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个人慢慢相爱

    一

    1954年秋，父亲母亲结婚了。没有婚礼彩礼，父亲抱着一个蓝底花布的棉被卷——这是他唯一的“财产”——走进了母亲家的清寒小屋。这个家只有姥姥和母亲。

    新婚后，父亲带母亲回唐山老家拜见婆婆和家人。坐在火车上，母亲凝神望着车窗外的连绵秋雨，眉宇间淡淡的忧郁，使父亲隐约察觉到，他并不是母亲的意中人。母亲是恒源纱厂的女工，容貌清丽，还是全厂“青年标兵”。与她的条件相当的小姐妹不是嫁给军官，就是嫁给医生干部。能娶一个恒源纱厂的姑娘做老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很有面子的。认识父亲之前，母亲谈过一次铭心刻骨的恋爱。男方是外厂的一位进步青年，和母亲在一次青年联谊会上“一见钟情”。那青年高大伟岸。谈婚论嫁时，姥姥希望男方做上门女婿，男青年拒绝，还要母亲在他和姥姥之间做出选择，母亲忍痛割爱，结束了恋情。

    母亲是以“相亲”的方式认识父亲的。这年她二十四岁，这在当年，算得上“老姑娘”了。初恋的阴影尚在，“上门女婿”难寻，母亲暂时被爱情遗忘了。父亲从部队南下文工团转业到机关工作，没家没房，单身一人，因此对“上门女婿”这条要求，并不介意。同时对母亲当童工养活姥姥的苦难身世充满同情，对母亲自强自立的精神由衷敬佩。而父亲的诚恳朴实，有文化，爱读书的特点，也让母亲欣赏和起敬。她从小没机会读书，所以崇拜有文化知识的人。

    母亲第一次到奶奶家，奶奶和大伯竟然一顿迎接新人的家宴都没准备。母亲从奶奶和大伯的冷淡中看出，他们对她这个新媳妇不太满意。大伯认为父亲不该找一个纺织女工做老婆，应该找一个工作和家庭背景好的姑娘。那天姑姑把母亲请到家里，亲手做了喜面，让母亲又感动，又温暖。转天父亲和母亲冒着凄风苦雨，两手空空地回到天津。

    姥姥闻听火冒三丈，母亲劝姥姥不要太计较，以后她和父亲好好过日子，给奶奶和大伯证明，父亲的选择没有错。母亲对父亲的体贴温柔，可是细心。母亲上“三班倒”，做饭买菜都是姥姥的事。母亲叮嘱姥姥做饭别凑合，给父亲一定要做好吃的。姥姥过惯了粗茶淡饭的苦日子，冷不丁家里来了新姑爷，真是不太适应。姥姥每天清早挎着篮子到菜市场买鲜鱼活虾新鲜猪肉，中午父亲回家吃饭，准能吃到姥姥做的烙饼、红烧肉和熬鱼，结婚后的头几年，父亲过得很舒服。他享受供给制没有工资贴补家用，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很快供给制就改成薪金制了，尽管没有母亲的工资高，但有趣的是，母亲每生一个孩子，他的工资就涨一级。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婚姻则是两个家庭的事。父母那一代人的婚姻也是如此。很多年来，老家人将父亲视作“成功人士”。他们觉得父亲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工作，日子一定比他们好。所以每年各路亲戚都来我家小住，托父亲给他们办各种闲事。母亲非但没有冷脸，反而是热情招待，倾其所有，让亲戚们感动而归。每月父亲发工资，母亲主动给老家的奶奶寄去十元钱。而父亲的工资仅有六七十元，母亲坚持寄钱十几年，直到奶奶去世。夫妻关爱是互相的。父亲对姥姥十几年如一日地恭敬孝顺。他对姥姥的态度，要比母亲对姥姥的态度好很多。姥姥有时粗枝大叶把梳头油和食用油堆放在一块，瓶子的外形都一样。有一次父亲兴致极好地做了一大锅飘香四溢的面卤，起锅时在全家期待的目光中，点睛之笔竟是把梳头油当香油放进去了，立刻腥味刺鼻，结果全倒了，打卤面变成了窝头咸菜。就这样父亲愣是打哈哈，让姥姥别在意，母亲倒是一蹦老高的。

    母亲常和姥姥争吵，但极少和父亲争吵，父亲常对我们仨发脾气，对母亲却是体贴温柔。母亲下中班，冬天夜晚路上寂寥，父亲就骑车老远去接她，或亲手做一碗鸡蛋面汤让母亲进门吃。也许这就是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吧！父亲和母亲也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可他们从来没有翻脸过。常常是母亲发脾气数落父亲的不是时，父亲嘿嘿笑着，哄劝道歉，戏称她是“战斗活佛”，一会儿母亲气就消了。反过来，父亲暴跳如雷时，母亲大气都不敢喘，何谈争吵？！

    平淡而琐细的时光里，父母的婚姻悄然滑过了十几年，假如没有“文革”十年，父亲母亲的婚姻，会一如既往地波澜不惊。但婚姻就是一场人生大戏，有高潮，有低谷，有落幕。

    二

    导火线是姥姥的所谓富农成分。母亲两岁时亲生父亲就因码头上做苦力积劳成疾死了。姥姥带着三个年幼女儿，苦苦挣扎，差点露宿街头。为活下去，姥姥带着年仅几岁的母亲和二姨，嫁给了郊区的一个有良田百亩，家有大宅院的瞎子琴师，论年龄，瞎子琴师七十岁，比姥姥大三十岁。姥姥说是续弦，真实身份就是用人。那时瞎子琴师已经病入膏肓，姥姥不分昼夜地服侍他，端屎端尿。两年后老头一命呜呼。老头的本家人把姥姥母女三人赶了出来。回到城里，姥姥靠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勉强维持糊口的生活。直到母亲十几岁进厂上班。

    “文革”中，街道造反派给姥姥扣上“逃亡富农婆”的大帽子，贴大字报，强令扫街。父亲本来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历史清白，“文革”不会把他怎么样。可姥姥的问题殃及无辜，母亲在厂里也成了怀疑对象，接受审查，面对险恶的现实，父亲预料很快就会被牵连进去，于是主动要求到“干校”去。只有被革命队伍清理出来的人才会去干校。艰苦和屈辱的环境，父亲去那里，实属无辜。

    母亲非常愧疚，父亲临离开家时，她对父亲说：“对不起！是姥姥连累你了！你去干校后，不要惦记家里，好好表现！”母亲从来不会甜言蜜语，这或许是她和父亲漫长婚姻里破天荒的一次“情话绵绵”。

    当家里高朋满座，父亲举着酒杯，高谈阔论，是在十几年后了。那时我们哥仨都结婚离开了他们，时间飞逝，我们的孩子也渐渐长大，离开了我们。姥姥早已作古，“文革”的蹉跎，悲剧与荒诞，人性的扭曲与温暖，都已随风而逝。一如尘封书柜里的藏书，轻易不去翻它。两鬓染霜的父亲母亲的平静婚姻，却出现了让儿女啼笑皆非的矛盾和摩擦。

    矛盾起因是在母亲退休之后，长达十年，母亲帮我们仨带孩子，忙家务，上了一辈子班的母亲，对永无休止，又与世隔绝一般的家庭妇女生活，烦恼不堪。父亲却在中年之后，迎来了他的事业春天。那十来年，他一直担任领导职务，每天早出晚归，开会，应酬，出差，写材料，批文件，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都是登门求他办事的，母亲常常被晾在一边，插不上话。她和父亲的交流越少，她越觉得自卑，觉得父亲地位变了，看不起她了，用她的话说，就是父亲骄傲了，忘本了！这个“本”就是她与他的带苦味的婚姻，艰苦坎坷的漫长岁月。

    随着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父母家搬到了宽敞的新房子，但只有老夫妻住的大房子，凸显了空虚和冷清。特别是孙辈们一个个长大，不再需要她的护佑之后，她备感孤独和寂寞。母亲再不像年轻时对父亲那样地迁就和仰视。父亲晚年事业的风光，母亲是很纠结的，既觉得“局长夫人”身份有面子，又担心父亲晚节不保，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诱惑。父亲每次喜形于事业成功时，母亲就在一旁泼冷水：“别忘了当年你就是一个供给制的小干部！”见到年轻女人来家拜访父亲，等人家走了，就和父亲发脾气，无理取闹。

    父亲离休后，母亲的神经兮兮，疑神疑鬼，无理取闹，让父亲苦恼不堪。但他从不正面和母亲发生口角，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父亲对母亲的性格了如指掌，她虽然文化不高，但情感世界却很丰富要强，不愿意给任何人当绿叶，哪怕这个人是她的丈夫。父亲长夜难眠，思考母亲的人生最大遗憾是什么，能不能帮她余生圆梦？这样就能帮助她走出郁闷的精神状态。两位老人在灯下，推心置腹，促膝谈心。

    母亲坦言，她的晚年有三个梦：一是上学读书；二是出门旅游；三是文学梦。父亲允诺，一定要帮助她圆了这三个梦！母亲上了老年大学那天起，父亲就成了她的厨师和家庭教师。从此圆了母亲的读书梦。十几年时间，父亲带母亲到过香港和澳门、杭州、苏州、上海、西安、青岛、烟台等十几个城市，每次回来，母亲都变得容光焕发，兴奋好长时间。从此圆了出门旅游梦。母亲六十多岁开始动笔写散文随笔，十几年来，她在许多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几十篇。每一篇都是父亲动笔修改，但父亲从不署自己的名字，默默地为母亲做嫁衣。母亲的文章还在全国散文比赛中获奖，这都是父亲的功劳。从此圆了文学梦。母亲的三个梦，父亲帮她逐一圆了。父亲并不要求母亲如何感谢他，只求能破解矛盾，温馨相伴。他和我说心里话：“我们都这么大的岁数了，谁也改变不了谁，只是想老伴跟我这辈子吃了不少苦，没有跟她计较的理由！晚年就一个心愿，让她开心！”

