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方一位知情人听说学生中流传的“两派”站队之事，啼笑皆非。他认为压根儿就不存在两派一说，全校绝大多数老师都是不同意高考的，哪怕是伪高考，哪怕是走个过场，他们也认为这是对南科大试验班的伤害。但是，上面的压力来了，他们又不能不去照办，总得有人去应付吧，否则，连现在这样的局面恐怕也无法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忍辱负重，不得不充当被学生骂和被歧视的角色。
这期间副主任办公室门的标牌被掰掉了。关于这个“事件”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学生为发泄不满故意所为；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学生不是故意的，当时发现门牌歪了，想帮着校正，结果，一掰，却掉下来了。学生怕老师误会，不敢再给粘上。副主任却很生气，责令手下人调摄像头看录像，查寻这位学生，查出来好好教训教训。这有点耸人听闻，这是些神童骄子啊，被家长和学校宠还宠不过来呢，显然不令人信服。事实上，标牌确实被弄掉了，副主任确实没有去追查责怪学生。
越临近高考，气氛便越紧张。孩子们有的离开了学校，没离开的，也被老师劝住宾馆了，听说既不愿回家也不愿住宾馆的学生，留在学校时，遭到威胁，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这些说法故弄玄虚，笔者当时就联系到仍然留在学校的学生，结果，并非像传说的那样紧张，他没有接到任何威胁性的信息。他说学校为高考确实准备了两个教室，等着学生们去参加高考。他说有一个学生想参加高考，但被同学们劝阻住了。
由于“被高考”，风和日丽的师生关系转瞬间乌云密布，不可阻挡地恶化了。老师流泪，学生委屈。家长们意见也大了去了。
好端端的风气，弄得跟“文革”站队似的，有头脑的学生，不愿这样简单去疏远和伤害相关老师，却又不得不应付激进老师的“开导工作”，结果搞得空气紧张，人人不适。
对南科大而言，那是一段沉闷压抑的日子。深圳的闷热，让城市的地下道弥散出腐质的沼气。南科大的校门紧闭，保安满脸警惕，严防外人进入，尤其严防记者。有的记者从正门进不去，居然翻院墙窜入学生住处采访。
在学校环境最复杂时，朱校长没有跟他的学生们紧紧站在一起。他谨言慎行，只说，一切由学生自己决定，让他们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他的真实观点却隐而不发。他有意回避，不接任何家长的电话，也不回复任何短信。即便这样，他仍然被学校那边的风吹草动左右着情绪，寝食不安。
有一天他偶回校园，是为了接待法国来宾。这些来宾是国际学界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们到中国来，就是要看一下中国最好的高校。他们直奔南科大而来。这让朱清时很欣慰，尤其在他处于最困难之时。学生看到了他们久违的校长，雕像一样弥散尊严。他们只是远远盯着，却没有人走上前去问问校长是否同意他们高考。因为孩子理解校长的处境，他们不想给校长增加麻烦。
朱校长中午通常都在食堂就餐。在学生眼中，生活中的朱校长与面对媒体的朱校长判若二人。在媒体上能够把话说得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朱清时，平时更多时候是不爱讲话的，眸子透出的只有执着而无欲望。到了吃饭时，他悄悄进来，食堂很大，桌位排布很多。他寻里面一个安静处，将背对准食堂入口。不断进来的人，只能看到他的背脊：一袭青衣，两处硬朗肩骨。
原先是师生合用一个大餐厅，现在分开两个了。前来打饭的人很多，寻找不同的空位坐下，却没人过来与他同桌。因为起初有人过来陪他，他却告诉对方，他不喜欢吃饭时跟别人在一桌。他希望一个人静处。
于是，再没有人会过来跟他同桌用餐了。喧嚷的食堂，会因他的背脊而肃静。他很快吃完，起身自己收拾餐具，放到应该放的地方。然后，微低着头，不瞅任何人，而任何人瞅他，他也不会察觉。他从坐下吃饭，到起身离开，独来独往，无人相随。
一位学生说，他们从来没有在校长吃饭时过去打扰他，即便在他们最想找校长的时候。
据说当时家长们要求见校长的呼声非常之高，在家长们眼里，校长是无法取代的，除了校长，他们谁也不相信，谁的话也不听。校方一度想将校长找回来，应付复杂局面，但是，他们权衡再三，还是没去惊动他。老师、学生、家长在没有校长的学校里，熬着。
善良的人们只能祈祷朱校长保重身体，而学生们天真地相信，只要再挨过几天，挺过高考，就是胜利，就会渡过所有的难关。
这期间，笔者与朱清时通过电话，他声音低沉倦怠，他说他在合肥。我问他深圳方面去学校动员学生参加高考的事情，你想怎么办？他缄口不语。我生怕他把电话挂了，便说：按照我对你的理解，你是不会同意的。你肯定不会让试验班的学生参加高考对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只回答了两个字：“是的。”然后，马上就说我们以后再说吧，电话挂了。
