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软权力与欧盟扩大的相关性

    硬权力之所以被现实主义者大力推崇，除了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认识分歧之外，还与人类历史上充满的暴力争斗、权力政治等实际状况有很紧密的联系。霍尔斯蒂曾经潜心研究了17世纪至冷战结束这段时间人类和平与冲突的历史，但是对这段将近四百年人类史实的解读，反而从严肃的学术层面，增加了对人类和平前途的悲观认识。霍尔斯蒂将人类历史上在战争结束以后形成的和平策略总结为三种：惩罚和优势威慑；均势策略；国际体系的转型。霍尔斯蒂研究发现，惩罚和优势威慑的策略，被历史证明是最为无效的实现和平的方法；均势策略比惩罚和优势威慑策略要可靠一些，但是因其忽视相互妥协的现代正义观，所以也不能实现持久和平；第三种策略，通过国内民主的方式创建一个全新的制度和程序来实现和平与国际体系的转型，作者认为这种策略具有比前两种策略更大的实现难度。[197]

    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不完全是永无休止的冲突与争斗，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与和平共处在历史上本来就存在。冷战结束以后，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虽然距离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二战后欧洲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制度与程序，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实现了比较持久的和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此，软权力理论的创立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教授给予高度评价，他看到历经数百年相互征战的欧洲大陆，如今已成为和平与繁荣之岛，欧洲因其积极的形象而令世人刮目相看。冷战结束之后，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要求“重返欧洲”，而且在制度与组织形式方面强烈要求加入欧盟，这足以体现欧盟软权力的魅力。[198]欧盟的成功不仅给欧洲大陆带来了经济繁荣，而且还帮助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实现了相对持久的和平[199]。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二战后欧盟存在和不断扩大的事实，为反思和纠正霍尔斯蒂关于人类持久和平的悲观判断提供了新的现实素材。

    欧盟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通过软权力理论所强调的说服、吸引、合作、吸纳等非强制的手段，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同样可以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因此，约瑟夫·奈教授所提倡的软权力理论，与欧盟的史实特别是其扩大史实，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前文已经指出，约瑟夫·奈教授文献中的“软权力”一词，有时候指的是一种权力行为，有时候指的是这种行为所依赖的某种资源，具体指代何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由于欧盟扩大代表了典型的软权力行为，而欧盟软权力资源却众说纷纭，本文需要从欧盟软权力资源的论证开始。

    第二节 界定欧盟的软权力资源

    1 从欧洲的软权力资源说起

    约瑟夫·奈教授在探讨欧盟的软权力时，没有区分欧盟组织的软权力与欧盟成员国所拥有的软权力之间的差异，也没有考察欧盟的软权力与非欧盟成员国的那些欧洲国家的软权力有何异同，而是将这些分别代表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不同行为体的表现都笼统地称为欧洲的软权力。[200]由于作者将欧盟的软权力研究包括在对欧洲的软权力论述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约瑟夫·奈教授关于欧盟软权力的分析，笔者需要从约瑟夫·奈教授关于欧洲软权力的描述中探寻欧盟的软权力资源。

    根据约瑟夫·奈教授关于软权力的界定，一个完整的软权力概念既包括软权力资源也包括软权力行为。他还说软权力就其行为而言是一种吸引权力，就其资源而言，能够产生吸引力的资产就是软权力资源。笔者认为，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能够对他国产生吸引的资源应该是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的所有权力资源。这就是说，软权力资源是指权力施动者能够对权力受动者产生吸引的实物或非实物的东西；而软权力行为的实现过程就是指由于权力施动者的资源对权力受动者产生了吸引，权力受动者为了得到这些资源而自愿做出符合权力施动者预期的一系列改变，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权力施动者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通常情况下，约瑟夫·奈教授在谈及某个国际行为体的软权力时，也习惯从该行为体的软权力资源说起，作者对欧洲软权力的论述也保留了这个特点。

    约瑟夫·奈教授在论述欧洲的软权力时，首先提到的是被他一直寄予厚望的欧洲文化的吸引力。他认为许多欧洲国家的软权力在于其强烈的文化吸引力，以语言为典型代表：在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十种语言中，欧洲的语言就占二分之一；伊比利亚半岛与拉丁美洲联系依靠的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英国的英语连接了美国，也连接了许多遥远的英联邦国家；法国的法语连接了50多个讲法语的国家。[201]

