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未可预卜的征程

    蒋介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赤匪”的兴起。

    在新军阀混战之际，中共已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十多万兵力。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近在咫尺，像一把把尖刀对准了它的前胸和后背。

    这对蒋介石来说，“赤匪”的兴起，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则国无宁日，民不堪命，祸患无穷”。当中原大战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即调遣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为纪念双十节发表《告父老文》，向全国发出“全面清剿共匪”的动员会。同时，他秘密派人组织了湘、鄂、静、豫等省的地主绅士，冒充乡民代表，打着请愿团的旗号，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发兵剿匪。蒋介石接见这些“民众代表”时声言广四中全会后本人即湘、鄂、赣督剿共匪。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一致剿共，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他首先以“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颁布大赦令，宣布过去四五年来先后以“附逆有据”、“弄兵作乱”、“叛党卖国”、“危害党国”、“勾结反动”、“设小组织”、“破坏编遣”、“反抗中央”、“忤逆总理”等等二十余种罪名而被开除党籍的481人，一笔勾销，统统恢复党籍。

    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的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亦或不至如此压迫。”“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之状态，使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连已经统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之人。而今忏悔，愿牺牲一切，贡献于党国，赎我罪恶。”

    继而，他恳请中央取消对阎锡山、冯玉祥的通缉令，还请孔祥熙当调停人专程去山西面陈阎、冯；同时打电报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恢复李、白等人的党籍；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汇拨军费1500万元，令其镇守东北，接管平津、河北。

    待这一切“安抚”妥当，蒋介石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一行乘坐“美龄”号专机飞抵南昌，督率“剿共”。

    他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特悬赏五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

    不消说，蒋介石对这些予以缉拿的“赤匪”首领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用蒋的话说，“在一个锅里耍勺子”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他认为他们确实是一群杰出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不能低估他们，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193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十万大军，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此刻，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里拿着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掠过刊登的上海十家商厦联袂大甩卖的新年贺礼，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1930年岁末最后一天发表的元旦献辞。它在恭贺新年到来之际，却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忠信党国，拥戴领袖，崇尚仁义道德，戒酒茶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数日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

    此刻，他正在等待从“剿匪”前线传来的捷报。

    然而，在这辞旧迎新的最后一天，给蒋介石送来的并不是吉祥如意的佳音，而是“赣省剿共军失利”的坏消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一个半师被歼灭，首次“围剿”被朱、毛红军粉碎。

    噩耗传来，南昌乃至南京的欢乐气氛顿消。蒋介石哀叹道：“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

    就在朱、毛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欣然挥毫以挥洒天地的狂放墨迹写下“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豪迈词句之时，远在南国边陲的红七军已经踏上了千里转战的漫漫征途。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后，仍按照原来的计划，攻下北进途中的小镇怀远之后，再攻龙江南岸的大镇庆远，然后直攻柳州。

    部队进驻怀远时，获悉敌人在庆远驻有重兵，并在庆远附近的融县、独山一带构筑工事，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对此，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

    邓斌认为，庆远乃敌军重镇，敌人必下死力固守，此时强攻是没有把握的，应立即东进攻占渡口。据此，他不同意攻打庆远，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央指示集中攻坚，红七军就应该攻打庆远，不必躲闪。——不难看出这种意见里多少有点消极、抵触的情绪。似乎只有吃点苦头，才能使中央代表和某些人的“狂躁病”有所收敛。

    当然，张云逸等也认为庆远不易打，至于攻不攻融县，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夺。

    最后，争论的结果，决定采纳张云逸等人的意见，放弃打庆远，部队继续向天河进军。

    占领了天河，获悉庆远、融县均有敌重兵扼守，兵委和前委同意了邓斌的意见，决定不攻融县，而是经过三防地区转移敌人的目标，然后再进占长安（今融安）。但第二天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以涉过直达长安，于是，兵委和前委又决定进攻融县。

    11月18日，红七军离开天河四十余里，就在天河县的四把（今属罗城县）附近，与从宜山方向赶来阻截的桂军覃连芳师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敌我相持了三日之久，这时，敌韩采凤师又从怀远方向追来，企图与覃连芳师合围夹击红军。

    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乘夜暗甩开敌军，向北面九万大山的三防地区疾进……

    11月25日，红七军到达三防（今属融水县）。

    三防地处大苗山腹地，没有敌军困扰，又因霪雨绵绵，难以行军，部队便在此休整数日。期间召开全军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与敌交战的经验教训。为此，兵委和前委先召开会议，统一认识。

    邓斌在会上发言：“我们离开河池已经十多天了，却才仅仅推进了不到一百公里。四把一战，歼敌近五百人，而我军也付出几乎对等的代价。但是，敌人可以拉丁补充，我们却无法补允。即使敌我伤亡比例是三比一，甚至更多，这对于我们也是不太合算的。从面临的情势看，我军能否打下下一个目标——长安，决定下一步能否打下桂林……”

    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中央代表和兵委的反对。

    邓岗指责：“仗没有打好，是谁的责任？”

    邓斌反问：“你说是谁的责任？”

    邓岗满脸愠怒：“责任就在前委某些人右倾，对中央的命令执行不力！”

    邓斌冷冷一笑：“自你来到以后，全军的一切部署和行动都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啊！”

    “这么说，责任在我，在中央喽！”

    “我还是前委书记么，责任当然由我负。”

    这时，陈豪人按捺不住，站起来说：“前委最初的估计就是错的嘛！本来是要我们先打柳州，后攻桂林，可邓斌同志则主张先打桂林后攻柳州。当然喽，现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如陆放翁《剑南诗稿·秋兴》所云：‘惩羹吹齑岂其非，亡羊补牢理所宜。’我提议，我们还是执行先打柳州的方案。这样既能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也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打它个措手不及！”

    张云逸俯视着铺在桌子上标志着双方态势的简易地图，在听完了陈豪人的发言之后，抬起头扫了大家一眼，说：“目前，我们与外界联系已隔绝，但从侦察到的情报看，李宗仁已派重兵占据了各个重要城镇，并派覃连芳部、韩采凤部为流动师，阻截追击我军，不让红军在广西有立足之地。按豪人同志的意见，变被动为主动，果能‘枉尺直寻’的话，我们岂不是‘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但现在看来，不论打桂林，还是打柳州，我们都不易得手。”

    “由此看来，势态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龚鹤村以参谋长的口吻说，“我们除了主动出击，坚决战斗，别无他法！”

    “变被动为主动，不仅需要条件，而且需要时间……”邓斌微带沙哑的声音说，“如果说仗没有打好，是军事指导思想有问题，我可以承担责任，大家不必要再争论了。目前最当紧的是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境地，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他的语气里蕴含着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一个善于引咎自责的人，内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谓“巧者劳智者忧”了。

    邓岗将含有强烈芒剌的目光投射到他脸上：“中央的方针已定，中央给七军的任务已定，这还有什么可动摇的吗？刚刚举步，就畏首畏尾，就打退堂鼓，还有何颜面奢谈革命，奢谈奋斗，奢谈建立苏维埃政权？”

    陈豪人马上以兵委书记的身份表示：“大敌当前，若有半点动摇，便是对党的不忠诚，对革命对红军的背叛！”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停止了唇枪舌剑、无休无止的论战，表示服从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柳州的方案。

    邓斌深感在会上的孤立。

    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他的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在凹陷的眼眶里闪烁着幽亮，扫描着在场的兵委和前委的委员们。

    他似乎对身处的这种孤立丝毫没有感到难堪不安，似乎对在坐的每一位充满着一种深挚的体谅：

    党，毕竟很年轻！

    红军，毕竟很年轻！

    大家，毕竟很年轻！

    探索前人未走过的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往往是常人无法理喻的痛苦！

    客观上波诡云谲，变幻莫测，主观上受着革命理论的盲从与思考的局限。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严峻地摆到这些“激情有余、活力充沛、但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隐在云里雾里，一切都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覆疑无路时会出现柳暗花明的境地。

    啊，在未可预卜的征途中，环境和势态已不允许征战者作从容而周密的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

    进而他又想：在茫茫的深夜中探索，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荣光；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而把另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于是，他平静地说：“我服从大家的意见。在此我提出一个请求，愿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建议由邓岗同志或其他同志来担任。”

    他话音一落，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一阵哗然。

    邓岗拍了一下桌子：“邓斌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撂挑子？我千里迢迢而来，难道就是要取代你的前委书记吗？”

