经兴国到达雩都县桥头镇，于7月22日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这时，因第二次“围剿”惨败而大失颜面的蒋介石，正调集三十万兵力，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随军筹划，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大举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在此一役”。并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

    形势极为严峻。

    蒋介石决计不让红军有喘息、休整机会，调动一百多架飞机，以陆、空军协同作战，重兵压境之威势，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

    红一方面军紧急动员，踏着未息的硝烟，又投入战斗。

    毛泽东则气韵悠悠，轻轻地调侃：“据说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骂以何应钦挂帅的部下无能，以至于痛哭起来。好么，这一次他亲驾御征，要挽回面子，并发誓说：此役打不赢，就舍命疆场。嘿嘿，我看他不会轻意丢命，就叫他再丢一次面子吧！”

    毛泽东以他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对此役作了一番可实可虚、可轻可重、可大象着眼，可层层勾勒的运斤成风般的化典。他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采取声东击西、周旋迂回等灵活战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使敌人不知红军主力去向，成天疲于奔命地追跑，却又屡遭重创。

    ——就这样，红一方面军以三万余兵力同十倍于己的敌军经过两个半月的作战，连续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战役大捷，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支，各种炮一百余门，电台六部，骡马六百余匹。至此，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从而使赣南、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9月15日，在兴国的龙冈头村召开的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上，毛泽东、朱德等出席、讲话，并召见红一方面军各路将领。

    毛泽东在听取了李明瑞、张云逸等人讲述红七军转战千里的经历后，感叹道：“七千里转战，跨越五省区，了不起啊！早有所闻，北伐时，明瑞同志就是赫赫有名的战将，所以红七军不仅能跑，而且能打。”

    李明瑞说：“弟觉悟得太迟了，当初在武汉与老蒋作战（指第一次蒋桂战争）时，就该拉队伍过来，那时近两万人马！”

    毛泽东笑着调侃道：“你若那时过来，也只能当个红色‘山大王’，老蒋可就不会让你和表兄主政广西喽！”

    李明瑞说：“那只是老蒋‘以夷制夷’之计。”

    毛泽东气韵悠然地说：“蒋介石在划谋施计上确是一位老手哩！其间一着，便是善于调动各派之间的矛盾，让其刀戈相向。想必他对两则掌故领悟贯通得绝好。一曰：螳螂捕蝉，志在有利，却不知黄雀在后琢之。二曰：赵国将要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对赵惠王说，今者臣来，过易水，徒见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啄。那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晒死你晒死你。’那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饿死你饿死你。’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且笑曰：哈哈，这正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

    大家听着，愉悦而笑。

    毛泽东收转话题，问李明瑞：“你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

    李明瑞答：“两千多人。”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两千人马，在武水被敌分隔成两部，而没有被敌人吃掉，实属不易呀！全军在休整期间要进行整编，对一、三军团要作一些调整。七军应保留，充实兵员，归三军团！”

    说到这，毛泽东向坐在张云逸身边的彭德怀瞥了一眼。

    彭德怀随之向毛泽东咧嘴一笑，转脸对张云逸小声道：“怎么样，老毛是听我的哩！我说要七军，他就同意了。”

    9月底，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瑞金进行休整。朱德、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军长，葛耀山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参谋长，许进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八团，归红三军团指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作为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红军内部悍然刮起的怵目惊心的政治狂涛之下，他已大祸临头！！！

    一曲没唱完的童谣，李明瑞对枪手说：兄弟，冲我正面打，手不要发抖

    10月初的一天中午，正在为部队讲授攻坚战术的李明瑞，突然被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传讯，前来执行“公务”的保卫人员当即下了他身上的手枪，不容分说地押走了。

    正作战术训练的干部战士顿时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张云逸闻讯，立马追了上去，厉声喝问一位押解的干部：“你们为何把李军长带走？这是谁的命令？”

    那干部说：“这是中央局和肃反委员会的命令。”

    张云逸问：“是何据理由？”

    那干部说：“我们也不晓得，只晓得执行命令！”

