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凌鼎年的娄城世界

    乔世华 李秀丽

    每个有成就的作家都一定有他自己独特的文学疆域，这不仅仅是就作家的文体创造而言，更是就作家在文学天地中所造就的独特文化“城池”而言。譬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陆文夫的苏州、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刁斗的张集等等，这其中有的城市、村镇甚至在实际的地图上根本不存在，但在文学的版图上却熠熠生辉，令人恒久难忘、心向往之。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微型小说创作的凌鼎年，同样以生花妙笔为我们精心构造了一道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娄城世界。这是凌鼎年在微型小说发展上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他以富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娄城叙事“增容”了微型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微型小说发展的无限潜力：微型小说并不微并不小，它同样可以承载“宏大叙事”。

    在凌鼎年笔下，娄城是个五彩斑斓、古色古香的江南小城。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郁。在《倒插门》《药膳大师》《法眼》《斗草》《斗茶》《麻将老法师》等诸多篇章里，我们见识了娄城的独特风韵：娄城不管是城里或乡下，倒插门都不是失面子的事，也从没听说过谁因倒插门而被人瞧不起（《倒插门》）；娄城历来盛行斗草之风，此乃端午期间的一项民间活动（《斗草》）；娄城是麻将的发源地，当初娄城守粮仓的兵士是麻将的真正发明者（《麻将老法师》）；娄城的药膳文化源远流长，李时珍还曾来此拜访王世贞，委托其为《本草纲目》写序言（《药膳大师》）；娄城自宋以来就是著名的书画之乡，是娄东画派的发源地（《书女魂》《彻悟》）；娄城园林建筑成就骄人，明代以来，吴地有“姑苏园林甲天下，娄城园林甲姑苏”的说法（《憩园春秋》）；娄城习惯称打铁的张三为“打铁张”、箍桶的李四为“箍桶李”，如此风气是为着让人一听就知道对方是干哪个行当的（《玉雕门》）……作家甚而进一步在自己的微型小说中以“互文”的方式绵密细致地强化了娄城的文化底蕴的叙事，从而也强化了读者对娄城的文化记忆，如《服装姚》《铁嘴林》等篇仅是从篇目命名来看，就是对娄城人称道不同职业者的特殊习惯的强化；《书女魂》《收藏家沙里金》《废画》《带徒拜师》《藏书状元》等篇则是对娄城作为古老书画之乡的强力渲染；《嘴刁》《捡漏儿》等篇不仅是以释词方式对娄城人的土话、收藏用语加以诠释，还对娄城的美食文化和收藏热进行了精辟的解说。如是，娄城的风土人情、旧事新闻、雅人名流、历史掌故……不仅在微型小说这特殊体裁中得到了保留和宣扬，更要紧的是，这些文化风情的砖砖瓦瓦，经由作家的娓娓叙说，搭建起了娄城这座富丽堂皇风韵别致的文学大厦，娄城变得立体可感、清晰可辨、魅力四射起来。这当然得益于作家很好的历史文化修养，得益于作家饱满扎实的文化叙事和充沛的艺术想象力。因此，读凌鼎年的微型小说，我们不仅仅是获得了一些情节设置精巧的故事，经历了一次次的灵魂历险，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我们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文史知识、生活常识，我们也由此对娄城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产生了一睹真容的愿望。