    三

    四年前母亲因手术后遗症，突发脑梗导致半身瘫痪，从此神志混沌。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全家人陷入悲痛之中，每天到重症监护室探视母亲，父亲都老泪纵横。

    我为父亲和母亲今后的生活深感担忧。不少亲友家的老人瘫痪多年叫儿女不胜其烦。我不愿意听此“案例”。不是我不孝顺，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假如父母卧床不起，需要我近身服侍，端屎端尿，我能胜任吗？每次自问，答案均自惭形秽。亲爱的爸爸妈妈，不是女儿不爱你们，而是女儿无法克服洁癖的顽疾。母亲刚转到普通病房，我立马提出请护工！父亲一时蒙着，说都听大闺女的！

    母亲灵活的肢体，丰富的情感，一夜之间被病魔卷走了。剩下的只是能呼吸的躯壳。很长时间，我都想不通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母亲一生善良，她没得罪过谁呀，上帝为何这么折磨她，在她圆了三个梦之后，却关闭了她幸福人生的通道。

    我还想不明白，母亲对自己的疾病怎就没有一点预知？没有任何过渡，就病到“全失能”地步，谁来为她的今后负责？！

    母亲的瘫痪，是我的噩梦，更是父亲的噩梦。父亲再没睡过一个懒觉，每天五点多钟就起床了，骑车去买热豆浆馄饨油条，然后送到医院，看着护工把油条掰成小块，放进豆浆里浸软，再一口口地喂进母亲嘴里。脑梗后母亲不能戴假牙了，食物稍硬一点，她就吐出来。长时间卧床，母亲食欲很差，父亲便挖空心思地调剂，变换花样，还学会使用榨汁机，每天给母亲榨新鲜果汁，订新鲜牛奶，买时令水果，定时定点喂给母亲吃。来看望的亲友们，都为母亲的舒展面容感到惊喜。

    父亲不管怎样疲惫，心情如何沉重，面对母亲时永远是微笑着。他握着母亲日渐枯瘦的手，唠家常，说笑话，甚至“谈情说爱”。

    父亲问：“老伴，你嫁给我后悔吗？”

    母亲答：“不后悔！”

    父亲又问：“你喜欢我吗？”

    母亲又答：“喜欢。”

    耄耋之年的父母的深情款款，我看着心酸。

    四

    将母亲住院出院的过程回放一遍，一个令人心酸的画面就出现了。母亲是走着离开家，住进的医院，离开医院却是被担架抬回家的。上帝这一刻闭上了慈祥的眼睛。

    四年来请了五六个护工，最后都给累惨了辞工离开。每位护工辞工，父亲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母亲不能离人，护工难找，有责任心的护工更难找。看着父亲焦虑的样子，我又心疼，又无奈。护工可以离开，我们回家看看，就扬长而去，父亲却是最坚守阵地的人，且不知道何年何月“退休”。

    每天父亲早早起来，骑车到很远一个菜市场买菜，他说那里的菜价便宜。父亲和母亲的退休金较高，可要付给护工高昂的工资和食宿，母亲需要营养和自费药品，七七八八，算起来开销惊人，父亲说他必须精打细算。每天三顿饭，都是父亲亲自下厨安排。还给护工搭手帮忙，为母亲洗涮，把母亲从轮椅上抬上抬下。年近八十的父亲，把自己当成了壮劳力。

    天暖时候，父亲每天推着轮椅，带母亲到小区院子里散步。天冷出不去，就在屋里推着母亲转悠，要不就坐在母亲的床边聊天，母亲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眼里充满对父亲的感激和企望。这个画面在我的眼里，就像是歌里唱的《最浪漫的事》，老得哪儿也去不了，坐在摇椅上慢慢聊……

    我没有一天不担心父亲的身体，他快八十岁了，应该颐养天年，受人呵护。可严峻的现实，叫父亲离享清福的日子，仍旧可望不可即。繁重的家务，精神的压力，几次使父亲支撑不下去了。我劝他考虑送母亲去养老院，父亲总是讲：“等等再说！”就再没了下文。

    父亲实在是不舍得把母亲送到没有亲人守候的养老院，宁肯冒着自己随时倒下的危险，也无怨无悔，父亲把他一生的爱，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母亲。

    2014年的春节，在午后和煦的阳光下，父亲推着母亲的轮椅，慢慢地走着。只要父亲在她的身边，她就神情安详，知道父亲在她的身边，她就有幸福保障。

    回忆像一杯甜苦的烈酒。我这篇文章使父亲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久久不能从回忆的缠绵迷宫里抽身而出。父亲说：“和一个人相爱，要经过漫长岁月的磨合、考验，就像我和你们的妈妈。”

    2014年2月21日

    时间里的姐妹

    一

    妹妹出生之前，不记得父母是否问过我，喜欢弟弟还是喜欢妹妹。我刚五岁——童年没有储藏，连年龄都是区区个位数，所以不少记忆就成了岁月的残羹。

    冬天，我在花被窝里睡懒觉，花被窝是我抵御严寒的城堡。又硬又薄，和姥姥一样年迈，好在我太小，还没学会计较。……耳边飘来婴儿的啼哭，细细柔柔，像草丛里抖动翅膀的小蟋蟀发出天籁。似睡非睡时，听到姥姥和妈妈的对话：“小欣要当姐姐了……”姐姐，简单的两个字，我惊醒，几乎震惊地侧头打量裹在襁褓里的小人儿。妈妈说她比我小时好看得多，我用目光反复审判，渐生反感和鄙视，窃贼般，她哪里好看？！小脸上一层蔫蔫皮及细茸毛，像一只小耗子。“女大十八变，妹妹长大准漂亮！”天哪，她还会长大？！简直越出我理解和想象的边界。从天而降一个妹妹，我难以适应，穿起棉裤袄，赌气跑出去。没有谁会在意一个孩子的离场。无人理解，她感到自己遭受莫名其妙的欺骗，以及她对“姐姐”这一新的人生角色由衷的不屑。

    奇怪的是，我对大院里那些当了姐姐的女孩并不轻蔑，还有几分崇拜。她们穿着背带裙，脖子上戴着红领巾，辫子梢上系着花手绢，小鸟一般在大院里飞进飞出，羡慕死我了。小兰却是一只离群的小鸟，她那年大概十来岁，在我眼里已经是大姑娘了。她有三个弟妹，她爸妈都有工作，就让她在家看弟妹，做家务。小兰不上学，小辫凌乱，衣服脏破，她背着弟弟到院子里洗菜，大院里女孩们在跳皮筋，都对她嗤之以鼻，侮辱她是“小妈妈！”她的身体里的器官还差一大截的发育，手掌稚嫩，胳膊像细麻秆，连汗腺都带着孩子独有的甜酸味，但我不觉得她“年轻”，谁让她当了姐姐呢。她“老”得已经进入我视线的盲区。其实，我看不见她。她背上的弟弟夸张地号哭，她那“哦哦”哄小孩入睡的声调，其实，她站在边线之外，这个女孩世界的热闹已无须她参与。

    在童年的我看来，姐姐因为失去审美价值而无须与之计较；生，然后寂灭。人们不会像心疼落花那样去珍惜落叶。可十岁的小兰，青春没有开始就已结束，她正在蜕变，像蛹一样充满尴尬、丑陋和耻辱。作为孩子，我拥有冷酷无知的道德，为了捍卫绝对化的美，应该让落满尘埃的翅膀禁止飞翔，让所有的少女都木秀于林，只做父母手心里唯一的珍珠，不食人间烟火。

    我对“姐姐”角色的强烈反应，起自于那个冬天。炉子周围挂满婴儿的尿布，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臊味儿。姥姥要我帮她拿奶瓶，或倒尿盆，我稍有反抗，就被姥姥训斥：“你是姐姐，就该多干活！”又是姐姐，谁爱当姐姐，这是我能选择的吗？！但我由此产生了嫉妒心。妈妈抱着婴儿，眼神格外温柔，我嫉妒得要哭了。

    那年代食物紧缺，奶粉、橘子汁、蛋糕饼干是孩子们觊觎的美味。父母就先让家里最小的孩子享用。我天生是个吃货，味蕾健康，每见妹妹喝橘子汁，妒羡就像插了翅膀的幽灵，夹持着我的五岁灵魂在1962年的天空盘旋。

    时间的刻度，不分白昼地攀爬。眨眼我就六岁……八岁……十岁……时间的魔法师作祟，我举手投足，都带着“姐姐”的腔调和做派。这得感谢我的父母。从妹妹出生，他们就不间断地对我进行洗脑：“你是姐姐，要让着妹妹……”我牵着妹妹从幼儿园出来，偶尔会悲伤地想，自己还不到十岁，一生要有多少个十年？漫无边际啊，要有多么大的耐心，才能永远让着妹妹，保护妹妹呢？于是，每天上学，我就伤感地自我鼓励，自己又活了那么一点点啊，活，就意味着承担无数明天里所象征的整个未来——它对爱做噩梦的我来说，有点重。

    二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抵达了时间的对岸。瞬间，就从十岁到五十几岁。中间的沟壑足够容纳小兰姐姐的羞耻。我难以理解，童年怎么会因此羞愤？现在看，姐姐，多美。

    十几岁时的我，绝对是妹妹的主心骨，肩膀上散发着类似母爱的珠光，易感，唠叨，操心，几乎当成一种消遣。我体会不出自己内在的做作，反而乐在其中。“文革”年月，寻常人家的女孩没什么乐子可言，也不是培养淑女的大环境。父母时值中年，年轻时的理想和热情渐次被时代的列车碾压粉碎。孩子于他们来说，可不是今天的父母眼里的“心肝宝贝”“小太阳”，而是父母人生的大麻烦，大累赘。可他们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稀里糊涂，在一个个纵欲的夜晚，把一个个不幸福的孩子生下来。生得越多，母亲就越憔悴，越对人生沮丧。孩子无处可逃，承受着来自母亲的莫须有的咒怨。