    张云逸说：“无凭无据，妄自抓人，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他抬手一挥又猛地劈下，像传下的一面令旗。

    转瞬间，那些进行战术训练的官兵迅即围拢过来。

    那干部并不惊惧，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章戳的逮捕令。

    张云逸不禁瞪呆了眼睛：这是由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亲自签发的逮捕令。当他看到“AB团嫌疑要犯”几个字后，眼前訇然一黑，脑海里轰响一声炸雷：啊！这是真的吗？

    那干部将逮捕令在张云逸眼前展示了那么几秒钟，立即收了回去。

    李明瑞转过身，向张云逸深长地点了一下头，笑了笑说：“胜之兄请放心，我想不会有什么事的，我很快就会回来。”

    但他想错了。

    他这一去便失去了自由其实，早在1930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分子等指示，肃反斗争已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展开。虽然清除了一些暗藏的反动分子，但运动愈来愈严重的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错杀了一大批被误认为是“AB团”分子的党政军干部。

    所谓“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亲国民党的右翼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在共产党的打击下，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国民党却造谣说它是“渗入共党队伍中的地下组织”，一些红军将领和苏维埃政府中的干部“是它的秘密成员”，以此挑起共产党内讧，自相残杀，瓦解红军队伍。而共产党内部的一系列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打进共产党内部的特务组织，必须给予严厉打击。

    1930年12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特派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带一个连到红二十军军部驻地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工作，逮捕了中共江西省行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秘书长马铭等，并进行刑讯。

    12月12日，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把该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从前方召回，告诉刘敌有人指控他是“AB团”分子。刘敌否认，并表示愿意追随李韶九。李韶九即把刘敌作为骨干派回红二十军肃清“AB团”分子。刘敌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返回部队。

    12月12日夜，刘敌率一个营来到富田，包围了红二十军军部和江西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逮捕了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释放了被关押的谢汉昌等近百人，收缴了省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的枪械。李韶九在监押中掏大洋买通了看押人员，乘机逃脱。

    当夜，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错误口号，把红二十军拉到了赣江以西的永阳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

    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等在永阳召开会议，自行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把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抵制、纠正和对他们的批评说成是“一贯反对中央”和“取消革命斗争的右倾路线”，并伪造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破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并企图分裂红军。

    ——这就是史称的“富田事变”。

    1931年1月，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参加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但就在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根据同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遂成立审判委员会，对刘敌、谢汉昌、李白芳等事变领导人进行公审处决，并逮捕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紧接着又在苏区再度掀起肃反运动，杀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AB团”、“社会民主党”（据《红一方面军军史》载：此组织在中国从未建立过。1931年初，在闽西苏区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从首长讲话中听到“社会民主党”一词，便误喊“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以此认为在苏区在红军内部存在“社会民主党”，一些喊口号的人当即被抓，杀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红军指战员，造成了极其荒诞而严重的后果）、“改组派”成员的同志，甚至许多无辜的群众。

    ——这是自引自发的一场灾难！一场所谓清除“隐藏在党内的敌人”的自相戮杀！

    红七军军长李明瑞自然逃不脱这场劫难？

    指控他的罪状是隐藏最深的改组派首要分子、“打入红军队伍的旧军阀”、“最危险的‘AB团’要犯”等等，而最最要命的一条罪状是指控他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时，与“富田反革命暴动”分子有勾结。

    案情重大！

    在富田事变中逃脱出来的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亲自参加刑讯。

    这是于都城边的一座古庙。四周布下了荷枪实弹的哨兵，庙院里几棵古柏树上也居高临下地安扎了瞭望哨。不断有人被押解人员从庙门外押送进来，也不断有人被押解人员从庙门里押送出去；押进来的人要逐个接受刑讯，押出去的人就再无生还的可能……

    对李明瑞的刑讯设在古庙后院的一间佛堂里。端坐在堂内中央佛龛里的菩萨早已被扫地出门，两侧的堂柱上挂着铁链和铆钉，地上洒下的一摊摊血迹已经凝固……李明瑞被押进来后，押解人员才摘掉蒙在他脸上的一块黑布。这里给他的第一眼印象：人间地狱！