    邓斌说：“我并不是撂挑子，前委书记也并不是非我当不成，我是建议由最合适的同志来担任。”

    邓岗说：“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是非要撤谁的职，罢谁的官嘛！前委书记还必须由你来当！”

    陈豪人附和：“就是嘛，就是嘛！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仗打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龚鹤村站起来和稀泥道：“嗨！你们二位都是中央先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而且同姓，都被大家唤称‘邓代表’。这前委书记由二位谁来当，我都赞成，没意见。”

    张云逸马上发话：“战前换将，乃兵家大忌！不论怎样，打完仗再作定论！”

    邓斌见此情形，也就只好服从大家的决定，继续当他的前委书记。

    ——邓小平回忆说，在这个漫长而艰苦的征途中，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停止过争论，从未消除过分歧。“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会议之后，红七军即向东南而下，去攻打柳州。

    桂系“追剿”施诈，红七军被迫转入湘南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得到蒋介石的大赦，并被委任桂、湘、黔边“剿共”总指挥、联防司令长官等职。似乎一夜之间，蒋、桂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重归干好了。

    李宗仁重整旗鼓，要做出点样子给蒋介石瞧：遂令覃连芳和韩采凤两个主力师（即六十师和教导师）围追阻截红七军，并由白崇禧亲自督战——以此向蒋介石讨得军费。当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失败，李宗仁便即刻给蒋发去一个“剿歼战况”电报称：“我两万兵勇正奋力阻截李（明瑞）张（云逸）军，期于柳、桂以北地区，将匪扑灭。”“惟虑该匪一部或其残部，万一逃漏，突窜湘漓入赣，与朱毛会合，兹特拟定加大兵力，将匪剿歼于柳、桂或湘漓地区。”“目前军费匮乏，无后力保障，亟待解决。”云云。

    蒋介石一向认为，共产党只要他的命，而桂系却是既要他的命，又要他的兵，还要他的钱。蒋也一向要求“本党诸同志要廉洁自律，防微杜渐，清除腐败”，他自己首先做清廉节俭的表率，烟酒不沾，只喝白开水，即使聚会也以水代酒。但是，为了完成他的“剿共”大业，他不得不做出一种慷慨的姿态，挥笔向桂系拨了50万元军费和物资，同时给李宗仁复电，决不使李、张之匪窜逃湘漓，企与朱毛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柳、桂以北地区消灭之。”

    在向桂系拨款、签发电报时，蒋介石像祈祷上帝似地沉吟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能否尽灭共匪，就看他们是否言出必行，膺命无间了！”

    这个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李宗仁、白崇禧的意图仍然是“欲擒故纵”之策：在围追堵截红七军时，无须付出太大的代价，将红军往黔、湘两境内追赶，让黔军或湘军与其交战。

    1930年12月中旬，红七军以主力攻打长安。

    长安是桂北的一个重镇，位于融江西岸，约有三四万人口。这里物产丰富，商贾云集，是南下柳州、北达黔湘的通衢码头。当红七军还未到，白崇禧已把覃连芳和韩采凤两个师在长安镇构筑工事，布下阵容，企图将红军在此“合围聚歼”。

    时值冬季，红七军为筹措冬衣，解决急需的给养，决定攻打长安。

    此役由李明瑞亲自指挥，从西、南、北三面向长安镇发起攻击，迅速攻占了外围阵地。敌军退至镇内抵抗，并请求白崇禧速派桂林、泖州之敌增援。

    敌人在镇周围设了三道鹿砦，工事确是坚固，火力交叉密集。红军三支突击队数次攻坚，虽接近镇区，攻破了部分街巷，但部队伤亡较大，未能攻占镇中心区。

    彼此越打越激烈，越打越黏着。

    彼此都知道对方是老辣而强悍的对手。

    彼此都把“北伐老兵”的威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北伐时，李明瑞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第十五师师长，白崇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那时，两个人一起行军，一起研究部署，一起指挥战斗，现在，两个人代表着两个敌对阵营，在此进行殊死较量。

    当李明瑞命令炮排向守敌工事进行轰击时，亲临长安督战的白崇禧也随即命令炮火以十倍的疯狂予以还击……

    当李明瑞再次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攻夺镇门关阵地时，白崇禧也马上调遣一个营的敢死队冲出城门，而且斩断后退的浮桥以令敢死队与对方厮搏拼杀……

    当李明瑞下令停止攻势，待命再攻时，白崇禧也似乎显得颇有礼节地即下令停火，严阵以待……

    这里是雄狮与猛虎的决斗！

    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战斗已经打了整整五天。双方皆伤亡甚重。敌师长覃连芳被击伤。

    白崇禧像下了某种赌注，倾心于这场较量。他不能不佩服对手指挥的这支军队：他们穿着不遮日晒、不挡风寒、甚至连皮肉都遮不住的破衣烂衫，他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时而吞吃着临时到口的一些食物，时常却靠野菜、稻壳、草籽充饥；他们带着伤痕和病痛，迈着血迹斑斑，滞重蹒跚然而却又是那般坚定、执著的步伐，怀着不可动摇的意志和信念，面不更色地向着死神，向着茫茫无际的恶路险途，以不可思议的顽强和耐力去拼搏冲杀，转战开进……

    白崇禧蓦然想起杀进右江苏区时，看到苏维埃门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土豪劣绅不入地狱，穷苦百姓难进天堂。

    呵，这就是共产党的真理，这就是穷人队伍的红军打天下的信仰。我要升入天堂，就必须把你打入地狱；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打入地狱。那么，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大厮杀就不可避免的拉开战争之幕！红军之所以如此顽强地战斗下去，除了生存之外，不正是由于对“升入天堂”的信仰而战吗？

    白崇禧不禁喟然长叹，遂将一个狡黯的微笑挂在他那宽大肥厚的脸庞上：绝艰奇险，方显出英雄本色。那么好吧，我们还须较量方可见分晓。

    白崇禧派人给李明瑞传送去一封亲笔信：裕生兄，还想打吗？你愿怎么打就怎么打，愿打多久就打多久，我白健生奉陪到底！你若攻下长安，我则退兵远离，此地乃归兄所据……

    李明瑞一眼便看出，这里面有“诈”——白崇禧善用诈术而著称，以此伎俩迷惑对方上钩，冷不防便从背后捅对方一刀。

    李明瑞与白崇禧交识多年，深谙白的性情与智谋。白自幼就学会宁用智取不用力敌的战法。白曾向他讲过少年时的一个故事：

    9岁的白崇禧与6岁的幺弟一起上学。同班里有个年龄最大的学生叫毛长林，性情暴戾，品性恶歹，时常以“大王”自居，欺侮他兄弟二人和弱小学生做其忠顺的“臣民”，勒令他们供其零钱、食物以作“贡品”，不能满足其勒索，便拳脚相加。白崇禧虽恼恨在心，但力弱而不能敌。便与六弟密商以智取胜之法，击败“大王”，夺取“王位”。某日放学回家的路上，白崇禧埋伏在“大王”必经之地的一堵山包后面，见毛长林登上山包往下走，他乘其不备从背后猛力一推，毛长林翻滚而下，摔成了个瘸子。他让六弟先回家告诉家人说明原委，而他则匿藏村后山岩洞之内，静候事件的了结。一个9岁的幼童作此精细安排，绝非一般。

    白崇禧也善于自行其事施阳奉阴违之招。15年前（1915年），他在旧桂系当连长，当时广西匪患泛滥，概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之说。当时广西政府对待股匪均采用招安之策，自陆荣廷做了广西督军，更是力主采用招抚政策。因陆荣廷在清军当兵时将法国领事的一只狗踢入河中而受通缉，陆畏罪潜逃落入绿林，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在安南、龙州一带专抢劫法国人，以示报复，而将所获财物接济贫苦人家，因而获得穷苦百姓的拥戴，势力日益庞大，后为清府督官苏宫保招抚，委以边防督办。辛亥革命后，陆荣廷便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因陆当过土匪，又是被招安者，所以他当政后，对土匪一律招抚宽待，以、扩充、巩固自己的势力。

    而那时只是一连之长的白崇禧，却主张对土匪剿重于招。他在所招安的三百多名土匪中挑出八十名惯匪，欲杀之而绝后患。营、团主官不敢作主，遂请示陆荣廷。陆闻之大怒，训斥道：“如开杀戮，各地匪酋皆不来就抚，本省治安如何安治得了？统统放了，予以宽待！”白崇禧闻后，决定独断独行，却又不能犯上，只能施谋用计。

