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一体化时期是社会专政体制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是用不间断的开展社会运动的方式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文学也在这种意图之下，按照统一的模式从文学的内容到表现形式进行“改造”。在这种形势下，原先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中崇尚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的品质，逐渐地被表达群体意愿的“集体主义”所代替。凡是张扬对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个人风格以及个人独性，均被视为“个人主义”予以贬仰和批判。当时不断开展的政治和文学改造或批判运动，都旨在消弭这种“个人主义”。其直接的和明显的后果则是几代人在新时代的普遍“失误”。推进文学一体化这一重大构想的背景和支撑，是中国实行的对多种经济形态的国有化改造的策略。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构想。所以，对这个文学时代的概括，可以称之为“计划文学”的时代，文学是按照一种固定的、统一的模式进行生产的“文革”时期的“样板化”是其极端的表现。行政的约束力强化了，文学的民主性在萎缩，而五四新文学中原有的功利性因素，又因中国特殊的社会处境而膨胀起来。计划的文学推进的结果是政治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是左翼文学兴起之后确定的目标。这一思潮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内涵。由于战争的驱动，使中国把文学的基点放置在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方面，适应农民的需要成为文学的新方向。这样，中国文学的重心就发生了由本来就薄弱的城市转向了农村。4050年代之交，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是农民文化。以城市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受到极大的冲击。城乡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矛盾和冲突，是50年代以来许多文化、文学悲剧产生的根源。
在众多的失落中，却也有意外丰硕的获得。由于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倡导，文学比以往更为逼近底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在表现农民由奴隶到主人的生活方面。这是农民文学的胜利，赵树理是其中最杰出的大师级的作家，他创造了中国农民的系列形象。
事情到了极限，就意味着转机。开放的时代唤来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青春期。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社会新时期的派生物。它直接被开放中国的阳光所照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是蒙难的幸存者的归来之歌。对社会和个人的苦难的宣泄，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沉痛和激愤。它改变了一体化时代的“欢乐颂”统一涵盖的格局。对社会异化的批判，伴随着苦难的叙述进入了文学，这是又一个解放的、激情的时代。这时代最常用的词汇是春天和反思，文学恢复了它对生活的真诚。破坏的年代结束了，这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在精神的废墟上召唤人性的复归，历史又一次把启蒙的使命加诸文学。极端的暴虐使人联想起中国漫长的封建暗夜，文学再一次引发人们批判非人的残暴、批判“吃人”的历史。新时期的文学家，几乎每人都自觉地肩负起历史沉重的闸门。他们的文学不是无所为的，他们的文学志在唤醒受欺凌、受压迫、受愚昧的无数善良的灵魂。
要是说，中国的“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学的浪漫时代，那么，文学新时期则是一个擦干血泪之后的狂欢节。
80年代的终结是狂欢节落幕的日子。文学的后新时期无疑是文学新时期的继续。它是一个结束，可能也是一个开始。所谓继续，是在社会开放、文学开放的层面说的，开放的时代在延伸。开放赋予文学以新时期共有的内涵，但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解体，却暗示着某种可怕的“结束”。所以我们要重新召唤文学的理想精神。
市场经济无形的巨手笼罩着中国社会，也笼罩着中国文学。这社会无疑是在进步着，摆脱了精神枷锁的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但对自己之外的一切感到冷漠以及对历史的遗忘，也正像流行病般地传染着中国的创作。这就是我们在前进路上无以摆脱的隐忧。
1988年12月12日于北京大学
《南方日报》1999年1月27日
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讲演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弯曲的道路，它受政治的制约过于深重；这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点状态。“文革”对于中国文学的戕害已为世所共知，这段历史的畸斜业已成为过去，我们不妨从略。
“文革”的结束宣告了社会的开放，同样也宣告了文学的开放。文学从过去的单一而僵硬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开始了自由、奔放，而又充满探索和创造激情的新时期。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仿佛是度着一个漫长的狂欢节。中国文学在清理历史造成的伤害中，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并且满怀信心地迎向崭新的时代。这个始于70年代末、和中国的社会改革呈同步状态的文学新时期，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最值得纪念的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文学成为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声。当然，最早传达出这种时代氛围的，仍然是充满批判精神的对于旧日噩梦的追忆，并以此体现出对于动乱时代的反思。70年代末，这种文学的反思，最早是以张贴的方式出现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的。中国诗歌变革的最初信息，通过食指和黄翔的作品来到了当时渴望突破沉寂、但又苦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情绪激动的文学界。黄翔的《火种交响曲》直接表达了对于“文革”的批判；食指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概括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令人永难忘却的悲哀的场面，而他写于“文革”中并得到广泛传抄的《相信未来》作为绝望岁月中的希望的声音，体现出中国人抗拒覆灭顽强生存的信息。
