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蔡元培提出的“教授治校”，到2009年朱清时的“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差不多相距一个世纪。
朱清时上任后身体力行从南科大做起，去行政级别。他希望南科大这张白纸一开始就保持纯度，相当于无菌操作，真空包装。他在诸多法规条文中，首先需要抓的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后来被称作中国高校“第一法”。还有制订理事会的草案。他明白，只有尽快建立起这样的法律条文，才能真正理清与深圳方面的关系，让其最大限度地放权。只有建立了理事会，政府方面才能不直接插手学校的事情。可惜的是，理事会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他的“去行政化”也好，“教授治校”也罢，只能是杜鹃啼血式的呼唤。
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要能提出一个清晰的办学宗旨，一个明确的发展模式。就像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要借鉴的是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郭秉文在东南大学引进的美国教学与研究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大学模式。梅贻琦是既充分继承传统儒家优秀教育思想，又完美吸收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形成别具特色的大学教育思想。他认为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的统一，才是大学之道。”朱清时的南科大试验，与梅贻琦的主张最接近，但朱清时比1936年的梅贻琦晚了75年。
有位教授说，国内高校目前两个身份：一是行政化机关、衙门，另一个才是学校。
朱清时深知，如果不“去行政化”，想办好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门都没有。
然而，他的“去行政化”究竟在当下能起到什么作用？对筹建中的南科大利弊如何考量？
自从朱清时喊出“去行政化”以来，他就在一种悖论中挣扎。他一方面不希望行政化干预，一方面又不得不求助于“行政化”，而且需要不折不扣地按照行政化的方式与深圳政府方面对接。大事小情都要请示报告。在一个最不想要行政化的校长身上，却又不得不以一种中规中矩的行政化方式行事，这种悖论一开始就让他吃尽苦头。
作为创校校长，他还没有完全跨进门里时，就因新校舍设计方案而开始了遭遇战。
中标的设计方案，来自四家公司。他们为了得到即将就位的校长认可，格外热情地介绍自己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由奥地利人设计的。或许这个方案在招标期间很受宠吧，奥地利建筑师在给朱清时放映幻灯片时，显得格外自信，甚至有点趾高气扬。
屏幕上色彩纷呈，光影斑驳闪烁，奇妙地展示出建筑师的奇特构想：就像在他眼前突然打开了珠宝箱，满眼的珠光宝气。如玉的玻璃幕建筑群绕山而围，等于豪华地包裹了山的自然风光，把朱清时看得目瞪口呆。
“建得太豪华了啊！这哪里是大学校园。”一语惊呆了在场的人。
通常情况下，市里面已经通过的设计方案，新来的校长识时务，就会随声附和，顶多挑点小毛病，可是朱清时眼里容不得沙子。他要的就是去行政化，要的就是回归传统，办一所真正的大学。他理想的校园，是现代书院式的，老师与学生生活在一个空间，那是一个全天候的教学基地，也是睡觉的地方，这颠覆了学生宿舍的概念。教授就住在学生楼上，交流起来平等自由。其目标是实施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全面教育体系。
那是个温馨的“家”的建筑，而绝不是行政化色彩显赫的“官府”。他要的这种模式与官化大学完全相悖，也跟奥地利人的设计南辕北辙！
他这样感慨：“我们新校园里面有几座山，中间有一座山，他们设计的建筑是围着山建了一圈儿，连起来的。你说壮观吧？一座大楼，里面包着一座山，一座真的山！是吧，很有想象力。房顶是平的，人还可以在上面走，很豪华也很现代派！但是，这不像是大学校园，像一座超豪华大酒店，一座公共娱乐场所。”
朱清时没有给建筑师面子，也没给所有人面子，包括市领导。他水火不相容的批评，让人惊叹：这个小老头儿好厉害！头一次亮相，就让人吃不消。