    政治上烦心，过日子钱拮据，和丈夫吵架，生病难受，穷亲戚骚扰等，是我母亲那一代女性感觉生活不幸福的大致原因。不同年代，女性对幸福的追求，明显存在差异。我母亲那代女性，极少担心丈夫被“小三”抢走，小孩吃到毒奶粉的悲剧，更闻所未闻。所处的大环境还是比较单纯的。母亲很脆弱，一遇到她认为过不去的“坎”，就歇斯底里地拿孩子撒气：“我活不了了！你们就是我的前世冤家！”

    母亲仿佛站在舞台上，追光的光柱照着她的激愤略显狰狞的脸，四周都暗下去了，什么也看不见。五岁的妹妹也看不见。妹妹把头扎在我的怀里，如一只受惊了的小猫。记不得哪年哪月开始，我的少女柔嫩肩膀，成了妹妹依靠的港湾。妹妹对我的依赖，甚至大于母亲。她刚上一年级时，喜欢到一个姓杜的女生家，一玩就忘了回家，我就一路喊着她的名字，找到杜家把她揪回家。周围人都被我的凄惶之态吓到了，只有亲姐妹才会如此失魂落魄，唯恐年幼小妹遭遇不测。

    在妹妹的成长日志上，假如没有姐姐的引领和保护，该是怎样的苍白和无助，很多年后妹妹说了四个字：不可想象。五岁之差，让我有充分时间做功课。一个小女孩应该学会的技能，自然是我先学会然后教她。七十年代初，中小学生要写大批判稿，妹妹经常都抄我的，略加改动，便可交差。我有一个干部子弟的同学，住在部队大院，有时我故意带上妹妹去她家串门，是想让妹妹开开眼界。我的狭小世界从来不拒绝妹妹的参与，有她这个旁观者，我的心灵花园就盛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能干，得意，骄傲，失落，沮丧云云。她就像一面镜子，让我的小谎言、小聪明、小懒惰、小把戏无处可藏。

    妹妹和我性格迥异。我开朗胆大，她内向胆小；我热情洋溢，她含蓄淡漠；家里来了亲戚好友，我忙里忙外，八面玲珑，她却视而不见，理都不理。她也试着学我，我也试着学她，结果均告失败，相视一笑，做回自己。连父母都解不开这个谜，一母所生的姐妹俩，性格如此迥异！值得一提的是，妹妹从小就淡定严谨，是我们家的“奇葩”。

    和妹妹一起成长的青葱岁月，是如诗如歌的生命嘉年华。时间之河，到她十五岁这年停止涨潮。她十五，我二十，身高比肩，胖瘦均等。在我们的花季年华，所谓漂亮衣服，实在是遥不可及。“文革”大背景，大街上不流行红裙子、牛仔裤，最流行的是绿军装，和中性十足的灰蓝制服。稍微穿得时髦一点，就要遭到评判和孤立。任何时代，也扼杀不掉人们对美的追求。我用一个暑假学工劳动赚的钱，给我和妹妹各做一条涤卡面料的裤子，妹妹欣喜若狂，一直穿到上大学。为了她，我笨手笨脚地学织毛衣，学踩缝纫机，我这个姐姐，比母亲还勤快。那时的我，已经和姐姐的身份，完全和解了。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参加高考。其实，我的高中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因赶上最后一批下乡，父母就积极响应，迫不及待把我送到乡下当女知青。恢复高考时，父母担心我考不上，会影响选调，父亲就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安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做非分之想。就这样，我与高考擦肩而过。所以我特别希望妹妹考上大学，帮我实现大学梦。

    我对妹妹学业的支持，几乎到了执着的地步。她上高中后，我不让她做一点家务，也是全家人里唯一笃信她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人。

    妹妹是好样的！她顺利考上了大学，那年的高考录取率是百分之四，这证明了妹妹的刻苦和聪慧，更让我引以为豪！我恨不得举着大喇叭，向天下人呐喊：“我妹妹考上大学啦！”

    我把妹妹一直送到大学宿舍，分手时，我们泪如泉涌。恍然大悟，时间的发条，日复一日地滴滴答答地卷裹我们，只是不留意罢了。我们在一起时，快乐而混沌，聪明又犯傻，以为厮守的日子会天长地久，从不预想分离该是一种怎样的痛！

    比起我结婚时的分离，妹妹上大学的分离，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妹妹上大二时，我结婚了。在我婚礼的空隙，我和妹妹相对流泪。因是在婆家喜宴上，我们压抑着，不敢放声，但姐姐从此属于另外一个家庭的变故，让不谙世事的妹妹，难过得心都要碎了。成长是残酷的。

    三

    三十一岁的我，忧郁，贫血，懈怠，被某种持续的忧伤所瓦解。生活里的酸性蛀蚀，我变得斑驳。和那年有关的往事，都变模糊了，只有一件小事，令我一生不安。冬天，妹妹结婚。她婆婆家的人来迎接新娘时，我仍陷入难以自拔的恍惚中，竟忘了帮新娘妹妹化妆。妹妹的不悦眼神刺疼了我的麻木神经。姐姐不可以这样，姐姐应该是妹妹的婚礼上最忙碌的人。

    我发现生活中的阴郁调子更重了，没有妹妹的父母家，渐渐乏味无趣，像干枯了的向日葵。关键是，妹妹结婚对我意味着一种失落，过气，她再不像从前那样依赖我，一个更值得她依赖的男人，从此进入她的生活，点亮她的生命。这种历史意义的交接，让我阵阵心痛。和妹妹一起羡慕“街上流行红裙子”，单相思一般迷恋“高仓健”的花样日子，统统成了风中的回忆。偶尔打开，早已是旧意阑珊的书签了。

    女人漫长的一生，少女时光就像是人生的序曲，短暂而明快。大幕拉开，是结婚生子，柴米油盐。你就是皇宫里的王妃，也摆脱不掉这样的羁绊。姐姐的一角，让我总是第一个品尝梨子滋味的那个人，可以以“过来人”的口吻，在妹妹面前说说道道。我又找回了昔日的感觉，被崇拜，被信赖，被感激。感激，其实是若即若离的疏远。血缘，对已婚姐妹来讲，变得不再紧密。婚姻连接的爱人和孩子，自然胜出手足亲情。所以，我对妹妹的“回归”，喜不自禁。

    妹妹也生了一个男孩，和我一样。血缘基因又在捣鬼，两个孩子的爱好惊人雷同。我儿子小时候喜欢电动小汽车，她儿子也喜欢小汽车，妹妹每次来我家，我都要给她装上一大包东西，有我儿子的小汽车残骸、穿小的衣服、儿童漫画书等，妹妹如获至宝。当了小妇人的妹妹，表现出的精明强干，常常叫我目瞪口呆！和婚前的慵懒散漫，判若两人。婚姻就是一所学校，每个人都会在婚姻中脱胎换骨。

    漫长岁月，我和妹妹始终是心心相印。如同两驾马车，在各自的轨道奔跑，节假日才是我们的喘息驿站。我们从不惊讶对方的外形变化，胖瘦美丑，在我们眼里都是浮云。共同的话题，心灵的默契，爱好的相近，让姐妹之间的感情蕴含新意。常常是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买了同一本书，同一个电影光碟，同一件衣服……我们都觉得太不可思议。

    妹妹和我一样爱好文学。小时候，我们把当时所能找到的残缺的文学小说，瞒着家长和老师读得如醉如痴。后来，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妹妹成了大学里的老师，双双成为了少年时憧憬的“知识女性”。妹妹不写小说，但她对小说的点评，却很精准犀利。书籍和艺术，始终是我们的灵魂圣经，让彼此永远有话可说，在感叹“终将逝去的青春”的年纪，依然觉得对方的美丽，独一无二。

    四

    新千年，妹妹全家移民北京。她和先生双双调入北京某知名大学工作。天津这座她生活了三十八年的城市，从此成了她的故乡。我在始料不及的虚空中挣扎，像儿时没有人理会一个孩子的离去的痛苦一样。

    妹妹每次回来，都是我的真正节日。企盼和离愁，是我在情感天空下的低吟浅唱。妹妹在北京的生活，日益精彩，传来的都是好消息，买房子，儿子考上重点中学，她的职位升迁。羡慕之际，惆怅悠悠，油然想起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一句歌词：“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我开始热衷旅游，置身在异国他乡，我喜欢看陌生女性，年轻的，年老的，她们在不同的色调里体现着动人的鲜艳。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女人，眼睛里光芒四射，散发出来的是时间打磨的优雅。我在俄罗斯的街头，看见貌似九十的老妪，脚踝粗得像大象的，在雨中艰难地挪步。想象不出，她年轻时是怎样的长裙翩跹，步态婀娜？往日的美丽，能否成为她暮年的支撑？我不寒而栗。

    庸碌的生活，是时间的底色。刻骨铭心的色彩多半是灾难的闯入者。妹妹四十二岁生了场大病，子宫肌瘤，回天津动的手术。目睹着她的痛苦浮肿的脸，我心如刀割。手术后的伤痛，形如酷刑，使妹妹泪流不止，但她却一声不吭，女烈士一般坚强。那一瞬，我忽然明白，女人一生都难逃一个“疼”字。从少女开始，初次来经血的肚子疼；初夜时破壁的疼；生育儿女时命悬一线的疼；病魔折磨的疼；一系列的疼痛洗礼后，女人凤凰涅槃一般，从此坚不可摧。

    世上还有一种疼，是隐形的翅膀，是灵与肉交织的疼。爱情伤害，友情背叛，天灾人祸，亲人离散，备受打击的就是女人。悲情一刻，亲姐妹之间的抚慰、陪伴，可以说是一剂疗伤的神药。同胞姐妹，神祇的血缘暗号，就像动物种群里的特有气味，嗅到了就神清气爽，受惊了魂灵也有所依傍。

    妹妹大病初愈之后，眼神清澈平静，那是与死亡博弈后的从容、淡定。重新回到正常生活轨迹中的妹妹，事业又加速了，家庭生活也全线提升。她比从前更忙了，连给我通电话都简练成电报文。我只有默默祝福她。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得快。