1978年一份民办的油印刊物出现在北京街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最初的、基本的阵地《今天》。《今天》集聚了一批中国矢志进行文学和诗歌变革的青年诗人。它的代表人物是北岛、芒克、多多等诗人。北岛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他以名篇《宣告》，宣告了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他的另一首广为传诵的《回答》，以警句般的魅力揭示了中国“文革”时代的真质--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沦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其批判的箭矢当然是射向那个黑暗的年代。“朦胧诗”传达出一代年青的挑战者的心声，并在深沉壮阔的背景上走来了中国文学革新者的身影，他们是饱受苦难而又不屈服于苦难、诞生于黑暗而又追求光明的“一代人”，这样“一代人”的形象，通过顾城的同题诗得以非常有力的概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晴，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朦胧诗”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和批判，这是非常自然而毫不值得奇怪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朦胧诗”作为时代和文学开放的最初的风，它带来的是一场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式的巨大震撼。在顺从成为秩序的时代，反抗和怀疑--不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是惊世骇俗之举。当人们被告知和要求一切都应当“相信”的时候，有人敢发出“我不相信”的《回答》，无疑是一种异端的反叛。历史是无情的行进，现在，《今天》所带来的震惊和激动，已经成为昨日的沉静。对多数的人而言，他们已经不再怀疑当年的艺术反抗所具有的对于中国文学推进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批对现有秩序不满的青年诗人的反抗，方才带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全面变革的局面。
80年代初期，一篇由大学生卢新华写出的短篇小说《伤痕》，以其并不成熟的艺术技巧仅仅因为表达了令人唏嘘悲惨往事，引发了中国人对于“文革”动乱造成的心灵创伤的回忆。也就是以这篇小说的出现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伤痕”的实践。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文革”后一度不知往何处去的文学创作，具有开风气之后的首创意义。它消弭了历史的断裂，接续了本世纪初鲁迅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迫害的孩子”的声音。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这补充了几个字的呼声缺乏新意，但却包蕴了沉重的内涵：中国的最年青的一代人，因为文化传统的受到破坏，亟待从无知和愚昧中得到新的拯救。
“伤痕文学”因为对于历史造成的从肉体到内心的沉重灾难的捉摸而传达了全社会的悲情，人们在这种历史反思中得到普遍的启悟--决不允许这种灾难在往后的岁月中重演，实际上，这是对于动乱年代的批判性回顾和思考。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把思考从幼稚的孩子引向了成熟的中年人。她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医生陆文婷的普通生活触及了社会苦难的深层，特别是心灵深处的内伤。女作家所描写的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和尴尬，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人们在“伤痕文学”的沉重叹息声中，对于反常年代的真质有了新的认识和反省。
中国80年代文学曾经呼吁“现实主义”的回归，其目标也是针对文学的陷于空泛的“政治”的弊端而言。文学严重地脱离了民众的真实忧乐，文学成为虚假的空中梵音，政治对于文学的侵犯使文学成为虚假的空言。于是，文学变革的最初的呼唤，便是要求文学回到社会真实的出发点。“伤痕文学”正是响应了这一“重返现实”的召唤的切实有力的实践。由于它传达了广大民众的体会和情思，它普遍地获得了社会热情的肯定。尽管现在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存在着过于近切的表达动机，作家的视点显得拘泥而不够开阔，但文学还是相当丰富地提供了关于动荡生活的思想情感的资源。
新时期文学在它的推进中从情绪化的控诉批判逐步走向深入。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表层的对于苦难的复述和抚慰，而是深刻地寻找造成这一巨大社会悲剧的内在原因。文学的反思以更为深广的规模在实践中展开。人们开始追问政治因素背后的中国式的精神、文化、民族性等方面的各种因素。对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积习的批判，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作家和中国诗人开始探究“文革”动乱与封建传统之间的关联。对于个人价值的确认及人性的呼唤成为“反思文学”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是说古华的《芙蓉镇》中的那个疯子最后的锣声作为“疯子的警钟”还多少停留在“文革”事件的浮表，那么他的最后短篇《爬满青藤的木屋》，则向人们开启了中国僻远角落里黑暗愚昧一间木屋的窗口。正是社会开放通过文学开放，给无限沉重的深远投射了一线光明。