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意思是行会。大学最初是个行业组织。欧洲中世纪，修道院里开始出现这样的团体。他们抛开宗教束缚，大胆追求学问和真理。这些行会没有固定场所，房子都是租来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大学是一群没有成见，没有束缚的人们组织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研究学问。任何不为社会所容纳的思想，任何世俗不能接受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谈。
朱清时阐述了大学性质之后，他说了自己对大学建筑的理解：
“大学校园首先要厚重。什么叫厚重啊，就像到欧洲修道院去，房子很小，门旧。但你进去后，就不敢大声说话了，那种气氛左右着你的情绪。什么叫不厚重啊？大家进去就想喊一声：‘哇！’大家都会兴奋起来。就像进了剧院，进了球场，叫人亢奋。这就是不厚重。剧院球馆确实是要叫人兴奋的，而学校则不然。进来什么都想看，就不是学校了。而进来什么都不想看，不想参观，只想坐下来安静地学习，这才是学校。我们的校园盖成你们这个样子，进来后这儿想看看，那儿也想看看，心静不下来，这就完了！”
“那你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啊？”有人发问。
朱清时说，你到欧洲去考察那些大学，是什么样啊？在场人就说他是古典派。
他说，我并不是想让你们复古。我要你们设计出真正的大学空间，大家一坐下来，就会安心读书。怎么设计，那是你们建筑师的事儿。
奥地利建筑师不容人说他的作品不好，更何况是推翻他的方案。他咆哮起来。他不理解面前这个清瘦的老头儿怎么这样霸气而固执！
既然不能调和，设计公司要求索赔。他们说：“我们都设计好了，校长不干了，政府要赔我们！”朱清时希望一次性赔偿清理完算了，另外再招标。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政府方面还是希望改好方案。
遭遇战并不因朱清时的强势而分出胜负。双方争执的结果，他们说不过他，就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你不懂建筑！”
那好，不懂不是吗？给你们找来最懂的。于是，他邀请了国内几位著名建筑专家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他们来决策南科大的建筑方案。这些人一听他的想法，全都赞同。朱清时让这些建筑专家去跟市政府对话，更有分量，这是借势。借势与造势，都是他的擅长，但顺势呢？可能是短板。
“这是我来深圳建南科大打的第一仗！我还没正式来，就陷入其间。等正式来，他们就想让我签字画圈，我当然不干了！南科大房子建成这个样子，校长居然会同意，那我就会被人骂一辈子！我知道我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只不过这样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唉！没办法，要把南科大办好，得罪去吧！”朱清时面露无奈。
建筑专家最后结论：推翻原方案，由四家公司重新做，各做各的。每个人一个，互相之间没有关系。这样的局面，由深圳大学一位建筑专家来统筹，做总建筑师。
朱清时在西方大学里呆过多年，自然对西方的校园感受深刻。他要建一流的大学，他希望校舍也有着那些一流大学的风格特点。不久前，笔者去了加州，参观了几所大学的校园。那些校园跟我们扩建更大更新的校园迥然不同。我们讲的是气派，豪华，差不多一个模子：特别注重大门的设计。显赫、雄伟，老远就能一眼看到。一进来，一个大广场。中轴线正对面一定是行政办公大楼，然后旁边是图书馆，教学区，实验区、教职员工区，学生宿舍区。这样的校园内有两处建筑对比鲜明：行政办公大楼与学生宿舍楼。一个最显赫，另一个最不显赫。这让人想到中国的早年建筑，皇宫与民宅。仅从这样套路的建筑格局，就可以窥出中国的大学行政化的色彩何其浓重！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惜我们现在的大学城内，只见大楼而不见大师。梅贻琦还多次提醒清华同仁：“勿徒注视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根本没有校门，没有任何气派可言，你在不知不觉间就被绿色包裹进去了。满眼看到的树木比建筑物丰富厚实。有很高很奇伟的大树，根繁叶茂，令人咋舌。校园绝无一览无余的开阔，却有着诗意的园艺式的清幽。建筑物是那种欧式的仿古风格，亚红色的，容颜陈旧。所有的建筑物，没有一点张扬感。每一栋楼房前，都有大树，而再高的楼房，也都没有树高。