    无疑，娄城的风情让人沉迷陶醉、心向往之。但事实上，娄城的这些民俗风情都只是作家娄城叙事所必不可少的铺垫和氛围，类似舞台、背景、龙套……因为作家更关注的是在娄城这个大舞台上奔波展演的众生和他们之间的故事，特别是那些文化界的异人怪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作家娄城叙事的焦点。因为作家本人就富有学养，所以他笔下出现的这类人的身份常常都是作家、画家、书法家、摄影家、收藏家、美食家、园林艺术家等名流圣贤……而这些艺术大家的言行往往与他们钟爱的艺术一样散发着墨香，飘溢着画韵，富兰气息，具玉精神，兰薰桂馥，玉骨冰肌。《天下第一桩》中的郑有樟深深喜爱着阮大头收藏的古桩化石——天下第一桩，却又无法搜求到，别人为他出了不少馊主意——让他拿婚姻当儿戏娶阮大头的独女或设套骗阮大头或低三下四跪拜，他都嗤之以鼻，而是扎扎实实搞研究作考证，以诚动人。别人冷言冷语，他全当补药吃，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阮大头呢，搞收藏不在乎升值不升值，只在乎自己喜欢不喜欢，郑有樟诚心诚意，对天下第一桩有真感情，他也便玉成其事却不求任何回报。《荷香茶》中的周寒冰人如其名，视荷花如生命，为人处世也濡染了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家有贵客，会待以上好的荷香茶，对方倘是名利之徒，则弃之如敝屣。《菖蒲之死》中的山水画家江百川耐得寂寞与贫寒，精心作画与照管菖蒲。《求画者》中诗书画三绝的大师高一清淡泊名利，一不参加协会，二不参加展评，三不拿出去发表。《憩园春秋》中的周汉章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保持着镇定和民族气节，与憩园同存亡。《天使儿》中的大画家商未央不畏流言，一心抚养和栽培他人的遗孤。说到底，所谓的“异”和“怪”，都只是因为他们不肯趋权附势，不肯人云亦云，有着自己的道德、职业、文化的操守。这些艺术家都是性情中人，做事不慕名利，都有着对艺术的痴迷劲，也浸染了自己素所热爱的艺术的清高古朴，他们的执著、专注、坚韧和赤子之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微型小说中关注和书写文化名人，这当然是因为作家自己就身在其中，作家对这一人群的生活特别熟悉。但凌鼎年绝不“嫌贫爱富”，普通市井人物同样会入其法眼，只要这些平头百姓、下里巴人有着文化气节、民族气节，他们照样可以得到作家的深情眷顾。《荣莉姑娘》中的茉莉姑娘虽然身陷泥沼，却蔑视威权富贵，有情有意，与贫寒有才的丁秀才情投意合，在心上人为奸恶之徒所害后，拒不接客，甘为心上人守孝。《酒香草》中没有酒就丢了魂的阿九虽然嗜酒，但在大义面前仍然意志坚定，宁死也不向日寇屈服，出卖抗日同胞。《扫晴娘》中的剪纸阿婆虽然花甲年纪孤身一人，但仍然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民间方式剪纸宣泄宣传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懑和抗议，在吉田太君的利诱威逼下，仍不卑不亢、断指明志，吓得日寇狼狈不堪连连慨叹“中国人的可怕，连一个老太婆都软硬不吃……”《老瞎子》中的环卫工人老瞎子收养弃婴，为救治弃婴的绝症而宁肯倾其所有，在得知惟一的希望就是给孩子换肾后，毫不犹豫地要换自己的肾，这一招不行，甚而为“用我的腰子换别人的腰子，再换孩子的腰子”这个好主意而“兴奋得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小昆仑石》中开大卡车的粗人叶多福完全是出于质朴的感情而收藏了小昆仑石，后来虽然家境衰微也还是出于质朴的感情——“人心都是肉长的”，把这块价值连城的奇石捐赠给了奇石博物馆。《阿麻虞达岭》中痴迷摄影的虞达岭，可以不顾及自身安全，不肯半途而废，终于捕捉住了无限风光。就连《大彬壶》中那个不知名的老叫花子，无比钟爱大彬壶，宁肯落得四处乞讨也不肯转让……这些市井人物同样是脊梁人物，高洁奋进、踏实肯干、纯朴善良、不惧威权的民族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有承传和发扬。作家也对于他们给予了期许并不吝笔墨。