他不便表态，他不想因为他的出面讲话而使矛盾复杂化。他人为地关闭了媒体大门。可是，一周左右，他突现媒体，发表见解了。那是5月28日，他在合肥对记者鲜明表态：纳入高考轨道这一举动，将颠覆南科大树立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核心。
又是一语惊人。有人曾问过他，既然那么谨慎回避，为何又出面表态了呢？他说，他本来一直想回避下去的，因为教育部发言人站出来将事情公开化了，那么，他也不得不出来表明态度。如果教育部发言人不讲，他是不会率先将事情捅开的。
或许由于试验班的学生们看到了校长的鲜明态度，更加坚定了拒绝高考的决心。一位学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老师今天对学生做工作，说缓一缓，还是参加高考吧，以后还会为中国改革作贡献。但我终究无法认同。中国教育现象，大部分在于无所作为。这是一个体制的泥潭，现在你跳进这个泥潭，以后你再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不如现在拼搏，即使你摔一跤，摔断了腿，你仍然可以蹒跚前进。”
网上流传南科大学生《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的人们的一封公开信》，言称：“我们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最紧迫的高考问题。”
“我们学校的建校本意即是此，既为教改探路，也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寻求经验。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试验’的心态，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
“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我们同时也是无助的，我们仅仅是学生……”
我还看到《学生家长们给朱清时校长的一封信》，开篇就说：“尊敬的朱校长：我代表45个孩子和家长恳请您千万不要辞职。选择南科大，我们是奔您而来的，是对您人品、学识有信心，如果您不堪压力离去，就意味着南科大的失败，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败！”
结尾说：“我们家长的态度就是听朱校长的，朱校长让我们参加高考我们就参加，让我们不参加咱就不参加，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朱校长任期内把我们的孩子教出来。参不参加高考，纳不纳入体制，对我们45个孩子来说不是致命的打击，朱校长的辞职才是致命的。”
家长们够敏感了。他们是从哪里得到了朱校长要辞职的消息呢？抑或仅仅是出于他们的猜测或担心？有位家长说，学校有人把所有事情推到朱校长身上，因为他在媒体表态。而拒绝高考成了媒体的狂欢，所有人借机反政府。这显然是扣帽子。
不管怎么说，形势严峻。政府下了很大气力，动员学生，却没起到作用。政府方面如何下台？
朱校长所谓高校改革，无非体现两大亮点，其一“去行政化”，其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两点犹似暗夜里擎起的两把火炬，照耀万里，格外醒目。然而，火炬可能太刺眼了，接连发生的招聘正局级副校长，教育部下令要求试验班学生参加高考，就等于直接冲着他的两大火炬亮点扑去，要将其扑灭。这真是一种深刻的讽刺。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绝不可以让步的。一个如此自尊自爱的人，他坚信他的试验的崇高价值，他相信他的老板会跟他一同创造中国高教改革的奇迹的，却不承想，这么快，这么短的时间，老板的态度就变了。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这份年纪出山，是要创办一个不一样的大学，而如果办成一般性的大学，那就不需要他了。现在，上面的做法，是行政化的极致表现。明明高考是要遵守法规的，但是，他们教育部就可以无视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些法规，他们一言九鼎，可以凌驾于任何法规条文之上。这不是典型的谁官大谁说了算吗？这就更加印证了在中国要想真正办好一所高校，去行政化有多么重要！
而朱清时的试验到目前为止，遭遇到的最大最难逾越的屏障，也在这里。既然南科大已经“被高考”“被行政化”，那么，他这个校长还有什么意义继续做下去呢？何况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早就在劝其退，而无鼓动他进的。