    但没等他再多瞧上一眼，行刑人员动作非常熟练地用铁链把他捆在了堂柱上。

    “李明瑞，你可知罪？”年轻气盛只有25岁的李韶九张口便厉声斥问。

    “我何罪之有？请讲明处！”李明瑞也厉声道。

    “嘴还挺硬，那就先掌嘴！”

    掌嘴的刑具是用湿牛皮裹着的一只铁勺子，掌嘴的时候发出狮吼虎啸般的击打声，听来颇有勾人魂魄的震慑力！仅扇五六个来回，受刑者的两耳轰鸣，两颊青紫，牙床松动，鼻孔出血……

    “招不招？”

    “呸！没想到共产党里，红军队伍里，竟会有你们这样一群魔鬼！魔鬼！！”

    “快把他这话记下来，记下来，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AB团’分子！”

    第二道刑法开始了：用铆钉钉膝盖。

    他们把李明瑞的裤子撕开，将其两腿撬成大八字——直到撬到不能再撬的程度，听到筋骨和肌肉纤维欲将断裂的吱吱声！然后从堂柱上拔下长短粗细不等的铆钉，遂一钉在他的两个膝盖骨上。

    看两个行刑者挥动小铁锤钉膝盖的动作，俨若两个钉鞋匠——一点不错，他们正是李韶九特意从战士中找来的钉鞋匠。

    李明瑞感到膝部像被数条青竹蛇、响尾蛇、七步蛇、眼镜蛇疯狂地乱咬，倾射毒液，复合的蛇毒迅即从大腿攻进胸膛又迅即扩散全身！他的身子在剧烈痉挛的颤抖中扭曲、抽缩、变形，脑袋里隆隆轰响着山体崩塌，岩浆喷发，狂飙海啸……

    “给他松绑吧。”年轻的肃反委员会主席似发慈悲地轻轻说了声。

    李明瑞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要站起来——他的狷介性格，他的勇猛刚烈，他的秉直风骨唤醒他站起来，他没有跪下或装死倒相的习惯！他刚一按膝盖，剜心绞骨的剧痛又使他支持不住地像一根木桩似地倒了下去。

    “我看你还是招了吧，免得再吃更大的苦头。”李韶九用一支剔牙根剔着牙缝，好像刚吃完了一桌盛宴下来。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跑出来的。

    “我李明瑞堂堂汉子，从不搞卑鄙龌龊之勾当！不为天，不为地，只为这山水共作证：我无罪可认，无供可招！哈哈哈哈……”他由愤怒到愤恨，巨大的愤恨已使他变得麻木，忘却了疼痛。他充血的眼睛直直盯着冷寞、空荡、阴暗的佛龛，仿佛看到一尊卧佛罗汉抚摸着滚圆的肚腹对他微笑，他随之跟着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李韶九愕然一怔。

    “我笑古笑今，笑东笑西，笑南笑北，笑来笑去，笑自己原本无知无识；我观事观物，观天观地，观日观月，观上观下，观他人总是有高有低。哈哈哈哈……”李明瑞倒卧在血浆黏稠的地板上，颇具弥勒笑佛的形态和神韵。

    “听听，他多张狂！他哪里还把共产党和红军看在眼里！记下记下，这又是一条罪状！”

    行刑又开始了……

    李明瑞一次又一次地被整死过去，又一次再一次地苏醒过来。他终于说：“拿笔和纸来。”

    看来他要招供了。

    李韶九颇为得意地叫人把笔和纸端了过去。

    李明瑞抓起毛笔，饱蘸浓墨，匍匐在地上，奋笔疾书下他的“供词”——

    此录辛稼轩《永遇乐》戏赋“辛”字为刑狱之口供：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著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

    李明瑞写完这般“供词”，将毛笔朝墨盒里重重一掷，挣扎着坐了起来，目光投向屋外，于凝视中泛起绵绵情思，似又显出一种无忧无虑的坦然。他淡淡一笑，回头对李韶九说道：“快送我——走——”

