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

    无论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还是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角度，凌鼎年及其作品都是耐人寻味的对象：身居江苏太仓，却已经在海外发表了数百篇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国内微型小说界将他的创作量大而质高称为“凌鼎年现象”，或者誉之为微型小说界的“领头雁”。当文学研究的版图从国内扩展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宏大视野中，这个特殊的“凌鼎年现象”，的确值得认真观察和思考。

    文学不仅要传达情绪，更重要的是表现思想。艺术性地再现生活和表达自己，是叙述性文体的特点，微型小说除了此特点之外，还因为先天性的体制短小，需要作者更加精巧的构思和剪裁组织，以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的这句话，用以形容微型小说的创作颇为恰当，用来评价凌鼎年的作品，也是合适的标尺，因为他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与此相同。

    思理：纳须弥于芥子

    文体短小而能包含巨大的思想容量，客观上要求文本叙事如同触媒，以引发读者的联想、比较，使得文本内外的生活事相交融成为读者阐释和接受的广阔背景。这就是相外之相、相外之旨，于小说叙事而言，也即“纳须弥于芥子”。繁复的生活事件在本质上是相近的，正如须弥峥嵘之相可纳于芥子之中，大千世界可借一传神片段展示底蕴。历史风云浓缩于一人之身，文化冲撞融结于俗人俗事，在高明的作家那里，文本叙事总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

    《血色苍茫的黄昏》是凌鼎年所作中很特殊的一篇，改朝换代的风云变换，道德剖判的多义性，人性挣扎的艰窘与屈辱，都郁结于千字左右的小说中。与一般的颂扬民族气节相反，作者把一个“晚节有亏”的文人推到了场景的中心，并且将其一生简约到一个黄昏，同时把不尽的意味纳入遗嘱，文本内的故事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冲突和歧义，文本之外的故事尤其发人深思。

    降清派和抗清派的存在，其实暗喻了相互对立的道德标准。舍一身而取千古名，史册中有不绝如缕的典范，也是自古至今绵延于民族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其壮烈令人肃然，正像“呼应者个个视死如归”的呐喊。如果从降清派的苦口婆心来看，又是一番沉重在心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也是千古不易的道理。“尔等以一死博得慷慨多奇节，青史留名，娄诚百姓呢？”人的生命与道德追求的矛盾在此成了一块界石，也是历史和人生十字路口的标志，任何一种选择都必然伴随着难以挽回的缺憾，——人在现实中的处境也是如此，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是生活中常在的悖论。

    尤竹庄的遗嘱，可以看作对此悖论的解答之一：“吾不配以明服陪葬，也不愿以清服下葬，可殓以僧服，葬吾于娄江之侧，墓前一圆石，题日诗人尤竹庄之墓即可。”放弃对自我的道德评判，所剩下的，就是“人”的身份了，不过一袭僧衣掩不去深入骨髓的知识分子气质：他念念不忘“诗人”的自缢；求葬于娄江侧，隐隐流露了对故土的眷恋。“圆石”，是个比较复杂的意象，圆为其相，石为质，与他降清保全一城百姓、终又自尽的行为达成意义上的一致。这份遗嘱也如同一块石头，摆在明清换代的历史的当口，充当衡量人性价值、知识分子人格的砝码，而弦外之音直逼今人耳鼓。极端化的环境能衡较出人的价值和最终归属，此文本之外的故事是：深夜庭中的徘徊忧叹，书写遗嘱时的和血以泪，自缢之前的绝望无奈，都渐渐化作一块圆石，默立于娄江之侧，其背景则永远是一片血色苍茫的黄昏。

    所言与所行相悖，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可鄙的；然而可悲之处正在这里，现实之中能够知行合一的实在少之又少。从普通的丧夫再嫁题材，就可以见出这种黑色幽默意味的生活事相对于人的嘲弄，剥茧抽丝，还可以寻绎出知识分子的心灵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艰难的蜕变和对旧道德的缅怀。《小乔又嫁了》即是例证。“小乔初嫁了”是既合乎传统伦理又合乎现代知识分子心理的婚姻模式，然而这种心理的传统性或日僵固性特点一直都很显然：夫妻双双取得学业上的成功，本是平等人生的写照，何来“帮夫运”一说？小乔心伤丈夫病逝，“几次昏过去”，同窗闻之，“无不说怀鸿值了”，表面上看是赞其情深，骨子里同《儒林外史》中王玉辉闻女儿死则大笑的残酷不无相通，撕去所谓同窗之谊的面纱，暴露出的是旧伦理滋生的阴暗心理。