    可是，语言的广泛传播就一定说明这个国家软权力强大吗？众所周知，那些远离英国本土的英联邦国家，以及当今强大而富庶的美利坚合众国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讲英语，根本原因是“日不落帝国”殖民世界的历史产物，而不是英国本身的语言文化有多少吸引力。无独有偶，今天非洲的不少国家之所以讲法语，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之所以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其实并不是因为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本身的魅力使其成为这些国家的通用语言。世界近现代史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前辈曾在几个世纪之前，用坚船利炮和殖民贸易统治、掠夺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作为西方殖民者统治的工具保留下来是历史的惯性，改变的成本要大于保留现状的收益，所以殖民的历史结束了，殖民国家的语言却留在了当地。对当时的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而言，血腥的奴隶贸易、不平等的经济交换经常对殖民地人民的生存构成威胁，在那种情况之下，宗主国的语言可能对当地的人民产生吸引力吗？历史事实证明，即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决定殖民地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是该国的国家利益，而非宗主国语言文化的吸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批自治领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其中很多国家的人民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选择摆脱宗主国的统治。这再次证明欧洲宗主国的语言文化对殖民地人民并不存在吸引，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自由、独立和平等。在欧洲国家殖民体系崩溃的当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国际环境中，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愿意与原宗主国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是因为原宗主国的语言文化魅力无穷，而是这些国家在保持民族独立的前提下，追求自身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表现，共同的语言遗产只是提供了交流的便利，并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质内容。同样的道理，近年英国在对外政策上，例如发动伊拉克战争、参加对塔利班武力打击等方面对美国政府亦步亦趋，并不意味着美式英语要取代英国皇家英语，而是英国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捞取更多的现实利益。研究国际文化的学者指出，即使一个国家采用了其他国家的语言，也不见得就会有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例如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然而英国对其超过百年的殖民统治，却未能消减印度的民族自尊和爱国情感；韩国奉行的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其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却深入人心。这也说明，即使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202]

    约瑟夫·奈教授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紧接着又说，软权力并非依赖于语言的使用[203]，为自己无法证实也不打算去做科学论证的语言文化学说打了圆场。至于约瑟夫·奈教授提到的欧洲在艺术、文学、音乐、设计、时装和美食等方面的软权力资源[204]，笔者并不否认，这些资源对于相关领域的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制作人、时装设计师和旅游爱好者而言，一定具有相当程度的吸引力。但是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软权力理论是为了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既定目标，其著书立说的目的之一还包括给当今的民族国家指出一条运用软权力就能找到的“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应该具有重要和深刻的含义，必然要求理论与大量重要的问题相关联，也要尽可能多地解释和理解它声称研究的现象。[205]然而，约瑟夫·奈教授十分坦白地承认，自己对于欧洲文化软权力的分析恰恰是从“个人角度”（taken individually）[206]展开的。能否将这些大众化层面的资源，上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让这些大众文化的吸引力达到作者所期望的改变他国政策的程度，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约瑟夫·奈教授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而是采取了回避的做法。

    尽管有论证上的一些缺陷，但是约瑟夫·奈教授毕竟是软权力理论的权威代表，他也确实发现了对于欧盟扩大这样的重大事件是能够使用软权力理论进行解释的这一重要线索，因此笔者的分析必须关注约瑟夫·奈教授关于软权力理论与欧盟扩大之间关系的研究。

    2 软权力理论与欧盟扩大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做好对欧盟软权力研究的理论分析，笔者需要从软权力理论的权威著述中去寻找研究的突破口。约瑟夫·奈教授认为，欧盟自身具有相当大的软权力，欧盟是欧洲统一的象征。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东欧人在追求经济发展、平等、民主与个人自由的选择上，西欧比美国更受欢迎，在这方面就连亲美的波兰也不例外。约瑟夫·奈教授看到，冷战结束以后，申请加入欧盟对于中东欧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为此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按照欧盟的标准调整了各自国家的政策和法律。[207]约瑟夫·奈教授引用历史学家提摩西·嘉顿·艾旭（Timothy Garton Ash）的观点，强调欧洲的[208]“软权力不仅通过数百万民众个人，而且通过国家群体都想加入来体现，土耳其就是一例”。约瑟夫·奈教授补充，土耳其政府能够通过困难重重的立法来削减军权对于政治的影响并提高人权纪录，足见其加入欧盟动机的强烈。[209]这充分表明，欧盟的软权力资源，不仅能够吸引与西欧有着相似文明的中东欧国家，而且也能够吸引像土耳其这样有着伊斯兰传统的非基督教文化国家。