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也是这样的建筑风格。走进去除了那只著名雕塑“哈佛的脚”被来人抚摸出一片幸运光亮之外，其他的空间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世界上如此闻名的学府：没有任何显赫之标记。既无府门也无高墙。可以说平平淡淡，像个随处可见的生活小镇。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曾对建筑下过这样的定义：建筑是组织人们的生活。我们的大学建筑与世界一流的大学校园相比，彼此在“组织”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理念。
回头想一下奥地利建筑师那个奇妙而夸张的“喧哗式”大学建筑，之所以能够中标，能够得到深圳的有关人的赏识，这也不奇怪。外国建筑师面对当今的中国建筑市场，他们惊叹：在国外几十年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做这么大的建筑！一个建筑师的成功，需要大项目支撑的，而国外的城市都静如百年不变的湖，哪像中国城市刮阵风就会大拆一片。你离开一个城市一年半载，再回来时，就会崭新得令你眩目。外国人很聪明，并不去研究你的教育改革什么的，也无须真正通晓你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他们只需要弄懂当官的最喜欢什么，就OK了。他肯定看到过深圳的市民广场，他认为这是一个年轻而追求华丽的城市的重要外衣。这种阅读虽然肤浅，却很有用处。他们成功应合了官方眼光而中标，却无法赢得这位创校校长的认同。
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第一步是去行政级别。第二步是先建学术团队，后建管理团队。去行政级别，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然而，仅这一步，就让他陷入窘境。
去行政级别，就像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自裁羽翼。教育界学者认为：“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角度看，如果大学一味要求‘去行政化’，这在一定程度，意味着大学自动放弃了话语权，是主动缴械。大学以为就此可以废除紧箍咒摆脱控制，但在一个连和尚都有级别的官本位社会里，你连说话的分量，甚至机会都没有，还能有多大作为？这样非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让大学活得更加窝囊，而且有苦无处说。”
你没有行政级别，连相关文件都看不到，你也不能参加相关会议，因为这些都是按行政级别对接的。朱清时在中科大当校长时，每天会接到很多文件，有些与他无关，但有些同行业的对他很重要，对于及时了解或掌握上级的相关精神，是不能不看文件的。但他在南科大去掉了行政级别，就什么文件都看不成了。
社会是按行政化编程序的，而他们没有行政级别，就等于游离于程序之外。他反复解释学校由学术来指导，不按行政级别定岗位了，原来的副校长一定是副厅级、系主任一定是正处级，现在不定这个级别了。可能教授一下子升到副校长，也可能从副校长位置下来了，就是普通教授。本来学校筹建需要精明强干的行政管理人才，但是，你不是去行政级别了吗？就招不来满意的管理人员。一般的管理人员有的是，但真正的骨干人员，副处级以上的，几乎就没有人来。
这个期间，也有人出于好奇，过来应试。但不转工作关系。在众多试水者中，有一位原来的政府官员，对朱校长的办学理念，非常赞同。他对朱校长的人品也十分倾慕。当他们坐下来从中国教育的现状，学校筹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学校未来的走向等问题交谈时，彼此观点十分接近。朱校长遇到了志同道合者，万分欣喜。果然，这位中年官员工作热情非常之高，能力也非常强。凡是交给他的工作，都做得很到位。朱校长遂委他以重任。他等于替朱校长扛起了半壁江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信得过的人，在学校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用人的节骨眼上，突然不见了！好多事情都得他出面，好多人都在找他，找不到他就都过来找朱校长。人们急得如同火上房子，这个人却杳无音讯。突然间，朱校长手机接到了一条短信：“朱校长，谢谢你的关照，我决定还是要回原单位了。因为我回去才能被提拔的。”朱校长瞅着短信发愣：这么随随便便就走人了？
上级部门又推荐一人，是深圳某学校的管理干部。此人帅气中透着机灵，思维活跃，举止间看得出他的机关素养。有意思的是，不是朱校长选择他，而成了他选择朱校长。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到这儿来，是有条件的。问他什么条件，他说，我要当负责人，哪怕一个部门也行，哪怕先副职后正职也行。
