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本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上一个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反思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危机与动荡给予文学深刻的影响。它使我们经受着百年辉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个苦难历程的悲壮。中国百年文学是中国百年社会最亲密的儿子，文学就诞生在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中国大地在这一百年中被它人民的血泪所浸泡。这血泪铸成的第一个精神产品便是文学。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简练的诗句传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他的亲爱土地的这种感觉：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涵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

    和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嘶哑的喉咙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以及在温柔的黎明中的死去，这诗中充盈着泪水和死亡。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一百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这一年5月，出生在台湾地区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所说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绪21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一百年中国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由此出发的文学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坚定的观念和价值观。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这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超常的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

    中国百年文学，或者说，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便是这种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有了这样的文学，中国的怒吼的声音、哀痛的心情，于是得到了尽情的表达，这是中国百年的大幸。这是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鲁迅对自己的创作作过类似的评价。他说他的《药》“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说他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说他的小说“近于左拉”，鲁迅分辩说：“那是不正确的，我的作品比较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起，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这人生”止，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快。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断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一处。这种集中于一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或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然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处境尴尬，更由此铸出了无穷无尽的纷争。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在酿造着一坛苦酒。于是，上述我们称之为的中国文学的大幸，就逐渐地演化为中国文学的大不幸。

    近代以来危亡形势造出的中国文学，一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疗救社会的“药”而被不断地寻觅着和探索着。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紧紧相连的，他从群治的切入点充分估计小说在强国新民方面的作用。文学锲入人生、社会，希望成为药饵，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样，原本“无用”的文学，一下子变得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地“有用”起来。这种观念的形成，使文学作品成为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中国实际生活的欢乐与悲哀。文学不再是可有可无之物，也不再是小摆设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刀剑、一种血泪、一种与民众生死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物。

    文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学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来，这种特殊性只是一种到达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惟一”。“政治惟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的积极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

    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在灰色云层空茫处，残留着上一个世纪末惨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门焚烟的余烬，那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残焰；那是1894年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沉船前最后一道光痕……诞生在这样大背景下的文学，旨在扑灭这种光的漫衍，的确是一种大痛苦和悲壮。但当这一切走向极端，这一切若是以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代价，那就会酿成文学的悲剧。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不缺乏这样悲剧的例子，这些悲剧的演出虽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轨迹可寻，大体而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尊群体而斥个性；

    二、重功利而轻审美；

    三、扬理念而抑性情。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它极大地激活了文学创作。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学割裂的局面于是结束，两岸三边开始了互动式的殊途同归的整合。应该说，除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差别性减少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国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学，如今站在了同一个环境中来。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冲击，这些冲击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

    摆脱了沉重负荷的文学，一下子变得轻飘飘地，它的狂欢纵的姿态，表现了一种对于忘记的遗忘，上一个世纪末的焦虑没有了，上一个世纪末那种对文学的期待，也淡远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抑制。这使人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化趋势产生新的疑虑。

    一百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回望：一方面，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我们曾经自觉地让文学压上重负，我们也曾因这种重负而蒙受苦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文学的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悦。但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冀企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么？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爆发在70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时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亡才数年。那数年乃至以后的若干个数年，封建阴影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心的笼罩，依然深刻而浓重。正因为如此，处于方生未死之间，叛逆者的宣言和行动，益显孤独和悲凉。五四先驱者那一番愤世嫉俗的呐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旧文化、旧礼教、旧文学的断然决裂（至少是决裂的意愿），至今仍留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离开中国那一时期的特殊环境，来谈五四文化革命的意义都是非现实的。离开这一具体历史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体革命，用白话新诗代替古典诗词的诗体革命。打开胡适文集，他的那些为了新诗的尝试所付出的艰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步步为营的反抗和阻挠的结果。那一代人为了争取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诞生，其经历无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没有当日强烈而全面的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可能还是一个梦境。

    至少是心理情绪上要求与旧传统的彻底决裂，于是才有了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的愿望及其有限度的实现：新文化由是开始发端；新文学由是开始生长；被严酷的封建秩序束缚、禁锢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由是开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一切均是初萌状态的，而且随后还受到无尽的折磨和抑制。显然，要是没有那个完整的和彻底反封建传统的抗争，为今日的发展所拥有的一切基础也许都不存在。

    中国社会古旧的伦常礼教及其所铸成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积习所造成的危害，也许处于新旧交织的特殊时代的知识界最能痛切地感受到。只要想想数十年后我们仍能感到封建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那一代先驱者的“粗暴”和“偏激”。这里是陈独秀致胡适书中的一段话：“改良文学之先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一卷43页）

    还有鲁迅关于“不读古书”的惊世骇俗的宣告。鲁迅把自己对旧文化的深人了解喻为曾经“纵酒”伤了肠胃。其实他的“戒酒”（至少晃劝人“戒酒”）的决裂与他的发现酒中有毒即发现书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有关。五四一代“多看外国书”以及引进西方观念的倡导，意在使中国人掐扎束缚吸取域外的新潮以改进思维习俗。陈独秀标榜的《新青年》的两大罪状，即拥护德先生和拥护赛先生，显然是以民主、科学的提倡以彻底反抗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伦理。