    欧盟在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扩大，都是欧盟对相关的欧洲国家产生了强烈吸引，促使那些国家主动、自愿申请加入的，而不是欧盟采取强人所难的手段，进行硬权力威胁的结果。承认这一事实，从软权力的角度看，就意味着欧盟的和平扩大，关键是欧盟所掌控的权力资源对欧洲相关国家发挥了吸引作用。约瑟夫·奈教授指出，欧盟深知自己拥有软权力之牌，实际上欧盟已经用此来获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结果。[210]欧盟与各个申请国经过谈判、协商，相关国家主要按照欧盟意图重新调整了自己国家的内外政策，这说明欧盟与相关申请国发生了软权力的互动行为。其中大多数申请国最终实现了加入欧盟的愿望，这意味着欧盟的软权力行为最终产生了符合欧盟预期的政策结果。从软权力的角度分析，欧盟扩大的史实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欧盟的软权力资源的确发挥了吸引作用；二是欧盟使用的非强制性手段达到了欧盟预期的政策目标；三是申请国最后都是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加入了欧盟。

    但是约瑟夫·奈教授关于欧盟扩大的解释仍然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他的研究只是承认欧盟使用了非强制性的手段取得了和平扩大的结果，他始终没有解释欧盟吸引其他国家争相加入的软权力资源到底是什么，更没有进一步考察这些资源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发挥了吸引作用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如前文所述，由于笔者无法从欧洲的历史中找到能够充分证明欧洲的语言、文化、文学、艺术、音乐、时装和美食等产生的吸引是促成欧盟扩大的经验证据，也无法从约瑟夫·奈教授的分析中找到相关的实证研究资料，因此笔者不能将约瑟夫·奈教授所言的欧洲的大众文化看作欧盟吸引其他国家加入从而实现扩大的软权力资源。

    约瑟夫·奈教授还说，欧洲国家的许多国内政策对现代民主国家的年青一代具有吸引力，例如在诸如死刑问题、枪支控制、气候变化和同性恋权利等方面，欧洲的政策比美国的政策更可能吸引富裕国家的年青一代。[211]但是欧盟扩大的史实表明，申请加入欧盟的很多国家（例如中东欧国家）既不是富裕国家，在很长时期内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所以约瑟夫·奈教授的欧洲国内政策学说，也显然不能作为欧盟扩大的软权力资源来分析。

    既然没有证据表明，中东欧国家以及像土耳其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所以积极申请加入欧盟，主要是因为仰慕欧洲的大众文化，这就说明欧盟在扩大的过程中拥有自己独特的软权力资源。那么欧盟的软权力资源何在？欧盟吸引他国追随的动力何在？由于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总是被居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所吸引，从而产生追随与模仿。笔者据此认为，欧盟的吸引力在于其在各个发展阶段所展示的榜样作用，所以只能从欧盟不断成功的方面去寻找答案。

    3 欧盟的成就及原因探寻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战后西欧大陆建立的欧盟，虽然历经挫折，但总体而言，是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由最初的6个创始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欧洲共同体，经过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10余年的多次扩大，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8个成员的欧盟组织（此数字包括2013年加入欧盟的克罗地亚和2016年6月经过公投表示要脱离欧盟的英国，后者目前还未启动脱欧的正式谈判，所以仍计算在内。）。

    欧盟50多年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西欧国家避免了战后的衰落，成为欧洲的重要力量，而且日益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1990年，欧共体12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一位；1995年欧盟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近1/3，明显超越同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12]由于这个组织整体的政治与经济影响远远超过组成它的单个国家，因此对于处于这个组织以外的欧洲国家“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213]，就连历史上曾经反对一体化形式的国家也迈过了政府间协议的门槛加入其中[214]。一位研究欧盟扩大的伯明翰大学的学者指出，“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估它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欧盟成员国的正式身份已经越来越被视为最好的选择”[215]。