    白崇禧将所要杀之惯匪，先施优待：放他们三天假回家过中秋节与家人团聚，并严令他们按期归队。惯匪们如期归来后，白崇禧却怒不可遏，诡称有人控告他们中间有人回乡又生匪恶，奸淫民女抢劫钱财，有负他的优待之意。惯匪们皆说绝无此事，白崇禧则说控诉者在学校内等候，定能认出犯罪之人，令其全部去学校让控诉者辨认。惯匪愿往，以证其无罪，乃鱼贯而入校门。校内早伏士兵，逐个捕捉，当夜将其全部枪决。白崇禧向营、团长官先斩后奏说：“该伙匪徒竟借夜间抢枪谋叛，事起仓促，因不及请示，恐误戎机，故用紧急处分将匪首全部惩处。”陆荣廷得知，也只能接受既成事实。此乃成为广西清乡剿匪史上一桩玄秘而又耸人听闻的血案。从此以后，对土匪的“招安”改为“进剿”。

    ……

    李明瑞将白崇禧的信在手中搓揉成一团雪片撒之于地，复而大笑两声：“哈哈，好聪明的活诸葛啊！我李裕生不上你‘白老虎’的当！”

    果不出李明瑞所料，当战斗进行到第六天头上，白崇禧已悄悄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长安开进，欲从背后袭剿红军。李明瑞遂下令撤出战斗。

    红七军于18日夜撤离长安，向黔、湘边转移。

    白崇禧没有派兵追击。

    其实，这正是桂系既定的一个权宜计谋。

    一路急行。

    翻越崇山峻岭，穿过苗乡侗乡，取道湘西南通道县境（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四道封锁线，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由此开始了无后方的万里远征）……饥寒交迫的红七军于12月20日占领了一个叫绥宁的古镇。本想在此能筹集到一些粮款和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可是，这是一座空城。

    在红军到来之前，听信国民党宣传的居民和生意人全跑光了。红军到此一无所获。

    然而，红七军进入湖南占领绥宁的消息，很快为国民党的报纸报道。中共的机关报《红旗报》对此也作了报道：

    24日长沙讯：红军第七军由广西义宁三江一带，进攻湘南通道、绥宁各县……由李明瑞指挥，约三千余人，20日攻克了绥宁，继续向武冈、城步两县进攻，声势甚张。湖南军阀何键得知消息，十分紧张，急令王家烈由靖州派兵三个团倾击通道、绥宁；令章亮基旅开赴武冈，与绥宁黔军取得联系；令段珩由广州派兵驻新宁，向武冈、城步警戒；令湘乡新化各县团队开赴宝庆集中，以兹柢抗。观此布置，可见湘南白军吃紧到如何形勢了。

    敌我双方的报道，红七军并没有看到，也无法看到。对于敌军的各项军事部署，红七军更是全然不知。部队在绥宁住了一夜后，便又于饥寒交迫之中向湖南西南边界重镇武冈进发了……

    “娘希匹！他们是一群喂不饱的狼！狼！”蒋介石看到“叛匪李明瑞率残部窜入湘西南”的密报，心中顿升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怒火，愤愤地恶狠狠地痛骂着，用一个指头不停地敲着何键发来的紧急电文，就像敲着李宗仁、白崇禧的脑袋瓜。

    红七军占领了绥宁，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与惊扰，因为此时他调集的十万大军正对朱、毛红军进行“围剿”，战况甚烈，胜负难断。而拿了他大批军费的桂系，非但没能“聚歼”广西的“共匪”，反倒把“共匪”引入湖南境内。——这个企图，蒋介石洞若观火，看得十分的清楚。若是他处在桂系的地位，他也会这么干，而且干得比李、白更狡猾更巧妙。

    现在，他给何键下了委任状，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令其“将入湘之匪寇，剿歼于武冈、绥宁一带”。

    蒋介石委任和提拔军官，向来是独断专行，哪怕你是一个小小的排长或是连长，只要他看上你，就认为你有用，一言即出便提升你团长、旅长。这并不妨碍他识人之深、用人之当。但他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

    何键，字芸樵，湖南醴陵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8年湘军总司令程潜委任他为游击司令，后归唐生智指挥，任骑兵团团长和九旅旅长。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后升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任湖南清乡会督办。

    何键在湖南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是有名的反共专家和健将，手段毒辣而残忍。在国民党内，他是一个极善于投机钻营的军人，他和桂系白崇禧、胡宗铎、夏威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而后歃血为盟义结金兰。但他明靠桂系，暗通蒋介石，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他拥蒋反桂，在李宗仁、白崇禧背后捅刀子，而表面上对桂系特别地友好。李、白被迫下野逃亡，何键被蒋介石委任湖南省主席，在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屡次“进剿”、“会剿”、“围剿”中，他极为卖力，深为蒋介石所青睐。

    现在，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一是因为他会决死堵截红七军入湘；二是他可以率湘军追剿入桂，凭借他与桂系首领的私谊，而不会引起各地方势力的纠纷。

    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委任状，立即赶往衡阳督师布阵，对红七军进行穷凶极恶的堵截……

    武冈血战，李明瑞喝斥何莽：革命需要的不是烈士

    红七军开到武冈地区，原本只想筹集些粮款和物资，并不打算攻城。但很快得到消息说，武同城内只有一个保安团驻守，兵力不过六七百人。

    是打还是不打？

    红七军兵委和前委考虑到自部队进入湘南以来，天气骤冷，而指战员们仍是离开河池时穿的单衣单裤，且部队粮弹均缺，亟待补充，于是便决定攻打武冈。

    而实际上，武冈守敌并非只一个保安团。自中原大战后，这里成为湘军遵蒋介石之命阻止桂军北上的第一道防线。迄今，仅武冈城内仍驻守着湘军的两个正规团，因一时无战事，全由保安团担负警戒与巡防。由于对敌情勘察不明，红七军便急不可待地攻城了。

    12月26日，红七军向武冈城发起攻击。

    可是，连攻三天，未能攻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凭险而据，顽固抵抗。双方成对峙之势，相互打枪打炮。坐落在资水河西岸的武冈古城，被滚滚硝烟笼罩……

    最惨烈的战斗，是在第四天，红七军调整攻城部署：以第五十五团挖掘坑道，放置炸药轰城，主力部队待城墙炸开后发起总攻。

    而这时，何键调集的五个正规团在空军的配合下，气势汹汹地向红七军包围过来。

    大约下午2时，敌军赶到，首先施展空中轰炸：数架意大利式轰炸机背着滴血的日头俯冲着向红军外围阵地猛扑过来，天空立即塞满了骇人的怪啸声。几乎就在同时，在离红军指挥部——一个天然岩洞百米外的主攻阵地，拔地腾起几团火光，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狗日的何芸樵好歹毒啊！”李明瑞暗自骂道。他满脸已被硝烟熏黑，两眼红肿，声音沙哑，已经三个昼夜没有合眼。此时，他沉重地感到战局已恶化，势态万分危急！眼前的景象与最初的希望反差太大了！他把望远镜甩在胸前，转身向张云逸、邓斌等人提议，“撤吧！越快越好……”

    张云逸举着望远镜，巡视着被打得千疮百孔却岿然不动的城墙和城下布满弹坑、掩体的阵地：敌机像狂蜂一样乱蛰乱咬，大地在重磅炸弹撞击下发疟疾似地瑟瑟颤抖，爆炸声汇成连续的轰鸣，弹坑里冲起一股股气浪……在被炸毁的浮桥旁和周围的河滩上，横陈着血肉裸露的尸体，折断的枪柄，滴血的刺刀，倾倒的树枝上挂着被扯烂的血淋淋的布条……这是被战火烤煳的焦土！这是被鲜血渗透的土地啊！

    他心头生起一股被战神嘲弄的怒火：红军是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步兵、炮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事先敌人已经坚土扼守，而我却是仓促进入阵地……一切的不均衡，决定了这场较量的异常残酷！

    “通知各团，待日落后撤出阵地！”张云逸向参谋长龚鹤村下达命令。

    “只有战到天黑才能撤……”龚鹤村嘟哝着，“可是，往哪儿撤？这屌仗打得真他妈的窝气！”