    半个世纪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因为“文革”的文化命题只是发动暴乱的政治目的借口。文化不是真正的起因，而文化灾难却是真实的结果。“文革”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均非革命意义上的。显然它所推进的现代迷信狂热，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对象的延展，它体现封建体系的整体特征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作为这一“革命”成果的精神废墟，正是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彻底背逆而不说明其他。

    许多人受到了传统文明湮没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刺激，由此萌起振兴旧物的祈愿。这种沦落的苦痛完全可以理解。但“文革”的一切变异及罪恶决不是五四批判精神所能承担，更不是它所造成。“文革”给予人们的觉醒，若导向古旧传统的追恋，只能是悲剧的倒退。

    个人崇拜导致神权的复活，人性的泯灭和沦落，一切仿佛都是封建主义的卷土重来，而使民主、科学精神荡涤无余。事实正是“文革”再度唤醒人们对于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因袭之顽强的警惕，使人们重燃反抗传统的意愿，这和当年的激烈反抗旧传统与认识到构成传统封建思想体系不可分。

    中国缺乏的不是对传统的肯定和礼赞，恰恰是怀疑和批判精神。几千年的恶梦不会轻易离开我们，需要的倒是重新审视与必要的挣脱。为此，五四以来的先进知识界，无不以激情面向西方，面向现代文明。那一代盗火者，宁肯为鹰啄而流血，仍以做一个传统的逆子而自荣。

    那些担心引进西学而忘却或消失传统的人，他们的缺少自信是对中国历史的不甚了解。这片古大陆犹如一个其大无比的泥淖。它对异己文化的吞噬力，惊人得强大。任何新异之物，那会在“中国式”的名义下被“改造”为真正的“土产”。其实人们尽可放心，中国即使50年，乃至一百年不谈传统，传统也不会消亡。

    真正可怕的是旧传统对于新生之物的强暴吞并和“改造”。五四运动70年后的今天，我们感到悲哀的并不是五四的“过火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而是当年那种锐气的减弱，以及它的一些有限成果的丧失，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的失落。这种失落是渐进的，虽然不引人注意，但却是惊人的。

    中国因内忧外患而急于寻求出路。30年代开始，迷漫整个知识界的，是追求前进的革命意识的引进和传播。这种传播使自由竞争的局面渐趋消弥。学术和创作活动的加速意识形态化与当时社会选择高度一致，它造成由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的局面。

    上述局面在40年代因行政力量的鼓励而强化。当时的形势要求确立以农民为本位的思想文化结构，并以此推进新进事业。文学艺术中推行排它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造成新的文化一统化。历为情势发展的需要，农民文化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提高了民间村社的思维样式和文艺样式的权威地位。它为统一文化提供了模型。

    因农民文化本体而回归传统文化的覆盖，行政性的号召和运动的方式也使学术民主的位置受到危害。文化的大一统以及文艺的一律化，是与封建专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现象。尽管自40年代以后，这些文化的变异或文艺运动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但成为这些革命运动的灵魂的，往往是个性解放的反向，学术自由的反向以及民主思想的反向。

    行政的推进和领导艺术运动的方式，体现了高度的集中意志。这些运动的权力施与以及强制推进的结果，只能是文艺和学术的非民主化和非自由化，必然与五四多元、民主和自由传统相背离。它的走向五四反面而与当初的反抗对象妥协是必然的。

    自从上一代知识者醒了中国的封建长夜之梦，这片沉重深厚的黄土地，我们用了近一百年的时光试图走出，然而不能。我们双肩和心灵的承受，显然比前辈更为严峻。不仅有一个完整的旧封建传统巫待清算，而且还有一个以最时新的名目出现新的封建意识需要清算。我们陷入魔屋。我们因找不到出门的通道而感到西绪弗斯的悲哀。传统梦似乎没有醒的时候，它如阴云笼罩，它造成极大的心理病态。

    意识构成和思维方式的高度统一化，极大程度地束缚了中国人的心智。传统的中国文化不仅未曾改造中国，反而成为无情缠缚中国人心灵之树的铁丝，中国人的深沉心理结构中的恋旧情结，成为中国人心理病态综合症最大的潜因。中国人一方面承受着浓重的因袭的负担，一方面又承受着近数10年“寻找药方”而药不对症的新的文化思想重负。

    密不透风的传统病，使几代人陷入困境。突围需要血战，而血战又需要源源不断的志士仁人。知识者自身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状态无情地扼杀了生机。一百年前，在西方的坚船利甲面前，中国于惊恐之余猛醒而坚决而向现代世界。但自那时起，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之恶谥不绝。悲剧的命运从来属于盗火者。因此我们悲凉，我们宁愿肝脏被啄而选择高加索山顶的峭岩。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忘记，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旋的古老舟船……我们面临的是让人惊恐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

    时光走了一百年，而那一切似乎未曾过去。苦难使中国人对将逝的本世纪寄托了特殊而近于眷恋的情怀。这一百年的经历使中国精神富足，尽管它的物质是那么贫困：漫漫无边的封建暗夜是此时结束的，随之开始了旨在社会现代化的争取；当然，也还有应当而未曾的结束，以及为应当而未曾的实现付出的代价但如下的事实却是确定的，即以19世纪的结束和20世纪的开始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了有别于以往数千年的令人感奋的新阶段。