    在对这些有气节、有品行的人物加以表现的同时，作家习惯运用对比手法写出另外一类人。如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忠良与奸佞分明，大勇与大惧有别，淡泊与浮躁对峙。《荷香茶》中，与周寒冰对荷花盛情之深、犹如生命截然不同的是摄影家裘一鸣，他处处工于心计，唯利是图，为求取一鸣惊人拍摄到理想的荷花图，而不惜败坏荷花搞所谓“艺术加工”。《古兰谱》中，阿孝不孝，一生侍弄花草的老爷子和欲觅《古兰谱》志在必得的陌生客都被他看成了“蠢货”。可是到底谁蠢？惟有读过全篇知道一切曲曲拐拐的读者和那陌生客才最清楚。《收藏家沙里金》中的局长觊觎沙里金的收藏，不断“敲打”提示沙里金，而后者呢，不事张扬，绝不做为名利计而给上司拍马屁的事情，宁做一个“书呆子”。与此篇相映成趣的是《汉白玉“三勿雕”》，其中的胡局长为官不正、霸道专横，而退休教师陆老师清清白白两袖清风。《书女魂》中的五尺男儿陆中规能遵守祖训，管住妻子，但在敌人淫威面前畏畏缩缩，却要破坏祖训险些做了不孝子孙，倒是他的妻子弱女子闻洁如，为捍卫藏书楼在烈火中与日本强盗同归于尽……这裘一鸣、阿孝、胡局长、陆中规等一千人的品性，显然是作家所不齿的，但是作家在叙事上还是颇留情面的——这也是他温婉品性的流露。试看《书女魂》中陆中规和闻洁如的不同反应，同是在日本人水边佐夫鹰隼似的目光的逼视下，“陆中规感觉到身子骨在颤抖……回到家，跌坐在太师椅上，人如死过去一般”，闻洁如却是“镇静地对水边佐夫说”——“我尚且未能进书楼看一看书，你凭什么来拿书拿画？”同是面对日本兵，“陆中规拦也拦不住”，闻洁如却是“见日本兵上前，用剪刀狠命刺向胸口，直刺得鲜血飞迸”，“怒目而对”。作家不肯直接把自己的感情全盘暴露在作品中，而是在书写中把情感付诸文字，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好好恶恶，但这各色人物的高下优劣、作家对他们秉持的或褒扬或贬斥的态度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作家在娄城系列中对世相的讽刺也同样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彻悟》中颇负盛名的慕容因由于种种原因而怀才不遇，作家如是写所谓高人对慕容因的“因字书画苑”的解读：“认为因字乃国字框，大字乃一人，中国画又称国画，可见因字乃国画第一人也。而今，他重新解析此字，认为因字乃口中一人也，口中之人，自然属小人。人是会变的，高人长叹一声，摇头而去。”这里何尝不是作家对“高人”趋炎附势的皮里阳秋的讽刺？如此“此一时彼一时”的“高人”“高”吗？“会变的”人是谁？作家对于这类善于见风使舵、翻手为云覆手雨的“高人”以及“高人”所反映出来的怪世相的腹诽，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出来。《请请请，您请》则借助作家郑厚德的视角以及他言说的一个滑稽故事突显了官场上的等级分明、假意谦恭。《全羊宴》中的江大进只因为从不近羊肉，一顿饭没能陪好上级官员，政治生命就此冻结。《服装姚》中的服装姚只因为说话无顾忌敢于犯上直言便遭到了政治的“腰斩”。《玉雕门》中玉雕门的玉雕生意奇好却是因为“沾”了官场上贪赃枉法官员相互送礼的“光”。《吃药》《拍卖行来了款爷》《捡漏儿》中暴露了收藏界、拍卖行造假、做托的“秘闻”。《藏书状元》则触及的是暴发户们的附庸风雅和各种评比中的“猫腻”，以及现实的尴尬与无奈。《娄城两大姓》中唐、宋两大姓、《人瑞》中黄、陆两大家的无谓争执相互排斥不太值得玩味了吗？……作家赋予了微型小说以广阔表现力和生机，以微型小说品味咂摸着尘世的喧嚣纷扰和光怪陆离，其中所反映出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人类根性发人深省。作家在对大千世界的表现和评说中保留着不温不火的风格，这恰好与其从容淡定的为文风格、文雅温婉的娄城叙事相一致，和他所期许和赞美的笔下的高洁人物那宠辱不惊的人品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很显然，和诸多讲求戏剧化情节设置的微型小说作家不同，凌鼎年并不希求情节取胜，并不刻意卖关子、玩悬念，而是以风情以及风情中所表现出来的风骨来赢得读者的眼球的。他的微型小说往往更多散文化的结构，也更多诗情画意，其微型小说也常常是含蓄蕴藉引入遐想的。