    欧盟吸引他者的东西，必定是那些能够不断促进欧盟取得成功，并令他者心向往之但自身又缺乏的东西，这些才是欧盟吸引他国不断加入的软权力资源。那么，欧盟成功的原因何在？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欧盟取得了令欧洲人自豪，也使世人赞叹不已的成就呢？欧洲人自己的解读可做有价值的参考。

    法国史学家法布里斯·拉哈将欧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制度与结构平衡三个方面。从经济方面看，欧盟将经济领域的行动能力置于共同的管理之下，在宏观层面上保持了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之间经常性的对话，这一方法既能发掘集体利益又能尊重民族差异，同时还为欧盟确立自身身份创造了条件；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合作能够调动各个利益阶层的积极性，获得来自行业组织、工会和其他经济与社会生活代表的大力支持。从制度上分析，代表普遍利益的制度与机构，强化了一体化的动力，确保了共同体的协调一致与持续稳定，从而凭借意志开创了一种欧洲秩序。除了经济与制度的因素外，组织结构上的平衡也起了重要作用，创始6国的同质性保持了新实体最小限度的协调一致，各成员国地位平等的创始原则强化了成员国之间的同质性，避免了尖锐的不对称，同时这种结构又存在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发起动议，确保一体化良好运转并在集体决策时形成多数派中坚的联合，这比一般的合作更能抓住眼前的发展机会。[216]

    意大利学者认为，欧盟成功的原因在于欧盟将追求经济利益与捍卫和平、民主、自由与欧洲安全的价值观相结合。[217]在欧盟东扩前夕，德国学者呼吁，要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继续扩大欧盟的理由，不能离开大大超出经济范畴的文化的凝聚力，作者所指的文化凝聚力就是价值趋同下的欧洲的生活方式。[218]

    欧洲学者对于欧盟成功原因的解释因侧重点不尽相同而存在差异，但是概括起来，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各成员国以集体合作而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方式，成功摆脱了困扰欧洲国家数百年之久的安全困境；二是各成员国以不断深化与扩大的合作方式，成功实现了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三是欧盟在实践中创建并继续完善一系列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机构与制度，旨在实现利益最大化和与价值追求（和平、民主、自由、安全等）相契合的各种政策目标。这三种因素的结合，帮助欧洲国家先后实现了二战后欧洲人民向往内部和平的安全利益、渴望战后繁荣的经济利益和提高欧洲影响力的政治利益。可以看出，欧洲人认为自己成功的因素除了能够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之外，还与他们追求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非物质的、无形的资产有关。

    这就意味着，欧盟发挥影响力的权力资源，以经济成就为代表主要展现了有形的、物质性因素，以和平观念、民主制度等为代表主要展现了无形的、非物质性的资产。由于欧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使用非强制性手段调动这些资源的，据此笔者推导出，欧盟软权力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性的资产，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性的内容。这些资源能够上升到吸引其他主权国家主动加入欧盟的权力层面，是因为其构成了申请国当时所主要追求的国家利益。

    从欧洲学者研究文献中推导出的欧盟软权力资源，是否能够在欧盟扩大的史实当中得到检验，笔者需要建立研究欧盟扩大的软权力分析框架，才能对相关问题做出解答。

    第三节 欧盟扩大的软权力研究框架

    1 研究假设的提出

    欧盟的软权力体现在，对相关国家具有吸引力及其渴望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和实际行动上，这一点无论是欧洲领导人，还是约瑟夫·奈教授都是承认的。[219]这说明，笔者使用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来分析欧盟扩大，具有理论的适用性。约瑟夫·奈教授认为，完整的软权力概念既包括软权力资源也包括软权力行为。欧盟四次扩大的事实体现出欧盟在扩大过程中的行为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也说明欧盟期望的软权力结果已经实现。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欧盟在扩大的过程中，其软权力资源是如何发挥吸引作用的。因为事实本身是不能进行自我解释的[220]，所以需要理论的解释。因此，应用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分析欧盟在不同扩大时期软权力资源吸引作用的动态变化，成为本书的研究任务。约瑟夫·奈教授对于欧盟扩大的解释充其量只能说明，欧盟扩大的案例可以使用软权力理论进行阐述与分析，但是他解释不了欧盟软权力的资源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些资源发挥吸引作用的具体机制等这些重要的学术问题。

