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盛时期”潜伏着险恶的危机

    滇军与红七军恶战一场，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撤回了云南，使蒋介石“一石二鸟”的计划破产了。

    红七军遂又开进恩隆县平马镇进行整训，同时挂起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和当地的老百姓当时最爱唱的就是这首《工农革命歌》：

    谁是革命主力军，我们工农兵，工农和士兵，原来都是一家人。

    广西出生的苏区历史学家迪安娜·洛林（Diana Lary）根据回忆写的一个片断这样说到：当时苏区的语言不反对马克思、列宁，甚至对西方政治思维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诸如“自由”或“平等”这样的词也需要用哑剧来表演。第一个动作：一个男人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行走；第二个动作：把手放下，这就是解放、自由。又一个动作：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手里取东西；第二个动作：俩人共分东西，这就是民主、平等。什么是租税、军队、地主，当然不需要用上面那种方式来说明。对于红色政权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也不需要这样解释。他们分了逃亡地主的土地给没有土地的穷人种，并减少税收，税证和地契被烧掉。这时这支部队已拥有七八千人，控制了十一二个县，红色政权从百色等城镇的商业税中得到足够的收入。红七军希望通过每次战斗扩大根据地，但由于土地改革不彻底，以及军队中主要是汉人，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做件事并不容易，地主军往往趁红军不在之机袭击地方革命政权。

    据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忆：滇军撤回云南，桂系再次被老蒋挫伤后苟延残喘，红七军便趁机大力经营右江革命根据地。为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巩固革命成果和适应形势的发展，红七军军部在平马举办了“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为期三个月。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是营、团以上干部和来自东兰、果德（平果）、奉议（田阳）、恩隆等县的领导人共五六十人。为这个训练班讲课的有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党政军领导同志。

    莫文骅说，那时邓小平约二十六七岁，剃个光头，赤着脚，常穿半新半旧的白色汗衫和半新半旧的灰布裤子。他讲授的内容有工农民主政权问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在阐述如何利用国内外阶级矛盾，壮大自己的道理时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世界，争夺地盘，引起冲突，打了起来，这样，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就可以趁机开展革命活动，不断削弱帝国主义势力，争取解放、独立、民主和自由。同样，国内各派军阀混战，也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他以滇军带两万人马沿右江直下夹击红军攻打南宁时，红二军采取的战略战术为例来说明问题。

    莫文骅说，记得小平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他十分赞扬韦拔群在东兰县焚烧契约、农民不再给地主豪绅交租还债，创建共耕社的行动。

    莫文骅说，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许多翻身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说只有参加红军才会有饭吃有衣穿。整训期间，就有几千农民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为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扩大根据地迎接新的战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按邓小平的说法，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

    然而，“极盛时期”的红七军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随着一位由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委派的“钦差大臣”邓岗（又名邓拔奇、邓伯奇）的到来，一股强硬的来自中央的“左”倾路线为红七军的命运和前途蒙上了一层未可预卜的阴影……

    自1930年2月间邓斌向上海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离沪回桂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央与广西红七军失去了联络。

    4月，中央写给红七军前委一封信，信中称：“自小平同志去后（指邓从上海又回广西——作者注），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上得到你们一些消息。”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前天广西左、右江已有交通员来，隔绝很久的消息，到现在才得以恢复。但可惜他们带来的两件报告因缮写技术不好，致糊涂不清，只知其大概。”

    到了6月，中共广东省委因经费缺乏等困难，还未打通与广西红七军的交通联络。

    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即写有不许李明瑞入党并强令驱逐其离开红七军的那封信），信中称：“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在这封信中，党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地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红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的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

    可以看出，以“立三路线”为代表的中央因对广西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又因联络不上，情绪是多么的忧虑和焦急！因此，在上海的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执行“立三路线”特派邓岗前往广西。

    邓岗，广西怀集（今属广东）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西地委委员，广西特委委员、特委书记，参与领导过广东工农运动和恢复广西党组织的工作。1929年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中央派邓岗去广西，是因为他对故乡颇熟悉。

    1930年9月下旬，年方27岁的邓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红七军。

    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攻打柳州、桂林，在粤桂边界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

    “同志们，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啦！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要求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以求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

    邓岗极富演讲口才，他的这种极具权威、器宇轩昂、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和情感效果的讲话，轰然唤起红七军将士们久盼甘霖的渴望和如火如荼的战斗激情！

    邓小平曾回忆说，作为红七军的政委，当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心里的确很兴奋。但他又不能不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打百色都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柳州、桂林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根本没有把握的。

    邓岗以钦差大臣的权威口吻宣讲了中央决议之后，遂将话锋一转，接着传达中央对红七军前委与中央长时间脱离联系的批评和对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政策的批判：

    他说红七军前委“山高皇帝远，而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则封闭、保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他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富农为什么也分有土地，应当毫不留情地彻底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力！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他说红七军对旧军队和旧军人的整训与改造极为不力，以致造成变节、反水、出卖同志、残害革命的种种案件，对此为什么还要对某些旧军人加以重用，抱有幻想（这当然是指李明瑞）？这样搞下去很危险，很危险……

    面对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邓岗代表中央对红七军前委及右江特委严肃而尖锐的批评，不能不引起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斌、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人的沉思和疑虑。

    尤其邓斌，更是忧心忡忡。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党内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对于红七军这支年轻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预想，但不能不使他深刻地思考：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取得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中央总书记虽然是向忠发，但有共产国际做坚强后台的李立三却握有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名义上是执行“立三路线”，实际上是推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指示成为中共必须绝对服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

    邓斌心里十分清楚：上海立三中央对红七军的工作不满意，新的中央代表的到来，实际上也就是对他这个中央代表的罢免与否认。

    他是前委书记，会议当然由他主持，但会议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他来的。

    开会的第一天，气氛就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如果不是桂系“割共”大队与当地土匪勾结串通对红军驻地进行骚扰，使会议不得不几次休停几次派兵力去清扫，进而对会议的气氛起到某种调节作用，其紧张程度大有直线升级的趋势。

    然而，与会者的精神并没有丝毫轻松。

    这一夜，邓斌没有睡。

    愁多知夜长，他翻来覆去地思考邓岗在会上传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对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的严肃尖锐的批评，进而联想到党内几次路线斗争——这些斗争，总是在“左”和右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歧见颇深。迷茫和惶惑像一股浓墨般的油烟充塞在胸膈里，他感到憋闷，披衣起床，掏怀表一看，时针已指着凌晨两点。他便坐下来阅读文件，这是他忙以忘忧之法。

    “笃、笃、笃”——有人敲门。

    是雷经天。

    “这真他妈的叫‘水深火热’啊！”雷经天一进门，满脸愤慨地大发牢骚，“他初来乍到，就威风八面！他凭什么对前委和特委评头论足，指手划脚？”

