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不得不承认，我父亲的确死了。是白医生捏到了他的最后一线脉搏，微弱颤抖的心跳在白医生的手指间渐趋平静，然后，悄然消失。那个长久疲惫的灵魂终于轻松如风地从沉重的躯体里永久地出逃了。白医生用一句朴素的民间用语代替了他医务人员的专业诊断术语，他说：操办后事吧。
我母亲天塌般的哭声终于像火山一样喷泻而出。
一周以后，白雪梅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出现在了我依然逼仄低矮的家里，她对着呆坐无语的我说：王光辉，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白雪梅故作轻松的语气并没有减弱屋子里沉闷抑郁的空气，我抬起头试图说话，又试图微笑，我轻轻咧开嘴角，嗓子却被酸涩疼痛的气流梗塞。白雪梅赶紧把信封塞到我手里，说：王光辉，这是吉林大学的信封啊，你的录取通知来了。
我看到白雪梅微笑着的脸蛋，可我分明感觉这不是她的笑，这是她用她的脸在替我绽放因成功而喜悦的笑。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终于滂沱而下。
这是我记忆中最长久的一次哭泣，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发现我的头颅正埋在白雪梅的胸怀里，她伸出细长白皙的手臂搂抱着像婴儿一样哭泣的我，我泪湿的脸庞贴着她温暖的胸怀。我看到，白雪梅的衬衣领口深处，隐约闪露的白色肌肤离我咫尺之近、伸手可及。
那一年，我十九岁，我看到了白雪梅真实而接近的白亮肌肤，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爬在槐树枝杈上的那一次窥视。我终于明白，原来女性的肌肤早已在我记忆里成为了一种羞耻经验，朦胧而深刻。
白雪梅陪着我母亲一起送我去车站，我将辗转汽车、轮渡和火车，去往坐落在长春的吉林大学。我扛着一大包行李，白雪梅提着我的旅行包，我母亲捧着那只破旧的搪瓷杯子，里面装满了她替我准备的路上吃的腌肉和咸蛋。我母亲说，杯子里的东西吃完了，正好给你做刷牙缸。
我们向着车站方向走去，经过东亭镇唯一的十字路口时，我看到初秋的艳阳照耀在百货店门外的那棵大槐树上，阳光透过树阴漏下斑驳闪烁的光点。树下，却没有我父亲的修鞋摊。可我还是仿佛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背后大声呼喊着：王光辉，城里车多，穿马路要当心，等车过去后再穿，王光辉你听见没有！
是的，我叫王光辉，我的爷爷叫王老三，我是王鞋匠的儿子。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去追踪我用幻想虚构的祖辈历史了。其实，那条被我叫做绝伦江的滔滔河流，就是长江。近百年前，长江北岸的土地上生活着一户贫瘠的农家，那个叫王老三的农民从来不是什么旧时文人，也不是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他葬身在一次长江洪灾中，洪水把他的妻子和幼年的儿子冲到了长江南岸，他们幸免于难，生存了下来。
我承认，我的祖籍，就是长江对岸的苏北，我的先祖，是农民，贫穷、荒蛮，而且，从来就是。
原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
本刊责编吴晓辉
作者简介
薛舒，女，上海教师，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工作。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处女作《记忆刘湾》，上海作家协会新世纪第一届青年创作班学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收获》《上海文学》等杂志，作品多次被转载或选入年度精粹。迄今共发表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
创作谈：我的“瘌痢头儿子”
薛舒
在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里，有这样一个市民群体，这个群体从事的是各种底层职业。因为生活在都市里的普通人同样需要吃大饼油条组成的早饭、同样愿意请裁缝为他们定做时新款式的服装、同样喜欢在价格公道手艺不错的弄堂理发店里剃头修面掰头颈。所以，这些职业始终是大都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巨人，哪怕他的外表再是强大，维持生命的血液循环系统，依然不能缺少哪怕一根这样的毛细血管。
可是，从事这些底层职业的人，常常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大多来自江浙农村，更为多数的，是来自长江以北，被上海人叫做“江北”的苏北地区。诸如开理发铺子的、浴室里给人扦脚的、走街串巷磨剪刀的，还有，就如同王光辉的父亲那样的修鞋匠，他们的说话，多半带着“江北”口音。而“江北人”，在上海地区，又被人们当作嘲弄谩骂他人行为卑劣、缺乏教养的专用词汇，以至于像王光辉这样的年轻人，为了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不敢承认自己的祖籍，不敢让同学、同事或者女朋友去他的家、见他的父母。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群悲情的孩子，他们既不愿意背叛生养他们的父母，又不想被挤出大都市的主流群体；他们既对父母来自农村的粗陋习惯痛恨不已，又无法让城市生活成为自己真正热爱的生活。他们追逐着城市的脚步，却又在奔跑中感到惊慌和忧伤。也许，有些孩子就在这种惊慌和忧伤中远离了故乡和父辈，再也不肯回头。有些孩子，却在成长中正视了整个世界，正视了自己。
王光辉，就像我童年时代的某个邻居男孩，成绩良好，却沉默寡言，不被重视，始终不可能成为班干部。直到有一天考进了名牌大学、做了老板、成了学者，才忽然被发现，原来鞋匠家的儿子也会成才。如果这个孩子有足够的自信和自省，那么我们不用担心他的心智成长和未来生活。如果，这个孩子始终以出身为自卑的理由，那么也许，他将一辈子过着并不愉快的生活，甚至走向极端，比如日本影片《沙器》中那个年轻的钢琴家和贺英良。
当然，这种经验不仅仅适用于上海这个都市，也不仅仅只有“江北人”蒙受着这样的不公对待。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贫穷和富裕、落后与先进、粗俗与文明的区别。而我们的孩子，将怎样面对自己的出身，怎样在不能改变的家庭状况下正视自己？不管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富人家的孩子，这都是一个问题。
《阳光下的呼喊》依然是我童年生活的经验，因珍藏内心多年，我便对它格外珍爱。用上海话说，这叫“瘌痢头儿子自家的好”。有人看上我的瘌痢头儿子，我当然高兴！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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