    五

    我曾采访过一位女演员，四十二岁的盛年，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圈内外的人为她唏嘘。九十年代，她因主演过一部反映缉毒的电视剧，红极一时。她的前夫是她电影学院的同学，俊男美女，中国式的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可惜，他们没有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的成熟和平淡，将爱情婚姻进行到底。演艺圈是难有胜算的名利场，充斥着诋毁婚姻的三聚氰胺。越是浪漫的婚姻，越经不起毒素的侵袭。

    女演员的婚姻止于七年之痒。离婚原因是前夫出轨，对家庭孩子不负责任。离婚后，前夫很快再婚，找了一个女富婆，演艺事业高歌猛进。谁说人做了亏心事就遭报复？那只是韩剧里的无聊桥段。女演员不如前夫走运，在章子怡、李冰冰、范冰冰都担心自己过气的演艺圈，残酷是一条铁律。女演员再也找不回当年的辉煌，只能在收视率平平的影视剧里当配角。感情上高不成低不就。跟了几个有钱男人，又不甘心嫁给人家，住着人家的别墅，开着人家的豪车，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人家对她渐渐地失去兴趣。就在那时，她罹患乳腺癌，医院停止呼吸的那一刻，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陪伴。

    我泪眼婆娑地读着网上关于她的八卦新闻，突然就想到孤独死在美国公寓里的张爱玲。想不通的是，名女人的落幕，为什么都是这般的凄凉？假如女演员有亲姐妹，即使天涯海角都会奔过来，拉着她的手，让她纵有千般不甘，也不至于孤零零地去天国。据我所知，女演员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弟弟，远在国外。众所周知，张爱玲也只有一个胞弟，她离开中国，辗转香港后到美国，四十五年间姐弟俩再没见过面，她弟弟几次写信要她回国，都被她拒绝。1995年9月8日，她在美国的寓所病逝，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今天的我看来，不值得同情，她是咎由自取。因为张爱玲的骨头缝里都藏着自私和冷漠，这样的生命谢幕，就不足为奇了。

    时间是魔鬼。女人年少时，它让你花容月貌，美若天仙，但它太严苛，让你的美丽限时。就像童话里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过了夜里十二点就让你现出原形。妹妹年轻时的美丽，在时间的围剿下，渐渐消退。她少女时的玉照，被在英国留学的儿子看到惊呼：“心都碎了！”

    只有我对妹妹的容貌变化，反应平静。我依然会从她标准的中年人脸上，觅到她的少女时的执拗。反过来，也是。进入中年后，我发福的身材，沧桑的面容，她欣然接受，并以善良谎言的方式，给予夸赞。我比从前更加信赖她，论起阅历和智慧，我和妹妹不相上下，姐姐，渐渐变成时间的符号。

    我们的父亲母亲，在岁月的重压下多病羸弱，一个耳背，一个脑梗后遗症瘫痪，生命之光黯淡挣扎。他们不太听得懂我们的心事了。我不知道，我们的晚年是否也是这般无奈和不堪，就像一盘渐渐凉掉的晚餐。但我相信，有妹妹相伴，日子就坏不到哪儿去。

    我知道，领着小可人似的妹妹荡秋千，打滑梯，仰望满天繁星，倾听天籁的童年，只能在梦里重现。应对病床上余生给予我温柔善待的亲人未必是妹妹，毕竟分居两地，隔着一百多公里的距离，耄耋之年的姐妹俩再也承受不起旅途劳顿，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就像暮年的宋美龄和张学良，他们都住在美国，宋美龄住在纽约长岛，张学良住在夏威夷。开始他们还见面，老了些，就打电话，又老些了，电话都打不动了……再显贵的人生，也是这样收梢。

    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打出最后一通电话的那一天。当我在时间与河流的对岸，奄奄一息，即使喉咙发不出声音，我的脑际屏幕仍会打出最后几个字：下辈子我们还做姐妹！

    2013年8月8日

    与母亲同行

    要论文化程度，母亲属全家最低。我们兄妹三人，都有大专以上学历，父亲是政府部门出了名的“秀才”，只有母亲是初中文化程度。

    母亲出身贫苦，自幼丧父，勉强念完高小，就在一家纺纱厂当了童工，三年的“包身工”岁月，是母亲的一部苦难的经典“小说”。从我童年时起，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了。

    母亲年轻时长得美，十九岁时拍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浓密卷曲的黑发，白净秀丽的容貌，忧郁的眼神，酷似山口百惠。她是一位能干的纺织女工，年年都往家里带回她被评为局级、公司级、厂级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这些奖状一直到她退休才得以终止。

    母亲从来没有时间给我们念书或辅导功课，她和父亲似乎有着默契的分工，我们的精神成长归父亲，物质生活要归母亲。母亲长年累月“倒三班”，八个小时出满勤上满点，再蹬车半小时回到家。可我从来看不到母亲疲惫不堪的样子，她总是推着顺路捎回来瓜果蔬菜的自行车，笑意盈盈喊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帮她卸东西，然后坐下来，喝杯水，就再起身，挽起袖子问我们：“想吃什么？”

    这句口头语一直保留到母亲的外孙都念了中学，我只要一进家，母亲仍然满脸慈笑：“想吃什么？”

    母亲一生都在劳作，上班，下班，做家务，服侍老人、丈夫，照料子女几乎占据了她整个生命。我们兄妹结婚前，母亲从来不看报，她头一沾枕头，很快就睡着了，她的每一天都被家务缠身，等她当了祖母和外婆，她又为我们义务“打工”好多年。不承想，在她渐近六十四岁高龄时，竟迈进了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年大学中文系，起因是我。从我从事写作以来，父母就成了我最忠实的读者。从我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向来不在乎文字的母亲，就对报纸杂志“一见钟情”了。她搜集保存我写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她都“情有独钟”。

    母亲笑说：“是偏心，明知别人写得比自己女儿要好看多了，还是觉得女儿写得好，谁让这个作家是自己的女儿啊。”就在她读有我作品发表的那些刊物或报纸时，客观上也读了那些比我写得好的文章，久而久之，母亲喜欢上了阅读，发现了家庭之外的那个世界的精彩缤纷。

    以至于有一天，母亲幽幽地对我说：“妈妈从小就爱读书，在学校老师都夸奖我聪明，什么功课一学就会。解放后，妈妈上业余中学，数理化成绩全班总是考第一。”

    我顿时对母亲肃然起敬，她的数学头脑，我们都没继承，都和父亲一样偏文弱理，一沾数学就犯迷糊。母亲的读书心愿，被生计被婚姻被子女耽误了半个世纪。

    母亲对写作一窍不通，但母亲知道写作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女儿当作家是她这个母亲的事情，她会将滚烫的母爱封在最感人的细节里送给我。

    有一天，我回家看母亲，父亲午睡后去上班，母亲坐在写字台前，正在剪报。温暖的阳光照在母亲苍白且有皱纹的脸上，她戴着花镜，剪得那样认真仔细。母亲抬头看着我说：“你写作我帮不了你，我就帮你积累材料吧，兴许有用上的时候，你看我已经剪了几大本了。”我的心陡然一热，眼圈发潮，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母爱。

    母亲在老年大学风雨无阻，一上就是四个春夏秋冬，她说：“女儿既然三十岁时才写作，妈妈就能六十多岁上大学，人生永远是需要榜样的，我的榜样就是你！”

    母亲就是以这样爱的方式，给我动力，也给我压力。物质上她对我一无所求，精神上她却要和我共享成果。经过四年多系统深造，母亲的文化底蕴已今非昔比，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几乎读了个遍，古典诗词能背上几十首，让我望尘莫及。最让我敬佩不已的是，母亲四年多来，写的学习笔记、心得、日记就有厚厚的十几本。她写的文章在天津几家报纸上发表。

    母亲，我爱你，永远永远！

    1998年12月

    走啊走

    我如今最常梦见的是母亲走路的样子，轻盈，矫健。梦醒时分，一缕缕苦涩涌上心头，失眠到天明。现实中的母亲，被时间的黑客摧残得叫人心碎：左半身偏瘫，目光呆滞，嘴角不时地流着口水；大小便失禁；神思混乱，言语诡异，她把一个女人全部的衰老和病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谁能相信母亲曾是怎样一个容貌美丽，疾步如风的女子？谁能相信一个鲜活生命会如此凋败？！母亲的人生是行走的一生，从妙龄少女到暮霭老妪，她的行走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她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极平凡，但不乏令人唏嘘的故事。

    母亲十五岁时走出了家门。她疾步走在1945年的天津街头，身着素色布旗袍，梳乌黑短发，一派文静清秀。好多人以为她是教会女中的学生，但母亲没有那样的好命。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的缘故，母亲不满十五岁就考进了当时天津最大的私营纺织厂——恒源纺织厂当了一名童工。

    母亲曾撰写文章，回忆童工生活：“旧社会的童工，在资本家眼里就是奴隶。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非人的劳动强度；一日三餐皆是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咸菜、清水汤，一年到头不变花样，饿得饥肠辘辘；宿舍是十几米的屋子，安排住二十四个女工，头顶头脚对脚；平日不许回家，每两周才能出厂一次，但必须‘三道关卡’地搜身检查……童工姐妹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上过学，进厂前，她们对未来都怀有美好的希望，企盼早日出师，挣钱养家。残酷的现实，让希望破灭了，宿舍里再也听不到她们的欢声笑语，不少人低头哭泣，想家想娘，打算辞工……”两个礼拜回家一次，母亲像一只出了笼子的小鸟。二十多里的回家路，走着回去竟不觉着累。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中，母亲和她的童工姐妹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个个喜极而泣。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厂里组织年轻女工们夜里几十里地急行军，天亮时才走到东郊区张贵庄机场，天津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庆典会场所在地。母亲的双脚都打泡了，可她不觉得疼，不觉得累。亲眼目睹了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讲话，第一次见到大人物，使母亲异常兴奋和喜悦。这件光荣往事，母亲一生念念不忘。解放后，纺织工人的地位和生活发生巨变。工作时间八小时，提高工资，改善伙食，业余时间上夜校，扫盲学文化。恰是十九岁“青春万岁！”的母亲充满干劲，成了全厂闻名的“五朵金花”之一，不仅指漂亮，而且是生产能手的意思。