    邓斌忙给他拉把椅子：“老雷，有话坐下说，坐下说。”

    “我睡不着觉，也想不通！”雷经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猛吸两口说，“噢，与中央联络不上，怪得我们吗？自从你从上海汇报工作回来后，光我就派了三次交通员向广东省委和南方局报告情况，其中有两位同志被敌人抓捕，他们为保机密，把密件吃进肚里，宁肯被敌人活活折磨死，也不吐一个字！这些，他邓拔奇知道吗？广东省委和南方局知道吗？远在上海的中央知道吗？这些死去的同志若是有灵在世，当听到他邓拔奇满嘴胡话，他们会感受到多大冤屈？会作何等感想？”

    “老雷，不要太激动嘛！我们可以向中央和中央派来的代表陈述我们的意见。”邓斌显然抑制着自己的情绪说，“对七军前委和特委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应当允许人家提出批评，我作为前委书记更应当首先检讨、承担责任，同时欢迎自己的同志提意见。”

    “这要看他是善意还是别有用心。他作为钦差非但不体恤下情，反倒无端挑剔，横加指责，这无论如何令人难以膺服接受！”

    “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钦差，恐怕有大背景……”邓斌深思沉吟道。

    “这么说，我们就应该识时务了。”雷经天自嘲地一笑，“噢，识时务者为俊杰。话是不错的，可什么叫‘识时务’怎样才算‘俊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

    邓斌晓得，雷经天一向是豁达、宽厚之人，眼前已出现的党内斗争的严肃性和尖锐性对于宽厚豁达的雷经天来说，是多么艰难。他安慰说：“老雷，明天还要继续开会，出于对党的事业和革命前途的高度责任感，我们完全有必要把各自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摆出来，以求达到谅解和团结，对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决不萦怀。”

    “那好，明天，我雷经天要打‘雷’了！”

    ……

    二人的交谈，显然是发自肺腑之言，但却不能使二人摆脱窘境：右江日夜流，客心悲未夹，安静的长夜反而愁多不能寐……

    妥协，也是一种进攻

    第二天吃过早饭，继续开会。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特派代表邓岗、中共南方局代表黄晖（与邓岗一起来右江）和红七军前委成员及右江特委委员们共二十多人。

    李明瑞虽被补任前委委员，但遭到邓岗的否定，说补任前委委员必须报请中央批准，在中央没有批准以前就不是前委委员，你们随便补任前委委员是错误的。但作为总指挥，李明瑞可以列席会议，没有发言权，只能旁听。

    列席就列席，李明瑞昨天列席了会议。

    今天开会前，邓岗找李明瑞谈话说：总的部署已定，李总指挥就不必列席今天的会议了。李明瑞倒也明智，冲邓岗豁爽一笑说：你们好好开会，我去打些野兔野鸡来，为你们改善改善伙食。

    韦拔群虽是前委委员，但他负责驻地的安全警戒，指挥警卫部队打击不时前来偷袭和骚扰的土匪武装，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仍由前委书记邓斌主持。

    会议的内容是对中央的“六月决议”进行讨论，制定出具执行方案。

    雷经天果然抢先发言打“雷”了：“我不同意邓岗同志对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批判，说是什么‘右倾富农路线’。我认为这是对七军和特委工作的极不负责任的主观否定……”

    坐在邓斌对面的邓岗几次要站起来打断雷经天的话，紧闭的嘴也张了几张。

    雷经天向他摆摆手：“邓岗同志，请别急，稍安勿躁，等我把话说完你再批判也不迟。好，我继续陈述自己的意见。请问，作为一名党员，允许不允许对上级的某个决定执有不同看法？如果允许的话，我就说了。”

    雷经天有意停顿了一下，点上一支烟。

    大家屏息聆听。

    “我不赞成把七军撤出右江根据地，去打柳州和桂林，而应该坚守右江，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眼下，右江根据地已拥有十一个县，十一个县的根据地啊！创下这片根据地容易吗？它是经过七军和农民武装浴血奋战，几经艰辛，牺牲了许许多多同志的生命换来的！撤出右江，不光七军官兵不情愿，右江的穷苦百姓也不情愿……”

    “够了！够了！”邓岗气得两眼发乌，一杆黑亮的博士笔在手中簌簌发抖。他停止了记录，拍了一下桌子霍地站起来，“雷经天，你要对你这种对抗中央决议的行为承担一切后果！”

    “老雷，你心中还有党，还有中央吗？”黄晖也紧接着邓岗的话音发火道。

    雷经天把吸剩下的半截烟蒂用两个指头捏灭揉碎了：“请问钦差大人，你们给我定什么罪？”

    “你，你抗拒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战略部署，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邓岗板着冷冰冰的面孔，一字一顿地说，“你对中央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目标持怀疑态度，对七军进攻柳州和桂林缺乏信心，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什么？”

    “先别忙着下结论嘛广邓斌摆摆手，要二人都坐下，会议刚开始，结论就有了，那还开啥子会？畅所欲言，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又有什么不好呢？”

    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几次把近视眼镜摘下来擦了又擦，好像眼镜片上黏有一种擦不掉的污尘，终于还是戴上眼镜，干咳了一声，开始发表意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中央的决议不是凭空设想的，更不是随心昕欲炮制的，而是根据世界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和大气候，并根据中国革命态势和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所以我们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同时我认为，右江一带地瘠民贫，又是少数民族区域，偏远闭塞，发展前途不大，我七军应服从中央命令，撤离右江，向粤桂边的北江流域发展。”

    参谋长龚鹤村看上去有点激动，马上接着陈豪人的话茬儿说：“我同意豪人同志的发言。世界形势在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在变，我们就必须跟着变，这叫顺应时代的潮流嘛！我七军在这穷乡僻壤的弹丸之地泡着，守着，充其量拉起万把人的队伍，又有什么大发展，大前途呢？我认为，有人主张七军坚守右江的意图，不仅仅是右倾保守的问题，而且是一种狭隘自私的农民意识在作怪！”

    “慢慢说，慢慢说，激动反而不容易把问题说清！”一直沉默静听的张云逸瞟了龚鹤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个人，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还嫌会议的火药味不够浓是不是？

    邓岗接腔道：龚参谋长的话极对！一语道破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绝不能忽视的！列宁是怎么评价农民的呢？列宁说：“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在座的某些人，就是怀有狭隘自私的农民意识，这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我看，会议要开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态度不端正，怎么能统一认识，清算错误，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呢？”

    “对，先端正态度！”黄晖疾言厉色道。

    “反对中央决议，这是原则问题！”有人跟着附议。

    “……”

    室内烟雾缭绕，空气污浊。

    会议笼罩着令人压抑、难堪的僵局。

    人人都在思考着对会议应持的态度和立场。

    雷经天搔着满腮的青胡碴子，好像胡碴子里爬了几只令人讨厌的跳蚤。他身体前倾，嘴唇哆嗦着，在忧伤的目光里隐含着无限的焦虑和愤懑。他知道，这里不是袒露心胸的场所，却又是展示一个人品格和德行的地方。