    “是啊，往哪儿撤？唉！”中央代表邓岗将目光从地图上抬起，在每个人脸上掠一眼，又转向地图。他恨不得马上能找到一条顺利到达安全地带的路线。

    “何键大兵压来，我们只有抢渡资水，向东南转移。”邓斌伸手指向地图上湘、桂交界的新宁、全州一带。

    “你是说，我们再转回广西？”邓岗问。

    “只有向新宁、全州一带转移。”邓斌说。

    “眼下，我们整个部队都衣不蔽体，饥寒交加，赤脚赶路……”陈豪人的话语里流露出悲悯的情调，“前锋五十五团子弹已经打光，何莽两次派人来要，他骂娘说，没有子弹让老子用掏火棍与敌人拼吗？只好把后备营的一批子弹送了过去。唉，看来，我们执行的计划有误……”

    “不！不！”邓岗马上反驳说，“这和中央的计划毫不相干，只是出现了意外的原因嘛！怎么能以此怀疑中央的计划呢？”

    “可是，我们陷入了困境，被敌包围在这里……”陈豪人焦灼不安地说。

    “不必再争论了。”李明瑞以总指挥的决断吩咐道，“由前委、兵委率二十师先撤，抢渡资水河，沿岐塘埔向新宁突围；十九师两团随后跟进，由我指挥五十五团牵敌人，然后翻越石门山，用掉追敌，迂回到新宁会合。大家看这样行动如何？”

    邓斌说：“天亮前必须全部撤出武冈，渡过资水。”

    张云逸说：“只能是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兵贵神速，所有辎重和不必要的东西统统扔掉，轻装突进！不过，我有一点意见，可否与李总指挥交换一下？”

    李明瑞忙问：“张军长是何意见？”

    张云逸说：“还是你率主力先撤，我和五十五团留下牵制敌人。”

    李明瑞说：“你留下我留下都一样，还是我留下，就这样定了。”

    炮火已经把武冈城四周的树木剥得净光。城南门外的攻城阵地出现了战斗的间歇，它意味着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在敌机停止轰炸之后，重新组织调整兵力和火力，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

    将落未落的残阳正在古城一边孤独的角落露出脸来。在晚天揉红的血色中，焦头烂额的城门楼在资水河上投下一抹伤悲的影子。夕阳的橘，晚天的红，硝烟的灰褐，交杂着城墙暗淡的青铜般砖色，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这座坚甲厚壁的城池纵大纵深……

    整整一天，红七军第五十五团的战士们借着炮弹和飞机炸弹坑作为抵抗的工事，与蜂拥而至的敌军作拼死的搏斗，敌我双方波浪式的反复冲击与反冲击，已经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

    “团长，敌人又开始进攻了！”两眼直直注视着敌方动向的作战参谋喊了声。

    “打！”团长何莽吼了一声，抱起一挺歪把子机枪，向黑压压冲过来的敌群扫射，嘴里不停地叫骂着，“狗日的何键，老子不尿你！你有种敢来吗？老子想会会你！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何’字，呸！你何键辱没何家祖先，你是何家的败类！败类……”

    何莽，字子祁，壮族，龙州人。1926考入广西军官学校，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被桂系黄绍竑逮捕入狱。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时，得知何莽关押，遂将其解救，委任警备大队分队长。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营长。由于他英勇善战，河池整编被任命为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

    “团长，一营葛营长说，军部送来的子弹又打光了！”通信员匍匐着身子爬过来报告。

    “那就拼刺刀，从狗日们的手里夺！夺！”何莽说。

    “是，从狗日的手里夺！”

    阵地一片片崩塌，预示着即将陷落……

    靠近浮桥和河滩的一营阵地。被炸断了一只胳賻的营长葛志虎提着马刀，嘶哑着嗓子喊着，带领一支大刀队向冲过来的敌人左劈右砍，有人倒下了，有人从敌人手里夺过枪支吼叫着向敌人射击，有人死死地抱着对手拉响了手榴弹……这种极尽疯狂的厮杀惊心动魄！

    整个阵地犹如一个遍体伤痕血将流尽仍然拼杀不休的巨人。一片片血洼，在浓烈噎人的腥风中，冒着粉红色的腾腾蒸气……

    傍晚时分，李明瑞带着一个班和四挺机枪及部分弹药来到五十五团阵地。

    “李总指挥，你怎么来了？我们马上就组织突围……”何莽报告说。

    “你是说，马上放弃阵地？”李明瑞一向器重何莽，但他愠怒的反问声调立刻使何莽倒噎了一口气。

    “总指挥，我们团可以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掩护大部队突围……”何莽并不晓得总指挥的真正意图。

    “何莽，要是现在把阵地丢了，我砍你的脑袋！”李明瑞声调并不高，却含有万钧之力，“五十五团要像钉子一样，把敌人死死地钉在这里！没有我的命令，一兵一卒不准撤！”

    “是！”

    “拖住敌人就是胜利！”

    “何莽明白！”

    何莽崇尚李明瑞的忠勇，自入党后，对共产党以死相报。——这便是一个告别旧军队的将领的军人魂！

    何莽向部队下达了决战到底的命令。

    在落日坠入苍山谷壑的殷血天色中，敌人又开始了凶猛的炮击，表现出敌人要在天黑前攻陷阵地的决心，用铁与火消灭红军夜间突围的希望。

    炮火一停，敌人便施展出人海战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向前推进，步步收缩，且高喊口号：

    “活捉共匪，立功有赏！”

    “活捉共匪，立功有赏！”

    “活捉共匪，立功有赏！”

    “……”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夜空被曳光弹划破一道道惨白的痕迹。守城的敌人杀气腾腾地从城门拥出，敌增援部队也从城外包抄过来。

    李明瑞借着曳光弹的闪亮洞察着敌人的动向。他谙熟对方在夜间打仗的习惯：只拉阵势，不敢近抄；士兵们在前头杀杀喊喊亮嗓子，指挥官在后头抽屁股赶鸭子。他发现守敌出城后，沿岸滩向南推进，而援敌则撒开两翼，成围抄收拢之势。

    于是，李明瑞对五十五团作战术调整：一营阻击守城之敌，二营、三营分别打击援敌，待两敌靠近时，各营迅速撤出阵地，由城东突围，向石门山疾进。

    他告诉何莽：派一些战士搜寻敌尸体上的服装穿上，与敌靠近时也高喊“活捉共匪，立功有赏”的口号。

    何莽明白了总指挥的意图，往驳壳枪里压了一梭子弹，说：“他娘的，我们一抵十跟狗日的拼死也值得！”

    李明瑞喝斥他道：“放屁！革命需要的不是烈士，而是战士！”

    凌晨1时许，何莽指挥一营阻击了敌人十多次进攻后，撤出断肢残骸、尸体累累的主阵地，与二营、三营会合。等守敌冲入主阵地，何莽率领一部分换上敌人服装的战士向援敌靠近，并高喊口号：“活捉共匪，立功有赏！”乘机调转枪口向守敌开火。

    这一招果然应验，援敌把闯进主阵地的守敌当成了“共匪”，守敌也把援敌当成了“共匪”，双方打得火火爆爆，好不热闹。

    昏黄的残月，蹲踞在武冈城外的石门山头，凝滞着浑浊阴冷的目光，呆视着这场旷日持久的人类惨剧，呆视着威严狞恶的战神用它单调而斑斓的青铁与血红的色彩，在湘桂边界这块古老的画布上，潦潦草草地涂抹的一笔。

    纷乱的黑色人群在枪炮迸射的硝烟气浪中伏倒、狂奔，那嘈杂的呼叫在远远近近的枪炮声的伴奏下，像一个声音嘶哑的解说员，对着颇为壮观的夜战画面，不厌其烦地作着说明。

    让他们自相残杀吧！

    李明瑞无睱顾及这些，他指挥五十五团向城东突围。

    突然，半空中发出炮弹呼啸的怪叫声，震得耳膜“吱咬嗡嗡”地发响。

    “快卧倒！！！”

    李明瑞压着嗓门吼喊了一声，战士们一个个像碰上了无形绊脚石似地纷纷栽倒于地，而他确实感到自己像被一块石头撞击了一下，猝然栽倒下去。

    当他转身坐起来时，何莽的头颅“咕咚”一声触倒地上，整个躯体缩成一团，带着的驳壳枪在手中紧紧握着，那已经破成碎网状的灰布军衣和刚穿上敌军官的上衣浸满了血浆；顷刻，只见何莽两脚岔幵而僵直，麻质的草鞋上沾满鲜血浸泡的黑色稀泥。