朱校长一笑说，“你还年轻，机会很多，需要有段时间展示你的才能。南科大是以一个人的才能给他定岗位的。你还没有展示，你就先展示吧，南科大不会亏待你的。”朱校长以为这样回答很圆满了，看到他离去的样子，还以为他是高高兴兴离去的。
次日，他又来到校长办公室。朱校长很高兴，以为他来上班呢。却不承想几句话将他弄蒙了：“朱校长，我还是不来了。我来的前提，就是要一来就做负责人，否则，我就不来了。”既然不来，你怎么又来了呢？他见朱校长面露困惑，便进一步解释道：“我是专门来告诉你的。”说完，一抬屁股，客客气气地走了，把朱校长完整地晾在那儿。
朱校长说他从未遇到这样跟他说话的。朱校长那个感慨呀！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他们这代人哪有要官的啊！给都谦让，说自己不行。现在的人怎么这样，还没工作，就伸手要官。
一个要官要不来的人，会影响一批人。其他人知道没有这种希望，来都不来了。这个人的经历，居然会有很多人共鸣：我们去南科大，你连官都不给？我们凭什么？
朱校长办公室里需要一台电脑。这是必备的办公用品，但办公室人员告诉他，要打报告报批的。一台电脑，也要报政府批准？购买任何办公用品，都是属于集体采购。什么叫集体采购呢？政府有个采购办公室，你要先报预算，他们汇集来自各部门所需用品，去招指标。中标人要去签合同。然后，再送货，再送到需要的单位。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来，需要两个月时间。
这种烦琐的行政化程序，与深圳这样的城市不合拍的。好在，深圳的办事人员学会了走捷径。因为招标，必须采购办确认名单上的商人，才能来投标。商店、公司、工厂进入名单。这些招标单位对政府有着充分信任，他们知道你需要的物品列入计划了，就没有不给钱的。因此，办事人员就会提前去支出，将物品送给你，等政府把钱批下来了，再付钱。等于先斩后奏。如此说来，朱校长需要的电脑，也无需等候两个月了。不过，他说他那台电脑是借来的。
南科大筹建中的校区，是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过来的一个现成校区。验收时发现一处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也没想，就吩咐找人来修。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没有修缮。他追办此事，下面人很无奈地告诉他，这是修缮工程，要按规定上报的。必须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步骤，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才订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动工。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办不了，还如何谈改革，创办一步到位的研究型大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这也是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对于此时朱校长的试验，这套体系竟如此僵化。朱清时表示：这套体系防止行政出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对于南科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寸步难行；而且很繁琐，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好在他经过争取，市政府决定“网开一面”。
深圳是个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城市，尤其机场，那玻璃幕建筑有多亮多刺眼，人的尊卑等级就会被衬得多鲜明！宝安机场有很多贵宾室，有人说十多个，也有人说更多。反正有一个最好的贵宾室，是供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进出的。南科大认为朱清时经常出差，就应该进出这个贵宾室。但学校按规定给政府打报告，却未获批准。再经请示，同意进另外一个需要付钱的贵宾室。那里也很安静，服务也不错。可是，等到办公室的人来让他报销签字时，他惊呆了！800块。就坐一下？机票才1000来块。他惊呼挨宰。