    尽管约瑟夫·奈教授强调，不同的权力资源是由不同的权力关系背景决定的，但是他并没有将欧洲的文学、艺术、语言、时装、设计、美食等所谓的“欧洲”软权力资源置于具体的权力背景之中进行严格论证，而是选择一个与权力关系毫无联系的纯文化背景，空发议论而已。正是由于约瑟夫·奈教授在讨论软权力资源的时候脱离了政治权力关系背景，所以一旦将软权力资源的讨论与具体的权力行为相联系的时候，他对于自己一向推崇的软权力的无形资源，变得不那么信心满怀了。当约瑟夫·奈教授最后无法绕开对欧盟扩大的软权力资源讨论时，就显得困惑重重，“现实世界的很多情况，有时很难区分经济关系中到底哪一部分为硬权力，哪一部分为软权力”，对于欧洲国家申请加入欧盟这一现象，到底是市场准入的经济诱惑，还是欧洲成功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吸引，他以土耳其为例认为，可能既有硬权力的利诱，又有欧洲人权与经济自由榜样的吸引。[221]

    依据本书的推导，欧盟的软权力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性资产，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性内容。约瑟夫·奈教授也提出了关于欧盟扩大既有物质吸引又有制度吸引的这一假设。因此，笔者需要利用欧盟扩大的历史资料，对欧盟的软权力资源在不同扩大时期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进行考察，从而对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缺陷进行修正，也可以将欧盟扩大既有物质吸引又有制度吸引的这一笼统表述，落实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欧盟扩大到21世纪东扩的具体阶段分析上，从而更好地推进理论与事实分析相结合的国际问题研究。

    2 软权力理论分析的可操作化处理

    2.1 软权力关系存在的判定

    根据笔者前文对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修正与补充，权力施动者与权力受动者之间存在软权力吸引关系的基本条件是，前者对后者提供的资源必须是后者需要的，而且前者对后者使用的是后者能够接受的非强制性手段。如果权力施动者对权力受动者提供了其并不需要的资源，则前者对后者的吸引关系就很难建立。如果权力施动者为权力受动者提供了其需要的资源，但是如果后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认识到这种需要，并没有打算接受，或者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甚至采取拒绝或抵制前者的态度，那么这两者间的软权力吸引关系也不明显，或者根本不存在。如果在权力受动者采取抵制行为的情况下，权力施动者还要施加强制性手段，那么即使权力施动者提供的资源是权力受动者客观需要的，无论这是无形资源还是有形资源，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都很可能转变为强制性对抗的硬权力关系，而不是软权力的吸引关系。只有在权力施动者为权力受动者提供了其需要的资源，而且其行为可以在非强制性的范围内保持适当使后者认识到对这种资源的需要从而对权力施动者产生认同和追随，权力施动者对权力受动者的软权力吸引关系才可以建立起来。本书对欧盟扩大软权力的分析，皆以此设定来判定软权力关系的存在。

    2.2 软权力吸引程度的判定

    在已知软权力关系存在的前提下，软权力吸引的强弱程度，主要取决于权力施动者与权力受动者这两个变量。本书不排除在实际情况下，影响软权力吸引关系的第三种因素，或是更多的干扰变量，但是干扰变量对权力双方的影响，最终都要体现在权力双方的实力变化与各自主观的利益判定上，因此为了研究设计的便利，本书对权力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权力施动者和权力受动者这两个变量的变化。而权力施动者与权力受动者都受各自实力变化与主观上对各自利益判断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在权力受动者实力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软权力施动者的实力变得更强，能够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源，而且也愿意同权力受动者分享这些资源时，权力施动者对权力受动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权力施动者实力保持不变和分享其资源的意愿保持恒定的条件下，当权力受动者的实力不断下降，实现资源自给的能力不断降低，对权力施动者的依赖越强烈时，则权力施动者对权力受动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当然，这些都是纯理论的假设。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构成权力关系的双方，其客观实力与主观上对自己利益的判定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对于软权力吸引强弱的判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具备判定软权力关系是否存在及其强弱程度的理论依据，就可以对相关的现实问题展开研究。为了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更好地结合起来，笔者需要将这些抽象理论转化为进一步便于操作的研究程序。