按约定的时间，上午11点钟我赶到他的住地迎宾馆。他对时间的掌控十分精确，说好一小时采访，就定准为一小时。从多次与他的交流当中，我在分析判断他的抉择，他极有可能选择辞职——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他的性格。
迎宾馆是深圳最资深的一处接待点。创业初期，到深圳来的政要大员们都要在此下榻。然而，随着时令的转换，这里早已被麒麟山庄取代。那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是最好的迎宾之所。而深圳更为高档的国宾馆，也将于今年下半年落成。
时令五月，天气依然有些阴湿。鹏城一夜风袭，伤出满地落叶。
六号楼位于院落的前端。从标示牌上看到桃园、松园、竹园、兰园等名字，可惜这些诗意名字却被眼前的陈旧落寞所取代。昨日风光早已不再。从保安方面看，稀松平常，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政要大员光顾了。
六栋挨近东门的市井闹区。小楼不高，外墙以淡粉色瓷砖贴面，一看就是30年前的建筑风格。门庭是一个挑檐式雨搭向上方倾斜，因其长度厚度与地面高度比例失调，显得压抑。迈进这样的地方，是不会给人敞亮通透感的。
一楼是个不大的家庭式的客厅空间。右手前台，类似宾馆服务台。正面墙壁镶嵌着灰白色大理石，上面是小平同志题写的金色大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是1984年1月26日。这个题词当年对于深圳有着死生攸关的作用，是镇城之法宝。然而现在，却没有人关注了。
旋梯而上，沿细长走廊竟至尽头。一扇纱网遮蔽的外门，拉开，方可敲门。
里面没有回音。我看表，距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等了等，再敲。过了一会儿，听见里面传出疲沓的脚步声，门打开时，见到朱清时校长。他不像在校长办公室时那样仪表端庄，神采奕奕；而是像刚刚睡醒，头发有些凌乱，像刚被霜打的细软茅草，衣服也多有起皱处。他让我坐在沙发上，倦意未消地搓了几把脸，睡意惺忪地表示歉意：刚才不知怎么睡着了。说这话时，他像个平易近人的蜀地老头儿。一副清清瘦瘦的轮廓，从侧面瞅，面颊处还留有枕纹痕迹。我说，真不好意思，应该让您多休息一会儿。要不，我下午再来？
他说，没关系。要是真想睡，也是睡不着的。然后，他喃喃道：不知怎么搞的，一直很困。
他肯定是晚上睡眠不好，听说他平时入睡前要服几种混合安眠药才能睡下。南科大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大的压力，他怎么可能睡安稳觉呢！他下意识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这与电视上那位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容光焕发的明星式委员形象无法叠印。
他说，你喝水吧？我给你倒去。我说不喝。他便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他说，浓点儿，提提神。
这是一个套间。与他的办公室相比，显得窄小而阴暗。很旧的房子了。外间屋是客厅，里间是卧室。一张大床靠近窗户，这边是卫生间。这种格局是最简单的招待所布局。卧室里的东西有点简陋，有一幅画挂在衣帽架上。那是一幅古画，类似八大山人的风格。画面极简，一棵树，一块石头。树就是树，石头就是石头，细品，树有树的风骨，石有石的神韵。
这让我想到第一次去他的校长办公室时，满屋都有墨韵飘香。拓碑书法用镜框装裱，沿墙排列至门口。而正在忙碌得不可开交的他，见我驻足在一幅书法前凝眸时，便凑过来给我指点讲解：这是去年春节时南怀谨送与我的，嘱我每日诵读：“庚寅元日，南公怀瑾夫子授黄石公《素书》原始章第一此句嘱予，每日诵读之可也，并命某抄之以置座右。”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明重于后代。”
黄石公这部谋略书被称作中国谋略第一书。据说昔日张良就是靠读懂此书辅佐刘邦成就霸业。南怀瑾先生在《历史的经验》一书中对此书有着深刻的解读，他将这样的智慧传授给朱清时，让其视为座右铭，而朱清时悬挂于此，每日对视。以他这个年龄肩负南科大使命，显然已不能“极人臣之位”，但他能“得机而动，则成绝代之功”吗？他是否早已从中悟出自己的进退哲学：“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我与他的第一次交往，就从《素书》的这段座右铭引发开来。我说，去行政化，这在当下中国，也是具有“绝代之功”啊！
朱清时会意一笑，他说自己并不想有什么绝代之功，只要不留下骂名就万幸了！你知道现在行政化的现象有多严重！就连和尚都有正处级、副厅级什么的。滑稽得很！