市政府的驻京办，雄峙于广安门立交桥那里，与深圳的金融中心楼形相似，三片楼体相依，如三足立稳皇城。深圳方面的领导来北京，他们都负责安排。朱清时算深圳请来的高人贵客，到北京公出，南科大认为当然应由深圳驻京办接待。于是，学校就给政府打报告，得到批准。
那天天气非常好，朱清时上了飞机，在头等舱遇到深圳市长。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市长很风趣，说他家在北京。他也告诉市长，他去北京参加一个教育会议。下飞机时，驻京办的负责人早早就恭候在机舱出口边，迎候市长。他们一起走出来，接待者扑上前帮市长拎包，眼睛也一直围着市长转，似乎没有看见他。这种眼神让曾经的副部级校长丝毫不陌生，但意外的是，此人在朱清时要跟随他们一起往外走时，却突然转过头说：司机在外边门口接你，打着牌子，写着你的名字。
朱清时愕然：跟市长同机出差，居然还有着不同的接法儿。他只能默不作声与人家分流，尾随杂乱而匆促的客流，出了大厅，果然在门口看到了一块写有他名字的牌子。
司机将他送到教育部开会的地方，要走的时候，并没有跟他交代什么，他只好开口：后天早晨我们几点走？我是十点的飞机。
司机一怔：后天的车还没有安排，我也不知道派谁来。你再问问他们吧。
这话又把朱清时搁那儿了。他心里很不爽。中科大在北京也有办事处，他每次来，都要派车接他，然后，这台车就会整天跟着他转。还用得着再派吗？他等于又长了一次见识。以后再到北京，他干脆不用深圳驻京办了，他跟中科大说，仍由中科大接待，计算用车的里程，每年一结算，把钱汇给他们。
南科大的“去行政化”，像根绊马绳，也绊住了朱校长。他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一位教授说：“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北京开会时，一些老院士，老校长们围着他开玩笑：“你去行政化，这回好了，自己挖个坑掉进去了，看你怎么爬上来？”
“我们学校面临的问题除了当下高考的问题以外，还有就是人事的问题。不知道谁说过，只要管人事的只管人事儿就可以了。可是我想说，由于学校相应的章程出台较缓慢，有些人并不理解我们朱校长的本意，将源自官场的恶劣习气带到了这所新鲜纯洁的学校，这是其一。其二即是管理人员对教学活动的不尊重，为了开会讨论一些什么问题，最近两次打断正常的教学内容，甚至还要停课复习。老师们啊，我们的物理作业还没有完成，我们的计算机项目还要讨论，我们还有一打社会学材料要去阅读、去思考！”这是从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摘录的。从中可见，南科大仍然有行政化的影响。
朱校长上任时，一直以为深圳方面条件成熟，但深圳的条件恰恰并未成熟，尤其“去行政化”的条件。深圳的年轻人早已不是当年的年轻人了。当年他们是要憋着劲儿开创一片自尊的天地。那是一批背水一战的大军，可现在，他需要的人，大都是些平静的优越者，他们只想更优越，而不会想着跟你吃苦耐劳，背水一战。你不懂他们，他们却能懂你。因此，他们是跟你说拜拜的！你在这样的人群中寻找志同道合者，确如唐·吉诃德寻找那些肯于跟他梦回骑士时代的同行者。
条件成熟时，去行政化会有成效；条件不成熟，那便是一种悲情。
在一系列悖论带来的尴尬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学校初创阶段，还是要依靠行政化，求助政府，他在招不来行政骨干力量时，希望政府派有级别的干部来。为什么他要求派有级别的干部过来呢？因为他能够相中的骨干，一定是在那些有级别的干部中间。而他要将这些有级别的干部在南科大派用场时，将级别暂时挂起来，挂到原单位。而他们将来离开南科大回到原单位，再将级别恢复。就像机关干部派到企业，可见良苦用心。
问题是，将行政级别挂回原单位的人，就能够真正去掉行政化吗？就拿朱清时本人说吧，虽然他身体力行，自己取消了副部级，但并不等于他这位官场熏染十载的人就能洗尽“官化”。就算他全无官化了，那部下对他的态度，诸如敬重与敬畏，是对官位还是对学术的造诣？至于那些大学的校长们，哪一个没被官化？大学校长看重级别，不是官员也似官员。
据载：从1999年开始，国家授予31所大学的校长副部级行政级别，这是决定大学能得到多少资源的一个条件。校长们官化的最典型细节，是参加北京两会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校长们，在两会上掏出名片时，在某校长的名字后边，以括号标明（副部级）。
诸多校长中，不知道是否有以括号标明正局级的。他们可能过去是很好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一旦当上校长，就迈入官场看重级别了。校长官员化是大学行政化的开端，你不想沾有官气都不成，只不过程度深浅而已。否则，你就是另类，你这官就做不下去了。由此波及整个大学教育体制，最后大学成为行政机构。这些人还能做学问吗？还能尊重做学问的人吗？