    2.3 欧盟扩大的软权力分析框架

    笔者接受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认为一个完整的权力概念应该包括权力资源与权力行为，权力资源由权力关系存在的具体背景所决定，软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也具有权力理论的共性。根据笔者的理解，软权力关系存在的背景一般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些情况：权力施动者拥有一定的权力资源及其分享其资源多寡的意愿与行为；权力受动者需要什么样的具体资源及其能够接受权力施动者影响程度的实际情况。笔者注意到，一个具体的已经实现的软权力行为结果可以向研究者提供软权力关系存在的具体背景——已经实现的软权力行为和已经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因此从一个已经发生的软权力行为结果上，可以为它所依赖的软权力资源及其发挥吸引的具体方式的探索提供一定的条件。欧盟的历次扩大充分展现了欧盟对相关国家的吸引，对于已经完成的四次扩大来说，欧盟软权力的吸引结果已经实现。笔者的研究任务就是根据欧盟扩大的软权力背景，验证欧盟吸引相关国家竞相加入的软权力资源及其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

    一对基本的软权力关系至少包含一个权力施动者和一个权力受动者。在本书对欧盟扩大的研究案例中，权力施动者当然是能够提供软权力资源的欧盟，权力受动者是被欧盟吸引自愿申请加入欧盟的相关国家，在本书中有时也简称为申请国。软权力与硬权力不同，后者可以不顾权力受动者的意愿而采取高压手段以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然而软权力的施动者却应当关注软权力受动者的实际偏好（their prefer⁃ences）。约瑟夫·奈教授用雄鸡报晓误以为引发日出的故事，形象地说明权力受动者对于检验权力施动者权力资源及其作用的重要意义。[222]所以说，软权力资源能否产生吸引以及吸引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软权力的施动者主观愿望决定的，而关键是看软权力的受动者是否需要这种资源，以及需要的程度如何。

    据此笔者认为，在欧盟扩大过程中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固然是欧盟自身的资源，所以既要看欧盟官方的言论与行为，也需要考察那些自愿加入欧盟的相关国家的动机所在。换言之，对于欧盟扩大，从软权力的受动者——申请国那里，去验证权力的施动者——欧盟，具有哪些能够产生吸引的软权力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吸引力的大小，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依据。

    虽然欧盟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国家性质，但是欧盟毕竟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无论是在加入欧盟前还是成为欧盟成员国之后，都是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进入现代以后，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的，就不再是王朝利益了，而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是努力使国家利益最大化。[223]在法国政治家黎塞留提出“国家至上”的重要概念之前，欧洲各国在有关对外政策的讨论中“往往不寻常地直接援引基督教的道德律”。但是在“国家至上”原则替代中世纪的宗教道德观后，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最高原则被广为接受，任何以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外交手段的使用都具有正当性，以实力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现实主义外交开始大行其道。[224]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由于研究派别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在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政策与行为这一看法上，可以说并无异议。现实主义者认为“利益是判断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准绳”[225]，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虽然不断受到来自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挑战，但后几种国际关系理论也都不同程度地承认利益在国际政治行为背后的驱动作用。

    由于约瑟夫·奈教授在讨论软权力资源的吸引问题时，常常避讳软权力吸引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因此笔者需要独立探索这种关系。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资源的可满足性与行为的可接受性，是建立软权力关系的两个基本条件。由于加入欧盟的国家都是自主、自愿的，欧盟在实现四次扩大的过程中，也没有采取军事威胁与经济制裁的方式，因此可以适当省略对欧盟扩大行为的非强制性手段的探讨。这说明，不仅欧盟的软权力行为是申请国乐意接受的，而且欧盟的软权力资源满足了相关申请国的需求，在欧盟的强烈吸引下，申请国的入盟过程造就了欧盟的不断扩大。而申请国愿意以申请加入的实际行动去追求这些资源，只能存在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些申请国把这种需求界定为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同时也产生了对欧盟政治文化的认同。因为利益就是指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东西，而国家利益就是指一切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东西[226]。抛开国际政治理论流派的分歧，从软权力理论的视角看，在现实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吸引，实际上是民族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互补与吸引。如果一方权力资源的累积达不到另一方对国家利益界定的高度时，国际关系层面的软权力吸引就不会发生。