    百年文学记载了这个阶段的曲折艰辛。这种记载是审美的而非过程的。中国人争取合理生活秩序的历程，百年梦想的确立、追求、幻灭及其有限的实现，都在这一阶段文学中得到鲜明生动的展示。文学成为纪念。我们将从中捡拾到和辨识出前人在奋斗抗争的风雪途中留下的血迹和泪痕。

    这是饱含忧患而又不断寻求的文学，传统的和古典的道德文章的理想，使文学不仅伤国忧民，而且立志于医时济世，这些先天的因素赋予文学以入世精神。文学于是充当了启蒙者标示并预期着时代的目标，它近于幻梦般地设计着将来的憧憬，并为实现此种憧憬而以创造的激情驰骋于荆棘途中。但中国历史的积重，以及多灾多难的现实，使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受阻或落空。这就是百年中国文学中感伤基调的成因。

    这阶段的文学负重胜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特殊时代给予文学的是，激愤多于闲适，悲苦甚于欢愉，嬉游和消遣从来没有成为或从来不被承认为文学的主潮。中国文学家的写作活动总与道义的期许、使命的承诺攸关。即使有人因而在文学中表现了颓唐、避隐或游戏的态度（这往往是极罕见的或例外的），也多半由于争取和投入的受挫。近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和文人极少放弃追寻而自甘沉沦。

    自上一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算起，当日的仁人志士或公车上书，或血洒街衢，悲歌慷慨之声不绝于耳，大抵总为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国运隆昌这一梦想的实现。民元以后，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同时，爆发了惊世骇俗的文学革命。新文化的倡导，白话新文学的实践，不论是旨在启迪民智，或是旨在传导民情，这种运载手段的改革，其目的也总在于使文学更为切近民众，更为切近现代社会。

    为此，整整一个世纪，文学诅咒灭亡，歌扬新生；批判沉靡的子夜，寄望磅礴的日出；作家和诗人自觉地充当了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助产士，他们涌现在激流中，吟哦在雷电里，不论是始于呐喊，还是终于仿徨，总留下了世纪人那份焦灼，那份悲情。

    即使如三四十年代开始的文学偏离，以至随后愈演愈烈的非文学的逼迫与吞噬，我们也不难从那种急功近利的设计和倡导中寻觅到向着某种社会目标推进的发动机。在此种情态下，中国文学总为后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当焦躁的沉重感。

    这一百年文学不乏大师和巨匠，他们的业绩凝聚在传达中国人的世纪情怀、形象地展现追求百年梦想的精神历程上。从甲午海战、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绵延以至于今，本世纪的中国上空风烟凄迷而少见晴好，严峻时势的世间万象，大至家国兴废，小及儿女悲欢，文学均为后世留下了真实的世纪图景。

    但若从中国悠长的历史俯观此刻，这文学较之以往显然有所缺失。秦汉浑重，魏晋风流，唐宋潇洒，明清舒展，所有优长似均为古人而设，而历史独独把这份悲苦和忧患留给了近代中国。这期间对中国社会而言，是跨出黑暗王国的门槛，而一线光明却游移于浓重的层云之间。

    这是光明与黑暗际会的重要年代。中国作家以敏感的心灵触及了这一时代的真实内容：飘移不定的风，使人难以判定方向；面对一海死水，使人不能不诅咒那肮脏和丑恶的浓重；中国有一个或几个认出了历史书上“吃人”二字的，那只是有异于众生的“狂人”；中国的凤凰需自焚以获新生……这一切，都是自近代以至现代的作家所把握到的中国式的悲凉。

    一百年间发生了许多大事，对中国文学而言，最勇敢也最坚定的跨出，是从文言到白话的革命。这要归功于五四那一代前驱者的伟大的试验精神。把白话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向着现代文明的接近，这是艰难的一步，但以白话替代文言而成为美文，这不仅存在着习惯的适应，贿也有待于实绩的证明，其艰难则数倍于前。白话新诗尝试的成功，巩固了整个新文学的战绩。新文学于是成为承继中国数千年文学传统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成为传达进入现代文明的中国人理性和情感的有力手段。

    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在文化禁锢和方化专制的废墟上重新站立，以其自由奔放、异象纷呈的姿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它所开创的基业及其体现的精神，无疑将导引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它彪炳于未来文学的，将是自由的和审美的两大法则的确立。但需切记：文学听从于个性和心灵绝不意味着对公众的冷漠；文学重新返回自身的家园，也绝不意味着对社会、历史的忘却。

    20世纪中国民众及其文学所拥有的苦难，将是该世纪对于中国作家的隆重馈赠。它无疑将是下世纪文学繁盛富足的精神保证。文学理应面向现实，但文学也不应失去记忆。那种既不面向现实而又失去记忆的文学，是文学的失重。而失重的文学终究将被遗忘。作家的游戏人生和游戏文字，对于中国历史现实的困顿，可能是一种近于残忍的嗜好。当代作家若是从他们前辈那里获得激愤悲慨的遗传，不应受到嘲谑。