    小乔又嫁，是人生常态，一重原因在于她所处的异民族文化氛围；始终生活在本民族文化习俗中的何守德，即使认识到“从一而终”的悖谬，心理上仍然难以接受“小乔又嫁了”的现实，感到“犹如遭受头顶一击”，明知道人家生活得很好，“他的心情就是好不起来”。作者在轻喜剧似的嘲讽之后，推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何守德的苦难还在于如何使更多的人接受“小乔再嫁“的事实，从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而言，这种难以接受源于民族文化的痼疾，即对女性的“非人化”视角。从把女性当做财产，到视女性为感情、道德的代用品，看似现代化了，实际上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女性仍然没被放到和男性同样的生存地位上，这也印证了一点：人的现代化是文化进步中的最重要也最艰难的层面。缺憾因此而成为生活中永在的暗流。

    这篇小说和《永远的萧声》有异曲同工之处，很美的萧声，很美的情节，但又是很忧郁的叙事，主人公不敢或者不愿知道真相。不知所来的萧声，给了何萧萧很大的安慰，她也有一探真相的欲望，但是转弯抹角地问过许多人，“所有的回答都没能使她满意”，萧声象征了残缺世界中的一种美丽幻想，因为它代表了想象的完美，以至于人宁愿把它当做“美丽的梦”而不去惊破，何萧萧到了萧声传出的“那幢楼”前止步不进，就是现实生存的尴尬写照：清楚知道现实的不完美，宁可保留一份想象，这想象便成了自足的世界，维系着人的平和心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人对现实生存的忧惧心理。与《小乔又嫁了》不同的是，何守德知道真相后，这层忧惧外化为伦理观念的冲突，并体现为价值选择上的两难；何萧萧则以幻想掩盖了忧惧，在美丽的梦中获得安慰和激励，这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固守一者努力进取的心态。

    并置比较这几篇小说，可以发现凌鼎年在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有这样明确的指向：以现代价值标准来衡量多层面的人生，针砭传统生存理念的病灶，思考两难处境中人的出路，探索评价人生价值的多向视角。这一类的作品是凌鼎年创作的大宗，《砭术传人》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发扬为主题，描画知识分子与时代精神合拍，挥洒自如任风流的形象；《做个老百姓也不错》则把知识分子在“物质张而灵明掊”的困境中，守拙退隐，作为对抗世俗淡泊自处的良策。这些不仅体现为作家的思想性追求，也体现在其叙事策略的运用上。

    叙事：道具虚实化生

    舞台剧的表演需要道具，小说叙事同样需要。联系不同人物、人物与环境的直观之物是道具，比如祖传名壶、珍品绿菊、根雕棋坪；人物活动于其中的娄城、古庙镇，因其包含的文化意蕴而成为作者叙事的虚化道具；此外，人身在局中又在局外的多重身份，使得自身成为文本叙事和认识生活的中介，则是一类可虚可实的道具。

    《棋友》《茶垢》《第五竹》等均是以物为道具组织叙事，各有特色。棋、竹、茶，这些传统文化中陶冶情操、澡雪精神的象征，一旦遭遇商业文明的侵袭，就映照出光怪陆离的世相来。《棋友》里的文运公年事已高而痴于棋，苦于无人奉陪，只得在茶室观棋以解怀，此时文金石出场；棋为道具，串联起两种人，也成为价值衡量的天平。文之运，在于人；金石，作为人性熏陶的媒介还是世俗的金钱，也在于人。当文运公以楸木根雕棋坪相赠时，语重心长；文金石“眼睛几乎放出电来，语无伦次”，要“买下”，要“付钱”：隐伏已久的矛盾凸现出来，而“文之运”将如何，尽在不言中了。第五竹则是另一种风范，如果说文运公以残年弱躯卫护着“文”的话，第五竹以傲岸不羁的姿态宣告了文运的倔强延存，题画诗里名士风度宛然：“竹本清高物，风吹又无妨？若为虚名诱，画竹如画钱。”棋坪与竹画这些寓意深远的道具，再现了高风懿范的知识分子人格，对于滚滚商潮热浪中人，不啻一帖清凉剂。

    《茶垢》与《菊痴》刻画了僵固保守乃至愚昧的文化心理。小小一把壶，一丛菊，都蕴涵了视物为物、不得超脱的悲剧结局。老菊头对稀世品种“名曰爱之，实则害之”的行为，隐指实际生活里因封闭造成的萎缩，因孤芳自赏导致的退化，这无异于自戕，所以他的生命与绿菊几乎是同时结束的。史老爹珍爱无比的茶壶与茶垢，更具象征色彩，“从不洗从不擦”，可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但糟粕渐被当做精华；壶内天地已经小了一大圈，而他怡然自得。饮垢如同品着“祖上所遗精华之韵味”，茶垢之为道具，此处已由实物转向虚指了。道具渐隐为背景，其间引人注意的是文化遗产继承问题，对抱残守缺意识的批判又一次凸显为主题。与此相对应的，《姚和尚》则代表了另外一种取向，也是此类题材中和《第五竹》同样呈亮色的作品，古典侠风在现代社会得到延存。姚和尚的豪爽、热诚与对“文物古玩”的开放胸襟，塑造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