    “何莽，何莽，我的好兄弟！”

    一声声喊唤，再也没有把年仅26岁的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唤醒过来……

    中央代表在全州出走

    红七军分两路撤出武同，经三天三夜突围急行，抵达湘、桂边新宁地区。

    一些红七军的老战士追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武冈作战失败，部队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途中人员又跑散了不少。谁知在新宁刚一落脚，又陷入湘军的包围圈。虽经奋力突围，击溃追敌和民团，但也使部队受到较大的损失。

    面对湘军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决定：向桂东北的资源地区撤退。途经湘、桂交界之地“八十山”时，又遭到湘军重兵围堵，难以突破。于是红七军前委和兵委便又决定：绕开资源，翻过越城岭山脉，沿湘江北岸向桂境的全州突进。

    1931年元旦，红七军进入全州境内，当晚在会龙铺宿营。经侦察，发现全州城守敌不多且毫无防备，红七军即于1月2日夜攻克了全州。

    1月3日，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

    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案，围绕“红七军发展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红七军北上，本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打桂林的命令，以便最后夺取广州。经过桂、湘边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转战突围，屡屡与敌遭遇，战四把、打长安、攻武冈……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粮弹匮乏，再加上地域生疏，情报不准，没能攻下一座城镇。而部队衣食无着，饥寒交困，加上长期行军和频繁作战，部队减员严重，开小差的很多，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

    此时，部队中的失败情绪很深，对部队的行动方针和中央要求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的命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眼下，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围堵，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何言去攻打柳州和桂林？还有何言奢谈那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高调？

    邓斌、张云逸、李明瑞等主张立即放弃攻打柳州和桂林的计划，此计划对于红七军已经根本无从实施无法实现。

    邓斌说：“部队几经苦战，减员过半，而且粮弹奇缺，极度疲劳，若再照此计划，再长途跋涉去攻打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张云逸说：“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红七军就会被拖光拼光！况且，原来攻打柳、桂之目的是开辟通往广州的道路，现已绕过桂林到达全州，可以穿过湘南进入粤北，故此攻打桂林已没有必要，而且是一步‘臭棋’。”

    李明瑞说：“有兵有粮有地盘，什么都好说，也好办。而眼下我们只剩下三四千人了，再打回右江已不可能，但照这样既无后方又无兵源粮源的东突西奔也决非长法。当务之急，是要定准我们的去向。”

    在严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实际上已过时了的“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终于低下了威严高傲的头颅！

    会上，委员们看到邓岗的脸上出现了难以想像的变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色青灰，蒙着一层悲苦的暗云；干裂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哆嗦着，扭歪着，饱蕴着一派莫名的羞怒；眼眶塌陷很深，布满血网的眼眸散射着黯淡的红亮；他倾听着大家的发言，像一位被提起讼诉者到庭听讯，却一言不发。

    执行中央命令的挫败，给他这位年轻气盛的中央代表的打击多么沉痛是可想而知的。

    他隐约地意识到：这大概就是命运的作梗与嘲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看来并不是单凭意志、忠诚和一腔热血就能强求其成的。作为中央代表来到红七军是要尽他的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组织赋予他的历史使命，除了他希望用自己的热血和号召力唤起红七军英勇奋战，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之外，他还有什么可求呢？当然，他希望荣誉、威望和尊严，只要努力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甚至成为巨人。但这些都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伟大的成就，才能得到才能实现的啊！却没有想到开局不利，连连受挫，这大概就是“命厄运蹇”之说吧？当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者是不相信这个，但惨痛的事实不能不使他有点相信。

    他明白，自从河池出发，打长安攻城失利后，他的中央代表的权威已经开始产生根本的动摇。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大概也就是陈豪人和龚鹤村，而陈豪人这位年轻的军政治部主任虽然当了兵委书记，但在军事上是无足轻重的。自打武冈失败，龚鹤村已开始转向，有时总眯起眼睛瞧他，眼神里隐含着一种酷似上当受骗后的悔恨之意。

    他本想为自己辩解什么，把一切挫折看成意外的客观原因。但这时他稍稍有所顿悟：自以为是，自行其事，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或者叫着通病，被这种错误或通病葬送的不仅是一般常人，而且还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他把嘴绷得紧紧的，只有洗耳恭听大家滔滔不绝、多是批评甚至指责他的发言，他好像是一位列席会议的代表，又好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他的心情处于极端复杂的状态，泛起一缕不可言状的失意、空虚和沮丧。

    “邓岗同志应该对七军受到的损失和挫折负责任！”龚鹤村的发言火药味极浓。

    “现在看来，我们撤离右江根据地是个极大的错误！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此我做深刻检讨，我提出辞去兵委书记的职务……”陈豪人又习惯地摘下近视眼镜擦来擦去。

    李谦、许卓、佘惠等委员的发言也火力十足。

    邓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愤然离开会场，他那似乎再也沸腾不起来的血液里浸透了失意的悲凉……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

    一、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

    二、迅速改变硬打攻坚的战略；

    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扩充队伍；

    四、部队在全州稍事休整后，经湖华、江华出连州、粤北，至粤湘赣边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会议还作出决定：撤销兵委。撤销对雷经天的一切处分，恢复其党籍。

    清冷的月色给邓岗一种凄楚之感。他坐在荒凉而空茫的城躲上，对陈豪人说：“有时候，我觉得月色的善良温和像一个婉致的少女，而如今，这月色就仿佛一个年老的海盗，虽退守到这砖墙的角落，而他的眼睛冷森森地闪着幽光，手里还握着年轻时砍钝了的水手刀……”

    陈豪人听出了什么，便直白地说：“你的比喻看似优雅，却使人感到很冷酷。我在会上对你没有丝毫的恶意，我只是作自我检讨……”

    邓岗没有理会，继续谈他对“月色”的体会：“哦，那把水手刀！在夜幕下四处游动，终于把我的胸腹剖开，冷漠的月色夹着古旧的城池猛然涌进我的胸臆，五脏六腑纵是被扯碎，但流淌出来的却是鲜红的血……”

    陈豪人说：“是的，你来七军并没有错，只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我们执行中央的命令显然收获的不是成功啊！”

    “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

    “也许，中央的决策确有失误……”

    邓岗怀疑地瞅了他一眼：“怎么，你由此怀疑中央？”

    陈豪人脸泛愁云：“我只是私下这般琢磨，两年前，面对蒋介石的大清党和屠杀，中央上层不就出现过盲动冒险的错误吗？很快被纠正了。”

    邓岗不置可否地沉吟了一声，然后又深长地叹了一声：“山重水覆，路途遥遥，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全都断隔，中央一概不知七军的行踪和这里发生的一切……”

    陈豪人不禁惊异地问：“你想离开红七军？”

    邓岗没有作答。

    朦胧的月色里有一个人影由远渐近地晃动着而来，很快便听到登城垛的脚步声。

    是邓斌。

    “噢，你们俩都在这儿赏月呀！”

    邓岗沉默不语。

    陈豪人也沉默不语。

    邓斌直言不讳地说：“邓岗同志离开会场，要大家好难堪哟！面对当前的困境，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

    邓岗的脸上挂着掺有几分凄苦而又焦灼的微笑，嘴角抽搐起来，散淡了的委屈、怨忿之情重又在胸中泛滥开来。他伸手将一根爬攀上城垛的枯藤折断，就仿佛听到自己体内纤维的断裂声。他终于开口说话：“我准备明天离开全州……”

    邓斌忙问：“为什么？”

    邓岗说：“既然中央派我来七军，既然是这样一种局面，我只好回上海复命，作个交待。”

    是啊，他初来乍到时的那种以勃勃雄心、激情满怀、刻意筹划、大刀阔斧地带领红七军要干出一番伟业的壮举，只不过是一场“空悲切”的梦境。

    “是走是留，随你。”

    邓斌不便再多说什么。

    此时，夜已经很深很深，半轮残月栽下了城垛，夜雾从旷野慢慢蒸腾浓重上来，渐渐把远的山峦、树木，近的古城楼、砖墙、连同仨人的身影也吞没了……

    中央代表邓岗离开了红七军，从全州走了。

    不久，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离开了红七军，走了。

    据邓小平回忆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邓岗和陈豪人走后，“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就此结束。

    邓小平说：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只是坚定的推行者。对于红七军的遭遇，他们要负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