    他对个别前委委员和个别特委委员的强烈的过火的指控，很是愤慨：这些人并不是不了解实际情况，而是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以迎合态度去贯彻上级的旨意。他们只对上负责，他们的耳朵只听上面的命令却不听真实的呼声，他们满腔激情地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而固执地坚持一种明明不合实际的教条。——这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变相的自私！

    他深知这种步步升温、层层加码的做法，在党内已是司空见惯：谁吹得高，喊得响，谁就最正确，最积极，最忠诚，最坚决，最革命；谁降温唱低调，谁就是跟错误路线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敞开内心，实事求是。

    邓斌寻视了一下会场，最后将目光从雷经天脸上掠过，仿佛对他说，你不要打“雷”了，该我发言了。

    他说：“时间很宝贵，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广西右江地区的情况，跟其他省区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眼下，红七军不足一万人，力量、装备都不强，所以我不赞成现在就去打大城市，而应该团结内部，壮大力量……”

    邓岗劈手打断他的话，言词更为激烈：“你和雷经天一个腔调！总是寻找借口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

    张云逸忍不住发话：“让人把话说完嘛！”

    邓岗口噎了一下，却仍揪住不放，严厉地说：“无须再解释了，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一心想保实力，对中央命令不执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七军前委的负责同志和右江特委的负责人，对中央和广东省委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邓斌手里夹着一支烟，没有点燃，好像把它遗忘了。他抑制住愤懑的情绪，尽量平静地反驳说：“邓岗同志，你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总是尽一切可能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近几个月来，陆续派六名交通员与中央和广东联系，其中有两位同志牺牲……目前七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柳州和桂林。这方面，七军和八军是有血的教训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即使扣上不执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做无谓的牺牲而去机械地执行！”

    邓岗冷冷一笑，仿佛从对方的话中抓住了什么把柄，立即反驳：“血的教训是什么？是你们良莠不分，把国民党的改组派、激进分子拉进红军队伍里来，致使龙州起义在极短的时间内断送，红八军遭受惨败。请问邓斌同志，是谁批准李明瑞入党的？中央三令五申赶他离开红军，你们为什么不听？为什么还介绍他入党、担任总指挥？”

    邓斌据理申辩：“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把具体事实说给大家：李明瑞同志的入党问题，是经过七军党委认真研究后上报中央，经周恩来同志亲自审批的。李明瑞任总指挥一职，也是上报中央后，由中央军委批准的，我邓斌和七军的某一位负责同志既无法枇准他入党，也不可能任命他为总指挥，因为没有这个权限，无效！”

    哄——会场引起一阵笑声。

    张云逸说：“是啊，譬如我作为一军之长，今日批准你龚鹤村做三军统帅，明日提你陈豪人当中央总书记，那我只是‘车大炮’（说大话），不算数！这就好比老和尚梳头——冇发髻喽！老虎头上捉虱子——好大胆喽！老倌子腰里别黄瓜——不顶用喽！”

    哄——哄——哄——一波接一波的笑浪，把难堪的局面撞击得哗哗稀碎。

    “张军长，这不是开玩笑大会！”邓岗阴沉着脸，将乌黑发亮的博士笔往上衣兜里狠狠一插，站起来巡视会场，似有满腹的怒火要向外发泄：“好么好么，这里山高皇帝远，你们可以搞独立小王国！既然如此，我认为对于前委和特委，不仅要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我在此贯彻不下中央的决议，我可以回中央去复命！”

    这是中央特派代表发出的警告，也是一种要挟！

    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寂闷、凝固，一些委员窃窃私语。他们似乎对中央特派代表坚强的政治原则性和斗争性给予应有的尊重外面传来冯达飞的吆喝声：“开饭啦！开饭啦！我和李总指挥亲自下厨做的红烧野味，好鲜好香哟！”

    红烧野味，与会者似乎没有吃出任何味道。

    面对会议出现的僵局，张云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如果坚决反对执行中央决议的话，势必引起红七军内部分裂；如果双方硬碰硬地对峙，斗争便会升级，促成双方采取极端措施，那结局会很糟。邓岗所云“思想解决”意味着枇斗、清算错误；而“组织解决”则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撤职查办……

    饭桌上，张云逸悄悄与邓斌商量：为顾大局，从长计议，暂以执行中央决议为宜。

    邓斌说：“这是策略。不弯则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于大局的，对大家对同志都有损害。”

    张云逸说：“暂且执行中央命令，行不通时再说。”

    邓斌沉吟良久。他已感到，所谓的“中央命令”是立三路线的一种极端政策的推行，它可以造成许多人的畸形心理，认为中国革命在某个日头照亮光腚的某个早晨便好梦成真了。这就像一辆从陡坡上向下滚动的车子，以不顾一切的冲撞力和加速度向下滚滑：先要你打下一两个中心城市，再让你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然后胜利的旗帜即插遍全国……梦魔似的狂热，梦呓似的谵语，直到撞崖落谷，车裂轮飞……噩梦始醒，惊然痛悟！

    张云逸看了邓斌一看，见他两腮微抖，嘴里“咯吱咯吱”响动，好像嚼磨着几粒沙子。看得出，他内心深处被强抑着怎样的情感风暴啊！

    邓斌向张云逸点了一下头：“好吧，暂且执行，行不通再说……”

    他记起列宁论策略的一句名言：必要的妥协，往往也是一种进攻。

    吃过午饭，没有休息，继续开会。

    在讨论中央决议的具体执行问题时，会议完全按照邓岗的意图，拒绝了雷经天提出的保留一部分兵力保卫右江根据地的意见，并对雷经天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认为雷是保守思想作怪，违反中央的决议，决定撤销雷经天的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由陈洪涛继任雷的职务，调雷随部队行动，对其进行监护管制，令其反省交待问题。

    ——这显然是中央特派代表手挥尚方宝剑，施展的“杀鸡吓猴”的绝断一招，若有抗拒者，自当与其同罪，严惩不贷！

    邓岗的睑上挂出一种至高无上者的威仪与得意。——此神情是在告诫人们：残酷斗争来不得半点温情！同时也教人明白：这种批判会场，就是绞杀心灵、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的战场，不杀个血流成河尸骨堆山决不收兵！一方是大张挞伐，一方是引颈受戮，因此就显得格外残酷无情。

    陈豪人、龚鹤村等人的脸上亦绽放出豪门府第、富贾望族般的高贵优越的神情——其神情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成分。

    会议最后决定：执行中央决议和指令，部队开拔到河池集中，在河池举行全区苏维埃代表参加的阅兵典礼，以鼓舞士气，并召开红七军党代会。

    10月4日，红七军四个纵队近万人马，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整装北上，向桂黔边界的河池地区进发。