    始于上个世纪末，绵延以至本世纪的文学期待，依然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几代作家立志于用文学疗救民族心灵痼疾，拯救准则丧失的奋斗理应得到赓续。中国文学寄望于中国作家的，是他们把握并形象地展示在这黄土地上、在这特定时空下中国人的苦痛和欢愉、希望和追求、梦想的失落和获得。惟其如此，我们庶几可谓无愧于这灾难的世纪。

    回望20世纪，此刻已是一片凄迷的暮色。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带血的斜阳依稀映照着百年的呼号与呻吟。世纪的记忆原是血与泪的记忆。

    苦难造就了丰富。要是没有这么多的追求与梦想，失败和屈辱，我们也许会为历史的贫乏而遗憾。但20世纪对中国来说的确是沉重的，这不仅由于苦难，也由于梦魇并没有在百年即将终了时隐退：人口的爆炸、资源的匮乏、生态的失衡，仍是如今中国心灵的一团乱絮。

    中国期待着一种认真的回望。也许今日的经济发展可以为失去自信心的中国提供刺激，但文化的偏离，它因无批判的“弘扬”所造成的旧习的卷土重来，已构成对于现代进程潜在威胁。回望也许无用而毕竟有益，至于可作为存在的思考的证实：我们曾经面对过历史的积重。

    目下文学艺术向着商品的滑行现象令人吃惊。故作昂扬的应时之作与自甘沦丧的插科打诨比比皆是，肤浅乃至卑俗的逗乐使衣冠楚楚的节目主持人看上去都像是不入流的相声演员，整个的艺坛充斥着廉价的“绕口令”般的陋习，似乎人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耍嘴皮上了。

    人们一面在义愤填膺地谴责“五四”对于文化的过激行为的同时，一面却拱手恭迎当年被陈独秀、鲁迅等斥为“吃人”的那一套道德垃圾。有时，人们甚至因习惯成自然而说溜了嘴，连当年普通老百姓都为之不齿的“国粹”，也成了广告语汇般的口头禅。某种舆论倡导使“整理国故”一类的陈词滥调犹如时装表演那样到处走红。

    文化的沦落最明显的标志是它们失去批判的锐气。现实的严醒遭遇使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更为“成熟”了，他们懂得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保存自身而不致受到伤害。于是，配合着商业文化的兴起，一些洁身自好的文化人选择了机智的避隐。他们一时忘却人间烟尘而躲进了“传统”这一安全可靠的隐蔽所。

    然而，在艰难的时势中，我们的头顶垂挂着苍老的太阳。它时时提醒我们上面述及的那种百年中国的忘记。难道，作为这片土地的生民竟是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忘却我们脚下这片深厚的土层，忘却土层中的埋藏和郁积？

    现实种种呼唤着“脱俗”的崇高的有时却有点悲壮的投入。文学艺术诚然有其自身的律则，但它们对于切实人生的不可疏离却是始终的尊奉。人生和社会诸多的梦想或苦难，总是期待着文学艺术对它们有限的、甚至是无谓的承诺。

    世间万象之中，文学也许是一种既聪明又“蠢笨”的事业。当仕途或经营造出了人生的繁华和喧腾，而文学却在寂寞的一角心甘情愿地品味着苦涩，有时甚至要承受惩罚和灾难。这营生始终与悲苦为伍，它的思考和不满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是令人嫌恶的习性，而文学却毅然身负十字架流血于中途。

    人们为追求欢娱尽可游戏而调笑，但他们不应以文学为工具。当生存成了严肃的甚至危害的话题，而恣意游戏文学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便难免尴尬。人间游戏场随处都有，习于此道者大可不必羁留这满布悲愁和苦难的殿堂。

    新时期的文学狂欢已经落潮，多少显得有点放纵的文学正在急速地失去读者的信用。相当文学作品不再关心公众，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失去公众的关心。中国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识时务地从急流中拔足下来。他们以随心所欲的编织和制造适应消费的需要，他们忘却记忆并拒绝责任，他们对现实的逃逸既潇洒又机智，既避隐现实的积重，也避隐自身的困顿。文学的一缕游魂正飘飘忽忽地穿行在艺术与时势之间，装点着世纪末的苍茫时空。

    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歙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时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这倒也不必惊诧，因为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曾经为争取自由而蒙难，文学理应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召唤去做不是文学想做的事。这社会人们都在各干各的，又何必苛求于文学？况且，文学的天性从来就是充分个体的、自由展示的精神劳作。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的确，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用于政治。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人们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文学创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但文学显然不应抽去作为文学最具本质的属性。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文学应当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天正时谬、重铸民魂。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有悲壮的抗争，中国文学曾经无愧于它。当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猛然发现了上述的匮缺，触目所见是不尽的华靡和鄙俗。人们惊叹文学的失重，发现了文学与时势的巨大反差。的确，文学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文学可以是快餐和软饮料。但文学除了即食即饮之外，更有属于永恒的价值。对比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瀑布，一个贝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中国的文学，文学的中国！在这百年即将终了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为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带来一些理想的光辉？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圣、庄严和使命，以及与此相关的祈求，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