中国文学因为感知了古典暗夜的漫长和沉厚而重新做起本纪世20年代的现代梦。这种受到社会现代化鼓舞的“现代情结”重新引发了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热情。尽管现代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各处的游荡多少已经显出它的老态，但是中国对它的追求，却依然充满了青春期的狂热。这种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始发于“朦胧诗”。“朦胧诗”的倡导者在《今天》的“致作者”中最初表达了他们的信念，即中国诗的发展除了“纵的继承”之外，还要注重“横的移植”。他们最早把文学的视野投向了广阔的世界。这种重心的倾斜，和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消极性的、以及“文革”动乱的社会基因的关注都紧密相关。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热情，曾经引起过关于真、伪现代派的讨论。究其实，中国的这种对于“现代”的倾心，它涉及了艺术层面的开拓和引进的需求和渴望自不待言，但更确切地说，更迫切和紧要的动机则是它对于以“现代”来冲激和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苍老”之关注。在诗歌和小说，乃至绘画和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过围绕现代主义展开的激烈论争，这是新时期文学艺术严重的内在矛盾的外化，除了艺术观念的歧异，更有文化观念的差异与抗衡。中国文艺对于现代主义的关注，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它不仅接续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关联，而且极大地开启和丰富了中国文艺的思维和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以对现代主义的重新关注为契机，中国文学显得固化的肌体仿佛涌进了一股新鲜的血脉，它神奇地顿时充盈着青春的光艳。
原先单一的文学格局于是被打破。异质的文学仿佛是一根楔子，打进了中国文学此时显得僵硬的肌理，终于劈开一道裂缝。外界的光亮穿越这一道裂缝，于是开始了对于原有的秩序的冲激。中国新时期文学就在这样万花筒般的变幻中疯狂地旋转了起来。长久的文学饥饿，造成了一种海绵般吸收水分的姿态。新时期文学就以它的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终于面对着开放的世界。80年代是中国文学吸收世界各种流派频率最高的年代。各式各样的新潮或非新潮，冲开了中国以往封闭的大门，从象征派到魔幻现实主义，从女性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几乎是外面有什么，中国也就有什么。中国文学从过去的“大一统”一下子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
所有的借鉴和创造，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确展示出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又一次辉煌，它以崭新的面貌刷洗了历史留下的陈迹，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开始了广阔可能性和创造性的角逐，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如今这样的丰富和繁盛。但在这样的急匆匆的行进中，的确也表现出单纯追逐新潮的浮泛。文学因失去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关怀而显得有些失重。有的作家因过于迷恋技巧而失去对深度的关怀。这些弱点都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期待中国作家严肃的回答。
事情十分明显，文学必须在提高全社会的精神素质方面负有使命。文学的出发点和创造过程都离不开个人，但文学并不是个人的事业。文学要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文学将失去一切的意义。中国作家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面对着物质逐渐发达而精神受到轻忽的无情现实。中国文学如何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崭新的成就证明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无疑都是一些严肃的命题。
新、马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亲密朋友。新、马华文作家在发扬中华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一直为中国文学同仁所倾慕。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文学知心。文学没有国界，何况我们之间还是同文同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文化传统把中国文学和新、马华文文学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加上各方面的条件的改善，我们之间机会和可能是无限的。在这里，我衷心祝贺中国文学和新、马华文文学的友谊与日俱增，也衷心祝福新、马华文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1997年5月28日5月30日新加坡--吉隆坡
调整我们的学术理念--在香港岑南学院的一次学术谈话
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论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或是澳门地区，更不用说在大陆，都把那个地区现代文学的发端溯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这种超越时间和意识形态的认同，体现了那场文学革命的恒久魅力。我们之所以格外重视这样的认同感，基于中国本世纪以来的艰难时势造成的事实，即，先是由于国势衰弱导致的国土割裂，后是由于政治地图的划分而延续了那种事实。时间的阻隔造成了民族的悲剧，也造成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的遗憾。