谈古论今，他率性悠然，而一旦进入采访，他便立刻绷紧。他每次都问我需要他回答什么问题。他似乎习惯了对于问题的解答，而我需要的不是对于问题的解答，而是对他的感知，对他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如果说第一次相见，从这段古训当中引发他的就职理想，那么，这番相见，想到那句“达乎去就之理”，莫不是预示了他的去意？
可能是天气阴沉潮湿，房间里也有种阴森潮湿感。
他在给我倒水时，我发现他的腰间扎着一条宽带子，行走时，好像腰部有些不适，步态也显僵硬，且小心翼翼。他有肾结石，到深圳来以后，日益严重了。尤其天气不好的时候，腰部就会有反应。本来今天是星期天，他难得休息一下，结果，他还强挺着接受我的来访。只有一小时，我很珍惜。我该跟他谈点什么呢？
我只能从最平常的话题谈起。我问他，你到深圳来就一直住在这里？
他说，是的，一直住这里。我说，你老伴不跟你过来，是不是因为住在这里不像家的样子，不习惯？
他浮现出一脸的苦笑：我怎么给你说呢？
不是猎头公司当初承诺提供200平米的安居房吗？你怎么不搬去住？
提到那200平米安居房，他说，刚到深圳时，他就住在这里。他以为只是暂住，顶多几个月，就会按照猎头公司向全球招聘校长时讲好的待遇那样，提供一套200平米的安居房供他居住。所谓安居房，就是有产权的那种房子！以现房或者货币方式兑现。结果，他来了之后，却发现房子迟迟没动静。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份报告，是打给市教育局，提请市政府给他朱清时签合同的申请报告。他仔细看时，这个报告是已经被各级领导批复回来的请示报告。上面关于落实他的待遇批示，他顿时惊呆。明明是市政府让猎头公司提供给候选人待遇承诺的，双方早已讲好的条件，这是国际诚信度的事情，怎么会忽然变成了“请示”？
再看房子。由于朱清时户口不在本市，有关部门按照住房补贴，每月按6400元提供。或者给他提供周转房。这个报告是让他确定后开始执行。这样的报告报给了所有领导，而且都有签字同意，就等他本人看过签字生效了！
他不能接受！他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此重要的承诺，怎么会说改就改了？全球招聘，等于全球性的影响。如果这样朝令夕改说了不算的话，他朱校长还怎么面向世界招聘教授？他本来以为深圳市的现代化水平最高，为了吸引人才到位，承诺很高条件，以示优待，而当你真到位就不这样了！如果大家知道了朱清时这么有影响的全球遴选校长，都受到如此对待，国外专家们谁还敢相信你深圳的承诺？所以，他当即拒绝签下这个合同。
大半年过去之后，新市长上任，房子有了着落，朱清时才接受合同。
房子是在香蜜山小区。小区中诸多高楼排列得森严壁垒。其中两栋是属于市政府的。他的房子就在这两栋间。虽然也是200平米，但产权归政府，免租金给他住。要等他工作五年后，如果表现优秀，政府可作为奖励，奖给他。如果政府认为他表现不够优秀，那么房子也就不会真正属于他的了。这也与当初猎头公司的承诺不一样了，但他不得不作出让步。还有工资方面，他也作了让步。
他不希望为自己的待遇问题占去过多精力。因为学校等待他的事情太多了，他必须全身心投入。他将太太从合肥那边接过来，马上动手请人装修房子。结果，房子装修好了，太太却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偌大一幢楼，到了晚上怎么没有一家灯光呢？而打开水龙头，全是浑浊水锈。这样要放多久才能放干净呢？两栋大楼空置，只有他一家居住，没有保安，没有物业，他这才明白，深圳给他提供的这套房子是在一栋无人入住的楼区，如悬置荒岛。
太太抱怨他粗心粗到了如此程度！而他却说太太的心很细，发现了只有他们家一处灯光。
常人最关注之处，他却有着惊人的忽略。于是，只能将房子闲置，继续留守宾馆。老伴前后来过三次，不喜欢长住这里。
朱清时在这里已经住了将近两年。每天，他都要给老伴打个电话，以免惦记。而今天他就是因为打晚了电话，老伴打过来了。他告诉老伴，因为记者采访，他没顾上打电话。老伴一张口就是这样的口吻：又见记者了？不是让你不要见记者吗？你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你多见一次记者，多曝一次光就多得罪一次人，你就又要多消耗一些的！他只能细语呢喃，安抚老伴。终于，放了电话。
他苦笑着说：老伴在这里时，无法替他分担，他还要想方设法让她过得好，让她心情好，不在一起，他的压力会少一些。打个电话，好好好，就算了。在一起时，常常会为一个问题争论好几个小时。
以前，我做的事儿，她不管，你当校长是你单位的事儿，回到家里是家里的事儿。可到了这里，她不能不过问，替你担心。她认为，到时候人家让你下台，不如现在见好就收，全身而退。