    又到了一个世纪的尾声。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如今活着的几代人大都还活着。但现今活着的我们都在慢慢地送走这个世纪的最后几抹斜阳。历史终于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思考这整整一百年，我们因而显得壮丽而悲凉。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古老的社会，一百年本来就是短暂而匆忙的，但自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末，灾难和忧患似乎没完没了，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了它的“漫长”。因而，关于它的思考显得异常沉重。

    本世纪开始的那一年即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清议报》八十二期）。这篇文章以富有远见的预示，代表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梁启超指出中国应当把握这个世纪的战略思想：中国有机会结束数千年停滞的封建社会向着开放的现代社会过渡。他认为当时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是俄国和中国。中国由于“19世纪狂飙飞沙的袭击和驱使”，“祖宗遗传深顽厚甸之根据地”已逐渐陷落，正是充满痛苦而又充满希望的弃旧图新的改革时代。他形象地比喻当日的中国“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话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热切呼唤“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20世纪即将过去。中国这只争取新世纪的崛起的航船，至今没有驶向大海。（也许驶过，但自然和人为的恶浪颠簸了一阵，总是又驶了回来。）蔚蓝色对于我们，至今还是一个美丽的梦幻。中国和中国的知识者并非没有识见，然而我们得到的却只是面对这发表将近一百年的《过渡时代论》而生发无尽怅惘。

    应该承认梁启超的远见卓识。自文章发表之后，至少有辛亥革命宣告的清王朝的灭亡以及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样一些大事件发生。但时代无疑把失望留给了中国。中国这只垂老而犹思奋起的雄狮，几经颠扑依然未能猛迅呼啸于山林。而我们的同行者同样是古旧帝国的俄罗斯，以及具有同样文化渊源同时又有同样封建重负的日本，在本世纪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则似是一只在急浪中打旋的舟船，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挫折、受辱和折磨，终于又回到原先的出发地--20世纪末，中国再次展示自己驶向海洋的欲望。

    近百年中国国运不振，有深远的世界和中国自身环境的原因。但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痼疾不能不引起深重的反思。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为挽救社会的衰颓进行了悲壮的抗争。从严复关于西方启蒙学说的译介到谭嗣同的流血讲演；从胡适艰难的文化反抗到鲁迅全力进行的国民性批判；70年代以迄于今的大陆人道主义和人性解放的再鼓涌，以及台湾地区从柏杨的“酱缸文化”到龙应台愤怒的旋风……它们构成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画卷。这画卷是中国数代知识分子以血泪为黑彩所绘成。

    当然，与它相映衬的还有另一幅历史长卷：它展现中国民众为抗拒奴役和入侵以及为自身的分裂和困扰进行的正义的以及说不出其意义和价值的硝烟迷漫的画面。流血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令全世界惊愕的“文革”大骚动。在最近这场骚动中，数亿人如同其大无比的疯狂的蜂群，进行了无休止的吞噬和绞杀、阴谋和暗算，终于到了谁也无力支持的力竭而告终。

    两幅百年画卷令人悚然心惊。百年来有识之士挣扎以至捐生而徒劳，它未能挽救中国的艰危。

    我们这些与20世纪中国共过苦难的人，我们无疑将永远和这块土地亲近。我们的心情如一位诗人著名的诗句所写的那样--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该社会对于知识者的尊重成正比。虐待和凌辱知识分子的现实，不仅为这个社会打上愚昧和野蛮的金印，而且恶劣的人文环境使这些原可为社会精英者的个性和人格萎缩以至变异。他们在无数次的思想劫难中面对伤害而无力自卫，于是筑起心狱。他们在这里经受着比环境和他人的暴虐更为残酷的自辱、自戕至自萎。

    也许现今的一代人比任何一代人都要不幸，他们以伤痕累累的身心而要面对百倍、万倍于前辈的艰难困苦：十年的人为浩劫、数十年的社会异变、百年的战乱，文化的沦丧、文明的堕落，爆炸的人口、失调的供求、沉重的社会病……他们在无尽的期待和奋斗之中。一百年后重返中国的“过渡时代”。

    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大震撼。痛苦之后是失语，失语之后是缄默。新时期的文学狂欢节的谢幕，宣告激情时代的终结。伴随着90年代而来的是建立在冷静反思基础上的静悄悄的调整。以往的历次调整都是一种强加，而这次却是自觉的、也是一次良性的调整，没有号召，也不倚赖那种无根的“批判”，甚至也不理睬宣传的喧嚣。

    当然，商业狂潮的袭击干扰了这种平静。但商业性的影响显然被宣传夸大了。我知道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仍然坚持在寂寞和清贫的一角，他们“临渊而不羡鱼”。从根本上看，文学的蠢动是反常的。文学之引起轰动，多半是由于文学做了别的什么，而文学的常态则是受到社会中心的冷淡。股市和金融，政治和战争，甚至一个女星的隐私，都可以造成轰动，而文学基本上不能也不为。文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调节，从久远看是一种滋润，而总与急功近利无缘。因而文学的天命则是自甘寂寞。