    这支年轻的队伍，此时正是朝气蓬勃、士气高昂的极盛期，然而，行进在队伍中的广大官兵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政委——险些被中央特派的钦差大臣给撸下台的邓斌心里，此时却是思绪万千，很不平静！

    曾与滇军恶战中，邓斌在指挥军部机关和第三纵队撤离时，不慎从山坡上滑下跌伤了左脚，至今尚未痊愈。部队离开平马时，他骑的是一匹南方矮腿马，队伍行至都阳山，道路崎岖，山石嵯峨，峰峦崚嶒，他只好弃马徒步而行，一拐一瘸地拄着一根木棍随警卫班一起赶路。

    “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部出发时，特意要警卫人员为邓斌准备了一副担架，他死活不肯让人抬一步，说骑马困难，抬担架更困难，还是靠我这‘三条腿’走路方便。”

    警卫员唐三柱紧跟着他，随时遇险路扶拉他一把。

    政委，我们天天爬山蹚河，没完没了地走呀走呀，这天底下可真大啊！不知哪一天才走到头？也不知哪一天能转回平马老家去？

    年仅15岁的唐三柱一脸稚气地问。

    “……”邓斌一时很难回答。

    “政委，像柳州那样的大城市是什么样子？”

    “有街道，有楼房，有富人，也有穷人。”

    “我们打下柳州，就住在那里不走了吗？”

    “我们要走的，还要走很长很长路。”

    “走多远的路也不怕，只盼能走回老家。”

    “……”邓斌望着那张稚气的脸庞，只是点了一下头。

    他把目光投向远处，莽莽苍苍的都阳山像天宇穹庐里一扇博大而壮丽的屏风，摆在艰难行进的队伍面前。红水河曲折蜿蜒穿过峡谷，荡漾着碎银般耀眼的阳光，远远望去似一条飘逸拂动的玉带。一群鸥鸟在水面上翔掠，山雀在林间啁啾，几只野鸭在碧波的茜草中钻动……他顿觉筋骨徐徐松弛，有一种极度疲意后的酣畅和焦虑苦思的安怡，心静宛若流水，缓缓东逝，似乎已经远离了战争。

    啊！多么壮美的风景，像个孜孜追寻的遥远的梦境。流水缓缓东逝，它是不是汇入长江，放归东海？

    他悠然而又怅然地想到东海滩头那座东方最大的都市，进而他更加思念一个人——周恩来。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有意的嘲弄

    周恩来于1930年3月3日从上海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的护照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在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申请取得的。护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周冠生”，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他坐轮船于4月间到达欧洲，再由陆路去莫斯科。

    经过德国时，他应德共《红旗报》的邀请，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社论，署名“陈光”（译音）。文章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中共“六大”后一年多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发表后，很多读者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红旗报》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

    当周恩来离国以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30年5月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正打得火烈火爆，双方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后方顿形空虚。这种形势为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全国正式红军已有十几个军，连同地方武装力量共约十多万兵力，开辟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故被蒋介石雇请的外国军事顾问戏谑地称作：中国的“雪豹皮”：

    在赣南、闽西地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近两万人，纵横驰骋数百余里，形成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在湘鄂赣边地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下辖两个军，形成了具有一万五千余人的武装力量。

    在湘鄂西地区，由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建立了有部队万人，在长江、汉水之间的革命根据地。

    在鄂豫皖地区，由许继慎、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建立了有部队万人，二十多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赣东北，由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两千余红军和工农赤卫队，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广西右江地区，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近万人，建立了右江十一个县的革命根据地。

    此外，在苏中，在广东东部，在陕甘边和陕北等地区，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也就在这一有利时机和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增长的时候，使中共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情绪，本未彻底肃清的“左”倾思潮又开始抬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这时恶性发展起来。

    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就事事依靠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于是李立三就在政治局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由向忠发主持，李立三为主导，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强调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知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还宣称：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基于这一“左”倾冒险路线，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并命令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以夺取整个江西；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和长沙；红一军切断京汉路以进逼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并最后夺取广州；最终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同时，还制定了白区各大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

    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立三中央对他们扣上“调和派”、“取消派”、“右倾势力”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恽代英、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因反对冒险主义而被排斥出中央和给予撤销、降职、开除党籍等处分。

    为切实保证贯彻立三冒险主义总策略的执行，中央派了许多特派员，到各苏区和红军去指挥和监督。

    派往广西红七军的代表，就是邓岗。

    由于上海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络不便，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十分了解党内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

    7月5日，周恩来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

    7月16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

    大约在7月下旬某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

    斯大林：看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只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

    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农民的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先解放千百万贫苦农民。

    斯大林：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动农民，形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军。

    周恩来：目前，中国革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工农武装力量。

    斯大林：目前中共有多少红军？

    周恩来：十万红军和十数万游击队。

    斯大林：噢，由此看来，近两年中国红军发展很快，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周恩来：我们的发展策略和工作重点，正在逐步向这个方面转移。

    这是多么值得令人欣慰的事情啊！斯大林这位世界革命导师对中国倾注极大的关心。此时的斯大林已和1928年主张中共搞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观点不同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在农村发展壮大的事实，使这位导师较客观公正地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而此时在国内，立三中央已将“左”倾冒险决议在全国各苏区强力推行。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共的武装力量还太弱，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这无疑是给立三中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8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与共产国际的来电。

    李立三首先发言：“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李立三强调：“如果我们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

    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

    政治局常委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这要怪罪于去莫斯科的人右倾保守。”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

    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形势的发展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恩来对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负严重的责任。待政治问题解决后，调他到北方局！”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部署全国暴动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

    总行动委员会下达命令，调集红一、二、二、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长沙等城市推进，要求南方局速调红七军向柳州、桂林进攻，以期在广州组织暴动。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研究了中共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要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

    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8月19日抵达上海。

    刚一见面，李立三和向忠发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质问。周恩来没有发火，而以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

    8月22日至24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着重强调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他指出：“现在是革命高潮日渐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来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

    他说：“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以向着各中心城市发展。”

    他说：“根据地绝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的发展。”

    他特别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8月26日，瞿秋白也到了上海。这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皆遭失败。瞿秋白以自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主持中央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的严重破坏和损失的沉痛教训，说服李立三。李立三深为瞿秋白这种不倭过、知错改错的勇气和磊落坦荡胸怀而感动。

    在周恩来、翟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在政治局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25年后，李立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不久便被调离中央去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事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翻译。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后历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以“特务”等罪名关押批斗，1967年6月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1980年，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子里秘密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及时地减少了“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损失。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不啻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山高路远，消息隔绝，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红七军，对于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战略方针的重要转变却毫不知晓。乃至在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两个月后，中央派遣的“钦差大臣”邓岗仍接中央6月决议的精神向红七军传达，红七军前委则仍根据中央6月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令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红七军出发了。