    那时起，母亲结束了徒步上班的历史。她买了第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上下班，羡杀胡同里的家庭妇女们。五十年代初的天津街头，骑车上班的女人并不多，并且当时的恒源纱厂女工的工资高，生活着装时髦，是大街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自行车让母亲如生双翼。她对工作的挚爱，在成年之后的我看来，可谓匪夷所思。我们兄妹都是生在厂保健站。母亲怀孕到分娩，除公休日，一天都没离开岗位，差一点就把“我们仨”生在机器旁。我们仨婴儿时就被母亲断了奶。“三班倒”的母亲不能回家喂奶，所以我们哥仨从没尝过母乳是啥滋味儿。

    在孩子的童年光影里，父母俨如老电影里的主角，画面虽斑驳，却不可磨灭。我从记事起，就觉得母亲和周围阿姨不一样。她很少在家，从没见过她看报纸喝茶的悠闲样子。总是风风火火，赶着去上班。下班也要开会学习，回家很晚。

    我几岁时，家里住在河北区靠近海河边的一个大院里。母亲上下班要过摆渡，我和哥哥常去摆渡口等她回家。想妈妈倒是其次，她装饭盒的书包里的小零食最让我觊觎。宽宽的河面上，摆渡颤颤悠悠地过来了，母亲扶着自行车站在上面，清瘦苍白，乌黑额发凭风吹拂，看上去楚楚动人。

    那年月的小孩，根本见不着麦当劳可乐薯条之类的洋食品，能吃上母亲买的山楂片、柿饼子、动物小饼干、江米条这类小零食，我们乐不可支。由于母亲在国营工厂上班，我们的物质生活与同龄人相比，算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没挨过饿，没穿过补丁衣服，没拖欠过学杂费，在当年算得上好日子了。这都是母亲的功劳。假如单靠父亲一人工资，也许我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了。

    当年“吃补助”家庭，现称“低保户”。我记得，那种家庭其实很尴尬。偶尔吃一顿红烧肉都会有人打小报告给街道，吃补助家庭的孩子穿得破烂，遭人白眼耻笑；穿得齐整一样遭人谩骂和攻击，总之是难以做人。

    但只从物质生活层面，考量母亲的“行走价值”，就显得狭隘了。母亲对工厂的感情不仅仅是“铁饭碗”，而且是赋予她精神和思想的“空间站”。“集体荣耀”“国家需要”等正大字眼，是母亲一生敬畏和追寻的目标。我后来和母亲调侃：“战争年代，您应该去当女兵，冲锋陷阵！”母亲叹息道：“你以为我不愿意？我年轻的理想，一是当女兵；二是上大学，当女科学家，不结婚！”

    毋庸置疑，母亲的骨子里是向往“大年代”“大风云”“大活动”的。六十年代，每到“五一”“国庆”，单位都要组织庆祝游行，母亲每次都像年轻人一样，跟着队伍走很远的路，劳累饥渴，全不在话下。

    我少年时，厂里发给家属洗澡票，我第一次进车间找母亲，车间巨大的轰隆声，以及闷热潮湿，让我既震撼，又惊惧。没想到母亲在这种环境里，一分钟也不能坐下，同时照看着好几台机器，手脚不停地忙碌。身穿白围裙戴白帽子的母亲，在我眼里像白衣天使一般美丽动人。上夜班是纺织工人的最大黑暗。不少职工因此转行或调走。母亲有过多次调动的念头，但领导不放她。她是厂里“劳模”，就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所谓的荣誉，让母亲付出巨大代价。二十多年，狂风暴雨，风雪交加，只要该上班了，母亲就如听到集合号的士兵，奔向厂里。夜班时到后半夜，母亲困得睁不开眼，走着就能睡着，她就唱歌来驱逐睡魔。

    常常是我们一觉醒来，母亲下班回来了，一宿未合眼，她的眼圈发青，脸色蜡黄。桌子上摆着她从食堂里买回来的热豆浆，油条，红豆馅蒸饼。当时我们就知道饿，就知道母爱本该如此，很少真正去体贴母亲的辛劳和疲惫。

    “文革”中造反派煽动“停产闹革命”，不少人跟着瞎起哄，母亲坚持在车间织布。她对我们说：“工人不织布，就跟农民不种粮一样，你们也一样，要好好念书！”七十年代，厂里组织野营拉练，母亲主动请缨，时年四十三岁的母亲，穿上洗得发白的绿军装、绿胶鞋，一派英姿飒爽。在父亲、哥哥、我和妹妹的一片惊诧目光中，绝尘而去。

    1975年，母亲结束了三十年的挡车工生涯。有人给母亲算了一笔账，母亲当了三十年的挡车工，相当于围绕着地球走了十几圈。余后几年，厂领导调她到厂后勤负责仓库保管。那是母亲工作最愉悦的几年，上正常班，再不上“三班倒”了，母亲如释重负。仓库工作巨细琐碎，她拿出挡车工的好传统、硬功夫，不久就把杂乱无章的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领导和同事好评如潮，母亲感到莫大欣慰。

    八十年代，母亲终于退休了。她来不及体味空虚失落，“我们仨”便相继生了“他们仨”，母亲荣升“姥姥”和“奶奶”了。母亲年轻时没怎么带过“我们仨”，可对“他们仨”，倾尽舐犊之情。她累并快乐着！时间如梭，“他们仨”渐渐长大了。母亲发现他们的腿从她的车后座上拖到了地面，时时百感交集。又过些年，“他们仨”都离开了她。大的出国留学，小的随父母进京定居；孙女也进了大学校园，与奶奶“常相思，不相守”。

    我们仨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一地鸡毛”的小家庭，前途未卜的小事业，镇日奔忙，顾不上“常回家看看”。对父母的照料，敷衍了事。父母进入晚年后，身体和精气慢慢呈现出暮秋之气。我也担忧，但又自私地想，二老现在可别倒下！我眼下可没时间天天守着你们，侍候你们。我可不甘心“人到中年”事业停滞。

    命运之神没有让我的自私得逞。母亲年过花甲之后，数病缠身。但她从来不“嘘乎”自己，很少打电话叫我们陪她上医院。我以为是寂寞导致母亲的身体欠佳，于是帮母亲联系了老年大学，希望她老有所学。我这招真灵，老年大学让母亲如沐春风。自此，老年大学成了母亲的精神圣地。她的学习热情之高，令我们瞠目结舌。她逢课必上，逢作业必写，逢老师必崇拜，逢活动必参加。每到新学期，原来的老同桌，一次比一次少。有见上帝的，有卧床不起的。母亲没被死亡情绪感染，依旧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最后成了老年大学的“传奇”。母亲从六十四岁上到八十岁，春花秋月十六载，不是传奇是什么？！

    后来，母亲还加入了老年文学社。并一度对《红楼梦》痴迷不悔。高小文化的母亲，不但没看过《红楼梦》，也没读过一本小说，竟以红学研究者姿态，整天戴着老花镜考证“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我的亲娘啊！

    母亲家里堆满了文学书籍杂志，她每天扎在书堆里乐不知返。一辈子勤快的她，突然变懒了，家务活儿懒得干，一日三餐都推给老父亲。后来一见我，就跟我探讨小说怎么写。我和父亲哭笑不得，说她野心真大！写这篇文章时，我特意到父母家找出几篇母亲那时写的文章，竟读得泪眼婆娑，后悔当时对母亲的写作总是贬损嘲笑，很少静心拜读。真后悔呀！

    我这时才发现，母亲的文章其实写得很是大气流畅，文学感觉非同一般，假如母亲赶上好年代，出生在好人家，母亲会是一个出色的女作家。当纺织女工真是委屈她了！

    母亲的性格使然，让她对自身变化有些迟钝，甚至无知。高血压二百，还乐呵呵地去老年大学。她喜欢阅读名人故事和格言，《艺术人生》采访电影老艺术家的节目，她最喜欢看。老演员谢芳说：“我哭着来，笑着走！”母亲常把这句话挂嘴边。我们都觉得那时的母亲言语很做作，不是励志，就是格言。以前的淳朴，越来越少了。

    当悲剧无法逆转的时候，我们回忆母亲病倒之前的种种反常，不觉恍然大悟，母亲的脑梗早就露出端倪了，可我们都没有察觉，没引起重视。而且还烦她，抱怨她行为吊诡，有强迫症。她的作品一旦新鲜出炉，就拿到外面复印，然后邮寄到外地亲戚家，强迫别人“阅读”。我们仨一回家，必要拜读她的大作，不看不行！

    母亲和父亲一辈子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可到晚年，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父亲是老干部，有文化，有涵养。对母亲的反常折腾，父亲始终是宽厚、包容的。但他的确不理解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变得有些不可理喻，甚至陌生的。我曾咨询一位外科医生：“假如母亲不做肿瘤手术，是否不会诱发脑梗？”

    医生答：“其实你母亲的颅内小血栓子早已集群，手术像扣动了手枪扳机，一枪击落。即使不做手术，结果也会是这样，时间早晚而已。”

    2010年春天，母亲的病情严重到叫我们惊愕的地步。她呼吸困难，每喘一次气，就长长地呻吟，那种声息让人倍感紧张压抑。父亲每天就在母亲这种呼吸声中煎熬。我最后一次带母亲出去吃饭，母亲三口两口把饭吃完，完全不顾及外人的目光，把盘子筷子杯子碰撞得山响，搞得我好不狼狈。

    6月26日，母亲最后一次打扮端庄，走进一家酒店，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宾客如云，我顾不上照顾母亲，现在真后悔。优雅富态的母亲形象，已在记忆中定格。

    7月至8月，哥哥带着母亲到几家大医院进行各种检查，确诊为“食道管间质瘤”，已有鸭蛋一般大，严重影响母亲进食和呼吸，要命的是，再不做手术，肿瘤生长速度很快，发生癌变的可能性极大。手术前，医生冷漠地跟我们交代手术有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我泪如泉涌，使劲睁眼，也看不清到底有多少项。第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我的意识完全被恐惧所笼罩，只好签字。我第一次锥心刺骨尝到“迫不得已”的滋味。回想起来，那一条条的霸王条款里，没有一条写着手术有可能会导致“脑梗偏瘫”，而是玩文字游戏，概念模糊：“有可能引起心脑血管病”。对于一个至今没有一例“瘫痪”的健康家族来说，哪里知晓“心脑血管病”的狰狞嘴脸！