    以上的故事都发生在娄城或者古庙镇，这一城一镇是故事的背景，也是人与人关系的连接点，更是传统与现代发生种种冲突的根由之一。浓郁的地方风物，不仅保证了对于读者而言有着新奇阅读感的叙事文本，而且体现了挖掘文化岩层的努力，使得厚重、复杂的内涵在广视角的叙事中不断闪现出哲理色彩。

    《秘方》《刘罗锅墨宝》《名画风波》，都有尺水兴波的特点。祖传秘方、真假莫辨的名人墨宝、价值不菲的大师遗作，是道具，相应衬出的古庙镇风情、娄城习俗，也有道具作用。祖传秘方可以起死回生，却中含秘辛，孙子不孝，往吴老太的药里加了东西，产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疗效，至于是什么东西，读者应该从吴老太凄凄的“报应啊报应！”有所领悟；作者的道德立场很明显，但是其中一些细节含义隽永，对诺贝尔奖的漠视与对10万元的热衷，使娄城的传统色彩和现代商业文明发生了撞击，人情淡薄与愚昧并存，这种不和谐音，才是该文的重心。刘罗锅的“墨宝”和葛紫秋的《雾中华山图》，如同镜鉴，照出了人性幽微之处，也令读者窥到了一幕无法乐观的场景：拜物主义俘获了人之后，整个社会便充满了尔虞我诈，道德底线已经下滑到何等危险的程度。悲与欢，生与死，得与失，在秘方、书画所蕴的内涵和吉庙娄城的现代背景中互相比照牵引，生发出种种让人不安和忧叹的弦外之音和故事之外的故事。

    纯粹就叙事而言，《道具》大概是凌鼎年的微型小说中构思最为复杂也最见匠心的。通过迟迟不悟的主人公多重身份的转化对比，展示了某种真实的荒诞情景。钟守一“红极一时”的作品名为《彩云归》，如今“重出江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闻界注目的对象，于是人为社会活动之道具的身份昭然；文化部门欲搞元宵晚会，苦于无压台戏，“想起钟守一”，在捧场话的激励下，他应承下来，此道具身份得到强化；别人设饭局，须得钟守一“这样有知名度的剧作家作陪，才不致降了档次”，他欣然前往，身入彀中而不觉；直到靓女拉他陪照，才“顿悟”，自己的经历作为《舞台上下》的灵感，融入文中之戏，可谓道具之道具，这几重道具的运用是互相呼应的，激生了多向度的含义，人的主题性在复杂的社会场景中更多地表现为非主体性；人以文学为中介反映生活却自己充当了主角；即使剧本完成、小说叙事也完成时，主人公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真正道具身份。这种既悖常理又真切的情形适于每一个人，荒诞原是生活的本相，展示了荒诞的叙事如果不能警醒读者，那就成为更大的荒诞了。

    凌鼎年在叙事手法上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如《灵感》《爱情小说大王》等运用元小说叙事技法，蕴藉含蓄；《抓阄》《借钱》《房子房子房子》《刻骨铭心的一天》诸篇的象征叙事，黑色幽默色彩浓厚，而当下社会的讽喻特征明显；《最后的潇洒》《再年轻一次》，则属于点击人生、情理兼融的精思巧构。不过，白璧有瑕，是社会真实，也是文学创作难免的事实。凌鼎年的叙事结构有时显得模式化，比如《初当评委》与《评委》，《老婆很土，老婆很洋》与《给先生包装》，整体结构基本上雷同；有些作品的语言则因为作者不自觉的加工，与人物身份和个性明显不符，例如《乘一回飞机过过瘾》，主人公洪师傅提坐飞机要求的一段话，过于文学化，作者成了代言人。

    题材的扩大是文学创新的出路之一，凌鼎年从工矿系列发展到古庙娄城系列的创作道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更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文本内涵走向深刻、厚重，将“人”所负载的传统重负、所面对的现代潮流冲击、在种种两难处境中的挣扎，以高屋建瓴而不失细腻的笔法形诸文本，达到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结合。微型小说的创作在国内方兴未艾，海外华文文学界也已经召开了三届关于微型小说的专题研讨会，而专门的研究会呼之欲出，这些事，凌鼎年都亲自参与。在此适宜的气候和土壤里，凌鼎年的创作当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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