    七千多红军健儿满怀豪情，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他们并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条蹈险犯难、坎坷崎岖的悲壮历程。

    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千里转战的征途中，将要遭遇到多少险恶的处境和强敌的殊死搏斗。

    这是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有意的嘲弄？

    不！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改写不了。

    啊！突奔而来的一群“长毛鬼”

    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向河池地区开进。

    位于广西西北隅的都阳山脉在霪霪秋雨中仍然呈现出夏季的苍绿。从山顶上望去，映入人们眼睛里却是一片白茫茫的云雾世界，石英沙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里露出峥嵘。濛濛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雨的浸透，许多战士的皮肤因枪伤、跌伤、扎伤或虫子叮咬而被雨水浸泡得红肿糜烂，疼痛难忍，步履艰难。透过纱幔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收完稻谷的梯田隐约可见。村寨屋顶上青烟缭绕，炊烟弥漫了那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桂西北最贫瘠荒寞的地域。这种困苦的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少朝代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阴郁的下午，一支红军的队伍从这里经过。山民们躲在隐蔽的地方，用一种冷寞得近乎痴呆的目光盯着他们。

    队伍抵达凌云县境内，天色已近黄昏，张云逸便下令宿营，以避免夜间行军再发生事故。

    侦察连连长李天佑突然跑来报告：在岑王老山脚下，发现了一小股儿稀奇古怪的队伍，双方交了一阵火，转眼就不见他们的踪影了。经询问，当地人称他们是一群“长毛鬼”，已在此地流窜几日，出没无常，十分诡秘。

    “啊！‘长毛鬼’？他们有多少人？”李明瑞惊奇地问。

    “交火时发现他们有几十号人，当地人说足有好几百人。”李天佑说。

    “是不是流窜的土豪武装？”张云逸问。

    “天暗，又有雾，看不清。”李天佑说。

    “你们打听到他们有什么特征和习性？”李明瑞问。

    “当地人说，他们白天隐居老林，晚上出动，到一些镇子和山寨抢粮抢物。”

    “都是抢什么人户的东西？”

    “谁家有东西就抢谁。”

    李明瑞思忖片刻，忽然沉吟道：“是不是红八军突围冲散的队伍……”

    张云逸推断：“说不定就是！”

    “他马上对军部参谋下达命令通知各纵队，一律把队旗挂起来，队旗旁点上火把。如发现‘长毛鬼’的行踪，立即就喊我们是红七军！”

    李明瑞补充说：“多布些暗哨，注意观察。”

    的确，这支“长毛鬼”队伍，正是红八军第一纵队剩下的三百多人。

    他们在纵队长袁振武的率领下，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转辗滇、黔、桂边，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凌云县。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进驻一些集镇或村寨，因为他们弹药匮乏，有的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是准备留给自己的。

    他们只能藏进荒山老林，他们已经习惯了野人生活，形同返古了的人。

    他们在凌云县的岑王老山已经徘徊四五天了。

    这天黄昏，袁振武派出的一个小分队到岑王老山下一个小镇搞粮食，与红七军的侦察连相遇，双方交了一阵火，便急速撤回深山。他们判断是遇上了追剿红七军的桂系部队。

    袁振武遂命令这支仅有三百多人的队伍向岑王老山深处的凌峡谷撤退。

    后面不时有稀稀疏疏的枪声传来。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红七军。

    袁振武鼓动大家：甩掉敌人，撤进峡谷隐蔽起来，就脱离了危险！

    峡谷深处，丛木杂陈，陡崖万仞，看上去是那样静谧沉郁，神秘莫测——也许那里面野兽横行，险恶万端，一进去就再也走不出来的死亡之谷；也许那里面是一片从未染过战争硝烟的洪荒净土，恩慈的大自然会收容下这些从死神魔鬼指缝里逃脱的人们，赐给他们一个喘息小憩的机会，使他们经受了生存极限的折磨和揉躏之后，进行一番思索，重新安排他们的命运。

    “日他娘个狗崽儿卖爷田不心疼！弟兄们，快往里冲啊！冲啊！”袁振武用湖南腔音一声接一声地喊、催促。

    “扑通——”一个瘦弱得失了形体的战士被盘结的藤蔓绊倒了，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爬不起来了，抽泣着哀求：“队长……队长……快给我一刀吧！我爬不动了……”

    “你倒是想死个痛快，娘的，没那么容易！”袁振武一把拽起他拎到自己肩背上，拼尽最后的力气，发疯般地向前猛冲。

    天光彻底黑暗下来，后面的枪声已经停止。

    三百多人像三百多条蜥蜴在偌大一片草滩爬行聚集。他们一边爬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嚼蒲苇，想以此充饥换取些力气，准备爬起来再跑。

    他们终于脱险了。

    袁振武沙哑着嗓子对大家说：“我们就剩下这点儿人了！人地生疏，我们无法立足，我们只有找到红七军，才有活路！”

    袁振武，（1899-1976），字树成，号映吾，曾用名袁炎烈、袁也烈、王国栋，湖南洞口人。1924年进入桂林军官学校学习，后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连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到湖南武冈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被中共组织派到广西，任警备第五大队营长。龙州起义时，任红八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纵队司令。红八军失败后，他率余部向右江地区转移，寻找红七军……

    六个多月以来，袁振武率队转战数千里，途中屡次同滇军、黔军、桂系“剿共”大队及各地土豪武装作战，与严酷的气候、险恶的处境和饥饿搏斗。他们没有地图，找不到坐标，形如盲人探路，时时警惕，处处小心，钻深山，食野果，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在六个多月的历险记中，袁振武有过多少次亲眼目睹：他的战友们在无可避免的死亡面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死神无所畏惧，虽然每个人不无恐惧心理，一旦打红了眼睛都能视死如归——“丢头权当瓜落地，身上穿洞透透风！”但他们有的因食有毒的植物中毒而死或被毒虫毒死，有的被饥饿夺去生命，有的受伤不愿拖累队伍而自杀身亡……他们说不管怎样都是一死，总算尽了一个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天职！可是，当脱离险境之后，一种求生的欲望却又万分强烈地使每个人都亢奋起来：活着，一定要活着！

    在二百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几乎是在深山老林度过的，且不断地遭到军阀部队和土豪武装的清剿和袭击；一些当地的土著族人和山民，也把他们当成猎物，不仅抓捕他们可以领赏，而且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认为这伙四处流窜的“赤匪”身上既有枪支，也有金银财宝和鸦片。在他们喘息之际或奔突途中，不断有暗箭或飞石袭来……他们精神极度紧张，就像在一群群饿狼围追下的野兔或羚羊，刚逃离虎口，又落入狼穴。