    做手术之前，母亲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要做各种检查和手术准备。我每天都要去看她，她很乐观，对手术充满期待，觉得手术后把肿瘤取出来就再不难受了。母亲每天和病友们说说笑笑，我离开病房时，母亲每次都送我到电梯门前，笑容满面。我万万想不到，母亲那般慈祥的笑容，已经进入倒计时，我再也见不到了。母亲正一步步走进病魔的深渊，万劫不复。

    手术后，母亲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晚上我刚进家门就接到医院电话，说和母亲同一时间手术的病人都醒过来了，可母亲却怎么叫也没反应，左手完全没知觉，怀疑是脑梗死。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差点晕倒。

    火速赶到医院。医生解释说，母亲是因手术打击，意外引发脑梗，一星期内即使抢救过来，也会出现偏瘫，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你们家属是抢救，还是放弃？早晨还对我微笑的母亲，此刻命悬一线，我肝胆欲裂一般哭喊：“救救妈妈！只要她活着……”

    抢救母亲的过程复杂而漫长。终于活下来的母亲，却让我们感到陌生，再不是从前慈祥爱笑的母亲了。现在的母亲，不会哭，不会笑，大半身瘫痪，连坐都不会，大小便失禁。她的魂魄像是离开了她的躯体，说出的话常常是匪夷所思，诡异离谱。她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快给我穿鞋！”“我骑车出去！”“走，快走！”

    夜里，我又做梦了。梦见年轻时的母亲骑车上班的样子，轻盈美丽，一阵风似的不见了。

    2012年11月6日

    爱玩的儿子

    每天揽镜自视，并不觉自己有啥变化，但一扭身瞅见身高已有一米八一的儿子，顿时感觉光阴似箭。那个白白胖胖、淘气可爱的小男孩，怎么说长大就长大了呢？

    儿子十六岁，目前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读高中。儿子从小爱玩，是我这个母亲在儿子成长过程中，对儿子的“玩”开了过多的绿灯。很小的时候，儿子就表现出了“玩有所成”的特点。譬如，八十年代中期，一部叫《霹雳舞》的美国电影，使中国大陆霹雳舞一时风起云涌。儿子四五岁时，单位发了电影票，我领他一起去看了，那很动画、很机械的舞蹈语义，一下子迷住了儿子，回到家就一边回忆，一边模仿起“擦玻璃”“扫地”的舞蹈动作，一招一式很像那么回事。以后家里只要来客人，我说一句：“儿子，来给叔叔阿姨跳一段霹雳舞！”儿子那时的表现欲非常强烈，从不怯场，胖乎乎的小身体在地板上旋转如风，朋友无不为之惊赞。

    后来卡通画小书满大街流行，儿子又迷上绘画，专画漫画卡通，家里墙壁上贴满他的作品。接着，就是丈夫特地从深圳出差买回来一部游戏机，儿子如获至宝，打得昏天黑地。

    儿子在这些看似费脑子，又能体现一个儿童艺术天分的爱好中，表现得确实“优秀”，但他拒绝接受科班训练。幼儿园老师看他“聪明过人”，就推荐他进少年宫这样或那样的班“深造”，儿子毫无兴趣，去不了几次，说啥也不肯再去。

    我终于明白，儿子的兴趣就是玩，而不是“艺术萌芽”。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玩到小学。整个小学期间，儿子仍“玩心”不死。最拿手的成绩就是，曾获天津市第一届儿童手工四驱车比赛的第二名。但做模型小车的热情，不到两年就随风飘逝了。

    接着，儿子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他几乎同时迷上两个“迈克尔”，一个是美国著名摇滚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另一个是美国NBA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家里开始热闹了，他只要写完作业，就开大音响和电视，让“迈克尔”的歌舞震耳欲聋，舞蹈眼花缭乱。到了周末，大洋彼岸每逢此时，用卫星转播“公牛队”与“爵士队”的比赛盛况到中国大陆的千家万户时，他就目不转睛地观看比赛，影响得我和丈夫都成了NBA的热心观众。

    小学升初中之前，儿子的玩，就显示出了令人揪心的不良后果——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全家高度“备学”。强迫儿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学习，学习，再学习；补课，补课，再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一所市重点中学。

    一上中学，儿子似乎一下子长大许多，玩心收敛了许多。而且，他玩的兴趣似乎变得更广泛而多样化：篮球、电脑、游戏机、CD英文歌曲、蹦迪、保龄球、滑冰等，都成了他的学习之余的爱好。他的学习成绩依然受此影响，忽高忽低，忽好忽坏，但也有让我们做父母的那颗紧绷的心偶尔放松一下子的时候，那就是他的作文成绩骄人。凭着他爱好的丰富感受，写出的作文，清新、质朴、前卫，完全没有一般孩子作文的学生腔。再就是，他因喜欢英文歌曲，英文成绩很不错，能较流利地哼唱流行的美国摇滚、迪曲、慢曲。以至于貌似不务正业的他，在考北京那所颇有知名度的国际学校时，英语成绩在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中名列前茅。

    儿子是在“玩”中长大，长高，变懂事的。作为母亲，我对于儿子的“玩”一直很纠结。我的童年和少年几乎没玩过，所以，我很希望儿子的童年玩得开心，玩得丰富，玩得幸福，是一段真正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另一方面，始终是忧心忡忡，担心他玩野了心，变成纨绔子弟，耽误了前程。如今社会发展迅猛，未来更是一个人才激烈竞争的时代，那有一天独立于世的准备，应该是从上小学或幼儿园就开始，“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但我并不后悔，让儿子玩着长大了。因为在他整个玩着成长的过程中，我给予了他最真挚的母爱。在这一片玩着成长的天地里，儿子享受了温暖、快乐、文明和知识。尽管这其中有些失误，但渐渐长大懂事的儿子，已领悟到人生最重要的真谛，是学习知识的重要。

    1998年冬

    儿子的世界

    儿子上小学的第一天，中午我去接他，疾步穿过几条街，到了西北角小学。九月初，秋风飒爽，邻家院子里的苹果树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的果实，微风把果实的香味刮进我的嗅觉中。

    很多很多的新入学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家长来接。小小的身影，不安地扭动着，怯怯的眼神，望着学校大门。放学的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朝门口涌来，但是在那么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到儿子小小的身影，他背着葱绿色的书包从队伍后面冲到前面，他看到我，边跑边喊：妈……妈……儿子奔跑着，乌黑的头发被风吹起，稚嫩的身影，天使般的笑容，深深打动了我，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

    九岁，他转学到离家很远的重点小学。每天很早起床，他背着沉重的书包先倒地铁，然后走半站地，乘公交车到学校，放学后又原路回家。有次我到地铁站接他，看着每天乘地铁上学的孩子都出来了，就是没有儿子。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的恐惧一点点加剧：别再是被坏人绑架了吧？站在地铁出口处，我紧张得团团转。儿子终于从地铁门里走来了，问他回来晚的原因，他答：下了公交车到地铁站买票时，才发现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最后还是好心的检票员放他进了地铁入口。

    十六岁，他到北京某国际学校念高中。我送他到学校。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抵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也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热情。他在陌生空旷的操场上，独自上篮投球。明知他已经开始想家了，我还是硬着心肠，头也不回地朝校门外走。

    十九岁，他到加拿大留学，全家老小齐出动，去北京机场送行。在进海关的一刻，他叫了一声“妈妈！”几乎同时，我和他的眼泪汹涌而出。何谓母子连心，就是这一刻！

    我站在海关口，用泪眼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他推着行李车，越走越远，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他消失前的最后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也没有。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温哥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在那里读大学，念研究生，打篮球，谈恋爱，每年飞回来一两趟，又急匆匆地飞回去。他不在时，我撕心裂肺地想他，从机场接到他，就发现我的“思念”实属一厢情愿，他不停地打电话给同学朋友，约晚上见面，他的世界里，母亲就该识趣地走开。

    二十八岁，他结婚了。婚礼上，他是全场瞩目的帅气新郎，高大英俊，挽着如花似玉的新娘，穿过铺满鲜花的红地毯，朝台上走去的时候，我多希望他朝我这边瞧上一眼，但是没有。他的笑容灿烂，我却是泪水如注，千回百转的滋味积聚心头。台上的儿子，就像电影颁奖晚会的男主角，星光熠熠，眼睛望向虚无的远处。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

    三十岁的他，是一家俱乐部的董事长。他的世界变得更加纷繁多彩，和我的交流与交集，与他的世界疆域的拓展不成正比。他的世界就像一艘远航的船，与我渐行渐远。他出差去香港，只把电话打给儿媳妇。开始还郁闷，转念一想，自己对父母不也这个德行？揪心扒肝，想的念的，还不是陪伴自己终身的那个人。这么一想，就豁然了。

    我几乎忘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很多年前，我高中毕业下乡，父亲跟着送知青队伍的敞篷卡车，一直把我送到公社。不能再送了，卡车当天要开回市里。

    父亲对我说完“好好照顾自己”，就攀上卡车。卡车“噗噗”地驶出村道，留下一团黑烟。直到卡车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木箱子旁。

    每个礼拜回父母家一两趟，是几十年后的时光了。父母都老了，母亲脑梗瘫痪坐了轮椅，脑子滞留在混沌地带。父亲耳背，我要大声反复问他：“听明白了吗？”以前我总打电话给他们，现在就不必了。母亲病倒之前最爱煲电话粥，而今，这一功能因脑梗的侵入，永远地删除了。电话打到家里，一般都是服侍母亲的护工来接。