    这是一个接近百年终了的庄严时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国志士仁人，如何用苦难来谱写那个世纪末的悲壮乐章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用玩笑和肤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文学。我们希望少一些噱头和脂粉气，多一点严肃精神。眼下闲适太多、调皮和花鸟虫鱼太多，刺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忧时之作。上一个世纪末的忧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时行乐的浅薄轻浮。人们！难道金钱和权力把中国所有的良知和正义感都挤压去了？

    在中国，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是太多，而且，他们要么飘泊和流浪他乡，要么隐居避世，一些应当是雄姿英发的盛年才俊，却是从心理上和艺术上充满了“老态”，他们的颓唐甚至让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感到吃惊。

    十年的奋斗，我们争来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间自由度，但是我们的不少文学家却在无谓地荒废和抛撒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自由。我们从那里听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听到了在珠光宝气的言词装饰之下的庸俗和浅薄。相声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它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的机智和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我对相声艺术和相声大师充满了敬意。目下相声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已让人感到了这一艺术的可怕的沦落，但更可怕的是，它的粗鄙和庸俗风气都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蔓延，许多的节目主持人，许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染上了这种“相声气”。有一个夜晚，其实是所有的夜晚，你打开电视机，随处可见小市民情趣的废话和无聊的泛滥。还有所谓的戏剧小品，从南到北的几个“幽默大师”的逗乐、喜剧不是喜剧，丑角不是丑角，把中国人的麻木和痴呆再现得活灵活现，在他们的演出中，鲁迅痛苦的鞭答变成了兴高采烈的肯定！

    还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下的明确无误的复古空气，从娱乐式的祭孔表演到建《金瓶梅》中的狮子楼，到西门庆的家宴菜谱。所谓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随地可见的御酒、仿膳、宫廷秘方，使我们周围充满了腐朽颓废的空气。这一切窒息着我们，无情扼杀着世纪末残留的哪怕一点点生机！

    有人批判五四的激进思想，以为中国现今的弊端与那个激进思潮有关。我们可以承认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激烈态度有片面性，但也许其中就蕴含了他们的睿智和投入精神。我想发问：面对这一浪高似一浪的颓废和妥协，我们对于不断制造出来的古董或假古董的肆虐，较之那些浅薄平庸的“全面性”，那充满崇高精神的愤世嫉俗的激烈，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人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到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的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却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沉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的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却奇妙地服从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

    新世纪的钟声正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我们已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近百年我们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我们依然是世纪的落伍者。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我们，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迷漫硝烟惊破了强盗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蹂躏和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愚钝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意识催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做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英的使命感的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功绩。

    艰难的时世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顾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想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罪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祖先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的意识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自有它们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踢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的人而可能掩饰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一种前倾的氛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传统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对人性和民主体制的迫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时世，为此文学曾经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想；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国。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可能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人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废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那真的意味着文学的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想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自身的醒悟仅仅是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所得的教训太多了。当然文学应该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无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作为20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他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自身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中国文学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完成了由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转变。这个转变当然是世界工业革命对于文学的召唤--中国极度辉煌的古典文学，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不能适应而感到了尴尬。不管是叫做文学革命还是叫做文学改良，无疑都是现代化的召唤所激发的热情。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者，开始致力于文学转型的寻求。从改良主义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到新文学革命，都是对于这种召唤的响应和实现。这是中国文学在世纪之交进行调整的根本原因。

    但中国社会在近代产生的危机，更是直接刺激文学变革的动力。封建王朝的衰落以及国内社会的动荡是内忧；1840年以后接连不断的外国入侵、国土被瓜分是外患。灾难不仅袭击着广大的国土，而且袭击着亿万的心灵。富国强兵寻救的四处碰壁，导出了对于旧文化的批判，从而发出了唤醒民魂的要求。在众多挽救危亡的药方中，文学改革是一剂切实并付诸实行的药饵。近现代以来众多杰出的文学家的投身文学，几乎都怀有这样悲壮的动机：即他们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笔墨表达时代的苦难，一方面要用文学以唤醒沉睡的民众，去战胜苦难。从这点看，中国文学负载社会政治功利的“工具”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并不单是某个时期、某一地区的提倡。

    尽管这“与生俱来”的品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作为“负载”的工具，则是基本相同的。这就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先天性的品格：从一开始它的重心就不在审美层次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审美的冷淡--就多数作品而言。产生在艰难时世、受命匡时救世的文学，它有投入的负载的热情，一开始就把“政治”（广义的）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艺术”（狭义的）放在了第二位。从这点看，“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未必是某人的首创，只不过是某人把这一要义不加掩饰地挑明了而已。