    李韶九抓起“供词”便看，看毕极为失望，又似乎看懂了些什么：“艰辛”、“悲辛”、“辛酸”、“辛苦”、‘辛辣’一连五个辛字，真可谓戏赋“辛”字，把一切都化入“辛”字中了。啊！多么凄楚，多么悲凉，又是多么恶毒，多么痴狂！

    他摇摇头，提笔在“供词”上画了一个圈，尔后向行刑人员轻轻挥了一下手，说：“送他走吧。”

    于都城外的小密村东面是一片荒芜的乱石滩，于都河绕过滩地曲曲折折地向东南流去……

    李明瑞站在乱石滩上，顺着河流向远处张望。已是黎明时分，晨光熹微，东方堆积的云块里透出几缕灿亮的曙色。但天空阴郁，且有雾，眼前的景物显得朦胧混沌，一片迷茫，什么也看不清爽了。而他却仿佛看到了那片红土地，看到了红土地上很茂盛地长着一丛丛翠竹和一片片荔枝园，哦，这个时节，正是伐竹子、摘荔枝的时节——那是他的故乡北流镇。戎马倥偬，南征北战，想想已有好几个年头没回故乡看一看了。

    他怆然想起他的凄苦童年。阿爸因病撒手而去，阿妈含辛茹苦供养他读书识字，而家境穷困，实难为济，多靠表哥俞作柏资助送他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军校，从此他由一个村野苦娃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他的干裂的嘴唇突然抽搐地嚅动起来，发出时续时断的嘶哑的嗫嚅声。

    啊，多么亲切，多么纯真，又多么令人留恋和向往——那是一曲儿时的童谣：

    团团转，荔枝园，阿妈叫我睇龙船；

    我不睇，睇鸡仔，鸡仔大，担去卖；

    卖得几多钱？

    卖得两百钱；

    五十买肉吃，五十买衫穿；

    一百娘收好，留到过大年。

    ……

    一百娘收好，留到过大年。

    ……

    “叭——”一声枪响，打碎了黎明的静寂。一群山雀倏然惊飞。童谣的哼唱声猝然断歇。李明瑞身子一歪，眩晕欲倒，摇了几摇又立住，转过身子对枪手说兄弟，冲我正面打，手不要发抖！

    “叭叭叭——”一阵排枪暴躁地叫响！

    枪手们惊呆了：这条好汉毅然站立着，虎目含威，胸前流淌着条条红色小溪。大约过了三四秒钟，那皮开肉绽的躯体像一仞轰然断裂的石壁，迅速倾斜倒下……

    就这样，这位北伐时的赫赫战将，这位拒绝蒋介石以高官厚禄相许的“关云长”，这位有胆有谋、指挥有方，为红七、红八军创下不可磨灭功勋的总指挥……就这样被“莫须有”诬陷罪名，倒在了红军肃反的枪口之下，时年三十五岁。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为李明瑞公开昭雪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李明瑞被杀害之后，事情并没有完结。

    肃反委员会继续在红七军抓捕李明瑞的“同党”：红七军政治部主任许进、原红七军政治部秘书长佘惠、魏伯刚等一些负责同志以及一大批团、营、连、排干部和战士都被扣上“改组派”、“AB团”的帽子含冤而死。原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是在毛泽东的保护下才没有被杀，但第二次被开除了党籍……

    而在整个苏区有几千人被捕，许多人惨遭杀害……

    “1932年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即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苏区肃反工作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在肯定肃反的必要性后，指出因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同‘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唯心论，乃至苦打成招”。

    决议案对红一方面军在肃反工作犯了扩大化和简单化的严重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与制止。同时又指出：“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也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暴动。事变领导人同反革命组织没有任何联系。所谓“AB团”在当时是不存在的。肃清“AB团”的斗争，是肃反扩大化和逼供信的产物，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但是，“富田事变”领导人，带领部队包围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公开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在敌军集中兵力向苏维埃发动进攻的严重时刻，不顾大局，把红二十军从布防地区拉往赣江以西地区，宣布成立非法的江西省行委等等，制造了混乱，损害了革命，这是红军纪律所绝不能允许的。