长久的隔膜使误解成为常态，而理解和共识则成了奢侈。不久前，一份台湾地区刊物郑重其事地重新发表《阿Q正传》，并以实地采访的方式访问了各界人士是否知道鲁迅其人。受采访的大多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但不少人回答说“不知道”，也有说“听说过有这个人”的。至于生活在大陆的人对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文化事业的少知或无知，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长久的敌意和拒绝往来造成了沟通的断绝，因为互不理解当然也谈不上研究对方。都说中国是完整的，但各个学术部类的研究却都是破碎的和割裂的。进入50年代之后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大陆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文学研究基本上只停留在各地描述自身，于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展现全景。以现代文学的批评研究而言，大都未能把对方纳入研究视野。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只是“半部”而不是“全部”。
近年来人员和资料的有限沟通促进了彼此的了解。也许文学最能拨动久经对峙渴望温馨与重聚的心情，它成为了民族和解的先行。当文学以情感的方式在台湾海峡架起桥梁，我们眼前便浮现出一种新的构想：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政治和解之前，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提供“大中国”的概念和学术视野。当然最令我们关注的是涉及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这一领域，一种全景观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及理论批评的整合，己经具备了条件和基础。
当我们在长久的隔离之后了解对方，顿时发现那造成民族遗憾的一切却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动人的一幕；历来都是大一统的中国文化因时空的间隔而在各自的地域中养成了各自的性格。这种一个文化传统中的互异性提供了互补的可能。如下的现象令我们极受鼓舞：当我们发现由于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局限而造成自身的缺憾时，我们过去所不知的对方恰好消弭了这个缺憾。我们的构想因受到上述现象的启悟而诞生：在大中国的视野内对文化和文学研究加以整合的结果，将弥补各自的不足，呈现出来的将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完整和丰富。
以新诗为例，大陆的新诗因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一种单一的规范。五四初期形成的多种诗艺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那部分诗歌现象基本断流。这使新诗在这个广大地域内形成某种匮缺。但若是换上一种视角，我们的遗憾便会在整体的中国文化观念中得到补偿。当我们以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现象作全景的考察，便发现当大陆现代诗“断流”的时候，在台湾地区却是地表上的激涌。台湾地区50年代兴起的以纪弦为核心的现代诗运动，恰好成了中国诗运并不匮乏的说明。
我们从这种“大中国”的文化整合中得到好处，远不止于上述那种弥补性的充实。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间隔的存在，以及我们对于间隔的省思，使我们获得极大的精神营养。近年来大陆某些论者基于维护自身的观念，以台湾地区现代派的“回归传统”（假定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为例，认为在彼地彼时尚且“行不通”的东西，而这里的人反而趋之若鹜，是未曾接受教训之故。事情若从另一种角度审察，便可得出另一种判断。这就是正是由于台湾地区诗界在一个时间内面向西方和现代主义诗歌，他们从中得到了异质的经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并有效地建立了开放的中国诗歌观念，可以说，要是没有那个阶段的“向外看”，也就不会有今天台湾地区诗歌的成熟。这恰好为大陆的诗歌的缺陷提供了正面的而非负面的经验。
要是从这样的点滴经验出发进行清理与积累，事实将提供给中国文学历史研究及理论批评以诸多的精神财富。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全面的、整体的脉络的梳理，从中总结出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荣衰、消长、优劣、得失的鉴别，我们便能清理时间、观念形态，以及心理情趣所造成的偏见从而达成共识。
民族的分割造成的灾难历史已有证实，但从一定侧面上看，拉开距离之后，一些历史事实由于时过境迁，也易于排除当时的情感因素采取更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因而也可能是更为全面的判断。例如对“新月派”以及梁实秋的文学主张的看法，对胡适以及陈西滢等的批判的看法等，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人文环境的变化，当年沉重的话题自然会变得更为淡漠超脱。这种改变无疑会给文学的批评建设带来好处。
中国文化的深厚浑重在大陆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大陆丰富的文化积存、雄厚的人力、开阔的视野，以及随着社会演变而剧烈震荡的历史事实提供的启示，无疑将给另一些地区的研究以助益。革命改变了甚至消失了的诸多现象，而在另外的环境，人们将发现那里有可贵的存留。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环境生长着的不同观念，这种歧异拥有的积极意义远较消极意义要多。二者的整合将使整整几代人受益菲浅，它至少会给那种自认为权威的定于一尊的思维定势以质疑。一种宽宏的、开放的、兼容的文化思维将从这种整合中逐步确定。
近百年来的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生机，也带来困惑。它无疑启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心智，并给中国文化和文学注入了新的、现代的精神。它导引中国文化走出古典主义的桎梏而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但几乎从严复和林琴南那一代人开始，我们就没有处理好东、西学冲撞所带来的矛盾，香港地区自沦为殖民地之后成为重要的国际城市，世界性的商务、文化交流使它在长时期保持了中西文化共处的事实。在那个地区，与世界诸种文化的交往和关联，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不再具有像内地那样“大惊小怪”的轻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以及台湾地区文化建设中的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处理的经验，将为中国新文化建设展开新局面。