    邓岗离开红七军，前往上海途中，被留在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秘书长，后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干事、秘书、代理部长。1932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

    陈豪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此后便在上海、福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等职。1940年8月13日在福建崇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3岁。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邓岗和红七军领导人的陈豪人，虽然在红七军推行“立三路线”，犯过错误，但纵观其一生，仍不失为革命的一生，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一生，而且最后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抢渡武水，红七军被敌拦腰分隔两部

    白崇禧得知红七军占领了全州，便亲率一个师向全州扑袭而来。

    红七军闻讯，即被迫撤出全州，经桂湘边界的永安关，翻越都庞岭，向湘南的道州（今道县）疾进。

    道州已是一座空城。城内除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和少数贫民没跑以外，商人和富人早已跑光，许多居民也都避进了山林躲藏起来。

    这是何键的毒计！他在强令各乡镇政权和民团强迫群众坚壁清野的同时，派特务扮作红军进行奸淫烧杀，抢劫一空。当地百姓一听说“红毛鬼”来了，便四处奔逃。

    红七军占领道州后，为迅速消除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和敌对情绪，前委派出一批有文化的同志组成宣传队，利用休整的时间，在道州城内和附近的村寨路口刷写标语口号，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如：“打倒国民党军阀！”“红七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红军不拉夫、不发洋财、不强奸妇女！”“实行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粮！”“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分房！”等等，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谁知才驻两日，部队既无法筹粮款，也未能解决御寒冬衣，便得悉何键已派兵从宁远、零陵、嘉禾三路向道州袭来。红七军不得不立即开拔南下，向湘南边界的江华迫进。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天气奇寒。一日百里行军，饥寒交困，部队大都还穿着单衣、草鞋，有的甚至只穿平膝的短裤赤脚赶路，冻伤难忍，凄苦不堪……到了江华，部队已疲惫至极，清点人数，一路上竟有一百多官兵被饥饿和严寒夺走了生命。

    而江华的环境条件，比道州还要恶劣：这里的瑶族群众穿的是破麻烂布，吃的是稻糠野菜，家家蓬门荜户，人人蓬头垢面，有的村寨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

    鉴于此，红七军前委即决定：

    一、此地不宜久留，只能再度跋涉，先向粤西北的连州（今连县）进发，再翻越湘、桂、粤三省交界的老苗山，退至广西边界的贺县桂岭山区，寻找立足之地，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以图发展。

    二、根据需要，部队进行轻装，把笨重的武器如大炮等埋掉，把一些多余的家当如大铁锅、铁桶、脸盆等都送给当地群众。

    三、走不动的重伤员和重病号，尽量留在当地或设法请人护送回原籍。

    部队在江华只停留了两天。

    第三天，部队刚集合准备出发，四面八方的湘军和地主武装犹如飞蝗压野般扑袭过来。红七军仓促组织还击，边打边撤，虽受到些损失，但终于突围出来。

    顶风冒雪，一路急行军……

    红七军于1931年1月中旬翻越老苗山，抵进广西边界的桂岭山区。

    桂岭地处大山腹地，偏僻荒远，交通闭塞，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有利于部队休整。红七军前委原计划在此休整一个时期，发动群众，补充部队。可是到了桂岭之后，发现这里虽然偏僻，但地主豪绅的力量强大，活动猖獗，如若桂系重兵赶来，对红七军将构成极大的威胁。

    前委即又召集会议，作出决定：

    一、桂岭不可久留，部队在此只作短暂休整。

    二、没收反动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尽可能解决部队的吃穿和御寒问题。

    三、整编部队。

    此时全军兵力还有三千五百余人。为了充实基层和便于指挥，前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将原来两个师的建制改编为两个团，以主要长官兼任团长。原第十九师缩编为第五十五团，参谋长龚鹤村兼任团长，邓斌兼政委，下辖两个营，共一千二百余人。原第二十师缩编为第五十八团，总指挥李明瑞亲兼团长，李谦任副团长，政治部主任许卓（陈豪人走后，许被补任此职）兼政委，下辖两个营，共一千三百余人。此时全军还有六挺重机枪和三门迫击炮。

    1月19日，整编后的红七军由桂岭出发，翻越鹰扬关，再次向粤西北的连州进军。

    1月21日，红七军开进距离连州城六十里的东陂，得知城内有民团凭坚固守，还强迫老百姓集中在城内和炮楼里不许出来。红七军前委经权衡利弊，并根据龚鹤村的建议，决定不打连州，还是北上湖南宜章一带，因为三年前朱德、陈毅等在那里领导了宜章起义。经分析，认为那里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且地势险要，利于生存。

    1月23日，红七军转向北进，途中经星子圩镇，时闻前往湖南堍内湘军重兵布防，不可冒进，遂又折返连州。

    红军掉头南返，引起连州守敌万分惊恐，乃放火烧城，企图阻挡红军。红七军速组织突击队与守敌一边激战，一边入城救火，使得连州城没有全部毁于烈焰。

    红军此举，大大地感动和教育了连州市民。众多市民和商人主动筹款筹粮，慰劳红军。当地的教会医局也在红军崇高精神感召下，将百余名红军伤病员接纳住院免费治疗（这批伤病员治愈后，大部分经香港地下党组织送入中央苏区）。同时，红七军发动群众斗地主、恶霸，没收其浮财分给贫苦民众。

    红七军在连州休整七天，补充了弹药、马匹、药物、衣被等，又筹足了四万现洋，而且有二三百贫苦青年参加了红军。斯时斯地，不仅人人穿上了新衣，而且每人发了两块银元，队伍也扩充了。大家笑逐颜开，士气大振！——此时觑来，这支艰苦贫困、筚路蓝缕的队伍，看上去大体又像个样子了。

    此时，红七军的总部署还是想北进到湘南地区，在那里站稳脚跟，补充队伍，建立一块立足之地。因此决定，再度掉头北上。

    1月28日，红七军撤出连州，与来袭的粤军和民团激战两天，退至星子圩，于1月底抵达广东乳源县境梅花村（今属乐昌县）。

    时值残冬初春，腊梅花盛开的季节。

    梅花村坐落在湘粤边界南岭山脉之中，是一个拥有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寨，离湘南宜章只有百里之遥。

    得知红军到此，中共广东省乐昌县委宣传部长谷子元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前来和红七军联系。谷子元带来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

    看了中央的这些文件，红七军前委才知道，原来早在去年的9月，也就是红七军在河池会集之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

    啊！一切都释然了，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水落石出云开见日……这一切的一切都令红七军全体壮士扼腕痛首，悲愤填膺：

    从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这个时间上的差距，竟使红七军辗转数千里，被桂、湘、粤军阀围追堵截，昼夜于饥寒困苦之中突袭奔命，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锐减三分之二！

    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大的差误，回想起来，怎不能不令人深感震撼！深感遗憾！！深表痛叹！！！

    然而，逝者已逝，无可挽回，也没有时间去挽回。

    邓斌在梅花村召集前委开会，决定：部队在梅花村一带发动群众，扩充红军，在湘粤边小北江（即武水一带）创建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

    殊不知，这一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湘、粤军阀为争夺地盘在此连年征战。三年前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曾在此举行过湘南暴动，占领了宜章县城，与来袭的湘军许克祥部五个团以及桂军、粤军重兵展开激战。暴动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和湘南农军向赣南井冈山地区转移，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约一万人）。几个月前，朱、毛红军（红一方面军）也在执行“立三路线”的命令攻打长沙时多次出入湘南……所以，无论是湘军还是粤军、桂军，都十分警惕地注视着这一地区。

    红七军驻扎梅花村的消息，很快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所知。陈济棠速与何键谋划，认为红七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即以湘军粤军联手，南北夹击，企图将红七军在此一举歼灭。

    2月3日晨，红七军得到情报：粤军邓辉部约一个团兵力从连州追来。前委认为，敌军只有一个团，正是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乃决定在此与敌决战。

    当日中午，敌我双方发起攻势。仗一打响才发现，敌人的兵力绝非一个团，而是一师之众，其中两个团是由乐昌方向开来的。

    错误的情报导致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失败。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烈而残酷的一场恶战，歼敌一千余人，红军伤亡七百余人。

    当晚，粤军加紧攻势，后援部队源源而来……

    红七军遂于黄昏撤出战斗，向梅花村东南山区转移……

    梅花村战斗，红七军损失甚巨，原第二十师师长李谦、第五十五团团长章健等英勇牺牲，原红七军参谋长龚鹤村、第五十九团团长袁振武、第五十八团营长李显等身负重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兵力只剩两千余人。