    需要一提的是李韶九。

    他被撤销肃反委员会主席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毛泽东当时曾严厉地斥责李韶九等人：叫你去多抓思想，你就把人家的脑袋搬了下来！肃反委员会成了阎罗殿，冤杀错杀自己的同志，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受到处分的李韶九表示悔过。后任江西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长）汀瑞（金）卫戍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在闽西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后来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讲到红军肃反问题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所以，毛泽东对整风运动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灾难之日，韦拔群竟遭叛徒暗害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被红一方面军粉碎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进入苏区瑞金。

    瑞金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赤都”。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在不久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当选的六十三名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两位来自红七军——一位是张云逸，另一位是韦拔群。

    而此时，韦拔群还在广西。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后，韦拔群、陈洪涛奉命率领只有一二百人的部队留下来坚持斗争。——这跟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项英、陈毅等奉命率少数部队留下来坚持斗争的情景完全相同。

    在当时被大家称为“留下来看家”。因为他们大都是本地人，相信还能打回来。

    韦拔群率领只有一个连的队伍回到东兰，按照河池会议精神，在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果德等县以农民赤卫军为基本力量，于1930年12月正式组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的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团，共两千余人，三百多条枪。韦拔群担任师长兼第六十一团团长。陈洪涛兼师政委（他主要负责右江特委）。论人数，全师也就一个团的兵力；论枪械，不够装备一个营，而且大都是些长条步枪，没有快枪和重武器。

    对于武器装备的低劣和缺乏，韦拔群并不犯愁，他发动大家一如先前那样自制土枪土炮和火药。在与桂系军队和地主民团的作战中，他们制造的“红柳炮”和“滚球弹”也显示出相当出色的威力。但他最犯愁的是扩充队伍缺乏兵员：当地的青壮年大都参加了红军跟主力走了，留下的赤卫队员几乎都是上了年纪和体弱的农民。

    斗争的残酷，环境的艰险，生存的困苦……这些在韦拔群告别大部队返回右江的途中，他都意识到了。并预感到，右江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之日，已经不可避免地即将降临！

    《赤匪首要韦拔群率股匪又窜回东兰》消息已在南宁的大小报刊上作为特号新闻登载。李宗仁一方面给韦拔群写信，劝其“归顺”，既往不咎，并以少将师长和警备副司令的职衔相许；一方面令白崇禧调遣部队和民团开到右江，且大造“清乡”、“会剿”之声势，对韦拔群进行武力威胁。韦拔群给李宗仁的答复不能不使李宗仁大为光火，他谴责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雄称霸，屡衅战祸，置万千民众与水火”，“血债累累，罄竹难书”；并正告李、白，“韦某不屑与尔等为伍”，“只为八桂父老乡亲争得一方太平”。李宗仁遂令白崇禧对右江地区进行“清剿”。

    1931年1月至1932年8月，白崇禧也效仿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梳毛篦发”、“缩网收鱼”等战术，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

    1931年2月，红七军主力转入湘粤边后，决定向赣南突进，投奔朱、毛红军，亲自督师围追红七军的白崇禧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遂调转部队“围剿”广西境内的韦拔群师。他们从北从东两路剿袭，以纵队兵力迅速占领右江各城镇和交通要道，将右江分割成许多小块，先分区“清剿”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然后调兵连营直逼东兰，将韦拔群师包围在狭小的地区内，步步收缩，实现“瓮中捉鳖”彻底消灭苏区。——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在向蒋介石发去的战况电讯称：歼灭“本境残匪”，已是挥手间事，从此“赤祸绝不再死灰复燃”！

    这是一个被血腥窒息了大地呼吸的日子——

    桂系部队两个师突袭东兰。韦拔群率部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撤至深山隐蔽。地主“还乡团”趁机又杀回家乡，在“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的口号下，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攻倒算！

    敌军和还乡团把红军伤员和没来得及转移的赤卫队员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把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和党员逐个逐个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折磨致死；一些当过赤卫队和村干部的妇女被剥光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轮奸……