    我总是在车流汹涌的黄昏时分，开车奔向父母家，因为越来越留恋家里的灯光，贪恋父亲在厨房烧饭煮粥的身影，蹒跚的步态，也是温暖的。母亲坐在轮椅上，胸前像小孩似的围着围嘴，看着中年女护工把打成粥状的菜饭，一口口地喂到她嘴里，我的胸口像被棉花团堵住似的难受。慢慢地，我醒悟到，这样的时光也是值得珍惜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倒计时。

    什么是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父母不在了，家也就随风飘逝了。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2014年2月19日

    儿子的美国毕业典礼

    清晨7点，我们就从下榻的酒店出发，乘出租车到纽约郊外，纽约理工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就在这里举行。一进校园，浓郁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5月的纽约气温舒适凉爽，天空碧蓝，花团锦簇，彩旗飘扬，操场上临时画了白线的停车场足有上千辆车，洋家长们更是一道亮丽风景：男人西服革履，女人漂亮衣裙，妆容艳丽，手捧鲜花，一脸喜气朝大礼堂走来。

    第一个和儿子热情打招呼的是位非洲赞比亚的男孩，年纪和儿子相仿。穿西装打领带，皮鞋，一本正经。儿子说非洲男孩是他的温哥华分校同学，家住纽约，却跑到温哥华念书。儿子在学习上给了他不少帮助，平日经常一起打篮球，关系甚密。纽约是黑人最集居的地方，曼哈顿街头和商店见到的黑人，穿着打扮像跳街舞似的休闲随意。可在毕业典礼上，摇身一变，比绅士还绅士。

    触景生情，想起我曾为写一部大学生毕业题材的电视剧本，到天津几所大学体验生活，先是参加了毕业典礼，又亲历新生入校第一天。毕业典礼，上千名毕业生坐在礼堂的台下，心浮气躁，交头接耳，有些学生连毕业服都不穿，还有的甚至不来在外面找工作呢。家长们更是没有踪影。校领导毫无激情地念着毕业生的名字，念到谁就上去领取毕业证，然后赶紧跑回宿舍收拾行李准备走人。给我感觉是熬到大学毕业了，大学校园一分钟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就这样平淡地给自己的大学生活画上句号。

    新生进校却是格外热闹，亲情味十足。一个新生身边最少有父母二人陪伴，最多好几位亲属在狭窄的学生宿舍忙碌。临别时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可孩子一旦适应了大学生活，家长们就再也不露面了。孩子毕业了，家长们最牵挂的是早早给孩子找个好工作，至于典不典礼，想都不想。

    儿子去礼堂后面的操场参加硕士毕业生的入场彩排和照相，我和先生站在礼堂外面，一边等他，一边感受校园里的热烈节日气氛，切身感受到毕业典礼是美国大学的最大庆典，对毕业生和家长来说，毕业典礼是自己人生最闪亮的回忆。据我所知，生活中的美国人提倡自由，但是对待事情却是相当的认真和肃穆。博士服等毕业典礼服饰是美国人对学术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精神传承的见证。典礼开始前，操场上有不少穿博士服的毕业生在和家人朋友合影，毕业生被簇拥在中间，不管是男生女生，眼睛里都闪耀出自豪的光芒，也感染着亲属们。与其说是跟毕业生合影，不如说是跟他们身上的毕业服合影。

    这种心情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一样。儿子穿着天蓝色硕士服，红色绶带飘扬着，兴冲冲地朝我们走来。儿子的崭新形象，让我和先生特别激动，儿子高大帅气，穿上硕士服更显得青春潇洒。我的眼眶潮湿了。天道酬勤，儿子这些年只身海外，寒窗苦读，终于苦尽甘来。这对我们来说，是金钱买不到的回报和殊荣。

    儿子去取入场券，没拿到票的我们只得站在礼堂门外干等。门口有工作人员认真验票，里面有家长出来上厕所，工作人员还要在其手背上按上不掉色的油彩，以便再进去时方便辨认。看来没票是休想混进去。我们焦急地等儿子拿票来，羡慕地看着洋家长们一丝不苟地跟工作人员出示入场券，没有人因没带券跟工作人员纠缠想混进去的。

    我担心儿子若是找不到温哥华分校女老师，就拿不到入场券，不远万里来到纽约，也许就将被拒之门外。儿子就在他爹急得脸发白的时候，举着票跑来了。我和先生进入了礼堂。里面之大，让我叹为观止。容纳五六千人的大礼堂完全是用白色帐篷临时搭建出来的，两千多名毕业生的席位安排在会场前面，后面是家长和亲属，比毕业生人数要浩荡多了。美国家长出席人数是毕业生的两倍，而且比毕业生要激动几倍，可见毕业典礼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亲友团百分之九十是美国当地人，我无法判断他们是从哪个城市或地区来纽约的，我只能从他们的长相认定是洋人，亚洲人，中东地区的人。但有一点肯定，中国留学生家长凤毛麟角，后来知道，只有我和先生是从大陆来的，其他的家长是从温哥华飞来的。

    会场布置得庄严神圣。主席台上有三个巨大的电视屏幕，电视台的摄影车，一直在紧张拍摄，屏幕上一直赫然映着“YNIT”几个大字。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特意回放了当时在现场拍的录影，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看，时间毕竟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大约九点多，一位校长上台宣布：“女士们，先生们，纽约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现在开始！”场内比较安静，人们都朝后门看，只见两名高大的旗手，举着美国国旗迈着正步朝主席台走来，人们对国旗的景仰由此看出。没有人鼓掌、说笑，都站着用相机里的镜头在记录。

    接着音乐响起来了，场内气氛恢复了热烈，最高潮出现了——毕业生浩荡长队入场了。

    他们从礼堂后面两个门同时进来，伴着优美深情的校歌，洋溢着激动和喜悦，朝主席台前走去。儿子后来给我们翻译歌词的大意是：“我们所有的苦难都已经过去，等待我们的是无比灿烂的明天！”

    走在最前面的是身穿博士服的博士毕业生，后面依次是硕士学士队伍。每个队伍前都有旗手举着上写YNIT大字样，下面是一小行英文大意是某专业系学院的旗帜。队伍里的毕业生每个人都满脸微笑，在人群中寻找自己亲人的身影，当看到时，便狂喜惊呼，亲友们也一样，在浩荡队伍里看到自己的孩子，便不要命地欢呼尖叫，吹口哨，摇动鲜花，西方人和东方人表达情绪和感情的方式明显不同。我的前后左右坐满美国家长，有的比我们的年纪还要大，男的非常绅士，女的端庄含蓄，可在毕业典礼过程中，无数次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声尖叫，像一个个天真顽皮的孩子。

    真羡慕他们，我和先生自始至终保持矜持，激动地流泪，激动地微笑，都无法像洋人那样自如奔放。在这样一个盛大欢乐的场合里，每个人都是激情四射，又不失秩序，这在国内几乎是罕见的。（由于儿子目前在加拿大等工作签证，我无法让他给我翻译。）YNIT的毕业典礼很有特点，跟在毕业生队伍后面的是一支器乐队，穿着民族服装，举着小国旗，演奏着一支旋律欢快的曲子，平添了典礼仪式的喜庆气氛。

    最后是学院的“文武百官”队伍，足有上百人，这才是典礼的华彩乐章。家长们全都起立，热烈鼓掌，以表达对这些辛勤园丁们的感激和崇敬的心情。走在最前面的是学院委员会主席，随后是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教师等，他们都身穿“官服”，每个人的表情都无比庄重。这让我体会到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神圣、庄严的精神内涵。

    入场式结束，校长宣布全体起立，唱美国国歌。主席台上的“文武百官”每个人都唱得投入、深情。一位女教师，和一个亚洲面孔的女孩，担任领唱，表情虔诚，声音清醇，仿如天籁之音，场面极其感人。学院委员会主席，长得酷似好莱坞明星李察·基尔的中年人，讲话极精彩、幽默，可惜不懂英文的我，无法当时就领会其内容。

    典礼结束后，儿子给我翻译了主席的演讲大意是，从这所学校毕业出去的成功人士，有的已成为名人，著名政治家，企业家，这些毕业于YNIT的人士，都为今天的毕业生树立了典范。鼓励毕业生在今后的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功，戴上了博士硕士帽子只是人生一个起点，远没到光宗耀祖的地步。我从家长们的认真聆听的表情，时不时会意的笑声中，确定他的演讲太精彩，太成功了。

    最后，主席说：“现在，请你们起立，向你们的父母朋友致敬，感谢他们对你学业的支持！”整个礼堂顿时沸腾了，两千多名毕业生起立，面向他们的父母挥舞手臂。家长们都站起身，挥舞着鲜花，高声叫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眼里泪光闪闪。接着电视屏幕上放纪录片，都是对YNIT的介绍。这所经过美国纽约州教育部批准成立并经过全美六大区域性认证机构之一认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位于美国纽约市，下辖三个校区,设有八所学院，在校学生超过一万人。在美国北部地区院校中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YNIT的“校长勋章”是授予美国社会杰出人士的一项殊荣，世界首富Bill Gates和美国前教育部长Richard Riley都曾亲临该校接受颁奖。这些生动画面，此刻一一清晰地呈现给在场的每个人。接着又是女校长讲话，她还为几个表现杰出的毕业生颁发了奖状，但没有一个中国人。

    典礼结束了，我们激动未消地走出礼堂，儿子跑过来，一脸汗水，但神采奕奕。他告诉我们，硕士毕业生还要留下参加活动，家长也留下。我们抓紧时间和儿子合影留念，不远万里来美国，不就是为了拍下儿子身穿硕士服这一重要的时刻吗？十分钟不到，儿子就又跑进了他的队伍。我们也随后进了礼堂，家长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二，我们找前面位子坐下。硕士毕业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的方阵，等着女校长一个个地叫自己的名字，然后上去和校长合影，领毕业证书。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女校长念了几百个学生名字，声调始终充满激情，温和悦耳，犹如美国电影的画外音。当她叫到儿子的名字时，我几乎不相信她是在叫我的儿子，还读出了儿子的中文名字。儿子快步走到校长身边，和一位年长校长握手，并接过他给他的毕业证书。我和先生同时举起录像机和数码相机，记录下最幸福的一瞬间。