几天前，海南的一所大学就是当官的不把教授放在眼里，奖金发放不公，引发了一场网上热曝。一位大学教授愤然说，他就是因为奖金不合理，不再上课了。因为他是一般老师，奖金向管理层靠拢，他们学校一位教授竟然去竞选保卫处长。他说，现在的大学老师，要是没有当官，就被沦为教奴。有的中层领导，上课不好好讲课，一本教材只讲四五页，把精力用在巴结领导上，想法当官。他非常消极地说，中国大学不是去行政化的问题，是政治对教育的专制问题。
大学校长本身就是被作为官员来管理和评价的，如“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校还要由中组部直接管理，很多大学校长以前就是教育部官员。另外，这些大学校长也必须拥有行政级别，才能获得更好的资源。朱清时因为取消了行政级别，有一次开会排座，就被安排到了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有一位大学校长直言不讳：现在我可以直接找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就找不到他们了。
“商人办商业”，“企业家办企业”，现在是官员办大学。在这样的大学里，某些教授更像官员和商人，而某些商人却极力向学校靠拢更像教授了。站在大学讲坛上的人，其显赫身份不是教育家，而是社会兼职，如某委员、某顾问什么的，而这些人却在引领时代风气。
中国大学的官化，就像其他协会院所什么的专业单位官化一样，已经形成一片官化土壤。去行政级别容易，但去除那片官化土壤却不敢奢望。有人撰文“撼山易，撼行政化难”。
行政化是一张巨大的网，遮天蔽日，朱清时却在试图找到一个缺口，将其撕破。
朱清时在中科大十年校长间，应该是受官化熏染最少的校长。从他拒绝了安徽省的好意，不接受在合肥再建新校区，而老校区也不大拆大建，就连校门也不改变，简朴如斯，就可以佐证。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不沾染官文化。从合肥的官场离去的那一刻，他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儿。新老校长交接仪式刚一结束，他从台上走出时，没有一个人跟随他，所有人都停下来将笑脸对着新校长，而他这个老校长没人理睬了。他是个极要面子极自尊的人，每每遇到这种场合，其敏感度似乎高于常人。而这种敏感度除了与他童年人生经历相关，与他成长环境相关之外，也与他的十年当官不无关系。
一位哲人说过：怎么说，是因为思想；怎么做，是因为习惯。十年校官经历，或许在不经意间就会露出官化习惯。在他的血液中，官的比例与知识分子比例各占多少？如何分得清。
知识分子大多都很自我，但都是很弱势的自我。而他则是很强势的自我。这种强势与他当官的身份与资历不无关系吧。
剖析朱清时自身，也是为了说明去行政化有多么复杂艰难！作为“去行政化”的实践者，甘苦自知。但是，从大处着眼，去行政化又是多么迫在眉睫。
对国内外大学在办学方面颇有研究的朱校长深知，那些一流大学之所以办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香港政府对大学采取无为而治，只出钱，不具体干涉学校事情；英国政府出了很多钱办牛津大学，他们也给学校足够的自主空间。几百年的老校，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招生除了看考试成绩外，还有个3人教授考核小组进行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英国北部某郡有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考核小组考察后，发觉女孩子素质不行，结果不予录取。这个郡的议员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么偏远地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好学生。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时，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而牛津的学生和老师对布莱尔非常不满，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牛津大学腰杆这么硬，连首相也不给面子。
竺可桢时代，浙江省主席的女儿报考浙江大学中文系，由于数学差2分，竺可桢不同意录取；浙江省参议会议长张毅夫的儿子数学差也不予录取。为此，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及省府秘书处处长先后出面说情，竺可桢坚决不给面子，绝不放行。最后到底官员们没有再来干涉。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成最好的学校。