太太是他的入团介绍人，也是他的中学同班同学。那时候他发奋读书，是“白专典型”，被列为批判对象，却因当时的副校长党支部书记艾淑斌的庇护，化险为夷。她深受学生拥戴，被称为“艾妈妈”。在她的关爱下，朱清时获得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在政治环境恶劣的年代，加入了共青团，从此奠定了他的人生路，也奠定了他的爱情之路。艾妈妈在十三中（华西中学）保护了好多家庭出身不好，却自身奋进的学生，并将他们送进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人才。那是1963年，考大学是非常看重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的。而这一切，都体现在学校的鉴定上。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原本是无法沾边重点大学校门的。但因艾妈妈的一支笔，救了这些有才华的学生。除了朱清时考进中科大外，还有一个同学是右派儿子，也进了北京一所重点医学院。为此，朱清时等学生们一直对他们的艾妈妈感恩不尽。
童年给朱清时的人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父亲天资聪颖，1936年考入华西大学。当时只招七人，父亲考了第二名。1940年毕业后，美国教会人员动员他们去美国。母亲闻讯后，带着两个哥哥从乡下奔波了两天两夜，赶到了成都。已经准备好远行的父亲，只好放弃出国，在成都租房安家。那时候朱清时还远没有出世。
没去美国的父亲，却在后来的日子里，突遭厄运。他是学社会学的，进了政府工作，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新政权留用旧政府人员，父亲便当了会计。因他处世不够圆滑，守规矩，花钱省，使领导不高兴了。在“三反”运动中，遂被定为国民党残余分子钻进革命队伍，成为专政对象。
朱清时说：“在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父亲的问题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还记得父亲被判管制一年的消息传来那天的情景，对于读书人家这是盆难以忍受的污水，当时全家人绝望地抱团大哭。”
兄妹七人中，他排行老四。他说他特别佩服母亲。母亲从未对他有过什么言教，绝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孩子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因为她每天要为七个孩子吃饭奔命，根本无暇跟孩子们说话，但母亲的身教，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和性格成因。他说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探视父亲，母亲怕父亲轻生，隔段时间就要去探监。母亲拉着他，从白天走到黑夜，一直走了十六七个小时，硬是从成都走到了金堂县的父亲劳改之地。蜀道之难，在他幼小心灵里打下深刻烙印。
母亲非常能干，非常辛苦。为了养家糊口，她每天干最繁重的活儿。铺路需要碎石，她去河滩捡鹅卵石，一锤锤敲碎，按立方卖。那些碎石浸透了她的汗水。她还去给工人洗衣服，那衣服全是油腻，相当难洗。她挣的全是辛苦钱。有一天很晚很晚母亲才回家。一进门，看到屋子里很冷，灶膛没有生火，孩子们没有吃饭。疲惫不堪的母亲突然绝望地将手里的东西扔到地上，失声痛哭起来……他的两只大眼睛充满惊惶。这是他见到母亲唯一的一次哭。
她们全家那时住在一个破庙里。最穷的人，才会住在这种四面透风的地方。没有门，用一个破草帘子一遮。母亲怀着弟弟，当晚分娩时，家里来了亲戚，母亲吩咐亲戚烧一锅开水，拿剪子在开水锅里洗一下，放火上烧一下，然后，就剪断脐带，然后把带血的脐带团起来，开始擦洗婴儿。这一幕浴血的生命降临场面，都在这间简陋的破庙中完成。这一切都被他那双大眼睛盯牢。曾看过他童年时的一张照片，面部瘦陷，眼睛奇大，黑白眼球间有着一种深刻的忧郁和敏感。绷得很紧的嘴角，凝聚着一种顽强的意志。这张照片仿佛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摄取的。
人的表情很怪，有时童年时的一个表情，奠定了人生的主调表情。
母亲第二天就起来做活，没有躺下休息一天。那种生命力，太顽强啦！他认为现在的妇女，再无母亲那种生命能量。他认为这是人种在退化。母亲为他们七个孩子奔命，不但没被拖垮，相反还能腾出精力为政府做事情，成了积极分子。她有文化，有热情，能讲能做，深受欢迎。她还被评为先进人物，被报纸电台宣传。他从电台里听到过母亲的先进事迹，深为母亲而自豪。
他知道母亲挣钱非常不易，很懂得珍惜东西。母亲派他们做事儿，做好了，让母亲满意了，就会给他100元的奖励。那时的100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他会立刻跑去街头，租看连环画。成都当时有一条街，全是旧书摊。他最喜欢到这里看书，这是他童年的百草园。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埋头读书。他一看就是大半天，忘记了一切，却独独无法忘记饥饿。