    典礼结束了，毕业生们振奋的情绪仍在燃烧，都在礼堂外面的草坪上互相合影留念，欢呼着把硕士帽一次又一次地抛向空中。学校特意为温哥华分校学生和家长准备了自助餐，设在一个会议室，食物全是冷的，有牛肉、鸡肉蔬菜做的三明治，蔬菜春卷，薄饼加肉，和镇着冰块的可乐，矿泉水等。既是为毕业生送行，也是对家属的祝贺。饭前，教务主任还亲切地慰问大家，和大家合影。所有学生和家长都感动不已。

    直到下午，校园里的家长都走了，天空下起了雨，我们在蒙蒙细雨中，站在操场的绿草坡上等来接我们的出租车，一边欣赏校园的幽静和美丽，校园里有密林，教学红楼不高，掩映在茂密的树林里，由于是周日，学生们也无踪影，整个校园俨如一个大庄园，这里没有国内2大学的高大建筑，一切都很自然，天然。此时，大礼堂的工作人员忙碌着拆卸设备，电视摄影车轰隆隆开走了，但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儿子的毕业典礼，也是我们的。

    2008年7月8日

    废墟上的玫瑰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父亲就买火车票打发我们兄妹回唐山老家。“文革”岁月，父母忙着“抓革命，促生产”，孩子的悠长假期，对他们是大负担和大麻烦，把孩子送回老家，也是父母的无奈之举。

    那时我奶奶还活着，她是大家庭里的首领，环绕着她的有大伯一家、三叔一家、三姑一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家人丁兴旺，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各家住的平房小院，冬天堆满取暖的煤块和木柴；夏天栽种着向日葵、茉莉花，挂着竹门帘，门口摆一张小方桌，和小马扎、小板凳。黄昏时，下班的人推着自行车“叮里当啷”进来了，往小桌前一坐，女主人就端上清凉的绿豆汤和饭菜，孩子们也围坐过来，一派温馨画面。

    晚饭后，孩子们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疯玩，他们下河游泳，那时的大河小河里的水都比较清澈，比较安全。我哥跟着亲戚家的哥哥去游泳，或去小河沟里逮蚂蚱，到工厂俱乐部看“宣传队”的演出，没有人要票，那真是孩子们的嬉戏乐园。

    当小院被夜色笼罩时，女主人已经洗好了锅碗，沏上一壶茶，摆在小桌上。大人们边闲聊，边乘凉。为了驱蚊子，女主人会点燃一把蒿草，屋里屋外都不点灯，就摸黑坐着的，唯一的光亮就是天上的星星。我在奶奶家，或是大妈家住着时候，一到晚上，就是这样的情景，我就特别想家，并非想念父母，而是天津家里的热闹。那时我家住的是大杂院，一到晚上家家的灯光亮亮堂堂，炉子上烧水做饭，不到夜深不熄火。女人们坐院子织毛衣，唠家常，男人们打着大蒲扇，聊着“国家大事”，一样也是乘凉，大城市到底和小城市的风景有些不同吧！

    四十多年前的唐山，在我的小时候记忆里，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空气里裹夹着细细的煤屑的小城市，人们的穿衣打扮，日常用品，都比天津要落后，所以在老家人眼里，天津是个大码头。我的衣服只能用“朴素”形容，可老家人一见到我，就忍不住地夸我的皮肤白，衣服洋气，开始我还不好意思，可接下来几天，看到我的同辈哥哥姐姐，个个皮肤粗黄，衣着发型土气，我就飘飘然起来。

    我对老家既新鲜，又厌恶的纠结，一到了三姑家即刻烟消云散。我有三个姑妈，二姑远嫁乡下，我从没去过。大姑和三姑住在唐山市里，大姑家都是男孩，她脾气暴躁，家里邋里邋遢，我很怕去她家。我喜欢去三姑家，那时三姑家的日子过得红火，住房敞亮，干净整洁，小院里的葡萄架果实累累，我整天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看书，恍惚觉得自己也成了书里的“小姐”。

    三姑家的表哥表姐，个个风华正茂。大表哥在部队当连长，一见我，满口马恩列斯毛，打倒美帝苏修！似乎祖国的未来都压在他的小肩膀上。二表哥最像三姑，帅气英俊，是宣传队的台柱子，总有女同学羞答答地找上门来，二表哥冷傲得像“张国荣”，对追求他的女同学不理不睬。大我五岁的表姐，和我最要好，她的身材和伶俐很像三姑，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五官和三姑夫似一个模子拓下来的。地震之前的两年，是表姐的幸福时光倒计时。

    她在乡下插队选调回城，先在商校学会计，毕业后分到钢厂工作。大表哥还把自己的部队战友介绍给她，结果一见钟情，两人爱得死去活来，战友复员到了开滦煤矿当了工会干部，令人唏嘘的是，就在婚礼将近的日子里，大地震的死神捷足先登，结束了表姐二十四岁的如花生命。

    我从小就喜欢“人生如戏”，何况是“血色浪漫”的爱情故事。表哥和表姐的爱情，不知不觉地演绎成了我的成长启示录。

    但表哥表姐们的故事，和他们的母亲——我三姑比起来就显得苍白、稚拙多了。我没有见过三姑年轻的样子，只在她的照片上见过，美得不可方物。我见她的时候，她已人到中年，还是苗条轻盈，五官清秀。那是讲究朴素的年代，她的穿着一般，冬天蓝布棉罩衫，夏天细布格子小褂，可穿在她身上，似乎就成了时装，那么合体，那么富有诗意。

    三姑从小就是个美人。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叫她“小周璇”，模样像大明星周璇，嗓音也跟周璇一样甜美，她爱唱歌，可惜家境衰微，大人哪有心思留意女儿的艺术天分？！

    三姑十六岁就被一个其貌不扬的小男人追得昏天黑地， 他一天一封情书，用几粒糖块贿赂年幼的我三叔，让他转给三姑。奶奶也看不上他，可日渐败落的家境，病入膏肓的爷爷，让奶奶难以招架，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婚事。那是解放前夕，十七岁的美丽少女，坐着一顶破花桥出嫁了。婆婆家一贫如洗，饭都吃不饱。

    万幸的是，唐山解放了。华新纺织厂招工人，三姑拉着姑父去报名，双双被录取。这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外表却像是妙龄少女，梳着两根大辫子。很快她就成了工友们公认的全厂“五朵金花”里最漂亮的一朵。她在车间当挡车工，车间主任，甚至厂长都爱到她的机器前转悠，就为了多看她几眼。姑父是维修工人，见老婆这么招眼，醋劲十足，就逼着三姑辞职，说宁肯饿肚子，也不能愿意她给自己戴绿帽子。三姑坚决不肯，三姑夫就打她，她就哭着跑回娘家，可刚回到娘家，姑夫就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追来了，又是求饶，又叫俩儿子下跪，三姑心疼孩子就回去了。没多久，三姑夫又吃起干醋，再次逼她辞工，她不肯，于是又动拳头打她，她哭着跑回娘家，这幕闹剧，后来成为我三叔对自己少年时的深刻记忆。

    三姑始终不肯让步，姑父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她照样上班，在大家面前永远是笑靥如花，她年年被厂里评为“劳模”“生产标兵”。五十年代，厂里就因三姑的突出贡献，分给她一间职工宿舍，他们一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我的父母结婚后，父亲带着母亲第一次回老家见婆婆和其他亲戚，就是在三姑的新家吃的喜面。母亲只比三姑小一岁，也是纺织女工，两人特别有共同语言，每次见面，两人睡在一条炕上，聊到半夜。

    三姑妈是五十年代为数不多的职业女性，在她的一餐一饭、一针一线的母爱之下，五个儿女健康成长起来。她的家永远是干净整洁的，粗茶淡饭，永远是定点开饭；亲戚来了，不管饥馑年代，还是票证年代，三姑永远面带微笑，倾其所有，热情招待。她谈吐幽默，处事伶俐，我的憨直的母亲，下辈子也学不了她。女孩的成长是需要榜样的，三姑对我的潜移默化，要比我的亲生母亲大得多。我的洁癖，我的处事灵活，我的以柔克刚，我的女性温柔，大都是来自三姑的熏陶和影响。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三姑失去了她心爱的长女，还失去了和她打了大半辈子架的姑父。那一年，她四十七岁，已经当奶奶了。所有人都以为，三姑从此形单影只，或跟着儿女，委曲求全。可三姑却做出惊人举措，地震后第二年，她就再婚了。新姑父和她是同事，老婆孩子都在地震中丧生，得知三姑幸免于难，就向她求婚，态度决绝。儿女们一致反对，理由是你都当奶奶了，一双儿女还没结婚，你就改嫁一走了之，是不是太自私了？！

    一向和睦的母子关系陷入冷战，三姑病重发高烧，儿子媳妇连面都没露。这更坚定了三姑再嫁的决心。1977年的阴霾冬天，三姑和新姑父来天津住了几天，就算旅行结婚了。她依然娴静，爱美，爱清洁。我观察她，时不时对着我家墙上的小圆镜子，梳梳头，涂涂口红。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经历过命运重创的女人，丈夫、女儿、小孙子一夜之间都被死神掳走了，她被倒塌的房子砸成重伤，被解放军的飞机送到沈阳医院，才捡回性命。

    “活着，就要往好处活，自己幸福了，别人才幸福，他们以后就会理解我的选择！”三姑这么诠释她的再婚，以及劫后余生。

    今年三姑妈已经八十多岁了，和后老伴相依为命了三十多年，老两口一直单过，比她小好几岁的姑父，从始至终把三姑奉为“女神”，他服侍她，崇拜她，从来不吵架拌嘴，谁说半路夫妻就没有爱情？！老两口有自己的房子，有养老金，衣食无忧，他们的家仍旧是亲戚们的聚会中心，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三姑，还是那么好客、开朗。我去看她时，她还和从前一样，对我的穿衣打扮，饶有兴趣，摸摸这，摸摸那，跟老小孩一样。

    三姑像是一朵绽放在废墟上的玫瑰，她柔美却不失坚韧，生命的智慧也正如此。

    201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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