    韦拔群的媳妇、儿子和弟弟在屠杀的日子里受尽凌辱与残酷刑罚，一一丧命……

    韦拔群的年迈的母亲被还乡团作为人质押着进山去搜捕韦拔群，老人饱受折磨，活活饿死……

    敌人出两万大洋悬赏缉拿韦拔群……

    霎时间，韦拔群经营多年的素称“太平之郭”的东兰成了恐怖、愤怒、仇恨的世界，成了血与火的世界。

    那些经受空前恐怖和劫难而幸存活下来的人们，一双双急剧内缩而充血的瞳孔里，疯狂与绝望同时凝结成冰块：天命轮回，人与野兽同，世界末日到了！

    “工农革命新高潮，工农红军有力量”的口号，似乎已成了遥远梦境。

    往日的革命热情淹没在殷殷血泊中，化成了微弱的潜流，在地下悄俏流过。

    直到这时，韦拔群和他的不到千人的队伍，已经经受了桂系军阀的两次“围剿”。韦拔群也已痛愤地意识到敌人的疯狂报复还不算完，更加残酷而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1931年8月，韦拔群终于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信，这也是最后的指示：

    根据中央南方局的部署，红七军第二十一师现改为右江独立师。以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打破桂系军阀的“围剿”，坚守到最后胜利。

    ……

    韦拔群不辱使命，率领他的右江独立师，在残酷险恶的环境中与敌周旋。他曾写下这样的话，以此表达他和右江独立师坚决战斗到底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红军，任红军，都是救人民而奋斗；

    你先死，我先死，大家为革命而牺牲！

    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率右江独立师在抵抗桂系军阀的第三次“围剿”的突围中，在东兰赏茶洞（又称“双茶洞”），他和几位随行人员竟遭到叛徒暗害。叛徒们将他的尸首运到南宁去领赏，随后他的头颅被拿到广西各地示众。韦拔群遇害时，年仅38岁。

    不久，陈洪涛带领右江独立师余部在与敌人搏斗中，也为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932年底，原红七军第二十师副师长、后任红七军军部副官长的黄治峰，奉命从中央苏区潜回到右江坚持斗争。一年后在东兰被捕而慷慨就义。

    祸起萧墙，“毛派头子”的悲欢离合

    瑞金。

    1931年6月的一天。

    正当红一方面军在闽西、赣南几百里的战线上同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展开激烈鏖战之时，苏区肃反委员会打“AB团”的运动也在后方大张挞伐。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地方党政干部二十多人，均被粗大的棕绳捆绑着押赴刑场，在震耳的枪声中，他们倒在殷殷的血泊中……

    肃反恐怖的阴云笼罩着苏区中心的瑞金，一个个饮辱而去的冤魂在红军后方的上空萦绕。

    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的邓小平和妻子金维映，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了即将成为“红都”的瑞金。

    一到瑞金，他们便发现，这里的政治气候极不正常：原来在5月初，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根据肃反委员会的旨意，在瑞金大抓“AB团”组织——“社会民主党”，仅在两个月内，瑞金党政干部不少人被错杀，单位解体，大批干部、群众被迫离乡外逃，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鉴于当时红军主力反“围剿”战斗正酣，他们还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中共赣东持委书记谢唯俊及刚从上海抵达瑞金的余泽鸿等人便决定罢免李添富等人的职务，由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走马上任，立即宣布停止乱捕乱杀，并审查了全部被捕和判处死刑人员的案子，遂派出一个调查组由金维映带队，深入到各区乡调查了解，弄清了李添富等人搞逼、供、信滥杀无辜和为非作歹的大量罪恶事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惊悉李明瑞被捕杀害了，红七军的一批干部战士也惨遭杀害……他愤懑难平，扼腕痛绝！

    邓小平果敢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尽管他们十分狂傲而嚣张地宣称：有苏区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为他们撑腰！但新上任的这位小个子书记却着实硬起“铁手腕”，遂于9月底在瑞金绵江中学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李添富、谢在权等人，释放了大批无辜关押的干部群众。