    他们衣衫（如果还能称作衣衫的话）褴褛，蓬头垢面，须发老长而肮脏，看上去个个面目可憎，是那样的凶恶、野蛮而丑陋。山民们见之，死命逃奔，称他们是红皮绿眼的“长毛鬼”！

    ……

    多亏了那队旗的昭示，那火光的照耀！

    他们先是一步一探地在红七军的宿营地徘徊，观望那队旗、那火光。他们感到诧异：红七军怎么会来到这里？会不会是桂系的“剿共”大队布下的迷阵、设下的圈套？

    突然，那队旗下、那火堆旁人影晃动且向四下吆喝：

    “红八军的弟兄们，我们是红七军丨”

    “我们是红七军——”

    “我们是红七军——”

    ……

    他们听清了，他们看清了，他们顿感喜从天降！他们大胆地勇敢地热泪盈眶地向那队旗那火光向久盼的亲人向自己的队伍奔跑过来！奔跑过来！

    欢呼。拥抱。张张面孔流淌着悲喜交加的泪水……

    这支九死还生的队伍编入了红七军，一同向河池开进……

    “我们此次北出东进，攻打柳州和桂林有把握吗？”袁振武了解了部队行动的方向和任务后，直率地问李明瑞和张云逸。

    李明瑞不语，将目光移向缓缓在山道上行进的队伍，一缕缕云雾在山腰间升蔓盘绕。

    “振武啊，你可要当心呢！”张云逸以一种警示的口吻对袁振武说道，“打柳州、桂林是中央的指令，你这话要是传到中央特派员那里，可要当心打你的右倾哩！”

    “那我就对特派员宣称：我要打到南京去，一举捣毁蒋介石的老巢！”袁振武戏侃道。

    “那就封你个南京镇守使吧丨”张云逸也戏侃逗乐。

    仨人相视而笑。

    “古人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当初我与表哥主政广西时，何尝不想统辖柳州、桂林诸城？可是，力不从心，事不随愿，则欲速而不达，至此留下万端遗憾，唉……”李明瑞脸色有些怆然地长叹一声。

    “是啊，自古以来，法无异辙，殊途同归。我们只好因势而利导，重谋应急之策。”张云逸说。

    袁振武心里感到有些沉重。但他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他和他的三百多名壮士又汇入这支近万人的队伍，重蹈他们的“覆辙”，再次开始了转战千里的艰辛历程……

    非荣即辱，邓斌并非邓岗

    昨天的生活，常常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开一叶天窗，闪电般的一瞬，那被岁月尘封已久而模糊的一切历史原貌，又以惊人的清晰再现出来。

    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当他追忆起当年在红七军的战斗生涯时说：那时和以后，人们有时总是把他与中央后来派去的代表邓岗混淆起来。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

    他说，等以后吧。他不写，有人也会写。

    其话语里，颇有一种“千秋功罪，由后人评说”之气概。

    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回忆：邓岗一到红七军就发号施令，有些干部就跟着跑。中央的命令么，你不执行还了得？当时下边的人还意为他就是军政委呢！邓斌、邓岗，年龄相仿，个头般同，二人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但一混淆就面目全非了。可谓真假政委，实难认辨。

    1930年10月6日，邓斌和邓岗率军部教导队、军政治部、经理处、军医处等部分人员及警卫人员离开平马，经那略、百定、那拔、义圩到达燕峒（时属恩隆县，今属巴马县）。在燕峒休整三天，接着取道赐福、介莫、弄槐，到达东兰，与韦拔群的第三纵队会合，然后经金洞、大山塘向河池进发。

    10月9日，各路部队云集河池。

    10月10日，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召开联席会：由中央特派员邓岗传达中央“6月决议”和关于时局的指示，以及中央调红七军北上东进的伟大使命和重大意义；加紧进行党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各级党组织讨论中央决议，明确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及今后的行动方针；选举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改选前委。

    11月5日，红七军全体指战员在河池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近万名红军官兵和赤卫队员情绪高昂、意气奋发地接受了中央代表、红七军首长和右江特委领导人的检阅。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内隆重开幕。中央代表邓岗在会上再次传达、宣读中央“6月决议”，再次明确中央给红七军的指令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消灭两省军阀，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

    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执行中央命令，打柳州、桂林，攻占广州。

    二、整编军队，将原来的四个纵队整编为三个师：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

    三、改选前委，选举邓斌、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许卓等九人为前委委员，邓斌任书记。

    四、开展对雷经天的批判，开除其党籍。

    在讨论执行中央命令，打柳州和桂林时，大家都表示坚决执行，但具体讨论起来，意见并非统一：有的说可以打，只要打得动，打到哪儿都行；有的认为不可以打，但嘴里又不能说不行；有的干脆缄口沉默，不发表意见。

    邓斌提出建议：“看来不打是不行，但是首打柳州还是先打桂林值得认真研究。由河池到东南的柳州，距离虽近，但隔着龙江和柳江，不好打哩！最好不去打柳州，缓缓再看。如果要打，可以先打东北面的桂林，虽然距离远一些，但要比柳州好打一些。”

    李明瑞、张云逸等均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李明瑞说：“邓政委的建议不无道理。柳州眼下有桂系吕焕炎部重兵驻守，且有天堑阻隔，取胜的把握是很小的……”

    没等他把话说完，邓岗马上疾言厉色地驳斥道：“你这是在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我们一万人马难道还打不过已元气大伤、苟延残喘的桂系旧部？”

    李明瑞无奈地摇摇头，嘴唇紧闭。

    邓岗把咄咄逼人的目光瞄向邓斌：““刚一听你那个建议，我倒也觉得有道理嘛！可是，稍一留心，就会发觉，你是要拉部队向湘桂黔边撤退，而不是进攻。邓斌同志，你说是不是？”

    邓斌没有反驳，点燃一点烟，吸着，心想：不愧是中央派来的代表，脑瓜子好灵敏哩！于是说：“是撤退，还是进攻，结论都在行动之后。”

    邓岗说：“不能改变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的计划，这是中央的命令！”

    会议只得按照“不能改变”的中央的命令作出决定，计划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

    在讨论整编问题，意见仍有分歧。邓斌、张云逸认为红军北上后，右江根据地将出现复杂的形势，韦拔群、陈洪涛（陈此时不在河池，未参加会议）等是本地人，又是壮族，群众关系好，又有长期斗争经验，因此应将他们留在右江坚持斗争。

    邓岗不同意。说：“一切都要服从大局，你把韦拔群和他的二十一师留下来，就减少了我们进攻的兵力，这怎么能行？不行！不能留下！”

    邓斌说：“让韦拔群和一部分兵力留守右江，正是出于大局和长远的考虑。俗话说：行方思圆，进退不难。我认为这是很必要也是最好的部署。”

    张云逸说：“大部队开赴前方，总是要留下些人守后方嘛，此乃兵家之常！”