    ——对于梅花村一仗，邓小平记忆深刻。1992年他到广东视察时，慨地提起在广东的昔日战斗经历。他万分惋惜地说：在梅村一仗中，牺牲了许多重要的干部，比如李谦！比如……

    他的声音哽咽了。

    他在1931年3月间再次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时，在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说：鉴于在梅花村一带建立苏区的计划不能实现，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整。部队出发前，经与地方党组织商定，龚鹤村、袁振武、李显等伤病员暂留在当地休养，并将二百余支怆、两门迫击炮及一些马匹留给了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武装。为加强指挥，前委决定由李明瑞兼任第五十五团团长，张云逸直接指挥第五十八团。

    2月5日，红七军撤到乐昌东南的杨溪（今属乳源县）渡口，旋即开始东渡武水（北江上游）。

    武水河宽水深，不能徒涉，而渡口的船只已被粤军和民团收缴烧毁，企图将红军堵歼击于武水西岸。红七军速派人四下寻找船只，仅在江潭湾芦苇丛里找到渔民们匿藏的两只小船，只好分批漕渡。因船少人多，抢渡十分缓慢。

    当日黄昏，邓斌、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个多连共一千五百余人刚刚渡过武水东岸，由韶关、乐昌南北两面的粤军乘汽车赶来堵截。

    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个多连处于粤军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情境十分睑恶。

    轰——轰——轰……

    哒哒哒哒哒哒……

    敌人先用迫击炮轰炸和机枪扫射来封锁渡口。两只渡船被炮弹击中碎裂，未来得及下船的人群纷纷落进血红的江水里……渡口边的沙滩上，驮马撕鸣狂奔，纷乱的灰色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冲向江岸，占领有利地形向敌人还击……

    邓斌和李明瑞的心头顿生起一种被嘲弄和被激愤的怒火：敌人偏偏这个时候赶来堵截！

    “张军长他们已无法过江……”

    “敌人的企图是要分割歼之于我……”

    “只好各自为战了！”

    “而我们也不可在此久守待毙！”

    “那就边打边向仁化撤！”

    “好吧，一切听天由命！”

    残阳如血。奔流的武水被枪弹灼起一阵阵怒啸。渡口边的河滩上，横陈着马匹和战士的尸体。黝黑的沙滩，在鲜血的浸润下瑟瑟发抖，水浪波波拍动，发出飒飒低吟——这是唱给不屈者们殉难的安魂曲，苍凉、悲壮、雄浑、沉闷，充溢天地之间，欲把死者唤醒！

    李明瑞指挥部队给粤军以打击后，冲出一条血路，即向仁化方向撤退……

    张云逸率领的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等非战斗人员共六百余人，被粤军阻于武水西岸。他们眼睁睁看着东岸的部队与敌殊死厮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却真格是“隔岸观火”，无力能助。并且，敌人的后援部队已开始调转方向，向他们扑袭而来。河面完全被敌火力封锁。

    至此，红七军在武水被敌拦腰分隔为两部，相互失去联络，音信全无……

    筚路蓝缕人赣南，邓斌即仆仆风尘回上海

    1931年1月上旬，邓斌、李明瑞率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个多连（此已编入第五十五团）经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北直入江西大庾县西部的内良，翻越大庾岭、诸广山（属罗霄山脉系），随后转向崇义挺进。

    经过六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千里转战，这支蹈险犯难、英勇不屈的队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各派系军阀的围追堵截，到达了目的地——赣南苏区。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创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它很快将成为全国革命武装的指挥中心。

    这里，有十万正规红军，他们已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正在积极准备和投入粉碎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二次大“围剿”的战斗。

    这里，已使赣南、闽西等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在这里诞生。

    江西不是广西，广西自然不能与江西相比，只要走进这里，才真正领受到它的另外一番天地，一派气象！

    “啊，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总算到家啦！”邓斌感慨地说。

    “是啊！《左传》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周易》曰：独行州闾，藏器待时。我们到此将有施展余地了！”李明瑞引经据典，侃侃而谈。

    队伍大踏步往前开进，再也不用担心前方有敌情或突遭敌军袭击。因为所到之处所见之人——也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因为这里早已“草木皆兵”，人人都是赤卫队员。

    当邓斌、李明瑞率部队一踏进江西境内，他们便欣喜地遇到了中共赣南特委（又称赣南行委）领导的游击队，并很快与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

    经特委同志介绍，他们才得知，这一带尚属游击区，六十里外的崇义县城还是敌占区；这里离井冈山有二百多里，已是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

    邓斌和李明瑞立即决定：北进六十里，拿下崇义城！

    2月12日晨，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以较强兵力和火力，一举攻克了崇义城。

    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红七军决定在崇义地区开展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同时决定组成中共红军第五十五团前委，取消军前委（简称“团委”，有时仍称“前委”），邓斌兼书记，暂受中共赣南特委领导。

    2月17日，恰逢旧历新年，红五十五团全体指战员与崇义城群众喜气洋洋地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红军占领崇义，已使坐镇南昌的“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不能安枕。

    何应钦急令赣州的蒋光鼐及长沙的何键，以两面夹击，“速歼李（明瑞）张（云逸）残匪于赣南”，夺回崇义城，“占据围剿之要冲”。

    3月初，敌第十九路军两个团由赣州向崇义进犯；何键也随之调集参加第二次大“围剿”的湘军一个师从柳州向崇义推进。

    针对这种形势，邓斌和李明瑞等在杰坝寨与赣南特委研究红五十五团的行动时认为：崇义地区“群众基础还很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脚”。在崇义东南的信丰一带，红三十五军已奉命由信丰转向中央苏区，信丰地区已无红军。据此，便决定红五十五团转到信丰，巩固苏区。

    在杰坝，邓斌从特委负责人那里得悉，中共中央已于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陈绍禹）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以王明为首的党内的一部分人，打着反对“立三路线”、“调和路线”的旗帜，起来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并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他们新的中央的政治纲领，从此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

    这一消息，不禁使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邓斌感到吃惊：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是去年9月下旬召开的，这么快又开四中全会，其间必有缘故！

    进而他想，自去年初他从上海回广西后，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与中央取得联系。似乎正因为此，中央才又派代表邓岗来到红七军。现在红七军几经曲折与磨难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终于抵达中央苏区。对于红七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如何确定？是在赣南地区发展，还是与朱、毛红军会合？红七军是否到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请示中央，亟待定夺。

    因此，他考虑很有必要赴上海一趟，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一次前委会，就他去上海汇报、请示工作进行讨论。委员们对他此时离开部队去上海感到恋恋不舍，又感到不太理解或疑虑：

    有的说，红七军好不容易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广西千里转战到了江西，很快就要与朱、毛红军会合了，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去上海呢？

    有的说，邓政委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已有一年多没与中央联系了。“立三路线”垮了，中央又有新的领导同志主持，不知又有什么新精神新战略新部署，邓政委此行去上海，也实属必要。

    也有的说，红七军抢渡武水时，被粤军分隔两部，现在张云逸军长率领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还在湘、粤边迂回苦战，下落不明……

    也有的说，待被敌分隔的两部会合后，或与朱、毛红军会合后，邓政委再去上海也不迟啊！

    但会议还是原则同意他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

    他指定，他走了以后，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

    他强调，红七军就剩下这么多人了，一定要打听到五十八团的下落。部队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他一再叮咛，必要时可向井冈山根据地方向靠拢，与朱、毛红军会师。

    据当时任红七军前委委员、总务处处长的袁任远回忆说——

    小平同志（邓斌）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一方面与地委（贛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另一方面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小平同志在返回崇义的路上，听到了枪声，他知道我们会按照前委预定的计划撤出崇义，向北转移。于是，小平同志又回到杰坝，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送给我们。

    我们从崇义撤到营前上犹县境内时，小平同志的警卫员赶到，将信交给我们。小平同志在信中指定许卓、李明瑞、佘惠、我和张翼五人组成前委，许卓任前委书记。我们把这个前委叫小前委。他在信中还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听到枪声，知道敌人巳向你们进攻，你们会按原计划撤退。我决定乘此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日事变”的情况。我们接到小平同志的信后，即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成立了前委，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就这样，邓斌告别了李明瑞，告别了这些与他共创红七军、共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友，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崇义。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与李明瑞、许卓、许进、佘惠等战友的这一握别，竟成了永别——仅半年之后，李明瑞、许卓、许进、佘惠等在中央苏区打“AB团”的清洗运动中均被杀害成为冤魂！