    尽管中国文学不乏审美的传统，但在艰难时世，却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东西、假如连存活都成了问题，美还有甚么价值呢？所以，放在具体的环境里来考察，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轻视审美、抹杀娱乐、甚至放逐抒情，均是可以理解的。近百年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宁，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极其恶劣，那么，把文学当作药饵，用来疗救社会和疗救心灵，便是正常的。相反，若是生当危难，耻言责任和使命，而把文学用来享乐和把玩，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清季道、咸以后，国势沦落，悲情满野。文学的主流形态，少欢愉而充满悲苦：谴责小说多愤世嫉俗之言，诗多慷慨悲歌之韵，时论散文则多警世沉痛之语。当然也有怡情闲适之作，但甚为罕见，且多半置身于主流之外。即从写美艳之词的苏曼殊的作品来看，在他的那些传诵一时的律绝中，通过那表面的徉狂，也不难发现隐曲的悲哀。及至“五四”新文学兴起，如鲁迅、茅盾的小说，胡适、郭沫若的诗，田汉、曹禺的戏剧，这些主要的文学现象，都紧紧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射于国家兴亡、社会盛衰、民众的觉悟、民魂的重铸之上。

    文学家的激情萌发于现实生活的沉重。由中国的积重，进而反思历史：于是发现中国旧文化的弊端，发现鲁迅称之为的礼教的“吃人”。觉醒的文化把沉重的批判带进了文学。于是，本来就已相当沉重的文学，更有了数倍于前的负重！韩愈讲：“和平之音淡薄，而怨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中国文学发展的近百年中，悲苦沉重造出了辉煌。从这点看，应当感谢苦难。而在文学发展的某一时段，现实曾经是晟哀，而文学却充满了欢乐，这就造成了文学的灾难。

    随着80年代的结束，一个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阶段亦随之结束，这已是事实。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文学变革，而经十数年的充满激情和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已是一枚丰满的果实，迎到了它的成熟期。从文学的创作、研究和理论批评，以及文学翻译、中外文学交流等方面看，它所已达到的充分的程度，为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所仅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历了对受到极大破坏的旧有文学传统的修复；冲破文化禁锢之后借鉴西方经验、引进西方观念方法的积极性的发扬；以及长期受到压抑的创作欲的激扬和喷发的一系列符合规律的演进之后，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新时期文学通过后新诗潮、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诸多现象，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更迭的条件和可能性。

    前此一个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喧杂和纷乱局面，一方面说明文学觉醒所已达到的自由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已经具备了广泛实践前提下进行选择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如同地层内部岩浆的燃烧和沸腾，当一切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等待的只是一个爆喷的突破口和触发这种爆喷的时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的开端，被确定在80年代，这只是偶合。即使中国社会不曾发生什么，文学的转型也会在这个时期的某一时出现。

    当前我们企图把90年代开始的文学形态作一种新的概括，被叫做“后新时期”的这个概念至少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作为开放中国的开放文学，它们同属于文学的新时期；一是作为在80年代走过了完整阶段的中国文学，这概念确认了文学自身延展、变革的实质，即对它由前一个形态进入后一个形态的转型的一种归纳。对文学思潮或运动进行一种概念的归纳，由此提出一种新的范畴，目的在于给文学的发展以一个新的符码，便于人们的辨识，并且期待它对文学的研究起实质性的推动。这概念并不空泛，它是一个文学阶段终结、另一个文学阶段开始的具体信息的传达。

    一个新的文学阶段的开始在90年代，它无疑将为90年代文学描画出一个具体明晰的轮廓，但它的使命不一单是对90年代文学进行某种描述。作为跨世纪的文学现象，这一特定的时代将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特定的品质。它将投射出处于世纪末的中国特有的忧患感和悲凉色彩，并且将具有面对新世纪的充分幻想和憧憬，以及对未来不可尽知的苍茫氛围。总之，世纪之交的机缘将赋予我们的文学以特殊的内涵。

    新旧世纪的交替往往会造出某种历史性的奇观。历史在这个时刻往往也格外钟情于文学。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举步跨出了古典时代，新世纪赐予文学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中国新文学是那个世纪摇篮中的新生命。一百年过后，我们有理由期待历史的公正，给我们以与我们的前辈均等的机会--一种新的选择和可能性。也许进入90年代之后的文学的沉寂和热情有退潮不是一件坏事，它给原先为创新而疲于奔命的文学以冷静的思考，这种思考将有益于心理、情绪，以至创作思维和方式的调整。

    告别80年代之后，觉醒的文学将拒绝非文学的行政性骚扰--尽管这种意图还无时不在--但拥有主体意识的文学会进一步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拒绝那种意图。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名称来概括这阶段的文学。90年代以后的文学将摆脱充当某种附庸的地位。文学自身的规律将给文学的发展规定可能性，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样由非文学的力量牵着走。我们始终希望，我们对文学阶段的划分和概括仅仅属于文学自身。

    （原载《作家报》1993年1月2日）

    我们的期待是久远的。历史终于为我们提供机会，于是严密的壁垒有了松动。海峡的这一边和海峡的那一边，透过那松动的缝隙开始对望。这种对望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既是神秘的，又是充满疑惧的。阻隔毕竟过于长久。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被分开的中国人当日怎样以幼稚的形式进行沟通，便知道这十年的两岸文学交往有了多么长足的进步。