    十分奇妙的是，邓小平在纠正了瑞金肃反扩大化错误之后不久，事情就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随着中央机关人员不断地进入瑞金，临时中央领导者博古等人便把邓小平列入毛泽东周围的少数成员之列。他不得不把位子让给上海来的同志，因为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时，他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把邓小平调离瑞金，到距“红都”以南百里之遥的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掌管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会昌位于苏区和白区的交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堪称重要，但“赤化”的程度远不及中心苏区。由于会昌刚刚在反第三次“围剿”后收复，城外一些小股国民党“靖卫团”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而各县当时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队的枪支也很少，商店大都关了门，经济萧条，群众生活十分穷苦。邓小平不得不从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土地政策和做法，惨淡经营，不久也就有了政绩。后来，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会昌搞调查研究，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以郁闷雄沉的心境赋诗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而苏区中心的“风景”又怎么样呢？

    临时中央进驻苏区后，加强了他们对根据地的直接领导。他们像太上皇一样发号施令，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指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并强令取消了总前委。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务实主张被斥之为右倾保守、逃跑退却路线；毛泽东保护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温和政策被斥之为“富农路线”；毛泽东本人因“不尊重中央的领导”而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给他一个“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空头衔（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党内军内毫无发言权。

    然而，临时中央的“毛头小伙子”（毛泽东、朱德等对博古等人的戏称）虽然有共产国际撑腰，但要把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扳掉似乎仍很吃力。他们架空了毛的权力之后，并决定公开批判毛所犯的“严重错误”，欲开除毛的党籍或送其到苏联“养病”。可斯大林不同意，担心这样会导致红军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泽东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他们怎么发号施令呢？于是他们就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把斗争的火力对准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而对毛泽东暂且“不予深究”。

    他们很快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上发现了毛泽东的影子——罗明在一份报告中对“左”的扩红计划提议，认为扩大主力红军应从实际出发，“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罗明说，在目前情况下，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来这里，大演说三天三夜，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等等。

    ——这就是被临时中央狠批猛枇的所谓的“罗明路线”。罗明被撤销职务，受到严酷打击。

    这一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他们发现这里也有一条同“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们联想到邓小平在广西右江“一贯右倾”、“推行富农路线”、“退却逃跑主义”等，再加上邓在会昌刚发生的“寻乌事件”（1932年11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位于赣粤闽交界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于是邓小乎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里。

    不久，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江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省党团书记古柏也被圈了进来。

    这样，邓、毛、谢、古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而邓则是四人中的首要。

    很显然，“罗明路线”即是毛泽东路线。临时中央领导者认为，只要把毛泽东路线的追随者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最后就可以把毛泽东彻底孤立起来并一举打倒。

    这回，天塌下来不是由髙个子顶着，而是先砸落到矮个子身上。“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直到60年后邓小平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于是，对邓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

    他和毛、谢、古等人先受到公开点名批判，遂又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审查办作检查反省，等候处理。

    幸好在省委碰上三位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长蔡畅（李富春的夫人）。他们并不认为这位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现在的级别，实为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理。

    这下更触怒了临时中央！

    于是兴师动众、集中火力，以更加猛烈之势对“邓、毛、谢、古”开展批判斗争。在批斗会上，四人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责成他们去基层监督改造。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还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并责令他作出深刻检查。

    邓小平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低矮房子里。在残酷无情的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对“国际路线”的意义估计不足等等，作了自我批评，想以此过关。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红七军千里转战到中央苏区，从瑞金、会昌直至“寻乌事件”，一一详明事实，陈述自己的意见。

    他把“检查”送上去了。

    但在“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里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

    随即，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所负的责任”，责令他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于是，邓小平又秉笔直书写出第二次“检查”。

    但他的对手对他的检查仍然十二分地不满，再次责令他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

    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过去，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

    这样的态度写出的“检查”，再一次把当权者激恼了！

    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审讯室，拍案大怒：“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也没有承认！”

    邓小平申辩：“是啥子就是啥子么，我毫无掩饰。”