    邓斌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派出的交通员护送到广东的南雄，然后由中共广东地下组织派交通员护送到韶关乘火车去广州，然后由广州乘船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乘船去上海……

    天河镇重逢，李明瑞和张云逸热泪流淌

    被粤军阻于武水西岸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在军长张云逸的指挥下，沿武水西岸向西北方向的包公庙、狗牙洞一带疾进，终于摆脱了敌兵的尾追之后，撤至南岭众山之中。

    为便于指挥，张云逸把军教导队、特务连编入第五十八团，任命黄子荣（第五十八团一营营长）为团长，李天佑（特务连连长）为副团长，即对部队的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

    面对北有湘军堵截、南有粤军追剿的险恶态势和艰困的生存处境，张云逸对大家说：“同志们，虽然敌人在乐昌河（即武水）把我军拦腰截为两段，这吓不倒我们！同志们都知道蚯蚓吧，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气魄的名字叫——土地龙！即使它的身子被斩断，可它还能生出一个头来，虽无坚齿利爪，却能游仞自如于土中，上食埃土，下饮黄泉！”

    他说：“眼下，我们就好比一只‘土地龙’，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同敌人周旋，叫敌人摸不透，打不着！”

    他说：“我们的行动部署，是要千方百计地渡过乐昌河，挺进赣南，早日与我们五十五团会合！与朱、毛红军会合！”

    大家纷纷表示：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坚决不能死，拼死也要活！军长往哪儿带，我们就往哪儿冲，军长往哪儿指，我们就往哪儿打！

    2月8日夜，张云逸率部北上突进一百余里，在乐昌地下党和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从粤湘交界的坪石渡口渡过武水，经湖南宜章县境的红岩、五岭向北开进。

    2月下旬，他们翻越八面山，绕过资兴、蓝市，夜渡洣水河，抵入湘赣边界的酈县境内。

    3月9日，得悉酃县城内守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且又是刚纠集来的民团（敌正规部队已向中央苏区聚结，即将投入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于是，张云逸当机立断，迅以较强兵力突袭，一举攻下了酃县县城。

    这时，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团长谭家述、政委王震，得知红七军已进到酃县的消息后，立即率部队由赣边的莲花镇星夜兼程，前往迎接。

    3月14日，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在酃县的十都圩同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合。这是红七军远征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兄弟红军部队。

    而后，两支精干的队伍协同作战，在茶陵、莲花一带歼灭国民党第十九师一个团和反动地方武装一部，俘敌团长以下军官一百余人，声威大震。

    3月底，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成立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和总指挥部，滕代远任总前委书记，张云逸任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地区红军寻机歼敌，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4月1日，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在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同时，又调遣三个多师的兵力在赣江以西地区进行“清剿”。

    4月4日，敌第七十七师气势汹汹地进占吉安县的永阳镇，逼进永新县境，企图从九龙山“进剿”井冈山中心苏区。张云逸率湘东南独立师、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红二十军一个团抵进永阳镇以北地区，随即向永阳镇发起攻击，将敌击溃，占领了永阳镇。

    战斗结束，他们从敌师指挥部缴获的军事情报中，发现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的一条消息：《共匪李明瑞残部向遂川流窜》。张云逸得此消息，遂改变向吉安方向发展的原定计划，立即率部南下遂川，接应红七军第五十五团。

    邓斌告别红七军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刚离开，李明瑞即按原定计划率红五十五团准备撤出崇义城，向信丰地区出发。

    这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两个团和地方民团已三面来袭，到了城边，企图将红军一举围歼。

    情势万分危急！

    当时天欲破晓，大雾弥漫，攻城敌军喊喊杀杀地向城内开枪开炮。李明瑞沉着应战，巧布迷阵，指挥部队一会儿向北打，一会儿向南打。待两边的敌人向相逼近时，李明瑞即施“金蝉脱壳”之计，在浓雾的庇护下，率部迅速从城内撤出。

    攻城的敌军和民团则热热闹闹地相互大打了一场，当发现是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时，红五十五团已顺利撤出崇义，向北疾进。然后渡过上犹江，到达井冈山地区的遂川。

    不久，李明瑞率部到达永新，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一部会师。彭德怀、滕代远闻讯，即赶到永新会见这支千里转战、万劫还生的英勇队伍。

    彭德怀紧握着李明瑞的手，激动地说：“裕生兄，久闻你大名啊！你率部从广西打过来，真是不简单啊！”

    李明瑞更为激动：“石穿（彭德怀字）兄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红七军从广西出发时有七八千人马，打到这里只剩下一千多人了，渡武水时又被敌分割两部，迄今不知张云逸军长率领的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现在何处……”彭德怀说：“不管剩下多少人，来了就好！我跟老朱老毛说一声，你就来我三军团！”

    李明瑞说：“一切听从调遣！”

    在永新，李明瑞率红五十五团一边配合兄弟部队与敌作战，一边继续打听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的消息。

    4月上旬的一天，雨歇天晴。朗朗艳日下，山川一洗如碧，万物葱茏。

    红五十五团打着红旗由永新县城向天河镇（今属吉安县）进发，配合红三军团一部攻占安福。此时，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役全面展开，鏖战犹酣！

    队伍抵达禾水河南岸，正要过浮桥，突然发现河对岸有一支队伍欲夺浮桥向南岸突袭。李明瑞遂下令：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

    河对岸的队伍也马上抢占有利地形，准备迎战。

    李明瑞举望远镜向对岸观察，似发觉了什么，即令司号员吹军号联络：

    “嗒嗒嘀——嘀嘀嗒——”

    对岸也吹响了军号：

    “嘀嘀嗒——嗒嗒嘀——”

    彼此都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北岸是红七军第五十八团！

    南岸是红七军第五十五团！

    两岸军号更加嘹亮吹奏，两岸的队伍纷纷登上堤岸，纵情地欢呼着，蹦跳着，向浮桥拥去……

    李明瑞和张云逸紧紧握手、拥抱、互相端详，竟像孩子般地热泪流淌。

    “胜之兄，我们找你们找得好苦啊……”

    “裕生兄，我们也是啊……”

    被敌军打散的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分别在李明瑞和张云逸的率领指挥下，在分散了三个多月之后，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镇会合了！

    战士们互相拍打着，相搂相抱着，在松软的如地毯般的河滩上滚成一团，欢笑声感心动耳、荡气回肠……

    燕子轻快地翱翔，蜻蜓振翅盘飞。

    云在天空赶集似地跑着。

    麻雀群群，蹲踞在河边的树枝上咻咻交谈。

    张云逸抬眼巡望欢乐的人群，目光从一张张悲喜交加的脸上掠过，心头不禁一惊，蓦地回首问李明瑞：“裕生兄，邓政委呢？”

    李明瑞忙说：“噢，邓政委已于一个月前回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去了。”

    张云逸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说：“嗨，已经转战千里到了朱、毛这里，还非要回上海作甚？”

    李明瑞说：“据赣南特委的负责同志披露，上海中央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又换了新的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邓政委考虑到，已有一年多没与中央直接联系了，很有必要回上海一趟，一方面向中央报告一下七军的情况，一方面能得到中央的指示和新精神。”

    “他不该这个时候离开啊！你们也不该让他走……”

    “大家当时也都舍不得让他走……”

    “他毕竟是中央派来的代表，理当回中央复命……”

    “是啊，他是中央代表，要回中央复命……”

    “……”

    “……”

    至此，红七军历时八个多月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行程七千余里，作战一百余次，全军由出发时的七千八百余人，到达“会合朱、毛红军”目的地时还剩下两千余人。

    至此，红七军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序列。

    1931年11月15日，在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表彰红七军英勇转战的业绩，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将一面“转战千里”的锦旗授予红七军。

    然而在当时，红七军的两千多名幸存者，他们怎么也不会预想到，三年后的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漫征途。而中央红军湘江突围后的始发路线，恰恰正是三年前红七军转战千里的湘、桂、粤边。无疑，红七军的千里转战为中央红军的大迁移提供了一条探索的途径与借鉴。当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把红七军的千里转战称之为“长征的总预演”。

    40年后，毛泽东还几次对邓小平说：“红七军能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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