在文学艺术的很多领域，例如流行音乐、电视、电影在近年来的交流，使交流的各方都受到好处。前些年台湾地区校园歌曲在大陆的流传，对大陆音乐走向民众的通俗化产生了好影响。而近十年大陆的文学作品以及大批辞书辞典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出版，对增加该地区的文化建设的厚重感也大有好处。大陆作家如阿城等在台、港一带知名度很高，他们已为文学的“大中国建设”做出贡献。作家、艺术家之间的来往有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他们是艺术使者，他们的功绩在文学艺术技艺的相互交流中而彼此丰富。先于政治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会给中国整体的文化建设以积极的影响。我们将在这种整合中建立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新秩序。那种按政治阶段或是以行政观念分割的学术史、艺术史将成为过时之作。人们将在历史给予的机缘中，调整自己的观念和心态，以更为超脱的、宽容的、同时也更开放的姿态，改造长期形成的偏狭，并重构我们的学术秩序。
追求学养与人格的统一
闻一多先生遇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但他的牺牲给我的心灵以震撼。我来不及理解他的博大精深的学说，也来不及理解他的丰富伟美的人生。但我能够理解他对邪恶和强权的抗争，因为我和他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片大地上，共同体验着濒临绝望的感受。他的那篇最后的讲演，是一篇向着黑暗宣战的檄文。闻一多的死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少年的心。在我有限的知识中，知道岳飞，知道文天祥，知道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为国家、为民众、为自己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赴死的英烈，我认定闻一多就是他们中毫无愧色的一位。
那时闻一多先生给予我的启发还不是诗和学术，而是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精神--他认定了一个真理，明知前面是火海刀山，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他就是这样在黎明到来前的最黑暗的时刻，把鲜血洒在了昆明街头。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我，使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庄严的和崇高的。后来我年龄渐长，懂得东西也多了，才知道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闻一多，才知道他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海洋般的渊博。
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至多不过百年。但人为着未来的创造却要付出大约人生全过程的1/3的时间做准备，这就是学识与经验的积累和训练。待得拥有创造的可能时，人生的极限也快要到了，这是作为人谁也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闻一多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他把生命精练化了，他的勤奋和智慧，使他在刚及中年时，便在所涉及的领域都造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而且都体现为到达极限的状态。更为让人惊奇的是，他涉及的范围竟是那样地广泛！
最早出现的是诗人的形象。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创造了当时是、现在依然是的新诗创作的经典性的作品。他的建设性的新诗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新月派”的创作，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特别是建立新诗格律的理论的提出，至今也仍然是未曾过时的理论命题。数十年后的今天，在回望中国文学百年的各种评选中，《死水》始终列名为数不多的得分最多的佳作的行列，这是历史对于闻一多贡献的肯定。
接着我们看到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易经、诗经、楚辞、庄子、乐府，更有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从中国文学到中国文化，很少有闻先生未曾涉猎的领域。更让人吃惊的是，闻先生还是一位艺术家。他画过素描，设计过书籍封面，还有戏剧布景。徐志摩描写过的闻先生早年的居室的特殊布置，加金边的纯黑色的四墙，体现了作为诗人的艺术家情怀，更是一段文坛佳话。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过闻一多：“他的智慧若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是爱迪生、牛顿那样的人物。”这是对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一种评价。闻先生把他的智力用在艺术、诗和人文科学方面了，他创造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完成了一个全面的人：诗人和学者的统一、艺术家和爱国者的统一，简而言之，是学问和做人的统一。
闻一多做学问到达了一个高境界，做人也到达了一个高境界。他做学问，到底也是为了做人。做学问的最终，也旨在改善人生，改造社会，使人类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闻一多用生命写就一本大书。我们读这本大书，始终是在仰望一座高峰，这是我们用毕生的精力也无法到达的高峰。
人民日报2002.3.24
从文学建设想到文化建设