《依然馨香的桂花树》在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讲述毕怪人高去病守护爱情的凄美动人的故事后，似乎说到“当地媒体把那棵两百年的古桂树誉为爱情树”也就可以了，但作家不忘续上一笔——“我最近一次去翰林弄时，发现古桂树上挂满了一条又一条的红布条，据说是附近结婚的新郎新娘来挂的，大概算是祈福吧。”如此突然由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不但交代了这个爱情故事的良好传播效应，增强了前面所叙说故事的真实性，还达到了余音绕梁的接受效果。《万卷楼主》中拥有万卷祖传古书的岑诗文和歌妓出身的妻子秋水为生活所窘困，面临着卖掉古书还是爱妻“下海”必须择其一的两难选择时，小说如此结尾：“秋水是个乖巧的女子，她已看出岑诗文的窘境窘态。她想重下江湖，以维持这个家的开销，但又怕污了岑诗文的名声，举棋不定，左右为难。那晚两人如胶似漆，一直商议到东方既白……”作家同样不把主人公的最终选择和盘托出，当然有技巧上的考虑——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但其实这也是作家性情温婉的真实流露——他不愿把残酷的现实真相道出，而尽可能要在文中、在心底保留一份美好，让那不受外在物质力量干扰的美好东西尽可能长地留存在人间。但在后续的《大学士路》《古黄杨》《血井》等诸篇中，作家还是道破真实，让我们看到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心中的美好——在商业化的今天的老城区改造中所遭遇的尴尬、所遭遇的厄运。尽管在《古黄杨》中我们还看到了在记者石若愚的奔走呼吁下，默默无闻的古黄杨得以保留成为娄城景观，但是更多的则像《大学士路》《血井》等篇中呈现的那样——无论是草民石草轩（《大学士路》），还是作家卞能婴（《血井》），这些柔弱书生都没有办法阻挡住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人们对古迹文物的破坏、对“美好”的残酷斫杀。这一切“古典”“美好”的消失能不令人扼腕惋惜吗？这些篇什本身是对真实现实的反映，但又何尝不可以视作凌鼎年对这个令他无奈的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呢？结合作家在娄城系列中表现的那些淡泊明志的“怪人”来看，他们的所谓“怪”只是有异于普通追名逐利之人罢了，他们高山仰止的品行往往曲高和寡，而这些“美好”恰好是应该大力发扬的。作家所期望的美好的品行品性是否能如其所愿如《古黄杨》中所呈现的那样得到保留得到人们的垂青呢？作家其实对于此并不乐观。尽管如此，作家还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以微型小说这一看似体微但不言轻的文体、这一体制精短而意味深长的思维方式来梳理娄城——江南——中国的文化命脉，来描摹他眼中的世界，来表达他对生活的哲理发现。归根结底，作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始终捍卫着纯真，向往着美丽，追求高洁的人格，不时地在娄城系列中表达着他的人生理想、文化理想以及为实现这理想而苦苦追寻的决心。

    所以，表现娄城风情、为娄城“树碑立传”甚而在对娄城的谈古论今中获得快慰，这些并非作家的终极目标。作家实际是在他所表现的风情中寻找风骨，探求国民性中最坚韧、最鲜活、最生生不息、最富生命力也最应该保留和呵护的动力源泉。正是在作家悠闲优雅的叙说中，既传统又现代的娄城活灵活现地矗立在我们面前。作家实际是以小写大，是在由世俗的世界来观察这五彩斑斓的广阔世界，是在他所能触摸得到的娄城中发掘中国的魅力、民族的气魄，是在以“小家碧玉”的娄城来展现“大家风范”的中国，是在尝试着以娄城人的风貌来探求与张扬民族传统品德中最值得保留的精粹。作家的娄城叙事实是立足于以文字、文学、文化来改造人、来改造生命、来改造国民性的。如此来看，凌鼎年的娄城叙事在当下的特殊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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