    邓岗想了想，说：“那好，可以把韦拔群、陈洪涛留下来，但只给他们以第二十一师的番号，仍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要他们在此招兵买马，组建第二十一师，坚守右江。”

    大家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这个邓代表此主意出得也真够绝啊！

    好一阵沉默。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咕噜咕噜”抽水烟的韦拔群。

    韦拔群将水烟锅轻轻地往椅把上一搭，说：“好吧，那就把我师的兵员分给十九、二十师，我这个光杆儿司令留下。”

    邓斌马上以还是前委书记的身份说道：“右江的工作可分为上游委员会和下游委员会，上游委员会的活动应以向都为中心，下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东兰武篆为中心。要马上派得力同志尽快把上、下游的交通线打通，以便互相联系，开展斗争。上、下游的党、政、军总领导由韦拔群同志负责。”

    邓斌说完、，便以征询的目光看看邓岗。

    邓岗点头，没表示异议。

    在改选前委时，一开始倒显得风平浪静，顺利进行。当新的前委产生后，邓岗突然提出，按照中共中央7月18日召开的全国组织会议上关于建立“党在非常时期的领导机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要求，宣布成立一个执行中央总行动的兵委，由政治部主任陈豪人担任书记，邓岗、龚鹤村等为委员。

    邓岗当然很懂得：离开军事，政治便是空谈。

    邓岗同时更懂得：政治目的必须靠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行。

    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邓斌、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均被排除在“兵委”之外。

    刚刚产生出了新的前委，又突然冒出了个兵委，是前委隶属于兵委，还是兵委要凌驾于前委之上？

    邓斌心想：上行下效，既然中央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作为中央的特派代表在七军成立执行总行动的“兵委”似乎也就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了。

    但他着实感到一种大权旁落的烕胁：红七军前委岌岌可危！

    邓岗见大家都不说话，便说：“即日起，一切战斗部署和行动计划由兵委协助（意为监督）前委负责实施。”

    最后一项决定，是对雷经天进行火力十足的批判。批判会是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天晚上进行的。新当选的前委委员和右江特委委员很快到齐，却迟迟不见受批判的雷经天到会。

    面对窗口而坐的邓斌，不时向坐落在院子西北角那间破旧的房屋投去凄楚的目光。雷经天就被看押在那间小屋里。

    坐在会场中央一张长条桌前的邓岗，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扫视一下会场，手指敲了几下桌子：“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

    邓斌抽回目光，说：“既然是开对雷经天同志的批判会，应该让他到会听一听，也好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

    邓岗说：“不必了。雷经天的错误，大家都很清楚，可他态度顽固，死不认错，让他到会又是大吵大骂，就不让他来了。这个会主要是要大家通过对雷经天错误的批判，充分认识这种错误对革命的极大危害性，坚决地执行中央总行动的战略部署。”

    接下来，他宣布批判会开始。

    陈豪人首先发言，历数了雷经天“在右江贯彻的是富农路线”、“不同意将赤卫军集中编入红军”、“狭隘自私的小农意识”、“思想一贯右倾保守”、“对政权工作搞得不深入”、“破坏大局，对抗中央决议”等等，足有十几条罪状。

    之后，他话锋一转，另有所指地说：“雷经天所犯的错误是有根源有背景的，这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与前委某些负责同志对他的怂恿、放纵、温情、姑息乃至支持分不开的，这与前委右倾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与会者都听得出，这种不点名的“点名”指的是谁。

    邓斌认真地作着笔记。

    他似乎成了雷经天的替身。

    “问题就出在这里。”邓岗紧盯着邓斌，抛出最有刺伤力的撒手锏，“有这种右倾思想作怪，怎么还能有号召力去执行中央决议？请问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思想批判的武器是无形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其随意性是无限的。

    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论，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过火的抨击，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斗志高昂的表现——这是大造轰轰烈烈之声势的必要，这是冲锋陷阵威慑敌胆的呐喊，这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落地成雷的脚步声。

    接下来又有几个委员发言，但他们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故而显得言之无物，苍白无力，老腔低调。

    邓岗感到不悦，马上截住说：“雷经天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因此，我提议：开除雷经天党籍，不再参加任何领导工作，令其随军政治部行动。大家举手表决吧！”

    “我不同意这种仓促作结论的做法！”邓斌尽量压抑着激愤的情绪，以平缓的声调说，“批判教育自己的同志，却不让他到会，又要强令开除他党籍，也不许他到会申诉，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党的章程，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够了！”邓岗立即板起面孔喝斥道，“今晚是‘三委’（指兵委、前委、特委）联席，开除一个反对中央决议的党员，是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党的最高原则！”

    这个时候，坐在旁听席上作为列席代表的李明瑞却是另一种“清醒”——他面对眼前荷枪实弹残酷无情的厮杀场景，陷入深沉的悲哀：这种政治斗争风暴的严酷性，在莫他党派、社会团体中似乎是绝无仅有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曲曲直直，总是缠缠绕绕、颠颠倒倒、混混淆淆；有的可以乘机扶摇直上，平步青云；有的则身败名裂，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呻吟了一下，痛苦得像患了一场大病后的那种呻吟，心境沉郁悲凉。

    他站了起来，很知趣很识相地说：“你们继续开会，我暂且退场了。不过，我拣句古话要说：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

    他停顿了一下，中断了几秒钟，想要再说些什么，但只是缓慢而平静地吐出两个字：“完了。”

    他大步向门外走去。

    全场一阵静默，平静如水。

    邓岗带着一种朦胧的诧异，急忙问身边的张云逸：“张军长，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张云逸没有立刻作答，掂起荼壶倒了大半碗茶水，喝了两口，然后才说：“李总指挥引用的是列子的话，是说这天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远错误的事情；先前认为是好的，今日认为它不好便放弃了；今日认为是错的，明日又当成对的拿起来用。”

    邓岗顿然明白了，质问：“他是何意？是不是心怀不满，有抵触情绪？”

    陈豪人说：“他是列席代表，无权表决！”

    张云逸说：“所以他走了嘛！”

    ……

    会议开到凌晨两点，最后作出决定：开除雷经天的党籍，并通报七军和右江特委。

    只挂了个空头衔的韦拔群显出无尚气度

    红七军的整编授旗仪式搞得相当隆重。

    地点就设在河池县城三里亭（今三八坡东面的大田洞）。

    三里亭前是一片坦阔的大草坪，四面群山环抱，秀竹葱茏，一条碧溪绕过草坪向东南流去。登上亭台，视野顿开，吼一嗓子，回声传荡，余音不绝。

    11月9日上午9时许，红七军全体官兵在三里亭集合，举行整编后的授旗仪式。县城的居民和四乡的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前来庆贺。

    仪式开始，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斌宣读红七军建制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各师、团的军政指挥员任命书和兵员配备序列：