--首届深圳读书论坛·谢冕演讲录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不断生长的城市。80年代初期我第一次来深圳，那时的老东门是深圳最繁华的地区，那时的中英街是这个城市的窗口和骄傲。现在的深圳，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地方。我走过许多城市，还没有看到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好像每天都过着文化的狂欢节。
记得80年代初期，我来到深圳，最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为的是可以稍稍窥见“资本主义繁荣”的一角。但那时看到的，是物质的深圳，不是精神的深圳。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深圳的大剧院、音乐厅、深圳书城和特区文化中心，以及深南大道的灯火、街头的雕塑、鲜花，都在说明这个城市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文化特区的深圳，她既是年轻的、生长着的，也是尊严的、高雅的。
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从“文学建设”想到“文化建设”，“想到”是因为我对文化建设更多是一些感性的想法，重点还是在文学方面。
一、世纪之交的文学使命
最近几年，我经常由当代文学想起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经历。两个世纪之交让我有了些思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两个阶段，跨越了百余年，涉及3个世纪，并且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和大转型的时期。在前一个阶段，中国处于结束封建制度和建立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期；后一个阶段，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另一个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的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结束了长期的计划经济而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
有趣的是，这两个社会转型期，又都是中国文学产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呼唤着文学的转型，也可以理解为文学的转型影响着并且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将两者联系起来，可以理解为社会要求变革，随之也要求文学配合并完成这种变革；当然，由于文学完成了这种变革，使社会变革的实质得到了更完整也更鲜明的彰显。“五四”新文学说明着并证实着当时的社会，当今的中国文学也说明并证实着当今的社会。
在第一个世纪之交，文学以社会变革的背景为舞台，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文学革命，白话的文学终于代替了文言的文学，文学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先锋。
为了实现中国的梦想，文学决心打碎一个精美的陶罐，创造出一个新的容器，用它来装填新思想、新情感、新事物。那时，文学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一个庄严的使命，一个崇高的承担。这个使命和承担就是救亡启蒙，强国新民。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忧患深重，文学革命的目的，说透了是通过文学改革社会，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借文学唤醒民众、重铸灵魂。这样的目的埋下了文学的隐患。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工农文学到“文革”文学，迅速地走向了深刻的政治化。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属这枚苦果，我们品尝了至少半个世纪。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个现在还在进行着的文学，也是产生巨大变革的文学时期。这个变革可以简要描述为：文学正在改变着它的传统职能，正在从政治和宣教的层面走出来，走向了消闲和娱乐化。沉重的文学正在变成轻松的文学，集体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向着个人的文学转移。从整体上看，统一的文学已经分裂，单一的文学正在被多元的文学代替。这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大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及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并不比“五四”新文学革命逊色。
我们还是在打碎一只罐子，这只罐子经历的时间当然比古典文学经历的时间要短得多，但同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过程。如果前一次大解放的重点是“革命”，那么这一次的重点却是“文学”。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文学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文学的“非文学化”，即文学试图挣脱政治对文学的捆绑，争取文学自由的大抗争。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我们或者是亲自经历了、或者是接近了和感知了中国这两次伟大的文学解放运动。这是大破坏，也是大建设。不论是破坏还是建设，都指向了一个事实：文学不是与社会无关的事件。文学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中，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文学不仅是社会变革的说明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感到文学自身的品质受到了忽视，甚至损害，但这一切不能成为文学应当脱离社会的理由。“五四”时期的缺点，是为革命而忘记文学，现在这个时期的缺点，是为文学而忘却社会。当然，两个世纪之交，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后者是我个人不愿讲的。19世纪至20世纪，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时代使人多才多艺，那是一个巨星璀璨的年代，在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许多伟人。可以举出的人有很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他还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鲁迅、蔡元培、严复、王国维、孙中山等等，还有《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不仅是小说家，还是一位收藏家和实业家，他也是第一位甲骨文的研究者。