    梁晓君博士认为，不能将利益与观念对立起来去寻找外交政策行为背后的动机，因为人和事物的双重复杂性决定了人的行动受到多种因素的驱使，而利益无疑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在国际政治层面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在国内政治层面外交政策形成的过程是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角逐的过程。[227]国家利益不仅包含物质的、有形的利益，而且也包括非物质的、无形的利益。俞新天教授等指出，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利益是物质的、具体的利益，实际上国家利益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无形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既包括现实的物质利益，也包括文化价值观，只强调物质利益的国家利益观是片面的。在维护国家利益时，不仅要考虑物质利益的交换和互利，而且要关注更深层次的文化利益取向。任何一国的国家利益中都包含着道义目标和理想追求，而不局限于追求自身现实的物质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认同和支持，引领国家发展的方向。现实的物质利益必须与解释它的文化价值观共存，文化价值观解释了为什么物质利益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即使追求物质利益合法化，能够被国内外所接受。[228]阎学通教授在20年前就批判过关于国家利益观的两种错误理解，指出只强调利益物质性的机械唯物主义观和只强调利益精神性的唯心主义观，都是不正确的。[229]

    以上不同学者的研究都在强调这样的观点，广义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物质与现实的成分，也包括文化与精神的内容。尽管后者常常被理论研究者和国家决策者所忽略，但是后者不仅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能对国家物质层面的利益做出界定与引导。因此，可以说，在整体上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是国家的政治文化。

    本书已经指出，能够产生吸引的软权力资源，应该包括有形与无形的所有资源。关于这一观点，尽管约瑟夫·奈教授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明确承认，但是后来他也大力提倡这一观念。既然学界对软权力资源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限，而国家利益中本来就包括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逐，笔者据此得出判定欧盟软权力资源的理论依据：如果欧盟申请国主要是想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就代表欧盟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主要是物质的、有形的资源；如果申请国主要是想获得更有保障的民主，就代表欧盟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主要是非物质的、无形的资源；如果既想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同时也想获得更有保障的民主，就代表欧盟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既有物质的、有形的内容，同时也有非物质的、无形的成分。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可以代表有形的、物质的利益，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可以代表无形的、非物质的利益呢？俞新天教授等认为，经济利益对国家形象起基础作用；安全利益必须以硬实力为支撑，对国家形象有保证作用；文化利益不仅以“软实力”树立国家形象，而且以其价值观、思想、理念和原则去指导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对于国家形象具有引导作用。[230]根据马斯洛关于人的不同层次需求的学说，梁晓君博士将国家利益从低到高划分为安全利益——满足国家基本生存需求、经济利益——满足国家物质生活需求、政治利益——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样三个层次。[231]由于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物质资源的拥有与满足，因此在本书中国家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就代表国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相当于软权力理论所说的权力的有形资源。笔者认为，俞新天教授等所说的文化利益，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一般是被归为国家的政治利益来分析的。笔者认同梁晓君博士关于政治利益的界定，也认可作者将国家利益从低到高划分为安全、经济与政治这三个层次的观点。因此笔者将国家的文化利益归入国家的政治利益，国家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在本书中就代表国家对非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相当于软权力理论所说的权力的无形资源。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对欧盟扩大的软权力资源的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展开：首先根据欧共体/欧盟扩大的史实材料，以非强制性手段为标准，确定欧共体/欧盟已经发生的软权力行为；其次对于那些最终成功加入欧共体/欧盟的相关国家，进一步考察其加入动机，从而求证欧共体/欧盟在扩大过程中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最后对于那些曾经申请加入欧共体/欧盟的国家，但是最终又选择放弃加入的国家，笔者将参照软权力吸引程度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由于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一个可以包罗万象、能够解释所有社会层面现象的万能理论，因此笔者欲对欧盟扩大软权力进行解释，必须寻找与之相关的具体理论。为了突出重点，笔者将欧盟软权力的研究限定在对欧盟扩大的分析上。从解释欧盟成功的文献推导出来的欧盟软权力资源，只有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才能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笔者从软权力理论关于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都能产生吸引力的观点出发，找到了国家追求物质与非物质双重利益的本性与之的相关性，从而将检验软权力资源的问题进一步转化为便于操作的国家追求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析，并据此建立了分析欧盟软权力资源的框架。

    那么，研究欧盟扩大的学者对申请国做了怎样的解释？笔者参考了中外学者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由于这些文献的选题与发表均没有受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影响，因此这些关于欧盟扩大的描述对于笔者的研究能够提供客观的证据。本书的第五、六、七章均以欧盟扩大的事实为依据，来验证欧盟的软权力资源及其发挥作用的差异。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