    记得当年大陆某权威出版社先后出过若干台湾文学选本。选家的谨慎几乎可与人们进入布雷区的小心翼翼相比拟。那时入选篇目大抵不出思乡和阴暗生活的揭露两类。一本台湾地区诗选，竟然找不到余光中、洛夫、纪弦、郑愁予、罗门、杨牧的名字！造成这一状态的，除了长期隔离造成的生疏和偏见，还有严重的心理承担造成的惊恐。至于海峡的那一边，人们对对岸的隔膜完全不比他们的大陆同胞逊色。当局曾把30年代文学完全贬弃，人们甚至不知道鲁迅。1988年12月出版的《联合文学》第五十期，用了将近一半篇幅郑重推出《阿Q正传》及其评论，这举动便很能说明问题。该期的《街头访问阿Q》专栏报道，记者在繁华的台北街头调查了30人，只有5人表示曾看过《阿Q正传》。上述现象责怪任何人均无意义。它是历史的阻隔造成的文学畸形。近十多年来两岸作家、学者以有限的方式进行交流的结果，民间形态冲决时空和意识的樊篱终于有了收效：理解正在纠正误差，友爱正在涤荡偏见，心灵的彼此倾听消弭着文学的歧见。文学先于其他部门取得了从零开始的共识和整合。

    随两岸来往最先出现宗族血亲的寻根潮流而来的，是未曾明指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文学、文化的寻根潮流。台港地区作家和诗人只要是洞悉中国文学历史渊源和发展情势的，无不乐于承认该地区文学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母体的血缘。那里的文学同仁都确认该地区的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流脉，它的火种同样是五四前驱者所点燃。

    也许因为文学总是与心灵的沟通和谅解有关，文学最先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梦。虽然还是梦，但这梦是完整的。文学的交往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那种超脱的、以信任和友善为基础的格局，给予文学以外的那些领域提供了一种恒久而积极的范式。完整的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实现，也许需要时间和耐心。但文学显然不愿无限拖延它的期待。

    90年代带给我们的如下信息是确定无误的：文学中国的整合业已在悄悄形成。这种弥合历史裂痕的工作，带给当今中国的显然不限于文学自身的意义。文学以外的那些领域，无疑将从中汲取非常积极的并且是建设性的启示。当被分裂开来的两个部分，各自曾呈现出彼此的单调与贫乏时，二者的整合和至少因它们的互补而构成无可置疑的丰富。这个简单的一加一的故事，再一次成为文学中国的现实描写。

    随着本世纪40年代的结束，中国文学以我国台湾海峡这一水域为界线，展开了色调迥异的历史画幅。一边是叱咤风云的胜利者的欢愉，一边则是失去浓园的乱世女儿的悲凉；一边展现奠基创业的宏大气势，一边则浸漫着对于往昔的追怀以及无根的飘零感。内陆的雄浑粗犷与海洋性的灵动浩淼，以及南方温暖岛屿的明丽缠绵，这种反差极大的风格的各自展现本来就很动人，对它们进行对比、综合的整体观照，将带给文学以益处则是毫无疑问的。

    长久的隔离造成巨大的观念和价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令人焦躁，却因其本身的丰富和复杂，也带来思维的丰裕。近期展现的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差异便是一例，两岸学者的基本态度几乎是反向的，大陆趋于批判而台湾地区趋于保护。这种反差促使我们积极了解对方，从文化入手而延伸到社会的多层面，最终造成的是对于事实认知的深刻化。

    文学将从这种巨大反差的识别和综合中受益。对大陆的文学运动而言，它以往的积弊是由于对创新的畏惧造成的创造力的萎缩，趋同求稳的习性使浅薄的信效成为风尚。为此，异向参照和多方的补益不啻是一剂清醒的药石。既然我们曾经为改造、更新文学而向遥远的异方求教，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自己国土上的不同视点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文学整合。

    十年的辛苦经营使我们从交流中先于其他领域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文学中国的概念。我们越过长期的阻隔不仅了解并理解了对方，而且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历史的观照。我们从文学中国的初步整合中发现了彼此的矛盾、差异以及联系，从而促进了彼此的吸收、扬弃和自我充实。这诚然是一种胜利。但随着胜利而来的却是关于文学自身更为长远、也更为艰巨的使命，这就是庄严的下一步：中国文学的整合。

    文学中国已经以它的完整形态展现于我们的视野。它将悄悄地、也是不可逆转地从容消解文化上、心理上、精神上的彼此排斥而促成新的融汇。对于当代的中国作家和学者来说，我们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包容全部中国文学丰富性的描写角度和叙述体系。我们需要把海峡两岸包括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在内的多彩文学加以比较综合的广阔视野。当文学中国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时候，随之要求把这种成果转换为完整的中国文学的展示。

    具体一些说，我们现今的期待是一种既不是割裂的、也不是一加一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选本体系的实现。这种完整的中国文学的体式不是浅层次的粘加和表面化的堆积，而是消化之后把两岸文学加以溶解、调适和重新组织的文学视野、文学体系。我们期待着分裂和对立的结束。我们希望中国文学从今往后是一个不再分割的和高度融合的整体，而排斥被肢解的、破碎的和拼凑的展示。这种整体的中国文学研究，是我们未完成的中国文学梦。

    （说明：本文其以短论十三篇，是散见于各报刊杂志文章的辑录。这个工作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复成教授做的，在此，我向李教授表示我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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