那是一个追求的时代，深重的民族忧患逼迫着人发挥他的所有潜能，用来改造社会，他的智能和才情，即使力所不达，也要尽力而为。例如林纾，虽然不懂外语，也要做一个翻译家；例如苏曼殊，以他短暂的生命演出了一个传奇和悲剧的人生，他是时代悲情的一个浓缩。所以，苦难产生才情，忧患造就天才。
现在是一个欢乐和享受的时代，没有巨人，也缺乏大师（尽管不乏命名为大师或者自认为大师的人）。这是一个相对平庸的时代，甚至潜藏着危机。而社会却在发生激烈变化，社会在创造奇迹，社会也存在缺憾，但是文学家们和哲学家们似乎对此都没有关注。文学很平庸，艺术很平庸，哲学很平庸！我们充耳可闻的是一些不成腔调的、语句不能的、千篇一律的噪音。
鲁迅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齐白石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侯宝林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梅兰芳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感受到的悲哀
二、重新评估文学“新时期”
“文革”以后，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新时期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部过程，它已经成为历史，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并没有过时的话题。我最近经常思考，“新时期”究竟“新”在何处这样的问题，发现还是有一些意思没有被注意到。以前说“新时期文学”是跟随着“文革”结束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而来，有社会形态的新时期，于是才有文学的新时期，这只是简单的套用。“新时期文学”有它特定的文学方面的内容，它的基本意义还是由文学决定的。
所谓“新时期”，是指文学告别旧体制，产生新体制的时期，结束了长期的否定破坏而进人建设的新的时期。
旧的文学形态是长期演变形成的，它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最后形成完整的体系，成为一种文学体制的漫长过程。
建国后，中国的社会优化容易产生激进的文学思潮，激进的文学理念认为进步的文学是集体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是个人主义。革命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这是当时的文学批评家的观点，以后又发展到惟一的、排他的文学理念，建立一种统一的文学形态和文学“样板”，这一切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深刻的文学和社会的根源。这是在计划经济下“计划”文学，这就是对文学的彻底的破坏。
一个雄心勃勃地要创造单一和统一的精神王国的想法和实践，应当说，不仅体现了非凡的想像力，而且也具有非凡的魄力，不幸的是，这种想像力和魄力造成了一个荒唐的文学事实和悲剧性的后果。
无论如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并背离了“五四”文学的初衷--是活的文学，是人的文学，前者指的是白话大学，后者指的是人的解放。批判文学的个人主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与文学的本质背道而驰，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崇尚自由、凸显个性、各行其是、拒绝雷同和仿效，没有个人对世界和生命的独特体验，没有特立独行的个人化的审美风尚，没有卓然自立的独特的艺术创造，一句话，如果没有充分个人化的精神劳作，就没有艺术，艺术创造是始终伴随着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而存在的。
“新时期”的文学就是对于一体化文学的告别和否定，它是另一个层面的开始，结束了在建设名义下的实为“破坏”的文学历史，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建设的新时期。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无限创造力的年月，在吸收新文学的传统精神和大量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文学产生了剧变，例如朦胧诗，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道闸门，它开启了许多文学体裁的革新。这让我想到我的学生黄子平的一句话：“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虽然是笑话，却不无道理。
三、文学自由的再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自由给我们满足，我们在对它不满足的同时也得到自由的享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享受开放的文学，我们厌恶那种“样板”，那种僵硬的文学模式和教条，那种千篇一律的艺术方式。对过去的某个时段，我们绝不会有任何依恋，但是我们又在这种满足中感到匮乏。
没有记忆和没有关怀的文学是可疑的，甚至也是可悲的。如果说前代人以文学为火炬，追逐过光明，那么我们现在在追逐什么呢？对文学的约束少了以后，作家以什么自律？
中国有丰富的记忆，但在我们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中，这种记忆是空白的，没有年代，没有背景，人物的面目也模糊不清。中国有沉痛的历史记忆，而现在的文学家却似乎非常轻松，我们始终是快乐的，我们笑容满面！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重在感觉精神中有哪些匮乏。在物质欲望泛滥的这个年代，只有艺术和文学才能抵制心灵污染，保持心灵的高雅和纯净。精神的陷落比饥饿和瘟疫更可怕！
（整理：侯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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