    当权者说：“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隐藏！若是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着心中怒火，说：“该申明的我都申明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啥子再要说的了。”

    说完，他转身走向自己的那间“拘留室”。

    此后，每隔两天提审一次，他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到磨难，随之家庭生活也骤然发生变故——他的妻子金维映也离他而去。

    经受磨难和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好在邓小平倒是想得爽脱，不为个人生活中出现裂痕而过分的在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进而他想，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四大皆空”涅檠超度的境界。

    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他都没有过多的责怪金维映，因为她的这一行动更多地是出于组织上的干预，他很能理解她的处境：不能因为自己落难而再连罪于她毁了她的前程，好合好散，离就离吧！

    在他要被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的临行前，他在金维映写的离婚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

    人们疑惑不解。

    熟悉他的人仍亲切地与他打招呼道：“首长身体可好？”

    他似乎并不感到窘迫和沮丧，直率地说：“啥子首长啰，同志们好。”

    在南村“巡视”不到十天，上级又令他卷起铺盖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据说这是因为乐安的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呢？

    整他的人当然不会担心他的个人安危。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怕邓携带党的机密投敌而去，或者天高皇帝远，怕他在此煽动谋反。

    回到宁都的日子当然更不好过。整他的人要他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到宁都附近的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种地。

    挥锄开荒他并不在乎，早在法国的哈金森工厂他就练就了一副硬身板，率红七军千里转战又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但是，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肚子差点要了他的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邓默默地挖山不止。

    他对突然来看望他的蔡畅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说：“蔡大姐，我饿极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好，好……”蔡畅看着他又黑又瘦的脸色，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在巴黎时，邓是最受她喜爱的小弟弟。

    蔡畅叫他中午到她家吃午饭。

    蔡畅叫人去买回两斤猪肉、两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烧了三个菜，煮了一锅饭，要让邓小平来家里饱餐一顿。

    邓小平已有好几个月没尝肉味，没闻酒香，听说有好吃的，喜不自禁。但他怕连累老大姐，来的时候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这位“劳改犯”趁午休无人的机会，悄悄从省委后门溜进蔡家，着实饱餐了一顿。临走时大姐还让他带回一些酒菜，嘱咐他要保重身体，再坚持一下。因为李富春到瑞金汇报工作去了，到时会向有关领导反映他的情况，为他讨回公道。

    军委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邓小平的处境，说：“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埋没人才，真是偏见！目前正值敌兵大军压境，怎么能让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去开荒呢？”

    为了拯救被“埋没”的邓小平，王稼祥想出一个办法：他以总政治部秘书长杨尚昆上了前线守边境无人为由，要求把邓小平调上来当代理秘书长。

    经过王稼祥多方努力，邓小平终于结束了劳改生活，重返赤都瑞金。

    来到总政机关，邓小平十分珍惜王稼祥给他的这个机会，把个《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正因了《红星报》主编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才得以随军长征。试想一下，如果邓小平当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那么他的人生道路会怎样呢？同他一起被撤职处分的毛泽覃和古柏都是留守人员，大军西去不久，这两位蒙冤受辱的革命者和许多年轻的生命都葬身在被敌占领的青山绿林之中。

    长征的开始，意味着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和周恩来的影响下，邓小平重又当上了中央秘书长。党史资料中没有为邓正式平反的记录，但是当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时，他头上的“右倾”、“反党”帽子无疑是取消了，而且不仅仅是取消。

    他的第一轮人生低谷从落到起，整整经历了三年。

    邓回忆说，遵义会议时他和毛泽东住在一起。

    这两位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个子”和“小个子”，终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相遇了。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30年代在中央苏区挨整对邓小平来说是“祸”不是“福”。但40年后，这个“祸”却成为决定邓小平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关键性的积极因素——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批示中写道：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在当时是多么权威多么神圣的最高指示啊！

    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转机，并于1973年3月从江西农村的“牛棚”里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又回到周恩来身边，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5年，邓小平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邓小平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

    30年代党内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铭记于心的，而且记了整整40年。

    这对于当时挨整的邓小平来说，恐怕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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