11岁时，他进了十三中读书，开始独立生活。
或许因为这种独特经历，他对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非常理解。他认为有些孩子从小就与众不同，不喜欢交际，不喜欢凑热闹，只喜欢安静，从小就有成人的读书能力和定力。
正是在书摊上的读书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爱上了自然科学，爱上了文学，也让他的知识面得以拓宽。看到现在的学生拥有那么多的书，他说，当你有一本书的时候，会非常珍惜，捧在手中；有十本书时，就会放到书架上；而有一百本书时，你再也不翻了。只有当你买不起书时，你才是真正读书的时候。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早立志，在朱清时的身上，得以证明。他是典型的逆境立志、逆境奋斗出来的骄子，他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命运。正因如此，他才崇尚真才实学，求真求实。
这种依傍奋斗，创造人生价值的坚定信念，在他出国深造的那些年，凸显得更加清晰。从1979年，朱清时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出国进修人员，到美国华盛顿圣巴巴拉大学从事激光光谱研究，到转入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半导体激光光谱红外线多光子离解等的研究，到1981年6月第36届国际分子光谱学讨论会上，邀请朱清时做分会讨论的主席，这期间不过两年。但是，他却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高度。他说，那天，站在主席的位置上，已完全忘记了因家庭出身而遭受过的种种屈辱。
他还说，在一次学术会上，我的老师向与会者介绍我时说：“他几周内做完的工作，美国学生通常要干上一年。”这样评价，对他太重要了！他坦言：“给我的自尊心带来的快乐，补偿了第一年生活中的全部苦恼。”
他的励志人生，顶着压力，改变命运，激发着强烈的成功欲望。这是他人生中的主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生命轨迹。他坚信这样的人生观，并以此教育和影响学生。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不高，其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文凭成了万能通行证，用不着提高质量，只要混到文凭就好使，就决定了前途。南科大文凭没有国家担保，完全取决于真质量，真本事，文凭自己的含金量由社会检验。哈佛、剑桥、MIT，社会认可，市场认同，而不是国家文凭保险箱。他就是希望试验班的学生们，能够在南科大靠自己的奋斗得到真文凭，去竞争，去说话，从而证明自身的价值。说到底，这也是基于他这样的人生经历或经验。然而，这些孩子会不会都成为你朱清时这样的幸运的成功人士呢？
都云漫漫人生路，其实，说到个体历程，还是很简短的。从成都到合肥，到青海，到美国，到大连，再到合肥，直到深圳……就这几个驿站，二十多分钟，就讲完了一生经历。
人生苦短，但叹息和感慨，却绵长而久远。
一边要负重，一边还要忍辱，还爱面子，还有不容轻慢的自尊。还要讲究策略，读懂政策，还要善于跟人沟通，尤其要跟有权力的人沟通。还要有行政工作经验，要善于团结人，要体恤关心下属，要宽容，还要有人格魅力，还要……唉！南科大到了最困难时期。他如此慨叹。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我问他是否还要靠安眠药入眠，他说是的，要靠几种药。他到深圳近两年来，没有体检过。此前，每半年他都会做一次体检的。他说，反正我现在也没时间休息，看到体检结果反而影响心情。
我问他下一步怎么打算？朱清时说，作为一个校长，在做一件事时，他看懂了，但他不会放弃，他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的。比如居里夫人，她作实验时，知道很多放射性物质会损害身体，却绝不会因此放弃实验，直到受害而殁；还有干将莫邪夫妇铸剑，明知道剑到最后炉火还差那么一点，铸剑不成，莫邪跳进炉膛内，因此而完成一双惊世宝剑……
那天，由这个话题而谈到了悲情的梁湘。朱清时说：假如梁湘再回来，他还是会选择继续干的。
握别时，感觉他的手好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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