相比之下，南科大这只燕雀被体制的大手攥着不放，握得紧了，不会舒服的，所以，他需要喊着去行政化上任，免得事事都被行政行为干预。可惜，由于没能及时建立健全一套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即使与深圳市政府有言在先“去行政化”，而政府仍然以行政化的方式，否定他的“去行政化”。这就是政府方面的悖论。
朱清时认为去行政化本身就是在“引领中国文化，让大学回归到大学本来面貌，本来的标准。那是以学术为尊，这是大师辈出的年代的标准！”
的确，去行政化是一个不能通俗化解读或简单理解的主张。它蕴含着巨大的改革驱动意义。尤其对当今中国的大学。可以说，唯去行政化，方能救中国大学。唯去行政化，方能救国民素质。问题是，什么时候喊出这个口号，并身体力行去试验才是最佳时机？
朱清时是以壮士的悲情，回到了他的南科大——塘朗村口。天气闷热，小小园区，犹如被盖在蒸笼里闷蒸。拾阶而上，敏感的院士校长察觉周围的空气已经发生了骤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回到当初。这让他更多了一分戒备心理。
这场高考实质上并不是在考学生，而是考核学校的每一个人。在这场面对高考态度的分界线上，表现积极的人，在朱清时面前感觉很没趣；而抵制高考的人，也没有解除应有的压力。朱清时费尽心机打造的团队，瞬间就失去了彼此的信任。虽然还没有两名副校长，但毕竟有了好几个副主任。对于一个去行政级别的学校而言，副主任与副校长也没有太大区别。但现在，人人自危，人人戒备，人人都不开心！这是一个脆弱的团队，是个让他失望的团队：建一流大学能靠这些人吗？
从市里到学校，有那么一拨人，让他费解。他们就像机器，热的时候，跟着你一道发动，轰鸣：高喊理想，高喊以倾城之力创办好南科大，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些口号都喊得震天价响，可是，等到教育部文件下达时，这些机器一下子关闭了，连点余温和响动都没有。仿佛他们从来没有跟你一起喊过，干过，甚至连记忆都没有了。他认为人家没脑子，只有耳朵。其实人家的脑子要比他复杂得多了！相形之下，他却显得太简单。他太不了解深圳的复杂土壤。对行政化最深恶痛绝的校长，却没弄懂身边的行政化。这是他在去“去行政化”试验中遭遇到的最大的悖论！
距高考最后一天，我又见到了朱清时校长。还在他的住地。他显得憔悴。他说要跟我谈他这些天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他有三大怪异。
怪异一：深圳人人都在喊：倾全力创建南科大，可两年间没人问我究竟如何建南科大，我打报告，他们也批，但没进脑子。我一来就在讲这事儿，没人表态，都赞同，我就以为一路绿灯了。结果，教育部文件一下，市领导一表态，所有人全转向，过去有无记忆都不知道了。
怪异二：深圳好话说尽，请你来，结果人来了，他们就忘了当初答应的条件。没人关心你。我住这里两年，他们也知道，却没有人来。分给你的房子，整个楼没人住。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也没人来给你解决。连住的房子，都安置不好，政府也不想办法，我又不是厚脸皮的人，只好逆来顺受了。
第三个怪异：刚来时，说好了，志同道合，结果不干实事儿，都想捞官，捞好处。这些都是深圳当地的。想去外地招人，我没有得到授权。政府找人，我又感觉不合适。这地方土壤不行。两名行政副校长先要常委会定。常委会通过，我能说不行吗？深圳没有创办一流大学的土壤。
他感伤地说：现在学校已被撕裂了。开始有人猜测我会辞职，好多人认为辞职是很自然的。如若苟且做校长，那就没意思了。该辞时不辞是堕落，不该辞时辞职，是不负责任。现在是到了该辞的时候了。
正谈时，他的手机响了。从口气能够感觉到对方是市里领导，而且要过来看望他，说是请他吃饭。他说：吃饭就不必了嘛！领导问他时间，他说十点半吧。看来，领导知道他要辞职，过来安抚他吧。
他说要去理发。我这才发觉他的头发确实有点长了。他希望把自己收拾得精神一点，与市领导见面。当然，这也是两年来，领导首次光顾他这里。我望了眼窗外，天气还是非常闷热，不见太阳，又是一个阴霾天。
我问他辞职大概选定在什么时间？他说可能要半年左右吧。我要到处募捐，找到一些赞助，把学生们一个个送到国外，我才心平气和地离去。
我跟他一起离开房间，他去理发，我们就在东门街口分手了。他仍穿着深色衬衫，略低着头，穿越马路后，清瘦的身影一下子就被人流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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