    李明瑞任红七军前敌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斌任政治委员，龚鹤村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和炮兵营、特务营、教导大队。

    原第一、第三纵队合编为第十九师，龚鹤村兼师长，邓斌兼政治委员，辖第五十五团、第五十六团。

    原第二、第四纵队合编为第二十师，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辖第五十八团、第五十九团。

    第二十一师，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本师无兵员，所以再无所辖的建制配备可宣布。

    接着，由邓岗代表中共中央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各一面军旗。

    接着，邓岗、邓斌、李明瑞、张云逸等检阅部队，并讲话。

    场面壮观，群情激昂。

    身材魁梧、全副武装的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该师没有兵员，只是个番号。当韦拔群走上主席台，立正，敬礼，从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手中接过旗帜，高高举起，向空中一展，台下指战员和四周的群众随之欢声雷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人们被这位壮族领袖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顾全大局的无私精神所感动吗？这感动里却有几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怀！

    当各师在各自的队旗下迅速地聚拢、集结、列阵，人们一眼便看到，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师的队伍几乎占据了整个草坪；惟独第二十一师的旗帜下站立着韦拔群和他的只有一百多人或年老体弱或稚气未脱的队伍——年纪大的有五十多岁，年纪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然而，只挂了个空头衔的韦拔群倒是显出胸有百万雄兵的无尚气度！他回首浏览了一眼自已的队伍，向队员们微微点头致意：不错，百十号人的队伍倒显得很“精悍”！莫愁，同志们，队伍很快就壮大！

    观看的群众包括一些官兵不禁私下交耳：这兵员分得太偏心眼了，这算得什么师哟！老的老小的小，一个连就不够嘛！

    有的止不住想笑，又笑不出，觉得这情景有点滑稽。

    授旗完毕，中央代表邓岗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同心同德，英勇奋战，高举红旗，战斗到最后胜利！

    随之，各师宣誓，高呼口号，气吞山河！

    在整编授旗仪式之前，韦拔群表示，坚决执行兵委和前委的决定，将原第三纵队的精良武器和体质健壮的指战员交给了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师。那些曾跟着韦拔群创天下且朝夕相处的同乡，极不情愿离开他们的“拔哥”，他们担心此次出征后再也回不来了。

    韦拔群对他们说：“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容身？打天下又何止是东兰、右江？一山生出百样木，一米吃出百样人，你们跟着我韦拔群能打天下，没有我韦拔群你们也能打天下！去吧！”

    那一夜，有人酗酒，喝得酩酊烂醉。

    那一夜，有人跳进小溪，泡个通宵。

    那一夜，有人爬上山岗，喻泪向家乡张望。

    那一夜，韦拔群吸烟吸出一嘴燎泡。

    ……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一路向东开进。

    韦拔群带着第二十一师的番号，扛着第二十一师的军旗，率领一百多人的队伍返回东兰。

    韦拔群临行前，邓岗、邓斌、李明瑞、张云逸等与他握手话别。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都要出发了。”李明瑞紧握着韦拔群的手，不无感慨地说，“这让人想起诸葛亮《出师表》。心悬八阵图，初对策，再出师，共仰神明传将略；目击三分鼎，东连吴，北拒魏，常怀谨慎励臣躬。”

    韦拔群：“说诸葛亮《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家军！”

    邓岗马上用一种校正的口气说：“岳飞虽是抗金名将，民族英雄，但他的岳家军是为昏庸无能的朝廷效命；而我们红军呢，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岂能与岳家军混为一谈？”

    张云逸说：“李总指挥和韦师长讲的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此激励大家执行中央命令，出征打仗，邓代表不要误解嘛。”邓岗斜瞥李明瑞一眼，算不上笑地笑了一下。

    李明瑞知道，这位钦差大臣对自己成见很深，但他以豁达、宽厚与仁者之态不屑与其论短道长。他笑了笑调侃道：“我又记起一阙佛法联句。上联曰：教有万法，体性无殊，不可取法、舍法、非法、非非法；下联曰：佛本一乘，根源自别，故说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

    吟罢，“扑哧”一笑，又与韦拔群重重地握了握手，说了声：“多保重！”转身走去。

    “异端邪说！”邓岗瞪眼望着李明瑞的背景痛斥一句，又马上把目光收回来，说，“你们看，你们看，此人有半点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吗？没有！他根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相信真理，不信什么神呀鬼呀佛呀法呀！《国际歌》唱得好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张云逸又不得不作一番解释：“李总指挥讲的是一种比喻。好比说，从事革命事业的道路、战略不只有一条（词意是说佛的教化方法甚多），虽有些差别，但就本质上来说目的是一样的。不能只认同一条道路和战略是对的，而把其他的说成错的（词意是说不能拘泥某一种佛法，也不能舍弃另一些佛法）；干革命不能无目的，也不能有不是目的的其他目的（词意是说不能无佛法，也不能有不是佛法的佛法）。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词意是说佛教原本只有一宗），只是在从事的活动中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战略（词意是说只是在传播中衍化成不同的门派），这些理解和战略有很高、很英明的，也有不太高明甚至低下、落后的（词意是说对不同的门派，佛法自然有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之别）。”

    “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一直沉默静听的邓斌忙给张云逸的解释下了个“注脚”，然后与韦拔群握手，语重心长，“拔群同志，主力部队离开右江后，你肩上的担子重啊！桂系军阀会倾尽全力‘围剿’右江苏区，斗争会更加艰苦复杂。但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领导军民，冲破困难，战胜敌人！”

    张云逸同韦拔群的握手像两个铁匠挥锤打铁一样，两双手似锤头紧紧砸在砧子上一般：“拔群兄，为了加强远征部队的作战力量，你把你师的兵力拨给了兄弟师。你回到东兰后，要尽快充实兵力，与敌开展游击战、运动战。”

    韦拔群说：“胜之兄放心，拔群不会给红七军丢脸！誓与右江共存亡！”

    “好！好！”邓岗连声赞扬，走过来与韦拔群握手，“张军长、邓玫委的指示是对的。除此之外，你们要牵制桂系军阀堵击、追击我主力北上的兵力，以保障我们整个进攻计划的实施与完成。”

    韦拔群“吭唷”一声，说：“请中央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我们盼着主力部队很快打回广西，会师南宁，饮马邕江！”

    说罢，哈哈大笑。

    邓斌和张云逸也跟着笑起来。

    韦拔群率领他的全部人马——由老少兵组成的一个特务连出发了。张云逸派出两个连护送他们一程。

    “拔哥，多保重！”

    “韦师长，多保重！”

    “你们也多多保重！”

    “打了胜仗，尽快把捷报传到东兰！”

    邓斌、张云逸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此次与韦拔群话别竟成永诀！这位壮族领袖、这位仅率领一百多人的一师之长手擎大旗，显出无尚气度的形象，在他们记忆的屏幕上成为永恒的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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